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索拉：文革时的思想改造：要当红卫兵先学骂脏话

1989-06-04 作者: 刘索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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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北京, 红卫兵, 文革

文革时的思想改造：要当红卫兵先学骂脏话

－－作者：刘索拉

刘索拉， 1977 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 1983 年毕业后分配至中央民族学院任教。 1982 年开始发表作品， 1985 年发表代表作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随后发表中篇小说《蓝天绿海》、《寻找歌王》等。 1986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近年出版有长篇小说《女贞汤》、《迷恋 · 咒》。 1988 年后旅居英国，现定居纽约。于 1997 年在纽约成立自己的音乐制作公司，致力于使中国传统音乐以一种新形象进入世界音乐界。主要音乐作品有《蓝调在东方》《中国拼贴》《缠》《六月雪》等。

原刊导读：刘索拉以第一人称，讲一个 11 岁的小女生－－我们不妨叫她拉拉－－为了加入红卫兵苦练骂人本领的故事。

无耻带来解放

拉拉出身好，追求进步，积极靠拢组织，可要想加入红卫兵，就得 “ 当着所有的人，说出只有在公共厕所墙上才有的话 ” 。于是，她在家里苦练基本功，练了几天之后，她信心满满地跟一个叫汀汀的女同学来到 “ 八一八 ” 司令部－－她们班唯一的红卫兵组织－－五年级一班的教室报名。一个五年级的小男孩问她们会不会说 “ 他妈的 ” ，拉拉和汀汀都张不开嘴。男孩又问她们敢不敢打人－－敢不敢 “ 用鲜血捍卫红色政权 ” ？她们又都卡了壳。

在考官们的讥笑声中，她们逃到操场上。怎么办？一个字，练！二人来到墙角，汀汀先说，拉拉跟着学，比赛看谁说得好。二人循序渐进：

他妈的 —— 你妈的 —— 你他妈的 —— 你他妈的蛋 —— 你他妈的混蛋 —— 滚你妈了个蛋 —— 你他妈的王八蛋！ ——

当骂到最高级的时候，汀汀停住了，大笑不止。拉拉催她。汀汀鼓足勇气，小声地： “ 你妈 ——BI—— ！ ” 拉拉跟着学，只说了 “ 你妈 ” ，就说不下去了。汀汀给她做榜样， “ 两腿叉开，大笑着冲操场运气，像是准备跳水。 ”“ 你妈 —— 你妈 —— 你妈 ——BI——I—— 。 ” 最后一个字像炸弹一样，把 “ 八一八 ” 司令部的小男生们都吓得伸出脑袋往窗外看。

拉拉不甘落后，回家插上卫生间的门，对着镜子，从 “ 他妈的 ” 练起，一直练到 “ 操 ”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敢大声说了。可英雄无用武之地－－练了半天，竟不知道应该用在什么地方。终于，在她哥哥烧邮票的时候，她恰当地 “ 操 ” 了一回。哥哥大为赞赏，奖励了她一件茧绸男式军装。

学骂中还伴随着心理和生理的反应：汀汀从小声地说 “ 你妈 BI” ，到大笑，到冲着操场大声喊。拉拉对着镜子练习骂人时，脸红了，出汗了。

北京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 “ 四四派 ” 头头，原北京 25 中 66 届高中毕业生李冬民，在 “ 文革 ” 发动四十年后，讲了当年小女生们学骂人的事 ——

我同学的妹妹在女十三中，她们有天在一起说那时候学生不登大雅之堂的语言，比如像 “ 他妈的 ” 。她们就要从语言上，从风格上开始探讨革命，说 “ 他妈的 ” 是革命的口头语。这些挺可爱的、才十几岁的女孩子，也装模作样的，这个 “ 妈的 ” ，那个 “ 操 ” 的，连怎么骂，都骂不利落，但是还要骂。

在她们原有的观念中，骂人是可耻的。但是，革命打倒了旧道德，骂人不再可耻。革命建立了新道德，骂人成了一种资格和光荣。当汀汀大声喊出来 “ 你妈 BI” 的时候，当拉拉脱口而出 “ 操 ” 的时候，她们没有了羞耻心。

