刘志恒口述，何农成整理：我挣扎在阶级斗争运动里的前半生
我挣扎在阶级斗争运动里的前半生
－－刘志恒口述，何农成整理
我是个老长沙。一九四九年春， 5 岁的我跟着祖父母、父母在内战的硝烟中来到长沙，挤在天鹅圹外祖父家住。经外祖父担保，父亲租了一部木板车，替人拉货糊口养家。不久，我家在戡子桥一条巷租了房，离开了外祖母家。一九五五年，搬到了石英园，后来又从石英园搬到了离南门口不远的灵官巷 16 号。
右派女教师
一九五七年，我考入长沙市十七中十五班。那时候的中学语文课本以古典文学为主，唐诗、宋词、元曲、汉赋及魏晋、六朝散文，课本上都有。教我们语文课的女老师，还不到三十岁，古文学根底深厚，我最喜欢听她抑扬顿挫地吟颂诗、词、曲、赋，听她深入浅出地讲解文言文，上她的课津津有味，越学越想学。
反右运动中，这位深受学生喜爱、受我敬仰的女教师，忽然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教鞭没有了，拿起扫帚做起了清洁工。
在一次野外植树的活动中，我看见瘦弱的她在蒙蒙细雨中，跪在泞泞的泥地上，一锄又—锄，吃力地挖树洞，那疲惫不堪的样子，每一锄都象有千百斤重，湿头发紧沾在脸上，水珠一滴又一滴向下淌，不知是雨水还是汗水。我的心揪紧了，走过去接过她的锄头要帮她挖。她含着泪对我说：“谢谢你，不用！你根正苗红，前途远大，千万别因同情心而影响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影响了你的命运。”多么好的老师，在最艰难的时候仍不忘为学生着想。令人痛惜的是她没能熬过那场政治运动，没有从灾难中挣扎出来，绝望地自杀了。
师生炼钢铁
一九五八年，和全国一样，我们十七中也迎来了大跃进。中学生们和全国人民一样狂热，为了确保国家年产 1070 万吨钢铁，学校停课炼铁。全校师生们在校兰球场里建了两个小高炉，我还当了红领巾钢铁厂厂长。钢铁厂土法上马，一切就地取材，我带领同学到各厂矿求援废铁渣、铁屑。桌椅门窗不知烧了多少，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终于炼出了一些铁块，敲罗打鼓送到市委去报喜。
一九五九年我以优秀的成绩考入长沙市第十中学高 26 班读高中。因为我在中考时语文成绩考的很好，作文是满分，十中有意培养我在文学方面的特长，任命我为学校广播站站长。
校广播站每天清晨要播放催学生起床的晨曲，播放校方通告或学生来稿，播广播体操曲，晚自习后要播新闻和文艺节目。校领导对我十分器重，越南潮剧团来长沙演出，我还被邀与校领导一起出席观看。因此我虽然远比其他同学辛苦，却做的很开心，感恩学校、感恩党、感恩社会主义。我在学习中也十分努力，成绩优异，志满意得的我满怀希望地憧憬着美好的味来。
反动标语
俗话说“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对走悖运的人来讲一点都不假。一天清晨，我打开广播室，开机播放晨曲后急于去洗脸漱口，忘了关窗户。万万没有料到，就是这点疏忽，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离开广播室后，把广播室的门上了镇。当洗漱完毕的女播音员开门进广播室的时候，惊讶地发现播音台窗户玻璃上贴了一张反动标语，高度警惕的女播音员把反动标语撕下来交到了学校保卫处。
忽然间出现这么一件轰动学校的大事，师生们马上都知道了，只有我还一无所知，也没看出别人异样的眼光。标语是贴在广播室播总产音台的窗户玻璃上，笔迹与我的笔迹相似 ( 其实男学生写字都比较遼草及带笔锋 ) ，我顺理成章地成了学校怀疑的重点对象。直到班主任奉学校领导的指示，以了解情况的名义来找我谈话、校保卫处人员对我旁敲侧击，派出所民警向我交待“坦白从宽”的政策，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百口难辩，同学们议沦纷纷，对我侧目而视，我成了众矢之的。
因为不是我做的，连续二十余天的劝诱逼供，也没问出什么结果，学校、派出所一时无可奈何。才 16 岁的我承受不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和被老师、同学冷眼的拆磨，再也无法正常学习和生活。反动标语时时在我的脑海里晃动着，班主任、保卫处干部、民警的声音刻刻在耳旁缭绕。课堂上，老师在讲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见，夜里也睡不着，一天 24 小时都是似睡非睡、似醒非醒，浑浑噩噩地活在混沌世界里。想读书、爱读书，成绩优秀的我一下子成了特差的智障生。我在学校实里是呆不下去了，只得含着一肚子冤怨离开我之前魂牵梦绕的校园－－我的天堂，悲愤地自动退学。
是谁做的案呢，三个多月之后，十中广播站的“反动标语”案得以告破：原来是另一个男生，家庭在近三年困难中受到重大打击，历经劫难，对现实非常不满，就书写反动标语来发泄压抑日久的情绪，他把反动标语从广播站未关窗门的窗口伸进去，再反手贴好 “反标” 。案件虽然水落石出，校方也公布了案情并表示欢迎我返校继续学业，但昨日学校的责难，保卫处、派出所的逼供给我造成的创伤实在太深太深，一时难以平复。我清楚自己再也难以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又缺课一学期了，赶班也难，对回校已提不起一点兴趣，就婉拒了来劝我回校的班主任。
座谈会上的真话
在退学期间，我被长沙市南区汽车修配厂招为电工学徒，汽车修配厂领导对我很好，党支部李书记几次找我谈话，说我生在苦水里、长在红旗下、根正苗红，是厂党组织信赖、依靠并重点培养的骨干。他又对我说：“你的师傅是老工程师，技术是全厂最好的，但政治面貌是个国民党员、历史反革命。你在业务上要学好这个老工程的技术，政治上要监督好这个历史反革命。”
一九六一年，中共长沙市市委举办《党团员青年骨干形势座谈会》，受李书记的指派，我作为青年积极分子参加了三天《党团员青年骨干形势座谈会》。为了鼓励于会者积极发言，鼓励对党讲真话，会议主持者声明了对所有发言人“不打棒子，不戴帽子，不进档案”的三不政策。
我这个不知深浅的毛头小伙，初生牛犊，一方面感慨党的光明伟大，博大胸怀，一方面回忆起了值得吸取的历史教训：大跃进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的虚假大卫星，并没有让人民吃得饱、吃得好，反而让全国人民挨了饿，到处有人饿殍，我在长沙市的亲戚中也有不少人因饥饿患了水肿病。
