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杯馊茶: “饶（漱石）潘（汉年）扬（帆）”旧事碎片
“ 饶（漱石）潘（汉年）扬（帆） ” 旧事碎片
作者：半杯馊茶
上海解放后潘汉年与部分中共上海地下斗争党组织领导成员合影。前排左起：王尧山、沙文汉、刘长胜、刘晓、潘汉年、刘少文、吴克坚。后排左起：赵先、张毅、刘人寿、张承宗、王清、黄景荷
1963 年 1 月 9 日最高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庭对潘汉年所作的判决书中，除了叛徒和汉奸罪名之外，还有一条重要的罪状指证潘汉年在上海解放之后，掩护以胡均鹤为首的大批 “ 中统 ” 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并向台湾提供情报 …“ 被告人利用副市长职权，把胡均鹤安置在上海市公安局 ‘ 情报委员会 ’ 做主任，使胡等在上海市公安局内引进了职业特务、反革命分子达三千多人，其中特务机关组、站长以上的特务骨干分子就四百多人，这些反革命分子利用合法身份进行种种阴谋破坏活动 ” 。此项罪名，何等惊人。事实如何呢？使用胡均鹤是运用 “ 以特反特 ” 的逆用敌特工作策略，其结果是加速了在沪国民党和汪伪历史特务的全盘覆灭。其中一部分有罪恶、有民愤的，早在潘汉年被捕四年以前的 1951 年，结合镇反运动已悉数捕办，受到了应得的惩处。
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对潘汉年错误判决的刑事判决书，宣告潘汉年无罪
胡均鹤是什么人？
甪直，一个大多数中国人都读不准确它的名字的小镇，坐落在江苏与上海之间。 1907 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一个世代务农的贫困家庭里，降生了一个男孩。他，便是胡均鹤。
“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 。苏州是中国一个非常富庶的地方。胡均鹤是在苏州长大的，他从小便失去了父亲，靠母亲替大户人家当佣人挣钱糊口。他的叔叔出钱帮助他念完了小学。胡均鹤从 14 岁开始，就到上海的一家小酱油店里去当学徒，以后还曾到卖旧衣服的小店里当过店员。
上海，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 1919 年 6 月，上海工人率先起来罢工，支持爱国学生运动。 1923 年，中国工人运动早期的领导人刘华在沪西办了所工友俱乐部，胡均鹤不甘寂寞，也时常到俱乐部里去活动，与刘华成了好朋友。
1925 年，上海爆发了著名的 “ 五卅 ” 运动，在刘华的影响下，胡均鹤积极参加了 “ 罢工、罢市、罢课 ” 的三罢运动。也就在这一年，他由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和李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瞿秋白三弟瞿景白
胡均鹤出身贫苦，又有点文化，可以称之为 “ 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 ，因而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中上升得很快。大革命失败以后，他担任了团中央的组织部长， 1928 年他还作为少共国际支部的代表去莫斯科参加了少共国际代表大会，见到了斯大林。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
回国以后，他先在江西中央苏区工作过一阵子，很快又回到白区团中央局担任团中央书记。这是一个很高的职务，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担任团中央书记的博古便是在这个位子上飞跃而起、成为中共最高负责人的。
1930 年代初期，是中共历史上非常惨淡的岁月。 1931 年 1 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路线上台，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路线的统治。 4 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 6 月向忠发被捕，随即也叛变，第三天就被枪杀；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了极大破坏。第二年秋天，胡均鹤在上海被捕，亦叛变。
