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钢：文学史上的奇迹：“童怀周”与《天安门诗抄》
文学史上的奇迹： “ 童怀周 ” 与《天安门诗抄》
－－作者：刘明钢
《天安门诗抄》是产生于 1976 年 “ 四五 ” 运动中的一部具有非凡影响的诗文集。其作者是人民群众，其编撰者则是取名为 “ 童怀周 ” 的战斗集体。
一、地下烈火在潜行
1976 年，祸国殃民的 “ 文化大革命 ” 已经进行了十年。那是一个悲痛的年代，更是一个愤怒的年代。中国几乎成了一座大监狱，冤狱遍于国中。 这一年的 1 月 8 日，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当人们对 “ 文化大革命 ” 彻底绝望，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周总理身上，希望他能力挽狂澜，救民救国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他却过早地逝世，这不能不使全国各族人民感到极大的悲痛。然而， “ 四人帮 ” 竟三令五申不准人们悼念自己的总理，而且继续诬陷周总理。 人民心中的丰碑受到诋毁，人民心底积蓄已久的爱与憎像火山一样喷发了。当时群情激愤，气氛紧张，各种传言，不胫而走，纷纷相约 “ 清明见 ” ， “ 天安门广场见 ” 。
位于北京东郊的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师生也在孕育着一场大 “ 搏斗 ” ，而身为汉语教研室主任的汪文风则是 “ 二外 ” 的大 “ 搏斗 ” 重要的组织者。 在 “ 文革 ” 期间，汪文风在 “ 二外 ” 可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出身很苦，小时候曾与狗争食；长大一点，当过纤夫，做过学徒，卖过报纸；以后与《新华日报》发生联系，被介绍进入由周恩来支持，由陶行知、李公朴、史良出面办的夜大上社会大学，并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他曾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坐过国民党的牢房。新中国成立后，他当过新闻记者、编辑、最高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 1965 年底，调到 “ 二外 ” 工作，是学院政治部办公室的负责人。在 “ 文革 ” 中，他始终坚信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 “ 一保到底 ” ，是铁杆保皇派，因而受到冲击。汪文风这样回忆 “ 文革 ” 中的经历： 几个通宵达旦的大会下来，我由 “ 保皇派 ” 、 “ 保皇狗 ” 、 “ 保皇党总书记 ” ，连连升级。一清理阶级队伍，又发现我曾在国民党统治下坐过牢，坐过牢而又搞 “ 反动路线 ” ，不是 “ 叛徒 ” 也是 “ 特务 ” 。只有 “ 叛徒 ” 才能出狱，当了 “ 特务 ” 是 “ 顺理成章 ” 、 “ 合乎逻辑 ” 的。驻二院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曾派了三批人到重庆调查我的历史，但都不了了之。这一下，我倒成了这个小天地的一个 “ 名人 ” 。 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经历与政治态度，汪文风在第二外国语学院成了颇具影响的人物，在他的身边聚集了几十个政治立场相同的热血青年。
1976 年春节，汪文风的家里来了两位不速之客－－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两个毕业生－－邮电部的吴江、军委总参谋部测绘局的乔文祥。他们抱着孩子，回到母校，到汪文风家串门。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这次，客人带来了清明节与 “ 四人帮 ” 进行大搏斗的信息。 汪文风敏锐地感到一股汹涌澎湃的狂潮，在人们心里躁动。他对吴、乔分析了所在学校的斗争形势：在其主持工作的汉语教研室有原 “ 二外 ” 的老同志，也有从别的学院调来的新同志。原 “ 二外 ” 的同志虽分别参加了三派组织，但在要维护周总理一生光辉声誉问题上，立场和观点是一致的。各派群众组织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用心，都逐渐看清楚了，甚至小学生都窃窃私语小胡子 ( 康生 ) 不是好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可以把学校教职员工的斗争大方向统一起来。停了一下，汪文风布置任务：你们要加紧串联，把清明节与 “ 四人帮 ” 大搏斗的消息，暗暗告诉对 “ 文化大革命 ” 不满的同志，让大家做好准备。 吴江、乔文祥表示赞同。 告别时，汪文风握着他们的手叮嘱道： “ 在战斗没有打响之前，要注意保护自己，不露声色；等到运动起来以后，就趁势制造舆论，制造声势，与 “ 四人帮 ” 展开生死的搏斗。 ” 按照汪文风的意见，吴江与乔文祥分头加紧活动，进行秘密串联。
