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河：一户普通人家在政治运动中的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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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户普通人家在政治运动中的沉浮
－－作者：刘志河
每个人都有故事。我的外公外婆一生坎坷，历经磨难，虽是普通百姓，但仍然有很多故事。只是外婆对于过去的苦难不愿意回忆，更不愿向孙辈诉苦。即便如此，我也从她平日的只言片语及亲戚中的聊天中了解他们二老过去的故事，知道了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沉浮。他们是时代弄人的生动典型，其事迹注解了历史的变迁。
我外公外婆生于三十年代的湖南省临湘县幕阜山余脉的农村里，自幼家境贫寒，几乎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外公年少时就肩负起家庭重任，走街串巷做小生意，不仅颠沛流离还要躲兵躲灾。外婆则是从小向往诗书之家，操持家务时也是手不释卷，一心想要靠读书争到个好生活。
建国后，社会气象朝气蓬勃，外婆因为品学兼优，1952年考上了湘潭师院。其实依她的成绩，考上长沙的学校没问题，但是她感谢新社会给予她这样穷苦女子读书机会，心向毛主席，所以选择到毛主席的家乡去读书。她尚在读书时就嫁给了同为老乡的外公。毕业后，因为“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的偏见，拒绝当老师，进入商业系统。
我外公因为出身贫农能写会算，再加上工作努力，在湖南攸县当上一名林业干部，每天带着一批人到罗霄山里拖木材毛竹，然后上交给国家。伐木运输的生活很是艰苦，不过两口恩爱生活倒也平静。
然而，命运随后发生逆转。五十年代末，大跃进浮夸风浪潮甚嚣尘上，攸县这个小地方也概莫能外。当时的县委书记在全县干部大会上放卫星，提高木材征收量。生性耿直的外公觉得书记的指标不切实际，于是当面顶撞县委书记，说他下达的任务是瞎扯淡。
五六十年代，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的干部很少，但是独断专行胡乱指挥的却日渐增多。县委书记见有人胆敢违抗他的命令，一时火冒三丈，于是给外公扣上右倾保守的罪名，顺势将外公打成右派。1962年，遭受多次批斗的外公被打回原籍，下乡种田!
虽然外公当年在老家也算有名气，走出农村当上国家干部后更被乡下农民羡慕，但是这次是顶着右派的大帽子极不光彩地遣返回籍。落难的凤凰不如鸡，外公外婆在老家的政治地位极其低下，只比村里的前地主好一点，任何人上来都可以吐口唾沫给个白眼。外婆小心谨慎见人就陪笑脸，外公依然耿直仗义，主持公道经常帮忙。好在农村里面都是乡里乡亲，多少都沾亲带故，心里面都有自己一杆称，斗争也不像外面那么残酷，慢慢地，外公外婆在老家逐渐站住了脚。
外公种田不在行，也不甘心种田，挣的工分还不如老实巴交的外婆多。再加上成分不好，生产队派的活都是累活苦活不挣钱的活，家境一直没有多少起色，一年到头起早摸黑还欠生产队的钱。生活极为清贫，红薯是主粮，青黄不接时就得上山挖些竹笋野菜。有一次，一个亲戚到外公家来串门，正巧家里没人，于是将带的腊肉放到屋檐下，不久便被路过的生产队长顺手拿走，为这件事，姨妈和我妈流了一个星期的眼泪。
外公外婆吃过落难时无人帮忙的亏，再加上家里缺劳力，于是相继生了六个孩子。家境本身就贫寒，嘴一多就更显困难。平常他们忙于劳动，难以照顾孩子，小孩都由大孩带，岁数稍微大一点就要下地干活挣工分。为了减轻负担，更为了避免政治株连，我大姨很早就出嫁，二舅也是早早自立门户。
日子过得实在是困难，外公又想起当年的老本行，于是借了生产队的马车跑运输，借以贴补家用。然而没过多久就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的典型，批斗得死去活来，几乎被扒了一层皮。
尽管下放农村的生活如此艰辛，但是外公外婆并不后悔，外公庆幸自己逃脱攸县那个政治是非之地，否则不知道要受多少次政治批斗;外婆庆幸自己没有当老师，不像她从教的同学，在讲台上被自己的学生批斗;甚至庆幸自己没有选择调去长沙，逃脱了六十年代那场震惊全国的武斗。
假如不出意外，外公外婆就会一辈子在山沟里面种田，我的舅舅们还有我妈也会当一辈子农民，而且还是低人一等的右派子女农民。然而，到了政治气候好转的70年代末，国家开始给右派平反，返城的人逐渐增多。当外婆从报纸上读到国家落实政策的消息时，激动得双手颤抖以至于捏不住报纸，于是丢掉农具跑回家，劝说外公回攸县申请平反。
外公外婆借钱买了车票，回到离开十几年的攸县。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先到湘潭地委上访，由地委派个干部和他们一起前往攸县县委，找到原县委书记。当时的县委书记在文革也被当成走资派打倒，刚恢复工作，见到地委的介绍信，一时想不起来，问眼前这两个饱经沧桑的农民：“你们是谁?”
