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丁：历史的记忆
历史的记忆
－－作者：刘汉丁
历史不应该忘记。忘记了历史你就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不能从历史中汲取营养，你就不知道该向哪里去。
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是在社会中生活的，因而是社会组成的一部分。社会又是由每个人、每个家庭汇集而组成的，是不可分割的。同样道理，个人、家庭历史也是社会历史的一种反映，虽不具有普遍意义，确是不可分割的。写下以下的文章，既是对历史的一种纪念，也是想从中再探寻汲取一些营养，激励自己和那些用心的人们，更坚定的走向美好未来。
一、 我们村
在山西洪洞县的西南端，有一个乡叫淹底乡，淹底乡的西北角上有个古老的自然村叫府底村。我的童年、少年甚至一部分青年时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这里是我人生的开端，是我的根。
府底村村子不大，大概有两千来亩土地一千来口人。村西边与临汾尧都区乔李镇的北麻村交界，从府底村往西五六公里就是山西有名的汾河，顺着汾河边的霍侯一级公路往南 16 公里到临汾市区，往北 15 公里到洪洞县城。村的北面有一条东西向的河，过去常年有流水，每逢雨季还会发大水，我们叫它曲亭河，是汾河的一条支流。 60 年代初，县上在曲亭河上端建了曲亭水库，河里的水小了但还长流。与府底村隔河相望的是甘亭镇的华林村。在村的东北角还有一条沟，有 20 多米深， 100 多米宽，一里多长，这条沟是府底村的内沟，我们叫它东沟。爬上沟的北沿儿往北一二百米就是曲亭河，沟呈不规则的月牙型，过去沟里没有水，自从建了曲亭水库，水位上涨，东沟里也冒出了泉水。沟与河只在尽东头有几米宽十几米长的一段与大陆连着，中间形成了一个葫芦状土台子，村里人都叫它台子上。台子上有近 60 多亩旱地，因为隔着一条沟不便于施肥、浇灌和耕作，每年只在上面种些红薯和豆类作物。人民公社时期大队把这里划作全村人的“猪地”。所谓“猪地”就是给猪种植饲料的地，每户 2 分地。
由于这个土台子是个旱疙瘩，适宜从沟坡间挖窑洞居住，解放前的 1948 年，父亲把上面村里的好地与人兑换到东沟里，五间瓦房也卖掉，雇工程队在沟的北坡上取直下挖了一座庭院和四孔土窑，挖出的虚土又在院子的外围垫起了一块不小的场地。四孔土窑其中三孔北窑用来居住，一孔南窑做牲口圈和磨面房。窑洞一点也不潮湿还冬暖夏凉，花钱少还发展空间大，真是好处多多。最适合我们这些兄弟姊妹多，家境贫穷的人家居住。在父亲的带动下，不几年沟里就挖了很多窑洞，住了二十多户人家。因为我们家来的比较早，父亲费了多年的辛苦，把围着院子三面的沟底沟坡全都栽上了树木。以枣树为主，大概有 100 多棵，有圆枣、长枣和蜜枣好几个品种。在枣树中间还穿插栽种了部分的白杨、柳树、苯槐、椿树、榆树。院外场地内还有两棵桃树和一棵石榴树。几年工夫，各种树木把沟中小院围了个结实。后来的人家也争先恐后的在自己的地盘上栽种各种树木，不几年东沟里就成了一个美丽的小园林。
沟底清澈的泉水不停的冒不停的流，流向曲亭河又流向汾河黄河。春天里杏花、桃花、梨花、枣花相继开放，有红的、有白的、有黄的，不仅妖娆好看而且香味扑鼻，引来无数的小蜜蜂忙碌的穿梭于花丛之中，使劲的采粉造蜜。
到了夏天满沟一片苍绿，鸡、鸭、猪、羊都在树下各自寻觅着他们喜爱的食物往嘴里填。从沟的上边看不见沟下任何东西，只听见由微风下树叶的哗哗声、水中的蛙声、树上的蝉叫声、各种鸟儿的叽喳声和妇女在沟里洗衣服槌衣服的棒槌声所组成的交响乐。沟里的空气湿润新鲜，如同一个天然的氧气仓。
若是到了秋天，其景象就更美了。各种树叶有黄的、有红的、有灰的，五彩斑斓。秋风扫动，树枝摇摆，不停的有树叶飘落于地。串串红枣儿已经熟透，几位哥哥上到枣树上面使劲摇，枣儿哗哗落下。父母亲手提箩筐在树下捡拾，一群娃儿也及时跑来帮忙，边捡边吃，边往自己的小裤口袋里塞。一些摇也不愿意下来的枣儿，最后只能用一根长竹竿把它们敲下来了。
冬天树叶已全部落到了地上，厚厚的一层把地全覆盖了，走在上面哗哗作响，如同走在软软的地毯上。时而飞来几只喜鹊落在树的最高枝头喊叫，不知是在高兴的歌唱，欢呼人们收获的喜悦，还是在怨恨的怒骂，是谁把它们喜爱的树叶吹黄、吹干、吹落。
沟里和台子上只是府底村极小的一部分，大部分的人口和土地都在沟的上面南面。村里没有任何矿产资源或企业，全靠农业吃饭。沟里的人要到村里去或是去地里干农活，住在沟南的出门就得上道坡，住在沟北面的则要先下道坡再上道坡。交通不方便是沟里人的最大缺憾。
