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宏聚墨楼：另类教授黄有恒
另类教授黄有恒
－－作者：北宏聚墨楼
复旦大学曾有个教授叫黄有恒，住复旦第二宿舍 9 号。黄伯伯相貌堂堂，骑一辆黑色女式脚踏车，他和太太柴启明膝下无子，和宿舍里面的孩子倒很玩得来，常有小孩到他家去做客，他会拿好吃的给予招待，我也是受惠者之一。他有一架苏联查尔基牌 135 照相机，经常给宿舍里的孩子们照相。孩子们都喜欢他。
小时候就知道他精通英语、俄语，并諳多种方言，北京话、广东话、上海话他都说得比较标准。他有个和前妻生的儿子很有出息，名字叫黄健，曾任国家田径队总教练，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初就被中共中央将他和其他一些高干子弟送到苏联读书。黄健是在苏联长大的，莫斯科体院毕业， 50 年代回国，中文都不太会说。记得有一天晚上，黄健一家到第二宿舍他父亲家，我们知道后都到黄家去，想见他一面。他那时已经出名了，培养了郑凤荣，郑以 1.77 米打破罗马尼亚巴拉斯 1.76 米的世界纪录。以后黄健又培养出倪志钦。
更多了解黄伯伯是在读小学的时候，当时有一本《王若飞在狱中》，其中有个章节为“批判黄平叛党”，知道了黄有恒就是黄平。不过，我们小孩子和他关系仍然很好，并没有所谓划清界限的事情。
1966 年，“文革”期间，黄伯伯遭殃了。 8 月初，复旦的“斗鬼”，他成为主要对象之一。在 8 月 6 日、 7 日， 30 多名被抛出来的“牛鬼蛇神”遭到批斗，地点在复旦第十宿舍（学生宿舍）附近球场上，党委指使群众将许多张乒乓台子抬出来拼在一起改成了斗鬼台，桌上跪着所谓牛鬼蛇神。黄有恒因有变节行为，主持人令他老实交代罪行，他每交待一个罪行，就遭到一顿臭打，惨不忍睹。批斗以后，再交由所在外文系批判他的罪行，苦头着实吃了不少。作为旁观者，我也了解了他的部分历史。他可是个大人物啊。
对黄伯伯了解得比较深入是在“文革”后期。 1974 年夏，我还在农村务农，一次回家，得知他已经获得自由回到上海，于是我去他家拜访。我去他复旦第八宿舍仅有一间屋的陋室，进屋时，半导体收音机正播放着电影《闪闪的红心》主题歌，他对我说，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好听的音乐，真美妙啊。对于我的到来，他很吃惊，问我是怎么找到的。我说，在复旦宿舍范围，我朋友很多，有人知道我和你的关系，特别告诉我的。那天，他和我谈了不少。他说，是 1966 年 11 月，突然有人上门，把他带到了北京，后来才知道这叫做“保护性隔离”。他说，如果留在在复旦，他这条老命肯定不保。我问他，中共为什么对你手下留情。他说，当年被捕，当晚他曾用电灯线自杀，但没有死成。第二天在没有上刑之前，他就供出了北京、天津三四个接头地点和刘少奇在上海曾住的地处。至于中央机关，政治局开会的地点，国际代表的地址，地下电台的情况则只字没提。可能是中共中央看到我曾经还有点贡献，对党损害不大，于是 1949 年安排到复旦教书。他从北京回来时，工资恢复到每月 200 多元，他对我说，你插队地方离江苏浏河不远，下次回来方便的话给我买点鸡蛋回来。我对他如此“领市面”惊诧不已，江苏地方副食品供应确实强于上海，而且价格低。尽管我有点不情愿（鸡蛋实在是携带不便），另外，当农民十分辛苦，心情也不好，但我还是答应帮他购买。看来，黄伯伯享受的做派并没有改变。当年年底，我带上了鸡蛋上门，他很感谢，并又对我说了不少有关他的故事。王若飞书中所称，黄平“这个人平素爱出风头，喜欢夸夸其谈；贪恋安逸的生活”并非言过其实，黄伯伯说话时是比较随意一些，可能对我也是没有什么戒心吧。
黄伯伯的一生可谓波澜起伏。他原名黄平，祖籍广东，生于汉口，早年在上海沪江大学附中学习英语，以后在北京《英文导报》工作， 1920 年又转至苏俄远东通讯社，收入颇丰。可他自由浪漫，向往革命， 1924 年由赵世炎、陈炎年（陈独秀子）介绍加入中共， 1923 年通过加拉罕（苏共）的推荐赴苏留学，起了俄文名，沃罗夫斯基。在莫斯科的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里，黄平与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王若飞、任弼时、叶挺等人一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并于 1924 年由赵世炎、陈延年介绍入党。同年 10 月，他被赤色职工国际委派到香港组建国际海员俱乐部。 