这 3 年来，我每天最大的感觉就是饿，这种根深蒂固的饥饿感，一直盘踞在心里挥之不去，白天夜里都在拆磨我。已从长沙茶厂调到湖南医学院附二医院当病房护理勤杂工的妈妈怕我们小孩饿不下去，就到各病房捡病人的剩饭剩菜吃，省下自巳的饭给正在长身体的我和弟、妹。妈妈就是这样一个最最普通的中国妈妈，伟大的妈妈，为了儿女，就是撘上自己的性命，她们也会心甘情愿地含笑九泉。我们兄妹也懂事，一有时间就到湘江西岸挖些野菜回来给全家人填肚子、祭牙齿。
一九五九年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引起了我的共鸣，认为耿直的老总说的好。我走访过农村的一些亲戚，发现农村比城市更苦，真的饿死不少人。农民们说，要是没有砸锅毁灶、不办公共食堂，不搞一平二调，决不会有此比地狱还要苦的大饥荒。
座谈会上，圆滑世故的人，从反右斗争的过来人，所说的依然是为三面红旗唱赞歌，照旧在批评彭德怀。可是散会后，个个又牢骚满腹，不是骂娘就是讥讽。我看在眼里，气在心里，觉得他们会上说一套，会下说一套，太没君子风。
说实在话，对毛主席，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我的一家都是打心底里热爱的，我家世世代代是贫农，是毛主席和共产党闹革命的受益者。但是，我又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真正爱党、爱国家就不应该用漂亮的假话来欺骗党和政府，就应该对党和政府讲真话。我讨厌这些口是心非、阳奉阴为的假话；大话、假话已经害了国家，害了社会主义。
本着负责任地对党说真话的出发点，在座谈会的第三天，我作了与众不同的发言：“前两年报上连篇累牍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的报道是吹牛皮的假话，。现在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不是什么形势大好，而是在过苦日子。”“大跃进浪费太大，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人民公社砸社员锅灶办食堂，搞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超越了现实国情，是造成了过苦日子的主要原因。”“彭德怀在党的会议上讲真话，给党主席写信，为民请命，不是反党，是在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我们要学习他而不是批判他。”我还列举了下乡所见、十七中“红领巾钢铁厂”土法炼钢的情况和感想。
我的发言如滚油锅中渗进一杓冷水，会场立即爆的沸沸扬扬。有人当场批判我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公开为彭德怀翻案；大多数人敬佩我敢说真话，却只在会下说，会上没人站出来支持我的说法。幸好会议主持人在我发言后重申了三不主义，号召大家向党交心，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及时制止了对我的批判。但是，批判我的声音清醒了所有与会者的头脑，再也没有快人直语说真话了，结果座谈会一直冷场到结束。
散会回厂之后，我的处境变了。大多数人尽管暗地里敬佩我，说我讲出了他们想讲而不敢讲的真话，但是，为了免受连累，他们都对我敬而远之。一直看重我的李书记对我也冷漠了，直言批评我辜负了党的期望，与党离心离德。我忍不住顶了一句：“难道党希望我讲假话吗？”李书记语塞，长叹着给我留下了一句话：“一个人的路靠自己去走，以后你会后悔的。”
大跃进运动让国家经济萎缩，企业纷纷紧缩编制，精减人员，原来从乡下来的工人一律动员返乡。长沙汽修厂也在大量裁员，我是长沙本地人，人事干部也动员我“光荣离职”。我心底透亮，这是座谈会讲真话的苦果，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怪不了别人，离职就离职吧。
知识分子任长乐
离职后，当时我看到一份“中华美术学校”的招生广告，不但学美术，还开设了古典文学课，我爱好古典文学，也喜欢美术，正好继续我的读书梦。我报了名，参加考试后，被录取了。
“中华美术学校”是民办学校，设在西区文化馆内，条件虽简陋，师资却极佳，教国画的是著名国画家黄遐举先生，教素描和木刻的是长沙市版画名家左中灿，教书法的是书法家王孟林，还有功底很深的右派画家李坤乾先生等，校长是后来常在国外办画廊的任长乐先生。美校的学生也人材济济，不少同学活跃在今日的画坛文坛，《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是我在美校的同班同学。
任长乐校长是个非常惜才，极具同情心的好校长。他发现我因经济困难、家长反对而萌生退学的念头后，连续三晚来我家，再三动员我父母让我读下去，还表示不但不收我学费，连我吃饭和纸笔之资在我学成就业之前都由他负责，甚至说粮票都不收我的。粮食贵如金，我父母被感动了，同意我继续在美术学校读下去，我从家里搬出来住进了任校长家。
任长乐家是教育世家，父亲是长沙市二中的创始人之一，正瘫痪在床，在“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年月，任家也很穷，家徒四壁，连一台电风扇都没有，只有满床满桌满地的书，进他家要搬开书才能走动，我惊喜地发觉走进了书的海洋。
任家只一张床，任母和瘫痪的任父睡床，任长乐睡竹板，我去之后，任校长把书摊平，垫上一大块包装厚纸箱当床用。任校长从书堆中翻出一本古版《芥子园画谱》和线装本《人物十八描》送给我：“学国画没别的诀窍，多临摹多领悟勤写生，这两本书是最好的工具书，市面上根本找不到，十分珍贵。”他告诉我从末借给别人看过 ( 痛心的是这两本文物级的古本珍籍，在文革中被当作四旧抄走烧了 ) 。
任校长不修边幅，头发长长的几个月都不剪，睛天雨天都是一双黑色橡胶套靴当马靴穿，而且黑长统靴上补巴垒垒，有时还贴块白胶布当补巴，尤其是他喜欢穿浅色衣服。甚至白衣白裤，配上补丁垒垒的橡胶长统黑套靴，给人一种非驴非马的滑稽样，有人称他“任神经”，他还自怡自得，自取笔名为“怪笑先生”。其实，我心里最清楚“怪笑”后面的无尽悲凉。
