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三不老胡同1号（上）
三不老胡同 1 号（上）
－－作者：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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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一个冬天的早上，母亲带我穿过雪后泥泞的胡同，来到刚建成的红砖楼房前。这土路丈余宽，坑洼不平，一小窝棚横在路当中，冒出浓烟，带着一股烤白薯的糊味。当医生的母亲不断提醒我：脏，走这边。
那烤白薯的糊味，让我像狗一样记住了新家：三不老胡同 1 号。由此出发，我走了很多年 ……
那个冬天的早上，我抬头望去，沿排水管沿窗户阳台向上，直到屋檐背后北京的天空。这里原是郑和的宅邸，雕栏玉砌今何在 , 唯有假山，如瞎眼证人。
郑和本姓马，小名三保，明成祖朱棣赐姓郑，三保老爹胡同由此得名，到了晚清，大概被囫囵吞枣的北京话，外加噎人的西北风篡改成谐音－－三不老胡同，倒也吉利。说起郑和周游世界至今还是个谜，既不为了炫耀武力，又非贸易经商，动机何在？
调到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 “ 民进 ” ）以前，父亲在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工作，我们住阜外保险公司宿舍（如今二环路边），推窗就是田野。我在阜外小学正背 “ 九九歌 ” ： “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 ” ；搬家转到弘善寺小学，接茬背，正好与时俱进： “ 五九六九河边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 ” ；待家安顿，春天也到了： “ 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 ”
搬家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兴奋多于恋旧。我们在保险公司宿舍住一层，与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共用厨房厕所；而新家在四层，独门独户。淡淡的油漆味、玻璃的反光、院墙和假山，特别是从阳台望去，四合院青灰色瓦顶层层叠叠，有如排浪，涌向北京城低低的天际线；鸽群闪烁而过，哨音反衬天空的寂寥；枣树招来八面来风，青枣渐红，让路过的孩子不禁踮起脚。
我结识了曹一凡，他家住三层，正在我们脚下。一凡只比我大一个月，却早熟得多：我还停留在小人书阶段，人家早躲进被窝用手电筒读《红楼梦》了；他发育也早，上初中时比我高半头，到了高中就敢冒充另一个同学的舅舅。我们在不同的小学就读，初中同校不同班，考上四中才成了同班同学。若无 “ 文革 ” ，他铁定是我的入团介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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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一点儿也不保险，同公寓的俞彪文叔叔跳楼自杀了。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我懵了，完全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他身后留下寡妇和两个男孩，老大俞梅荪比我小三四岁，整天跟在我屁股后面转，老二仍在襁褓中。寡妇半夜在隔壁独自啜泣。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我还有谁能听见？
搬到三不老胡同 1 号，让我感到轻松。在我看来，只要更换地址，就会更换另一种新生活。
振开在三不老胡同的孩子中，是淘气出了名的。院子里的老太太经常来敲我们家的门，把带来的孩子身上涂着红药水的伤疤给我看，责问我为什么不管教好自己的孩子。我知道振开又闯祸了，只好向来人道歉。踢足球扔砖头砸碎人家的玻璃窗，更是家常便饭。（摘自父亲的笔记）
1958 年，我们大院可热闹了，新鲜事儿不断，每天都跟过节似的。先是在大院办起了食堂，钱阿姨改去食堂上班，我们兄妹仨跟着入伙。在 8 号楼前的空地搭建起小高炉，父亲跟叔叔们从早忙到晚，烟熏火燎，最后炼出一堆炉渣般的铁疙瘩，于是敲锣打鼓－－让人好生羡慕，大人就是比我们孩子会玩。
