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亮 王君妍： 一个老志愿军的朝鲜九年 ——志愿军总部机要秘书王承信口述
一个老志愿军的朝鲜九年
——志愿军总部机要秘书王承信口述
作者：叶亮 王君妍
摘要： 近半个世纪以来，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在史学界经久不衰。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口述史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兴起，为朝鲜战争研究提供了除档案文献之外的另一材料来源。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本文的口述者王承信老人在朝鲜工作长达九年，而且由于身在在志愿军总部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他眼中的朝鲜战争也必定是与众不同的。本文试图以王承信老人的口述为基础，还原他眼中的朝鲜战争史。
口述者简介：
王承信，河南南阳人， 1928 年出生。 1947 年参加革命，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纵队机要处工作人员，译电员等工作，不久之后成为陈赓的机要秘书。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 1950 年 6 月随志愿军总部进入朝鲜，是第一批进入朝鲜的总部人员之一。在朝鲜主要随志愿军总部行动，担任志愿军总部机要秘书、驻朝部队宣传部长等职务。 1958 年 4 月 24 日随最后一批志愿军撤回国内，在朝鲜工作了 9 年。回国之后在第 16 军任秘书等文职工作，随军驻扎在长春。 1987 年底年响应百万大裁军的号召退伍，在湖南省出版局的印刷物资总公司任副总经理，调研员等职务。 1990 年离休。现居于北京市丰台区。
一、
入朝前的岁月
1、
参军
王承信老人是河南南阳人。南阳城，是豫西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解放军对解放南阳十分的重视。而当时还不到 20 岁王承信，高中毕业后当了当地一所小学校的校长，经常与南阳地区的一个高校教员参加活动。后来才得知，这名教员是一位地下共产党员，后来在他的推荐下，王承信参加了革命，开始了自己近半个世纪的军旅生涯。现在回忆起当兵的动机，王承信说：“其实那时候我还想上学（笑），但在他的推荐之下，就出来当兵了。” 1947 年，白色恐怖的气氛笼罩，对于共产党，王承信也没有明确的认识。“其实那时候其实我们都不像现在所宣传的这么明确（对共产党的认识、了解），关于共产党具体是什么样子的，都不知道啊。但是他向我描述的（哪些情况），隐隐感觉像是（他是共产党）。但是不敢说，那时说了得了啊，国民党当时对共产党镇压很厉害。抓住就要枪毙。”
被地下共产党员引荐而参加革命的王承信，由于属于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而直接被派去从事文职工作。一开始他被分配去了太原军区第四纵队的一个自营学校，当时也是给军队培养人才的。而后不久之后解放军就分了兵团，王承信也进部队了。到部队里之后，王承信参加了河南当时的一些解放地区的战役，如解放开封，解放洛阳，宛东战役，宛西战役以及解放郑州。这一系列战役之后王承信的家乡南阳也得到了解放。这时，时间已经到了 1948 年底。我们所熟知的三大战役之一——淮海战役马上就要打响。而王承信正是淮海战役的亲眼见证者。
2
、解放战争
淮海战役于 1948 年 11 月 16 日正式打响。作为三大战役中解放军牺牲最重、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也让王承信这个亲历者至今记忆犹新。当时王承信被分派到战斗部队，属于包围黄维兵团的中原野战军某部 7 连。而在战役进行的过程中，王承信曾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当他谈起这段回忆的时候，让我们仍然能感觉到战争的残酷和萧索。他先是回忆道：
“那是四八年底淮海战役的时候。有一次，国民党的 B52 轰炸机，一共 4 架。我当时就看着他（轰炸机）在空中，往下扔炸弹。“轰隆”就爆炸了。爆炸之后，留下的弹坑 8 米宽， 6 米多深。地下的土都翻起来了。你看我这个手，（右手无名指一块肿胀的疤痕）就是那会一个弹皮，给我一大块肉撕掉了。当时没感觉疼。受伤之后我看血还没流出来，只是一片白乎乎的（骨头），我就拿手握住了。到了晚上就开始变肿变疼。后来（伤口）长上了，我就找了一个绷带给缠上了，但是这个伤就这样留下了。就在这一次，还有一个炸弹，扔下来之后没爆炸。我一看啊，这么粗的弹坑，圆圆的。（比划一下，比碗口更粗一些），下面五六米深，钻到地下没爆炸。我就找了个高粱杆，往下捅，想看看到底多深。有个参谋长吓坏了：‘你想死呢！炸弹没炸你还去捅？’我就说：‘没事儿，炸弹没炸就炸不了了’。那个没炸的炸弹，离我当时的位置不到 5 米。”
另一次经历则是在这件事情过去不久之后，当时王承信所在的部队已经完成了对黄维兵团 [1] 的包围。而在这次经历中，也算是阴差阳错，或者说是命运眷顾，让他从死神手中再次逃过一劫。
“那会部队吃饭应该是中午十一、二点，结果那天到下午两点钟的时候，部队还没吃饭。连长就让我去催炊事班。我就去催了催。那时候做饭主要是烧柴火，煮小米，非常容易，也很快。我就担着炊事班的扁担，叫两个炊事员，端着锅就回去了（回部队）。我回去的时候，还没到部队呢，听到前面（战斗）打响了，敌人开始突围了。我一看（周围的部队）是二连的，我就问他们，七连在哪儿。他们让我往前面阵地走，我就看前面阵地，死的死伤的伤。后来我就遇见他们（七连）了。那次战斗，连长、指导员都死了，几乎全连不剩下几个人。那次我要是也在，那也完蛋。肯定的。那一次是这样，下午四点钟打响了，到了六点钟，不到两小时，七连上去 150 人满员，下来只有 30 人，牺牲的牺牲，负伤的负伤。连长的打死了，指导员负伤了，部队剩下的三十个人，由一个卫生员指挥。因为没人指挥啊，临时编成一班二班。可见是有多惨烈。 [2] ”
淮海战役后，王承信参加了渡江战役。随后部队到了沿海的武夷山一带，原本准备参加上海战役，但由于江西、湖南的先后解放，王承信所在的部队被命令继续南下解放广东。在先后解放了湛江、连江等广东大部分地区后，卢汉 [3] 起义的消息传来。王承信跟着部队去了云南，在云南参加战斗一直到战争结束。时隔六十多年，对于战争的艰苦老人记忆犹新：“那时候呢，一天走路走的太多了，一天得走 140 华里。卢汉起义成功了，和胡志明接上头以后呢，我们就继续往南打。所以我到过云南的开原，梦泽，汶山，后来又往缅甸那里打，最后一直打到了越南的最南边那个河口老街。”
3
、入朝准备
经历了解放战争之后，新中国成立了。本来这应该是我们这个百废待兴的大国建设发展复兴的一个好时机，可是就在这时，朝鲜战争爆发。 为援助朝鲜、保卫中国安全， 奉命组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而王承信当时作为陈赓的机要秘书，也成为了第一批入朝的人员之一。在入朝之前，王承信等人前往北京西山，周总理给他们开了入朝的动员大会。同时也在进行入朝前的最后准备工作。王承信回忆道：
“那时中央决定要成立一个志愿军三兵团，解放军三兵团原来有的 17 军， 18 军，他们都入藏了。但是三兵团的番号没有撤销。这个时候就借了这个名号，成立了志愿军三兵团。当时那个三兵团的司令员是王金山，他就当了志愿军三兵团的副司令员，陈赓是司令员。然后我们就到北京来了。到北京来以后，成立三兵团司令部就在西山开个会，当时周总理讲的话，陈赓也讲了话，还有刘伟光政委，后来他是司令部部长。
“具体开会的内容呢，就是大家都表态，成立了，入朝了。刘伟光代表司令部表态，都很激动。他说，‘我们准备吃大苦，耐大劳。一定要保护自己（国家），一定要战胜敌人。’当时参加会议的都是西南军区二野的机要人员，四野出的是参谋人员，因为不可能从部队抽调这么多人（去开会）。当时成立了 12 军， 60 军， 15 军，他们也有代表参加，但是他们的部队已经集结在东北了。那个时间，我们不知道战争将持续多久，我们每个人发了五斤肉、炒饼，每个人慰问了五万块钱 [4] ，后来就算五块钱。我是拿着五万块钱买了牙刷牙膏，就入朝了。还发给一个汽油灯、茶壶，烧开水喝的。实际上根本没用上，因为去了以后没有煤油，但这是烧煤油的，后来就扔了。”
开会动员，入朝准备。这些都完毕之后，王承信就随着志愿军进入了朝鲜。他当时也没想到，他会在朝鲜度过整整 9 年的时光。他也成为了少有的全程见证志愿军在朝鲜点滴的指战员之一。
二、
在朝鲜的九年
1
、烽火岁月
在朝鲜的九年，由于美军的装备、素质等优势十分的明显，即使是王承信老人很多时候身在总部，也时刻感受到敌袭和死亡的威胁。王承信给我们大致回忆了一些他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战争记忆，先是一次寻找三军团的经历：
“我在回国的时候，那时候号召我们要写一些中朝友谊的文章，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叫《中朝凯歌声中话友谊》 [5] ，这是林彪主持的出了一本书。这本书上有我的两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就是说，因为三兵团司令部有一次挨美军轰炸了，当时把三兵团的机要处和这个电台炸的一塌糊涂，失去战斗力了。那时候我在志愿军总部彭德怀那儿。总部和三兵团失去联系了。于是就派了一个电台（小队），要求我们必须立刻限期去联系（三兵团），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就坐着吉普车去。白天很危险的，后来还有美军时不时的轰炸。虽然很危险但是还是得去。因为这是很大的事儿，一个兵团的指挥部和总部失去联系了。那时候联络不像现在有手机什么的，啥都没有。只能带着电台去找啊找啊。最后夜里之前还是找到了，建立起联系之后，才能帮助着继续打三次战役。这就是那篇文章。我们为了找这个电台，先是到了铁原，然后到了嘉平。在那儿语言也不通，后来找到朝鲜一个女的，叫合家（音），她就带领着我们。反正她也会一点汉语，是个意思，但是难的也不懂。我们都是连比划带说。人家本来是给她妈妈去请医生去的，最后她也负伤了。那一次我也负伤了。这次任务完成以后呢，我们都往汉城那儿打（第三次战役）。我现在还记得文章的最后一句说的是，“我们联系上之后，部队前进了，战役打响了。” [6]