加入了中统后，胡均鹤先后担任国民党中统南京区的副区长兼情报股长和国民党平绥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的主任。 1933 年 3 月，党中央的临时负责人博古亲自签发了一个《关于反对叛徒斗争的提纲》的文件，点了顾顺章、向忠发、卢福坦、李竹声等大叛徒的名字，其中也有胡均鹤。
上海沦陷后， 1938 年胡均鹤被国民党中统委派为苏沪区副区长兼情报股长。同为副区长的苏成德（亦是中共叛徒，六大列席代表）投降汪伪，供出整个中统苏浙沪区组织。胡钧鹤被出卖后亦投向汪伪，任特工总部南京区的副区长兼情报科长，不久又调到上海担任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专门对付中统和共产党，同时还兼任由李士群担任社长的 “ 海社 ” 的书记。
叛徒，汉奸苏成德
1939 年秋天，李士群通过一个非常秘密的渠道，向中共有关方面表示：希望与中共建立联系，为了保密起见，希望中共能安排他熟悉的朋友胡绣枫来担任他和中共方面的联络。潘汉年详细研究了李士群的情况，并经中央及社会部的同意，和廖承志随即决定派胡绣枫的姐姐、中共地下党员、诗人关露到李士群家里，和李士群建立了联系。
关露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夜之间日军占领了所有租界，上海形势更加严峻，潘汉年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亲自出面，去李士群愚园路的家里碰头。这次碰面除了李士群的太太叶吉卿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与中共、国民党中统、军统以及日本人都有联系的 “ 神秘人物 ” 袁殊，另一个便是胡均鹤。这一次碰头没有实质性的成果，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胡均鹤成了李士群与潘汉年之间的联系人，以后每一次往来，潘汉年在上海的住所安全等，均由胡均鹤负责安排、保护。
由于潘汉年做了工作，曾利用他为中共掩护秘密电台，提供情报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胡还曾掩护潘汉年、刘晓、王尧山以及刘、王两人的夫人张毅、赵先一撤往淮南根据地。
1943 年 4 月，奉华东局和新四军饶漱石之命，潘汉年再次经过镇江抵达上海。潘向胡均鹤提出，希望能立即见到李士群。随即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来到苏州李家，扑了个空，说是李士群已去了南京。潘汉年考虑再三，还是由胡均鹤陪同又风尘仆仆赶到了南京。李士群提出要带潘汉年去见汪精卫。潘汉年既无法向上级请示，又无法拉下脸而一口回绝，只得随同李士群与胡均鹤一同驱车到汪公馆会见了汪精卫，并和汪精卫作了简短的、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的会谈。这一切经过以及会谈的内容在许多有关潘汉年的纪实作品中都作了详细介绍，不再赘述。遗憾的是，潘汉年回到淮北新四军根据地复命时，向饶漱石隐瞒了他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一事。
潘汉年秘密会见汪精卫的几天后，潘汉年依然由胡均鹤陪同回到上海，他还应李士群的邀请会见了李士群的军事顾问、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陪同的还是胡均鹤。胡均鹤向都甲介绍说： “ 这位胡先生（潘汉年当时化名胡越明）是影佐将军的好朋友，是专门在江南江北做买卖的。 ” 潘汉年以一个买卖人的身份，介绍了在新四军苏北根据地的所见所闻。也许是为了弥补自己的歉疚之心，胡均鹤旁敲侧击，配合潘汉年从都甲口中掏到了不少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
胡妻赵尚芸原来也是中共党员，系东北抗日义勇军军长赵尚志烈士的胞妹。赵尚志牺牲后，其父母的生活一直由胡供养。日本投降后，胡均鹤被国民党逮捕判刑，获释后派人至香港找潘汉年联系，并将 “ 中统 ” 苏州潜伏区区长苏麟阁交给中共。此时正值中共准备解放上海的前夕，扬帆将胡均鹤情况向当时的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汇报后，饶漱石认为此人可用，华东局就决定用他。
题外话：饶漱石曾是赵尚志战友，狱友；曾与李士群同学。
那么，为什么再度启用胡均鹤呢？
饶漱石指示要用胡均鹤的理由有二：
一是胡均鹤和许多汪精卫特务吃过国民党的官司，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