1925 年至 1926 年，他先后担任首届中共香港特别支部书记、广东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与邓中夏、苏兆征一起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成为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 1927 年，他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黄平回到香港继续开展工人运动。 1927 年 10 月，他出任中共南方局委员、南方局军委委员，当时南方局委员共六人（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后又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12 月，他与张太雷等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是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三个成员之一（另二人为张太雷、周文雍），参与了起义的酝酿、决定、准备和发动的全过程，并在起义后担任了新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内务委员兼人民外交委员，在张太雷牺牲后实际上起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作用。
1928 年 6 月，他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并担任大会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周恩来筹办会务。 9 月，他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又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于 11 月接替即将回国的张国焘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
黄平与共产国际中许多人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这得益于他英语、俄语俱佳，又善于交际，性格符合外国人口味。他出席中共六大的身份便是共产国际特约代表。黄伯伯曾对我说：“据我的理解，所谓特约代表就是共产国际觉得应当参加会议而又怕中共中央不把他们派来的一些人。我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广州工作期间认识许多苏联军政人员，他们对我的印象很好。这大概是特约我去的理由。”
黄平是在 1931 年 9 月初回到上海的，先是负责中共中央全部的交通工作。所谓交通工作，指的是把中央文件送到各地，并把各地的文件送到中央，更重要的是在中央和各苏区之间设立交通线，把人员安全地带到苏区，并把苏区人员安全带到中央。同时，黄平还建立起了上海中央与莫斯科和中央苏区之间互相联系的秘密电台，中央给国际的电报首先由他译成英文，编成密码，然后才交报务员发出去，国际来的电报也由他先译成中文后交给中央。在此期间，他曾经安排将周恩来安全地送达中央苏区。此事的背景是 1931 年 4 月至 6 月，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上海中央的工作陷于瘫痪，只好考虑疏散转移，当时决定王明到莫斯科，周恩来去中央苏区。黄伯伯告诉我，当年是他把周恩来秘密送出上海的。一天晚上，他到周恩来住的海宁路一家烟纸店楼上。记得周恩来穿的是对襟蓝色短上衣，蓝色中式裤子，一副工人打扮。周恩来叫他去买一顶便帽，于是他到四川路上买了蓝色便帽。等周恩来化装就绪，两人下楼叫了两辆黄包车直往十六铺码头。他和周恩来登上驶往汕头的太古洋行轮船后，在统铺找到了叫萧桂昌（小广东）的交通员后告别下船。为保密起见，邓颖超没有送行。不久，邓颖超也去了苏区。
1931 年 11 月，中共中央鉴于掌管特科的顾顺章在 4 月汉口逮捕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 6 月在上海被捕叛变，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共产国际指示下，中共决定在上海成立一个临时中央来维持工作。黄平一开始未能入选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后来因为共产国际的过问还是增补进去了，最终，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陈云、康生、卢福坦、李竹声、黄平七人组成，博古负总责。这使黄平在中共的职位达到最高点。