在朝鲜的岁月里，这类经历对王承信来说可以说是屡见不鲜。还有一次，他差点当了美军的俘虏。他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有些心有余悸：
“还有一次，五次战役的时候，美国鬼子进攻的很厉害，六十军下午三点钟要进行全线大转移，彭德怀到了三点钟还来不及通知，后来我一面发报，一面转移。到了五点钟，电台才收到了，他们一层层往下下达命令，一直到八点钟，当时一共有六个电台，其中三个已经撤走了，但是不让我们走。不然就联系不上了。我们根据推测，最多还有三个小时，再不走人（美军）就来了。后来副参谋长带着我们撤退。当时有汽车，但是被榴弹炮炸了，只能走。走的时候，遇到辆汽车，歪歪扭扭的也开不快，我就爬上了汽车，那些人往下蹬，不让我上。我就火了，‘我是总部的，谁敢不让我上。’吓得他们让我上去了。走到了 11 点多，他们说下车下车，我们不走了，你走你的。我就下来走，部队上没说到哪集结，我就背着电台，一边走一边找。后来碰上公安三师，我就问他们，他们说三兵团司令部知道王金山政委的位置，我走了十多里地就找到了。我那次要是不下来走，就得当俘虏了。”
在朝鲜，王承信的工作主要是在总部担任机要秘书，这份工作的职责并不同于我们一般所熟知的志愿军战斗部队。王承信的主要工作是管理电报，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电报几乎是唯一的通讯工具。战役的决策，往往由司令部做出决定后，通过电报层层下达到战斗部队。“举个例子，我收到电报，底下公安二师，在哪个高地，发现了一架飞机，飞机不大，肚子上涂了标志，他们不知道是什么。然后从飞机上下来几个人，叽里呱啦的说了一堆，看到这个飞机，他们都问这个飞机是干什么的，后来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就通过联合司令部去（了解的），（才知道是）板门店的谈判代表。他们说就是停战协定调查代表团的标志。”战争打响后，电报往来频繁，王承信的工作也异常繁忙，他回忆到：“曾经我 50 年 11 月，二次战役的时候，在洞子里 [7] ，二十七天没打开过背包，就是没睡过觉，困的时候就趴一会。为啥呢，因为太忙了，太多电报，也没时间休息。现在想起来也不知道当时咋过来的。”
当时志愿军由于后勤保障的落后、制空权的丧失，以及朝鲜的寒冷低温，造成志愿军大量的冻饿伤亡。“ 50 年朝鲜零下四十多度，当时志愿军好多都是冻死的。因为那个时候进朝的时候穿的特别单薄，也没有棉大衣，也没有棉袄，有的（战士）是三野的，他们穿棉裤的都很多。南方的被子是三斤，北方的被子是五斤。好多（战士）都是一次战役二次战役之间的时候（冻饿）死的。他们死的可怜。当时志愿军的后勤运输也不是很有保障，当时就算运过去也到不了他们手里，因为飞机轰炸，那时候运输条件也没有现在好，都是肩扛、手搬、马车拉。有一次三十九军在开城那送炮弹，在一个山头，早晨六点半，太阳出来了，苏联供应我们的汽车，总共还没跑几百公里，找不到部队，言语也不通，老百姓也不知道。这个时候飞机来了，两百多台汽车被炸毁七十多台。心疼死了，这种情况就没有办法了。”
除了寒冷低温，物资短缺也是志愿军必须面对的困难。“我们那时候吃不到大米，基本是高粱米、炒面。有时候好几天还没有粮食吃。其实有面有什么也没地方做。说到炒面，根本不好吃。没有芝麻没有糖，就是把面粉那个一炒炒熟了，炒熟之后，拿水和一和，很难吃。在朝鲜也没有筷子，就折两个树枝当筷子，吃饭什么的都是它。像炒面就是，找到一个小河沟，来一些水和一和，就吃了。一两个小时都吃不完。第一次吃其实还行，到后来第二次第三次吃，不咸不香也没有味，放在嘴里黏糊糊的。当时战士们都是吃这个。到了后来，条件好了，有了“备粮”，然后我们就是过去领。其实就是随便拿，也没有什么东西，最多的就是咸鱼。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拿口袋装了好多咸鱼。感觉腥了吧唧的。第一次吃还真好吃。咸鱼都是生的，就是晒一下，风干了。都吃这个了。后来，五一年的 7 月份，形势都好了。有一次我们发罐头，牛肉罐头，还有黄豆。吃的时候香极了，一听罐头我一顿就给吃完了，两斤啊。好家伙，吃完以后啊，我们是下午吃的，到了晚饭，根本不想吃晚饭，都不饿。到了第二天上午六点多，拉肚子，拉那个红的。到了第二天下午，眼睛都睁不开了，上火，嘴唇都烂了。肚子里难受的不得了。后来我们又发了一次，猪肉的罐头。好家伙，闻一闻都不想吃，吃伤了，不想吃了。朝鲜啊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什么的，入朝三个月，我的胡子都（比划）那么长。哪有刮胡子刀，没见过刮胡子刀。后来我就问我们一个同志，借了把剪刀，稍微剪短了点。不然太浓了太长了也难受。”
2、
志愿军与朝鲜人民的轶事
对于朝鲜战争，我们更多地记忆是战争的残酷。而王承信则回忆了他所了解的一些当时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之间的轶事，令我们有了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说到我们和朝鲜人的关系，应该说很好。没什么隔阂。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朝鲜人民军被美国军队追的，把鞋都追掉了，一直被追着跑。志愿军帮着他们打美军，后来包括粮食、设施，他们怎么能不感激你呢？现在都说，中朝用鲜血凝聚成的友谊，像长白山一样，永存人间。”朝鲜人民的“乐观开朗”也给王承信留下很深的印象。“朝鲜人很开放，朝鲜人也很乐观，朝鲜人今天打仗家里死了人，哭叫 애도 [8] 把人葬了以后，都去跳舞去了，死的多啊，一家子都去了。哪有哪家不死人的。”随着战争的进程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死伤者出现，志愿军与朝鲜民众之间出现了新的问题。“但是在那边啊，也容易发现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比方说男女关系问题。（笑）朝鲜当时的实际，后来我才看到数据，有五个女的，只有一个男的。比例有问题。朝鲜开始也是一夫一妻制，后来军队里娶几个老婆都不管了。你想管也没得办法，怎么办呢，总不能不结婚吧。但是在男女关系上就比较乱了。我遇见过这么一件事。 27 军当时开过一个庆功会，我当时在后勤司令部，给他们送个锦旗。当时的洪学智司令员，我已经当了秘书了，他说你代表后勤司令部去给人家送过去。我办完这件事之后呢，路过三八线那个地方，当时 27 军就在三八线上，后来半夜里汽车加油，跑来个女的挡在汽车前面不让我们走，那时的月亮很亮，我们看见她比划着肚子里的孩子，她说，中国 동료 [9] ，肚子里的孩子找他的爸爸来了，我们说不认识。她说就在你们的队伍里。不让我们走。我们得抓紧回来，不回来的话天明了飞机就轰炸了。哎呀这么办呢？我就跟车里的司机和警卫员说，你们先走，我下车跟她磨蹭去，你们马上开车往前跑，然后停住，我再追过去。我当时跟她说，大嫂，你跟我来，我来帮你找，我知道他在哪里。哎呀她好高兴的，跟着我往路旁走，然后汽车就发动跑了，我看汽车跑了，就赶紧追啊，不跑就追不上了。后来我们有个志愿军战士，和（朝鲜姑娘）已经生了孩子，但是部队不准啊，部队上是很严的，后来这个男的要求跟这个朝鲜姑娘结婚。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志愿军的二分部的一个战士打仗受伤，结果和这个女的很好，要求批准跟他结婚，但是这怎么行啊，必须的不允许的。后来这个男的和女的跑到山上的防空洞，他两个人自杀了，男的把女的打死了，最后男的也自杀了。还有一个送报的，就是负责电报送到电台上去的。有一天下午两点钟，报送去了，但是到五点还没回来，应该不到二十分钟就能到那去，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这就有问题了，就赶紧去找。找了半天没找到，有人说这小子是不是跑回国了？这是为啥呢？有人说他情绪不对头。跑了二十多里地才把他找到，电报还在他身上挂着，问他为啥不回去。说不能回去了。我犯了关系问题的错误，后来想想不得了，就跑出去了。后来我们的管理员去找那个女的核实，女的毫不隐晦，说没错，就是他。后来这件事情被洪学智知道了，他就跟我说：‘干什么！干涉人家内政，交给政治局调查去！’现在想起来这种事情可多了，公开的不公开的，我在总部知道的就不少。你想想在那个地方更得有多少。你就可以看到和朝鲜人民关系到底怎么样。”
虽然和朝鲜人民的关系非常的融洽，但在王承信眼中，志愿军和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之间，相处的就并不是那么的和谐了。但是志愿军还是靠着自己的英勇奋战，赢得了朝鲜军民的信任。
“至于说到和金日成的关系怎么样。说实话啊，金日成他看不起这个志愿军，又因为他有斯大林做后台，所以和彭德怀老是拌嘴。但是其实啊，他们的人民军呢，原来很多都是咱们中国的军队。比如说后来最终留在朝鲜的， 39 军的一个（犹豫了一下） 181 师，四分之三都是朝鲜人，后来都留在（朝鲜）了。不是有个地方（叫）延边么，那个地方都是朝鲜人。所以军队里朝鲜人很多。你想想 39 军将近两个师都是人家朝鲜人，而且这两个师还是“金宗汉”（音）带过的，就是民族联军的时候他带过。但是他们还是看不起志愿军。当时我们刚去朝鲜那个穷的，穷困潦倒的。不像人民军，他们穿的衣服啊，由苏联还有中国支持的，他们的枪炮，武器都比我们强。但是最后打了几次仗之后，他们对我们确实是佩服。所以我们最后回国的时候，好家伙，他们都欢送，人山人海的。送我们一直送到火车站，也是恋恋不舍。”
我们所熟知的邱少云、黄继光等战斗英雄，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对他们的怀疑声音。聊到这个话题，王承信确认了这些战斗英雄事迹的真实性，并且十分地感慨。他是这么回忆的：
