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镰力：“运动”中的人世情
“运动”中的人世情
－－作者：刘镰力
我1964年大学毕业时22岁，被分配到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编辑部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家选我当了《尽朝晖》这个组织的头儿。1967年中直机关成立革筹小组，李英儒同志是戏剧口的负责人，他物色了十余位年轻人，成立了戏剧口革筹小组。我是其中的一个。
我到戏剧口革筹一年多的时间里，主要是按照李英儒同志的指示，到机关团体去听取运动发展情况。李英儒要求我们听后回来汇报，不准乱指示乱发言。
1969年我和剧协群众一起下了五七干校，当时带我们下干校的是军宣队，我所在的剧协是五连，连里的军宣队一个是老王，原是部队的一名司务长，性情温厚，三十出头的年纪；另一个姓陈，二十七、八岁，很开朗，我们叫他老陈。那时我们常常端着饭碗在一起吃饭，谈天说地，干活时也在一起，大家都很愉快。大概是1969年底，干校里开始抓“五一六”分子。当时单位里各派头头都是被怀疑对象，我和剧协曾被抽调到戏剧口革筹的另两个人，更是首当其冲。但因是运动刚开始，主要是让大家写揭发材料，还没把我们这些人当审查对象看待，军宣队对我也还比较好，所以我感觉当时人际关系并没显得过分紧张。过了不久，剧协那两个被抽调到戏剧口的人，突然不见了，继而军宣队老王也不见了，紧接着又走了数名“革命群众”。他们到哪里去了？干什么去了？谁也不知道。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也早已危机四伏，因此总是打听：老王他们到哪里去了？有一天，《戏剧报》的老编辑刘乃崇告诉我，他们在“中戏”（中央戏剧学院）。我十分奇怪，去“中戏”干什么？我又去问军宣队老陈，老陈也告诉我，他们是在“中戏”。
大约是1970年初，我轮休时回到北京。有一天我在大雪中骑着车到了“中戏”。站在大门口碰到了一个我们连队的“革命群众”。我问她老王在不在，能不能见？她很怪异地看了看我，说让我等一等。过了一会儿，老王出来了，变得不像过去热情，问我有什么事。我突然感觉自己恐怕不该来，就说没事，问他们什么时候回干校。老王是怎样回答的，我已不记得，但在回去的路上，我心里总有一种怅怅的不安。
第二天大雪还在继续下着，我和剧协的几个同事一同回干校。一进干校的大院，我立即感到有些异样，大家见了我，都是一脸唯恐避之不及的脸色，没一人上来说话。不一会儿，就见大家都进了我们连队女同志的大宿舍，有人让我站在院子里等着，不许离开。过了大约十分钟让我进去了，只见上下铺坐满了人，个个脸色严肃，剑拔弩张，问我在北京干了什么。我模糊地意识到可能是去“中戏”出了事，但也没意识到有多严重，就把前后事情如实说了。有人立刻站起来斥责我说：“老实交待吧！不要再表演了！”我觉得我说的都是实话，并没有表演，就笑着说：“我觉得文化大革命里，人人都在表演。”没想到我这句话触动了许多人的心。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大家心里想的是，我怎么这么大胆子，敢说这种话！会场里一下子静默下来，几乎能听见人的心跳。突然有人大喊：“打倒五一六！”接着有人把我押到干校的最高领导王副团长处。王副团长过去一直待我很好，他很朴实厚道，不善言辞。这晚是他单独和我谈话，他开始很和气地跟我说：“是‘五一六’没有关系，你还年轻，只要承认了，就是站到革命群众这边来了，就马上解放你。”还说：“你也知道，我一直对你比较信任，这次我很希望能拿你做个榜样，首先解放你，给其他‘五一六’分子看看，让他们知道，只要老实承认，就有出路。”他说得十分诚恳。但我真的不是，怎么能说是呢？所以又笑着说：“王副团长，我真的不是‘五一六’。”