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苏里：生于万圣节的书人与醒客
刘苏里：生于万圣节的书人与醒客
－－作者：谢海涛
刘苏里，书人也。
一条彪形大汉，穿行在万圣书园如山如海的书籍间，让人想起江湖上的大侠，非古典书生可比。唯其气质儒雅，才显出与书的渊源。
57 岁的刘苏里，生于东北边陲，在史无前例岁月，辍学，打架，经历生死。赖恢复高考之力，他脱离乱世之境，求学燕园，无比幸运地躬逢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在风云激荡的改革岁月里，真实地活过。
90 年代初， “已过而立，大难未死，来日的生死也只能靠自己了” ，刘苏里投身书业，谋道也谋食。匹夫之身，饱经沧桑之心，不忘学术文化的繁荣，启蒙思想的传播。
一入书业深似海。太太焕萍评论他：“捧起书来就没了周边世界。他看书时像社长、编辑、像研究者、像学生……他多种角色地翻、读、存、览，他提倡 30 秒判断一本书的质量，也提倡一本书来回看三遍。” 24 年，他经手书籍已超 40 万种，学者徐友渔称他是中国读书最多的人。
刘苏里有专业主义的癖好，如果说开书店有什么手艺活的话，那他是一个手艺大师，掌握了很多不可言传的知识。他很早就意识到，一家书店把书硬邦邦地卖好，比干什么都重要，他像做学问一样追求图书的系统化，建立专题式的分类系统，实现书店关于“产品”的理念。他探讨卖书的境界，凡二十余年，依然认为，没有达到希望探索的独立书店卖书的边界。
刘苏里自称不只是在经营一家书店，也是在建立一套体系。他力图在一个书店里，充分展示中国出版界以及背后的学界，对于我们当前关注的问题，以及我们系统知识整理的面貌和成就。
他把书店开出了气象，开成了无数学子的精神地标。书店的名字万圣书园，源于西方的万圣节，而读者们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万个圣人”（诗人西川语）。网友说，“书架上四、五万本书中都隐居着作者的灵魂，它们构成了千万个书中栖居的圣人。”
书店之外，刘苏里有醒客咖啡厅，一个思想的争鸣地，“一个不一定是你身体要去的地方，但一定是你精神要去的地方”。四面八方的人，学者、作家、诗人、公益者、商人、各界明星往来如云。
书店之外，他更是一个江湖大哥，有担当，有想法。他是中国图书界的民间观察者，多个图书奖的评委，多家媒体的评书荐书作者，思想类访谈节目的主持人，作家刘瑜称其为文化界、学界和图书业的桥梁式人物。
刘苏里是书人，更是醒客（ thinker ）。他在媒体上评点时事，普及公民常识；与当今思想学术界重量级学者对谈，重温经典，“以开放的、富有政治想象力的、尚未被技术驯化的思维，展现人类智慧转化为中国智慧的可能”。
时至丁酉年，刘苏里涉足书业已 24 年，江湖上风雨如晦，知交零落，曾经风云一时的风入松、国林风书店已成绝响。刘苏里鬓有白发，有疾缠身，但他不做闲云野鹤。他于深秋推出酝酿八个月之久的名家大课，邀请国内 50 余位一流学者，以 52 部人类思想经典著作为基础，继续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持续近 40 年的人类知识观念整理活动。
边陲小镇的劫难生活
财新记者：你生于 1960 年的东北边陲，在那个阶级斗争席卷一切的年代，家庭背景对您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刘苏里：我生在红色家庭，父亲 1924 年生于江苏铜山， 15 岁时就为中共地下党工作，后来参加新四军。 1958 年，父亲随部队转业到北大荒，“文革”前在黑龙江虎林发电厂当党委书记，那里是东北最大煤城鸡西。母亲是家庭妇女，出身江苏睢宁一个“土豪劣绅”家庭。
1966 年“文革”开始，到处是大字报，父亲也跟着写大字报。几张叠着的报纸上，这边写“毛主席万岁”，那边写“打倒刘少奇”，也不知道为什么，报纸展开以后，“打倒”和“毛主席”连在了一起，然后公安破案，认定就是父亲写的，当时就是现行反革命。他在监狱里蹲了七八个月，然后就是蹲牛棚，劳动改造。