“那没什么怀疑，千真万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一次我到了他们所在的部队，上甘岭高地，别人说黄继光就是在这里牺牲的，而且当时我说的这个人当了副团长了，（上甘岭战役）当时他是黄继光的营长，所以这肯定是真事。
“这类事情当时也是很多的，不光是他，现在很多大家都不知道了。战争打起来以后，谁能记住谁叫什么名字。（被记住的还是少数人）多数人还是可惜了，所以后来三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战斗的指战员很多就无声无息了，有些战士怎么找都找不到。有些人的孙子就问老头说，爷爷，你看打仗时候的情形，是不是这样的。他的爷爷说，哎呀，过去的事就不要提了。他孙子后来就去民政厅问，民政厅说有个人确实是个英雄，后来传到部队上，部队的人也不知道人到哪去了。后来部队一表彰，就知道他了。怎么知道的呢。这个人叫杨俊生，都不识字，所以受伤住院登记的名字，登记哪个杨，也不知道哪个杨，根本牛头不对马嘴。家里哪个县，说是叫北洋，我哪知道哪个北洋。找这个人的战友 ， 营长 ， 团长，才能对上。现在无名的人很多，人的脑子没有现在这么清晰，当时的人稀里糊涂。比方说南亭，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当时我们驻地里南亭还有二十几里，南亭发生了好多事情，都不知道南亭在哪里。所以无名英雄就很多了。所以我们能活到现在，和我们不是战斗部队有很大的关系。”
3、
停战之后的朝鲜生活
随着板门店停战协议的签署，志愿军在朝鲜也没有了战斗任务。但志愿军并没有立刻从朝鲜撤出来。那么， 53 年之后的志愿军在朝鲜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王承信给我们回忆了他自己这段时间的生活经历：
“停战之后我就到三八线上的战斗部队去了，到现在的伏羲里，北朝鲜叫伏羲里，南朝鲜叫铁原。（用手在桌面比划）这边上甘岭，这边吴胜山，中间一个铁原。只有 40 华里。我就调到伏羲里来了，就在上甘岭南边，有十多公里。那个时间我已经是当了宣传部长了（笑）。三八线上有那个军事区，里面有这个民警营，我就在这里工作。就下部队检查工作了。国内后来不是搞反右斗争啊。部队当时也搞这个，我们搞这个跟朝鲜人民倒是没什么关系。另外部队也有营房了，因为稳定了不打仗了，也没有飞机轰炸的事情了，部队那个时间其实也都是在准备回国了，那会部队练训练都没搞。”
除了站岗等日常事务，这支驻扎在三八线附近的军队也受到国内政治运动的影响，在一次反右运动中，王承信险些成为牺牲品，他回忆起来也是感慨不已：
“当时就是开会吧。我们不知道具体内容，有什么引蛇出洞啊，抓住右派啊。都不知道的。当时其实也给（每个部队）任务，就是说要每个部队抓多少右派。我当时就在当宣传部长，后来我当过秘书处的副处长，当时我也很危险差点被打成右派了。开会要发言，要讲话。当时啊，我发表这么个意见，因为我学过《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书的第十一章，讲的是“共产党的性质”。共产党是什么，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有三性，组织性、纪律性什么什么的。当时政治部有个主任，参加我们这个讨论的。就说：‘哎，你这个说的好啊，说说，说说听听。’我当时很懵，这是什么这是，原来学都是这么学的。他说：‘你继续说，我们听你讲’。我就跟他瞎白活，什么工人阶级啊，工人阶级领导各种运动。
“开会一个礼拜，头一天我发的言，第二天、第三天，还叫我发言。第四天，还让我说。我就奇怪了，别人都不说，也没别人发言，都不听别人的，都听我的。我就说，‘没了。’他说：‘你接着说。’我说：‘你说我没说完，那你代替我说。’他说：‘我不知道的。’我说：‘你不知道的我就是说完了嘛，是不。’后来就还是开会，天天都这么开会。到了星期六，就说：‘今天呐，咱们这个会啊，就开到这里。王承信发言很好，但是不够深刻。做一个检讨就算完了。’我说‘做个检讨就是，我不该这么说，是不是。’后来说，‘那你下部队检查工作去。’我就问：‘检查工作我到哪个部队。’他说：‘你愿意到哪个部队就到哪个部队。’我说：‘那我检查什么工作，到部队去检查什么工作去？’他就说：‘哎呀，你去了，看到啥检查啥。’我说：‘那我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什么时候叫你回来你就回来，不叫你回来你就别回来。’
“我就到了 46 师，三八线上。有 136 团、 137 团和 138 团。当时因为不打仗了，成立了一个民警营。我当时就到民警营里去检查工作。搞了两个来月，也没人理我，也搞烦了。也不去指导人家部队上的工作，就是到处转悠。后来我就回去了（到总部）。一回去，好家伙，出了这么一个事儿。当时我们那里反右斗争的政治部主任，他自己被打成右派了。（笑）他就跟我说，跟我抱怨：‘你说，我怎么会成了右派呢。呜呜直哭。’我就感慨，这变化太快了。这刚两个月，抓出来不少右派。可能有的人就说了一句‘饿死人了’，还有一个就是当初工兵营盖营房，有个战士用手直接去摸那个水泥，皮也都烂掉了，就说这事儿，当时的政委就觉得领导不好，才把部队带成了这个样子。这在当时都是右派言论。他就觉得很委屈，‘当时我说这话也不是自己看到的，是听我们机要处的吉秘书说的，这就把我打成右派了？’当时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要是按照现在来讲其实就是混日子。大家也都等着撤军呢。哈哈。”
1958 年 4 月 24 日，王承信跟随志愿军从朝鲜撤出，正式完成了自己在朝鲜的使命。他在朝鲜前后 9 年，几乎全程见证了朝鲜战争的始末。 [10]
三、
老兵眼中的人和事
1、
人物轶事
作为陈赓的秘书，王承信和陈赓的接触是最多的。因此，陈赓的轶事他也了解很多。通过他的口述，风趣、幽默的陈赓将军的形象在我们心目中丰满了起来。他先是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陈赓的故事：
“（陈赓这个人）很随便。有一次我们在河南住下以后，有一个老太太坐在堂屋，（用手比划出房屋的构造）这是东厢房，这是西厢房。老太太坐在门前，不让我们进门里去。陈赓就问了，‘老太太你这屋里藏着什么东西？’她说：‘没什么，里面是我的女儿。’陈赓说，‘那让她出来让我们看看。’陈赓一看，也就是十八九岁的大姑娘。陈赓一看笑了，说你给我当干闺女吧。老太太说：‘这感情好啊，赶紧过来磕个头’。大娘说，他认了干闺女了，要给见面礼。他说现在没有，等有了再给吧。当时和我们一起译电报的，有个人扒着门框，小声和我说：‘嘿，你看那个老骚货，跟那儿认干闺女呢。’被陈赓听见了。陈赓说：‘娘希匹，你败坏老子，警卫员，把枪给我，我枪毙他。’我们拦着陈赓，那个人还在说：‘你说你平常就经常说，妞啊妞啊的，人家开个玩笑，你就这样。’陈赓说：‘不许开玩笑！败坏我的名誉。’我们就给陈赓拉到院子里他才消了气。其实陈赓就是这样，啥都不在乎。”
另一段陈赓的故事，也让我们忍俊不禁：
“后来建国的时候，陈赓他们都在北京开会，大家一块骑马，周恩来、陈赓、刘少奇他们都在，还有女作家丁玲 [11] 。丁玲她骑的是母马，陈赓骑得是公马。他就使坏，专门走到丁玲的母马的后面，公马闻到丁玲的那个母马的屁股，那个母马就尥蹶子，丁玲就说：‘你看你陈赓，就知道欺负我们女同志。’陈赓装得很无辜，说：‘这个公马就是爱好这一套嘛。’后来周恩来也看不下去，就说：‘陈赓，你这样欺负女同志，可不好。’陈赓还在那里无辜，说：‘马喜欢。’他就是这样，他不在乎的。”
相比陈赓，彭德怀就威严了很多。王承信在志愿军总部工作多年，后来也给彭德怀当过机要秘书。他对彭德怀的态度就是毕恭毕敬，不敢招惹。因为彭德怀的脾气大是出了名的。王承信回忆了一件彭德怀的往事：
“彭德怀脾气不好，他爱骂人。有一次，跟他一起的那个参谋。他就突然开骂了：‘娘 ** ，哪有这回事儿，跟你说的这是这回事儿嘛！’那个参谋吓得都不敢说话，往外头躲。彭德怀更怒了：‘你敢走！敢走老子枪毙了你！’后来一个副参谋长，就劝彭德怀：‘哎呀啥事儿啊，为这个事儿把人家毙了’。彭德怀还在发火：‘不要你管！叫你放屁你就放，不叫你放屁你就不要说！’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一个数字不对（彭德怀就发火了）。彭德怀问现在在一线的部队的人数，他大概是说有个 9 万，彭德怀说：‘不对，哪有你说大概就大概的。’说实话，那会哪有人去统计具体多少人。他只知道前面是三个半军，一个军大约满编制 5 万人，只能这么估计具体确实每人去统计。彭德怀要问那也只能这么说。彭德怀就不高兴了，就骂（那个参谋）。他不只是骂，就是经常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就来劲了。洪学智都怕他。彭德怀还这么骂过洪学智，‘你这个聋子！’就是说洪学智听不懂话，是个‘聋子’。不管谁见到他，都觉得有点畏惧三分。我见他的时候也小心，不能够太随意了。他冲我倒是没有（发过火），我跟他那里都小心，电报来了就送去赶紧让看，不愿意看就给他放在旁边。但是你不能催他，你要是一催他，就不知道哪儿就来火了。”
即使是陈赓这样风趣幽默的人，见到彭德怀也要毕恭毕敬。王承信给我们讲了这段故事：
“包括陈赓也怕他（彭德怀）。他见了彭德怀也都点头哈腰的。有这么个事儿，是陈赓跟我们说的。志愿军成立之后，他和彭德怀见面，这俩也好几年不见了。见了之后，陈赓就蛮开心地说：‘哎哎彭德怀啊，好伙计，还好吗？’彭德怀也不理他，低着头自己看书。陈赓一看不对头啊。突然就想起来了。然后跑出门外，把门关上，喊：‘报告！’彭德怀说：‘进来！’见了彭德怀敬了个礼，‘彭总好！’‘好！你是陈赓啊！你来干啥啊！’陈赓说：‘我来看您来了。’陈赓爱开玩笑，他没架子。可是连陈赓都说，‘我就怕他，他不给人留面子。’我就问他‘训过你没有？’陈赓说：‘开大会的时候训过。平时也很少见面。我不跟他开玩笑。’陈赓跟谁都开玩笑，唯独不跟彭德怀开玩笑，也看出来彭德怀的脾气。”
毛岸英是了解朝鲜战争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而在志愿军总部工作的王承信，也是毛岸英牺牲时的亲历者。他对毛岸英的牺牲感到十分的可惜。他是这么回忆这段历史的：
