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东莞1960年也曾饿死人

1989-06-04 作者: 卢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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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1960年也曾饿死人

－－卢荻

《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发表杜明明题为《大是大非不含糊的省委书记－－杜导正忆老友林若》一文，文中写道：“父亲说：‘因为比较深入农村和接触农民，又比较实事求是，因此1960年大饥荒时期，林若当书记的东莞没有饿死人’。”杜老和林若都是令人敬佩的前辈，但西方哲人有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据笔者所了解的史料，大饥荒时期东莞不仅有饿死人，而且一度还颇为严重。

在“大跃进”和大饥荒时期，林若担任中共东莞县委第一书记，他对东莞社会主义建设既做出贡献，也有失误。杜老2003年为林若《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与思考》一书所作的序言指出：“林若同样是毛泽东的崇拜者，我以为他与我一样，盲目性很大，对毛泽东的主张，几乎都是照信照办就是。”“但同别人一样，在那种大环境下，他没有也不可能有多少独立思考，有多少正确见解。东莞除土地改革、水利建设等几个项目的成功，能经得起历史检验外，别的如城镇工商业改造，如反右派，特别是三年‘大跃进’，现在回头看，大体上都错了。”（注1）

杜老这一论述，笔者认为是比较客观和实事求是的。他阐明了林若包括整个东莞县委在这一时期失误的主要原因：一是盲目性很大，对党中央与毛泽东的指示，“照信照办”；二是在那种大环境下，“没有也不可能有多少独立思考，有多少正确见解”。作为方针政策的执行者，随着中央和广东省的指导方针的失误，东莞的工作也跟着失误。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

林若所领导的东莞和全省各地一样，在“大跃进”年代，也盲目追求高指标，浮夸风泛滥，相继放了水稻、甘蔗等高产卫星。

1958年12月8日至15日，广东省委召开全省农业社会主义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在这个表彰先进的“群英大会”上，省委再次要求各县报粮食产量，并且宣布，凡是平均产量达到千斤的县，命名为“千斤县”，都奖给拖拉机、载重汽车，还有奖状、锦旗。来开会的各县代表，由县长带队。在这次会议上，省委奖励了2130个虚报水稻等农作物产量的县、乡、社、场，并按照省委、省人委的奖励政策，分别奖给汽车、拖拉机、小型化肥厂全套设备等40多种物资。（注2）东莞属珠江三角洲地区，而且《南方日报》在11月已报道东莞获得“特大丰收”，在全省一片浮夸风的影响下，县委、县人委负责人经过研究，自报亩产超千斤，因此获得了省颁发的“千斤县”称号。

这年年底，“吃饭不要钱”这股风也刮到东莞，各公社纷纷仿照推行。12月13日，《东莞日报》报道：全县秋收结束，晚造96万多亩，收割总产量达1000亿斤，平均亩产1500斤；全县79万人，平均每人1800斤，加上早造水稻杂粮、平均每人有粮食2473斤。县委根据各地虚报的粮食生产数字，产生错觉，认为粮食问题已完全解决，决定从11月份起，全县农民实行“一日三餐吃饭不用钱。实现了几千年来的愿望”；从12月起，城镇居民粮食也取消限量供应，改为不限量凭证供应。（注3）并提出“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饱饭”等口号。全县各地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等事业，对老人实行“四包”（包吃、穿、医、葬）。

由于当年粮食并没有实现大增产，而在浮夸风的影响下，东莞各地纷纷报高产，而高估产势必带来高征购，各地实际没有那么多的粮食产量，于是，在1958年底就出现粮食紧张，集体财政负担过重，人民生活困难的局面。县委不得不向省委写报告，提出纠正原来多报产量数字。

