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校报︱刘家和先生口述史（下）
刘家和先生口述史（下）
－－作者：雪晶
（七）终身难忘的先生们（上）
那时候考大学是各个学校分别命题，我没多考虑，直接去参加了江南大学的考试。记得国文考试作文题目是就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写一篇文章。我用文言文写了一篇文章，得到了老师的首肯，取得了很高的分数，英文和数学也考得不错。 1947 年秋，我顺利进入了江南大学。
江南大学乃无锡巨商荣家所创办，我是第一批学生。入学第一年，在无锡西门外太湖滨后湾山坡上的新校舍正在修建，学校只好暂用荣巷附近一所简陋的中学校舍为临时校舍。 1947 年冬，钱穆先生到江南大学任教。那时候，他与唐君毅、唐至中、牟宗三等先生们住在荣巷，那边是荣家旧宅所在。
第二年，学校搬去了太湖滨后湾山坡上的新校址。新校址三面环湖，风景非常优美。推开我宿舍的窗户，太湖湖光山色就可以展现眼前。早晨起床，从宿舍前往湖边的饭厅，湖面笼罩着一片白茫茫的雾气。虽然看不清湖面，但是可以清晰地听得到湖面上咿咿呀呀的渔船摇橹声。吃完饭去图书馆看书，不一会儿，雾气就慢慢散开了，有的一丝一缕地从图书馆窗前升起，煞是好看。傍晚的时候，还可以观赏到太湖日落。现在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当时的优美情境。
我虽然上了史地系，但主攻仍是历史。兴趣最大的所在是先秦和两汉的历史。当时最爱读也最常读的有《左传》、《国语》、《史记》、《庄子》、《韩非子》等书，自己买了几种放在卧床的里侧，每天中午和晚上睡前都要读一些。这种情况实际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了。不过，我的兴趣远远没有限制在这个范围里。
在学习方面，我的国文一向不错，大学国文课对我来说也不困难。英文课一周有三门课，七个课时。三个小时阅读、两个小时语法，还有两个小时作文课。最难的是微积分。因为微积分是全英文授课，采用英文课本，幸亏我在高中时的数学就是用英文课本学的。授课的孙先生课讲得很好，但是我学得依然很吃力，考试也是刚刚及格而已。
在江南大学期间，除了中外两门通史、中外两门近代史、大一国文、英文及两门地理学方面的必修课外，我还选修了商周史、秦汉史、哲学概论、逻辑学 ( 当时称理则学 ) 、伦理学、中国文学史、古文字学、政治学、经济学、微积分等课程。作为一个年不满二十但已遭受过日寇八年统治的青年，我渴望深入认识中国文化，同时也渴望了解世界。
大学一、二年级，我师从钱穆先生学了中国通史及秦汉史。尤其值得一说的是，根据他的指导，我读了他的《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梁任公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读了《系年》，我知道了要治先秦史及诸子，不能不作考证，而作考证就不能不知清人研究成果，而梁先生的《学术史》则恰好告诉了我接近清代学术的门径。就这样，以后我在治中国古史时始终不敢忘记考证之学，一直不能忘情于清代的学术研究成果。
钱穆先生教过我中国通史和秦汉史，他对历史发展大体的提纲挈领和对历史问题的精到论辨都使我在课堂上感受过精神的震动。当时我在读《庄子》，知道钱先生正在写一本关于《庄子》的书，所以几次请教他一些关于庄子的问题。他在回答问题时，顺便问了我对《庄子》和《老子》二书的关系有无了解，我以先老后庄的传统说法为对，并以《庄子》中说到老耽而《老子》中并无庄周为理由。他看我幼稚而好辩，就嘱咐我好好地看看他的《先秦诸子系年》。我费了好大气力读了这部书，心里的幼稚浮躁之气逐渐平了下来，知道学问实在太大了。再去向钱先生请教，他问我学到了什么？我说，具体问题，我此时还无考证能力，不过，我开始认识到，学历史即使治诸子也不能不懂考证，学先秦文史不能不懂清儒研究成果。钱先生点了点头，说他要我们读梁任公和他自己的两部同名之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治学门径。治史必重考证，治先秦史必自清人研究入手，成了我半个世纪以来治古史时所信守的基本原则。
那时候听说钱先生经常一人至湖边村里雇一小船，荡漾湖中，任其所至；有时候还带领学生漫步在湖堤之间，讨论学问。我有读不懂的书或者不明白的问题的时候，常常去拜访钱先生。有一件小事让我记忆犹新。钱先生在讲授中国通史课时从来不看讲义，他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边讲课，边在讲台上踱步，我也听得聚精会神。忽然感觉钱先生在向我示意什么，原来钱先生看到四周的学生都在记笔记，唯独我一个人没有记。先生在示意我记笔记，但是我还是没有记。后来钱先生叫助教收大家做的笔记去批改，我就根据讲义编了一个交了上去。没想到钱先生叫我去他那里，亲自问我为什么不记笔记。他问我：“你为什么不记笔记？”我回答说怕记笔记分神，跟不上先生的思路。他说：“不记笔记你都能记得吗？”我回答说能，还请求先生现场考我。先生问了几道问题，我都回答上了。他说：“你现在记得，以后保证还会记得么？”我回答不上来了。钱先生告诫我说，记笔记并不是记他已经研究出来的东西，而是记他现在正在研究的，最新的东西。几十年后，我去台湾拜谒了钱先生的故居素书楼。在钱先生的铜像前毕恭毕敬地三鞠躬，每鞠一下躬，便在心里说一声，“钱先生，您讲的我还记得”。