从 1966 年到我 1979 年上大学， 13 年间，在人生成长最重要的阶段，我就是一个反革命的兔崽子，在一个受歧视、受排挤、几乎永生不得翻身的压抑状态下长起来的。
我在 1974 年就看清了现实，慢慢知道家庭的遭遇是怎么回事，也能够认识我父亲了。他是个好人， 但很可怜，不断写申诉书，告状无门，活得窝窝囊囊；母亲特别要强，但常年生病。我们家受的那个罪，不是吃不饱、穿不暖，而是政治上被歧视、人格上被侮辱，你在前面走，背后被戳戳点点，你就是一个贱民，好事都没你的份。红小兵我是最后一批参加的，团员跟你无关；想当兵，报名都没有机会。
财新记者：“文革”当中你有机会读书吗？知识是否给了您反思现实的机会？
刘苏里：我们那代人，在阅读上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特别想读书的时候，处于一个书籍完全荒芜的时代。我们是被书籍饿大的一代。
我没有读书的家庭环境，八个兄弟姐妹基本都不是真正的读书种子。父亲存点书，都是马恩列斯毛著作，有几十本，我最早接触到的就是这些书，看不懂，瞎看，所以我小时候，家里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假事头”，据说这是老家人的叫法，形容不懂装懂、假模假式的人。因为我看不懂那些书，还一天到晚傍着那些书看。就这样，我从小看书，很少得到支持、鼓励、同情，而是玩笑和戏虐。
虎林镇有一家新华书店，我小时候经常去，但没有什么书卖，全是马恩列斯毛，和一些工业、农村技术的书，我也没钱买书。到了 1977 、 1978 年，新华书店来新书了，连夜去排队，但根本买不到，排队买书的人多得像抢钱一样。
我现在能记起来的印象最深的就那么几本，一本是《尼布龙根之歌》，没前面，没后面，中间还有被撕掉的，是 1973 年或 1974 年，一个好友借给我的，根本看不懂。还有《多雪的冬天》，一本苏联小说。那几年，下乡知青有书，我去连里找我姐时，在她的宿舍趁人家上工，偷看别人的书。我偷看的书绝不止这一本，但我只记得《多雪的冬天》了。我活到今天，说实话，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事情，但这件事我到底都不能忘记，就是最想读书的时候没有书读。
我因此老早就有开书店的念头。七八岁时，看着新华书店，我就想有朝一日，自己开书店，有书看，还不花钱。
财新记者： 1977 年底，国家恢复高考，对你人生的改变意义大吗？
刘苏里：恢复高考时，我在高二，没什么感觉。那年春天，粉碎“四人帮”的余波才传到我们那里。我在辍学一年多之后，又回到虎林二中。夏天我们去乡下学农，和知青打群架，我被打成重伤，休克了 30 多个小时，休息了一个夏天，吃了两年多药。那次受伤严重脑震荡，对我的记忆力有影响，但仗着年轻，有活力，脑子还没彻底坏掉。
1978 年我参加高考，分数离录取线差了三分，我去了虎林一中复读。 1979 年高考，是全国统一招生第一年。复习时我还在吃药，高考结束后觉得自己没戏了，报了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分数下来时， 350 多分，也不觉得能考上什么好学校。等全国分数线下来一看，学校报错了。可是怎么办呢？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份电报，那时有个电报稀奇极了。我和同学去邮局取电报，拿电报给我的丫头片子随口说，“人不济，唱好戏”。我不知道她说的什么意思，拿过电报一看，天下还有这等奇事！电报是黑龙江省教委打来的，说我的分数够上北大了，问想不想改志愿。我觉得天上掉了个馅饼。
八十年代的阅读与思考
财新记者：你就这么进了北大，那是 1979 年，北大的学习生活是怎样的？
刘苏里：学校里学习气氛非常好，学生们到了晚上熄灯没地方看书，意见很大，学校不得不开放一教、二教和文史楼提供通宵自习。
1980 年春天，北大图书馆开始搞开架阅览试验，这个阅览室成了我主要呆的地方，我们蹲在书架之间的角落里看书，或干脆盘腿坐在地上。