打麻雀才是那一年的高潮：全北京城陷入疯狂状态，鼓号齐鸣，喊声震天，整整闹了三天三夜。学校放假，我在阳台拼命敲打空饼干筒，胳膊疼，嗓子哑，我睡得很少，就是想睡也睡不着，太吵。据统计，仅在北京地区就歼灭了四十多万只麻雀。
唯一让人伤心的是，假山拆走了。一块块太湖石被吊起，装上卡车，一冒烟就消失了。那本是我们捉迷藏的好去处。据说那些太湖石归了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军事博物馆。推土机忙活了好几天，把土坡夷为平地，再种上一排排窜天杨，生长速度惊人，没几年工夫就蹿到三四层楼那么高。
我和一凡常出门远足，用脚丈量北京，身无分文，有的是无边无际的想象力。他大讲《 80 天环游地球》，我们坚信有一天会走遍世界。对，还要把楼里几个女孩子也带上，帮我们洗衣做饭。
出德胜门到齐家豁子，四顾无人，我们俩一头钻进菜地，刚摘了几个青辣椒，就被乡下孩子们发现了，石头土坷垃雨点般倾泻过来，我们抱头鼠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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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是从阳台上那堆白薯变质开始的。烂白薯味很快转换成一个词儿：浮肿。
记得三年困难时期，没有那么多粮食吃，孩子们喊饿，我就叫他们不要出去跑着玩，多在床上躺一躺。老二振先对我说：妈妈，就吃两顿饭，躺着还饿 …… 我想济年、三个孩子不能没有营养，就买了两只活鸡，想养一养杀给全家吃。叫老二下楼去放一放鸡，没想到给人偷走了。济年生气了，还把儿子给揍了一顿。有一次我饿得手发抖，出虚汗，实在难受，就在四川饭店买了一碗汤喝。回家后，看到全家人也在挨饿，心里很是不安，济年就劝我不要太自责。他说我们还是要苦中作乐，星期天全家一起上紫竹院去玩。我记得那次我和济年看见孩子们营养不良的状况，一咬牙在紫竹院活鱼食堂吃了一顿鱼，花了二十六块钱 …… （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活鱼食堂就在紫竹院东门内，前面有个养鱼池，现捞现烧。所谓红烧鱼，只不过用酱油煮煮，没什么油花。按当时的收入，那顿饭实在贵得离谱。盘中剩下鱼骨头，我们兄妹仨咂着嘴，大眼瞪小眼。
炒饼可比红烧鱼实惠得多。每逢星期天，全家去西安门一家小饭馆吃炒饼。货比三家，那家就是比别的馆子油多量大。
1960 年至 1961 年，我在社会主义学院工作 …… 那时正是困难时期，他们兄妹三人来学院，多少可以吃得好些。我们看孩子们可怜，有时也给他们买几块高价糖，孩子们吃得高兴，让人感到安慰。（摘自父亲的笔记）
身为长子，我自认为有义务帮父母维持全家的生态平衡，监督弟弟妹妹，把热量消耗维持在最低限度。我和弟弟在公共食堂吃午饭，总是饥肠辘辘；妹妹在七一幼儿园日托，伙食不错，有时还能带回半个馒头。关键是晚饭，全家要精打细算，每人不超过二两粮食，钱阿姨就是有天大本事，也变不出什么花样。有一阵天天蒸菜包子，薄皮儿大馅。我以身作则，向弟弟妹妹宣讲少吃一个包子的好处，但完全没有说服力。
大姑父在德国拿到博士，是解放后全国少数几个一级工程师之一，享受国家特供。他不抽烟，把香烟分给父亲。在饥荒年代，父亲抽的都是 “ 中华 ” 、 “ 牡丹 ” 等名牌香烟。我的饥饿感随父亲吐出的烟雾沉浮，甚至出现奇妙的幻觉。
那年头各家极少请客吃饭，逢年过节，赶上亲戚串门进餐，只好互收粮票。饭后大人围在桌前掰着指头，锱铢必较，各自掏粮票。这对好面子的中国人是很尴尬的事。
一个月末的晚上，父亲给我一两即将作废的粮票和一毛钱，让我上街吃碗馄饨。新街口丁字路有一家露天的馄饨铺。待我坐定，已快十一点了，离粮票到期只剩下一个钟头。我把皱巴巴的粮票和钱交给伙计，核实无误，他随手抓了几个虾米皮撒进碗里，用笊篱涮了五六个小馄饨，再从大锅舀了勺骨头汤，端到我面前，热气腾腾。我饥肠辘辘，却没有马上动筷子，这是我头一次独自在外就餐，要尽量延长享受的时间。大锅滚沸着，伙计用铁勺敲打锅沿；一盏昏黄的灯泡，几只蛾子飞来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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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信徒去教堂一样，我们全家几乎每星期天都去护国寺电影院看电影，困难时期更是如此，似乎是对饥饿的某种补偿。