“我们当时是机要处，毛岸英是彭德怀那里的人。那时候我们都叫他‘秘书’。当时电报来了，如果是送给彭德怀的电报，都是先送给他，再送彭德怀。那毛岸英是怎么死了的呢？我们当时在的这个地方叫‘大榆洞’，大概是 11 月份的样子 [12] ，才入朝不久。我们都在那个洞子里面工作，洞子的最里面离洞口还有六里地。即使外头扔炸弹，里面也根本就听不见。本来（毛岸英）他们在洞子的这个洞口这里，我们机要处在里面。最里面也没有别人，剩下的都是部队的首长，比如洪学智，他是副司令。后来呢，到了下午 5 、 6 点钟的时候，天快黑了，我们就出来解手。一看洞口这里炸的一塌糊涂，就碰见当时毛岸英那个办公室的一个主任，就说：‘哎呀，不好。毛岸英被炸死了。’我们说：‘不行啊，炸死别人也不能炸死他啊。’他说，毛岸英和当时的一个高参谋，他们出来炒米饭吃。当时差不多是 11 点多钟。当时志愿军呢，早晨天不亮吃一顿饭，到天黑再吃一顿饭。估计就是中间很饿了，出来炒米饭。当时那个地方有五间工棚，彭德怀有一间，那个机要处的处长们有一间，还有彭德怀的那些秘书，有时候就让他们出来办公。主要是当时那个洞子里阴冷阴冷的，受不了。所以人就时不时出来待一会。那次要不是洪学智他们把彭德怀架走，彭德怀这次也危险。后来彭德怀才知道的（毛岸英的死讯），就告诉我们都不许说，谁都不准讲。三天之后，给中央和周恩来，发了个电报。电报的内容就说：‘毛岸英同志，不幸在某年某月某日牺牲。详情容报。’至于怎么样死的，怎么回事儿，就没有说。当时也不准讲。实际上部队上一个多月之后，看不到他（毛岸英），于是大家都问，毛岸英到哪儿去了？所以其实人人都知道了，毛岸英死了。毛岸英是烧死的，是凝固汽油弹。那炸出来的那个油，和沥青是一样的。这个油，滴到哪里，哪都着。在人身上它也着，在石头上它也着，毛岸英就被活活烧死了。想跑肯定来不及，哪里来得及让你跑。我可见过这东西，有一次，和我们那里隔一个山梁的志愿军的卫生部被别人给轰炸了。 21 架美国人的飞机，炸了两个小时。（整个卫生所）没有活几个人，那一次反正是死了 300 多。 2 点多炸完的， 5 点多我去看，炸的一塌糊涂。所以毛岸英根本就没救。
有说法说，毛岸英是为了躲飞机躲到那里，我们听了都觉得好笑。后来就统一口径说，毛岸英牺牲了，是在执行一次战斗任务中，英勇牺牲。一听就觉得太假了，明显是为了美化，哎呀。我认为炒饭这个说法就是可靠的。你想后来烧成那个样子了，工棚那个地方就是伙房，志愿军做饭都在那里做的，怎么会躲到那里呢。而且不止他一个人嘛，当然不一定都是一起炒饭去了啊。那一次死了好几个，六七个，不多。不多是不多啊，但是他们是不应该牺牲的啊。当时是怎么认出来牺牲的是毛岸英的呢，我也去看了，都烧黑了。衣服什么都看不出来了。当时在一起的是三个人，那俩人，一个是高个子，特别特别高。一个是矮个子，特别特别矮。就是这么认出来的。没别人了。高个子肯定是常少山（音），脸这半天还像那么回事儿。毛岸英烧的就是个灰球，脚那里还好一点。我们没有亲自掩埋他，仅仅是去看了一眼。”
对于毛岸英的牺牲，王承信觉得非常的可惜，而且他也向我们描述了他所接触的毛岸英这个人：
“还是感觉可惜了。毛岸英是个好人。平时跟我们一起，没一点架子。平时高兴的时候，他爱跳舞。因为就我们机要处有女同志，当时我们机要处八十几个人，有一二十个女同志。所以当时他每到礼拜五的时候，就过来问：‘明天礼拜几了？’我们回答：‘明天礼拜五了。’毛岸英就说：‘哎呀，又得嘭嚓嚓了。’嘭嚓嚓不就是那个打锣打鼓么。‘明天有什么活动吗？’别人就说‘不知道滴’。他就说，‘哎呀，组织上一些呀。’我们说，组织不起来。他就说：‘那就叫上公安一师、公安二师。’当时公安一师二师那里有文工团。一到了礼拜六、天的，他就拉着这帮人去组织。我当时也已经当上机要秘书了。我们说组织不起来，有事儿。他就说：‘没事儿！’我们有个政治部主人叫齐兰武，就说：‘去跟齐兰武说说，叫嘭嚓嚓来一下。’他一高兴，也拿出相匣子，这里按一下，那里按一下。他很随意，没有架子。没事儿也爱聊。他跟司令部谁都聊，和谁都过得来。他也不止是做秘书，还做俄语翻译。（苏联的）电报来了以后呢，他懂俄语别人不懂。他就管这个。住我们司令部的有那个俄国的代表，都是他接待。别人都不懂，他接待。后来呢他们说在会仓的志愿军墓有一个毛岸英的墓。我一看哎呀不是这个墓。我们当时做的墓没有碑，会仓的那个有一个大的碑，毛岸英之墓。墓是个圆的。他都从大榆洞弄到会仓去了。后来有人给我看照片让我认，我发现不是。我一看那个字儿，是王平政委的字儿。‘毛岸英之墓’。这个确实。真是，谁死了也别死他啊。（叹气）”
2、
两张照片的故事
在访谈的最后，王承信给我们看了两张珍贵的照片（下图为第一张）。
这是当时 1953 年朝鲜停战之后，梅兰芳等人前去朝鲜慰问演出。 [13] 他们来到了朝鲜的风尚山。当时志愿军总部驻扎在这附近。当时王承信去取文件，正好路过，看到梅兰芳等人，就用随身带着的相机拍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王承信回忆道：
“在朝鲜，最有名的一座山，叫向凤山，当时他们有一个慰问团去慰问，这都是当时的名角，这是梅兰芳，这是马连良，程砚秋，这是当时志愿军政治部秘书处的处长，他们当时去的地方叫普光殿，你看这是汉字的隶书，这个地方是个庙，他们演出完就到这里去参观，我正在机要处当秘书，我要机要处去取电报的时候，出来一看他们一群人都在这。因为他们，我都认得，都见过，当时我有相机。（这张是您照下来的）是我照下来的。这些 照片他们都感觉很珍贵，这些人他们在一块同台演出，历史上都没有过的，这是第一次。”
上图为第二张照片，当时机要处所有秘书的合影。前排右三为王承信。后来这些战友们回国之后就各奔东西了。而这张照片，是当时仅有的留下的纪念。
四、结语
无论是朝鲜战争史还是口述史，都是我们从未探索过的领域，在这双重意义下的“第一次”可能略显稚嫩，却给我们带来了未曾意料的丰厚收获。
首先是史学理论上的革新。“新史学”浪潮兴起以来，史学研究的“个人性”被更多的强调。这里的“个人”，不仅指大英雄、大人物，也可以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边缘人，他们的视角和观点同样具有研究的价值。正如埃里克•魏布斯鲍姆所谓“普通人对重大事件的记忆与比他们地位高的人认为应该记住的并不一致 ”。小人物的回忆补充了传统史料中缺失的细节，使我们熟知的历史事件以更丰满的形态展现出来，更增添了许多除了传统史学所关注的制度、政策、重大事件之外的人性之美。
其次是对于珍贵史料的挽救。由于受访者长期从事机要工作，能近距离接触重要人物、亲身参与重大事件，这样的经历已经非比寻常。而且老人的这些亲身经历，是难得的一手史料，我们能从中追寻历史地细节。更难能可贵的是，王承信老人虽然已经八十高龄，仍然语言清晰、思路连贯，并完全地信任我们，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使得这篇口述史能够最终成文。
作为历史学专业的本科生，这次口述史经历也是一次专业训练的机会。我们在文献资料之外，通过另一种方法挖掘史料，在与受访者交谈的过程中体会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以往的史学研究强调“无一字无来历”，这里的“字”当然来自文献记载，然而查阅文献终究是单向的对话，口述史却是双向的互动。研究者与受访者并不是简单的一问一答，而是会有疑惑、追问，在反复讨论之后不甚清楚之处逐渐明晰，我们对于历史事件的感知也更为完整合理。
而口述史学的发展，也是符合公共史学这一新兴历史学科的定义和取向的。朝鲜战争作为一场 “ 活着的战争 ” ，其实至今并未结束，对其的研究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首先，随着时光的推移，朝鲜战争也渐渐远离了人们的关注视线。而通过王承信这样一个视角独特的战争亲历者的口述，无疑是给朝鲜战争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和讨论的角度，从而能够激发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和回忆；其次，战争遗留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文中所提到的战争遗孤问题等，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近期网络上流传的“朝鲜女子偷渡入华寻找志愿军爷爷”的事件，就是这一问题对现今影响的现实反映。以上所说的这些现实意义，也是促使我们研究这一话题的重要原因。
访谈日期：
第一次： 2012 年 9 月 13 日
第二次： 2012 年 9 月 28 日
参考文献：
【 1 】（美）唐纳德 • 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年。
【 2 】《口述史——为何与何为》 中国传媒大学 王宇英
【 3 】《凯歌声中话友谊》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58 年
【 4 】（英）保尔・汤普逊 覃方明 / 渠东 / 张旅平 译 《过去的声音 -- 口述史》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03
采访人：叶亮 王君妍（首师大历史学院 10 级）
附录：采访记录
被采访人：王承信
录音：王君妍
辅助：张玲璐（首师大外语学院 09 级，被采访人的外孙女）
整理：叶亮 王君妍
地点：北京市丰台区王承信老人家中
第一次访谈记录
问：您是哪儿的人呢？什么时候参的军呢？
答：我是河南的。南阳。
问：啊，南阳，诸葛亮那儿。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
答：对对对。
问：那您大概多大的时候参军的呢？具体是为什么参军呢？
答：不到 20 岁。我是啊，高中毕业以后，在旧社会啊，高中毕业以后，后来就当了小学校的校长。
问：小学校长？
答：对，小学校长。
问：高中毕业是高学历啊，知识分子。