任家没有锅灶，全在二中食堂吃饭，每次吃饭大家总是互相推让，任校长宁可自己不吃也想方设法要让我多吃一点。我不忍穷苦的任校长节衣缩食供养无亲无故的我，，几次要搬回去住，任先生坚决不让我走。
任校长很忙，每天为办学整天劳累奔波，我主动承当了一些校务活动，为校长减轻一点劳累。在做教务的活动中，认识了长沙市绝大部分书画名家。在全国声望都很高的艺术大师张一尊，刘世善、邵一萍、段千湖、颜家龙、杨应修、雷恪、郑定运、黄铁庵……等，这些书画名家都曾有题赠字画送我。可惜这些名人字画真迹又是在文革抄家中被造反派焚之一炬。
在任家吃住了近四个月，父亲单位分了宿舍房，我家从大椿桥搬到了长沙老火车站段务处宿舍。此时不管任校长如何挽留，我还是坚持回家了。
忽喜忽悲
一九六三年夏季，重庆第十三航空军校来长沙招兵，我报名体检并被录取了，全长沙市仅录取两人，办事处给我寄来了入伍通知。据说航校培养空军军官的，进军校即有上士待遇，幸运之神在向我招手，我们一家都十分高兴。
我四处向同学报喜辞行，我的好同学苦妹 ( 音译 ) 约我晚上去湘江边散步。俩人默默无语在江边月色中来来回回走了无数次，临别时，苦妹塞了一封信给我。
苦妹的信是用工整的小楷写在艺术信笺上，信笺上面绘有“杨柳岸 , 晓风残月”的意景图，信的内容赤裸而火热，两年同窗，她说她己整整暗恋了我两年，看的出来，我喜欢的不是她，这让她十分痛苦。苦妹的信让我产生了对她的欠疚，心底隐隐生出一丝不安。
就在我兴致勃勃地准备入伍时，意外的事又出现了：十来天后，派出所突然来人通知我，因名额有限，经研究我的名额被取消了。我如一盆燃旺的炭火忽然掉进了万丈冰窟，是不是政审出了问题 ? 是不是因为六—年我在青年积极分子座谈会上说的真话带来了灾祸。我怀疑那些话都已载入了我的个人档案。这年代最让人无可奈何的就是政审，档案那劳什子你看不到，却可左右你一生的政治前途
忽然间经历了极喜到极悲，从最荣耀到最自卑，太大的反差让我无地自容，无法适应。我无颜去学校，更无颜见老师和同学们，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这时候，团中央正在城市失业青年中宣传“面向农村、面向边疆”，“农村是广 阔的天地，大有作为。”“农村是天，天高任鸟飞，农村是海，海阔凭鱼浮。”团中央号召广大城市青年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用自己的青春、知识和力量改变农村的面貌，极度失意的我马上接受了这条光明新路。一九六三年十月七日，我们 28 个长沙“知识青年”，在喧天的锣鼓声中被送到望城县乔口鱼场。
乔口鱼场的知青
乔口鱼场，条件十分艰苦，场部是低矮破旧的平房，一下子来了二十几位城里的年轻人，平日冷清的场部更显得拥挤和热闹。
第二天，场部召集全场职工和全体知青开会，对知青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场长介绍了乔口鱼场宏伟的发展规划，乔口鱼场有几百亩养鱼池，有近两万亩团头湖水面，发展前景可观。省里为配合知青上出下乡，给乔口鱼场拨来了几十万扩建鱼场的巨款，知青一来，马上投入基建劳动。
我们二十几位知青屁股还没坐热，立即被分成几个小组，背起背包分赴各自所在的江河湖泊、湖坪野地。我被分配到樟木桥，是将建的分场场部，规划要建个万头猪场和几千亩鱼池。
知青们暂且都借住在当地社员家里，每天天刚亮就被叫醒，在湖坪野地上挑砖挖土搞基建，晚上挤在社员家里睡觉。樟木桥也没通电，房东的儿女们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做作业，我不可能挤到灯下面去看书，和孩子们争灯光，只好带着劳累和苦闷坐在黑处休息，然后爬上床胡思乱想，直到入梦。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五日，乔口镇上来了电影队放电影。一年难得几次看电影，人们文化生活极度贫乏。机会难得，我当然不会放过。入夜，我踏着月色步行八里山路赶到了乔口镇，又去场部邀了五六位同来的男女知青做伴，这五六位男女知青中，有—位十九岁的女知青叫珊珊。
知青们都很想家，说没心思去看电影。难得一聚，我见他们不愿去看电影，就提议到湘江边上走走、吹吹风、看看月色、听听江中涛声，散散心。大家欣然接受，各各怀着不同心事漫步在湘江大堤上。南望长沙，电灯光把夜空映的昏黄，我们感觉似乎又回到了火树银花、万家灯火的家乡。
我与珊珊这时刚刚相识，在回顾家园往昔的闲谈中，才知道珊珊和我有个共同好朋友甜妮。珊珊很健谈，讲了很多甜妮的趣事，讲得绘神绘色，我听的津津有味，不知不觉夜巳深，十一点左右我们才各自回“家”。
杀一儆百
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晚正是鱼场总部的政治学习时间，大部分知青都没参加政治学习 ( 有些是看电影去了 ) 。这是知青下乡五天来的头—次政治学习，居然都敢不参加，场领导勃然大怒，场长、书记拍案而起。在他们心目中，这些下乡知青是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混不下去、没人要的城里流子 ( 流氓之意 ) 、是来乡下改造的，如果不及时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今后怕是管不了。为了杀鸡吓猴，他们决定马上给知青们一个杀威棒，拿我开刀立威。我屁股上有屎 ( 档案中有“攻击三面红旗”的黑材料 ) ，是他们选中的最佳待宰羔羊。
十月十七日鱼场场部通知我去开会，走进场部会议室，就感觉出十分紧张的气氛，知青们个个脸色苍白，低垂着脑袋，坟子气也不敢出。珊珊被关在会议室旁的一间小屋里，正悲悲切切地抽泣。
会议主题是批判我和珊珊“破坏政治学习”、 “男男女女深更半夜到江边谈情说爱” 、是“流氓”行为等等。会议开了整整一天，场部布置的贫下中农出身的老工人一个接着一个发言，他们言语粗鲁，火药味很浓，我不服，据理争辩。
一起参加开会的知青们刚来鱼场就分发到五、六处地方，至今还没聚过头，大多数还互不认识。知青中年纪小的只十四、十五岁，最大的才二十一岁，又大多出身不好，个个老实怕事，谁也不敢站出来为我说句公道话。势单力微的我孤掌难鸣，在这场与领导精心组织的杀猴之战中，自然是以卵击石，伤的体无完肤。斗争会的结果是要全场职工监管我和珊珊的生活作风，决不充许再有“谈情说爱”的资产阶级情调出现。
我和珊珊刚刚才认识，只是因为俩人都认识甜妮而多说了几句话，共同的话题也只是甜妮的往事，现在被他们无中生有说成是我与珊珊的“恋情”。他们不仅是想象丰富的让人咋舌，并且还以此为契机，组织了一顿大有成效的、针对知青的杀威棒。