他听了一下子怒从心起，拍着桌子大骂说：“你个王八蛋！非要挨斗才肯承认是不是？”这时军宣队老陈被叫了进来，王副团长叫他带我回连队，立即组织群众对我再次进行“帮助”。那时已夜里十点多，夜很黑，老陈带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我住的老乡家里走。到了院子里，他站住，乘没人，十分同情地对我说：“承认了就没事了，王副团长是真心想保护你。”可我还是那句话：“老陈，我真的不是‘五一六’分子。”他叹了口气，把我带进屋里。屋里已是严阵以待，坐着四五个人，都是我连队的“革命群众”。他们先是苦口婆心地劝导，继而是义正辞严地训斥，最后是劳而无功的疲累。时间已过半夜，只好作罢。这就是我当“五一六”审查对象的第一天。
在此后的几天里，批斗我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是谁告诉我“五一六”审查对象集中在“中戏”的？我说告诉我的人绝对没有问题，他们自然不信。后来我想，刘乃崇这位老编辑决不能说，说是他，他必会立即被隔离审查；说了是老陈，自然很对不起他，但他是军宣队，是他们的自己人，可能问题不大。所以在第四天的批斗会上，我说是我问老陈，老陈才告诉我的。当时会场就哑了，马上宣布散会。此后批斗我时，再不提这个问题，我估计是老陈承担了，所以心里始终对他怀着一份感激。
当时正是隆冬天气，不宜“促生产”，只宜“抓革命”。“革命群众”白天可以轮流睡觉，但我要一天三个单元（上午、下午、晚上）连续接受批斗。
有一次，已经是夜里11点多，挨完了一天三个单元的批斗后，没想到又把我拉到食堂，换了一拨人，继续批斗。记得那天批斗我时，让我交待我和“五一六头子”李英儒的关系。我说：“我觉得李英儒不是‘五一六’。在戏剧口革筹李英儒是我的领导，他要是‘五一六’，肯定会发展我。可他没有发展我，所以我觉得他不是。”我说的话，在那种异常情况下大家怎么肯信？于是斗我斗得更厉害了。
和我同宿舍的有两个女同事，M是负责看着我的，我的任何行动，都由她监视。另一个是赵，当时是排长，她聪慧而又有正义感，但是眼里揉不得砂子，看到任何卑劣的事都嫉恶如仇，因此很不得一些人的意。当时我因这莫须有的罪名而突受审查，自然精神上沉重得不得了。有一次，她趁M去上厕所时，对我说：“你哭什么？你现在比我们强多了，我们现在整天坐在一块儿‘喊话’。这个说：别装了，狐狸尾巴早就露出来了！那个说：‘革命群众’眼睛雪亮，谁是‘五一六’看得清清楚楚！就这么互相喊，喊得你心惊肉跳，早晚有一天我被他们喊疯了！你倒好，反正是揪出来的死老虎一条，豁出去也就算了。我们呢？整天如坐针毡！”又说：“现在好人都成‘五一六’了，上哪儿说理去！那天斗你，有人坐在上铺，看你被斗，偷着流泪，没想到被人看见，连她都斗了！”我这才知道还有人为我挨斗。
一天傍晚，我连的军宣队老王和美协的军宣队老李，一同来到我住的地方，脸上冷若冰霜地说：“你是铁板定钉的‘五一六’，盖棺论定的‘五一六’，不要再装了，我们有证据，你再装得天衣无缝，也要把你揪出来！现在是给你坦白从宽的机会。”
那天老王和老李刚走，就有人来把我带到了五连大会场。屋中坐满了人，我站在中间，让我交待。刚才军宣队对我是怎么说的？我立即如实复述一遍。我知道，如果我说的有半句出入，立刻就会被冠以隐瞒军宣队指示的罪名。大家群情激昂，有人突然高呼：“把大衣脱了！”我立即脱了。大家让我交待我不肯承认是“五一六”的症结在哪里，并说如果不肯当着大家的面说，现在可以马上到军宣队老王那里去，如实地向他交待。于是又有人押着我去见老王。刚要出门，忽听有人大喊：“穿上大衣，谁许你出去不穿大衣的？”我赶快又穿上了棉大衣。出来以后，天早已黑下来，外面冷得滴水成冰，我当时身上只穿了两件单衣，幸亏有人让我穿了棉大衣，我真感激那个喊话的人。那是老孟，是位从部队来的老革命，“文革”前刚从部队调到剧协当秘书长，此人正派、耿直，过去常对我们说：“你们不要把军宣队说的话当成圣旨，他们有什么水平？不过是部队上的一个小司务长儿！”别人是谁也不敢说这种犯忌的话的，可是他敢。那天晚上实际上他是以批斗的口气在保护我，怕我冻坏。这是我以后才明白的。
