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书宗：我经历的反右派斗争
叶书宗：我经历的反右派斗争
－－作者：花满楼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政通人和。抚今追昔，回想 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无论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前 30 年的社会政治生活，或者是国家的发展方向，都具有带根本性的影响。我当时是一名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如果有谁问我：四年大学生活中哪件事情印象最深 ? 那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反右派斗争。
全国的反右派斗争是怎样准备和进行的，近年来已有很多著作涉及了，我也不想对这个问题进行什么研究。我只是回忆我所在的华东师大、特别是华东师大历史系三年级的反右派斗争是怎么搞法的。小小的华东师大历史系三年级，就全国来说，确实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而已。然而，通过这“一滴水”，也可在某种程度上见“太阳”。
华东师大历史系的“鸣放”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 11 次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 4 月，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传达到全校的党、团员。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说要以毛泽东的讲话为指导思想，开展整风运动。学校根据这个指示的精神，动员全校师生，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助党整风”。在这同时，学校也分别召开不同范围、不同人员参加的各种座谈会，动员大家向各级党组织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华东师大历史系的“鸣放”，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始了。我就读的三年级下学期，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 5 月将去中学教育实习 4 周。因此，我和全年级的同学都忙于写作教案、制作教具、试讲 ( 按规定，实习期间每人都要讲 4 节新课，也即准备 4 个教案 ) ，根本没有心思顾及“帮助党整风”。五一国际劳动节一过，我和全年级同学就立即到各个中学教育实习去了。教育实习期间，学校特许实习生提前吃早饭。因此，我们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几乎没有谁关心“整风运动”。 5 月下旬，听说学校里有人在饭厅里贴大字报，揭露学校党委的官僚主义作风。 5 月 28 日，教育实习结束，全体同学返校。此后的几天，我们还忙着完成有关教育实习的各项总结工作。因此，我们的“帮助党整风”，也即“鸣放”，是从 6 月初开始的。全校的情况，大体上也是如此。此前，虽然已经出现大字报，不过是零星的。
6 月初，年级党支部主持，召开过几次全年级的“鸣放”会。党支部动员大家给各级党组织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并再三说明，实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要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开始时没有什么人提意见，往往是长时间的冷场。慢慢地有人提意见了，大多是说些关于党组织只关心党员，对党外群众不够关心等内容的话。还有就是来自不同地区的同学，根据各自不同的要求，提一些生活上不如意的事情，埋怨校党委不关心，等等。其时，一位应届高中生、家庭经济也比较困难的同学提出：“节、假日，尤其是寒、暑假，调干生都可以退伙食费，为什么应届生不能退伙食费 ? 既然每月 12 元 5 角的伙食费是国家发给每个高等师范学校的大学生的，那么，凡是寒、暑假离校的，都应当一视同仁，允许退还伙食费。应届高中生寒、暑假离校不能退伙食费，显然是带有歧视的性质。”这条意见，平时在应届生中也是经常议论的。我也有同样的想法，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不想那位同学的后一句话，竟然给他带来“杀身大祸”。在随后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中，这后一句话被上纲为“污蔑校党委、污蔑党”，说仅此就“足以定为右派分子”。