珊珊出身复杂，既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的侄孙女、又是国民党团级军医的女儿，她叔叔还是台湾国民党军的现任高官。无缘无故被批斗，珊珊和我都产生了逆反心里，素不相识的两个人此时偏要频频见面。为了更具剌激性，我们见面的方式就象电影中的地下工作者，两人偷偷互递纸条问候、安慰、鼓励。后来珊珊与另一位知青结婚了，她的老公与我结为最好的朋友。
乔口的阶级斗争
乔口虽然是农村小镇，阶级斗争也抓的如火如荼。小镇里天天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天天有人挨斗挨批，还时不时有斗争“阶级敌人”的万人大会。这些挨斗的“阶级敌人”中，除了地富反坏右之外，教师职业的最多。
我在后来批斗我的揭发财料中。逐渐知道了我档案里的的黑材料有：一，六一年市青年座谈会上“攻击三面红旗”、为彭德怀喊叫屈的言论；二，有丑化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的漫画；三，漫画后面的反动诗。这三条中的第一条我是早就知道的，第二条和第三条却叫我哭笑不得，原来是我与同学周耀开玩笑，把他画成漫画，因为周耀下颌有颗痣，我当初没想过这是毛主席画相特有的标志，也没想到要避尊者讳，就将其画了下来。而那首 “云锦飘然聚日边，雄心倾慕古先贤。满腹牢骚无人识，一身穷病有谁怜。常向书中寻知己，每从被里觅诗篇。春花秋月勤耕作，自有风云绕笔尖”的诗，只不过同学之间的诗词唱和而已，根本就没什么寓意。又是万万没想到，无心涂鸦之作被上纲为丑化领袖、反党反社会主义。
漫画和诗都是少年人生活中的无心之作，无端被翻出来做整我的黑材料，是谁在搞鬼？后来才知道，是苦妹恨我拒绝了她长达两年的爱，伤了她的心，就伙同他人搞了个恶作剧。她把我给同学画的漫画寄给了重庆航校招生办，并附上捡举信，她认为我是因为进军校而拒绝她的，所以她要我上不了航校。没想到我因为她的恶作剧不但没去成航空学校，还成了现刑反革命分子，不时要挨斗挨批，给我酿成了一波又一波的灾祸，成了我一生的梦魇。苦妹后悔莫及，但大错已经铸成，无可挽回。
我怪她却没法恨的起来，直到因此而蹲了七年“现行反革命”冤狱，也没恨过她。只是我发誓从此不摸画笔，被众多老师看好的那个好苗子从此枯萎了。
有了这三条大罪，我已经是注定的“阶级斗争”的活靶子。
文革始伊，我被打成“小邓拓”，小会上斗了好几次。我担心被拉到万人大会上去斗，整天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可是， 越担心什么越是来什么，一九六八年的一天下午，又一次乔口地区揪斗“阶级敌人”的万人大会召开了。
主会场设在万寿宫古庙戏台，其他礼堂还设了几处分会场，大喇叭安装在街上大吼大叫，显得紧张而又诡异。基干民兵押着十几个地富反坏右分子和被剃了半边头的教师跪在台前，口号声震耳欲聋。主持批斗会的乔口地区工宣队周队长大声疾呼：“乔口地区阶级斗争的盖子还远末揭开，今天揪出来斗的还只是一些浮头鱼、死鱼，更多的阶级敌人还坐在你们中间，例如乔口鱼场的刘志恒，从六一年以来一直书写反动诗词，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攻击三面红旗，为反党分子彭德怀鸣冤叫屈。他还画漫画丑化毛主席，写反动诗。他祖父是老国民党伪军官，是老反革命，右臂上还刺有蓝色的‘反共’字样的纹身。”
工宣队的周队长把嘴巴对准麦克风，大声喝问：“乔口鱼场的刘志恒来了没有，限他三分钟内跪到台上来向人民认罪。”我被周队长的话吓呆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就糊里糊涂地被民兵揪上了台，上台后也不晓得跪，被人在后腿弯狠踢了一脚才跪了下去。
祖父是“伪军官”？右臂刻有“反共”二字？我从没听说过。倒是依稀记得祖父家很穷，年轻时曾当过兵，吃过军粮，曾追跟彭德怀参加平江起义，做过彭德怀的贴身勤务兵。后来在一次行军时被竹签刺穿脚背，为了不成为队伍的累赘，就回到家里养伤，彭德怀还来看望过我的祖父，并留下两块银元给祖父养伤。祖父伤好后与北上抗日的大部队失去了联系，就用这两块银元在乡下开了一家小饭店养家糊口，莫非这就是 “伪军官”的来历。
我也依稀看见过祖父右手臂上是刺有一排蓝色的字，因年代久远根本看不清，我从没问过刺的是什么字，工宣队怎么知道是“反共”。
当天晚上，我在监管中找机会写了封信托人带给了父亲，询问祖父右臂刺的是些什么字。第三天我的父亲就匆匆赶来鱼场，并找到工宣队周队长说明了祖父手上一排蓝色字迹的来历：
祖父少年时代就父母双亡，与一个姐姐相依为命，因为穷的难以维持生存，八岁的姐姐被迫卖给一彭姓人家做童养媳。姐弟情深不忍分离，祖父的姐姐用针蘸墨在祖父右手臂上刺上一排字，这排字是祖父姐姐的生庚八字，父亲还向工宣队提供了彭性人家的详细地址。祖父手上的字不知是谁发现的，并肯定为“反共”二字，成为万人大会上悚目惊心的阶级斗争的活教材，至今是个谜。
祖父纹身的问题澄清了，并没有给我带来半点好处，对我的批斗反而升级了。全场停产闹革命，对我进行了日夜批斗的车轮战，持续四天四晚。有不少知青和职工暗中同情我，我也极力申辩，领导们愈见气愤，说我不老实，就采用了公开档案的绝招，将档案中反对三面红旗、为鼓德怀翻案的反动话、丑化领袖的“漫画”、对现实不满的“反动诗”等铁证都一一贴了出来。人们的阶级感情果然被激发出来了，出于对毛主席无限热爱的感情，“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们纷纷上台来声泪俱下地控诉我，说我想变天，想让他们吃二遍苦；想火线入党的积极分子围上来揪头发、拳打脚踢。
我死硬不认，再三申辩写的诗只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那张漫画不是丑化毛主席，是和同学周耀开玩笑画周耀的，因为周下颌也有一颗大肉痣，而且我在纸边上有注明，一个草写的 X 字。 ( 被斗我的人分析为反写的“毛”字。 )
组织批斗的鱼场领导见这么强的火力还没斗垮我，就策划了一场更大的诬陷。由驻场的干部出面，无中生有地在会上宣布：刘志恒不但有反革命的思想和言论，还有具体的反革命行动。经长沙市公安机关立案查证，刘志恒筹建了有枪、有电台的“反革命组织”，还印发散布过反革命传单。