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于1959年1月11日带一支工作队，到东莞县指挥反瞒产运动。他认为东莞在去年12月“群英会”上刚获得“千斤县”称号，而不到一个月，却提出纠正多报产量数字，这未免过于儿戏了。陶铸到达东莞当天，县委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大会，反对“瞒产私分”。干部们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采取了蒙混过关的办法，自报出“隐瞒”粮食4000多万斤。跟随陶铸一起到东莞的袁溥之（省长陈郁夫人）在会上唱起反调。她心平气和地向陶铸提出，农民粮食没有那么多，反瞒产是反不出粮食来的。陶铸当场批评了她，说她是不是右了一点。

林若等东莞县委一班人见陶铸决心很大，于是发誓要搞到一亿五千万斤到两亿斤才罢手。并提出“保证三顿干饭吃到底，全部粮食集中到公社”的口号，强调“任何人不能保有粮食”。（注4）陶铸在虎门公社搞调查，查出全社“瞒产”了1116万斤粮食和1.2万元资金。陶铸就此事给省委写信指出：粮食反瞒产的矛头，要对准原来的小队干部打埋伏，而不在于反浪费和节约。（注5）1959年2月25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陶铸的这篇调查报告。在报告中，陶铸把公社的种种问题，归结为最重要的一条，即集中统一和本位主义的矛盾。所谓本位主义，就是生产大队隐瞒和动用了由公社统一管理的粮食和资金。陶铸断言被隐瞒的资金，大概占人民公社总投资的四分之一。

根据陶铸的意见，此后，省委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以反瞒产、反私分和统一财务、反对本位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社运动。由于东莞是陶铸直接抓的试点，于是东莞县委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对生产队本位主义和瞒产私分的斗争，开展以整顿粮食问题为中心的整社运动。石龙公社李屋小队从春季前反瞒产以来，粮食情况越来越紧张。3月底参加了县的五级干部会议之后，该队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发动群众卖粮给食堂，仅6天时间，35户中27户占77%卖出存粮，共7542斤，每户平均279斤。县委书记李富林为此专门写了一个李屋小队发动卖粮的经验报告，佛山地委于4月15日将这一报告转发各地，称赞李屋小队“做法很好，可以参考”。（注6）这一做法，实际上是强迫农民将家中存粮统统挖光，多年形成的积谷防饥成为泡影。

此次“反瞒产”，不仅助长了浮夸风，而且给农村粮食安排带来很大的困难。后来，“陶铸一点也不回避这次失误，他在各种场合都说自己错了，在那种情况下，不该提倡吃三顿干饭，不该‘反瞒产’”。（注7）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一再发展，尤其是高估产高征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从1959年起，东莞农田连续遭受大面积的水灾、旱灾，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1959年至1961年，东莞粮食生产三年连续减产，主要经济作物总产也连年减产。

尽管东莞农业连年减产，但几年来粮食上调任务却急剧增加，1956年上调粮食为10328万斤，1957年为9321万斤，而1960年为20403万斤，比1956年增加了97.55%，比1957年增加一倍多。由于上调绝对数增大，因而使农民口粮逐年减少，农村每人每月平均口粮由1956年的42.6斤（稻谷），下降到1959年的29.7斤，再下降到1961年的25斤，比1956年减少40.4%。（注8）

“五风”（指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生活特殊化风）给东莞带来了“十分骇人听闻”的后果，它严重地损害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地破坏了生产，人们的生活受到了影响，以致出现了非正常的死亡。据1960年12月下旬召开的全县四级干部会议统计，全县20个公社、一个农场，全县农业总人数738019人，当年共死亡13598人，占人口总数的1.84%，其中属非正常死亡的1373人。在非正常死亡人口中，属被迫致死的8人，自杀死亡的267人，因扣口粮而饿死的2人，因水肿病死的1069人，工伤事故死的27人。造成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一是粮食少，生活安排不好；二是因粮食少，缺乏营养，体质弱，容易感染和增加其他疾病；三是干部不关心群众生活，不关心群众疾苦，劳动过度，苦战无边；四是干部严重强迫命令，对待群众采取打、骂、斗等非法手段，以致逼死人。（注9）