二是上海情况复杂，我们对情况不明，有必要用特务。上海当时已是 600 万人口的大都市，我们由外部进入，对隐蔽战线的敌情不了解。胡均鹤充当过国民党和汪伪的特务，他熟悉这两方面的人事，应当用他作为 “ 眼线 ” 。用饶漱石的话说，进上海处于 “ 敌情不明，群众未发动，公安力量未组织好的形势 ” ， “ 应麻痹敌人，争取时间，组织力量，发动群众 ” 。进入上海之初，饶对此还有进一步的说明： “ 过去国民党就是用顾顺章把我们的地下组织搞垮的，我们也要这样办，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
情报委员会和所谓的 “ 三千三 ” 是怎么一回事
饶漱石在丹阳指示说： “ 可以让胡均鹤搞个委员会，我们派个干部进去，放在公安局的外面。 ” 这说明，决定用胡均鹤的是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不是华东局社会部部长潘汉年。扬帆负责的公安局社会处主管反特斗争，其第二室主管情报，情报委员会归二室管理，属外围机构，并不列入公安局的编制。情委会只有主任、副主任和秘书三人，没有其他委员。
当时，经过战争手段打下的上海，一时天翻地覆，社会秩序异常混乱，军管会颁布的治字第一、第二号布告，集中打击仍拒不放下武器继续进行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敌人，而对于那些历史特务，则注重先调查了解，摸清情况。胡均鹤的情委会便是通过他们个人的社会关系，给这部分人改邪归正，回到人民方面来争取宽大自赎的机会。扬帆还规定他们必须严格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和纪律，只许动口，不许动手。
解放初的上海人民警察
? 扬帆在筹建情委会的同时便有一个设想：
第一步，通过情委会摸清上海国民党和汪伪时期的特务情况，这需要相当时间；
第二步，举办上海市反动党团特务登记；
第三步，结合对办理登记的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的处理，将情委会网络内的这部分人一并处置。过早处理会影响公开办理登记。
上海市公安局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 1949 年初夏，扬帆在社会处处务会议上宣布情委会成立。 1950 年 2 月社会处改编为政保处，原二室缩编为情报科，情委会则改为情报科的外围机构情报室，胡均鹤为副主任。同时上海市公安局城区各分局亦成立政保股，除由原社会处二室派出干部外，也由情委会派去一些编制外的人员协助建立情报网络。
在当时的情况下，情委会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据上世纪 90 年代上海市反间谍斗争史编写组掌握的材料，上海解放初期隐蔽战线特情人员约两千名，来自敌阵的占 65% 。
情委会和后来的情报室的工作，一是侦察破案。解放头两年根据特情报告发现敌特活动的各种线索共约四千起，其中侦破专案 470 起，占同时破案总数的 45% ，其中重大专案约占三分之一。
1949 年 10 月，国民党保密局特派谋刺陈毅市长的著名杀手刘全德案，就主要靠胡均鹤处的特情高激云破的案。 1950 年 7 月，保密局派来的苏、浙特别站站长兼苏、浙 “ 人民反共总队 ” 少将站长兼司令封企曾的就擒，也是靠情委会的特情朱崇文（原名朱岑楼）从中识别捕获的。
刘全德
? 二是为上海市反动党团特务登记提供线索材料约八千件（此数字与提供侦破线索的数字有重复）。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情委会特情人员中发现有问题的人，同样立即查处。 1951 年上海市公安局结合对反动党团特务登记分子的处理，结合镇压反革命，清理特情，在一千五百余名来自敌人阵营的特情中，继续留用的仅 14 名，约占百分之一，其中有罪恶有民愤的也都逮捕问罪了。
“ 三千三 ” 数字从何而出
1949 年，扬帆在保卫干部训练班向学员上课时，曾谈到日本军国主义投降后，他任华中分局联络部部长期间，张恺帆（建国后曾任安徽省省长）曾戏赠他两句诗： “ 扬公门下三千客，尽是鸡鸣狗盗徒。 ” 这本来是两句带有玩笑性质的诗，也有赞扬他搞情报工作，能够用各种各样人物的意思。后来，担任上海市公安局长的黄赤波居然根据这两句诗，在上报中央杨帆材料时，将 “ 三千三 ” 作为了正式数字。杨尚昆在《回忆高饶事件》一文中所说，在 1955 年 3 月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散发这份材料，引起 “ 群情激愤 ” ， “ 把本已基本查清和解决的上海市公安局利用反正人员参与镇反斗争中所犯的某些错误，耸人听闻地说成饶漱石和扬帆借以特反特重用包庇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 3300 多人，工作上的失误变成了严重的政治事件 ” 。