无耻是什么感觉？是一种解放感。它使我们挣脱了道德的枷锁，扔掉了规矩、习俗、舆论合制的紧身衣。因此，她们体会到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品味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愉悦。这种奇异而美妙的感觉，在叶维丽的回忆中隐约可见 ——

我还跟别的干部子弟一起唱过那首《革命造反歌》，歌词是： “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 ” 记得到最后一句，大家都有点儿唱不出口，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后来终于齐声唱出来了那句骂人的话，唱完大家都笑了，好像冲破了一个无形的禁锢。

这个 “ 无形的禁锢 ” 就是人类几千年来形成的道德规范。它来自父母长辈，来自街坊邻居，来自老师课堂。它，点点滴滴，日积月累，在人心中筑成了一道堤坝。使人们有了羞耻心，知道了好坏、美丑、善恶。

史无前例来了，它用与原来相反的道德，摧毁了这个堤坝。于是，解放感油然而生－－ “ 我们终于大声唱出脏话，觉得挺好玩，挺痛快。 ” 这是北京著名女子中学一群 “ 祖国的花朵 ” 的感受。

粗口与小资情调

思想革命化，就要拿自己开刀，揭批的重点就是检讨自己身上的小资情调。

最常见的小资情调是多愁善感、温情主义。当年好多中学生为此做检讨，尤以女生为最。北京女八中的马笑冬就有这样的经历： “ 我记得有个电影叫《党的女儿》，里面有个叛徒叫马家辉，他成为叛徒后良心受到谴责，很痛苦。我一开始还挺同情马家辉的，后来把这个电影批得一塌糊涂，说是美化叛徒，我就马上批自己，要狠下心来，要爱憎分明。要革命就要讲立场，你要么站在这边，要么站在那边，没有中间路线。我脑子里一有点儿柔情的东西，就想是不是有问题了，我常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这种情调一冒头，我就使劲批判自己。我老革自己的命，老批判自己。 ”

这种逻辑早就在延安存在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文艺整风中，好多文艺家都为它挨过批判，做过检查。 1951 年，喜剧导演吕班就把喜欢 “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 一类的诗词歌赋，写到检查里，为自己严重的 “ 小资产阶级的倾向 ” 而沉痛万分。

1952 年，苏联红旗歌舞团到济南演出，歌唱家尼基丁演唱了陕北民歌《二月里来》，《大众日报》的副刊主编孔孚听了大为动情。写了一首诗《给尼基丁》，其中有一句 “ 我的眼睛湿湿 ” ，受到严厉批判。六位记者联名写文章，斥责他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社里的《业务学习》还专门出了一期批判文章专辑，并由一编委主持召开批判会。 “ 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是不会流眼泪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眼泪。 ”

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有这样两件逸事。 “ 文革 ” 初，他听说，有些干部子女跑到彭真家里去造反，斗彭真，让彭真的夫人张洁清在地上爬。他心里特别难受－－ “ 他们都是长辈啊，过去我家和彭真这些人家里的关系也是挺好的，见面都要叫他们叔叔阿姨的。 ” 当他率领 “ 西城纠察队 ” 在北京站维持秩序时，看到一些所谓的 “ 地富反坏右 ” 被扫地出门，遣送回家。他又难受起来： “ 他们什么也没有，拉家带口的，回去怎么生活呀。 ” 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感呢？他分析， “ 可能是那种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的感觉在里头。 ”

如果红卫兵们知道陈小鲁如此小资，会不会砸烂他的狗头？如果他们下不去手，他们的狗头是不是也该砸烂？

李书磊在一本谈文化变迁的书中提到这样一件事： “1953 年苏联专家普希金在评议中国小学语文课本中《红领巾》一课的观摩教学时，尖锐地批评了语言和文学因素过少而思想政治教育过多的倾向。他认为中国教师常把语文课教成政治课。 ” 郑也夫在摘引了上述文字之后评论道： “ 苏联专家其实是希望思想政治向语文教学渗透的 …… 但就是这样的专家，批判我们的语文课成了政治课，可见我们的语文教育走到了何种田地。 ”