地火在运行，寻找着爆发的时刻。悲痛加愤怒，孕育着也预示着一次风暴、一次地震、一次海啸即将发生。
二、忍痛暂用笔作枪
1976 年 3 月下旬到 4 月上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师生员工倾巢而出，到天安门广场，加入首都人民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 “ 四人帮 ” 的行列。 随着清明节一天天迫近，前往天安门的人越来越多。天安门广场成了人的海洋，花圈的海洋，诗词的海洋，悲痛的海洋，愤怒的海洋。
抄诗的人们
“ 愤怒出诗人 ” 。愤怒的人民以诗词为武器，向 “ 四人帮 ” 呼啸着发起了冲锋。人人义愤填膺，个个口诛笔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人们敬献了浩瀚似海的花圈、挽联，张贴、朗诵了成千上万的诗词。 一首诗词是一把匕首，无不击中了 “ 四人帮 ” 的要害； 一首诗词是一把炬火，使人们对 “ 四人帮 ” 的满腔仇恨烧得更旺。 当时真是 “ 诵者声泪俱下，抄者废寝忘餐 ” 。那种空前悲壮、伟大的场面，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周总理深沉的爱和对 “ 四人帮 ” 无比的憎；反映了民意不可违，民心不可侮！
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李先辉老师也将一首《向总理请示》的小诗张贴在纪念碑的碑座上，这首诗全文如下：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 已动摇，眼看要垮掉。 总理请指示： 是拆还是烧？这首诗将 “ 四人帮 ” 中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巧妙地用 “ 江桥摇 ” 三字点出，而 “ 黄浦江 ” 三字又点出他们是 “ 上海帮 ” ，指出他们已经 “ 腐朽 ” ，已经 “ 动摇 ” ，即将 “ 垮掉 ” 。 这首诗一贴出，人们哗啦一下围过来看，并马上抄了起来。一拨人看完、读完、抄完走了，另一拨人马上围拢来。人们反复地大声朗诵这首诗，每当朗诵者念完最后一句，下面的听众立即自动地分成两派，一派高喊 “ 拆 ” ，另一派怒吼 “ 烧 ” ，然后一起热烈地鼓掌与欢呼。 这首诗的作者后来成了 “ 童怀周 ” 的主要组织者。这首广为人知的诗也被选入了《天安门诗抄》，并被选入中学的语文教材。
白晓朗也是汉语教研室的老师 , 他写了一首题为 “ 悼总理 ” 的诗，贴在一个花圈上。该诗全文如下：
谁爱人民民爱他，纪念碑前见真假。
八亿红心悼总理，忠魂在天热泪洒。
蝇蛆蚊虫臭王八，肝胆吓破肺气炸。
躲在阴暗茅坑里，咬碎狗牙又策划。
八亿人民不可辱，倚天钢剑手中拿。
热血汇成连天浪，红心再造我中华！
这首诗也受到热烈的欢迎，传抄者络绎不绝。其作者后来也成了 “ 童怀周 ” 的主要组织者。
汉语教研室的许多老师 ( 他们后来大都是 “ 童怀周 ” 的成员 ) ，几乎天天都到天安门广场去，除了表达自己的悲痛和愤怒以及向 “ 四人帮 ” 示威和抗议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抄录张贴在成千上万花圈上和纪念碑上的诗文。一个 “ 童怀周 ” 的成员后来这样赞叹：用诗文而特别是用诗词在天安门广场这么大的地方讨伐 “ 四人帮 ” 的滔天罪行，向他们发射出一串又一串愤怒的炮弹，诗词之集中，诗词之众多，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都是空前甚至是绝后的。这是 “ 四 -- 五 ” 运动最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革命运动的一个特点，也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北京人民的一个创造。 这些从天安门广场抄回来的诗词，成了 “ 童怀周 ” 组成后编辑天安门革命诗词的基础，成了《天安门革命诗抄》第一个版本的骨干内容。
