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三不老胡同1号（下）
三不老胡同 1 号（下）
－－作者：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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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标明三不老胡同 1 号在北京社会版图中的位置，就得从 “ 大院 ” 与 “ 胡同 ” 说起。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一般说来， “ 大院 ” 是居庙堂之高的外来户， “ 胡同 ” 是处江湖之远的原住民； “ 大院 ” 代表权力， “ 胡同 ” 贯穿历史。
当然问题没那么简单，真正的高官宁可在胡同深居简出。比如，我们大院的住户就多是中下层干部，而民主党派的大佬们则跟着执政党隐身胡同，相濡以沫，即使削官革职，照样好吃好喝，可谓 “ 最后的贵族 ” 。
“ 大院 ” 分三六九等，往往与国家机器的零部件有关。虽说民主党派在个别历史时期地位有所提升，但基本属于残次品，故三不老 1 号的人贵有自知之明。这种等级意识体现在发声学上，特别在 “ 文革 ” 期间，人家自报家门时中气十足： “ 中直的！ ”“ 计委的！ ”“ 海军大院的！ ” 轮到我们，就像含着个大枣似的含混不清： “ 三不老的 ——”
那时候市内楼少，三不老胡同 1 号在当地是标志性建筑，方圆三五里抬头可见。我在弘善寺小学读书，同学多来自底层。到同学家去玩，家长问及住处，同学抢先回答： “ 人家三不老大楼的。 ” 家长多半翻白眼打量我－－对国家机器的零部件及残次品，平民百姓并无鉴别力。
胡同构筑的迷宫、雨后的水坑、初夏槐花的香味和昏暗的街灯，让我这个在楼里长大的孩子心向往之。与楼房的刻板结构相比，那儿有一种平民的野性与自由。夏天，公用水龙头旁，半裸的男女插科打诨，孩子追逐嬉戏。沿墙角拐进小院，房屋歪斜，角落堆满碎砖破瓦。那有另一种生活：祖孙三代挤在一起，骂骂咧咧，可粗粝的外表下是深深的依恋；还有左邻右舍那份真心的关切 …… 从胡同深处回望，我竟会对大楼产生隐隐的敌意。这无疑和青春期的反抗有关：大楼代表着父权和秩序。
大院的孩子深入胡同是要冒风险的，弄不好会遭辱骂甚至暴打，除非你有几个真正的胡同朋友。
关铁林是我小学同学，一度与我来往甚密。他家住在附近一条死胡同中的小院里，大楼遮蔽了其中的阳光。他母亲因病早逝；父亲是救火队员，三班倒，很少在家。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家那个旧铜脸盆，坑坑疤疤，好像传家宝。下了课，他点火生炉子，把烧好的热水倒进铜盆，用手指试试水温，慢慢把双手浸泡进去，惬意地闭上眼。
有一次我跟他吹牛，说我父亲的字写得多么棒。他吃惊地看着我。关于他父亲呢？他沉默了。至少在现实层次，写字与救火是不对等的 — 在大火中爬高等于玩命。他不能再失去父亲了。
另一个胡同朋友的名字我忘了。他是我小学同班同学，家住后海河沿。他父亲是街头小贩，摆摊卖糖果针线兼营小型赌博业。那是个分格木盒，糊上窗户纸，交两分钱用手指捅进小格，输赢几率各占百分之五十，奖品是糖果玻璃球之类小玩意儿。我每次志在必得，道理也简单：他儿子把秘密事先透露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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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 ” 爆发那年我十七岁。我就读的北京四中处于风暴的中心。那正是我数理化告急的关坎－－期末考试在即。学校突然宣布全面停课，我跟着欢呼雀跃，为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失败，也为了自己跨越数理化障碍的胜利。 “ 文化大革命 ” 于我，最初是一场狂欢节。每天醒来，我都感到不踏实，担心毛主席改主意，直到他老人家最终下定决心，永远关上学校大门。
造反运动出现分化：出身好的同学成为主力军，我们被排除在外。赋闲在家，难免有些郁闷，我转而帮弟弟妹妹写大字报，批判老师引导的 “ 白专道路 ” ，但远不够刺激，在这史无前例的大风大浪中，老师只不过是小鱼小虾而已。
我成了孩子王，跟楼里几个比我小的男孩子分析局势，我们找到一条大鱼－－ 8 号楼的陈咸池。据说他曾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干过，解放后被关了几年，属于典型的 “ 历史反革命 ” 。