黄平虽然最终被补入临时中央政治局，但经常受到博古（秦邦宪）等人的为难，甚至遭到严重警告处分。博古等人认为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摇摆不定，他原先负责的秘密电台也被责令移交。对此，黄伯伯对我说：“我懂得这个变动是迟早要来的，因为秦邦宪他们肯定是不喜欢一个他们集团之外的人知道他们与共产国际通报的内容。”
1932 年 12 月 14 日，他到天津视察工人运动时被捕，在触电自杀未遂后变节。他的解释是：我知道受不了重刑，如受重刑把中央和国际的代表供出来，那就后果严重了，全部交代良心上也过不去，于是避重就轻进行了交代” 1933 年 1 月，他又写下了一份《自首书》，内称“共产主义在苏联尚未能实现，距离中国更远了，并宣布脱离共产党”。
后来宋庆龄曾专门到狱中见黄平，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她向共产国际表态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放弃他。”共产国际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
黄伯伯说，变节后内心是痛苦的，在狱中他和一些高级犯人住狱中招待所，他消极地敷衍和搪塞国民党特务。后来他二哥从上海来南京设法营救他出狱，二哥对狱方说，能否搬出监狱居住，保证不会有越轨行动，狱方经请示后同意了。于是他二哥在南京市区租借了一个房间，买了一辆脚踏车给他。后来黄平骑这辆车子到处玩，还到基督教青年会去洗澡。他说，这是做给国民党看的。几个月以后，他打算离开南京这个是非之地，于是他试探到了上海，见南京方面没有反应，二哥又给南京方面写了一封信，说可以担保黄平。南京方面没有回信，以后也没有再打扰黄平。
后来他结识了柴启明，于是拼命追她。据我母亲回忆，柴启明曾对她说，她去庐山游玩，黄有恒也一路追去。终于在 1934 年，他和柴启明结婚。因为柴启明苏州亲友多，也怕招惹是非，他们搬到苏州居住。黄伯伯说，此时，他改名为黄有恒。在苏州，他利用特长，挂了“个人补习英语”招牌，生意兴隆。可是好景不长， 1937 年，日本鬼子打来，学生跑光了。为了生存，又回到上海。 1938 年，他在上海江西路猪行谋得翻译职，同年 11 月谋得上海工部局卫生处二等秘书一职，后任总务科长， 1945 年 2 月辞职。 1949 年 1 月在上海海宁洋行担任成本会计（英美商合资）。他与夫人柴启明感情甚笃。
上海易帜后，他即向政府坦白了被捕和变节的经过，并自请处分。 1949 年 8 月，他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复旦大学外语系担任教授，教英语、俄语。 1981 年 7 月 6 日在上海因患肺癌去世。
黄有恒绝对是个人物。我以为，不管是对他的一份忘年情谊，还是对他这么一个知识分子的经历都应该留下一点痕迹。于是我积累资料开始落笔为他在百度写词条。在写这一词条时，最困难的是没有照片。由于“文革”，我们家照片损毁许多，有些是自行销毁的，有些是抄去的，当年我们和黄伯伯一起拍的照片就属于此例。我母亲和柴启明的合影倒还在。以后，在家中发现了复旦外文系上世纪 50 年代一张师生联欢合影照，里面看到了黄伯伯熟悉的面庞，于是将其截取处理，并交百科审核，尽管图像质量欠佳，但运气不错，当班编辑还是网开一面通过了。
黄有恒是一个另类教授，和一般的教授经历完全不同。按照常理，他是不可能到高校教书的，因为他并没有正正规规念过什么大学，毫无门派。不过，他是个知识分子、读书人，由于英语、俄语俱佳，又善于交际，深得当时的共产国际信任，成为中共和共产国际的传话人，很出风头。由于像他这个层次的人当时毕竟很少，于是，中共特别对他加以培养。但是，搞暴力革命是要掉脑袋的，他并不适合做这种事情，于是，他在被抓一阵惊恐以后回头上岸，最终到大学教书，结局倒还不错，中共高层还是念旧情，安排他到复旦教教书，“文革”期间还保护了他。
贯穿他的一生，很奇怪，国共都没有为难他， 1949 年以后他似有神助，平平安安，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搀扶他渡过难关。我问起原因，黄伯伯说：“应该是周总理在保护我。”有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周恩来庇护，自然他能安然无恙，涉险过关了。不可忽略的是，他在做人方面应该也是很有一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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