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美丽岛”事件的详细经过
台湾“美丽岛”事件的详细经过
－－作者：李禄俊
阿信
1979 年 11 月 15 日，一大早，施明德和党外总部秘书张美贞一起赶往台中梧棲小镇，参加基督教长老教会梧棲教会的主日礼拜，刚好遇上长老教会台中区会在梧棲教会举行“人权祈祷会”。
从牧师口中，施明德才知道 1979 年 12 月 10 日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 31 周年的纪念日，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将于 12 月 10 日－－世界人权日，分别在台北、台中、台南三个区举办不同形态的纪念活动，关怀人权受到侵犯的同胞和良心犯，祈祷上帝祝福台湾的人权现状能够得到改善。台中的 “人权祈祷会”每月举行一次。
洪振辉牧师当时服务于台中大专学生中心，还担任长老教会台中中会的副议长。在聚会结束祷告时，洪牧师说：“任何人都有表达其思想的权利。凡不是以武力实现其理想的人，都不应受到政府当局的压制和迫害。”
当时，长老教会祈祷会的进行，根本不敢发函或电话联络，因为情治单位检查很严。只要一泄露风声，就会有陌生人带小录音机去现场采录消息、打小报告，使活动无法进行。因此，每个月祈祷会确定的地点，只能在教会内部口传。
洪牧师口传说： 12 月 10 日的“人权祈祷会”在台中民族路教会举行。
洪牧师不认识施明德，只看过他写的“我的死囚哲学”。这天遇到他本人很高兴，聚会结束两人同桌吃饭。
饭桌上，施明德知道长老教会已经与天主教人士计划在人权日举办“人权祈祷会”。他询问：“党外”是否也可以加入为“人权祈祷会”的联合举办单位？
洪振辉牧师想了想，回答说：
1. 欢迎党外人士参加，共同庆祝人权日；
2. 民族路教会太小，不够容纳党外的联合行动；
3. 教会是站在信仰的角度关怀人权，但是，党外站在政治立场争取人权，你们的危险较大。因此，你们争取人权步伐应该比教会更积极，要举办更大型的人权大会才对！ [1]
杨青矗回忆说：
当时在台湾没有人知道有所谓的国际人权日，这件事给了施明德办活动的灵感。他先找到台中服务处办活动，台中服务处不敢接，于是换找台南服务处办。我从报上看到苏南成警告如果美丽岛杂志社到台南办活动，他会把人赶出台南的消息，结果台南服务处也不敢办，最后才找上高雄服务处。 [2]
高雄服务处总干事林弘宣征求杨青矗的意见，问他要不要接。杨青矗说：这是件大好事，为什么不办？
也许是天意的安排， 1979 年台湾岛上的这场“乒乓球赛”， 1 月 22 日，因着“余登发”案，在高雄开始遭遇赛；大约 11 个月的较量之后，总决赛的时间和地点确定：
时间： 12 月 10 日
地点：南台湾高雄。
11 月 25 日，《美丽岛》杂志第四期出刊，发行约 14 万本。
11 月 29 日，六名暴徒携带斧头闯入台北黄信介家中，捣毁玻璃和办公家具。同日，八个流氓闯入《美丽岛》杂志社高雄服务处，手提棍子，在几分钟之内，掀翻桌子，打破玻璃，把屋子砸的一片狼藉之后扬长而去。
《美丽岛》高雄服务处不为所动，在被袭当日，就立即报案，并从服务处五楼楼顶悬挂下一条白色巨幅标语，督促警方尽快破案。同时，根据“戒严”条例，五人以上的集会，即需警局批准。杨青矗安排林弘宣和警局交涉，并去市政府借高雄体育馆的室内场地，结果高雄市政府以场地另有用途为由不肯出借。
室内场地借不到，服务处又出新招。林弘宣跑去市政府申请借用室外场地－－市中心扶轮公园，办“世界人权日活动”。
警局当然不会批准，杨青矗也知道他们肯定不会批准。那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呢？这就是高手过招！杨青矗回忆说：
在戒严时期，要在户外办活动，一定不会批准，申请扶轮公园的用意，是为了和相关单位讨价还价，让他们把体育馆借给我们。毕竟体育馆是室内，比较安全……
《美丽岛》杂志社十多个服务处成立时都办开幕演讲会，都是在室内举办，事先向警察单位申请时，也都未获准，但还是硬办，经常都是活动进行到一半时，核准文件才送来，这样官方才有台阶可下。有了以前的经验，虽然申请未准，但我们还是继续筹备…… [3]
情治单位通过杨青矗的工作单位高雄炼油厂给他施加巨大压力。杨青矗没有屈服，很快被调查局约谈：
有一天，长官来了，是高雄调查处处长高明辉，我们两人在炼油厂招待所的客厅单独见面，谈了三、四个小时。最后高明辉说不过我，翻脸说：“我们国民党来到台湾，政治安定，经济繁荣，你们不知道感谢，还在作乱。”我告诉他说：“台湾老一辈人认为，如果国民党没来台湾，继续让日本人统治，现在的繁荣进步不只如此。我很讨厌这种受殖民地统治的话，但日本是战败国，你们是战胜国，你们的民主素养和经济发展能赢日本吗？”
高明辉完全无法忍受我说的话，生气地拍桌子。最后他要我不要办活动，我告诉他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情，而是全台湾党外的活动，你要阻止就对全台湾的党外人士说。 [4]
这样谈话的结果当然是不欢而散。一计不成，警总又施调虎离山之计，命令高雄炼油厂派杨青矗 12 月 9 日必须到台北出差。
杨青矗回忆说，他在炼油厂工作 19 年，从来没有出过差。听到要他出差，他心知肚明，问厂方可否不去。厂方回答：非去不可！
12 月 7 日，《中央日报》发表“行政院长”孙运璇以台美“断交”一周年为题发表的演说，凸显杀机：“今后任何企图破坏安定团结，制造纷扰，堕入‘敌人统战陷阱’或为‘敌人’制造可乘之机的行为，‘政府’决然‘依法’处置，不稍宽容。”
乒乓球赛已经进入决胜负的阶段。艾琳达回忆：
12 月 6 、 7 日时，大家都感觉当局已经准备要抓人，但还不是真正要逮捕，而是要吓唬人。被逮捕过的政治犯都知道情治单位抓人的过程，一旦他们觉得逮捕某人，他们会将这个人包围起来…… 24 小时跟踪，等待上面的命令行动。 [5]
12 月 8 日，《美丽岛》屏东服务处成立。主任邱茂男，总干事傅耀坤。党外人士乘坐 10 多辆游览车前来祝贺。会议刚刚结束，便衣便大张旗鼓地抢服务处展柜上的书籍，双方发生拉扯和口角。
活动结束，施明德、艾琳达、姚嘉文等人乘车直赴高雄。艾琳达回忆：
我们几个人从屏东回高雄时，每部车都被情治单位跟踪，而且他们还一定要把他们的车子插在我们的车子之间，不让我们三四部车子，一部接一部开在一起，他们一定要插在中间，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他们随时可以抓人，十分嚣张…… [6]
你来我往，党外人士谢秀雄的车差点发生车祸。实在气不过，谢秀雄下车，站在路中间，拦住紧跟在他后面的车子。大家纷纷下车，和特务理论。有人一冲动，捡来一块大石头，朝特务车子后窗玻璃一丢，玻璃破碎，石头把坐在车内的特务的头给打伤了。
这是最需要冷静的时候，但党外人士的火气反而越来越大。
12 月 9 日，一大早，忙着要赶回台北《美丽岛》总部的蔡有全被黄信介专门留下来。黄信介指示他：看住施明德，别让他乱来！
同日，国民党在电视上发布公告：今年的“冬防”将从 12 月 10 日起实施。为维持秩序及避免妨碍交通，任何群众集会将严加取缔。
蔡有全回忆：
