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听风楼记——怀念冯亦代伯伯（下）
听风楼记 —— 怀念冯亦代伯伯（下）
作者：北岛
《毛姆短篇小说精选集》 冯亦代 傅惟慈 陆谷孙 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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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末，听风楼终于装上了电话，那是个现代化的信号，忙的信号，开放与拒绝的信号。冯伯伯从此成了大忙人，社会活动越来越多。我再按往日的习惯去敲门，往往扑空，只能跟冯妈妈拉拉家常。
《世界文学》要复刊了，这就等于给一棵眼见着快蔫了的植物找到了花盆。冯伯伯喜形于色，郑重宣布《世界文学》请他翻译一篇毛姆的中篇小说，发在复刊号上。但毕竟手艺生疏了，得意之余又有点儿含糊。他最后想出个高招，请一帮文学青年前来助阵，也包括我。他向我们朗读刚译好的初稿，请大家逐字逐句发表意见，为了让译文更顺畅更口语化。一连好几个周末，我们聚在冯伯伯的狭小的客厅里，欢声笑语，好像过节一样。我们常为某个词争得脸红脖子粗，冯妈妈握着放大镜对准大词典，帮他锁定确切的含义。最后当然由冯伯伯拍板，只见他抽烟斗望着天花板，沉吟良久，最后说： “ 让我再想想。 ”
像冯伯伯这样的大翻译家，居然在自己的领地如履薄冰。他常被一个词卡住而苦恼数日，最终顿悟有如天助一般，让他欣喜若狂。再看看如今那些批量生产的商业化文学翻译产品，就气不打一处来。
而冯伯伯在百忙中并没忘掉我，他把我介绍给筹建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阎明复。我参加了翻译资格考试，居然考中了，但最终还是没调成。随后他又把我介绍到刚复刊的《新观察》杂志社，试用了一阵，我成了文艺组的编辑。
1978 年 12 月下旬某个下午，我匆匆赶到听风楼，冯伯伯刚好在家。我拿出即将问世的《今天》创刊号封面，问他 “ 今天 ” 这个词的英译。他两眼放光，猛嘬烟斗，一时看不清他的脸。他不同意我把 “ 今天 ” 译成 TODAY ，认为太一般。他找来英汉大词典，再和冯妈妈商量，建议我译成 The Moment ，意思是此刻、当今。我没想到冯伯伯比我们更有紧迫感，更注重历史的转折时刻。于是在《今天》创刊号封面上出现的是冯伯伯对时间的阐释： The Moment 。
我想起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的诗句： “ 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 ” 记忆有如迷宫，打开一道门就会出现另一道门。说实话，关于为《今天》命名的这一重要细节早让我忘掉了。有一天我在网上闲逛，偶然看到冯伯伯握烟斗的照片，触目惊心，让我联想到人生中的此刻。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此刻，而这个此刻的门槛在不断移动。说到底，个人的此刻也许微不足道，但在某一点上，若与历史契机接通，就像短路一样闪出火花。我昨天去超市买菜，把车停好，脚落在地上，然后一步一步走动，突然想到 27 年前的这一幕： the moment 。是啊，我多想看清冯伯伯那沉在烟雾中的表情。
恰好就在此刻，冯伯伯和他的朋友们正筹划另一份杂志《读书》。这份杂志对今后几十年中国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应该怎么说都不过分。尽管《读书》和《今天》走过的道路不同，但它们却来自同一历史转折点。
回想八十年代，真可谓轰轰烈烈，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里一闪而过，给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八十年代初，我成家了，搬离三不老大院。此后和冯伯伯的见面机会越来越少，却总是把他卷进各种旋涡中。大概正是那个夜晚的同谋关系，他没说过不，事后也从不抱怨。 1979 年 10 月的《新观察》，发表了冯伯伯为 “ 星星画展事件 ” 写的文章，慷慨陈词，伸张正义。在 1989 年早春的风雨飘摇中，我为要事赶到冯伯伯家。记得他表情严肃，非但没有拒绝我的请求，而且说： “ 做得好。 ” 我骄傲地抬起头，与他对视。他点点头，笑了。