到了军宣队那里，靠墙一张桌子，老王和老李在桌子两边正襟危坐，见我被押进去，老王说：“你就交待吧。”于是我又说了那句话：“老王，我真的不是‘五一六’。”老王一听，一下子站起来，指着我厉声说：“你知道不知道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如果你就是这句企图蒙混过关的话，现在你就给我再回到革命群众那里去接受批斗，什么时候肯老实交待了，再到我这里来！”于是我又被押回干校大院。押我的共两个人，一个人先进入会场，命令我站在外面等着，留下司机小刘看着我。当时外面的天气干冷干冷，好像连天上的月亮都冻得惨白惨白的。那进去的人半天还不出来，我心里想，是不是他们在商量押我去北京批斗的事情呢？这时司机小刘突然打开一辆汽车的车门，对我说：“你进去吧。”我心里紧张地一动：难道真的要拉我去北京批斗？小刘看我站着不动，就又低声说：“外面太冷，车里暖和点儿。呆会儿我叫你。”当时我的脑子几乎木了，只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他的好意，但是我摇了摇头。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在老王的房间和群众的批斗会场之间被押解着来回走了三次，但我始终是那句话：“我不是‘五一六’。”
有一个晚上，几个连的人都排队坐在院子里，开批斗“五一六”的动员大会。我坐在地上，冻得一个劲儿发抖。突然有人从后面给我披上了一件棉衣，我不敢回头看，心里紧张得要命，生怕这个人再因我而挨斗。过了一会儿，我把衣服脱下来，背着手又把棉衣塞给了后面的人。但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开了，说有人同情“五一六”分子，给“五一六”分子披棉衣。后来赵告诉我，给我披棉衣的是美协的唐棣，那是位极有正义感、心地又善良的老人。
到了春耕大忙季节，大家都去干活，开我的批斗会少了，只在下雨天不能干活时批斗，平时就让我在家写交待。赵偷偷告诉我，军宣队都到北京开会去了，揪“五一六”好像要有什么变化。
一天上午，我正在写交待材料，突然军宣队老王和老李来了，那是在他们离开干校大约半个多月的时间以后。这次的态度和过去有很大不同，严肃但没有了杀气。说中央发布了“3。27”文件，他们来向我宣读，内容大概是揪“五一六”分子要实事求是，不能搞逼供信之类的意思。读完又对我说：“你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你的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是‘五一六’就是；不是‘五一六’就不是。”并问我有什么想法。我一句话没说，突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以前他们说我是“铁板定钉的‘五一六’”时，我只想笑，可是这时我一直哭着，哭到他们走，我也没说一句话。后来赵告诉我，全国揪“五一六”，整死不少人，这次发了文件，不许再搞逼供信。赵又对我说：“你的日子会好过点儿了。”
果然，第二天就宣布我可以随“革命群众”一起出去劳动了。我心里无比高兴。连队里经常有一些零散的重活，一般都派男壮劳力去干。因为我能干活，也能常常被挑中。干这种外差，人不多，大家就比较随便，特别是老季带我一起出去干活的时候。老季是工人出身的大学生，出于一种善良的本性，从来不搞极左，他挑我一起出去干活，就从不把我当成审查对象，我就可以比较随便地和大家说话。在这一点上，我这个审查对象，好像获得了最大的自由。