上面村里有两条东西向的弯弯扭扭不太规则的街，北面挨着沟边的是后街，南面一条是前街，在两条街的中段一条南北向的大路穿街而过。把村子切分成了四大块。后来以此划分成了四个生产小队。
村里人住的大部分是土木砖混结构的瓦房或窑洞，瓦房一般是根基至窗台以下用砖砌，窗台以上只是承载房梁的柱子和外墙的四角及门窗口用砖砌，其它就用土坯垒了。窑洞则是根基和房间隔墙用粘土筑起来，外墙和窑顶用砖砌圈。真正的纯砖瓦房或纯砖窑很少，只有几户有钱的富人家和天主教堂是纯砖的。还有一部分贫穷人家住的是纯土坯房或土坯窑，遇到秋天连阴雨，这些人家总是提心吊胆的怕房塌下来。有一年秋雨一下连绵了二十多天，就有好几户人家的土坯窑塌了顶，只好借住在邻居家，等晴了天修好房窑再搬回去。
村里建有一座在十里八村很有名的天主教堂，纯砖木结构且建筑很宏伟，教堂北大殿可以容纳一百多人聚会，东西两厢房各有六间，南面是大门和门房。解放前每周都有大批方圆村里的天主教徒来这里念经做礼拜，据说还曾经有外国洋人传教士来这里传过教。解放后国家对天主教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村里就把这座教堂充了公做了学校。学校大门外东厢房的背面有一块不大的空地做了学校的操场。 1950 年到 1962 年这里是一座完全小学，简称完小，有六个年级。 1962 年完小迁到了杨张村，这里就成了小学，只有四个年级。 1969 年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教育体制改革，小学又改成了五年制，直到 2009 年，这座原来的天主教堂做了 60 年的学校因年久失修被彻底废弃了，全村人包括在城里工作的村里人，共同集资在村东头建了新小学。
全村总共有两千零几十亩土地。解放前，村里的土地大部分控制在地主富农的手里，贫农、下中农没有土地或只有极少的土地，这些人主要靠给地主富农扛活或打短工维持生活。 1947 年，中国共产党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以家庭为单位耕种或经营。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解放后 1952 年实行互助合作组，土地还是属于私有，只是劳动力实行互助合作。比如，张家有一头牛没有犁，李家有犁而没有牛，王家有一匹马而没有车，刘家有车而没有马，几家合在一块组成一个小组有利于提高生产力。后来又经了过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 1958 年又成立人民公社。到这时农村土地除每人 2 分自留地和每户 2 分猪饲料地外，全部收归集体经营，大型农具和牲畜也都作价收归集体，从此全面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
1958 年成立人民公社，府底村属于孔寨公社西张管理区，是公社的第 8 队和第 9 队。 1964 年孔寨公社改为淹底公社，撤销管理区，成立府底生产大队，下面分四个生产小队。从此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管理，叫做“三级管理队为基础，”。
生产小队每年分夏秋两季进行预决算，夏粮入库之后进行预算，秋粮入库之后进行决算。生产小队进行预决算时，其收益分配的比例由公社按照公社的管理章程定出百分比，由生产大队监督执行。
各个生产小队将各自小队的各项收入和支出总起之后，按照收益情况根据人民公社规定的收益分配比例，编制收益分配预决算方案，经社员大会通过之后，上报生产大队审核，经公社批准之后方可实施。
收益分配方案分为两大块，一块是实物分配，一块是资金分配。
实物分配主要是粮食分配。粮食分配严格按照先国家，再集体，后个人的原则，即，必须确保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的完成，必须确保集体的贮备粮、籽种、饲料留足，然后再进行社员个人的口粮分配。国家粮食征购任务分为公粮和购粮两种，公粮就是农业税，国家以小麦实物无偿征收，购粮是国家根据实际需要向农民分派性购征粮食，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物资，属于国家垄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贮备粮主要用于备战备荒所用，由各个生产小队自行保管，不得随便使用。若实属灾荒或其他原因需要使用，必须经大队和公社同意并有正式批文才能动用。