批斗者捆往我的双手悬空反吊在屋梁上，严刑强逼我交待莫须有的反革命纲领、反动组识、电台、枪和反革命同伙。三人成虎，到了这个时候，那些同情我的知青和同事们也真假难莫辨，不得不和我划清了界线。
一刻也难熬的肉体巨痛和毁灭性的精神打击，让我这个铁汉子也坚持不下去了，一天中午，我写下遗书：“我不是反革命，我热爱毛主席热爱党，请党查清我短短的一生。”然后砸开被钉死的窗户，冲到井边一头栽入了十几米的深井中。
知青们发现了我投井自杀，急急忙忙把我从井里救上来。投井未死，我暗下决心，咬牙顶住，相信如能不死，终有还我清白之日。那些斗争我的革命派认定我妄想以死来威协党组织，这股嚣张的气焰必须狠狠地杀下去。他们将刚从井里捞出来、冻得浑身打颤的我又押上了斗争台，又连续斗了两天。没有斗出什么名堂，鱼场领导无奈之下，唯有将我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份子”，交群众监督管制。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对象已转向了党内走资派，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造化弄人，把我塑成阶级斗争活靶子的领导们，如今也被造反派塑成了的阶级斗争的活靶子。造反派不但活学活用了他们整人的那一套，还把那些酷刑发扬光大了，现在他们也在享受着他们原来施加在我身上的一切，并与我关在一起，此时此刻不知他们作何感想，是不是忽生忏悔了？但是，我没有一点幸灾乐祸，心底涌出的只有深深的悲哀。
因为我与这些原来的大小干部们相差了很多个等级，对我这个最轻量级的阶级敌人，监管反而相对松了许些。
塞公失马
一九六七年春夏之交，我被派往湘江堤畔的江河捞苗队捕捞鱼苗，虽然名义上是在监管中改造，实际上都是虚的，同事们与我的关系又亲密起来。
捞鱼苗工作非常辛苦，天不亮驾小船到江中悬空木架上去洗捞子 ( 捞子：是一种放在江河中收集顺水而来鱼苗的麻布工具 ) ，半夜深三更也要架船到去洗捞子，有时江中飘下来的死尸也会冲到捞子里。
一天天没亮，我一人架船洗捞子回来，上岸时不小心踩翻一块江堤上挡浪的大麻石，当时只觉得右脚巨痛，勉强跛上江堤，借灯光一照，只见右脚一条一寸多长的伤口内白骨森森，皮外殷红色的血流如注。幸好当地的村民及时发现了我，马上为我请来一位住在江边的老人，用草药给我止血、敷药、包扎，又一再叮嘱我要忌口 ( 不能吃影响伤口癒合的食品 ) 。
以后，这位老人每天都带着孙女爱莲来给我送药换药。他们不管我是不是“小邓拓”、是不是“现行反革命”，尽心尽力地为我医治。
这位慈善的老人不但古道热肠，还有一身好武功，他是自学成材的土郞中，疗伤医术高明，经常为别人义务治伤。我受伤后从未进过医院，就是在这位老人精心的冶疗下，慢慢地好了。
天下的事无奇不有，谁也预料不到，这位老人的孙女爱莲后来成了我患难与共的妻子。
住在湘江边上的爱莲刚十七岁，一头浓密的柔发垂到腰际，她很美很美，美的让我不敢直视。爱莲每天随她祖父来给我的伤口清洗换药。望着爱莲灵巧红润的双手、望着那双会说话眼睛、听着那散发着青春气息的欢声笑语，虽然我没有半丝不安份的念头，但我的心总是莫名的跳快，伤痛也减轻了许多。我天天都在盼望她的到来，每天换药的时候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在爱莲和他爷爷的精心医护下，我的伤渐渐地好了。一天傍晚，我拄着拐杖下堤散步，不由自主地走到了爱莲屋前，屋里亮着灯，灯影下，倩丽的莲正在给蚕换桑叶，这间小屋是生产队的养蚕室。我的两条腿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爱莲甜笑着招呼我帮忙。我心不在焉地帮着，眼睛偷偷地往莲莲身上溜，一不小心，一条蚕宝宝掉到了地上。爱莲笑着说：“小心点啊！不然要你也结个窝在这里。”
我一怔，脸刷地红了，抖抖嗦嗦地结巴着：“我……我倒是想在这里结个窝，只怕是……没这个福。”莲莲听出了我话中的意思，脸一下子红到耳根。
“我一无所有、还在挨斗，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心里在叹息着，脸上愁云密布。莲莲看出了我的心思，劝我：“运动中挨斗的大多是有本事的好人，我不认为你是坏人。忍着点吧，世道总会变的。”
我和莲莲往来渐渐频繁，爱情从无到有，从淡到浓，随日而增。最后两人竟确立了恋爱关系，我做梦也没想到，莲把她的父母爷爷都说得同意了这门婚事。
历尽劫难
文革运动已经从文斗发展到武斗。莲莲的祖父和父亲怕我在运动中挨打，要我住到了他们家，他们是当地很有名望的武术世家。他们每天教我学学武术，练练拳脚，我象是上门女婿，过的十分惬意，青春朝气又慢慢地回复到我的身上。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是一切工作的开路先锋，运动到了“斗批改”阶段，当权者又准备将我这个“阶段斗争活耙子”揪上斗争台。三十六计－－走为上，得到消息后，我脚底一抹油，跑回了长沙城，一头扎进—个知青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天天编写《反迫害战报》，连家人都找不着我。
跑回长沙一个多月，我与外界断了音信，莲不放心，单身一人寻到了长沙我的家里。十几天后我因事回家，两人才得以相见，之后就生活在长沙爸妈家里，直到女儿出生。后来，我们不忍一家三口成为父母难以载起的负担，又搬回了乔口镇爱莲的娘家，岳父为我们让出一间厢房，我们小俩口就算是自立门户了。
一九七 O 年清理阶级队伍，我又在劫难逃，光斗我的万人大会就开了十几次。毛主席每发表一项新的最高指示，就要庆祝 一次，庆祝会上最好的庆祝就是对敌斗争，也就是我上台挨斗的时候，公开发表《七律 . 冬云》这首诗的时候，下面庆祝了三天，我被斗了三天。此时“斗死敌人未足奇”比“冻死苍蝇未足奇”来的更现实、更普遍。
一九七 O 年三月七日，斗争会的组织者派人到长沙我的家里，抓待产的爱莲去乔口陪斗，我父母含着眼泪无奈地清好衣物，准备让爱莲天亮后跟着来人坐船回乔口。爱莲又惊又气，动了胎气，这天半夜提前发作难产，婴儿先伸出来了—只脚，吓的我母亲赶快卸下一块门板，邀请来人一道抬着爱莲跑步送到了医院。经过医生抢救，幸得母子平安，爱莲也因此躲过一劫。
死亡线上的挣扎