我领着五六个男孩儿冲到他家。敲开门，先宣读毛主席语录： “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 没动一指头，陈咸池自己就倒下了，手举选民证，表示他也是人民的一员。
不由分说，我们连推带搡，把他押到 4 号楼门前，让他坐在凳子上。我回家取来理发推子，在伙伴们的簇拥下，按下他的头。一触到那油腻腻的头发，我竟有点儿晕眩，迟疑片刻，终于定下神儿，沿着他脑门正中纵向在乱发中开出道深沟。那推子不怎么好使，反复好几次，沟底才露出青色头皮。这就是当时流行的 “ 阴阳头 ” 。我发现，不是推子不好使，而是我右手出了问题－－颤抖不已，我不得不放下推子，用左手攥住右手，装成没事儿人似的，继续指挥。
陈咸池低着头，扯平褪色的中山装，掸掉头发茬儿，从最初的慌乱中平静下来，看清这不过是一帮毛孩子的恶作剧。他的轻视激怒了我们，当场召开了小型批斗会，只有几个过路人和小孩看热闹。陈咸池并没坐 “ 喷汽式 ” ，低头弯腰，一问三不知，我们高呼口号： “ 打倒陈咸池！ ”“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
我们先把他关进锅炉房，又怕他搞破坏，于是转移到 8 号楼地下室。我们轮流看守，三班倒，除了按时送饭，还得陪他上厕所，既怕他逃跑，又怕他自杀。两天过去了，我们累得人仰马翻，哈欠连天，看来除了释放别无他途。
我们把他从地下室带出来，他好像被关了很久，脸色苍白，眯着眼睛抬头看太阳。我先宣读毛主席语录： “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 然后严厉警告，不许他乱说乱动，必须定期报到。
以后半路遇上他，我就跟见了鬼似的，尽量绕道走。
多年后，我读到英国作家戈尔丁的《蝇王》：那大胆设想，对我们来说却曾是无情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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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节很快转成血腥的悲剧：我们楼最高行政长官葛志成的夫人华锦，八中党支部书记，被关在学校，因忍受不了拷打和侮辱， 8 月 22 日凌晨自缢。紧接着，一凡的家被北航红卫兵抄了，他父亲被遣送回四川原籍。
三不老胡同 1 号几乎成了北京抄家的首选目标，整天鸡犬不宁。 3 号楼的赵君迈，这位辽沈战役被俘的国民党长春市市长，每天早上在院里舞剑，飘飘然，好像在练习升天。那天红卫兵抄家，他试图反抗，差点儿被当场打死。看来他做好了升天的准备。
各楼门口贴出告示，宣称全体居民都是反革命，订于某日某时全部抄家，无一幸免；同时勒令事先交出 “ 四旧 ” ，否则格杀勿论。于是我们先自行抄家，把涉嫌 “ 四旧 ” 的书籍物品送到居委会，包括一副象牙麻将，多年后父亲提起来还心疼。大限到了，扬言抄家的红卫兵却无影无踪，虚惊一场。
一个夏日晚上，轮到我们家在传达室值夜班。看大门的伍大爷被扫地出门 — 据说是逃亡富农，被遣返回乡。他黧黑瘦高、秃头、背微驼，身着白粗布褂黑缅裆裤，如同收进布袋里的弓。他一口河北口音，嗓门特大，后来几个看门的即使用扩音器，都无法相比。
就在那天深夜，一个住 2 号楼的少女向我哭诉。天一亮，她和家人就要被押上火车，永远不准再回北京。在红卫兵的通令下，近十万北京居民被遣返回原籍。在昏暗的灯光下，她嘤嘤哭泣，晶莹的泪水沿面颊滚滚而下。
血雨腥风的夏天过去了。
“ 文革 ” 给民主党派带来实践民主的机会。民进中央连同司机勤杂总共二十来号人，按民主的游戏规则分成两拨。父亲忙着写大字报，打笔仗，乐此不疲。他刷标语时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断了右手，住进积水潭医院，医生护士也忙着打派仗，手腕骨好歹接上了，却是歪的。
在 “ 把革命进行到底 ” 的主旋律中，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变奏：收集纪念章、打鸡血、甩手疗法、养热带鱼 …… 平安里丁字路口有个毛主席纪念章的集市，以物换物。我怀揣几枚纪念章，混在人群中，想换个碗口那么大的，但人家根本不屑一顾。父亲从派系斗争中急流勇退，开始攒半导体收音机。
当时主要燃料是蜂窝煤。原来由煤铺工人蹬平板三轮，挨家挨户送货上门，赶上 “ 文革 ” ，工人造反了，不再为资产阶级服务，一筐筐蜂窝煤就卸在楼门口，各家自己想办法。一筐蜂窝煤六七十斤，无壮劳力的人家傻了眼，那阵子招女婿，估摸先得过搬蜂窝煤这一关。