另一位提意见的同学，后来也被划为右派。这位同学学习非常努力，成绩也很好，读二年级时，就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可是，眼看就要从三年级升入四年级了，他仍然没有成为党员，因而很有意见。在全年级的“鸣放”会上，他比较情绪化地说：党组织不关心他的入党问题，党员、党小组、党支部，都已经找他谈过话了，已经经过了“三堂会审”，也没有指出他还有什么不足，为什么还不吸收他入党？会后，他还把这些意见写成大字报贴出来。不料他在提意见时所用的“三堂会审”这一词语，在随后的反右派斗争中被认做是“把党组织比作旧衙门，是对党的恶毒攻击”。于是，“右派分子”的帽子也给他戴定了。
另外一位和我也比较接近的同学，是学校乒乓球队和羽毛球队的双料队员。他平时喜欢玩，说说笑话。那几天，他特别轻松，说：“现在真好，高兴起来，就骂骂人 ( 指在‘鸣放’会上提意见 ) ；不高兴时，就吃饱饭睡觉。”大概也是 6 月初，报纸上刊登过讽刺党组织没有放手让大家提意见的漫画《鸣、放》，画的是：“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引吭鸣叫；一只被绑着绳子的鸟，振翅欲飞。”这位同学称赞这幅漫画寓意深刻。他没有在“鸣放”会上提过意见，更没有写过大字报。不知是谁揭发他说过以上的话， 1957 年反右派斗争的高潮已经过去了， 1958 年初，因为右派分子的比例没有达到上级规定的指标，又开展“深入反右”，把他补划为“右派分子”。
6 月初，在校园中掀起较大波澜的有三件事：
其一是大字报《救救教育事业》征集签名。
大字报《救救教育事业》是从北京传过来的，张贴在第一学生宿舍 ( 现已拆除，正在改建为高层建筑 ) 与文史楼之间的路旁，征集签名。这张大字报的基本内容是说党不重视教育事业；号召师范大学的大学生应当肩负起拯救教育事业的历史使命。我记得大字报列举的主要几点是：中、小学教师待遇太低，还不如纺织女工；国家机关将不称职的、被清退下来的干部，都塞到中、小学去当教师；教育主管机关的大、小干部，都随意对学校和教师颐指气使，甚至打骂教师。我看到的时候，在大字报上签名的已经密密麻麻，大概有上千人。“鸣放”期间，我没有提过任何意见，也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惟一的行动就是在《救救教育事业》上签名。反右派斗争时，参与传抄、张贴的都被带上右派分子帽子；签名的都做深刻检查。
其二是大字报《民主接力棒》征集签名。
《民主接力棒》这张大字报我记得是来自北京大学。从这张大字报醒目的标题，就可以想见它的基本内容是号召青年学生发扬“五四”精神，做推进中国民主运动的勇士；它不仅是征集签名，而且要求将之传给下一个单位。这张大字报张贴在办公楼对面，声势更大。我没有在上面签名，因为我对政治问题不大感兴趣。反右派斗争时，凡参与传抄、张贴、转递《民主接力棒》的，不消说，全戴右派分子的帽子；凡曾积极宣传、动员别人签名的，几乎也被戴“右派分子”的帽子；签名的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
其三是 6 月 8 日，文史楼出现署名“楚歌”的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的作者没有用真实姓名，张贴在文史楼底楼的大厅里。大字报的标题是《告全体同学书》，抄写在 6 张旧报纸上，署名“楚歌”。这张大字报先是列举中国自近代以来迭遭列强欺凌的屈辱历史，呼吁大家抛弃使中华民族丧失独立性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专制主义等“三大主义”。这张大字报的文字表达很差，有的地方还读不通。如果说大字报前面讲的还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后面确实就乱说了，说“三大主义”是由共产党制造出来的。当时我们就议论开来：既然谈造成中国近代以来，百年屈辱的历史，不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上去寻找根源，却把原因归之于意识形态，这是本末倒置；说共产党制造“三大主义”，更是胡说八道，因为中国共产党是 1921 年成立的，而“三大主义”古已有之。事实是，即使在“鸣放”的时候，同学们对各式各样的大字报的内容，也是有议论，能够辨别的。当时，我们都觉得这张大字报写得很怪，它的署名更怪。这张大字报在当时并没有起到什么鼓动作用，也没有多大影响 ; 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就是有一点轰动效应，仅此而已。
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乘党整风之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猖狂进攻，在华东师大、在历史系、特别是在历史系三年级，大体上就是如此。
反右派斗争
6 月 8 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的内容，《人民日报》于同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要求人们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问题。实际上，这篇社论就是讨伐右派分子的檄文，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开始了。所以，在历史系，从“鸣放”到“反右”，也就是十来天，转换是非常急速的。