一九七 O 年四月，我被作为“现行反革命”逮捕入狱。造反派到我的岳父兄弟家挖地三尺，寻找我的“反革命罪证”。莫须有的罪当然是无所证，始作俑者不甘作罢，就将我的“材料”寄到爱莲哥哥所在的部队。我那老实憨直、任劳任怨的妻哥，在部队表现很好，已经入了党，部队首长正准备将他提干，忽然受我连累，服役还没期满，就被提前复员。
我入狱后，爱莲就更苦了，不仅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还要承担起母子三口的生计。母子三人因为是“反革命家属”，干部们居然断了她们的口粮供应。母子三人在生死线上煎熬挣扎，有时个多月不见一粒米，靠红薯、萝卜……维持生命。中国人的传统是与人为善，在任何时候，都会有许多善良的好人。周围的人们纷纷对爱莲伸出了授助之手，有位素不相识王姓村民一次就给莲莲送来一千斤耦煤；我的一些老同学们省吃俭用，偷偷资助爱莲钱粮……
可怜挣扎在水深火热的爱莲，除了精神生活压力之外，还有别的危险隐患在窥视她：—个刚刚退役的年轻人，是正当得势的当权者，垂涏爱莲的美貌，妄想占她的便宜。他对爱莲百般诱逼不成，就造谣蒙骗爱莲，说我在狱中不认罪、抗拒改造，又被加刑十年，劝莲与我离婚，改嫁给他。爱莲崭钉切铁地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这辈子生是刘志恒的人、死是刘家的鬼，志恒就是加刑到—百年，我也终身等着他。”那个人又恼又怒，却也奈何不得。
为了不再连累父兄家人，爱莲从娘家搬了出来，她找了当地一家村民废弃的猪舍，打扫干净后，带着两个孩子搬了进去。
为了挣钱吃饭，她从医院揽来劈医用竹棉签的业务，起早摸黑，靠一把菜刀两只手，每天劈出一万根医用竹棉签。一家三口就靠劈棉签维持生计。猪舍四壁透风，冬如冰窖、夏如蒸笼。夏夜，蚊子成群，一抓一大把，土蚊烟起不了作用，莲莲装上满满两大桶水，把双脚浸在水里，蚊子咬不到了，却为日后的风湿痛留下了隐患。
鸣冤
入狱后，我天天叫冤，上诉了百余次，都泥牛入海。爱莲拖儿带女一次次到省委、市委、省军区告状。她还向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写了几十份申诉信，也末见有答复。
班房里的犯人很多很挤。监舍阴暗潮湿，靠墙是一排木板搭成的通铺，犯人像摆咸鱼一样一个紧挨一个睡，每人占地不足一市尺，想翻身得同时翻，至于伙食，一菜一汤，菜是老白菜、汤是黑酸菜汤、饭是从未见过的黄中夹白的霉米，经常在吃之前要仔细地选一阵饭里蒸熟了的小白虫。每人每餐只一小钵 ( 二两米 ) ，当时也有犯人抗议饭菜有砂子布巾和霉块小虫，但马上被铐了起来，管教干部大声训斥：“这里是监狱，不是叫你们来享福的，谁不老实改造，决没有好下场”。
“一打三反运动”来了，天天有不少人送进来，监狱人满为患，看守也大不够用，有关部门请了不少临时工 ( 民兵 ) 来充任。看守民兵来自农村，没经什么培训，常常在过道里大呼小叫，遇上犯人中有老乡熟人的就避开其他看守聊上一阵，甚至还帮忙递个纸条什么的。
我在狱中最盼是提审，总以为看守所是国家的专政机关，是最讲实事求是的。
终于盼到了提审这一天，而对预审员，我反复强调对党对毛主席是热爱的，仅凭与同学开玩笑，下颌上画有一点痣就说是丑化毛主席光辉形象，没道理，而且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在丑化伟大领袖。我反复提供了与我互画过漫画的同学名叫周耀，是当年我在长沙民办中华美术学校的同学，周下颌的确长有一颗大黑痣，而且漫画的边上还明明白白地草写了一个“周” ( ) 字。可是，办案人员不但不听我的申诉，辨析真相，反而说这个草写的“ X ” 字是个反写的“毛”字，正是丑化领袖的铁证。到这时我才知道什么是“欲加之罪”，什么是司法部门的实事求是。
第二次提审时，法官问我还有什么要讲的，我只气愤地说，“我想不到你们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的水平这么高。”从此，就再没人来提审。几个月后我被押赴青峰山召开万人大会宣判，判决书上写着：“刘犯自一九六一年以来，书写反动诗词，丑化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像，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恶毒攻击党、攻击三面红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被捕后态度顽抗，在监内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监外执行
大概他们认为我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对社会并无危害！就将我押交给乔口鱼场监外执行。“下乡知青”变成了“现行反革命”在押犯，生活原来还会这样！以后每天还是与同事们一道出工，同事们并没有歧视我，他们见我坐牢后身体差了，处处给于关照，经常有人买了烟偷偷塞在我的被子里、还有人几次蒸了肉饼放在我的床下。
乔口鱼场派我到樟木桥分场喂猪，具体对我进行监菅是鱼场人事股罗股长。罗股长是“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当地旧社会著名的三根讨米棍之一，参加过抗美援朝。罗股长过去待我亲如兄弟，现在却疾恶如仇。每次批斗会上他将我捆得最紧，而在劳动中他却宁肯自已不吃饱也要让我吃饱，他说他不恨我这个人，恨的是我丑化了他心中的神 --- 毛主席。
我的腿上生了个大毒疔，首先是奇痒奇痛，随后是出水化脓，最后烂到深可见骨，烂了两个多月，罗股长仍逼我天天泡在齐胸口深的臭水里捞猪草。可能是以毒攻毒吧，这毒疔未经任何治疗，烂了近三个月竟自已愈合了。不过留下一大块伤疤至今还痛。
在监外执行期间还发生过—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一次，我被戴上一尺多高的尖顶白纸高帽、写上“现行反革命份子刘志恒”，划上红 X 、反绑双手、在一千多人的簇拥下游街批斗。
乔口小镇热闹非凡，各公社、大队的人都来了，一路上，打倒反革命份子的口号声一阵接一阵，当游到人最多的街中心时，我也钻空子高呼一声“打倒谭 XX( 乔口渔场书记 ) ”，毫无思想准备的人群也跟着我振臂高呼“打倒谭 XX ”，连谭 XX 自已也举了手高喊“打倒谭 XX 。”随之一阵大笑，谭书记气极败坏，几个积极份子冲上来要对我拳打脚踢，人群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疾呼声却一浪高过一浪，让他们迟迟疑疑打不下去， 游斗在争吵中流了产，以后也没再搞游斗了。