后来台湾有个电视台来大陆采访钱先生的弟子。访问了我和何兹全先生。何兹全先生是钱先生早期在北大的学生，我是先生离开大陆之前的学生。节目中我就讲了这件事情。他们很细心地录制了影像，还感慨说“太绝了，真是太绝了！”钱先生课讲得条理鲜明、富有逻辑性，只要认真听，当然都印象深刻。
唐君毅先生教过我哲学概论和伦理学，给我打开了了解西方思想的窗户。刚开始听哲学概论时，对大量的西方哲学词汇都无所知，颇有腾云驾雾之感；但是，并非什么都听不懂，也能感到他在辨析前代哲学家思想时所流露出来的哲学智慧，使我的好奇心逐渐向一个更深的层次发展。
（八）终身难忘的先生们（下）
当时唐君毅先生的妹妹唐至中先生，教我大一国文。至中先生的国文课讲得很精彩。我还记得她给我们讲的《礼记·乐记》一课，将礼乐关系讲得很透彻，让我终身难忘。她讲的《史记·淮阴侯列传》也让我铭记至今。至中先生将韩信的性格与得失成败分析得丝丝入扣，栩栩如生，我们听得也是津津有味。她对学生非常亲切和蔼，到他们家去问问题，就如向自己的家长问问题一样无所顾虑。问了问题适逢用饭时间，他们就留用饭；饭后有时他们会去湖山之间一些胜地散步，也带着我们同行。一边走，一边谈，从哲学到文学无所不及。许多难懂的哲学问题，就是在饭桌上、散步间慢慢弄懂的。
君毅先生很爱讲黑格尔辩证法，我为其精深所震动，但也时常不懂，至中先生往往在这时候帮忙。她知道我还懂得一些老庄，就常引老庄给我解说，使我感到了中外思想之间还有一条通道。直到现在，我见到黑格尔的书，只要有时间，看不懂也愿意硬着头皮看下去，多年来一直如此。君毅先生还有一句话使我难忘：要学哲学，不能用常识来思考，要用逻辑来思考。
关于君毅先生最深刻的记忆，还是他伟大的人格。除了令人在玄思之境中如沐春风外，君毅先生还具有把道德理性付诸实践的大勇。当时有些同学家贫，君毅先生就请这些同学帮助抄稿，抄完之后，付给酬劳的时候，还特别郑重地向这些同学道谢。君毅先生当时任教务长，记得大一时，有一次师生在礼堂里 ( 临时校舍 ) 开学术讲演会，君毅先生是主持人。外面下着大雨，突然听到礼堂外面有房屋倒塌的声音，大家认为礼堂也面临倒塌的危险，现场顿时乱作一团。就在这时候，君毅先生不仅没有从主席台的旁门方便地离开现场，反而大步走到讲台前沿，大声招呼大家不要拥挤，按顺序走，混乱的局面平静下来。在他的组织下，同学们都顺利地走了出来，君毅先生是最后一个走出来的。虽然后来礼堂并没有倒塌，倒塌的是礼堂后面的房屋，但当我从讲台前走过时，仰望着君毅先生，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伟大的人格。
牟宗三先生教过我们逻辑学，讲的基本是西方的古典逻辑，但也偶尔夹讲一些因明学和墨家逻辑。这门课在开始听时也很陌生，不过因其内在联系清晰而紧密，我自己也有一些数学方面的推理训练，认真听下去就不觉得有困难。而且，我发现它和我很喜欢的几何学是同一个路数，是一种西方人所习用而我们中国人不常用的思考方法。几十年来，我不断地读西方哲学的书，也不断地复习逻辑。用这种方法帮助自己克服在学西方哲学中遇到的许多困难，也逐渐提高了自己的思维能力。
冯振先生教过我文字学，他实际是教我们读《说文解字》。先讲《说文叙》，再讲部首，然后再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讲。冯先生让我知道了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清儒在文字训诂研究上的丰硕成果。从前跟老师学古文时，就听老师解字不时引用《说文》，也稍稍翻看过此书，觉得有趣，但不知入门途径。
冯先生上课，时常辨二徐之误，出入段、王而时有发挥。当时《说文解字》虽然没有讲完，但是由此我知道了，要在文字音韵之学上打好基础，不能不多学段、王。几十年来，我始终不敢忘记这门不能忘记的学问，基本上采取了“学而时习之”的方法，段、王就成了我随时请教的老师。有趣的是，冯先生讲课带广西口音，可是有些字的古音用他的口音读正好；记得他讲“见母”的见字，与现在普通话读音不同，而恰好符合古音。冯先生启发了我多年总爱从听方言中印证古音的习惯。我不才，不能成为文字学专家，但也稍知用以读好先秦、两汉及清儒之书，实皆拜冯先生循循善诱之所赐。几十年来，我和《说文》、《尔雅》等书结了不解之缘，如非在特殊情况下，读古书遇到问题，不查阅这些书籍，心里就总过不去。
我还从束世澂先生学商周史。束先生精通商周文献，钻研甲骨经文，自己还收藏有一些甲骨片。束先生还是一位有名的老中医，非常博雅。记得我在他的指导下根据春秋三传写过一篇《春秋五霸论》，竟蒙先生嘉奖，至今记忆犹新。我对先秦史的影响也深深受益于束先生。
我还从朱东润先生学习《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从李笠先生学习《中国文学述评》。
以上所谈的几位老师都是在我茅塞要开未开之际，适逢其会地给了我一生受用的影响。他们只教了我一至二年，可是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却是对于这些学科的终生学习的浓烈愿望，我觉得这是最宝贵的。因此，特别说到了上述的几位老师。同时要说明的是，我提到这几位老师，并非说我能继承他们的学术、够做他们的入室弟子，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治学道路上给予了我终身的影响。
我很幸运，我在一个适逢其会的阶段遇到了他们。我一想到他们，就会想起杜甫的诗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当时我的求知欲极为旺盛，就像一株刚要从泥土里向外冒出头来的幼芽，恰好遇上了他们所施予的智慧的阳光雨露。如果早一点遇到他们，那么我对他们的施予会一切茫然无知，接受不了；如果晚一点遇到他们，那也许我习惯已成，他们的施予就改变不了我已成的积习，同样归于无效。因此，我觉得，在我几十年来所遇到的很多师长中，对我以后治学路数影响最大的是以上几位先生。