《今天》杂志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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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国多年，常从我父亲那儿得到冯伯伯的消息。 1993 年得知冯妈妈过世的消息，我很难过，同时也为冯伯伯的孤单而担忧，后来听说他和黄宗英结为伴侣，转忧为喜。 96 年春天，我和父亲通电话时，他叮嘱我一定给冯伯伯打个电话，说他中风后刚恢复，想跟我说说话。拨通号码，听见冯伯伯的声音，吓了一跳。他声音苍老颤抖，断断续续。他问到我在海外的情况。我纵使有千般委屈，又能说什么呢？ “ 挺好， ” 我呐呐地说。后来又给冯伯伯打过两三次电话，都说不了什么，只是问候。天各一方，境遇不同；再说时差拆解了此刻，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2001 年冬天，我因父亲病重回到北京。离开故乡 13 年，说实话，连家门都找不到了。我马上请保嘉帮我打听冯伯伯下落。她和黄宗英联系上了，说冯伯伯住在医院。那是个寒冷的早上，街头堆着积雪。由保嘉开车，先去小西天接上黄宗英阿姨。很多年前我就认识黄阿姨，当时我在北京处境不好，曾有心调到海口去，她正在那儿办公司。记得我们在她下榻的旅馆门外一直谈到深夜，她最后感叹道： “ 你的问题太复杂，而我无权无势，帮不了你这个忙。 ” 二十多年过去了，黄阿姨身体远不及当年，腿脚不便。在我们护驾下，总算上了车，开到中日友好医院。
所有病房首先让我想到的是冰窖，连护士的动作都变得迟缓，好像也准备一起进入冬眠。一见冯伯伯平躺着的姿势，心就往下一沉，那是任人摆布的姿势。听说他已中风七次，这是第八次。是什么力量使他出生入死而无所畏惧？黄阿姨抚摸着冯伯伯的额头，亲昵地呼唤： “ 二哥，我来了。 ” 冯伯伯慢吞吞睁开眼，目光痴呆，渐渐有了一点儿生气，好像从寒冬中苏醒。就在这时候他看见了我，先是一愣。我俯向床头，叫了声 “ 冯伯伯 ” 。他突然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这下把我吓坏了，生怕再引起中风，慌忙退出他的视野。周围的人纷纷劝慰他，而他嚎哭不止，撕心裂肺。他从床单下露出来的赤脚，那么孤立无援。
我们在病房总共呆了十分钟，就离开了。我知道这就是永别－－今生今世。在门口，我最后回望了他一眼，默默为他祈祷。
冯伯伯曾对黄阿姨说过： “ 我想修改我的遗嘱，加上：我将笑着迎接黑的美。 ” 如此诗意的遗嘱，其实恰好说明他是一个绝望的浪漫主义者。而他对于黑的认识一直可以追溯到童年。他母亲在生下他一个多月后就患产褥热死去。他后来如是说： “ 有母亲的人是有福的，但有时他们并不稀罕，视为应得；可是作为一个从小死去母亲的人来说，母爱对他是多么宝贵的东西。他盼望有母爱，他却得不到；他的幼小心灵，从小便命定是苦楚的。 ”
冯亦代与黄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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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得知冯伯伯的死讯并未特别悲伤。他生活过，爱过，信仰过，失落过，写过，译过，干过几件大事。如此人生，足矣。我想起他那孤立无援的赤脚。它们是为了在大地上行走的，是通过行走来书写的，是通过书写来诉说的，是通过诉说来聆听的。是的，听大地风声。
如果生死大限是可以跨越的话，我此刻又回到 1976 年 10 月的那个晚上。我怀着秘密，一个让我惊喜得快要爆炸的秘密，从家出来，在黑暗中（楼里的灯泡都坏了）下楼梯，沿着红砖路和黑黝黝的楼影向前。那夜无风，月光明晃晃的。我走到尽头，拾阶而上，在黑暗中敲向听风楼的门。
转自《此刻在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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