社员口粮按人七劳三的比例分配，按人头分配口粮总数的百分之七十，按社员的劳动工分分配百分之三十。按人分配的口粮， 1 － 6 岁人口算四成， 6 － 14 岁算七成， 15 岁以上为成人。
资金分配是将全年的各项收入减去全年各项支出，为全年纯收入，以纯收入进行分配。生产队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以棉花为主的经济农作物、国家收购的公粮以外的售粮收入和生产队的副业收入。收入分配的项目主要是 1 、公积金，占百分之五到十。公积金为公共积累，用以扩大再生产。 2 、公益金，占百分之二。公益金用于为社员办福利性事业。 3 、各项支出按上年实际支出数字预留。 4 、剩余部分按社员劳动工分进行分配，也叫分红。劳动工分是社员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所记工分。一级社员一般为青壮年男劳力，参加生产队劳动一天记十分工，二级社员一般为青壮年女劳力，每劳动日八分工，其余老弱病残者五至七分不等。用参与分红的总金额除以全体社员全年劳动工分总数，就是社员劳动日值。按照劳动日值，计算出各户应该得到的分红，再减去各户已经分配到手的实物 ( 粮棉油等项 ) 折价，就是各户全年应分配到手的现金。
家庭劳动力多，挣得工分多，减去实物折价部分还能分到现金的是余款户。人多劳力少的农户，应分的现金不能抵消分到手的实物折价，就造成短款户。短款户需要支付现金以弥补因投入劳力不足而形成的短款，然后余款户才能分到钱。短款收不回来，给余款户的钱就分部下去。
短款户大多都是主要劳力在外工作的“一头沉”家庭 ( 叫经济来源户 ) 和小孩、老人、病残较多的家庭。经常因为交不了短款而受到余款户的刁难或欺负。而余款户因为家里壮劳力多，饭量大，余款兑不了现又不能搞其它属于资本主义的经营，常常是粮食青黄不接，家庭生活更是困难。因此在生产队里干活也是出工不出力。正常劳动时间在集体田里麽洋工，业余时间在自家的自留地地里出大力，两类不同性质的田地收成差距很大，尽管如此粮食还是不够吃，还得琢磨如何到生产队的地里或库里去偷点，总不能让饿死。生产队的干部私分或贪污可以说也是很普遍的。
凡此种种使生产队的粮食产量总是上不去。交完公粮留下种子和储备就所剩无几了，记得有一年夏粮每口人只分到 13 斤小麦。一年只尽饱的吃了一顿纯白面馍就再不见了白面的踪影，其余的留着招待亲戚或照顾病人。自家人、没病的人就只能是粗粮、杂粮、麦麸、红薯、谷糠、菜叶、野菜、树叶等选择充饥了。那时一个壮劳力一天劳动挣 10 分工，年终结算价值只有几毛钱，最糟糕的年份只有 8 分钱，按当时的物价水平只能买 4 个饼子。
应该说从 1947 年土地改革到 1958 年人民公社这一时期的农村政策是很成功的，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农民的生活得了到改善。 1958 年人民公社以后，先是虚报浮夸风劲刮，上边也不掌握实际情况，因为要偿还苏联的债务而粮食征购任务猛加，加上天灾造成粮食歉收，就形成了全国性的三年困难时期。而后又进行了“三反五反”、“四清”、“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上面的人搞政治斗争也让下面的农民陪着搞，白天劳动无精打采，晚上开会群情激奋，农民忘了自己的本分，劳动间隙还得组织大家学段报纸，“西哈努克亲，王八日到京，外交部长姬鹏，飞到机场欢迎”就是那一时期农民地头学报纸闹出的笑话，农业生产简直一塌糊涂。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一搞就是十年。因为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农民只听毛主席的话，其它谁的话也不听。可是毛主席说了什么话，农民也不是真清楚、真理解，就是跟着瞎起哄。写大字报、批斗走资派、搞武斗、割资本主义尾巴，不仅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而且把几十年的和睦邻里关系撕扯的四分五裂，有的成了仇人。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人们长期饿着肚子闹革命实在是烦了，才把大的注意力集中到“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上来。但是由于经营体制的问题，加上官僚主义的不切实际的瞎指挥，只是各级干部逼着农民搞生产而不是农民自觉主动的搞生产，农民真正的生产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为了把生产搞上去，农忙季节小学生娃也得每天拿出一半时间参加集体劳动，还名其曰是要培养学生从小热爱劳动的品格。即使如此，粮食产量亩产过黄河 (500 斤 ) 跨长久 (800 斤 ) 的口号还是年年喊年年落空。生产没搞上去还耽搁了下辈的学业，真是得不偿失。