12 月的南台湾，天气还很闷热。 9 日下午 2 点，施明德、林弘宣、陈菊、杨青矗、周平德和我，在高雄美丽岛杂志社的总经理办公室开会，讨论隔天演讲会的主要内容。施明德问大家还有什么工作没做，在座的人脑袋一片空白，林弘宣的场地没借到，陈菊邀请的演讲人也不能确定，整个活动没有一件事办好。
我看到施明德很不高兴。林弘宣问他：“明天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活动，到底要怎么做？你要讲啊！”我也搞不清楚状况，因为黄信介前一天才要我留在高雄代表总社帮忙，他担心施明德会乱搞，要我和姚嘉文看着施明德……
这时候国民党特务不断打电话到杂志社恐吓、骚扰，整个气氛很糟糕。陈菊坐在我旁边的一张大藤椅上居然睡着了，鼾声大作，我赶紧叫醒她，但没过多久她又睡着。办公室的气氛很沉重，大家没有交集，下面的人不服施明德的领导，施明德也不知道怎么下指示，二期只是个外人，没有特定职务，只能看着办。后来施明德才要我当他的随身联络员。
众人沉默许久，陈敏雄拿了两、三张十行纸进来交给施明德，他竟然还向施明德行军礼：“报告总经理，你交代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看到他拿的十行纸上写着车辆的种类、数目，火把数目、各地参加人数等各种事项。陈菊本来在打瞌睡，这时候也醒了，她一看到十行纸的内容后，抓狂地对着施明德说：“你是在干什么？刚刚开会什么都没说，现在这又是什么？台中才刚冲突，现在又拿火把、棍子干什么？”
由此看来，施明德开这个会议根本是多余的。林弘宣也忍不住了，站起来转身就离开，还叫我一起走。 [7]
20 多天前，《台湾日报》记者吴哲朗被法院判定犯诬告蒋家“伤害罪”，即将入狱服刑，党外人士借用台中太平国小的礼堂为吴哲朗举行“坐监惜别会”。那天，散场时大家手拿火把走出会场，走了大概 100 多米，气势很壮观。
施明德发现这个方式很能鼓舞群众士气，就拿到高雄来用。
那天下午，《美丽岛》高雄服务处里面，热闹非凡。艾琳达回忆：
办公室里人声鼎沸，许多志工来来去去。琳达找了一个角落，卷起袖子，趴在地上，做起“国际人权联盟”的旗帜，足足有十二尺乘六尺见方。尽管已经是冬天了，南台湾的气候还是搞得她满头大汗。她抹了抹额头，对旁边也趴在地上做标语的张温鹰笑了笑。 [8]
下午 4 点过，义工姚国建和邱阿舍开着一辆“发财”小货车从《美丽岛》服务处驶出。
车上的高音喇叭在大声广播，号召群众一定要参加明天在扶轮公园举办的“世界人权日”纪念活动。
警察挡在门口，严词警告说，活动未获批准，不准上街宣传。宣传车执意要出去，几个警察干脆躺到地上。上来几个群众，一、二、三，警察被抬起来丢到一边，宣传车顺利开出。
车子开到鼓山分局门口，一群便衣团团围上来。两人被拖到分局里面，旋即遭受毒打。
晚上 6 点多，周平德接到电话说出事了，大家于是赶紧联络设法救人。陈菊、施明德、周平德、蔡有全、林弘宣、苏治芬、戴振耀等闻讯都赶往鼓山分局门口。施明德和警方谈判，要求放人。
大约有 1000 明群众聚到分局门口。晚上 10 点，警方同意放人。施明德派蔡有全和苏镇秋律师跟随警方去领人回来。 [9]
12 月 10 日零时过，蔡有全把姚国建和邱阿舍领出来，两人浑身是伤，昏迷不醒。蔡有全赶紧把他们送往大同医院。
这件事发生在美丽岛事件前一日，称为“鼓山事件”。
周平德是生意人，为人精细、周全。 10 日早晨，他起了个大早：
早上 8 点多，我到预定游行的路线绕一圈，看到六合路上有好几十辆的镇暴车，高速公路还不断地有镇暴车开下来，整个高雄市形同戒严。
而鼓山分局则是大门紧闭，警察总局的大门也拉下来，仅留一小部分空隙，不断地有一些吃的东西搬进警局去。 [10]
12 月 10 日，台北。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在阳明山开幕。蒋经国以主席身份发表讲话。讲话的主题是台湾的民主：
确认厉行民主宪政是国家政治建设所应走的大道，必将继续向前迈进，决不容许后退。今后当更积极致力于健全民主政治的本质从发挥公意政治功能、加强法治政治基础、提高责任政治观念三方面同时并进。
他强调：
重视民权自由的保障，更重视国家社会的安全，使自由不致流于放纵，民主不致流于暴乱，以建立安定的民主政治。
他昭告 780 位与会代表：
由于美台断交及党外运动的集结， 1979 年是本党历史上最艰险的一年。
就在蒋经国呼吁和平和安宁的同一天，高雄事件，也称为美丽岛事件爆发。
12 月 10 日中午，国民党和党外协商的中间人黄越钦教授专程从台北赶来高雄。姚嘉文委托周平德负责接待。一见到周平德，黄越钦就告诉他，由于预感事态严重，国民党负责和党外协调的关中也到了。
周平德立即开车送黄越钦去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到了目的地，周平德留在车上，黄越钦单独进去，向警方转达党外并不希望发生冲突，只想活动顺利进行，活动完马上结束的立场但警方不为所动，严令取消活动。
下午 4 时，得知事态严峻，黄信介从台北赶往高雄。
下午 5 时许，在街上巡视了大半天的蔡有全回到服务处，发现整个办公室乱七八糟。满屋子都是火把、牌子，艾琳达正趴在地上写布条。服务处外面围了好几百人，曾心仪手执麦克风，用普通话大骂国民党。
在办公室他碰到刚从国民党高雄市党部赶来的黄越钦和黄顺兴。两人受托来找施明德协商，请他亲自去和南部司令常持琇会面，谈判解决问题。蔡有全突然发起脾气。他当着黄越钦和黄顺兴的面告诉施明德：“没必要！国民党到现在还不断地打恐吓电话进来，先叫他们不要再电话来恐吓我们！外面都戒严了，先叫他们撤退，这样才有诚意，不然还有什么好协商的？”
一怒之下，蔡有全开始大骂起黄越钦和黄顺兴来，说他们是国民党的同路人。
黄信介把蔡有全留在高雄，本意是为了制约施明德，现在蔡有全比施明德还冲动。
大战之前，更需要理性和谨慎，但双方的火药味愈来愈浓！
下午 5 时，高雄市扶轮公园四周的民生二路、中山一路、五福三路、中华三路，军、宪、警林立，开始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入内。
下午 6 时，黄信介抵达高雄火车站。高雄南部警备司令常持琇中将亲到车站迎接，说既然集会已经无法停止，可以照常进行：“只要参加大会的人不蓄意闹事，治安人员除了在场维持秩序，将尽量不予干涉。”
常司令补充说：“但不得于会后手持火把、木棍或易燃化学物品游行，以免滋扰事件发生。”
黄信介点头答应，双方订下君子协定。
高雄服务处内，艾琳达左盼右盼，总算收到朋友从台北给她带来的三色带。这种红黄绿相间的三色彩带，艾琳达托志工做了二十条大条的，游行时披在身上，三十条小条的，游行时别在胳膊上。
她的目的是游行时，让群众一眼就能分辨出美丽岛的主要成员。
琳达回忆说： 1979 年 7 月 28 日，党外在台中公园聚会时，琳达发现他们张贴的标语都已经被特务撕掉。她就想：
我们需要一些颜色来区别我们和国民党的不同。而且用颜色代表，不需要文字，既有象征性，也不会被撕掉。
当时我常搭车经过高速公路，沿途都会看到绿油油的稻田与台湾农村的红砖屋，以及夕阳下水池所映射出的一片金黄色，形成一幅美丽的农村景致，这就是台湾景色的代表，所以我用这三种颜色设计了三色彩带。
[11]
游行要开始了。 [12]
担任总指挥的施明德穿一件有灰色肩章、军装风格的黑毛衣。琳达走到丈夫跟前，为他披上三色带和另一条绣有他名字的彩带。