1960年12月30日，东莞县委发出《认真贯彻执行省委关于劳逸结合的规定》，要求各级党组织，战胜和度过暂时的粮食困难，保护人民体质健康。一方面搞代食品，切实办好公共食堂；一方面注意劳逸结合，减少体力消耗，使群众得到休养生息，保存体力和精力。对社员、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和其他各界人士的作息制度、劳逸结合，均做出详细规定。

1961年1月19日，因为粮食、食油、肉类供应紧张，许多地方出现了因营养不足而造成的水肿病人。省委发出关于切实做好度荒救灾和疾病治疗工作的指示，并拨出大米、食糖、黄豆一批，分配给各地作为补助水肿等疾病病人专用。同月29日，东莞县粮食局按照省委和县委指示，紧急调拨大米25吨、玉米糠5吨、生油1吨、豆类15吨，供应水肿病患者。县粮食局同时规定：稻谷、大米及其制品不准在农贸市场交易，禁止黑市买卖；加强管理监督经营粮食制品的单位，不准克扣群众粮食，节余粮食和粮票一律上缴粮食部门；按省、地要求，实行按人定等、按等定量，做到人粮相符。（注10）4月17日，县委批转县委生产度荒办公室关于《横沥公社黄屋大队疾病调查报告》。要求各公社从中吸取教训，要认真安排好群众生活，开展以治病防病为中心的群众运动，搞好饮食卫生和环境卫生，坚决制止非正常死亡发生。该大队有些社员因缺粮而患水肿、闭经、子宫下垂等疾病，1961年1月至9月非正常死亡5人。（注11）5月5日，县委又批转县委生产度荒办公室《关于当前生活安排消灭疾病的情况及今后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公社切实抓好五六月的度荒工作。

1962年，东莞农村口粮仍然十分紧张，据不完全统计，全县2月至6月，平均每人每月口粮在15斤以下的有1422个生产队（24%），174768人。有些地区口粮紧，吃了过头粮，到2月已出现断粮户。据调查，沙田公社2月已出现81个断粮户，望牛墩公社从3月至6月，完全没有口粮的有1096户。（注12）由于缺粮，发生饥馑，出生率大幅度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东莞人口连续三年几乎没有增长。1959年人口为793563人。1962年受经济困难影响，死亡率上升，加上有的人偷渡香港，在人口出生率高达30‰的情况下，总人口为796409人，下降了7.1‰，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减少的唯一年份。（注13）东莞非正常死亡较其他地方少的原因有四：一是气候、耕作条件较好，有些地方干部群众为了度过饥荒，分了一些自留地和五边地，想方设法多种番薯、玉米等杂粮，以解燃眉之急；二是东莞毗邻香港，有些饥民为了活命，铤而走险，偷渡到香港；三是在香港和海外有许多亲戚朋友，他们寄回不少饼干、米粉、面饼和花生油等食物；四是有些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寄回一些外币，在东莞的亲属可以持外币到侨汇供应店购买一些特需商品。

大饥荒时期包括东莞在内的各地饿死人的严重后果和教训，实在令人痛心，值得后人引以为鉴。

注释：

注1 杜导正：《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与思考》（林若著）序言，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注2 《南方日报》，1958年12月16日。

注3 《我县晚稻生产战果辉煌》，《东莞日报》1958年12月13日。

注4 《林若同志关于发动群众，反对本位主义，开展以整顿粮食问题为中心的整社运动的报告》，1959年1月11日。

注5 《省委转发陶铸同志来信及东莞县林若同志在干部会上的报告》，1959年1月15日。

注6 中共佛山地委：《地委批转李富林同志关于东莞石龙公社李屋小队发动群众卖粮的经验报告》，1959年4月15日。

注7 林若：《哲人虽去，风范犹存》，载《高山青松》，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注8 中共东莞县委会：《几年来我县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况和今后恢复生产的一些意见》， 1962年7月5日。

注9 中共佛山地委组织部东莞县工作组：《东莞县1960年死亡情况报告》， 1960年12月31日。

注10 东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东莞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