1983 年，根据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决定，农村人民公社改为乡或镇，生产大队改为村，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又一次分了土地，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有了经营使用权，走了 25 年的集体化道路终于走到了尽头。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突飞猛进，种粮人第一次不用再为吃饱肚子犯熬煎了。之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农民承包的土地从 15 年延长到 30 年不变，而且不再下达种植计划，农民想种啥就种啥，啥赚钱就种啥。农村的多种经营也活跃了起来，生活越来越好了。再后来又免了农业税，农民也有了合作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改革开放确实使府底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据村里人给我讲，现在日子好过的不得了，家家都是宽敞明亮的砖瓦房，有的还是四合院；吃的方面肉蛋奶不断；种地全程机械化；两轮三轮的摩托几乎家家有；有十几家还有大货车和拖拉机、收割机；村村都通了油路；小汽车有 30 多辆；不分男女老少都有部手机；有一半人家用上了太阳能热水器；有三分之一的人家用上了电脑；村里 40 岁以下的壮劳力基本全部出去打工赚钱去了，全国大城市那里去的都有，农闲时节老人们也有去旅游的。他们说“这差不多应该算是小康了吧”。
二、父亲
父亲在我的脑海里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印象，因为他在我 7 岁时就离开了人世，终年只有 53 岁。对父亲的了解更多的是母亲和兄长们的讲述。尽管如此，他那伟岸的身影以及正直不阿的人品性格始终伴随在我的身旁，直到现在也常在梦里与他相见。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短暂的父子情感有时竟然超越了我与母亲的情感，每每在梦里相见，总有抑制不住的兴奋，抑制不住的幸福，就像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感染着我，也许是在现实的人生道路上我太渴望有一位活着的父亲了吧。
据母亲讲，父亲也和我一样，也是在他 7 岁时没了父亲。父亲生于 1910 年，有一个姐姐，爷爷去世时，奶奶只有 29 岁。好的是当时家境不错，爷爷为他们留下了几十亩地，几间瓦房还有牲畜等家产。爷爷的去世让这个家庭如同塌了天，一个 29 岁的小脚女人带着两个不满 10 岁的孩子，既是有地有房有牲畜，让谁来经营呢 ? 谁能帮她撑起这个家呢？那时虽然推翻了清朝皇帝建立了民国，但旧的封建礼教压迫还很严重，特别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是没有权利选择另改嫁的。幸运的是奶奶娘家有两个亲弟弟，大的还没有成婚，二的成婚后又死了老婆，留下一个女孩叫桂花，家境特别不好。于是就让他们一起搬来一块过，既能帮助照看孤儿寡母，又能帮他们有个稳定的生活。
说起奶奶的这两位弟弟，即父亲的舅舅，我们的老舅，老大特老实、特能干活，老二是十里八乡有名的侠肝义胆英雄，特厉害，特仗义，曾经为打抱不平主持正义而打死过人坐过监狱。他体型魁梧性格率直，村里人既敬他又怕他。在这样两位老舅的帮衬下，家里的日子不仅没有因爷爷的去世而下滑，反而越来越好了。
优越的生活条件和老舅那威风八面的影响，把父亲和奶奶从艰难、痛苦、无奈带向了另外一个极端的方向。吃好的穿好的不说，还整天不干正事，奶奶迷恋于抹牌赌博，虽然不大赌，但耗时费神。父亲上了几年私学，调皮捣蛋也没学成什么名堂，倒是跟上老舅沾染了不少英雄豪气和富家阔少爷的恶习，虽未做过什么坏事恶事，但也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几年后，奶奶在村里遇到了一位逃荒要饭的寡妇，经过说合与二老舅成了婚。奶奶便送给二老舅一些家什补贴让他带着老舅妈和桂花表姑姑回他的故地临汾西孔郭村了。后来不久大老舅也病故了，姑姑也出嫁了，父亲的依靠一个个全都走了。