姚嘉文、陈菊等也都披上三色带走上街头。
大约晚上 6 时 50 分，美丽岛宣传车开动。施明德和姚嘉文登上改装的小货车做前导，施明德和姚嘉文登上改装的小货车做前导，后面跟了大有两、三百人，前面的一百人都手持火把。
由《美丽岛》杂志社高雄及屏东服务处义工组成“安全组”开始维护现场秩序。和以往游行一样，艾琳达、陈菊、曾心仪、苏治芬等女星站在第一排。队伍前面的横幅是“国际人权日，全国党外人士演讲大会”，还有一些横幅如“还我语言自由”、“废除戒严令”、“停止剥削农民”、“保护工人权利”等等。队伍“国际人权联盟”的大旗帜迎风飘扬。
由于扶轮公园已经被军警包围，施明德、姚嘉文决定更改路线。游行队伍从位于中山一路和大同路交界处的美丽岛高雄服务处，浩浩荡荡地沿着中山路一路向南，朝几条街外的中山路与中正路交界的大圆环挺进。 [13]
队伍刚刚出发，常持琇中将陪同黄信介赶到现场。常持琇发现有人举着火把游行，非常生气。恰在这时，队伍中有人拿东西抛向常持琇，中将的帽子被打掉在地上。
常持琇拂袖而去，并下令镇暴部队紧跟游行队伍，缩小警戒圈，以防不测。
蔡有全回忆说：
我们才刚出发，镇暴部队就跟上来，我长这么大还没看过这么多部队，后面跟着许多大大小小的镇暴车，一波一波地压上来。
游行队伍走到圆环停下来后，群众静静地听我们演讲。附近的商店的走道上都挤满了人，但都被宪兵阻挡无法接近，我叫了一个宪兵班长过来，向他表明我的身份，要求他让群众进来。群众进来后，有一个人对我说：“少年仔，扶轮公园有两三万人，会出代誌哦！你们要去把他们带回来哦！”
我向施明德报告后，他好像不太相信，过没多久，他跳上宣传车宣布，他要和姚嘉文进入新兴分局谈判，如果半小时还没出来，就表示他们被抓了。
大约晚上 7 点，游行队伍抵达大圆环。演讲车停在新兴分局北侧的中正三路路口，先是黄信介，接着姚嘉文、张俊宏等站在车上演讲，群众高呼口号：“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
这时现场的群众已聚集差不多 3000 人，镇暴部队团团围住游行队伍。镇暴部队外面站满看热闹的群众。很多人想冲进来，却被挡在封锁线外。
晚上 8 点 10 分左右，施明德临时交代张俊宏担任总司令，由他和姚嘉文进新兴分局，要求撤回镇暴部队，允许他们在原定地点集会到晚上 11 点。施明德等同意警察进场维持秩序。
分局内，站满荷枪实弹的警察，好几个人拿着照相机、录影机拍照取证。南区副司令张墨林向常司令请示后，施明德等的要求被全部驳回。
施明德离开后，张俊宏等人站在车上向群众演讲。大约就在周平德向群众报告昨天发生的“鼓山事件”经过的时候，杨青矗从台北赶到现场。
晚上 8 点 30 分左右，停放在附近邮政局旁的镇暴车上突然有几缕白色烟雾冒出，有群众误以为镇暴部队施放瓦斯，大喊：“放瓦斯！”现场立即骚动起来。
有一个妇女突然跑到演讲车前跪下，哀求游行队伍克制。
杨青矗因为是当地人，又是服务处主任，熟悉路况，大家就要他指挥。于是，杨青矗坐上“发财”小货车的副驾驶室。他四面观察：圆环南侧都是镇暴车，东侧中正三路又有镇暴车在冒白烟，北侧的中山一路口也有警察和宪兵封锁。只有西侧的中正四路口没有看到宪兵。
为避免冲突，杨青矗叫司机从圆环绕到西侧的中正四路。
周平德一直在看表，这时距离和施明德约定的时间还差几分钟。看到车子往前走，他赶紧大喊：
“时间还没有到，还有几分钟！”
他的话音淹没在高音喇叭声和脚步声中。
很快，施明德和姚嘉文从警局里面跑出来。两个不约而同地拿起火把，跳上指挥车。
指挥车沿着中正四路开了大约 100 米，到了南台路口。杨青矗回忆：
我们才发现天桥底下有宪兵排成的人链，要阻止我们通过。当车子快碰到宪兵时，可能是太过紧张，司机手脚一直发抖，车子竟然熄火了。宪兵于是把我们的车子往后推，后面的群众就从后面往前推。
当宪兵和群众推来推去时，我听到后面演讲车上佟聪凛用麦克风大声喊：“冲啊！冲啊！” [14]
车子前面持火把的群众，用火把戏弄宪兵，逼得宪兵一直往后退，封锁线因而松掉，立刻被群众冲破。
我看到有一个宪兵被冲倒在地上，就赶紧跳下车，把他拉起来。 [15]
这时，就有少数群众追打宪兵。蔡有全、黄昭辉等急忙劝阻：“不要打，不要打，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人！”但是没有人听。杨青矗回忆：
封锁线冲破后，原本在路边围观的群众也加入我们的行列，因为群众越来越多，情绪非常激动，我听到路旁有民众和宪兵发生冲突的声音。我很担心情况会演变成群众包围警局，甚至放火烧警局，这是有可能的事，因为我听到群众喊：“去买汽油！”
我于是从小货车的驾驶座下来要去找施明德和姚嘉文，问他们要如何处理。我一下车就看到他们两人已经在小货车上，我问姚嘉文：“要带去哪里？”
他说带回服务处。这与我的想法一致，因为再往前走就是警局，到时群众去包围警局，这种责任我们实在担当不起。
于是，我带领队伍转入瑞源路，转入瑞源路后，就听到吕秀莲的演讲，“现在不是在家看电视的时候，不是青年男女谈恋爱的时候，大家要出来！”，很令人感动。
瑞源路有一两间木材行，群众要冲进去拿桷仔，老板赶紧将门拉下来，失去理性的群众不断地撞门、叫嚣，一下子，就有人从后门抢了一些桷仔出来。
群众这种不理性和不讲道理的表现，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这些人可能是市井一直在流传的，某些单位雇佣来闹事的流氓。
之后我们从瑞源路转入大同路，整条大同路都挤满了人，不知道从哪里突然跑出来这么多人……
我看到这种情况后，从小货车跳上演讲车，我跟俊宏说就在这里演讲。我的用意是，因为镇暴部队都驻守在服务处一带，而大同路这里都是民众，沿路满满都是人，镇暴部队和镇暴车无法进入干涉演讲者，而且演讲已经安排好了，让演讲程序进行完，对民众有个交代，等演讲结束，我们就地宣布活动结束，要大家解散。
俊宏认为回服务处比较安全，于是我就叫演讲车慢慢地开回服务处。
一到服务处，张俊宏就在演讲车上大喊：“台湾人已经胜利！”意思是我们已经胜利了，大家解散，结果群众不散…… [16]
开始是党外发起群众，群众玩得正热闹。谁说散也没人听！乒乓球赛只好继续。
黄信介委托黄越钦与常司令紧急交涉，要求先行撤离镇暴部队，以便美丽岛方面劝退民众解散。但常司令坚持必须先行驱离民众，谈判依然陷入僵局。
游行队伍回到美丽岛高雄服务处的时间大约是晚上 9 时左右。台南神学院毕业的长老教会牧师许天贤带着神学生们和群众一起用台语呼喊：“停止剥削农民！”、“美丽岛是我们的！”等口号。
他们还唱起配上基督教曲谱的歌曲《咱要出头天》：
咱要出头天，咱要出头天，
有一日要出头天，哦，我心深信
陇无讶疑，有一天会出头天！
咱要手牵手，咱要手牵手，
有一日要出头天，哦，我心深信
陇无讶疑，有一天会出头天！
还有《人权之歌》：
人权，人权，咱要维护，
人权，人权，咱要维护，
维护，维护，咱的人权，
直到胜利日子！
台湾，台湾，咱要爱惜，
台湾，台湾，咱要爱惜，
爱惜，爱惜，咱的台湾，
直到咱做主人！
艾琳达拨通越洋电话，向“国际人权联盟”负责人介绍正在进行的记念世界人权日和平游行活动。对方又惊讶有高兴地说：“在法西斯政权统治下的台湾人民也敢游行示威了！”琳达接着告诉他：“‘国际人权联盟台湾工作中心’的旗帜也在游行行列中！”
对方更高兴：“这是‘国际人权联盟’的光荣，祝你们成功！” [17]