答：高学历啊，算是吧。在那个年代，几个村子没有一个高中生。后来当了小学校长。后来有一个我们那个地区，有一个高校的教员。后来才知道（当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所以我当时作为学校校长啊经常跟着去活动什么的。就认识了。后来在他的推荐之下（参军），其实那时候我还想上学（笑），但在他的推荐之下，就出来当兵了。那时候其实我们都不像现在所宣传的这么明确，关于共产党具体是什么样子的，都不知道啊。但是他向我描述的，隐隐感觉像是。但是不敢说，那时说了得了啊，国民党当时对共产党镇压很厉害。我就是这么参军的。一开始是去了太原军区第四纵队的一个私营（没听清，应该不是这两个字儿）学校，当时也是给军队培养人才的。后来就分兵团，进部队了。回到部队里之后呢，就参加了河南当时的，解放开封，解放洛阳。后来又打了一次宛东战役，宛西战役。宛不是南阳么。后来有继续，解放郑州。之后就跟着部队去参加了淮海战役。
问：二野，就是华中野战军？
答：（听成了华东）不对，华东是陈毅、粟裕。我们是刘伯承、邓小平。（问：刘邓大军）对对对，就是刘邓大军。
问：那您当时在部队里做什么呢？
答：开始的时候，当的是文化教员。后来当的是译电员。
问：就是那个负责通讯的，翻译编码的？
答：对，就是搞密码的。还不是你们理解的那种发报员。你说的那是滴滴答，嗒嗒滴（手指做发电报动作），那是负责发报的。我们主要是搞密码。把电报啊，由汉字变成数字，发到对方以后呢，对方有一个 D 码（电码？），双方电码合起来以后，就能破译出来。是这个事儿。后来的话呢，就开始当秘书，还当过宣传干事。
问：那您当时是给谁在做秘书呢？
答：开始的时候是给陈庚。后来就开始抗美援朝了。到了抗美援朝的时候成立了新的三兵团，原来的三兵团一部分入藏了，一部分留到四川了。后来留下的三兵团，有李德胜的 12 军，秦基伟的 15 军，还有 60 军。我们 50 年的 9 月，都在北京，西山，开那个大会。（被老爷爷的老伴打断，要求先吃饭）。
（吃饭中）
淮海战役以后呢，就是渡江。渡江以后呢，我们一直打解放战场，还到了武夷山。到了武夷山之后我们不是准备参加。。。。。。
问：解放台湾？
不是，当时南京不是解放了上海还没有，准备参加上海战役。没参加成，为啥没参加成呢。因为啊，当时打到，解放了南昌以后，准备到湖南，后来打到福建以后呢，就命令我们。去解放广东。所以我们从韶关，这一段是坐的船，不是步走，到了三水。不是有一个西江、珠江、北江么，所以叫三水。我们是到了广东了，当然大部队没到广东。国民党这时都跑了，我们后来又打到了湛江，就是雷州半岛，还有连江后来这个时间有这么个事儿，卢汉。
问：那个云南的主席，起义的？
对，他们起义了。起义之前呢，跟共产党联系。但是当时呢，国民党李 *** 的第八军，去围攻卢汉，卢汉是云南省主席。我们就去联系卢汉。我说这个时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是属于林彪的领导下了。为什么归了林彪呢，当时刘伯承、邓小平啊，第二野战军，他们正在打成都战役。然后林彪他们手下的，第十五纵队，第十三纵队，就是洪学智他们的部队。战场交给他们之后呢，我们就去接应卢汉去了。那时候呢，一天走路走的太多了，一天得走 140 华里。和胡志明都接上头了。接上头以后呢，卢汉起义成功了我们就继续往南打。所以我到过云南的开原，个旧，梦泽，汶山，后来又往缅甸那里打，最后一直打到了越南的最南边那个，河口老街。回来以后我们就都住在昆明。
问：那您能讲讲您在朝鲜战场上遇到一些什么事儿么？我们只是大概知道一些几次战役什么的，具体战场或者在朝鲜的一些事儿您能记得一些么？
答：我在回国的时候，那时候号召我们要写一些中朝友谊的文章，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叫《中朝凯歌声中话友谊》，这是林彪主持的出了一本书。这本书上有我的两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就是啊，因为三兵团司令部有一次挨轰炸了，当时把这个机要处和这个电台炸的一塌糊涂，失去战斗力了。那时候我在总部，在彭德怀那儿。后来呢总部和三兵团失去联系了。于是就派了一个电台（小队），要求我们必须立刻限期去联系（三兵团），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们就坐着吉普车去。白天很危险的，后来还有那个轰炸。很危险但是还是得去。因为这是很大的事儿，一个兵团的指挥部和总部失去联系了。那时候联络不像现在有手机什么的，啥都没有。只能带着电台去找啊找啊。最后夜里之前还是找到了，建立起联系之后，才能帮助着继续打三次战役。这就是那篇文章。最后就是说，照这个电台，先是到了铁原，然后到了嘉平。在那儿语言也不同，后来找到朝鲜一个女的，叫合家（音），她就带领着我们。反正她也会一点汉语，是个意思，但是也不懂。我们都是连比划带说。人家本来是给她妈妈去请医生去的，最后她也负伤了，那一次我也负伤了。这次任务完成以后呢，我们都往汉城那儿打。我现在还记得文章的最后一句说的是，“我们联系上之后呢，部队前进了，战役打响了。
其实我们也不可能有更多的多么惊天动地的什么行为啊什么的，但是我们都属于指挥那里的嘛，所以这个战争啊怎么打啊怎么部署啊，怎么反击，那个军在什么位置，这个我们都清楚的。
还有这么个事儿，当时联合国军不是李奇微么。李奇微之后的美国的司令员范夫李泰（应该是不叫这个名字，待查），他是联军的空军的第六联军大队长。后来他轰炸北朝鲜的时候呢，在五次战役之后，停战之后呢，范夫李泰就提出来，我们能不能帮他找他的这个儿子。他儿子是在 50 年的 5 月份（可能有误，那会美军未参战），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呢，已经到了 53 年，最后停战签字的时候了，他提出来能不能把他的儿子找出来。好家伙，他说这个时间的前后，就在北朝鲜发动群众和部队上去找，就问在这个时间前后四五天，有没有打下来他的飞机，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在这个日子的前五天后五天，没有听说打下来过美国的飞机。后来到了朝鲜的一个岛上，岛上的渔民说，在那天晚上，天黑下的大雨，听见这个四五点钟，有个飞机爆炸了，大家都怀疑这个就是范夫李泰（的儿子）。他的这个儿子叫范夫李泰恩，但是还是没找到。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这里是上甘岭，这里是吴胜山，还有 327 高地（用手在桌子上比划地形），这边是夏伟山，这边是平地。现在都是三八线上。现在突出这么一块，是我们的平地。由于人家机械化啊，坦克啊，我们这个地方非常难守，在夏伟山那儿。联军就提出，找到（范夫李泰恩）之后，把这 30 多平方公里的地方，给我们。我们当时很精心的给他们找。找了半天没找到（笑）。实际是在五次战役的时候，这块地儿，有个叫金正反击战我们把它夺回来了。说实在话，这是志愿军用命换来的。我们在朝鲜战争牺牲的，我后来看到，上面说是十多万人。不止，不止十多万人。唉，后来说实在话，也弄不清楚。战争是说不清楚的，人后来死了埋了，后来说志愿军立个陵墓，部队上直接烧了，后来还是彭德怀说，死了要立个陵墓，立了八十多个陵墓，还是撤军回来以后才搞得。陵墓搞了以后你说谁去发动群众，我所知道的我们死了的（志愿军），没有人去祭拜。老百姓也不都知道，可能打仗的时候有的老百姓知道这是志愿军。有的知道，有的人哪知道这是志愿军啊。当时死了以后就是一张五尺白布，裹住以后埋下，这是最好的了。有的连自己人都不知道，谁去埋他呀。
问：您在朝鲜的时候，您知道的志愿军和朝鲜民众有没有什么交流？因为我知道这么个事儿，
50-51
年冬天不是特别冷嘛，有个文件是跟朝鲜人民借粮，这个对关系可能有点影响。您怎么看志愿军和朝鲜人民的关系？有没有一些故事？
答：和朝鲜人的关系，应该说很好。没什么隔阂，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朝鲜人民军被美国军队追的，把鞋都追掉了，一直被追着跑，志愿军帮着他们打美军。后来包括粮食、设施，他们怎么能不感激你呢？现在都说，中朝用鲜血凝聚成的友谊，像长白山一样，永存人间。这句话都表明了，对吧。但是在那边啊，也容易发现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比方说男女关系问题。（笑）朝鲜当时的实际，后来我才看到数据，有五个女的，只有一个男的。比例有问题。朝鲜开始也是一夫一妻制，后来军队里娶几个老婆都不管了。你想管也没得办法，怎么办呢，总不能不结婚吧。朝鲜人很开放，朝鲜人也很乐观，朝鲜人今天打仗家里死了人，哭叫 애도 把人葬了以后，都去跳舞去了，死的多啊，一家子都去了，哪有哪家不死人的。志愿军帮他们修铁路，帮他们盖房子，他们怎么不感激你？但是在男女关系上就比较乱了。我遇见过这么一件事， 27 军当时开过一个庆功会，我当时在后勤司令部，给他们送个锦旗，当时的洪学智司令员，我已经当了秘书了，他说你代表后勤司令部。。。我办完这件事之后呢，路过三八线那个地方，当时 27 军就在三八线上，后来半夜里汽车加油，跑来个女的挡在汽车前面不让我们走，那时的月亮很亮，我们看见她比划着肚子里的孩子，她说，中国 동료 （同志的意思），肚子里的孩子找他的爸爸来了，我们说不认识。她说就在你们的队伍里。不让我们走。我们得抓紧回来，不回来的话天明了飞机就轰炸了。哎呀这么办呢，我就跟车里的司机和警卫员说，你们先走，我下车跟她磨蹭去，你们马上开车往前跑，然后停住，我再追过去。我当时跟她说，大嫂，你跟我来，我来帮你找，我知道她在哪里。哎呀她好高兴的，跟着我往路旁走，然后汽车就发动跑了，我看汽车跑了，就赶紧追啊，不跑就追不上了。后来我们有个志愿军战士，和（朝鲜姑娘）已经生了孩子，但是部队不准啊，部队上是很严的，后来这个男的要求跟这个朝鲜姑娘结婚。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志愿军的二分部（？）的一个战士打仗战伤，结果这个女的很好，要求批准跟他结婚，但是这怎么行啊，必须的不允许的。后来这个男的和女的跑到山上的防空洞，他两个人自杀了，男的把女的打死了，最后男的也自杀了。还有一个送报的，就是电报送到电台上去的。有一天下午两点钟，报送去了，但是到五点还没回来，应该不到二十分钟就能到那去，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这就有问题了，就赶紧去找。找了半天没找到，有人说这小子是不是跑回国了？这是为啥呢？有人说他情绪不对头。跑了二十多里地才把他找到，电报还在他身上挂着，问他为啥不回去。说不能回去了。我犯了关系问题的错误，后来想想不得了，就跑出去了。后来我们的管理员去找那个女的核实，女的毫不隐晦，说没错，就是他。后来这件事情被洪学智知道了，他就跟我说：“干什么！干涉人家内政，交给政治局调查去！”现在想起来这种事情可多了，公开的不公开的，我在总部知道的就不少。你想想在那个地方更得有多少。你就可以看到和朝鲜人民关系到底怎么样。