我外公依然不改倔强耿直的脾气，他霍的一下站起来，大声说：“x书记，你不记得我了?我是当年被你打成右派的xxx啊!”
“哦，我想起来了!”或许是文革的磨难让他不再专横，也或许是他问心有愧同病相怜，他并没有恼怒，而是很爽快的答应平反并恢复工作。于是，外公外婆又回到十几年前的原点。
然而，新问题又来了，进城的名额有限，除开已经成家的大姨和二舅，还有4个子女，但是指标却只有三个，外公必须在我小姨和我妈之间做出选择，他明白这个选择决定一个人一辈子的命运，为此情绪低落了好几天。最后还是选择将年纪较大、身体较好的小姨留在农村，带着三个子女，还有一麻袋的行李去了攸县。从此，小姨留在老家结婚生子，下田种地，也卖过冰棍，还到广东打过工，长期艰辛的生活让她看上去比我妈老得多。对此外公、外婆还有我妈都很内疚，尽量多给她家照顾。
错过了二十年黄金时间，五十来岁的外公职业生涯已经到顶。睹物思情，攸县的一草一木都让他联想起当年被批斗的阴沉岁月。他乡毕竟不是久留之地，随着叶落归根之情日浓，于是他向上级申请再次调回原籍，正好赶上靠近临湘县的云溪建区，急缺干部，于是在80年代中期又回到家乡，当上了交通局联运公司经理，而外婆进入当时尚属肥缺的肉食供应站，子女们也逐渐成家立业，就这样一直工作到90年代初退休。
外公退下来之后并没有享多少清福，近二十年的政治迫害，艰苦的农村生活，使他心情长期抑郁，再加上他脾气倔强暴躁，使他罹患高血压。1992年，他在我面前中风，一年后又在我面前去世。当时我尚年幼，不明白为何他火气那么大，只记得他走后，留下的住院治疗费用报销破事又让家人们折腾了好几年。
外公走后，外婆一下子就变得郁郁寡欢，随着年岁增大，上面对她这样离退休人员不闻不问，同年代的亲朋好友也逐渐离世，晚辈和她又谈不拢来，她时常感到孤苦伶仃，于是信奉了基督教，成天和一些老头老太太唱诗传教。生活有了寄托，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人反倒显得越来越年轻了。
外婆尽管虔诚地信仰基督，也不忘教导我关心国家大事，争取早日入党。当时我年少轻狂，觉得入党既不自由也太麻烦，认为凭我自己就能过上自由自在的轻松日子，对此外婆批评我对党缺乏正确认识。随着我进入社会，已近而立之年的我逐渐明白为什么外婆那老一代人对政治那么热衷，他们并非拥有参政议政的主人翁精神，更不是具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尚品质，而是时代使然。他们那个年代，权力无处不在，运动接二连三，个人的命运浮沉都与政治紧密关联，人生选择极为有限，即便蒙冤也无处申述，除了相信组织依靠组织之外并无其他办法，更何况历经漫长等待后终于能够一睹光明。关心政治，依靠组织，这也是小人物们在时代风波中为求自保的必然选择。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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