不过，美丽岛之夜后半部分最耀眼的明星当数吕秀莲小姐。她站在一辆装有扩音器的大货车上，一个人演讲时间就超过 30 分钟。后来在接受审讯时，警察对她说：“高雄事件前半段由施明德负责，后半段你要负责！”
吕秀莲大声疾呼：“许信良在美国已接到我们的消息了，向世界各国媒体报告，今天世界人权日在台湾发生的事情……”，“几百年来，台湾人从来没有机会像今天用这么大的心声喊出咱的勇气、咱的正义感，喊出咱对人权的要求，今天是伟大的一天，希望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挽救大家的生存命运！”
大约晚间 10 时 20 分，吕秀莲演讲结束，大冲突立即爆发。
镇暴车突然向现场的群众开过来，后面紧跟手持盾牌的士兵。群众大哗，纷纷拿起石块和棍棒向军人打去。服务处对面大益饭店前面的木制栅栏被人统统拔下，用作武器。
镇暴车开始向现场发射瓦斯弹。混乱中，黄信介登上宣传车，对着话筒大喊：“活动结束”！
话音未落，有人拿起一根棍子，狠狠地打在黄信介的屁股上。
就在这个时候，周平德看见林义雄和康宁祥气喘吁吁地跑来。他们两人本没有计划要参加今天的活动，结果有人在现场不断打电话给康宁祥，说是事态严重。康宁祥不敢置身事外，急忙约上林义雄从台北打出租赶到高雄。
他们搭车到五福路，一看情势不对，于是一路闪避人群匆忙跑来。
他们两个都有站上演讲车，高声呼吁常司令节制。
两人刚喊完，镇暴车又发放瓦斯，群众倒了一地。
不久，有人找到杨青矗，把他带到附近的一家饭店。他看到林义雄、黄顺兴等都在。他从窗户看下去，发现路上有群众大喊“一、二、三！”，把安全岛上的铁栏杆全部拔下来，丢在路中央，要拦阻镇暴车前进。还有一些人拿起铁栏杆往宪兵方向砸，宪兵也跟着往回砸。
蔡有全回忆：
那天晚上游行的群众确实也比较凶悍，我们回到服务处后，镇暴部队又派了一个班的兵力在附近站着，发生冲突时，我赶过去处理。这群阿兵哥最可怜，被打得最惨，群众真是够狠，把这群阿兵哥打得抱头鼠窜，有一个阿兵哥无处可逃，最后爬到树上，群众当中竟然有人拿起火把烧他。 [18]
……
乒乓球不仅打出界，而且还掉地上了！
街道上弥漫着催泪瓦斯的烟雾，不知是情绪激荡还是瓦斯作用，人人泪流满面。
大约晚上十点半左右，艾琳达和施明德站在美丽岛高雄服务处楼下的转角处，他们的四周有火把的光芒摇曳着，有催泪瓦斯弹药爆炸声和浓雾弥漫着。施明德望着失控的游行场面，拉住艾琳达的手，一字一句地对她说：“如果我必须因此在狱中了此残生－－而人民能从此坚定地站起来反抗压迫者，并且，令人瘫痪的恐惧感能从此结束－－我甘愿！”
那是那天晚上施明德说的最后一句话：
由吕秀莲提议，杂志社领导人决定到台南大饭店集合。施明德和艾琳达坐上张俊宏的车，施明德一声不吭，琳达靠在他身旁，翻出包里三岛由纪夫的小说《奔马》。她刚看完这本小说，讲一个右派的爱国青年，出于对天皇的忠诚，去谋杀资本家，事成后自杀。最后一幕是他面对着东升的太阳切腹。
她低声跟施明德说这个故事：“这个人付出生命的代价，完成他心中认定的理想。”
施明德静静地听着，忽然发出一声干嚎，好像脖子被掐住般。他脸色沉重，沉默不语，知道已经来到生死关头。
到了台南大酒店，施明德、艾琳达、康宁祥、林义雄、吕秀莲、姚嘉文、周清玉（姚嘉文妻子、张俊宏、许荣淑（张俊宏妻子）、陈菊、杨青矗、周平德、王拓等人挤进一个大房间，大家都清楚中了国民党的陷阱，后果难以收拾。
众人彻夜难眠，面面相觑，直到破晓。
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冲突到底是怎样爆发的？是镇暴车先发射瓦斯、宪兵先开始打人，还是民众先动手，在场的人意见也不一致。
很多年之后，姚嘉文接受台湾中央研究院陈仪深教授采访时回忆说，那天晚上其实大家都很懊恼。 因为当初的规划并非如此。施明德通知他和张俊宏来的时候只说让他们来演讲，没有说还要搞火炬游行。本来没有安排吕秀莲和林义雄参加这个活动，结果 10 日下午 5 点吕秀莲赶到服务处时，姚嘉文还吼她：“出去！出去！这里没你的事！”
姚嘉文回忆说：“我到现场的感觉是，到后来没有什么人想听演讲，群众的的心里很想走上街头游行。” [19]
暴力边缘理论在理论上很清楚，但对于民主运动的领导人来说，就相当于在鸡蛋上跳舞。国民党不断地给他们施加巨大压力，再加上内部行为方式的分歧、群众情绪的变化，最终导致现场失控。
党外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很多年之后，施明德接受采访，谈到美丽岛事件，他说：“游行，这件事已经确定了，但最重要的是要避免冲突。”
而国民党军警的现场总指挥、南区警备司令常持琇中将很多年后接受采访时也回忆：
我在军事会议上请示总司令汪敬熙，他说上面的指示就是“不流血、不冲突”六个字。后来我还请示国防部长高逵元，他也说：“你照着总司令的意见，不流血，不冲突，这是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
我就根据这六个字的指示，回去召开会议，向宪兵、警察、各情治单位传达上级的指示，要大家遵守这个原则。我最后再加上六个字：“绝对不能开枪”。 [20]
双方都不希望把球打落地，但双方都希望通过施加最大压力逼迫对方就范。真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常在河边走，总有一天要湿脚。
那天晚上，坐牢、甚至枪毙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人的头上。杨青矗回忆，那天晚上，他和姚嘉文赶往台南饭店途中，他对姚嘉文说：“会抓人”。姚嘉文安慰他说：“不用烦恼，国民党不敢抓。”但杨青矗觉得场面已经失控，国民党如果不抓人没法向社会交代。姚嘉文回答：“就算抓人，了不起也只是违警罚法和妨害公务”。
慢慢地，大家讨论的中心集中到如何善后，有人提议隔日去探望探望受伤的警察，表示诚意和慰问。座中有人反对说：现在大家都在气头上，此时去探望反而不好！
最后，大家商定 12 号召开新闻发布会。
12 月 11 日，台湾各大媒体都在头版头条大幅报道高雄事件，把《美丽岛》杂志社成员形容成一群社会暴力分子，反复播放军警被打的镜头。
只有高雄的《台湾时报》在报道时提到“高雄事件”产生的原因是军警“先镇后暴。”
警备总司令汪敬熙发表电视讲话，声明由于警总在昨晚的暴乱中严格执行蒋总统的指示：“在民众骚乱时，警察必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派到现场的宪兵也不携带武器。”在骚乱中，宪警一再退让，有上百人受伤。
他严厉指责《美丽岛》政团：
12 月 10 日，少数的不法分子，在高雄市美丽岛杂志社服务处不法集会……
积极搜证所获得的事实，领导这一次酿成不幸可怕事件的阴谋暴力分子，从事一次有计划的暴力行动。 [21]
12 月 11 日，施明德终日沉默。晚上，大家聚集在姚嘉文家里，讨论因应措施。艾琳达回忆说：
讲来讲去，其实只是宣泄恐惧的情绪。这些党外阵营的人曾经签署过声明，声称“我们愿为台湾民主的前途坐牢”。但对多数人来说，坐牢仅是抽象的概念。事到临头，不是每个人都能面对。 [22]
12 月 12 日下午 5 时，美丽岛杂志社举行记者会，黄信介、张俊宏、姚嘉文等发表声明说：美丽岛杂志社人员并没有动手打人，而是宪警人员封锁道路，并使用催泪瓦斯，而与情绪激动的群众发生冲突。