张恺帆
? 而实际上，早在 1951 年，当时担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巡视上海侦察工作时，就曾指出上海的侦察工作 “ 以特反特 ” 的成绩：一是破了案，有些还是大案要案；二是发现特情人员有问题，立即究办。他当时认为胡均鹤等人都是用得好的。
罗瑞卿
当然，上海解放之初公安部门实行 “ 以特反特 ” 斗争策略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工作上的弊病。
一是用于内部。（ 1949 年 8 月，扬帆在上海市委会议上汇报社会处干部不够，饶漱石这次明确指示 “ 特务可用 ” ，作为解决干部力量的办法之一。扬帆据此从胡均鹤处选调了四个有历史问题的人到预审科充当预审员）
二是关系太滥。
三是以特情领导特情。
四是暴露了秘密，公开使用，从而招致在政治上的不利影响。
人皆作古，往事可如烟？
饶漱石
饶漱石， 1954 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他与高岗图谋进行分裂中国共产党、篡夺党政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 1955 年 3 月被开除出党。饶漱石最终被盖棺定论为：党内野心家。 1955 年 4 月 1 日将他逮捕入狱。 3 天后，又把饶漱石列为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来查究。 1967 年，公安部按照中央文革的一纸命令将饶漱石重新抓入监狱。这命令的原文只有十九个字： “ 请谢富治同志再把扬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 ”1975 年 3 月 2 日，饶因胸部难受进医院，当天夜里因病毒性肺炎不治病故。后来饶漱石的家属走访秦城询问饶的骨灰下落时，连个线索影子也没有。
潘汉年
潘汉年， 1955 年 4 月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期间，因 “ 内奸 ” 问题被捕。 1963 年 1 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潘汉年是 “ 长期隐蔽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内奸分子 ” 。 1967 年 3 月潘汉年又被重新收监复查，被永远开除出党籍并判处无期徒刑。 1977 年 4 月病逝。 1982 年 8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扬帆
扬帆， 1954 年 3 月，公安部成立扬帆专案组。 1954 年 12 月 31 日傍晚，扬帆被秘密扣押后送北京受审。扬帆自 1955 年初被押到公安部，关押了 11 年后才判决。 1965 年 8 月，扬帆被判了 16 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75 年，扬帆送湖北三沙洋劳改农场安置劳动，每月发给生活费 80 元。 1980 年，公安部宣布为扬帆平反时，他的双眼只有 0.2 的光感，已经看不清字，只能凭耳朵听了。到了 1983 年 8 月，扬帆蒙冤 20 多年的所有不实之词被全部推翻，获得彻底平反。 1995 年，扬帆双目失明。 1999 年 2 月 20 日上午 11 时扬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
胡钧鹤
? 胡均鹤， 1954 年 9 月，胡均鹤接到上级通知，说是要他去北京公安部汇报工作，他兴冲冲跑到北京，没想到，一下车就被扣押起来，一关就是 28 年。 1983 年胡均鹤走出监狱，他是因年迈体衰而保外就医的，出狱时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症。胡均鹤的儿子向法院提出申诉，法院经过审理，终于替他平反。胡均鹤作为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老干部被安排在上海市公安局老干部处，一直到 1993 年 3 月病逝。
转自《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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