1949 年江南大学史地系停办，我们被要求或者转系，或者去别的学校。我经过考虑，选择了重新报考南京大学历史系，并顺利进入了南京大学学习。
（九）从南京到辅仁
我进入南京大学学习虽然时间不长，但还是很有收获。有几位先生的课程对我影响都比较深。
韩儒林先生教过我《中俄关系史》，当时他是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韩先生先后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留过学，纯然学者风度。他是蒙古史、元史专家，讲课旁征博引，非常生动，我们都爱上他的课。记得韩先生曾经给我们讲过汉语“俄罗斯”的由来。俄罗斯人自己称自己“露西亚”，前面是有一个颤音的，英语的俄罗斯发音“若莎”，也没有“俄”的发音。汉语的发音为什么叫“俄罗斯”，是因为汉人通过蒙古人知道的俄罗斯，在蒙古语中，俄罗斯的蒙古语发音为“俄罗斯”。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听闻过的。
贺昌群先生教过我《魏晋南北朝史》，贺先生是非常文雅的一个人，学识渊博，经常在家中与师母吟诗作对。贺先生给我们讲《魏晋南北朝史》让我们感受到一股魏晋文人的风气。听他的课，感觉像是在读《世说新语》，非常有趣。
《英国史》课程是由蒋孟引先生教我们的。蒋先生是从英国伦敦大学历史系深造回来的。平日里穿着非常讲究，总是西装革履，拎着一个皮包，颇有绅士的风姿。蒋先生讲课时声音洪亮，吐字清晰，条理清楚。他上课使用的是全英文的课本，布置参考书也用英语书。
刘毓璜先生教过我《社会发展史》。刘先生上课非常认真，备课充分，内容丰富，有论有史。他的课很精彩，没有废话与空话。我们上他的课是很认真听的，并做好让他延时的思想准备。
在南京大学上了不到一年，我就因为身体原因休学了。后来我考虑还是要继续学业的，因为之前听说北京的辅仁大学是陈垣 ( 援庵 ) 先生在主持，便慕名报考了辅仁大学。后来，我顺利考取了辅仁大学历史系。
我是 1950 年 9 月来到辅仁大学历史系学习的。当时辅仁大学还没有被中央人民政府接管，我记得一个月后， 10 月 10 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接办辅仁大学，校名也改为公立辅仁大学。
那时候北京解放不满一年，我是第一次来到北京城，还记得当时虽然已经经过一年的恢复重建，但很多地方还是很残破，印象中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因为我之前已经在江南大学和南京大学读过两年多大学，到辅仁以后，发现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方面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增加了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共革命史等几门课程，所以我适应得比较快。那时候我们历史系算是比较大的系，但一个系也只有几位教授，一个系主任，一个助教，平日里只有助教在系办公室。我们一个年级只有十几个人，学校里最大的系学生也就二十个左右，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到辅仁大学上学较晚，那时候援庵先生不在三年级开课，很遗憾不能从援庵先生学习。但其他几位先生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柴德庚先生教我们《隋唐史》。柴先生口才很好，写得一手好字，板书又快又漂亮。他每次上课总带一本手写讲义，可是上课后就开始脱稿授课，手执粉笔在讲台上连续讲课两个小时不会出现半点错误。记得柴先生讲隋唐史时，说过一个小故事。说武则天为什么喜欢待在洛阳，很多人说武则天在长安做了许多恶事，“长安闹鬼”，武则天是怕闹鬼所以经常在洛阳住着。实际上，武则天常住洛阳是因为长安的粮食不够吃了。因为长安在盛唐时期人口剧增，粮食运输供给不够，武则天便去了洛阳，官宦们也就跟着去洛阳，这样就缓解了长安的压力。因为洛阳有黄河直通运河，粮食运输比长安便利得多。柴先生在上课时，有不少这样的故事，我们都喜欢上他的课。
柴先生教我们用援庵先生的“史源学”方法来学习历史学。在学习《隋唐史》过程中，他要求我们看《资治通鉴》，并且要求与《隋书》 ( 二十四史 ) 对照着看。柴先生教给我查核史料的方法让我受益匪浅。
金毓黻先生教我们《宋辽金史》。他研读经史子集功夫达到一流水平，不仅学识渊博，而且相当有造诣。他治东北史很有成就，给我们上课非常自如。遗憾的是，后来患病不能给我们代课，我们还去他家里看望过他。他的课后来由漆侠先生继续讲完。漆先生当时还是个青年，对同学很热情，课也讲得很好。他只比我大六岁，后来我们师生之间一直保持很深的友谊。
刘启戈先生教我们《西欧封建制度史》。刘先生精于世界史尤其是世界中世纪史。他讲的西欧封建制度史也让人印象深刻。
陆和九先生教我们《金石学》。陆先生不修边幅，一副传统文人形象，但颇为风趣。陆先生还是有名的书法家，当时北京城里有许多牌匾都是陆先生题写的，也经常有人向他讨字。那时候学校里有许多学生活动需要写一些宣传品。我经常负责写这些宣传品，像横幅、海报、演出道具之类的。有一次，柴德庚先生看到我写的字，夸奖我的字写得不错，我以为自己的字真的写得不错。当时，陆先生在课堂上问大家，有没有人愿意写字的，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先写几个字让他看看。我写了几个字交了上去，班上还有其他的同学也交了。