周平德专程赶到台北，将 9 日“鼓山事件”发生时姚国建和邱胜雄两人被打时所穿的衣服带到台北供记者拍照。
林义雄发现前来参会的记者大半神情冷漠，而且有些明显是国民党特务装扮的。他神情激愤，大骂国民党是“叛乱集团”、“三十年来没有干过一件好事！”。他痛骂记者：“你们这些人，只会听从国民党的话，从来不报道事实。我瞧不起你们！” [23]
记者会结束，施明德、吕秀莲、陈菊、林弘宣等人，相约到台湾大学附近的“西北食堂”吃火锅。特务把饭店团团围住。大家心里明白，这多半是最后的晚餐！
饭后，他们一群人在姚嘉文律师事务所商谈，并请黄越钦和关中用电话沟通。
晚上 11 点，吕秀莲和陈菊来到琳达家。
12 点，施明德回来。睡前交代琳达，一旦大逮捕来临，要赶快打电话给国际人权组织。
艾琳达回忆：
琳达套上睡衣， Nori 看似已沉沉睡去，她爬上床时，摸到他的男人全身冰冷僵硬，像死去一样。她没有摇醒他。从 10 号当晚开始，琳达感觉 Nori 像准备结蛹的昆虫一样，持续缩进自己的躯壳内，或许是在建筑一道墙，预备重新适应即将到来，漫无天日的囚禁。
整夜屋外车门开开关关的声音不断，好像心理战术，刻意要屋内人知道四面埋伏。清晨五点，琳达披衣起身，走到房间外小阳台查看，他们已被重重包围。 [24]
13 日清晨六点，琳达又被车辆的声音吵醒。施明德慢条斯理地起身穿衣服，一边对琳达说说：“你得回去美国告状。”
艾琳达急忙跳起来。她在房子里跑来跑去，想找东西堵住门。施明德跑去撞开陈菊、吕秀莲的房间：“快点起床，他们来抓人了！”
琳达刚用红色沙发椅顶住们，特务就在门口砰砰地使劲敲门。
施明德跑到门口对门外喊：“小心，我太太在门后放了炸弹！”
琳达跑去拨电话，发现线路不通。陈菊从卧室里跑出来，丢给琳达 1000 美金。然后连睡衣都来不及换，穿着拖鞋，从阳台纵身跳进楼下的林义雄家。
特务正在那里等着她。
吕秀莲稳定稳定情绪，走到门边，移开红色沙发椅。这时听到有人喊一声：“吕秀莲！”她回头一看，厨房后面的阳台上站着一个跟踪她很长时间的特务。
就在那一刻，吕秀莲看见施明德从日式斜屋顶上跳下去，转眼工夫，就消失在清晨的蒙蒙细雨之中……
12 月 13 日凌晨，国民党实施霹雳行动，分头逮捕美丽岛杂志社 14 名首要分子：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吕秀莲、杨青矗、周平德、王拓、纪万生、陈忠信、魏廷朝、张富忠、邱奕彬、苏秋镇。
张俊宏回忆：
我从台北和平东路家里用刺刀被押着出来，赤着脚从家里走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反而是内心里最平静的时候。 [25]
美丽岛杂志社及各地服务处同时被查封。
黄信介因为是现任“立法委员”，按法律得等到立法院通过决议案授权，才能抓人。台湾警备总部行文“立法院”。
14 日，立法院召开临时秘密会议，康宁祥站起来抗议，但是没有人理他。结果是“无异议通过”，逮捕黄信介。
黄信介不惊不怖，一派潇洒从容坐在家里等着被捕。他专门穿上中山装，抗议国民党所为违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他交代妻子和女儿要坚强。他对女儿说：“爸爸不是做强盗，也不是做小偷，一点也不耻辱！”
他打电话给张俊宏妻子许荣淑，向美丽岛家属交代后事：“荣淑，我现在要被抓走了，未来你要担起责任，照顾家属，要勇敢一点！” [26]
12 月 14 日，《中央日报》在头版发表社论：“政府采取断然措施，各地人心大快》：
美丽岛杂志社在高雄制造非法暴行的十四名首要分子昨天被治安机关逮捕后，全国人心大快。各地民众纷纷鸣放鞭炮、张贴标语，高唱爱国歌曲等种种有形无形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内心的高兴，以及对政府此项措施的全力支持。
同日，警总在电视、媒体发布通缉令，以“叛乱罪嫌”悬赏 50 万新台币抓捕施明德。通缉令特别说明：
检举因而查获者，发密告奖金新台币伍拾万元整，并对密告人绝对保密；
凡包庇或藏匿叛徒者，以惩治叛乱条例第四条第七款规定，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徒刑。
检举电话：…… [27]
12 月 15 日，施明德妻子艾琳达被驱逐处境。
媒体上每天头条刊登新的被捕人员信息，通缉“江洋大盗”施明德的奖金从 50 万、 100 万、 200 万、 25 万，很快上升到 500 万。
施明德成为台湾社会的全民公敌。
台湾就这么大点地方，施明德纵有通天的本领，能逃到哪里去呢？ [28]
12 月 13 日下午， 36 岁的基督教路德会牧师吴文突然接到台北圣经公会赵振贰牧师的电话。在电话中，赵振贰很匆忙地说：“阿文，我要到你那里！”
吴文， 1943 年生于台湾屏东县东港镇一个滨海的小渔村－－盐埔。高中毕业后，吴文来到台北做建筑施工生意。在台北，她爱上基督教长老教会的一个姊妹。 26 岁时，在女友的影响下，吴文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不过他受洗的教会属于路德会。
1972 年，在路德会的推荐下，吴文进入长老教会办的台南神学院就读。在学校，他和黄昭辉、蔡有全、许天贤、林弘宣等同学组织“真善美读书会”，经常邀请一些党外人士来演讲。通过这些活动，他和施明德、姚嘉文等人都认识了。
1978 年，吴文从台南神学院毕业，路德会派他到云林六斗教会服务，同时也在台北总会做一些服务工作。
吴文对《旧约》研究很精深，路德宗有一位牧师很赏识他，帮他申请到美国一家神学院的奖学金，鼓励他去美国读神学博士。未去之前，刚好有一段空挡，蔡有全就推荐吴文到《美丽岛》杂志社给姚嘉文做政治事务方面的秘书，当然是不领工资的义工。
赵振贰牧师也为《美丽岛》杂志社做义工，自带车辆运送杂志。在做志工期间，吴文和同是基督徒的赵振贰、林弘宣、蔡有全、黄昭辉等人交往较多。
突然接到赵振贰的电话，吴文心里咯噔一下，直觉有事情发生了。因为平时大家都很忙碌，除非是美丽岛服务处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否则赵振贰不会刻意和他联络。
傍晚时分，赵振贰在吴文家楼下按电铃。吴文开门看见门前停着一辆车。打开车门一看，里面坐着施明德和林树枝。
林树枝是施明德在泰源监狱坐牢时的难友，年龄和施明德相仿。也是《美丽岛》杂志社的常客。因此吴文认识。倒是施明德，因为被林树枝装扮成一个乡下老头，嘴里的假牙取掉了，整张脸都塌陷下来，头上还带着一顶老人的帽子。吴文差点没有认出来。
林树枝、赵振贰把施明德扶下车，然后小声和吴文商量：“施明德需要一个安顿的地方，不知道你这里方便不方便？”
吴文已经看过很多次通缉令，深知事情的严重性。他有两个孩子，老大 3 岁多，老二才 10 个月，还在襁褓里。这对他的信仰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几乎没有时间踌躇，必须在瞬间做决定。
吴文略作迟疑，小声对两人说：“先上楼再说。”
话一说完，吴文明白，他必须要承担。
当时吴文位于台北石牌的家里地方不大，住着他和妻子、两个孩子，岳父、岳母，妻弟、妻妹，还有妻子的奶奶整整 9 个人。