阅读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除了在图书馆看书，还经常饿着肚子去买书。北大校园里有两个书店，穿过老虎庙，海淀镇有几家书店，主要在中国书店和海淀新华书店买书。但更常去的是王府井新华书店、绒线胡同的北京新华书店内部书店。说天天去逛书店有点夸张，但很少有两天不去一圈的。说是什么书都买，其实也买不了多少，没什么钱。我买书，就像得了饥饿后遗症，看见东西就想吃，就想往家里买。就这样，大学毕业时，我积累下了三四百本书。
财新记者：你在北大时， 80 年代的启蒙已经开始了，很多人的启蒙是在阅读中完成的。您当时的阅读是怎样的？
刘苏里：什么书都看。文学书看了不少，卢新华《伤痕》、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 看《收获》《当代》等文学刊物，看《读书》，虽然《读书》的很多文章是文学性文体，但我不把它们当文学看，当思想读物看。
文学书之外，我也读各种传记，才知道邱吉尔、戴高乐、甘地等；读卢梭《忏悔录》，知道有一种书还能这么写；读历史最多，包括《第三帝国的兴亡》《光荣与梦想》《印度的发现》《让历史来审判》，还读了很多心理学和教育学的书。
我读书是生吞活剥，看得懂的，看不懂的，记得住的，记不住的，也没什么专业，有什么看什么。我的书读得乱七八糟，囫囵吞枣，像在一个无尽的黑暗当中，不知水深水浅，先扑腾了再说。
财新记者：你在北大是国政系共运史专业，专业课对思考现实有帮助吗？
刘苏里：专业课方面，我们学党史、国际共运史，还学马列原著，像《反杜林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怎么办》。我们也学西方政治制度史、西方政治思想史、世界历史，从霍布斯、孟德斯鸠到卢梭，都学过。
说到这儿，不能不说一个比没读上更多的书更大的遗憾，就是在读书这件事上，我从来就没被点拨过。我上过很多名师的课，但不知什么原因，我没有主动找过他们，很遗憾没被他们点拨过。当我后来读的书越来越多，明白的事越来越多，知识和看法越来越系统的时候，我才渐渐明白了，在书的汪洋大海中，如果没有人引导你、点拨你，事倍而功半。
财新记者： 1983 年北大毕业后，你为什么考进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刘苏里： 1983 年毕业时，我本来报考北大政治学专业研究生，但因为政治课不及格，我被刷了下来。按那时的分配政策，我必须回黑龙江。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我居然接到一个通知，说中国政法大学有一次复试的机会。
中国政法大学“文革”时停办， 1979 复校， 1983 年复招研究生，结果错过了招生考试时间，校领导决定在各个学校没考上研的学生中“拣点漏”。我去政法大学复试，笔试、面试一下就过关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届科班出身的政治学专业研究生。
我的导师杜汝楫先生很厉害，由于师资不足，他又想把我们培养成有用的人，所以使出浑身解数，请了他西南联大的老同学来给我们讲课，不论行政学还是政治学、国际政治学、政治思想史，都是名家啊，还从厦门请来夏书章，从美国请来邹谠，加上他自己亲自给我们开几门课，比北大的政治学专业不知强多少倍。可惜，我错过了这些老师，有负杜先生一片苦心。
在政法大学三年，那时一些书籍已经容易搞到了，图书馆里能找到不少藏书，同学之间互相借书，各处跑书店，也和同学一块读书，但不多。除了政治学组，有几位经常在一起琢磨、讨论书的，都是外专业的，社会学的、国际法的、法理的等。我读了非常多有关斯大林时期和检讨极权主义的作品，后来又读了《第三条道路》《古拉格群岛》《短缺经济学》《 1984 》《通往奴役之路》，还有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等。