趁 “ 文革 ” 之乱，一家废品收购站连同各种破烂，悄么悄地侵占了大院东头的篮球场，后来证明是极有远见的：六十年代末的全民大迁徙带来无限商机。我和一凡去废品收购站，拦截顾客，筛选要当废纸卖掉的旧书；甚至用介绍信蒙混过关，直接钻进废纸堆里淘宝。
在全民大迁徙的同时，北京开始挖防空洞。大院又大兴土木。首先遭殃的是那些钻天杨。全部被砍倒运走，光秃秃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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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老胡同 1 号楼去人空，门可罗雀。废品收购站也随之生意萧条，一度洪水般泛滥的破烂，变戏法般缩进几个箩筐中。
1969 年春，我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去河北蔚县开山放炮。一年多后，工地转移到北京房山的东方红炼油厂，每两周大休回家一次。
我家成了聚会的中心。拉上厚重的粗布窗帘，三五好友，读书、写作、饮酒、听音乐，当然还有爱情。我们的行踪，早在大楼居委会的监视中。一天夜里，一凡在家冲洗照片，红灯和放大机的闪光被当成特别信号， “ 小脚侦缉队 ” 立即报告西城公安局，警察破门而入，一无所获，最后没收了一摞黑胶木的古典音乐唱片。
我们把男高音康健请到我家。他头大如斗，脸色红润，像一轮夜里的太阳，照亮坐满小屋的客人。他笑起来会震得玻璃哗哗响。待他高歌《伏尔加船夫曲》，满堂失色，据说三五里外都能听见那警世洪钟： “ 踏开世界的不平路 ……”
几年后，楼里的男孩女孩，插队的、兵团的、参军的、劳改的，各色人等都陆陆续续回来了，我和济年也一同从沙河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唯独珊珊没能回来 …… （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沙龙不得不转移阵地，我们用自制的假月票到荒郊野外聚会。
七十年代初，振开刚二十出头，已开始动笔写诗写小说。他常常请病在家，把厨房作为书房，关起门埋头写作。有时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厨房里淡黄色灯光还亮着 …… （摘自父亲的笔记）
通过父亲，我结识了 1 号楼的冯亦代伯伯，再通过他结识了更多的书和人。我常到他家小坐。冯伯伯笑眯眯地握着烟斗，思路和烟缕一起上升。穿围裙戴套袖的冯妈妈，奔忙于炉灶与字典之间。她几乎失明，开门时从厚厚眼镜片上迷茫地看着我，然后手持放大镜，帮冯伯伯锁定某个词的含义。
1976 年 10 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带来 “ 四人帮 ” 垮台的好消息，当时冯伯伯正在厨房用毛巾擦拭后背。于是他和历史一起转身。
1978 年年底，我和朋友创办了《今天》杂志。部分装订工作是在我家进行的，一摞摞油印纸页从床铺到地上，散发着浓烈的油墨味。门庭若市，我手忙脚乱招呼客人，估摸居委会派出所也跟着加班加点。
1980 年秋天我结了婚，搬出三不老胡同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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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年底，一凡开车带我回三不老胡同 1 号。这梦魂萦绕的家，如今难以辨认：楼房低矮，窗户狭小，外墙刚粉刷过，仍难掩衰败之相。据说已到了建筑年限，是该拆掉的时候了。
我们拜访了老邻居们，首先是 434 庞家。邦本大哥开门迎候，他头发花白，挺拔如旧。邦选现在是一家投资公司董事长，衣着举止，都表明社会进步的大方向。大哥张罗着要搞一次聚会，把全楼的孩子都请来。我们家已租了出去，这正合我意，免得触动记忆中的角落。
与邻居们告辞，暮色四起。在原防空洞的位置，盖起标准化楼房。往前推三十年，那些杨树，正等着被砍伐的命运；往前推四十年，那些太湖石，正被吊进卡车，运往兴建中的军事博物馆；再往前推六百年，郑和凭栏眺望后花园的假山，暮色中掌灯，鸟归巢，万物归于沉寂。
转自《此刻在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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