后来，陆先生没有对别的同学的字发表意见，只是对我说，“你的字还需要重练。你的字都是花架子，花拳绣腿，背后没有硬功夫”。后来我考虑，真是批评得对极了。陆先生问我喜欢看谁的字，我说看得比较多的是宋人的字。他说写字要从魏碑入手才行。陆先生的书作章法谨严，刚健秀雅。我习了一段时间魏碑之后，字也有所进步。我从陆先生这里得一道理－－“要想真正写好字，花架子是靠不住的。做学问也是一样，得下苦功夫”。我后来没有继续坚持习字，想来真是对不起柴德庚先生和陆和九先生两位老师对我的期许和指导。
（十）难忘的教诲
1952 年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我留校任教。那时候的校区是在和平门。这期间，有件事情令我记忆犹新，那是学校为了宣传抗美援朝精神，组织了宣传队下乡，去的就是现在的北师大校址。那时候还没有新街口外大街，积水潭那边的城墙有个大豁口，也就是现在的新街口豁口，我们从西直门过来，北面到处是庄稼地。乡下很荒凉，只有寥寥几家农户，宣传队由陈垣 ( 字援庵 ) 先生带队，扛着旗。先生平易近人，和同学们有说有笑的，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1955 年，我们学校从和平门那边搬到铁狮子坟这边。那时候这里都是庄稼地，只有少数几栋建筑，我记得物理楼和数学楼还有四合院是来之前就建好的。 1952 年新的教学大纲已经初步确立，教学内容也相比以前有了变化。那时候讲究将生产劳动列为学校的正式课程，我们带着学生去旁边的庄稼地劳动，还经常见有野兽出没。
由于我到辅仁大学上学较晚，那时候援庵先生已不再开“史源学实司”的课程了。我没赶上这个机会，心里深为惋惜，就不断打听他指导学生研究《日知录》的情况，把那种查核史料的方法暗记在心。毕业以后留校，被分配在世界史教研室工作，但总不时翻阅《日知录》，得便就按照先生的方法查一条。 1954 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写了一篇关于顾炎武 ( 号亭林 ) 的文章，曾油印若干份在系内讨论。第二年，我到东北师大去进修世界古代史，就把修改这篇文章的事情给忘了。
1956 年 1 月，在长春收到刘乃和先生寄来的信，其中传达了先生对我的教诲。原文是：“你作的顾亭林论文，陈校长看见了。很高兴，很是夸奖你。但中间引用了《日知录》卷十八‘心学’条有‘愚按心不待传也’一段，此段连前文，共五百九十多字，至‘故僭书其所见如此’，都是《日知录》引《黄氏日抄》卷五之文。中间为黄汝成《集释》隔断，遂易误为亭林之文 ( 黄汝成就是如此误会 ) 。不知此“愚按”的‘愚’字，实是黄东发自称，非亭林也。嘱转告你，改正为幸。他又说，这就是古书不好读的一个例子。因古文引文不加引号，故有此弊。”
读了这一封信，我内心深受感动。首先是对于先生的由衷感激。当时先生年事已高，忙于学术研究与校务，日不暇给，乃肯以极宝贵之时间一读后生晚辈之习作，热心予以鼓励，并严肃指出其中之错误，这种诲人不倦的高尚精神，实在令人难忘。再则是对于先生的由衷敬佩。我把黄震的“愚按”当做是顾亭林引《黄氏日抄》文后的按语，这一引证错误，只要不核《黄氏日抄》原书，可以说是很容易犯的。黄汝成作《日知录集释》，参考了顾氏以下，道光以前学者研究《日知录》中研究过的问题的著述，数近百家，可谓研究《日知录》的权威，犹未能免此失误。可是先生活于黄汝成百年之后，竟然随手而正黄氏之失至如此精细的地步，其治学之精，记诵之博，怎能不使人五体投地！
这一封信，不仅使我深受感动，而且也使我深受教育，获益颇多。首先，我反省了我自己为什么会引文失误，最初归咎为自己年纪轻，学问少。继而又想，黄汝成为什么也有此失误。黄氏作《日知录集释》时年纪虽不算大 ( 三十多岁，比我那时大十岁 ) ，而学问不少。所以黄氏失误，不在于学问不足，而在于疏忽。想到这里我就知道自己的错误在于学问少又加疏忽。最后一想，陈老为什么不会有此失误？除了他学问大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在引文时绝不轻信转手的介绍。他有一句名言：“人实诳汝”。这一条使他在引用史料时能立于不败之地。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忘了先生的那句名言，在作文引用材料时，首先比求依据原文。在原文实在不可得而不得不引用时，则说明引文的出处。这不仅为了慎重，也是不致诳人。这样使我减少了错误，养成了比较踏实的习惯。
我曾想自己为什么没有查阅《黄氏日抄》。我从《书目答问》中早就知道这部书，也在资料室书架上见过此书，可就是“看书看皮”，不曾打开一阅。反复寻思，原来是不知道此书有多大用处，所以才轻忽了。知道引文错误以后，我赶快找到《黄氏日抄》，首先复核了引文，证实先生所言准确到连字数都不差，进而看了四库全书馆臣所作此书提要，然后泛览此书大体内容，再选自己对其内容比较熟悉并有兴趣的地方细心地看看。这样，我对此书就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从而也就发现，对于研究顾亭林而言，《黄氏日抄》是一部不可不看的书，顾氏对于宋明理学，拒陆王而近程朱；黄震继武朱熹而有所损益，在一定程度上为亭林思想之前导。于是我意识到，自己写关于顾亭林的文章，而尚未注意到此书，显然仍然在研究的较浅阶段。自从意识到这一点以后的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学习先生的办法，每见书中的引文，必追踪其原文。这样追踪的结果，不仅是一般地扩大了自己对文献的眼界，而且也是有层次逐步深入地扩大了自己的学术眼界。