我对国家历史与现实的反思，真正形成系统看法，应该是在 1987 年冬天那次顿悟以后。我人生当中有过两三次顿悟，这是其中一次，也是我求知生活的一次重要提升。那是在政法大学的宿舍里，一天深夜，我突然有点醍醐灌顶的感觉，一下子对知识的系统性有所顿悟，知道了知识、理论，还有读书是怎么回事了，之前那些看过的书，零碎知识都涌来了，像大鱼小鱼一样。
我是从这一年，才开始有意识地读书了。从我读第一本书到这次顿悟，花了 22 年，即使从上大学算起，也超过 8 年了。这么多年，我就是瞎读，没人指导，不知道水深水浅，就是瞎游，游游游，突然有一天，找到了那个姿势和换水换气的感觉了。事后想想，没有这次顿悟，我还不知道在黑暗中摸索多久。
胡同里的万圣奇迹
财新记者： 1990 年代初，在改革年代的风云之后，你的人生以万圣书园创始人的身份重新开始。开书店，是怎么成了您安身立命的方式呢？
刘苏里： 1991 年深秋，我做起了印刷生意。第二年三四月份，接了朋友的自考教材，一万块钱一部书，一口气买了他十几本自考教材，不知东南西北地做起了自考教材生意。
印刷生意没有持续性，自考教材一点意思都没有，到了 1993 年，我开始考虑出路。我跟甘琦商量想到了开书店，开始到处找房子。有一天在海淀的三义庙附近，看到一家挂着书店的门脸，门却关着，上到二楼，跟房东聊了起来。这家书店跟星火科技图书发行公司有关，星火的赵总说，你要是看上了，就来承包吧。
我们从 5 月租下星火公司的二楼库房，打扫，装修，设计、规划，做家具，采书，布置，招工， 9 月试营业， 10 月 31 日正式营业，这一天是我和甘琦的生日，也是西方的万圣节，书店就叫万圣书园。
书店以学术思想类书籍为主，一开门马上就出名了，虽然生意一般。书店当时的图书品种不多。我们从试营业就开始磕北京的出版社，我骑自行车一家家拜访，一直磕到第二年的党校定货会。
1994 年开春，在党校的第二届定货会上，我把外地各大出版社搞发行的请到书店，雇了两辆黄河大巴，拉了上百人。来的出版社至少有五六十家，都是在全国出版学术思想类图书的大社。把他们拉到三义庙，先看了书店，书店只有 83 平米，但我们把一楼的小过厅、二楼的楼道，也布置上了，加上楼梯，显得书店有点架势。
看完书店，把客人接到友谊宾馆吃饭，请了七八桌。出版社挺高兴的，觉得书店不错，大气。我们一下子打开了从出版社直接采货的渠道。
当时打通渠道的外地出版社，有四五十家，北京本地的出版社，我们磕下来有三四十家，它们构成了我们早期定位图书品质和结构的基础。当完成和外地出版商的供货协议后，我们的图书品种量达到了 8200 种。
三环路修了一年，快修好时，房东提前来谈第二年的房租，把价格从 7 万多涨到 23 万，其实是想收回房子。后来，我们盘点了一下，书店一年多亏了 15 万。
财新记者： 1995 年，万圣迁至成府街的胡同里，由此成就奇迹，当时是怎么想到搬到那里去的？
刘苏里： 1994 年底，我比较犯愁，不知道书店要到哪里去。我和甘琦前后跑了一个多月，找不着合适房子。
1995 年元旦前后，我去库房，库房在北大东门外的成府街上，前面有一个很高的平台。我一想，与其跑来跑去，为什么不在库房开一家书店呢？或者干脆把库房变成展示厅，做直销。
万圣迁址成府街是一种荣幸，打通了它与北大、清华的血脉联系，而且背靠“皇家园林”，前望风头正劲的中关村，我们不正日日沐浴着古典与现代、思想与科技的雨露甘霖吗？
我们是 1995 年 3 月 15 日开业的，生意好，三米宽的巷子里很快挤满了读者的自行车。当时的盛况是怎样的呢？每天，我开着吉普车去出版社采购，少则跑三个出版社，多则四五家。基本上在下午 6 点，我拉着书回书店。像欢迎我归来一样，书店外面那个足有 20 多平米的平台上，站了一堆人。本来我应该把车开到库房去，后来就形成规矩了，我们进书第一轮的操作就在平台上进行了，站着的一堆人就成了我们的劳力了，帮着卸货、拆包、归堆，等到我们统计完了，比对好货单，这帮人都挑好书了，到店里结算去了。