父亲 19 岁时与母亲成婚，年轻的父亲没了老舅的依靠独撑门户。由于从小娇生惯养，吃不了苦，受不了罪，还爱耍一耍阔，自然不是过日子的把式。加上社会动荡，战乱不断，后来日本鬼子又来烧杀掠抢，一份好家业逐渐走向了败落。更不幸的是 1944 年的秋后，日本鬼子来到村里抢掠，在收藏物品的慌乱中，小脚的奶奶不慎摔倒，头碰到了桌子的角沿儿上，夺去了她尚还年轻的生命。
奶奶的死让父亲对日本鬼子怀有刻骨仇恨，这时的家境虽每况愈下，但保家卫国的抗战更急。为八路军捐物、捐粮，上战场抬担架、救伤员，这些后方的战事他都积极参与，绝不愿落在别人后面。
抗战胜利了，日本鬼子投降了，家境也败落到了无法糊口的地步，为度饥荒父亲到薄村比较富裕的老姑 ( 父亲的亲姑姑 ) 家去借面，不料发生了一件让他非常不愉快的事情。
老姑家招待他吃的是玉米面窝窝头，吃了饭借给了十几斤玉米面，父亲谢过准备回家，刚出村口遇见了老姑的亲家公，因为和父亲也是熟人，非要拉着返回家里坐坐，无奈有回到老姑家，结果这次热腾腾的白面膜端了上来，父亲一看，忽然觉得自己被人小看了，说了没几句话就要动身回家。走到半路上父亲泪如泉涌，一气之下把借来的面撒向了空中，并立誓永不与这位老姑来往，一定要奋发图强出人头地，决不能再受人小看。
人世间的事情就是这么奇怪，当你处在顺境中、富裕安逸时、别人会很看得起你甚至巴结你，而你自己也容易洋洋得意忘乎所以，没了斗志和目标。当你处于逆境中、穷困潦倒时，别人就会看不起你甚至欺负你，环境就会逼着你去奋斗、去拼搏，竭尽全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好像早就成了一条不变的定律，“物极必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皆是此理。
从老姑家回来，曾经的浪子回了头，父亲就像变了一个人，经过一番谋划和准备，从此挑起了凉粉担子，走街串巷的卖起了凉粉。晚上做凉粉，白天去卖，地里的农活也不能耽误，要么两天的活并作一天干，要么起早贪黑与卖凉粉穿插着干。母亲及两个大一点的哥哥自然也不能闲着，全家共同努力，不几年败落的家境又逐步恢复了起来，土地、农具、牲口、粮食基本能够自给自足， 1950 年农村划分阶级成分时，我们家被划为中农成分。后来有人给父亲开玩笑说“你要是再多浪荡几年，你家就是贫农或下中农了”，父亲笑答“咱既不剥削人也不被人剥削，中农就挺好”。
经历过民族兴亡和家庭兴衰的父亲，对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打心眼儿里拥护和支持，无论是解放前的农村土改运动还是解放后加入初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农村人民公社，父亲都是村里的带头人。更让村里人交口称赞的是父亲对教育工作的重视和执着。解放前在家里劳动力极紧缺的情况下，父亲不仅送大哥三哥去地村三高读书 ( 二哥 12 岁时因患感冒不治而故 ) ，而且把已过门的大儿媳也送去上学，每个月都会挑着小米去学校交学费和伙食费。不仅对自家子女的教育重视，对全村的教育事业也十分热心， 1950 年村里办完小就是父亲动议并一手主持操办起来的。他商校址、筹资金、选教员、办手续，把家里能用的桌椅板凳都借给学校用。不仅让府底村，让邻村的娃们也都来这里上学。从府底完小毕业出来的学生，要么走向更高学府，后来成为国家的人才，要么留在乡村也是受人尊敬的有文化的人。到 60 年代，我们村就出了 3 个国家名牌大学生，其中我们家就有两个，三哥北京政法大学毕业，四哥山西化工学院毕业，还有邻居家的一个，毕业于山西医学院，这在府底村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父亲一辈子没有当过什么干部，唯一有过的官衔就是那个时期的村委会文化股长，他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做好这一世间最小的职务，确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轨迹，这也是他一生最为之骄傲的资本。