世界上没有生而知之的人，援庵先生亦是。他之所以能达到学术的高深层次，那显然就是他在学术上不断追踪或攀升的结果。据闻先生常教人说，探究史源，可以渐知考据方法与治学门径。就我的切身体会来看，这个意思是一点也不错的。我之所以能比较细心地做一些考证的文章，这也是受到了先生的直接与间接教导，比较肯在史料上追本溯源的结果。当然我的水平不高，那是学先生学得不好、不够的问题。而我的点滴进步，却与先生的方法有关。
（十一）巧学外文
我刚工作时，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安排的专业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当时自己很想进中国古代史专业，但既然是工作的需要，当然也就服从了。
做世界史，要求外文好。我当时只是会一点英文，能看一般的英文历史书籍，但是阅读速度与理解深度都很不够。好在我对外文不仅无反感，而且有兴趣 ( 早年不愿意学日文是另一回事 ) 。既然要我搞世界史，那就横下一条心学呗。正在加紧提高英文水平时，又遇到了必须学而且要迅速学会俄文的要求。英文还未及加深，又来了俄文，搞不好就会“鸡飞蛋打两头空”。怎么办？于是我又参加了突击式的俄文速成班，班上老师要求学过一种外文的人尽可能联系已学的语言来学俄文。这给了我一个大启发－－联系英文学俄文。
我的办法是，准备一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和一本俄文版《共产党宣言》，两个本子一字一句地对照看，每一句都用在中学学英文时的图解法 (diagram) 来做文法分析，用不同颜色的铅笔轻轻地划在书上。每天不求多，但必坚持。经过一段时间，这本书读完了，自己觉得效果还不错。
又用同样的方法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到这本书读完，不仅没有了“鸡飞蛋打”的顾虑，而且感到这样做能够使英文与俄文的学习互相促进；特别是在对读过程中发现了印欧语言词汇、语法中的一些有趣的异同，很开眼界。以后，我学德文，到自学阶段时还是用这个方法，用德文原本对照英文和俄文译本，每句都表解分析地读。由于德文和英文关系更近，在比较对读中可以迅速发现二者在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异同，大大加快了德文的把握进度，而且对三种文字的学习也大有互相促进的作用。同时，收获还不仅于此，这样做也使我更自觉地在学习中注意比较方法的运用，促进了我的比较意识。
随着比较意识的提高，我也把学中国古汉语文字学的方法运用到学外文上来。对汉字，我有追寻其小篆字形和古音的习惯；推广到学外文上，就是随时追寻外文字的字源。这种方法短时间看不到效果，成年累月积累下来，就很可观。它既有利于加深、加固对某一种文字的理解和把握，又有利于学习多种 ( 同一语系 ) 的文字。还有一个原先没有想到的效果，就是因为理解得深，所以记得快、准、牢，从而大大提高效率。原先以为这样的笨方法会费时间、低效率，而结果恰恰相反，尤其从长时期的角度看，更是如此。正是因为这样，尽管我曾费了大量的时间学外文，但是学外文并没有妨碍我对中国学问的学习。
我注定要做世界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了，就决心好好干。当时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正热，有些先生涉及了与斯巴达的黑劳士 (Helot) 制度的比较。我想，要研究希腊社会经济问题，斯巴达和雅典总是不可缺的。于是就开始准备做黑劳士制度的问题。这时东北师大来了一位教世界古代史的苏联专家，要开青年教师进修班。我考上了那个班，从 1955 年深秋到 1957 年夏，在那里学了两年世界古代史。这两年里，除专家讲的本专业课外，还有俄文及理论课，其余时间就是做论文。我就选定了《论黑劳士制度》为题，结果写出一篇八万多字的论文，其中涉及了与中国史对比的问题。论文在一个规模不小的答辩会上答辩通过，并得到了当时认为的最好的评价。进修班毕业，可是没有颁发任何学位；全班同学也都没有获得学位，当时没有这个规矩。一位老先生把此文推荐给了一家出版社，他们看了稿子，答应出版，但是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多数文字加工意见我都能接受，就是有一条我不赞成一位苏联大学者的意见的地方，他们要我必须改；我想我的苏联专家老师都没有要我改，宁可不出也不改。这样就没有再把稿子寄回给他们。我算做对了一件事：没有把不成熟的东西随便发出去。
做《论黑劳士制度》论文时，我一直有两块心病。一块心病是只能看洛埃布丛书的英译文的这半边，而不能看其希腊原文的那半边。用史料不能从原文入手，怎能算真正的研究呢？另一块心病是，眼看着要做比较研究，可是自己在中国古史方面的文献功力仍然显得不够。
由于想治这两块心病，首先打算自学古希腊文。找了一本用英文写的希腊文文法书，自己就试着往下学；因为没有老师可以请教，经过一段时间积累下来的问题无法解决，最后只好放弃。学不了古文字，就转而自学德文。我买了一本北大德语教研室编的《大学德语课本》 ( 第一册 ) ，自学起来。毕竟现代语言比古语文容易多了，这次自学为以后几年从师学习德文打下了一个初步但扎实的基础。