一九七一年春，县委书记周世华来乔口鱼场视察，谭书记等人向县委周书记反映了我不认罪不服改造的种种“劣迹”，县委周书记当即指示将我收监。几位知青和同事从鱼场积极份子口中打听到将我收监的具体日期后，纷纷向我通风报信，都一再劝我快跑，还有同事硬塞给我钱和粮票。 我相信这个国家这个党不会一直这么下去，总有云散天开的一天，就谢绝了大家的好意。
收监前一夜，我通宵未睡，坐等天明，准备迎接更艰难的日子。凌晨四点左右，几个民兵来了，如狼似虎把我五花大绑，发现我的被包都捆好了，问我是不是想跑，我说：“要跑我早跑了，我收拾行李等你们好久了。”他们大奇，问我是怎么知道会收监的，我说县委周书记一来就想到会收监了，如果这一点都想不到，还能适应这斗争环境吗？
进了长沙城，百般感慨齐涌我胸头。长沙，我的家乡，我爱你、日夜想你，今日是戴着手铐回来看你了。我想家，想我白发苍苍的老祖父、想含辛茹苦的父母亲、想刚刚成年就我受连累而下乡的弟弟妹妹。到了家门口，我再三哀求押送的人押我到家门口见上亲人一面。他们都没作声，我知道他们内心是同情我的，但是，残酷的阶级斗争使他们不敢。我再三苦求，人性到底还是战胜了政治，他们流着泪解开我的手铐，把我带进一家离家不远的茶馆，一个民兵看守着我，一个民兵去我家喊我的亲人来见面。
可惜，家中只有老祖父在，白发苍苍的老祖父泪流满面，连门也不关就跌跌撞撞来了，祖孙两人抱头痛哭。祖父在身上左翻右寻才找出皱巴巴的一角钱 , 买了两个馒头塞在我手里。除了流泪眼流看泪眼，别无它法，祖父眼巴巴地看着我被押到长沙看守所去，这是我与祖父最后的见面。我可怜的祖父死都不信他最痛爱的长孙犯了反革命罪，进了班房。后来祖父在临死的时候，我正在监狱里，祖父很想再见我一面，一再呼唤着我的名字，睁着眼睛走了，死不瞑目啊！
在狱中
犯人里人才济济，什么绝活也有。
犯人们想抽烟了，苦于没火种，石神偷就来为大家解难。你看他用一根稻草芯包上棉衣里抽出的烂棉花，外面再包一层黄草纸搓紧，脱下脚上的木拖鞋在木板床上用力紧搓紧压卷成了筒的棉花草纸条，不几分钟即可闻到一股糊味，赶紧扯断棉花条轻轻扬几下即冒烟了，吹燃后再点燃一条烂布搓成的绳子以保存火种。把这条出烟的烂布绳子吊在马桶边，让臭气掩盖燃布条的焦糊气。为了防止烟味太浓而引起看守注意，一次只许两人吸烟，其他人围着打掩护。
有一次，看守终于在门外闻到了焦糊味和烟味，突然冲进来查监，什么都翻转了，连马桶都用棍子搅了几遍，竟什么都没查到，只是石神偷苦着脸捂着肚子喊肚子痛，看守只得送来了去痛片。原来石神偷将烟和火都塞进了裤档，看守自然不会到犯人裤档中找火，而未熄的火却把石神偷的档烧了个大水泡。
几天后 , 我被押解到了位于湖南省茶陵县的咪江劳改茶场，这是湖南省的模范监狱，规模很大，高墙电网之内分别关押有男犯、女犯，据说汪精卫的秘书和潘汉年都在这里关过。铁网之外有茶厂、有工人宿舍区、有美得醉人的青山绿水。
进狱之初 , 几十个犯人按高矮排队，我幸而排在后面，管教干部一个个点名并问各人有什么特长，我发现有一技之长的人都被叫出队列，就灵机一动，谎称自已学过电工，于是我被分配在电工组，比其他犯人劳动强度轻松多了。人也方便和“自由”的多，为我日后的写、寄上诉书提供了机遇。
犯人们被剃了光头，衣服和提桶脸盆上都用红漆写上“劳改”。一个个犯人被编号，犯人之间都不许喊姓名，只喊号码，相互之间不准谈论案情。
我是著名的只服法不认罪。在每周一次认罪服法犯人会上，我都大谈要认真服法，监狱是执法的国家机关，服法是对国家的尊重，正如林付主席讲的那样“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至于我不认罪，是因为我无罪可认，我相信历史将证明我无罪。当然我的每次发言都遭到管教干部的训斥，但我小心冀冀 , 从不违反监规，他们也没把我怎样。
监狱里鱼龙混杂，政治犯、刑事犯混合在一起。睡在我右边的是大右派钟叔河。钟叔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老出版家，也是知名的历史学家， 1949 年参加《新湖南报》 ( 后改名《湖南日报》 ) 编辑部工作，任记者、编辑、报道组长，同时从事近代文化思想演化的研究。 1957 年被划为“右派”，文革”期间身陷囹圄十年。 1979 年落实政策以后，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 1982 年被评聘为编审， 1984 年为岳麓书社总编辑、编审， 1989 年任湖南省新闻出版局编审。
钟叔河老先生才华横溢，学富五车，无论唐诗、宋词、元曲，信手掂来；世界史、中国史、文学、美学……无不精通。这位老人慈眉善目，一付长者和学者的风度，他也喜欢我，俩人结成了患难中的忘年交。钟老的家人十分挂念他，经常有衣物和食品寄来，钟老从不吝惜，次次都给大家分上一点。
睡在我左边是粗俗不堪的惯偷曹流子，对这样的人我也不得罪，疏而远之。 有一天，曹小偷却偷上了钟老右，大家都气愤不过，嚷嚷着要报告干部，钟老却息事宁人，算了算了，大家都不容易，有什么困难互相帮一下就是，不准大家报告干部。曹流子却装得与此事无关，还大骂小偷缺德。
我气愤不过，当晚趁曹流子去洗澡之机，从曹流子床垫下找出脏物还给钟老先生了。钟老嘱我不再声张。曹流子发现脏物不见了也未作声，猜到是我所为。
第二天下午，我到建筑工地布设电线准备晚上加班，我把整个工地电线全架设好后，特地合上闸门试了电，所有灯全都亮了，—切正常，我才在看守押解下关了电闸回监房。而小偷曹流子是架子工，晚上架子工要参加建筑工地的施工，结果，天黑关上电闸开灯，只见蓝光一闪，灯没亮电线却烧糊了。劳改场认为是阶级敌人搞的破坏，最有可能的就是我，因此，我所面对的是将被当着新一轮阶级斗争的靶子。没有人找我谈活，只是从管教干部的眼神中我已看出，从干部信任的犯人小组长口中，得知干部正在上报给我加刑。
我急了，决定冒险与曹流子谈—次话，摊牌。
一天中午，我请干部所信任的犯人小组长先躲在犯人大礼堂的舞台幕布后，我把曹流子单独喊到大礼堂舞台幕布边，首先我承认东西是我寻出来还给钟老的，我讲钟老是位好人，被偷了还息事宁人不准大家报告干部。曹流子说：“我不恨钟老，我只恨你多事，我把两根电线绞在—起只是给你点小小教训，今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少讨我的嫌。”