三、血热不惧五更寒
1976 年 4 月 5 日，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运动遭到了 “ 四人帮 ” 的残酷镇压。接下来就是追查谁去过天安门广场，谁送过花圈，谁写过 “ 反动 ” 诗词，谁抄录过 “ 反动 ” 诗词，并严令收缴这些诗词。 第二外国语学院当权者的矛头明显地对着汉语教研室，而怀疑的主要对象就是汪文风与另外一个同志。他们在广播大喇叭里声嘶力竭地狂呼乱叫，威胁、恐吓、挤压、诱导，还召开有全院几百人参加的党员大会进行追查。
会上，院工宣队长和革委会主任当众对汪文风进行审查和追询。
工宣队长声色俱厉地问： “ 汪文风，站起来，你交待，你参加了 ‘ 天 -- 门事件 ’ 没有？！ ”
汪文风答： “ 我是 4 月 3 号那天，从那里路过，去看了一下。这些，在小组会上，不是每个人都说了吗？ ”
“ 我没有跟你谈每个人，我是问你。你在天安门，干了些什么？！ ”
“ 我 …… 我看了看花圈，有许多花圈很大，有许多花圈做得很精致。我在想，如果靠我这个手艺，笨手笨足的，一定做不出来。 ” ( 全场一片哄笑。 )
工宣队长对着大家吼叫： “ 不准笑！不准笑！严肃的斗争么！ ” 接着转身，厉声问： “ 我是说诗词，反革命诗词？！ ”
“ 啊，诗词，我看见有的人在朗诵，有许多许多的人还在拍巴掌。我想，算了吧，不去看它了，听又听不大清楚，就回学院来了。 ” ( 两位领导同志气得鼓鼓的，全场又大笑。 )
工宣队长高声地问： “ 我问你，为什么你那个教研室，查反革命政治谣言不积极？ ”
汪文风不慌不忙地答道： “ 是那样么？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很积极的。但是，有的是在公共汽车上听说的，有的是在大操场放电影时黑咕隆咚地听人说的，有的是在男厕所里听女厕所那边的女同志说的，有的是在女厕所里听男厕所那边的男同志说的。唉，我倒是在想，应该专门学习好追查的技术，追查起来 …… 可能就好些了。 ”
院革委会主任忍耐不住，插话道： “ 我说，你，说来也是学院里的一个中层领导干部嘛。工宣队的师傅好好问你，你为什么老这么嬉皮笑脸地打哈哈！ ” 答： “ 他们要笑，我有什么办法呀？！我又没有笑嘞！ ” （又是一片哄堂大笑。）
追查毫无结果。
一天，李先辉邀汪文风来到避人耳目之处。李知道汪是可以信赖的人，直截了当地说： “ 我就是《向总理请示》的作者。 ” 汪文风说： “ 那诗我读过。写得不错，鲜明，富有战斗性，遣词造语也简洁。 ” 李先辉激动地说： “ 现在追查得很紧，很可能我会被抓起来；我豁出去了，已经做好被捕、坐牢、枪决的准备，但放心不下的是妻子和两个女儿，如果真的出了事，请你照顾她们。 ” 汪文风十分冷静，解放前他在重庆做过地下工作，解放后又在公安部门工作过，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他想了想说： “ 现在，你一定要沉得住气。以上对我说的话，到此为止，再不要跟任何人提及。查笔迹是搞不出什么东西来的。因为笔迹不像指纹，在技术上就不能单纯具此认定。因此，即使有人揭发检举，被抓了起来，只要矢口否认，死不认账，也难以定性定案。 ” 汪文风特别强调： “ 现在，关键是要沉得住气，只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可以安然无恙。别怕，额头上又没有刻字，怎么可能就找到你的头上来？ ” 他俩一边谈一边沿着学院的办公大楼转悠，又围着大操场走了一个大圈，越谈越亲密。 后来，李先辉果然安然无恙。
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形势下，对于从天安门广场抄回来的诗词，最安全的办法当然是撕碎、丢弃或者烧掉，然而，汉语教研室的老师舍不得。他们知道，这是人民的心声，人民的心血；是彼时彼地的产物， “ 过了此山无鸟叫 ” ，以后再很难写出这样的诗词来。同时他们坚信， “ 四人帮 ” 总要垮台，这些诗词也总有一天要见天日。 老师们顶住压力，对诗词进行了紧急处理，有些另抄了一份，上缴应付上方，大部分原件则珍藏了起来。有的用塑料布精心包好埋在花盆里；有的藏进了蜂窝煤炉的夹层中；有的用棉线缠了数十层作为线团存放；有的则用很小的字重新把它们抄在很薄的纸上，卷成一卷，塞进掏空的蜡烛。结果，这些诗词都被妥善地保存下来。 这些诗词之所以能够得到保存，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 “ 四人帮 ” 已经 “ 腐朽动摇 ” ， “ 眼看要垮掉 ” ，他们的淫威也早就成了强弩之末，已经没有几个人言听计从、俯首帖耳了。追查的命令到下边，已变成了雷声大、雨点小，最后连地皮也几乎湿不了。