古希腊文学不会，就更觉得自己不能放松在中国古文字方面的努力，因为这是我在可望的将来 ( 现在应该说终身 ) 能够直接用来研读原始古文献的唯一的语文了。自从工作以后，尽管具体做的是世界史教学与研究，但我从未间断在中国文献方面的业余学习。最有保障的是一天工作下来的晚饭前或后，到住处附近的旧书店去逛一个小时左右，除一般寻找有无可购的中外文书籍外，每次的重点都在搜寻清人的小学、经学和目录学方面的著作。有些书很贵，买不起，就每次看一些，总要看到有一个大体了解才罢手。对清代著名学者年谱，每见一部，都要浏览一遍。这样就逐渐积累了一些最基本的清人小学、经学著作。
我买书的原则是，在买得起的里面挑版本印刷最好的，但也没有名贵好书。我常对人说，自己买书几乎像旧社会挑女婿一样，左看右挑，经过许多回才很吝啬地买一本。其实不是吝啬，这样买来的书，未到家，你对它的大体内容、功能特点都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以后用起来效率高，有时一本能顶好几本用。这一点可怜的体会，也许是有钱大手大脚买书的人无法感受的。直到“文革”开始前，我这一逛旧书店的习惯一直坚持十几年不断。“文革”后，由于工作需要，我又同时兼做中国古史教学与研究，之所以不觉突然，实在与此有关。
（十二）学问的精神土壤
我一直坚持学外文。从东北进修回北师大以后，我一面跟张天麟先生继续学德文，一面又和教研室里的几位先生一同跟一位老师学拉丁文，学了不到一学期，运动风暴到了，只好停学。这一停，从此打断了我学拉丁文的路。
学拉丁文不成，是我学古文字的第二次失败。这次失败使我想到没有希腊文、拉丁文的素养，而从事希腊、罗马史研究，究竟能做到何种深度的问题。原来我就打算以希腊古代史、印度古代史和中国古代史为三个支点，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推动自己对整个世界古代史研究水平的提高。这时就想更快地深入古印度史领域，借助自己在阅读中国古文方面的一些有利条件，来做一种有中国人自己特色的古印度史研究。
既要认真治古印度史，就不能不认真读书。我知道，真要做古印度史，不能不学梵文和巴利文，系里领导也曾经答应送我去跟季羡林先生学几年梵文。可是，先是“四清”，接着就是“文革”风暴，我的古印度史研究都被打断，更无论去从师学梵文了。
到了“文革”中后期，因思想“保守”跟不上“形势”而靠边站的人，空余的时间就稍稍多了一点。我也讨了这个便宜，想学习的心又按捺不住了。一位外语系的老师，和我是多年交流外文学习经验的好朋友，这时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各自自学起梵文来。自学不到一年，又重蹈了以前学古希腊文的覆辙－－做练习中积累下的问题无法解决，不知自己做的练习是对是错，再次败下阵来。这一败，彻底打破了我学外国古文字的梦。心里不服，知道电台广播教法语，就又跟着学法语，从初级班到学完中级班，再次用英、俄、德文本的《共产党宣言》对照法文本读。还没有读完，“文革”结束，各种工作压力一齐来临－－我又正式兼做中国古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所以刚学的法文就丢生了，还不如学希腊文失败后学的德文。噫，夫复何言！总之，我学外文几十年的情况是，教训多于经验，失败多于成功。一些好心的师友为了鼓励我，说我会多少种文字，使我十分惭愧。这里赘述数语，也是为了正视听于万一，以免虚声欺人。
虽说“文革”中后期有学梵文的失败，但我在中国古文献方面却颇有进展。 1971 年春，我被借调到故宫博物院临时帮忙 ( 做重新开放的准备 ) ，开始下了学校里“运动”的车，在那里读了几个月古书，也从此时开始自学金文。因为有一点《说文》的底子，所以入门不觉其难。秋季回校，参加外国历史书汉译的工作，随后就参加刘知几《史通》的译注工作。译注《史通》，在当时算是注“法家”著作，可以比较集中精力。这项工作做了一年多，我的文字训诂能力得到了一次严格的考验和锻炼，原来在这方面做的准备一时都派上了用场。
1979 年末，我奉调到史学研究所从事中国史教学与研究，在所里招收的硕士研究生是中国古代史专业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方向。 1986 年历史系建立了世界上古中古史博士点，我在系里就招收世界史专业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所以，从八十年代初起，我就正式与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早期，我曾经给研究生系统地讲过“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课，但那只是讲社会经济和政治史方面的比较，未能涉及思想文化。好心的友人劝我就此写成专著，可是在我看来，如果事先没有做好一系列专题论文以为基础，遽尔就写专著，那么这样的“专著”就恐怕只能加上引号了。学校的出版社几度和我商谈，要我把讲义整理出版，我也以同样的理由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个根本性的想法，就是比较研究是一种看来容易而实际又很难的工作。说容易，是因为只要你头脑灵活，随便在一个有话可说的方面抓一个热题，尽兴发挥一通，也能引起某种轰动效应；说不易，则是因为要真正地做比较研究，那还需要先有两种准备。这就是，第一，对于所要做比较的领域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对中外历史没有一个大体的把握，不能率尔操觚；第二，必须至少对一个国家 ( 能多当然更好 ) 的历史具有直接从原始资料入手做独立研究的准备，并做出了一定的成果。