问：这好的有点太好了
至于说到和金日成的关系怎么样。说实话啊，金日成他看不起这个志愿军，又因为他有斯大林做后台，所以和彭德怀老是（吵架）拌嘴。但是其实啊，他们的人民军呢，原来很多都是咱们中国的军队。比如说后来最终留在朝鲜的， 39 军的一个（犹豫了一下） 181 师，四分之三都是朝鲜人，后来都留在（朝鲜）了。不是有个地方（叫）延边么，那个地方都是朝鲜人。所以军队里朝鲜人很多。你想想 39 军将近两个师都是人家朝鲜人，而且这两个师还是“金宗汉”待过，就是民族联军的时候他带过。但是他们还是看不起志愿军。当时我们刚去朝鲜那个穷的，穷困潦倒的。不像人民军，他们穿的衣服啊，由苏联还有中国支持的，他们的枪炮，武器都比我们强。但是最后打了几次仗之后，他们队我们确实是佩服。所以我们最后回国的时候，好家伙，他们都欢送，人山人海的。送我们一直送到火车站，也是恋恋不舍。金日成他们说实话，我们和他们接触少。因为我们属于最核心的那个部门，平时和他们没什么时间接触，不是没接触过，也见过，握过手，但是，没有想象的那么频繁。没有的。像部队，住到人家家里，也不算是家里，住在旁边，和人家住在一块。不过都是上边的事情，真正当兵的不就都是让你往哪里就往哪里，让你回来就回来。
我在朝鲜，前后待了 9 年。
问：惊讶，九年？！
（笑）呵呵，九年。
问：那您在朝鲜一直待到那一年啊？
答：一直到最后一波撤军。那是 1958 年的 4 月 23 号。最后一批撤军，我是最后一批。我也算是入朝最早的，第一次战役没打我就去了，前后得有九年。后来停战以后我们不是接着（没听清，大意可能是驻扎在朝鲜帮忙建设。）之前我说的事情都是发生在战争中间，真正停战以后这些事儿都很少。
问：那请问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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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板门店停战之后，咱们志愿军在朝鲜主要是从事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答：停战之后我就到战斗部队去了，三八线上。到现在的伏羲里（地名），北朝鲜叫伏羲里，南朝鲜叫铁原。（用手在桌面比划）这边上甘岭，这边吴胜山，中间一个铁原。只有 40 华里。我就调到伏羲里来了。就在上甘岭南边，有十多公里。（旁观者提问：那您那会是干嘛啊？）那个时间啊，那个时间我已经是，当了宣传部长了（笑）。前线有密经营（应该是这个），就是三八线上有那个军事区，里面有这个密经营。就下部队检查工作了。国内也是一样，国内后来不是搞反右斗争啊。部队当时也搞这个，跟朝鲜人民倒是没什么关系。另外部队也有营房了，因为稳定了不打仗了，也没有飞机的事情了，部队那个时间其实也是准备回国了，那会部队练训练都没搞。
问：也就是部队就在那儿驻扎着，也不干什么事儿是吧？
答：对对对。你想那个三八线啊附近的那个部队，他就是站岗。有什么训练任务么，都没有。就是国内搞运动的时候，他也跟着搞运动。师部以上的就搞运动，团以下的就不搞。不搞但是他们也受教育，也搞什么三反五反啊，部队上的插红旗啊。
问：也就是当时国内的这些政治运动在朝鲜的军队里也有对吧？朝鲜的形势也受到国内的影响了？是因为国内的运动才让你们那里也受到了影响是么？
答：不是不是，是上边布置的。当时 ** 会议上一个政委发了一个文章，这把火就点起来了。不就都是这么点起来的么。就是当时怎么说怎么说，就是开会吧。当时我们不知道的，有什么引蛇出洞啊，抓住右派啊。都不知道的。当时其实也给（每个部队）任务，就是说要抓多少右派。我当时就在当宣传部长，后来我当过秘书处的副处长，当时我也很危险差点被打成右派了。开会要发言，要讲。当时啊，我发表这么个意见，因为我学过《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书的第十一章，讲的是“共产党的性质”。共产党是什么啊，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啊，工人阶级有三性，组织性、纪律性什么什么的。当时政治部有个主任，参加我们这个讨论的。就说：“哎，你这个说的好啊，说说，说说听听。”我当时很懵，这是什么这是，原来学都是这么学的。他说：“你还说，我们听你讲”。我就跟他瞎白活，工人阶级啊，工人阶级领导各种运动。开会一个礼拜，头一天我发的言，第二天，第三天，还叫我发言。第四天，还让我说。我就奇怪了，别人都不说，也没别人发言，都不听别人的，都听我的。我就说，没了。他说：你接着说。我说：你说我没说完，那你代替我说。他说：我不知道的。我说：你不知道的我就是说完了嘛，是不。后来就还是开会，天天都这么开会。到了星期六，就说：“今天呐，咱们这个会啊，就开到这里。王承信发言很好，但是不够深刻。做一个检讨就算完了。”我说不做，我做个检讨就是，我不该这么说，是不是。后来说，那那那，你下部队检查工作去。我就问：检查工作我到哪个部队。他说：你愿意到哪个部队就到哪个部队。我说：那我检查什么工作，到部队去检查什么工作去？他就说：哎呀，你去了，看到啥检查啥。我说：那我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什么时候叫你回来你就回来，不叫你回来你就别回来。 我就到了 46 师，三八线上。有 136 团、 137 团和 138 团。当时因为不打仗了，成立了一个民警营。我当时就到民警营里去检查工作。搞了两个来月，也没人理我，也搞烦了。也不去知道人家部队上的工作，就是到处转悠。后来我就回去了（到总部）。一回去，好家伙，出了这么一个事儿。当时我们那里反右斗争的政治部主人，他自己被打成右派了。（笑）他就跟我说，跟我抱怨：你说，我怎么会成了右派呢。呜呜直哭。我就感慨，这变化太快了。这刚两个月，抓出来不少右派。可能有的人就说了一句“饿死人了”，还有一个就是当初工兵营盖营房，用手直接去摸那个水泥，皮也都烂掉了，就说这事儿，当时的政委就觉得领导不好把部队带成了这个样子。这在当时都是右派言论。他就觉得很委屈，当时我说这话也不是自己看到的，是听我们机要处的吉秘书说的，这就把我打成右派了？！当时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要是按照现在来讲其实就是混日子。大家也都等着撤军呢。哈哈。
问：您也一直是在志愿军总部，也算是志愿军的指挥中心。那您接触彭总彭德怀的机会也算不少，您对他有什么看法，或者他有什么不为我们所知的小故事么？
答：这个事情啊，那就说这个谁呢，毛岸英（都笑了），哎，毛岸英。我们当时是机要处，毛岸英呢，他是彭德怀那里的人。那时候我们都叫他“秘书”。电报来了，送给彭德怀的电报，都是先送给他，再送彭德怀。毛岸英为什么死了呢。这个地方叫“大榆洞”， 11 月份的样子，才入朝不久。我们都在那个洞子里面工作，洞子里面离那个洞口啊，还有六里地。就是外头扔炸弹扔什么东西啊，里面根本就听不见。本来他们在洞子的这个口这里，我们机要处在里面。也没有别人，剩下的都是部队的首长，什么洪学智，他是副司令。后来呢，到了 5 、 6 点钟的时候，天快黑了，我们就出来解手。一看洞口这里炸的一塌糊涂。后来碰见当时他们那个办公室还有个主人，就说是：“哎呀，不好。毛岸英，炸死了。”我们说不对啊，炸死别人炸不死他啊。也不知是他亲自看到的，还是听别人说的，就是说，毛岸英和当时的一个高参谋，他们出来炒米饭吃。当时差不多是 11 点多钟。当时志愿军呢，早晨天不亮吃一顿饭，到天黑再吃一顿饭。估计就是中间很饿了，出来炒米饭。当时那个地方有五间工棚，那个工棚呢，彭德怀有一间，那个机要处的处长们有一间，还有彭德怀的那些秘书，有一件让他们出来办公。主要是当时那个洞子里阴冷阴冷的，受不了。所以人就时不时出来待一会。那会要不是洪学智他们把彭德怀架走，彭德怀这次也危险。后来才知道的（毛岸英的死讯），就告诉我们了，都不许说啊，谁都不准讲。三天之后，给中央，给周恩来，发了个电报。电报的内容就说：毛岸英同志，不幸在某年某月某日牺牲。详情容报。至于怎么样死的，怎么回事儿，就没有说。不准讲。实际上部队上一个多月之后，看不到他大家都问啊，毛岸英到哪儿去了？人人都知道了，毛岸英死了。毛岸英是烧死的，是凝固汽油弹。那炸出来，那个油，和那个沥青是一样的。这个油，滴到哪里，哪都着。在人身上它也着，在石头上它也着，毛岸英就被活活烧死了。跑着肯定来不及，哪里来得及让你跑。我可见过这东西，有一次，和我们那里隔一个山梁，志愿军的卫生部被别人给轰炸了。 21 架美国人的飞机，炸了两个小时。没有活几个人，那一次反正是死了 300 多。 2 点多炸完的， 5 点多我去看，炸的一塌糊涂。联系到毛岸英这个，所以根本就没救。现在有消防队啦什么，部队有什么消防队啊？没有！后来邵华他们就过来，跑到大榆洞的旁边，都是树林。有说法说，毛岸英是为了躲飞机躲到那里，我们听了都觉得好笑。后来就统一说，毛岸英牺牲了，是在执行一次战斗任务中，英勇牺牲。一听就觉得太那啥了，为了美化，哎呀。我认为炒饭这个说法就是可靠地。你想后来烧成那个样子了，工棚那个地方就是伙房，志愿军做饭都在那里做的，怎么会躲到那里呢。而且明显不止他一个人嘛。
问：我记得是还有个秘书
不止还有一个，当然不一定都是一起炒饭去了啊。那一次死了好几个，六七个，不多。不多是不多啊，但是他们是不应该牺牲的啊。
问：说是毛岸英是因为带了手表才被认出来的？这个说法有么？