四、时势造就 “ 童怀周 ”
1976 年 10 月 6 日，万恶的 “ 四人帮 ” 被粉碎。李先辉的妻子在中央电台工作，所以比较早地知道了一些消息，他悄悄告诉汪文风等两三个人：广播电台被接管了，负责接管的领导人是耿飚。听到这个信息，汪文风预感到，天要亮了。他赶忙借了一辆自行车，蹬车进城，到曾经工作过的《光明日报》、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公安部到处打听，终于得到了确实消息： “ 四人帮 ” 被逮起来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买了卤猪头肉、二锅头、鞭炮，邀约了几个信得过的同志，在家里喝酒、放鞭炮，以示庆贺。这时，学院军、工宣传队和院、系两级革委的头头们，还蒙在鼓里。第二天，院革委会的主任碰到汪文风，问他昨晚为什么闹腾。他只笑笑，未作回答。
正式逐级传达逮捕了 “ 四人帮 ” ，大概是在 10 月 10 日。这以后，虽然被毛泽东生前定为反革命事件的 “ 天安门事件 ” 并未平反 , 但这个定性的分量已经大大减轻了，对 “ 天安门事件 ” 人们也不再讳莫如深了。 天安门诗词见阳光的时刻应该到了。这是汉语教研室的老师经常谈论的热门话题。大约是在这年的 10 月底或 11 月初，李先辉找到白晓朗和黄林妹，谈起整理刊印天安门诗词的问题，当即得到支持。
出版诗抄，要有一个名义。起初，准备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名义，考虑到教研室有些同志之间存在个人芥蒂，于是李先辉提出，此事由我们发起，愿意者均可参加。于是他起草了一个倡议书，贴在当时汉语教研室所在的 5 号楼三层的楼道上，三个人首先签上自己的名字。很快，便有许多老师在倡议书上签名，他们是：汪文风、胡连璞、刘兰英、赖梅华、刘志宽、蒋士珍、朱清颐、罗丹、石淑兴、黄玉文、赵寿安、张润今、杨昆明，连同发起者一共 16 人。
有了组织还应起个名字，李先辉提议叫 “ 佟怀周 ” ，也就是共同怀念周恩来总理的意思。白晓朗提出 “ 佟 ” 字太生僻，可否改为 “ 童 ” 。大家一致同意。这就是 “ 童怀周 ” 的来历。其实，除了这 16 人之外，还有一些同志，虽没有签名，也积极参加了编辑、校对、印刷等工作。 按李先辉的布置，他们分工合作，加紧印出所珍藏的天安门诗词。当时还不能铅印，只能刻蜡版油印，因为 “ 天 -- 门事件 ” 毕竟还未平反，没有哪个印刷厂敢接这个活。 整个工作进展十分顺利，任务如期完成。 第一次只油印了近 200 份，很快就发送一空。
1977 年 1 月 8 日 , 也就是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他们将预先留了几套单页的 , 分别张贴于王府井、天安门广场等处 , 还留下了地址、电话和 “ 童怀周 ” 的署名 , 欢迎与之联系 , 更欢迎提供天安门诗词。
五、傲霜斗雪绽春蕾
由于周总理在国内外享有的崇高威望，由于 “ 天安门事件 ” 从悲天恸地到血腥恐怖，诗抄一贴出，就轰动了北京，轰动了全国，轰动了海外。每天，都要收到雪片般的提供天安门诗词的信件； 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川流不息的来访者。 所有的来信与来访者都要求铅印出版，以便让更多的人共享天安门的战斗氛围和美好辞章。
“ 童怀周 ” 决定出版铅印本。由于受到两个 “ 凡是 ” 和 “ 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 的压力，原来答应给予帮助的单位纷纷退缩了。这样，不得不由学院的印刷厂来印刷出版。按照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规定，系和公共课教研室主任是有权批准印刷教材和阅读参考教材的。汪文风就将《天安门革命诗抄》作为 “ 汉语阅读参考教材 ” 签字发排。但印刷厂的领导既支持这项工作，又胆小怕事，说： “ 这明明是天安门诗词么！ ” 他们只得找到一贯支持他们反对 “ 四人帮 ” 的原副院长翟良超和教改组的一位副组长李越然，加签了字，排版的问题解决了。其余的问题，比如纸张等等，也在学院上上下下和院外许多单位、许多同志热情的支持下迎刃而解。一谈到是编印天安门诗词，被求到的同志无不大力协助。 一切都在加紧和顺利进行，只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一本铅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就呈现在读者面前了。