虽然基督徒不能说谎，但面对全家人疑惑的眼神，吴文只好向家人谎称施明德是他乡下来上台北就医的朋友，暂住两天就走。
吴文夫妇把自己的主卧室让给施明德住。在卧室里，吴文才知道，清晨施明德侥幸逃脱后，先跑到彰化陈婉真家，婉真的父母和弟弟在。她给黄信介、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家打电话，要不没人接，要不电话线不通。陈婉真的弟弟提议用车载施明德去老家彰化乡下，但施明德认为那里更不安全。“大隐隐于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于是，他跑回台北林树枝家。林树枝那里也没法呆。这时他想到了教会。于是打电话给赵振贰。振贰很热心，但也没有安全的地方给他住。
虽然吴文和施明德交往不多，但在此万难关头，他想到了吴文，指明振贰给吴文打个电话试试，说这个人值得信赖。
简短交流完，施明德说吴文家这个情况，长期住不可能，委托林树枝明天就去台南神学院看看。
赵振贰和林树枝走后，施明德坐在床边，听到客厅电视里不断播放抓捕他的通缉令，播音员加大音量一遍遍地重复悬赏奖金。他像是陷入绝境的动物，脸上露出无比惊恐的表情。
吴文看到施明德这个状况，悄悄地让太太拿起床头的《圣经》。他和太太一边一个，牵着施明德的手，和他一起祷告、读诗篇。
那天晚上，他们读的是《诗篇》第 88 篇：
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
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
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我的性命临近阴间。
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如同没有帮助的人一样。
我被丢在死人中，好像被杀的躺在坟墓里。
他们是你不再记念的，与你隔绝了。
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
你的愤怒重压我身，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
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使我为他们所憎恶。
我被拘困，不得出来。我的眼睛困苦而干瘪。
耶和华啊，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
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
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
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
耶和华啊，我呼求你，我早晨的祷告要达到你面前。
耶和华啊，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掩面不顾我？
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我受你的惊恐，甚至慌张。
你的列怒漫过我身，你的惊恐把我剪除。
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一齐都来围困我。
你把我的良朋密友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中。
看着施明德平静下来，吴文和太太拉着施明德的手再次嘱咐他：
Nori ，以一个传道者的良心，我们的信仰一定超过国民党的奖金。 [29]
第二天，林树枝悄悄地来了，他带来消息，台南神学院的学生也身处险境，纷纷逃离。
英雄末路，施明德想起发表《人权宣言》的长老教会。他对赵振贰提议：“不然找总会试一试。”
12 月 15 日，赵振贰牧师悄悄地来到长老教会总会高俊明牧师的办公室。他先把门关上，再走到高牧师身边，低声说：“施明德已经走投无路……希望你能设法帮忙。”
高俊明牧师回忆说：
他的请求，我并没有立即答应。我告诉赵牧师说：“请让我想一想。”
个人的命运如何，比较无所谓，但是我还对全台湾 800 多所长老教会和 16 万名信徒负责。我在办公室踱来踱去十几分钟，思考和祈祷。
我的助理施瑞云提醒我：“这次施明德若被捉，就是死刑了。”我内心一震，想一想，事态果然严重，他不仅是面临普通的审判，而是面临死亡。
基督徒的信仰，爱护患难中困苦的人，责无旁贷，其他反而比较次要。耶稣说，人为朋友放弃生命，没有什么爱是比这更伟大的；在所有的爱心中，能为别人或朋友放弃生命是最要紧的。尤其他又是世界特赦组织认定的良心犯，使用非暴力方式追求政治理想，多年来为台湾努力奋斗，我们更应该协助他。
我对赵牧师和瑞云说：“好，我来设法。”
其实我并不知道如何帮助他。当时我家已 24 小时受到监视，管区警察几乎每天晚上到我家闲坐喝茶聊天，问我施明德藏在哪里，还意犹未尽的刺探说：“有风声传说是藏在你家。”我说：“你每天晚上都来，怎么不知道？”……
我虽然答应帮忙，其实还没有具体方案，于是和瑞云商量。我想，这件事应该拜托一位与施明德完全不认识的人才好。瑞云说：“不然，再找林文珍长老帮忙。”
林文珍长老时任女子神学院院长，好像有好几栋房子，人脉很广，找她也是办法。
于是请文珍长老来。我很坦白地对她说，如今事态很严重，施明德有生命危险。根据我的了解，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疼爱台湾。如果他被逮捕、被枪毙，对台湾的民主，是很大的打击。是不是能考虑帮忙他？
文珍不认识施明德，而且她家有 70 多岁的老母、两名幼子，还有一位智障的弟弟，全家靠她一人支撑，肩上担子沉重。她面容忧愁，说：“请让我想一想。”
然后低头祈祷，没多久，她说：“好。”
我们开始讨论如何帮忙。起先，文珍建议往宜兰罗东方向进行，她有很可靠的友人，和安全之处可以藏匿。这计划传给施明德时，他却反对。他说，往僻远处的道路，都有士兵、警察、便衣检查人车，途中必定被捉。大隐隐于市，他主张继续待在台北市比较好。
既然如此，文珍听其言，决定带他去她家。 [30]
12 月 15 日，逃亡中的黄昭辉打了一个电话给赵振贰牧师。在电话中，他问：“现在情况怎么样？”
赵振贰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反问黄昭辉现在有没有事，如果没有事请到自己家来一趟。黄昭辉开着车就过去了。
赵振贰把黄昭辉请进里屋，关上门问他能不能开车去载施明德。并说自己本打算骑摩托车去，但因为下雨很不方便。正发愁呢，黄的电话就来了。
黄昭辉没有犹豫，立马回答：好！
赵振贰电话中和吴文约好晚上 8 点见面。然后他和黄昭辉先到忠孝东路与敦化南路口林文珍的家中接了林文珍，然后驱车直奔吴文在石牌的家。
吴文陪着施明德上车，黄昭辉立即开车。车上，黄昭辉拿出几千元给施明德。
车子抵达林文珍家附近，吴文、林文珍搀着施明德下车。施明德戴上老人帽、老花眼镜，拿掉假牙，看起来完全是一个乡下老头。文珍和吴文搀着施明德，静静地向文珍家走去。