然而，很多人对这种田地仍大不满。 1957 年，江西省长邵式平给周恩来写信，对中学语文教材提出批评：古典文学太多，解放后的作品太少，反映革命传统教育、劳动教育的也太少。这位当年北师大史地系的高材生，忧心忡忡地告诉总理， “ 柳永的《雨霖铃》、《八声甘州》文辞很美，但内容上却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多愁善感的情调。这同我们今天教育青少年要树立社会主义的人生观、自觉的革命纪律性，准备随时响应祖国的号召，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斗争中去的要求相差多么远啊！ ” 因此，他强烈要求将毛主席著作收入教材。

此后的十年中，语言教育成了政治教育的一个分支。多愁善感的古人远离了中学生，远离了天生就心软且温情的女孩子们。

不美就是美

1980 年代，有一篇著名的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作者张蔓菱，写的是她插队的经历。主人公 “ 我 ” 反思道： “ 人们曾经用一种不美就是美的理论教育我们，我常常无缘无故地反复洗一件新衣服，希望它显得陈旧些 ……”

循着 “ 工农化 ” 的足迹，我们发现了这样的逻辑链条：工农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 知青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要将后者改造成无产阶级，就必须将他们 “ 工农化 ” 。以不美为美的教育，就是 “ 思想革命化 ” 运动中深入人心的。

爱美是资产阶级，不爱美是无产阶级。爱美往往与讲卫生连在一起，讲卫生就要远离肮脏，而工农是不怕脏的，于是怕脏就被纳入小资的 “ 骄娇 ” 二气之中，饱受鞭笞。与此同时，优雅和礼貌也因为不够工农化而被抛弃。于是，讲卫生与优雅礼貌成了资产阶级 / 小资产阶级的标志，不讲卫生与粗俗、粗野成了无产阶级的光荣。

清华大学毕业的张连起清楚地记得， 1964 年 7 月 31 日，北京高校和中专毕业生五万多人，在体育场聆听周总理和彭真市长的讲话。彭真告诫大学生们， “ 要会劳动，要和工农兵打成一片。 ” 他还批评知识分子嫌农民不刷牙不讲卫生。 “ 可他们拼命劳动创造世界，也养活讲卫生的知识分子。 ”

新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吕大渝谈到，在密云 “ 四清 ” 的时候，她最怕上厕所。 “ 房东二嫂家的厕所和猪圈在一起。每次上厕所的时候，既要忍着一团团的绿头苍蝇，更要时时提防着拱上来的小猪。下雨和化雪的日子，满地的屎尿和泥浆混在一起，更是难以下脚。有的厕所虽然挖了坑，但白蛆和屎尿混在一起，也是恶心之极。 ” 但是，四清工作队员绝不能流露出对农村厕所的丝毫畏惧，连身上生了虱子都得说成是长了 “ 革命虫 ” 。

原《人民日报》的女记者刘衡讲过这样一件事， 1958 年 4 月 8 日，她和一百多名右派分子到唐山柏各庄农场劳改。走到四分场的场部，已经是深更半夜了。场部给他们每人发一个新买的大碗，带他们去吃饭。刘衡发现，那大碗的底上有一层灰尘，她本想洗洗碗再盛饭，转念一想， “ 这是我脱胎换骨改造的开始呀，不能再资产阶级了，就盛上大米饭，和着灰尘吃起来。 ”

“ 文革 ” 中，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任院长、音乐家马思聪被打，家被抄，人被关进牛棚。其妻王慕理带着儿女逃到南京的妹妹家躲避。一日，留在北京关照马思聪的厨师贾俊山传来消息，马思聪可能想自杀。王慕理急忙带女儿回北京。在火车上受到红卫兵的盘问， “ 幸亏女儿马瑞雪做出粗鲁的样子，吃梨不削皮，也不洗就吃，动作粗俗，这才使红卫兵相信她们是劳动者的农村妇女。 ”

审美观也好，卫生观也罢，都是对社会人生的认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习惯于脏服乱发的人，恐怕也不会把 “ 请 ”“ 谢谢 ” 挂在嘴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