除了周六日，我天天采购，除非生病，只要能起来，风雨无阻，平台上的读者也慢慢形成气候。下雪天，外面飞着鹅毛大雪，看我开车回来了，“呼啦”那些人从书店里冲出来帮着卸车。抢书啊，那时书都是这样卖的，第一轮，全部是这些干活的读者。我就想，万圣这些好读者，这些书虫子、书客、书霸，就是这样和我们一起成长起来的。这种状况，至少持续两年，到 1997 年左右。
1996 年秋天，我们开了 36 平米的万圣书坊，加上原来的 49 平米，就有点规模了，与三义庙书店相比，虽然面积差不多，但书的品种将近翻倍，有 14000 种图书。
财新记者：万圣迁址成府街后，举行的活动多吗？
刘苏里：在哪里活动？你没地方啊，书都摆不下。更重要的是，我早就意识到，一家书店把书硬邦邦地卖好，比干什么都重要。但是事实上，卖好书这件事无止境，到今天，我依然认为没有达到希望探索的独立书店的边界，甚至今天我们的精细化程度还不如在成府街的 1996 、 1997 年，那两年我们在图书的精细化分类意义上达到了高峰。
所谓精细化，主要是讲图书摆放的逻辑化，我们那时有 24 个书架，所有的书在架上只放一本，成套的书只放第一卷和最后一卷。从第一个书架第一排第一档的第一本书起，跟挨着的第二本、第三本，是有一个逻辑关系的，一直到最后一个书架的最后一本书。比如说，关于西方哲学，康德的下一个是谁，你是按时间线排，还是按主题排？哲学往下过渡到什么呢？好像是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和哲学之间怎么过渡呢？这里头都是精细的，不是很突兀的。
财新记者：在成府街开门红之后，万圣书园开始扩展。你曾在文章中说，“ 1997 年以后社会急剧转型，商业浪潮铺天盖地，我们开始了万圣创办以来最大的一次商业性探索，几乎同时介入出版、批发和网络，万圣有限的精力、积累一夜之间落入自己无法掌控的‘深渊’”。这是怎么回事？
刘苏里：在成府街上，万圣生意一直很好，脑子发热，以为生意好做，就想扩展。我们先干邮购，邮购也很成功， 1997 年，又与友人共同投资成立万圣东方工作室； 1998 年，万圣与贵州西西弗、北京国林风共同出资成立北京广域图书有限责任公司，专攻图书的配送（业内称“中盘”），要做成中国民营书业的一大配送中心。
但这个生意做得不成功。做中盘，需要供应渠道，而且折扣要下来，怎么谈呀？各个出版社抱着折扣，就跟抱着自己孩子似的，不舍得。对我们来说，首先要打开供应渠道，再能讨个一两个折扣的优惠。当时，我们三个北大人牛皮哄哄的，在一起干了一年多，说难听点，这个模式有点扯淡，因为条件根本不成熟。图书供应是刚性的，折扣空间太小，利润支撑不了它的花费，资金支撑不了它的运营，最后广域公司清盘时，净亏损 297 万元。经过一番折腾，我做了接管和善后， 1999 年广域停业，直到 2007 年， 7 年多，我们才把所有欠账还上。
1999 年，广域公司失败，万圣也到了困难关头。这年春天，我们就知道成府街要拆迁了，耗到秋天只能搬家。年底，我们搬到海淀体育馆，呆了一年多。
成府路的 870 平米大店
财新记者：万圣的困难，在 2002 年搬到成府路之后，是不是被进一步放大了？
刘苏里：在成府路，万圣有了 870 平米的大店，那是我们最难的时候，第一，从 85 平米到 870 平米，是个飞跃，你没有经验嘛。再一个，这是我们在资金上最紧张的时候，扩店、装修、重新做家具、搬迁本身的损失，再加上广域还要还债。书店的房租非常高，每年 100 多万元。
特别是，我们搬家时，图书只有一万三四千种，怎么去应付 870 平米的空间？当时我们计算，这么大面积，图书品种最低限度是 35000-40000 种，高限可以达到 6 万多。而且，一万三四千种书中也有很大的问题，我不主持进货以后，一些乱七八糟的书进来了。我们第一轮退货，退到只剩 8700 种书。
从 2001 年春夏之交，我们开始全面改造书的品种结构。我们大概每天有五六十个新品种进来，一周就是三百四五十种新书，我都要浏览，天天如此，一年就是一万六七千种。
对于我们来说，采购的重要考验有两个，第一是属于经营意义上的难度，广域公司的善后还没结束，要还债，万圣又要急剧扩大，品种要扩张，本身扩张的资金就有限。我开始重新一轮跟出版社谈判，出版社对我们的支持成为万圣最后翻盘的最关键因素，不仅广域公司的还债展期，万圣的进货付款也展期。