文珍家同楼住有国民党党政要员。走过大楼门卫时，两人故意大声说：“阿舅，慢慢走！”他们险险乎到达顶楼的住家，文珍告诉家里人，这是乡下来的亲戚“陈牧师”，就把他
安顿到家里一个比较隐秘的房间里面。
从那天开始，吴文每天去文珍家“上班”，买报纸、杂志给施明德看。
施明德在文珍家住了 10 多天，一直到 12 月 25 日。在这期间，有一天，蔡有全突然跑
去找高俊明牧师。刚开始逃亡那几天，由于实在找不到地方住，他和林弘宣给高俊明牧师打了一个电话，没想到高牧师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只是派秘书施瑞云送些钱给他们。
蔡有全当时就觉得以高牧师高贵的人品，不接待他们，觉得很奇怪。他就猜测也许高牧师是在帮助施明德。
后来，蔡有全想到《美丽岛》那个美丽、勇敢的志工张医师。他和林弘宣就搭车去台中仁爱医院找张医师，这时才知道她的真名叫张温鹰。
张温鹰， 1950 年出生于台湾台中。美丽岛事件发生这一年 29 岁。从中山医学院牙医系毕业后，当了一名牙医师。这样一位事业有成、并和前台中市长陈端堂的公子陈文宪喜结良缘的美丽女子，却因为钟爱民主自由而跑来美丽岛杂志社做了一名志工。 12 月 9 日下午，和艾琳达趴在地上写标语的女孩就是她。
1997 年，张温鹰当选台中市长。
张温鹰把蔡有全和林弘宣安排到自己家的一栋空房子里面。每天早晨买好早餐、报纸，晚上买好便当送来。
一天，张温鹰和蔡有全边吃便当边看电视，看到通缉令上施明德的头像，蔡有全突然兴起为施明德整容、帮助他逃离台湾的念头。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张温鹰，张温鹰很热心。
蔡有全就又跑去台北找高俊明牧师。高牧师看到蔡有全吓了一跳，没想到他还敢来找他，感动的痛哭流涕。
蔡有全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高牧师。这次，高牧师没有隐瞒，问蔡有全怎么会想到为施明德整容这个办法，蔡有全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是上帝给我的启示吧！”
因为这个原因，那段时间，张温鹰也来过林文珍家几次。
施明德住进林文珍家中前两、三天还平稳，但是文珍家里还住有文珍的母亲、姐姐、弟弟和两个孩子。吉米和保罗。
那段时间电视上不停地插播悬赏施明德的消息，通缉令贴的满街都是。施明德住进房间后，客厅都很少出，也不和家人一起吃饭。没过两天，林文珍就发现母亲虽然没说什么，但眼神显得很不安。
文珍的两个孩子吉米和保罗，一个念国中，一个念国小。兄弟俩都很聪明。一天，林文珍有事必须离家，走前文珍敲施明德的房门，告诉他，自己刚接到电话，必须到教会去一下。叮嘱施明德即使听到门铃声，也不要去开门。
文珍离开不久，施明德就听到保罗在一声接一声地叫妈妈。施明德忍不住，打开门出来。保罗看到施明德，说：“陈牧师，我找不到妈妈了。”施明德告诉保罗，妈妈出去办事，很快就会回来。
突然，保罗问施明德：“阮妈妈敢也有代誌？”（我妈妈会不会出事？）
在林文珍家住了差不多一个礼拜左右，不利的消息接连传来。国民党开始密切监视与长老教会相关的人员和机构。台南神学院、长老教会台北总会、台湾神学院都被搜查。还有一项传闻，施明德的逃亡和一位美国回来的音乐家有关。
林文珍长老正是从美国学完音乐后回台湾，而且在女子神学院教授音乐。
形势危急，吴文等人协商出两个办法。首先，和施明德谈，问他愿不愿意自首。因为大家都已经尽力了。
施明德不同意。说他一旦自首，大家都会被枪毙，因此决不能自首。
施明德不愿意，大家也不能强迫他。于是吴文设法为施明德另找一个地方藏匿。他和林文珍每天早早出去，看租房广告，寻找合适的房子。两人差不多找了一个礼拜，发现要找到一处没人认识的地方安顿施明德很困难。更何况即使找到房子，还要照顾施明德的生活，也一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期间，吴文还通过赵振贰联系尤清律师帮忙。 尤清也想不出好的办法，建议要不把施明德藏在他办公室的夹层里面。这个办法由于太不具操作性，立即被否决。
12 月 23 日早上，许天贤牧师在台南白河林仔内教会，主持圣诞节庆祝主日礼拜，在讲坛上当众被逮捕。那天，刚好是许牧师女儿一岁的生日。
24 日，施明德递给吴文一张纸条，上面是一个人的电话。施明德告诉吴文，这个人名叫许晴富，是一个制片商。许晴富是施明德哥哥的好朋友，他透过哥哥的关系和许有一点交往。
施明德告诉吴文：“这是最后的底牌了！”并说这个电话好久没有打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吴文不认识许晴富，但他硬着头皮拨了那个电话。
电话接通了。
许晴富很谨慎，他约吴文到一家饭店门口，然后开车接上他。见面后，吴文发现许晴富人很高达，为人其实很风趣。
许晴富载着吴文在台北市绕来绕去。他对吴文说：“现在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可谈话，只能在车上讲。”
吴文把施明德的情况详细地告诉许晴富。并试着向许提出帮助施明德的请求。
许晴富听完，回答说：“要回去和太太商量！”吴文后来回忆说，许晴富是一个很可取的人，他表现的十分坦然。站在他的立场，既要帮助朋友，又要照顾家庭，实在很两难。
许晴富回去和太太商量。吴文没想到许的太太江金樱乃女中豪杰。立即表示支持先生。但是许晴富最小的孩子才读幼稚园，需要父亲照料。而且他们家刚雇了一个保姆，马上辞退也说不过去。
因此，许晴富有些犹豫，无法马上做决定。
吴文回到文珍家，将他和许晴富见面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施明德。他说：“许晴富虽然没有明说不愿意帮忙，但是看得出来很困难。”他让施明德想想还有没有可靠的人。
但是施明德已经无计可施。
吴文和林文珍合计，这几天施明德情绪很低落，甚至已经发展到茶饭不思。劝他自首的话两人再也说不出口。商量结果，许晴富那边也许还有希望。
吴文拿出赵振贰对付他的办法－－赶鸭子上架。他将施明德的换洗衣服打成一个小包，带到许晴富家中，告诉他：“事已至此，不论你接受与否， Nori 的衣服我已经拿来了，你看着办吧。”
许晴富提出要先见见施明德。
吴文带许晴富来到林文珍家。许、施二人一见面，没有说什么话，相拥而哭。
25 日，圣诞节。许晴富将施明德接到西门町汉口街的家中。
转眼间，就到了 1980 年 1 月 6 日，林弘宣突然来找吴文。他们约在吴文家附近的来来饭店。一见面，连招呼都没打，林弘宣就说：“阿文，要放人！” [31]
吴文大惊：“要放什么人？”
林弘宣回答：“ Nori 。”
吴文停了停，问：“现在事情到底是怎么样？”
林弘宣指着路边的一辆白色桥车说：“那里面有一些朋友，我们到车上再说。”
吴文上了车，发现里面坐着三个人。吴文认识其中的两个，一个是施明德在泰源监狱的难友徐春泰，徐也是美丽岛杂志社支薪的义工；另一个是施明德在泰源监狱的难友高金郎。第三个人吴文不认识，很多年之后才知道他叫李万丈，也是施明德昔日的难友。
车子开动后，林弘宣告诉吴文：“阿文，从现在开始，你直接跟徐春泰联络。”并问：“ Nori 现在在哪里，我们开车去看看。”