我用这两项条件反省自己，觉得对于世界古代文明史，自己还是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和把握的，对于古希腊、古印度有一定程度的深入，但是已经不可能再具备从原始文献研究的能力。中国古文明是我们自己的文明，是我的精神自幼即寝馈于其间的文明，自觉理解较深，也具备从原始文献入手做研究的一定能力，最需要的是在中国古史方面做出一些切实的研究成果来，积累起一定的研究经验。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具体的研究取向，就是把中国古史的研究同经学文献研究结合起来，这是为了从源头上探寻中国古史的精神来龙，也是为了借助经学在文献考证方面的经验与成果。
二十年来，我写了一些文章，大体都不出这个路数。这样的做法，是对是错，自己不敢断言，但作为一种选择和尝试，则未为不可。曾有一位师长和我开玩笑说：“你从世界史逃到中国史去了。”我说：“我没有也不敢逃，我是在‘转进’。”这些年来，我所写的文章，有少数是直接讲中外古史比较的和比较研究理论的，多数是专论中国古史某个具体方面或问题，但是其中总寓有比较研究的含义，文中也不时有一两句指出所资比较之所在。因此，在一定限度里说，我的中国古史方面的文章都具有某种中外比较的背景。现在，我不再就外国史某一专门领域做专门的研究，但是不放弃尽可能读一些外国新书，参加或主持一些世界史教材的编写工作，把自己在中国古史研究方面的或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方面的点滴成果引进到这些教材里来。所以，我才敢说：“我没有也不敢逃，我是在‘转进’。”
我自知在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方面成果甚少，尤其不能也不敢望前辈学贯中西的大家之项背于万一。我只是多少做了一些事，还要请各方面专家多多批评指正。
我希望在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方面不断有新的专家和专著出现，我更希望的是这种研究是潜心的、踏实的、真正的研究。我常想，前辈学贯中西的大家为什么能达到那么高的学术境界？有一点至少是明白的。他们都在自己本国的文化领域里具有深厚的基础和功力，因而他们在探研外国历史文化的时候也就能自其大者、自其高处而观之，而理解把握之。他们学外国学问的时候，在精神境界上不是作为一个初学者趴在地上一点一滴地拾人遗穗，而是在本国学问上与外国学者 ( 他们在其本国学问上 ) 站在平等的地位上的。当然，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不能在中国历史文化方面先奠定基础就开始学外国历史文化的现象也常会发生，这也未为不可。重要的是，当一个人在外国文化方面有一定造诣以后，不宜忘记学习本国文化；因为不管自觉与否，这总是我们的精神植根最深的土壤。离开这块土壤，我们的成就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很大的限制。我深深景仰前辈大家的那种风范，愿意景行行止，也愿意与有志于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青年朋友们共勉。
（十三）我的读书心得
年轻的同学经常问我怎么读书。我想自己一辈子都在读书、做学问，关于读书，还是有一些话想跟大家谈谈的。
读书要有目的。读书的效率取决于读书的目的是否明确，也就是我们是为了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解答什么样的问题而读书，即韩愈所说的“解惑”是也。但是必须谨记：读书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对于现实问题的求解。再则就是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要写文章，写文章也有相应的要求，那就是在你的文章中，你能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如果你提出的问题司空见惯，就绝对没有写文章的必要。读书是一场激烈的智力、智慧的竞争，不仅和身边的人、同等专业的人、国内的相关专业的人士，还要和国际上优秀而杰出的思想者、学问家们进行竞争。就如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与对话理论”，如果没有竞争精神作为奠基石的话，他的理论就是浅薄的。另外，读书应当注意汲取经济学的有关法则，不做无用功；节约时间、节省精力，同样是读书过程中要留心的事。
还必须明确的是：不同的书，应当有不同的读法。荀子在《劝学篇》一文中指出：“古之学者读书为己，今之学者读书为人。”看起来，似乎后者更加高尚，更值得效法。其实不然，读书首先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人，一个知识结构、道德人格结构完善的人，否则就会成为“书蠹”，成为知识的贼人，所以荀子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在“小人”那里，读书反而会成为换取口腹之欲的方便工具，甚至成为谋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反思我这么多年的读书，以此衡量，真要冷汗涔涔而出，如芒在背的感觉十分深切。所以，读书必先为己，为己者，乃是首先要求自身的完善，非为苛求于别人，唯其如此，然后才谈得上读书为人 ( 他人 ) 。