答：这个，没听说过。（笑）（问：我这也都是书上看来的）当时是怎么认出来的呢，我也去看了，烧的这个，都烧黑了。衣服什么都看不出来了。怎么知道他是毛岸英啊？当时在一起的是三个人，那俩人，一个是高个子，特别特别高。一个是矮个子，特别特别矮。就是这么认出来的。没别人了啊。高个子肯定是常少山（音），脸这半天还像那么回事儿。毛岸英烧的就是个灰球，脚那里还好一点。这个东西啊，我们没有亲自掩埋他，仅仅是去看了一眼，没有那么多的。实际上还是感觉，可惜了。毛岸英啊，好人。平时跟我们一起，没一点架子。平时高兴的时候，他爱跳舞。因为我们机要处有女同志，别的地儿没有啊，就我们机要处有女同志，当时我们机要处 80 几个人，有一二十个女同志。所以当时他每到那个礼拜五的时候，他就过来。就问：“明天礼拜几了？”想了想就回答：“明天礼拜五了。”毛岸英就说：“哎呀，又得‘嘭嚓嚓’了。”嘭嚓嚓不就是那个打锣打鼓么。“明天有什么活动吗？”别人就说“不知道滴”。他就说，“哎呀，组织上一些呀”。我们说，组织不起来。他就说：“那就叫上公安一师、公安二师。”他们当时那里有文工团。一到了礼拜六、天的，他就拉着这帮人去组织。我当时也已经当上机要秘书了。我们说组织不起来，有事儿。他就说：“没事儿！”我们有个政治部主人叫齐兰武（音），就说：“去跟齐兰武说说，叫嘭嚓嚓来一下。”他一高兴，也拿出相匣子，这里按一下，那里按一下。他很随意，没有架子。没事儿也爱聊。他跟司令部谁都聊，和谁都过得来。他也不止是做秘书，还做俄语翻译。（苏联的）电报来了以后呢，他懂俄语别人不懂。他就管这个。住我们司令部的有那个俄国的代表，都是他接待。别人都不懂，他接待，特随便。毛岸英可没架子。真是可惜了。后来呢他们说在会仓的志愿军墓有一个毛岸英的墓。我一看哎呀不是这个墓。我们当时做的墓没有碑，会藏的那个有一个大的碑，毛岸英之墓。墓是个圆的。他都从大榆洞弄到会仓去了。后来有人给我看照片让我认，我发现不是。我一看那个字儿，是王平政委的字儿。“毛岸英之墓”。这个确实，真是，谁死了也别死他啊。（叹气）
问：彭德怀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当时是什么反应呢？
答：哎哟，给他急的。。哎呀，他急得真是，背着手，也不说话。过了一会，发脾气。
彭德怀脾气大，谁都怕他。包括陈赓也怕他。见了彭德怀都点头哈腰的。有这么个事儿，是陈赓跟我们说的。他见彭德怀的时候，是志愿军成立之后第一次见面，这俩也好几年不见了。加了之后，陈赓就说：哎哎彭德怀啊，好伙计，还好吗？彭德怀也不理他，低着头自己看书。陈赓一想不对头啊。突然就想起来了。然后跑出门外，把门关上，喊：“报告！”彭德怀说：“进来！”见了彭德怀敬了个礼，“彭总好！”“好！你是陈赓啊！你来干啥啊！”陈赓说：“我来看您来了。。”陈赓爱开玩笑，他没架子。陈赓都说，“我就怕他，他不给人留面子。”我就问他“训过你没有？”陈赓说：“开大会的时候训过。平时也很少见面。我不跟他开玩笑。”陈赓跟谁都开玩笑，唯独不跟彭德怀开玩笑，也看出来彭德怀的脾气。
问
:
时间不早了，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吧，爷爷您早点休息
唉好，你们也早点回去吧。
第二次访谈记录
王承信老人向我们展示了两张珍贵的照片
王：就在朝鲜，最有名的一座山，叫向凤山，当时他们有一个慰问团去慰问，这都是当时的名角，这是梅兰芳，这是马彦祥，程砚秋，这是当时志愿军政治部秘书处的处长，他们当时去的地方叫普光殿，你看这是汉字的隶书，这个地方是个庙，他们演出完就到这里去参观，我正在机要处当秘书，我要机要处去取电报的时候，出来一看他们一群人都在这。因为他们，我都认得，都见过，当时我有相机。
问：这张是您照下来的？
是我照下来的。这些照片他们都感觉很珍贵，这些人他们在一块同台演出，历史上都没有过的，这是第一次。这个是老头，这是老太太，这是我，这是我们秘书处的打字员，这是组织部的一位（同志）。我们当时去看他，就把照片给他了。他说，哎呀，这真是珍贵啊。我又给马燕良先生赠送的一个铜票，现在看文字可以看出来。
问
:
上次咱们不是聊过您的工作什么的吗，参军之后您是当过秘书吧
?
您当秘书具体是哪一年，什么时候？您一开始不是当过译电员么？
那是 49 年 7 月
问：那您一开始给谁做秘书
?
一开始给陈赓
问：您能具体讲讲秘书所做的工作么？除了一开始的密码的那一部分
我就管理电报，在那个时期不像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指挥战争来往联系，电话不通，主要是靠电报指挥，那个工作挺忙的。因为来往电报很多了。比方说，这个战役怎么打，怎么部署，都是由彭德怀他们决定后，形成文字，首先发到兵团上，再传到各个部门，再由他们往下传达。战争打响以后怎么办，也有明确的部署。平常呢，比如打上甘岭的时候，部队需要炮弹，也是通过总部，再下达到分部，需要多少炮弹，多少口径，什么型号的炮弹，都是通过电报联系，都是经过我们的手，再由老总去决定。在这中间，我收到电报，底下公安二师 ** ，发现了高地，发现了一架飞机，飞机不大，肚子上涂了标志，他们不知道是什么。然后从飞机上下来几个人，叽里呱啦的说了一堆。
问：就是说是美国的飞机是吧？
不是。当时正在停战谈判呢
问：就是五三年了
对对，当时是 50 年 7 月吧，一直谈到 1953 年 7 月 27 号，签这个停战协定。中间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看到这个飞机，他们都问这个飞机是干什么的，后来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就通过联合司令部去（了解的），板门店的谈判代表。他们说就是停战协定调查代表团的标志。后来一次炊事员去送饭，看见飞机了，他们也没看过，后来就问，这是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后来飞机就飞跑了。后来部队都教育。类似的问题，都是我们的工作。就像上次范弗里泰利他的儿子，通过电报去查，这也是我们的工作。
问：看样子您的工作也挺忙的
对对，曾经我 50 年 11 月，二次战役的时候，在洞子里，二十七天没打开过背包，就是没睡过觉，困的时候就趴一会。为啥呢，因为太忙了，太多电报，也没时间休息。现在想起来也不知道当时咋过来的。 50 年朝鲜零下四十多度
问：我知道当时志愿军好多都是冻死的
是的是的，他们好些冻死的 ( 我听说冻死的比战斗死亡的还要多 ) 因为那个时候进朝穿的特别单薄，也没有棉大衣，也没有棉袄，有的都是三野的，他们穿棉裤的都很多。南方的被子是三斤，北方的被子是五斤。好多都是一次战役二次战役之间的时候死的。在 ** ，他们死的可怜。
问：当时志愿军的后勤运输也不是很有保障
不是的，当时运过去也到不了他们手里，因为飞机轰炸，那时候运输条件也没有现在好，都是肩扛手办马车拉。有一次三十九军在开城那送炮弹，在一个山头，早晨六点半，太阳出来了，苏联供应我们的汽车，总共还没跑几百公里，找不到部队，言语也不通，老百姓也不知道。这个时候飞机来了，两百多台飞机被炸毁七十多台。心疼死了，这种情况就没有办法了。
问
:
那您回来以后跟老战友还有联系么？
回来以后，个别的有联系，很少有联系。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哪了。我回来以后去了长春，在街上偶然碰见一个，都是秘书。我看见她，越看越像，一问真是她。这是第一次有联系。后来又过了六七年才联系上。这个是在北京军区司令部，现在就在我们旁边这里。现在都没了。这个女的还在，叫李秀清。
问：上次咱们说道
50
年
9
月去西山开会，然后咱们就开始吃饭了
,
咱们接着这个往下说吧，就是开会之后具体是什么情况？
那时中央决定要成立一个志愿军三兵团，原来有的 17 ， ,18 ，都入藏了。但是三兵团的番号没有撤销。到了这个时候就借了这个名号，成立了志愿军三兵团。当时那个三兵团的司令员是王金山，成为这个三兵团的副司令员，陈赓是司令员，然后我们就到北京来了。到北京来以后，成立三兵团司令部就在西山开个会，当时周总理讲的话，陈赓也讲了话，还有刘伟光政委，后来是司令部部长。成立了以后就入朝了。
问：您对这次会议还有什么记忆么？
开会，就是大家都表态，成立了，入朝了，刘伟光代表司令部表态，都很激动。他说，我们准备吃大苦，耐大劳，一定要保护自己，一定要战胜敌人。当时参加会议的都是西南军区二野的机要人员，四野出的是参谋人员，因为不可能从部队抽调这么多人（去开会）。当时成立了 12 军， 60 军， 15 军，他们也有代表参加，但是他们的部队已经集结在东北了。那个时间，不知道战争将持续多久，我们每个人发了五斤肉，炒饼，每个人慰问了五万块钱，后来就算五块钱。我是拿着五万块钱买了牙刷牙膏，就入朝了。还发给一个汽油灯， *** 烧开水喝的，实际上根本没用上，去了以后没有煤油，这是烧煤油的，后来就扔了。
问：您开完会五天就去朝鲜了是吧？您去那会是不是还没有部队入朝的？
不是，第一次战役打响以后， 10 月 25 号，实际上在这之前，半个月二十天之前早入朝了。我们部队大概是 10 月 15 号入朝的，在边境没往里面去，陆陆续续的。我们是在丹东入朝的。
问：您能讲讲对指战员的印象么？比如彭德怀，王平政委
就是办公上的事情，没有私下的接触，没聊过天。有的时候，当时还有一个齐元武，他是 29 军的军长兼政委，后来他到志愿军后勤政治部主任的时候，我们跟他去聊。他说他在红军的时候，还没长征，怎么回事稀里糊涂的参加了汪精卫组织的一个机构，后来部队都清算他，当时他是四方面军的组织科长，后来长征就把他弄下来了。（为什么把他弄下来了）那他参加反动组织，汪精卫组织的怎么的发展到红军去了，名字叫 ** 。当时他也不知道，长征的时候，过雪山草地，风一刮刮的东倒西歪。他要是没这样，当科长都 ** 。他说人呀，人这一生真是坎坎坷坷，一直到 1935 到陕北以后，才又提起来，当宣传部长，后来没多少时间， 1949 年都当华北部队 29 军军长兼政委。他说人这一生不知道怎么搞的。当时跟齐元武一起工作的胡学智当司令，当时有个政委叫胡军泉，他是政治部主任，他们都是中央委员。他是中将， 55 年授衔的时候，胡和志就属于上将， ** 是四方面军保卫部的。
问：秦基伟是
15
军的，中将
对对，他后来当了国防部长
问：我还知道他儿子在石家庄，河北军区
不是，他还在太原军区，他是二野。后来陈赓当四纵队的司令员，就成立了九纵队，地方部队升级上来的，只有两个旅。后来九纵队淮海战役宣布成立解放军，正式名称是志愿军，成立 15 军了。
问：咱们现在说的邱少云、黄继光都是
15
军的是吧
对对对
问：那他们俩那事，也确实有么？
有有
问：您当时是在总部就知道，还是后来知道这个消息的
战役中间不知道，战役总结的时候，部队开庆功会宣传的。那是真事，那不假。
问：现在有很多声音对这些事有所怀疑
那没什么怀疑，千真万确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一次我到了他们所在的部队，上甘岭高地，别人都说黄继光在这里牺牲的，而且当时我说这个人当了副团长了，他是黄继光的营长，这是真事。
问：当时这类事情也挺多的吧
?