父亲是一个农民，但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农民，因为他确实不简单。他虽有浓重的中国传统思想，但又思想活跃开放，易于接受新生事物，在府底村、在他的活动圈子里，凡事他都想冒尖带头，只怕“姑姑家借面”被人小看的悲剧重演。对子女的教育他从不娇生惯养，对子女严格要求到几乎苛刻的地步。家里墙上挂有一杆皮鞭，本是用来打牲口的确时而会落在儿女的身上，一提起这杆皮鞭，儿女甚至母亲都会胆战心惊。
然而他又确实是亲子女的，只是他亲的方式不同而已。他期望儿女能吸取他年轻时的教训，个个成才有出息，将来能成为家国有用之才。
父亲不仅仅只是有期望，他也把行动付诸于了期望的实践之中，他所以能把家里的好土地换成沟里的孬地，能把好好的瓦房卖掉，到沟里挖窑洞住，全是为了腾出钱来供子女上学。他之所以能把儿女长成一个送出去一个，长成两个送出去一双，连儿媳妇也一样培养、一样送出去，甘愿独自一人在家忍受百般苦累，是他作为父亲最无私最负责任的选择。在他逝世前，他已有两个儿子在北京，一个是解放军的军官，一个是北京政法大学的学生，还有一个在太原念大学，一个在临汾读师范，家中还有两名初中生，村里人都说我们家是“文化家庭”“革命家庭”。
1961 年，大哥二哥接父亲去北京看病，他在天安门前注视着毛主席的像，像是见了亲人久久不愿离去，他说：“我一介草民，做梦也不会想到会到首都北京毛主席跟前来看病”。他上午把羊皮大衣丢失在了天安门后面的凳子上，下午去找，还在原处未动，他感慨的说：“路不拾遗，这社会真好”。此时的他虽然已是重病缠身，但他依然感觉是幸福的。
1962 年农历 4 月 13 日，父亲没能战胜癌症病魔，与我们阴阳相隔了。他的离去成了母亲、他的子女、这个家庭永远的伤痛。散文家朱自清的父亲给他留下的是“背影”，我父亲给我们留下的是他作为父亲的责任与担当。
三、母亲
天下最无私的是母亲，世上最伟大的是母爱。这话我不知道是谁说的，但他用在我的母亲身上是最贴切的。漂亮、贤惠、勤劳、朴实、坚毅、刚强、明理、忍让一切赞美之词用在母亲身上都不过誉。
100 年前的 1913 年农历 7 月 4 日，母亲出生在洪洞县上张村的一个贫苦人家，姊妹 8 个她是老大。童年中她就被赋予了照看弟弟妹妹的重任， 7 岁时遵从残酷的封建礼教被缠了脚。她告诉过我，缠脚的时候都能听见脚指骨节断折时嘎巴嘎巴的响声。女人一双平直健壮的小脚，在那个年代必须名正言顺的弄折、弄残、弄尖，这才叫美。男人看女人不看脸、不看身材、只看脚，脚美人就美，多么愚昧扭曲的审美标准。母亲对她这双脚可是神秘的很，既是 50 多岁了也不会让我这十来岁的孩子看上一眼，每次洗脚时都是找块围布围着洗。
在娘家 , 作为家中的老大又是女孩，她要最多的分担父母的劳苦，最少的享受应有的权利，她没有上过一天学，不识一个字，就会看娃和干活，从小就养成了她勤劳善良，遵从忍让的思想品格。 16 岁由外祖父母做主嫁给父亲，成了刘家的媳妇。我曾经问过母亲，“和爸结婚前你见过爸吗 ? ”她说：“我倒是想见呢，可是你姥爷姥姥怎么会让呢。他们说啥就是啥，既是你爸是个瘸子瞎子我也不知道，也得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就是父母之命，不能违抗的。”
结婚以后的母亲，凭着从小练就的吃苦精神和熟练手艺，立马就承担了除了地里农活以外的所有家务。奶奶这时虽然还很年轻，但她已经熬成了婆婆，她只有享受的份而不管其他。牌场上赌赢了回来还可以给个笑脸看，输了回来就会横挑鼻子竖挑眼，找母亲的碴儿。有时候抹牌顾不上回来吃饭，母亲送了中午饭还得送晚饭。父亲也不知道疼爱母亲，还经常在奶奶的挑唆下不问缘由的发难于母亲。母亲对此未曾有过任何怨言，在她看来，这一切都是应理应分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女的先后出生，母亲的劳累度也在不断的加大着，而她的生活水准确在不断的下降着。一方面是家境状况越来越糟，另一方面她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好吃的、好穿的第一是奶奶，第二是子女，第三是父亲，最后才能轮到她，轮不到也就免啦。这种生活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多少年皆如此。
母亲不仅能吃苦耐劳，而且心灵手巧，绝对是一把操持家务的好手。一样的材料她做的饭菜就比别人做的又干净又好看，又好吃。她纺的线又细又匀，织出来的布别人都说像洋布 ( 外国机器织的布 ) 。她纳的鞋底子又密又匀又结实，做成的鞋可脚又耐穿。她为家里人做的衣服春夏秋冬四季齐全，柔软又合身，既是烂了补块补丁都补的很好看。她凭她的淳朴贤良与勤劳智慧，带给这个家庭无尽的温馨、快乐与希望，既是在家境揭锅等米下的最困难时候，也没有丧失一家人对生活的信心。总是能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出路。