5月份，突然传出了原军宣队要撤离的消息，有新军宣队要来接替他们。那些天，他们都有些灰灰的。在他们临走的前一天，他们集中各类审查对象一起开会，训话的内容是要老老实实，如果谁趁军宣队撤离之际捞稻草，绝没有好下场之类。第二天，全干校开盛大的送别会，大家按连排成横队，夹道欢送。不少人抢着和他们握手告别，有人还流下热泪，哭着相送。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是审查对象，应有自知之明，不要抢着上前。正在想着，就看见军宣队老王一边和前排的人握手，一边走了过来。见到我站在后边，他犹豫了一下，突然排开众人，挤了过来，紧紧地和我握了手，一句话没说，就又退回去，继续往前走了。我一下子愣住了，我的问题还没弄清楚，作为审查对象就还是人民的“敌人”，他怎么敢和我握手呢？一回头，美协的几个人正站在那里，这一幕他们瞧得清清楚楚。但是我想，这件事我一定不和任何人说，因为会对老王不利。我觉得很可能老王已经觉出他们整我们不对了。
当时连队一些骨干和军宣队一起回了北京，共同总结前一段揪“五一六”中的问题。赵也去了。过了几天她回来后，趁没人时责备我说：“你吃饱了撑的去和老王握手！”我吃了一惊，心想老王主动和我握手的事，我没对任何人讲，她怎么会知道？原来他们在京一起总结前一段运动情况时，是老王自己突然说：“临来时，大家和我们握手告别，没想到‘五一六’审查对象刘镰力也混在里边，过来和我握手。”我听了以后，心里一下子像是吃了一颗苍蝇。我跟赵说了实情，赵说：“他一定是发现美协有人看见了，怕人家告他丧失立场。美协那几个人，恨他们恨得牙痒痒。那几个都是正派人。”
过了不久，新军宣队来了，最高领导是杨副政委，他是师政委，剧协的老司机李光华开车去接的他。李光华回来后，趁在食堂吃午饭，故意坐到我旁边，十分兴奋地偷偷跟我说：“我都说了！他们怎么整你，我全跟杨副政委说了！”当时派到我们连的军宣队是张部长和他的通讯员小王。张部长为人温厚稳重，政策性很强。没过几天，杨副政委和张部长一起找我谈了话，听我叙述了被审查的全部经过。我一口气谈了三个多小时，他们听得很认真，然后杨副政委问我：“你说你不是‘五一六’，你估计会不会有人说你是‘五一六’呢？”我想了想说：“我觉得不会。我不是‘五一六’，怎么会有人说我是‘五一六’呢？”当时我不明白杨副政委为什么那样问我，但他们听了我的话以后，却十分恳切地对我说：“如果真如你所说，你不是‘五一六’的话，那你经过这次审查，今后就有免疫力了，就什么都不怕了。”那是我在被审查后最为高兴的一天，因为我觉得我终于看到了希望。
有一次我去井台挑水，两大桶水压得我一溜歪斜。这时恰巧张部长的通讯员小王看见了，他立刻走过来，一言不发，一口气替我把水挑到了家。没想到小王替我挑水的事一路上被许多人看见，无形中成了一种信号，不少过去的好同事，都惊喜地偷着对我说：“不简单哪，军宣队替你挑水啦！”结果就好像暗中开了禁，从此大家敢和我说话了。
过了不久，赵排长向我宣布，说连队里研究过了，以后没有人再监视我，我可以自由行动了。有一次恰好连里改善生活，包饺子。我因为从小不吃肉，而赵也不爱吃肉，所以连里特准我俩自己包素饺子吃。我们去食堂领了韭菜，赵突然说：“咱们还应该领几个鸡蛋，他们吃肉，咱们吃几个鸡蛋总不为过。”于是她又跑回食堂，我就站在墙根儿下等她。那正是连部门口，我正在那里捧着韭菜低头等着，突然听见一个声音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我吓了一跳，抬起头来，见是连指导员、著名漫画家江有生正站在连部门口的台阶上。他说话时眼睛没看我，看着天。我不知道他在跟谁说话，就左右看看，可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他和我。说完这句话，他仍然不看我，就又走回了连部。我当时感动极了，我知道他这话是说给我听的。
到了夏天，干校革命群众按部队的规矩，各班选五好标兵，每人都要写一份学毛著的思想总结。审查对象不参加选标兵活动，但同样要认真检查思想，写总结。我经过将近一年的审查岁月，突然产生一个强烈的冲动，就是我要写出我对审查的真实看法。