在历史系三年级，反右派斗争也由党支部召开全年级大会，号召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接着就检举揭发哪些人有“右派言行”，目标都很明确，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历史系 1 、 2 两个班共有 50 余人， 1 班有 3 位同学被定为一般右派分子， 2 班只有 1 位同学被定为一般右派分子。反右派斗争的高潮过去后，右派分子所占的比例，还没有达到毛泽东所预计的指标。 1958 年元旦一过，又开展“深入反右”，再把 2 班那位虽然没有在“鸣放”会上提过意见，也没有写过大字报，但是在寝室里说过笑话的同学划为一般右派分子，凑足了比例。
在教师中，戴家祥教授、苏渊雷教授、曹汉奇教授、王养冲教授、路永明教授、刘寅生教授 ( 刘寅生老师当时只有二十几岁，还是讲师 ) ，都被划为一般右派分子。刘寅生老师当时教我们《历史教学法》。记得讲课一开始，刘老师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历史教学法是一门科学。有的同学不同意刘老师的命题，要和刘老师辩论。刘老师也不生气，脸上总是挂着祥和的笑容，说：我们各自保留。在 1954 级学生的心目中，刘寅生老师不仅是一位和善的长兄，也是教师中的积极分子。对于刘老师也被划为右派分子，确令同学们惊讶。经过打听，才知道刘老师为什么会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刘老师学习刻苦，教学认真，正在积极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党组织对自己的帮助，刘老师总是定期向历史系党总支汇报自己的思想。可是，听他汇报思想的历史系党总支领导人不知什么原因，却态度冷淡。经过几次接触，刘老师自己也感觉到了，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再也不愿去汇报思想了。整风期间，在一次鸣放会上，刘老师向历史系党总支提意见，诉说了自己的委曲。一时激动起来，最后说：“我的热面孔，贴了冷屁股。”就是这句话，让他戴了二十几年右派分子和“摘帽右派”的帽子。反右派斗争确让知识分子在以后的二十几年里，记住了“祸从口出”的教训。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署名“楚歌”的《告全体同学书》究竟是谁写的，自然是查找的重点。很快查明，大字报的作者是历史系资料室的一名资料员。于是，《告全体同学书》成为历史系全系批判的重点。说实在，这张大字报的错误内容，在它贴出来的时候就被否定掉了，全系的批判集中在它为什么要用“楚歌”的署名；以及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三大主义”在中国由来已久，一名历史系资料室的资料员，却硬要诬为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等两个问题上。记得是一位中年老师在批判时说：用“楚歌”的署名，用意是十分恶毒而又明显的；大字报的语气有着陈布雷的笔法，这些都不是一个青年资料员能想得出来的。这位老师是自发地这样说，还是经过授意之后才这样说，我就不知道了，但这以后批“楚歌”就转向揪“幕后指使者”了。这“幕后指使者”当然只能从历史系的六位已经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教师中去找。这个“楚歌”当时是个年轻人，思想古怪，精神脆弱，在那种空前的政治压力下，经不起压和诱，就乱咬诬攀了。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反思“楚歌”当年的乱咬，就觉得不是不可理解的了。后来就传说是戴家祥起草，让“楚歌”抄写的，于是就逼戴家祥“坦白交代”。戴老师生性耿直、倔犟，对于这种子虚乌有的东西，怎肯胡乱承认呐。这样，对戴家祥的批判斗争也升级了。其实，查证这件事情是很简单的：既然是戴家祥起草的，那么拿出戴家祥起草的底稿不就结了？既然拿不出底稿，单凭“楚歌”的交代，怎能认定是戴家祥起草的呢？可是当时不管这些，一味批判戴家祥“不老实”。后来，“楚歌”被划为“极右分子”，送劳动教养，又因多次写信申诉，被作为反革命分子，判了徒刑。“幕后指使者”的妄说，则一直挂着，成为摧残戴家祥教授身心的利刃。
反右派斗争结束后，每人都要写一份小结，班级团支部还要给每人做个鉴定。团支部给我写的鉴定是：鸣放期间虽有错误，基本上是好的；反右派斗争期间，开始时不大积极，后来积极投入对右派言论的批判。
1957 年的暑假放得比较晚， 7 月 21 日才开始。那个暑假是惟一的一个允许应届生在假期里退伙食费的假期。由于新学年的开学日子也相应推迟，我退到一个半月的伙食费，足够回乡往返的车费。我离家已经整整三年了，已经整整三年没有见到母亲了。 1957 年的暑假，是我到上海上大学后第一次回家，也是四年大学读书期间，借了“鸣放”和“反右”的光才得以回家。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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