采购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是在扩展图书领域方面。扩展的图书领域已经有你不懂的了，就要请教别人，请专业人员进书。一开始我们请了一些一流大学毕业的硕士和博士进到采购部，后来发现，他们有两个弱点，第一，有门派之见，他们导师是研究某一方面的，他们非本门派的书就不进了；再就是他们没有生意感觉，认为有价值的书就进，认为没价值的书不进。最后我把这些博士、硕士全部开掉，又花了很长时间，补充这些年来错过的书。
就这样，到 2003 年秋天我们的图书达到 46000 种，到 2005 年突破 6 万种，才真正建立起一个有规模的书店。到 2012 年我们最后一次搬迁前，书店已有 7 万多种书。
财新记者： 2005 年，你在文章中说，“万圣花了一年时间，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店面分类工作，基本实现万圣关于‘产品’的理念－－万圣卖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而是被万圣制造过的‘产品’”。这话怎么理解？
刘苏里：产品的概念是 2000 年，在我个人最消沉，同时也是我最密集思考整个失败和下一步要干什么的时候产生的。产品制造和系统化，都是同一时期产生的概念。我们的图书分类要重新打破，都是在产品这个概念指导下的。
我们在世界图书零售史上，首次提出“作为产品的图书”的概念，即我们日常见到的每一种书，在万圣眼里只具有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意义，它们是万圣制造“产品”的原材料。万圣有自己制造的产品，比如“美国研究”、“宪政”等，我们想一个一个“产品”地“卖书”，而不是一本本卖书。
在万圣的整个产品制造中，最重要的有四个人，我是设计师，我太太焕萍，黄湘，应亚敏，还有小鞠，她们四人是最核心建设者，实现我们这个产品想法的。
黄湘是产品结构的搭建者，担任学术总监，他有一段时间，有巨大无比的特权。他是北大数学系毕业，又是张维迎的研究生，全学科，无所不通。焕萍在《万圣日记》里，对他有记录：
“ 2004 年下半年，万圣来了位特殊员工，设了个特殊岗位：学术总监，还给他配了个非常能干也爱书的女助手……学术总监经过半年的撰写、摆书，对万圣有了真实的思考，他可以专心做这件事了。
“那个工程非常大，先在平面图上讨论立类，因为那是万圣的表达。刘苏里、学术总监和我，不立所谓类别，而是从关键词入手，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地评价。再看出版和存货能否撑得起这个主题，再舍取。经过一个月的争论，特别是陪着两个都很倔的人，有时真脸红脖子粗的，非常非常傲慢的学术总监在我的‘调停’下还给刘苏里写过主题为‘负荆请罪’的道歉信，哈哈，但我们的排架平面图、每类收书标准、每架架标名称及小类并类方法……都细腻地、相当完美地描绘出来了，并且用电脑画了出来。
“然后由他的助手落实，全员一起一类类重新布架，那阵式，像要搬家。好在店员相信我们不会做无用功，不理解也硬着头皮下架，上架，移动书架下箱子里的复本，白天黑夜的，总之就是折腾，但我们渴望快些呈现蓝图，非常兴奋。”
最关键的几年，黄湘和焕萍搭帮，焕萍控制全局，黄湘背着个手，指挥，开始时别人都不听他的。应亚敏每天像个小燕子式地，所有地方都能看到她，无穷的干劲，每天巨长时间呆在书店里，自己倒腾。没有她们，我的产品想法也实现不了。
财新记者：搬到成府路以后，万圣的口号变成了“开书店也是一种表达”和“万圣为学”，这种表达和醒客咖啡厅开张，打造公共空间，有关系吗？
刘苏里：关于打造公共空间，我们是非常自觉的。 1998 年前后，现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的张小劲，曾经做过一个关于中国公共空间的项目，找我来采访，希望把万圣作为一个案例，这是一个契机。还有一个原因，我们曾经想和雕刻时光合作营造公共空间，不成之后我们自己干，虽然吃了很多亏，花了很多钱，陪了很多精力在里头，但我认为在现有条件下万圣诠释出了什么是公共空间。