晚上当我提起笔来开始写的时候，突然感到自己是不是太轻率了？自己现在还是审查对象，“五一六”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怎么有权利去写什么审查是错误的？自己再是好心，现在也不是说的时候啊！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挨批斗凑材料吗？
果不其然，过了不久，美协的一个“五一六”审查对象带着申诉材料从干校逃跑，到北京去上告，结果被抓了回来；曲协的“五一六”审查对象互相“串连”；舞协还死了人，这自然都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干校一下子变得气氛肃杀，全干校开大会，揪斗“五一六”进入新高潮。我实在庆幸自己没有写那个材料。当时许多同情“五一六”分子的人也挨了揪斗。那些天，军宣队一再找我谈话，问连指导员江有生和我有什么接触。我说他是美协的人，我从没和他说过一句话。军宣队说：“他自己都交待了，你还不肯交待！回去写个材料来！”后来我想，他说的那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是毛主席语录上的话，即便说了也没有错，于是就把这一情况写了交上去了，并特别写明他是冲天说的，不是对我说的，只不过我听了以后觉得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对自己是个鼓励。但写了以后，我心里总是很不安，总觉得有些对不住江有生。
那时候干校已由宝坻县的北清沟搬到了静海县的团泊洼，并已全部住进自己盖的宿舍里。当时已到冬天，没有什么活儿，主要搞运动。一天下午，我和赵正坐在宿舍里，忽听食堂里一阵阵的口号声，不时又有“义正辞严”的训斥声、批斗声，但听不清说什么。赵告诉我，美协正在批斗江有生。我听了以后，难过极了，我不知道我写上去的材料是否成了批斗他的炮弹，我极力给自己宽解，我那材料里写了他是冲天说的，没对我说，但是他说的话，毕竟只有一个“五一六”审查对象听得见。用毛主席的话去鼓励一个“五一六”分子，能没“罪”吗？我听着那边一阵一阵的批斗声，就像一鞭一鞭抽在我的心上。我在灵魂深处实际已经承认我是顶不住军宣队的压力，才写了那材料的。其实他说那话时，真的只有天听得见，我听得见，绝没有第三个人听见，我完全可以顶住不说。尽管后来我知道揪斗他主要是因为他和美协的其他“五一六”审查对象的接触，但我始终不能原谅我自己。钱钟书先生在给杨绛《干校六记》的小引中写道：《干校六记》理论上该有七记，那就是“记愧”，惭愧自己在运动中的怯懦。我觉得钱先生说得很对。
这个严酷的冬天过去以后，又到了春天的大忙季节，揪斗“五一六”渐趋平淡。到林彪一伙折戟沉沙温都尔汗，运动的重点就改为批林批陈。当时干校的军宣队不断撤退，干校的学员不断被各单位要去而回京。到了1973年，我也被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要去。临行，连长把我叫去，给我的结论就是像“莫须有”一样著名的那句话：“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材料销毁，结束审查”。就这样，我一下子又从“阶级敌人”变成了“革命群众”。
在严酷的运动中千方百计以真情待我的那些善良的群众，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并将永远视为我心中的一份珍贵财富。
来源: 《炎黄春秋》2001年第3期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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