林弘宣是吴文在台南神学院的学长，又是美丽岛杂志社高雄服务处总干事，徐春泰既是施明德的难友，也是美丽岛的干部，在吴文看来完全可以信赖。
于是，吴文把地址告诉他们。车子开到狮子林附近，吴文和徐春泰下车。吴文把徐春泰带到汉口街 94 号许晴富家楼下的北平烤鸭店门口时，按照预先和徐的约定，用力踏了两下地板。
徐春泰问：“就是这里？”
吴文回答：“对。”
徐春泰请吴文转告施明德，一些泰源监狱的难友想了一个办法，把他装进箱子里，用渔船偷渡出去。请施明德考虑。
两人约定第二天下午三点在南京东路的金舫咖啡厅会面。
当天晚上，林弘宣和蔡有全同时被捕。
和徐春泰分手后，吴文立即赶到许晴富家，把情况讲给施明德。施明德要吴文第二天和徐春泰见面时求证下面几个疑点：第一、小岛在哪里？第二、是什么样的船？谁开船？第三、参与的人都有谁？
7 日下午 3 时，吴文如约来到金舫咖啡厅。吴文发现这是一家很排场的咖啡厅， 7 、 8 个身穿旗袍的小姐站在那里，却没有一个客人。他和徐春泰被安排坐在一张很大的桌子旁，桌上放了很大一盆花。吴文后来回忆，花里面很可能预先放置了监听设备。
吴文按照施明德的吩咐，向徐春泰提了那几个问题。徐春泰在回答时明显感觉有些困难。吴文心里隐约好像有那个地方不对头，但他也理不出一个所有然。
临别，徐春泰将一张红色的一百元钞票撕成两半，一半自己留着，一半交给吴文，让他转交许晴富，作为互相辨识之用。他告诉吴文：“从明天开始，我与许晴富直接联络。”
撕成两半的钞票并未派上用场，因为徐春泰根本没有和许晴富联络。
1 月 8 日，早上 6 点过，吴文到住家附近办事，回来时路过传统市场。 4 、 5 个身穿黑色西装的人从左右两边跟上来，和他并排往前走。一个人问：“你是吴文吗？”吴文回答：“是。”话音未落，几个大汉立即把他架起来往百龄路方向走。
到了百龄路，吴文发现路旁停了 4 、 5 辆黑色轿车，车窗玻璃也全是黑色的。
吴文被推进中间的一辆汽车，迎面被人打了一拳。一个长官模样的人发话说：“不要打！”问他：“你是吴文吗？”
吴文回答：“是。”
早上 10 点左右，吴文被带到警总保安处。警察让他坐在一张桌子前，对面坐着几个警官。从他们简短轻松的谈话中，吴文听到蔡有全、林弘宣的名字，心知他们也被捕了。他们预先给吴文准备了一点东西，看着他吃完后一个长官开口问：“施明德现在在哪里？”
吴文不说话。
长官说：“你应该开口，因为这和你将来的刑期大有关系。当然，你不说我们也知道，是不是 94 号？”
听到“ 94 号”这几个字，吴文明白大势已去。
吴文回忆说：
下午一点左右，他们押着我来到汉口街，我看到四周建筑物的顶楼都架了机关枪，街头巷尾也都布满了镇暴部队，一幅大军压境的阵式。许晴富家住在四楼，在四楼之前有一扇铁门，通过这道门之后再走几个楼梯才是许晴富家的大门。之前我每次进出，都是先按两次电铃。
那天我被押着按完电铃，并出声说：“我是吴文。”
结果门一开，我身后的人统统冲进许晴富家。那时开门的是许太太，她手里还牵小孩，他们被这突来的一群人推到一旁，小孩受到很大惊吓，这幅情景我至今依然印象深刻。
这群人中，有着是穿着迷彩装的军人，有的是穿便衣的情治人员，不过手上都拿着枪。一进去后，马上将 Nori 双手交叉反扣、拷上手铐，带上安全帽，穿上雨衣，这些动作在几秒钟之内完成。 [32]
台湾舆论欢声雷动，施明德被抓时的电视画面轮番报道。汪洋大盗抓住了。
后来的台湾电视名嘴周玉蔻当时还是一个接受“党化教育”的好孩子。她去美国读书的前一天，看到电视上播送一个紧急通报：美丽岛事件的汪洋大盗施明德被抓到了。
周玉蔻长出了一口气：
汪洋大盗被抓了！ 台湾有救了！
[1] 选自《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美丽岛事件 20 周年纪念文集》，长老教会总会印。
[2] 选自《口述历史－－美丽岛专辑》之“周平德先生访问纪录”，第 114 页。
[3] 选自《口述历史－－美丽岛专辑》之“杨青矗先生访问纪录”，第 114 － 115 页。
[4] 选自《口述历史－－美丽岛专辑》之“杨青矗先生访问纪录”，第 115-116 页。
[5] 选自《口述历史－－美丽岛专辑》之“艾琳达女士访问纪录”，第 62 页。
[6] 选自《口述历史——美丽岛专辑》之“艾琳达女士访问纪录”，第 62 页。
[7] 选自《口述历史－－美丽岛专辑》之“蔡有全先生访问纪录”第 163-164 页。但据周平德、杨青矗回忆，他们两人均因工作原因未参加这次会议。
[8] 选自《美丽的探险－－艾琳达的一生》 ，第 190 页。
[9] 苏治芬， 1953 年生于台湾云林北巷镇，云林地方政治世家苏东启、苏洪月娇的女儿，后曾任云林县长。
[10] 选自《口述历史－－美丽岛专辑》之“周平德先生访问纪录”，第 85 页。
[11] 选自《口述历史·美丽岛专辑》之“艾琳达女生访问纪录”，第 60 页。
[12] 美丽岛事件游行过程参考自艾琳达、周平德、杨青矗、蔡有全、黄昭辉等亲历者的回忆。
[13]2010 年，在昔日的大圆环矗，建起高雄市捷运中心美丽岛站。
[14] 佟聪凛，当时是台南神学院学生，毕业后在长老教会台南民族路教会当牧师。
[15] 选自《口述历史·美丽岛专辑》之“杨青矗先生访问纪录”，第 118 页。
[16] 选自《口述历史·美丽岛专辑》之“杨青矗先生访问纪录”，第 118-120 页。
[17] 选自《囚室之春》，第 188 － 189 页。
[18] 选自《口述历史·美丽岛专辑》之“蔡有全先生访问纪录”，第 173 页。
[19] 选自《口述历史·美丽岛专辑》之“姚嘉文先生访问纪录”，第 26 页。
[20] 选自《口述历史·美丽岛专辑》，第 353 页注。
[21] 参见凤凰卫视《民进党－－跌宕起伏 20 年》。
[22] 选自《美丽的探险－－艾琳达的一生》，第 202 页。
[23] 选自《百年追求－－台湾民主运动的故事》，卷三“民主的浪潮”，第 147 页。
[24] 选自《美丽的探险－－艾琳达的一生》，第 203-204 页。
[25] 参加凤凰卫视《民进党－－跌宕起伏 20 年》对张俊宏的采访。
[26] 选自《百年追求－－台湾民主运动的故事》，卷三“民主的浪潮”，第 150 页。
[27] 参见《美丽的探险－－艾琳达的一生》，第 219 页“通缉令”影印件。
[28] 以下窝藏施明德的真实故事主要参考《口述历史－－—美丽岛专辑》中对吴文、黄昭辉、蔡有全的访问纪录、高俊明牧师著《十字架的道路》里面的相关讲述及施明德著《囚室之春》之“念保罗”。
[29] 选自《口述历史·美丽岛专辑》之“吴文先生访问纪录”，第 256 页。
[30] 选自《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师回忆录》，第 271-274 页。
[31] 林弘宣后来和施明德一起以“涉嫌叛乱罪”接受军法大审，被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出狱后闭口不提当年的事。因此他是从哪里知道吴文藏匿施明德的消息到现在还是一个谜。据推测是从蔡有全处得到消息。
[32] 选自《口述历史·美丽岛专辑》之“艾琳达女生访问纪录”，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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