随着子女们的长大，母亲的心里又多了一层重压，那就是对儿女的牵挂。 1947 年，大哥没有告诉家里直接就从学校报名参了军，一去就是几年没有音信。 ( 那时因战乱通信很不方便 ) 这可把母亲急坏了，到处打听大哥的音信，后来听说大哥当了解放军在运城，就不分昼夜的为大哥赶做布鞋，让父亲托人捎去，不想两次都没有捎到。只能无奈的牵挂着、等待着、期盼着。直到有一天大哥来了信，她高兴的热泪盈眶才放下那颗沉重的心。从那时起，大哥从运城到北京、到南京、到昆明，几十年从军在外，母亲尽管非常挂念，但从未有过埋怨和阻拦，倒是觉得儿子为她增添了不少荣耀。到后来，大嫂也到稷山参加了工作，之后又随了军；三哥到北京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青海西宁；四哥太原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了辽宁辽阳；五哥临汾师范毕业分配到石楼。子女们长大后一个个都像长了翅膀，飞的天南地北看不见摸不着。
人们常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在那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拉扯大的 4 个儿子都跑到千里之外，她得有多少担忧？多少年中，母亲常常一个人在院外的枣树下，坐在一个玉米皮编扎的坐垫上，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等她的小儿子放学，看能否带回大儿子们的书信，期盼听到儿子们“工作生活一切顺利”的报告声。有时她会不由自主的跑到沟边，瞭望远处看有没有那个儿子突然间回来。真有一天那个儿子回来了，她会高兴的一夜不睡，与久别的儿子来个彻夜畅谈，我睡在她们身边，常被她们的谈话吵醒。每次儿子假满归队、归校，她又会送的老远老远，并且目送到看不见了身影才会回来。
1960 年到 1963 年，正是全国性的三年困难时期，农村人的口粮叫做“瓜菜代”，就是没有粮食用瓜菜代替，其实真实情景是瓜也不多，菜也不足。白菜、红白萝卜菜叶子都是好东西，一点儿也不敢糟蹋。榆钱、榆叶、槐花、椿芽、红薯叶子、各种野菜见什么吃什么。最难吃的当数 谷糠和“玉米棒淀粉”做的淀粉窝窝。我们家比别人家幸运的是有父亲早年栽下的一百多棵枣树，每年能收两大缸约有三四百斤红枣儿，关键的时候抓上一两把就可以救饥。糟糕的是这时候父亲病了，病得很重，脚上腿上用手一摁一个坑，好长时间起不来，明显是浮肿了，后来又发展到了咳血。灾年又遇病缠身，恰似屋漏又遇连阴雨，雪上又加霜。苦命的母亲几乎把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到照顾父亲上了，有时给父亲煮上一个鸡蛋，馋的我直流口水，父亲不忍独自吃，跟我分了一半儿，母亲立即夺过来还给父亲，说：“他们吃好吃的日子在后头还长着呢”，并安慰我“你爸的病好了，好吃的全给你”。就此一点可以看出母亲对父亲的感情非同一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可以说鸡蛋已经吃腻了，可是每每当我想起这一幕，我就由衷的佩服母亲，怎么哪么有远见，哪么料事如神。
母亲以及全家终究没有能把父亲挽留住，父亲死后全家人哭的昏天昏地，唯独母亲一滴泪也没有流，她何曾不伤感、不痛苦，她是用她的坚强来告诉我们，生活还得继续，泪水不能充饥。父亲的丧事办完后，她没有让在外面工作学习的哥哥们多待一天，毅然决然的又送他们踏上了归程。只有姐姐 15 岁、六哥 12 岁、我 7 岁，还有大侄儿 5 岁跟着母亲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农村，在那样一个动荡混乱的年代，一个没了丈夫的 50 岁的小脚女人，带着 4 个年幼的孩子，其生活有多么艰难，是现今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为了能挣些劳动工分儿，母亲也下地干活了，摘棉花、掰棒子、收麦子、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她都主动去干，但她毕竟是一个小脚女人，累的不轻确挣不了几个工分儿。白天地里劳动晚上还得点着煤油灯加班，要么纺线缠穗子 ( 织布时的径线 ) ，要么扒棒子、要么扒棉花疙瘩 ( 没有完全开开的棉桃 ) 我们 4 个也得跟着母亲干，吃过晚饭就分任务，谁完成任务谁睡觉。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母亲就叫我和六哥起床，背着粪筐到沟里路上去拾猪狗的粪便，回来倒入茅厕发酵，以备施肥于自留地。拾完粪才能背上书包去上学。礼拜天小哥儿俩要么挑、要么抬往自留地里送茅粪，可没把人给累死。尽管这样，我们家自留地的收成总也比不上别人家。尽管这样，我们家还是生产队里最大的亏欠户。