从三不老胡同 1 号出发，从棉花胡同北拐，再沿护国寺东巷向西，步行约一刻钟。护国寺电影院外表不起眼，上有通风窗，乍看起来像旧厂房，年久失修，墙皮剥落露出了砖缝。只有玻璃门、电影广告和售票处小窗代表真实的身份。
我家订《北京晚报》，共四版，电影预告栏在二三版的中缝。父亲是个电影迷，订有三四种专业电影杂志，看什么影片基本由他来决定，而他似乎更喜欢外国电影，我看得稀里糊涂，却也跟着染上异国情调的毛病。早期的苏联电影都是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的，带东北口音，我最初还以为那就是俄文。
我喜欢影片开始前短暂的黑暗，让人产生期待与联想；我更喜欢放映时断片的间隙，银幕或一片空白，或带圆圈划痕的胶片首尾，在突如其来的沉寂中，能听见倒胶片的机械转动，时而夹杂着蛐蛐的叫声。
散场后，随观众走出电影院，我总是很失望－－不能跟主人公继续在一起，不能走向地平线以外，只有回到无聊的现实中。母亲往往一头雾水，回家路上，由父亲厘清主要线索和人物关系。
当时影片不分级。有一回，我们全家看一部阿根廷影片。其中有个片断让我终生难忘：一个恶霸在酒吧侮辱一个美艳绝伦的舞女，把衣服一件件扒下来，衬衫、长裙、乳罩、吊带和短裤满天飞。我心惊肉跳，既渴望又害怕看到那裸体。在此关键时刻，一个好汉挺身而出，和恶霸打斗，随手把长裙扔给舞女遮体。我啥都没看着，却一连几宿都没睡好。
我开始独自去看电影，特别是期末考试头一天，似乎那是最佳的放松方式。我一般连看两场，在另一个世界彻底忘掉考试。也怪，就成绩而言，看电影比临阵磨枪有效多了。
有一天，我们学校有事，父亲带弟弟去护国寺看电影。散场时，观众拥挤，父亲的眼镜掉在地上，镜片碎了，他高度近视，根本无法走路，只好让弟弟回家去取另一副眼镜。这事把我乐坏了，但憋住没笑，我似乎看到全能的父亲独自站在电影院门口的冷风中，四顾茫然，一副无奈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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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老胡同 1 号由两栋楼组成，大门居中，传达室带有过渡时期慵懒的特征。看大门的伍大爷也负责传呼电话。电话铃响，他撂下饭碗，几步蹿到当街，用手拢成喇叭高喊： “443 电话 ——”
443 是我家门牌号码。 4 号楼紧挨大门，共四层，每层四个单元，主要是 “ 民进 ” 的住户。先从左邻右舍说起。
441 由单身的郑芳龙叔叔与寡居的田阿姨合住。郑叔叔摘了 “ 右派 ” 帽子后成家，搬到 8 号楼去了。田阿姨郁郁寡欢，而上大学的儿子爱唱歌，我们私下叫他 “ 百灵鸟 ” 。他每天上下楼高歌一曲，楼道的共鸣，大概能解决他高音区的问题。
442 伍家。伍禅伯伯是广东海丰人，早年留日，后来成为马来西亚爱国侨领，回国后加入致公党，荣升副主席。致公党主要由归侨组成，是八个民主党派中的小兄弟。在我看来，伍禅就是该党的化身－－寡言含笑，与祖国分享富强的秘密。他有三个文静的女儿。奇怪的是，隔墙从未听见有人高声说话。轮到我收水电费，得以窥视其生活一角，可看了也白看。
444 张家。张家奶奶和蔼可亲，总用上海话唤我 “ 大少爷 ” 。为躲避这称呼，我踮脚上楼，可她从楼道拐角悄然转出来，深鞠一躬： “ 大少爷回来了。 ” 张守平人如其名，夫人在外国使馆当保姆，有儿女各二。小女儿和我上同一小学，比我低一级。我四年级时对她产生过爱慕之情。有一天在上学路上，她转身跟我打招呼。幸福如电流灌顶，我勇敢地迎上去，才发现她招呼的是我背后的女生。这是个殷实和睦的家庭，用客套与外人保持距离，用沉默抵抗风暴。
431 陈家，是致公党 “ 外来户 ” 。印象最深的是姐弟二人，弟弟陈春雷，在十三中读书，因成绩优异留校当物理老师，会弹曼陀铃。姐姐陈春绿，在舞蹈学校教西班牙舞。打扮入时，薄纱衬衫和褶皱长裙，像吉卜赛女郎。她后来从北京调到广东，据说因男女关系问题被劳动教养。
433 曹家。一凡的父亲曹葆章，从耳鼻眉梢长出浓毛。他四十年代在四川做过县长及国大代表，解放后自然不得烟儿抽。一凡与我同岁，小妹一平和我妹妹珊珊同岁。两家的孩子来往频繁，推门就进。一凡上有三个同母异父的姐姐，一个嫁给积水潭医院的医生，七十年代初去了香港。
434 庞家。庞安民原是武汉交通银行经理，有一种见过钱的镇定。他夫人在义利食品厂当会计，等于掌管天堂的钥匙（特别是困难时期）。大哥庞邦本是画家，大嫂孙玉范长年卧病在床（另辟章节细说）。小妹庞邦选是师大女附中高才生，心高气傲。小弟庞邦殿内心疯狂，一度写过小说，后来成了数学家。