从那以后，到 “ 二外 ” 购书的人络绎不绝，汉语教研室成了发行所，成了全国许多单位派人来来往往的地方。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也派人来，他开玩笑地说： “ 韩司令说了，你们如果还受到什么威胁，他可以派两辆坦克保护你们。 ”
一天晚上，汪文风背一大袋《天安门革命诗抄》，来到他工作过的公安部，进入研究室主任陆石的家里。他笑嘻嘻地说： “ 我给你送书来了。你要抓人，我就在这里。 ” “ 什么书哟？ ” “ 《天安门革命诗抄》。 ” 陆石无比激动，一下子紧紧地抱住汪，说： “ 我的好同志啊！ ”
以后， “ 童怀周 ” 每次出书、出画册，都通过陆石送给罗瑞卿以及公安部的领导每人一份。听了陆石的介绍，罗瑞卿说： “ 好嘛，闹天安门事件的，有我的干部；抓天安门事件的，也有我的干部。这些青年同志，冒了那么大的风险，不容易呀！ ”
随着搜集到的天安门诗词越来越多，特别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提供了当初从群众那里收缴来的天安门诗词，使诗词的数量已大大超过了此前已经出版的，而且多是精品， “ 童怀周 ” 决定出新版本。不久新的一本天安门诗词又被编辑出版，上海、广西、新疆、内蒙古等地也再版发行。这样，又有了封面各不相同的天安门诗词的版本，加起来少说也有近百万册。这些最初的版本都只是诗词，包括古体诗、自由诗和词。但 “ 四 . 五 ” 运动也有不少非诗词的作品，有些还相当精彩。这种作品一直未曾收入，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 童怀周 ” 又决定把非诗词的作品也收进去，于是又有了《天安门诗文选》的问世。这种版本有正编和续编两大厚本，而且加入了若干插页。这是最早公开登出来的 “ 四五 ” 运动的照片。
在 “ 童怀周 ” 编辑出版天安门诗词的同时，也盼望着、等待着给 “ 天 -- 门事件 ” 平反。这一天终于被他们盼来了。 1977 年 11 月中旬，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林乎加在一个讲话中宣布： “1976 年清明，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 ‘ 四人帮 ’ ，完全是革命的行动。 ” 接下来，中央电视台专门为 “ 童怀周 ” 小组拍了《敢傲严寒绽春蕾》的电视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也拍了新闻片。国外的一些媒体也作了报道。一时间， “ 童怀周 ” 名声大振。
由于 “ 天安门事件 ” 正式平反，人民文学出版社也要出版天安门诗词，自然请 “ 童怀周 ” 编选。他们从过去出版的天安门诗词中精选出若干，还请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题写了书名： “ 天安门诗抄 ” 。对于华国锋的毛笔字，大家实在不敢恭维，但看到他题写的书名，都笑道：进步了。
《天安门诗抄》在周总理逝世三周年前夕正式出版发行。该书前言中写道：这些凝聚着革命人民的血和泪的诗词，无不出自作者们灵魂深处的呐喊。因此具有强烈的战斗力和艺术感染力。革命群众看了愈益斗志昂扬，敌人看了则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它们真正起到了 “ 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 的巨大作用。不少作品无论思想性或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高度，无论在我国或世界文学史上，它们必将占有光辉的一页！
参考文献
1. 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
2. 白晓朗：《往事回首非云烟 —— 回忆 “ 童怀周 ” 的日子》，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8 年第 1 期 ( 总第 81 期 ) 。
3. 汪文风：《从 “ 童怀周 ” 到审江青》，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4 年版。
4. 汪文风：《争夺 “ 纪念周恩来总理的权利 ”——“ 童怀周 ” 小组纪实》，载《人民公安》 1999 年第 6 期。
转自《怀旧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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