父亲去世一年半后的 1964 年春节前，在外的大哥大嫂和孩子，三哥、四哥、五哥、姐姐，六哥和我还有大侄儿 与母亲来了一次几十年中唯一的一次大团圆。这次团员除了一起过春节以外，还有一个大事就是为时已 27 岁的三哥举行婚礼。腊月二十四这天，府底村东沟里的刘家，亲朋满座，鼓乐齐鸣，非常热闹，三哥与三嫂骑着枣红色的高头大马绕村一周，走进院子，跪与母亲膝下，拜堂成亲。一家人及邻里乡亲无不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相比三哥，四哥的婚礼可就简单的多了。他们是一对大学的同学，毕业后分配在辽宁辽阳市同一企业工作，他们要节俭办婚事。 1967 年的秋天他们两人回来，先去公社领了结婚证，和母亲共同赶制了两床被褥，在南窑即原来的磨房牲口圈里支起一张简易床，和母亲及在家的弟弟妹妹吃了一顿好点的饭就完婚了。多年以后母亲还会常常说起，你四哥的婚礼办的太寒酸了。能让母亲欣慰的是四哥的婚姻很幸福。
培养长大的儿子带着媳妇在外面为国家做贡献去了，留在家里的老母亲确在受煎熬。记得有一年秋后，生产队召开决算分红兑现会，全队的余款户和亏款户当场进行余亏拨兑，我们家当年亏款 78 元，母亲几乎找遍了全部余款户，都说是要急着用钱，不愿意拨兑，可把母亲难坏了。看着母亲欲哭的面容，终有一位近邻答应拨兑于他家名下，才让母亲解了围。第二天早上我到学校后，送信的邮政员一到，我就看有没有我们家的汇款单。哎呀，还真有，是大哥寄来的， 80 元。我顾不得放学，拿着汇款单就往家跑，还在沟的对面就大喊着“妈，大哥的汇款来啦， 80 块”。大哥的汇款就如同及时雨，滋润了母亲和弟妹们久旱的心田。
难熬的岁月又熬过了五年，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姐姐和六哥相继初中毕业了，我也完小毕业了。因为文化大革命全国学校都停课闹革命，我们都回到了母亲身边，但谁也不甘心就此当一辈子农民，个人都盘算着怎么能尽快的摆脱这又苦又累又没前途的农村生活。六哥已经 19 岁，够了参军入伍的条件，偷偷的报了名体检了身体也合格，跟母亲一说，母亲流下了痛苦的泪。她已经近 60 了，眼看着身跟前刚有了一个壮劳力确又要飞了，她不知道这时是该阻拦还是该支持，她只能默默的流泪。这是她一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为自己而让她最两难的抉择。
看着母亲痛苦难受的摸样，六哥放弃了他对美好前程的幢景，死心塌地的当一辈子农民，陪在老母亲身边，使她能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六哥的这种孝心和大爱得到了兄弟姊妹和邻里乡亲的一直赞扬和支持，他的付出是我们兄弟姊妹无人能够比拟的。
1971 年春天六哥结婚，娶了一位农村贤惠的媳妇，从此母亲才把家事全部交由六哥小两口管理，并号召兄弟姊妹支持六哥重新在村上面建了三间新瓦房。之前姐姐也参加了工作结了婚，大侄儿也随大哥去了云南，之后，五哥因文化大革命中犯了点错误也回了家，我就趁机参了军。母亲又先后去了云南、辽阳两个儿子家各生活了一段时间，见了见府底村以外的大世面。 1976 年，大哥一家从云南转业回临汾，母亲就在大哥和六哥家轮流居住，安享晚年了。五哥又重新奋发图强找回了工作，结了婚成了家。这时全家祖孙三代共有 23 口人。
1987 年 3 月，母亲因患肝癌与世长辞，终年 75 岁。一个出生在旧时代、穷家庭的农村小脚女人，母亲辛劳一生完成了她未曾预想到的历史使命，去了上帝指给她的天堂。她和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物质遗产，留下的只是对他们深刻的记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足够我们享用传承几辈子。希望我的晚辈们也能像我一样永远的记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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