这就是醒客咖啡厅， 2001 年 4 月 8 日开业，有 270 多平米。“醒客”是从 thinker 翻译而来，是我和太太一起想出来的，我认为，这是西风东渐以来，第二个在翻译上辞、意、声和英文都是高度契合的词语，第一个是可口可乐。
醒客咖啡厅，最精彩的场景，我讲两个。一个是说，有人在咖啡厅里为某个理论争吵，好，那我们找证据。当时就跑进万圣买了书，拿出证据，“寻找思想的炮弹”，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还有一个，是读者在网上发的文字：从咖啡区到卫生间，至少有 30 米，一路上摆着咖啡座，说你只要从咖啡区走到卫生间，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就在这里了。他是说，你路过每一个咖啡座，大家谈的都是不同的问题，环保啦，宪政改革啦。
在醒客举办的活动不可胜数，我搭台，别人来唱戏。比如说法国每年有读书节，其中有一年的海外场就在万圣；比如俄罗斯作家艺术家代表团、德国作家代表团在万圣举办活动；比如说波兰思想家米奇尼克、美国法理学家德沃金在万圣举行活动；比如说，卢跃刚的《东方马车》新书发布，陈乐民先生去世后，三联出了他的纪念集，也在万圣发布；但为万圣“坐台”最多的，是我们的贵人沈公沈昌文。
还有刚刚出院的诗人食指，在万圣朗诵《相信未来》《热爱生命》，黑大春朗诵《圆明园酒鬼》。开门迎接诗人是万圣的传统之一－－不仅是诗人的作品，也包括诗者本人。这都是思想活动。醒客也开音乐会，我们把它看成思想的歌唱。
互联网时代的书店
财新记者：独立书店在近年遇到的问题之一，是互联网的冲击。因为没有价格立法，网络书店的异军突起，使全国的实体书店在 2007 年到 2009 年进入行业寒冬。万圣是如何应对的？
刘苏里：在内部检讨的时候，我从来反对找外部原因。万圣是哪年开始收缩的？万圣决定收缩的时候，正是很多书店决定扩张的时候。 1999-2001 年，我已经把事情想明白了，我知道网络书店来了。 2001 年，我的大店开始收缩，分店陆续关掉。
2000 年，万圣最走背字的时候，广州学而优书店的老板陈定方来北京参加订货会，跟我讲她的开店计划，我说，每当一个人发烧的时候，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扩张，而且沉浸在开店的喜悦中。每当此时，大家都要谨慎地考虑扩张问题，那不是简单的收益平衡问题，而是对于整体的人力资源、资金的掌控能力，还有日常管理的牵扯和影响。这是我以血换来的教训。
财新记者：今年万圣节，你在“得到” APP 上推出名家大课，邀请国内三代顶尖学者，讲授人类思想经典著作，其意义和价值何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万圣应对互联网时代的尝试吗？
刘苏里：名家大课继续的，是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持续将近四十年的人类知识－观念整理活动，也是对这一活动进行总结，并惠及更多终身学习者的新尝试。名家大课和互联网结合，实际上是万圣某种形式的升级版：在互联网的时代，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独立书店的精神可以在另外一种平台上得到发扬？像大课这样的事情，它可能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呈现。如果有一天，物理意义上的独立书店不可避免地面临死亡，它会不会以另外一种形式涅槃？也许这个形式正在我们眼前展开，我们还没有完全看清楚这个含义。
转自《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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