关于泛读和精读，首先要找准自己现在所处的“方位”。当你走进浩瀚的书籍海洋的时候，就如一名旅客乍到陌生的城市，如果不清楚自己现在所处的方位，就会迷路，迷失自我；就读书治学而言，就不能够明晰自己当前的学术位置与层次。失去了准确的定位，读书则如在沙漠中寻水，很难实现开始所拟定的预期目标。此外，要能够看出一本书的框架和网络，寻找它们的连结点，进而寻求入山的门径和道路。
泛读是在为你将来的学术研究搭建宽广坚实的平台，是检验一个学者知识储存库的利器，就如同金字塔的塔基，其重要性自不多言。我想重点说说精读，精读可以大大提高阅读能力，精读的目的就是要切实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范围要小，防止漫天撒网，无端虚耗有限的精力与时间。在精读的过程中要一再地追问如下问题：这本书为什么这么写？它的结构、用意、表达的思想等等……精读要求对所读书籍的总体结构有深刻的了解，依此类推就是对它的篇章结构、段落结构、字词、重点词的词源，都要进行一番来龙去脉的调查研究。加强精读的训练，就好像是为了砍柴而磨刀，看去很笨，效率却很高。
要打破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的文人艺术家式的随意读书的风气。我们做研究的人需要的是科学严谨，浅尝辄止的欣赏性的读书有百害无一益，对此需要慎重对待，严加防范。要像古人读书那样，做到“入乎眼，箸乎心”，书进脑中立时分解，要能念出书的结构，提高自己的自觉分析能力。进度虽慢，必须坚持，长此以往，方可逐步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某种意义上说，精读实际上是一种有效而艰苦的学习方法的训练过程，是寻找“解牛之刀”，是提高读书效率的关键。
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和《书目答问补正》两书，皆为薄薄的小册子，但却是治史学读书修学的便利门径。通过对这两本书的阅读，和翻阅它所涉及的相关书籍，会让你对传统的典籍、相关校注的基本情况有清晰的了解，特别适用于刚刚入门的人。
然后，再去通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你就会做到心中有数，而不至于被四库全书的繁复书目所吓倒。关于“追溯法”，具体做法是重视你所看的书籍的参考书目，从参考书目中得知诸多你当下所关注问题的相关资料，实在是一种触类旁通的经济型的读书方法。这样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就会找到丰富的解决问题的材料。这种方法忌“漏”，要清楚地知道书的利用经过，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才是深入的读书，才会让你学会对书籍的最大效率的利用。
对于工具书的使用，务必要留心字典前面的凡例。了解这本字典编者的编写用意，和它与相关工具书的不同功效，这样就能够让你迅速地掌握工具书的使用。熟练以后，就可以让字典等工具书发挥最大的功效。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总是有限的，所以掌握一定的方法，进而最大限度地提高读书的效率，是读书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读书，找材料是目的之一，但不是全部。找材料凭电脑网络就足够了，但是由此而来的材料的上下文是什么，却是不得而知的事情了。西方的很多汉学家就是通过电脑找到很多材料，然后拼接组成“煌煌大著”，看去很能“唬人”，对初学者而言，有时难免会目迷于五色，失去自己的独立判断能力。现在看来，如果我们对这些著作严加审查，就会发现其间的很多“巨著”原来不过是纸老虎－－这也从反面告诫我们，要时时警惕那种不够科学严谨的学风的滋生，要注意选取材料的前后关联，即西方语言学中经常提到的“语境”这一术语。
读书作为一种具有竞争和挑战的对话行为，我们可以通过书籍实现和古今中外顶尖级人物的高层次对话，明师难求，书籍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尤其，当我们很难寻找到明师的时候，书籍、读书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
另外，读书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发现自己缺点的过程。仅仅从书中看到它的不足还是远远不够的。老子说：“为学日益 ( 知识学问 ) ，为道日损 ( 缺点 ) ，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要从书中看出自己的不足和缺陷，所以读书的过程既是一个增加的过程，又是一个减少的过程。增加的是新的知识、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减少的是自己的缺陷和不成熟的地方。这样，长此以往，学问将会渐入佳境。多年的治学经验使我认识到：只认读书一条，而不是从一家、一人学习知识。通过广泛的阅读可以使读者同众多的高手交流对话。人类文化能够不断地发展，就是因为真理永远在我们的前面。
( 全文完 )
转自《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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