421 马家。马德诚是孙中山侍卫官马湘之子。当年陈炯明在广州叛变，攻打总统府，马湘背着孙夫人逃出来，孙夫人不幸流产，再不能生育。据说孙中山临终前嘱孙夫人： “ 马湘一生追随我，必须保障他的生活费用，把他的子女都培养成才。 ” 当年马湘几乎每年都来京小住，散步时腰板挺直，一派军人气概。两个孙子大胖二胖后来分别成了教授和名医，未辱没国父的期盼。
423 刘家。刘鹗业为人敦厚，苦心躲过历次运动，提早谢顶。他夫人是中学老师，家有二女。我们两家交情甚深，说来有特殊缘分：由于紧急分娩，我母亲为他们的小女儿在家接生。
424 葛家。葛志成是 “ 民进 ” 秘书长，乃本楼最高行政长官，每天有专车接送。他在上海当小学教员时搞地下工作，解放后进京城在教育部当官。他平日深居简出，好像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夫人华锦是八中党支部书记。过继的葛家铎与我们初识时百问不答，得名 “ 葛不说 ” 。他们家拥有全楼唯一一部私人电话。
422 沐家。沐绍良曾是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长年病弱，加上 “ 文革 ” 受冲击，于 1969 年去世。家有两龙两凤，两凤来自第一次婚姻，早就远走高飞。遗孀方建民年轻得多，温和内敛，独自把两个儿子养大。长子沐定一跟我同岁，后考进八中。弟弟沐定胜（小京）排行最小，写得一手好书法，曾获全国书法大奖，凭这本事从工厂调进现代文学馆。他与我一度情同手足，甚至帮《今天》刻过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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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孩进入青春期，往往要有人点拨，相当于精神向导或心理治疗，最好是一位成熟女性。
我们管 434 室的庞邦本叫大哥。他 1951 年参军，在部队搞美术，转业后上大学，在中学当美术老师。 1957 年被打成 “ 右派 ” ，他在北京公安局专为 “ 右派 ” 画家设置的工作室绘制交通图标。 “ 文革 ” 期间被发配到河北邢台汽车修配厂，他设计的重型卡车外形，跟如今科幻电影的外星人战车差不多。
大嫂孙玉范是日本 “ 战争遗孤 ” ，生在大连， 1945 年父母撤离时遗弃了她，由中国人收养。那时她仅三十多岁，肤色黑，大眼睛，小鼻子小嘴。大哥的摄影技术一流，为大嫂拍的肖像照比得上电影明星：头戴红色方格头巾，背靠白杨树，带有浓郁的俄罗斯情调。
434 室是楼里最大的户型，两室一厅，大嫂长年生病卧床，独占小客厅，厚厚的窗帘隔开喧嚣的世界。她特别善于倾听，三言两语点出问题的要害，让人心悦诚服。
1970 年初冬一个晴朗的下午，大嫂和我们一帮少男少女出游。从三不老胡同 1 号出发，欢声笑语，拥上 14 路公共汽车。我们来到中山公园，在枯黄的草地上围成圈打排球，大嫂身穿高领黑毛衣，像教练进行场外指导。天色暗下来，我们步行到新侨饭店西餐厅吃晚饭。那是她给我留下的唯一的户外形象。
我和康成、一凡形影不离，被大嫂称为 “ 三剑客 ” 。见大嫂并非易事，先得看庞伯伯脸色，等他下干校了，还得忍受钱阿姨唠叨，她也终于回扬州老家了，大哥平时在邢台，每月回来休假一两次。
在内蒙古插队的庞家小妹冬闲回到北京。她原是师大女附中高二生，比我们大一岁，带来一个个聪明漂亮的姐姐。宋姐姐是职业女高音，让 “ 三剑客 ” 为之倾倒，引来一场感情风波。待尘埃落定，创伤难以愈合，于是轮流排队找大嫂单独密谈，她为我们这些迷途的羔羊指点迷津。
从居委会传出风言风语，说大嫂 “ 拉拢腐蚀年轻人 ” ，我们不得不暂避风头。其实大嫂像个女政委，全都是正面教育，她鼓励我积极向上，对社会有所贡献；她认为我的诗太悲观太阴郁，应歌颂祖国歌颂工农兵。不知怎的，这话出自她之口，就不太让人厌烦。她嗓音有点儿沙哑，轻声细语，有某种催眠功效。
我婚后与大嫂来往少了，回家看父母，时不时到她那儿坐坐。她玲珑的小嘴出现细密的皱纹，那是时间的雕刻。
1997 年夏天，我在加州戴维斯收到大哥的亲笔信，他告诉我大嫂因心肺病去世，临终前几个月只读我的诗集，一直放在枕边。
转自《此刻在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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