犯人组长向管教干部真实地汇报了躲在幕布后听来的—切。真相大白，曹流子受了处分，我也被管教干部一顿臭骂：“你好大的胆子，在看守所还敢私设公堂，搞起包公破案来了，你心目中还有没有管教干部，还相不相信政府，还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 骂就骂吧，我一声不吭，只要不加刑就谢天谢地了。
不屈不挠
一九七三年，我找机会给父亲寄出—份三万余字的申诉材料《狱中来信》，父亲刚从“学习班”出来，收到我寄来的材料，用四个通宵写成三份共百余张大字报分别贴在长沙市最繁华的五一广场和长沙县县委门口，标题为《狱中来信》的大字报轰动全城，每天上万人围观，影响极大。沸沸民声促使市、县为我成立专案组复查。
我上百次申诉、斗争和家人的泣血抗争，加之专案组也找到了原《中华美术学校》的同学周耀，查验他下颌上确长了颗大肉痣，终于为我平反了冤案，判刑七年的我只劳改四年，在一九七四年经县人民法院复查，作出了“撒消原判，予以平反”的复查平反决定。
《长沙县人民法院关于对刘志红案件的复查决定：》
( 原件全文 ) (74) 法刑复字第 38 号
刘志红，男性，现年二十九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原系长沙县乔口鱼场职工。一九七 O 年十月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七年收监执行。
现经复查，原判认定与事实不符。刘志红虽在文化大革命前有一般政治性错误言论，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因此以现行反革命对刘逮捕、判刑是错误的，是由于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扰所迫害，据此，本院决定：撤消长沙县公安机关军管小组 (70) 军公判字第 116 号刑事判决书，对刘志红同志予以平反。”
一九七四年六月五日 ( 章 )
县法院在平反复查决定上仍保留了“在一九六一年曾有过为彭德怀歌功颂德等”“有一般政治性错误言论，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等语，更谈不上蒙冤入狱应有的国家赔偿，甚至连坐冤枉牢的工资都没补发。不管怎样，我总算平反出狱了。而为我心力交瘁的父亲苍老了、衰弱了，才四十多岁己是满头白发。
求生存
下放所在单位乔口鱼场不肯接纳平反出狱了的我，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用知青血泪染红顶戴的谭书记拒不安排我的工作，更不肯补发我坐四年冤枉牢的工资。还说：“当年抓你有理，是大好形势的需要；今天放你也有理，也是大好形势的需要，党为你落实政策了，你出来后要感谢党的政策英明伟大，老老实实做人。至于你要工作、要工资找县里去，谁放的你，你找谁。”我找到县里，县里说管抓、管放，但不管工作和工资。
我没能力也没意思再陪他们玩下去，但人不死就要生活，无奈之下，我只身返回长沙，重新在长沙找饭吃。只是我这个土生土长的长沙人，现在已经成了没有户口吃黑市粮的黑人。 为了生存，也为了回赠妻儿为我付出的的劳苦，我没日没夜的做苦工，挑土、拖板车、搞冷作、烧电焊、做水工，我什么事都做，什么苦都吃。
我的事害苦了家人，我对家庭抱着深深的愧疚，不忍心再住在也十分穷苦的父母家中打秋风，就向长沙城郊一位菜农租了一间小房，架块竹板作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因为长年批斗和四年狱中折磨，摧垮了我的身体；天天吃烂菜叶又没什么营养，在超强体力的劳作中，终于病到了，不得不进了医院。一检查：乙型肝炎、转氨酶高达 900 多，医生说：“赶快住院，小心肝昏迷！”
有什么条件住院啊？我拖着疲软的双腿慢慢地走回了蜗居的郊外小屋，父母也只能望儿悲叹，买来半斤墨鱼给我补充营养。为了怕妻子着急，也为了怕将乙型肝炎传染给妻儿，我没告诉爱莲，但不知怎么莲还是听说我得了乙型肝炎。没几天爱莲就带着孩子到长沙来了，爱莲还托她的父亲找村上人借了条小木船，将家中简陋的几件家俱都搬来了，她是打定主意要一家人厮守在一起。
我埋怨爱莲不该来，因为乙型肝炎是会传染的。爱莲说：“怕什么，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起。”爱莲来了之后，蜗居里炊烟袅袅，孩子哭声、笑声不断，十几平米蜗居朝气勃勃，生机盎然。我病了无法出门打工，莲莲没日没夜地劈医用竹棉签，维持一家四口的黑人生活。
我没条件住院，爱莲到处寻医问药，终于从—位老中医处打听到一种用田基方、夏枯草、茵陈三味草药组成的三草汤，这个偏方治肝炎效果好，又便宜，才几分钱一付，莲莲天天坚持依时按刻熬三草汤给我当茶喝。在莲莲一年多精心护理下，我再没进过医院，几近病危的乙型肝炎竟神奇地痊愈了。
柳暗花明
一九七九年，我父亲因晚期肺癌开刀住院，父亲单位长沙市工业品供应公司出于对我一家的同情，马上为我办理带工龄回城顶职。但是，乔口鱼场的谭书记却卡着户口不放。后来工业品供应公司劳资课石科长从劳动局多要了一个招工指标送给谭书记，让他招他的亲戚，谭书记仍未完全松口，似在犹豫中。与此同时，我也通过关系，找到刚解放出来工作的老县委书记杨伯槐，将我的情况说与他听了，请求他帮忙。杨书记立即亲自打电话，指示鱼场放人，谭书记这才放我一条生路，我终于又变回了长沙人。
妻儿户口仍在农村，在长沙还是没有口粮、没有一切配购物资的黑人，孩子们在一天天长大了，没户口将无法入学。我面临的除了谋生外还要想方设法如何让爱莲母子三人的户口进城。我到处打听、多方奔走，四处碰壁。最后 得到一位好心人指引的—条捷径－－叫爱莲装癔病。上面有规定，城镇职工在农村的配偶，有臆病者可解决非农业户口，而且癔病很难检查的出。
万般无奈之下，爱莲不得不装成臆病患者，为了装得像，她四天没有吃饭，披头散发，饿得面黄肌瘦，房里摆着粪桶，臭气冲天。来验证的派出所民警走进我家，门一开，恶臭扑面而来。他捂着鼻子走近床边，摸了摸莲莲的手，冰凉冰凉，莲莲睁着无神的双眼望着来人傻笑，这位目测者一言未发，叹一声气走了。
七天后，派出所通知：市公安局已批准莲莲母子三人户口从农村转来长沙市落户，一家人都成了长沙城人。我也端上了铁饭碗，只是伤痕累累的我也已经筋疲力尽、落的一身疾病、一身债务了。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