那肯定的，不光是他的，现在很多大家都不知道了。战争打起来以后，谁能看看叫什么名字。
问：被记住的还是少数人
多数人还是可惜了，所以后来三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战斗 ** 这些人后来就无声无息了，有些战士怎么找都找不到。有些人的孙子就问老头说，爷爷，你看打仗时候的情形，是不是这样的。他的爷爷说，哎呀，过去的事就不要提了。他孙子后来就去民政厅问，民政厅说有个人确实 ** ，后来传到部队上，部队的人也不知道人到哪去了。后来部队一表彰，就知道他了，怎么知道的呢。比方说，这个人叫杨俊生，都不识字，所以受伤住院登记的名字，登记哪个杨，也不知道哪个杨，根本牛头不对马屁股。家里哪个县，叫北洋，我哪知道哪个北洋。找这个人的战友，营长，团长，才能对上。现在无名的人很多，人的脑子没有现在这么清晰，当时的人稀里糊涂。比方说南亭，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当时我们驻地里南亭还有二十几里，南亭发生了好多事情，都不知道南亭在哪里。所以无英雄救很多了。所以我们能活到现在，我们不是战斗部队，牺牲就成连成排。我们在淮海战役的时候，我在总部，下部队，到了七连，下午四点钟打响了，到了六点钟，不到两小时，上去 150 人满员，下来只有 30 人，牺牲的牺牲，负伤的负伤。连长的打死了，指导员负伤了，部队剩下的三十个人，卫生员指挥。因为没人指挥啊，临时编成一班二班。那个时候部队管理特别。。。
问：您在朝鲜遇到过危险，或者负伤么？
有一本书，那书在不在，凯歌声中话友谊。我搁到里边的书架子上了。在你床头那边。
问：您上次不是说三兵团司令部被炸，您带着电台去找那个事儿。您那会不是负伤了么？能跟我们详细聊聊么
?
等等给你看个文章。在这个事情之后，我们外出，我们不是光坐在办公室的，部队要行动了，要带个电台联系。我们在四次战役的时候，三兵团的司令部被轰炸了，电台被炸的乱七八糟的，失去联系。
问：您当时在志愿军总部是吧？
对对，当时派我们外出。飞机轰炸很厉害，白天不能开汽车，还有两百多里地，走着怎么行。就开着汽车去了，半路遇到飞机了，当时右腿这个地方，没打到骨头。当时我们四个人，司机也受伤了，还有警卫员，还有个人，都负伤了。后来写了一篇报道，要求我们集中写这一段怎么回事，登在《凯歌声中话友谊》。这是战争胜利以后部队征文的
（这书给你看看）
还有一次，五次战役的时候，美国鬼子进攻的很厉害，六十军下午三点钟全线大转移，彭德怀三点钟来不及通知，后来我一面发报，一面转移。到了五点钟，电台才收到了，他们一层层往下下达命令，一直到八点钟，有六个电台，三个已经撤走了，不让我们走。不然就联系不上了。我们根据推测，最多还有三个小时，不走人就来了。后来副参谋长，带着我们 *** 也没汽车，当时有汽车，榴弹炮炸了，汽车过去，只能走。走的时候，汽车歪歪扭扭的也开不快，我就爬上了汽车，那些人往下蹬，不让我上。我就火了，我是总部的，谁敢不让我上。吓得他们不敢。。走了 11 点多，他们说下车下车，我们不走了，你走你的。我就下来走，部队上没说到哪集结，我就背着电台， *** 后来碰上公安三师，我就问他们，他们说三兵团司令部知道王金山政委的位置，我走了十多里地就找到了。我那次要使不下来走，就得当俘虏了。
问：您上次说陈赓特别爱开玩笑是吧，他具体的表现您还记得一些么？除了上次讲过的？
哎呀，他的故事可多了，他很随便。有一次我们在河南住下以后，有一个老太太坐在堂屋，这是东厢房，这是西厢房。老太太坐在门前，不让我们进门里去。陈赓说，老太太你这屋里藏着什么东西？她说没什么，里面是我的女儿。陈赓说，那让她出来让我们看看。人家一看，也就是十八九岁的大姑娘。陈赓一看笑了，说你给我当干闺女吧。老太太说这感情好啊，赶紧过来磕个头，那个时候还是夏天。他都认了干闺女了，要给见面礼，他说也没有，等有了再给吧。我们译电报的，有个人生的白净白净的，就扒着门框，就说：“嘿，你看那个老骚货，跟那儿认干闺女呢。”幸亏我说话声音小，那个人被陈赓听见了。陈赓说：“娘希匹，你败坏老子，警卫员，把枪给我，我枪毙吧。”我们拉着陈赓就走了，拦着，就说：你说你平常就说，妞啊妞啊，人家开个玩笑，你就这样。陈赓说：“不许开玩笑！败坏我的名誉。”我们就给陈赓拉到院子里。陈赓这个人啊，就是啥都不在乎。他的故事多了。到北京以后，那会陈赓在云南党主席，那会人民政府成立，他也到北京来了，他见了彭德怀，人家不理他
问：之前说过这段
还有那个丁玲，她骑那个马。作家丁玲，也是湖南的。骑得是母马，陈赓骑得是二马。二马都是公马。他专门走到丁玲的母马的后面，公马闻到丁玲的那个母马的屁股，那个母马就尥蹶子，丁玲就说：你看你陈赓，就知道欺负我们女同志。陈赓装得很无辜，说：这个公马就是爱好这一套嘛。后来周恩来也看不下去，就说：陈赓，那你这样欺负女同志，可不好。陈赓还在那里无辜，说：“马喜欢。。”（哈哈，都笑了）他就是，他不在乎。他就是不跟彭德怀开玩笑。
问
:
彭德怀脾气就大？
他为啥不跟彭德怀开玩笑呢？因为那啥，平江起义的时候，彭德怀是国民党军队的代理副团长，陈赓那会没有彭德怀官大。他们都是湖南人，彭德怀和陈赓就隔一条河，刘少奇是 ** 毛主席是韶山冲的，他们相差都不远。彭德怀离陈赓 12 华里，毛泽东离彭德怀也就几百里，刘少奇离毛泽东是 50 华里，都是一块的。过去他们互相也都知道。彭德怀脾气不好，他爱骂人。
问：您见过彭德怀骂人么？具体什么样子啊？他因为什么事儿就开始骂人了？
有一次就是，他那个参谋，跟他一起的。他就开骂了：“娘 ** ，哪有这回事儿，跟你说的这是这回事儿嘛！”那个参谋，吓得都不敢说话，都躲住，往外头躲。彭德怀更怒了：你敢走！敢走老子枪毙了你！后来还是一个副参谋长，就劝彭德怀：“哎呀啥事儿啊，为这个事儿把人家毙了”。彭德怀还在发火：“不要你管！叫你放屁你就放，不叫你放屁你就不要说！”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一个数字不对。那个参谋说，现在在一线的部队，他大概是说有个 9 万，彭德怀说不对，哪有你说大概就大概的。那会哪有人去统计具体多少人。他只知道前面是三个半军，一个军大约满编制 5 万人，只能这么估计具体确实每人去统计。彭德怀要问那也只能这么说。彭德怀就不高兴了，就骂你。他不只是骂，就是经常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就来劲了。洪学智都怕他。彭德怀还这么骂过洪学智，你这个聋子！就是说洪学智听不懂话，是个“聋子”。不管谁见到他，都觉得有点畏惧三分。我见他的时候也小心，不能够太随意了。
问：他冲您也发过火？
他冲我倒是没有，我跟他那里都小心，电报来了就送去赶紧让看，不愿意看就给他放在旁边。但是你不能催他，你要是一催他，就不知道哪儿就来火了。当然其实有时候他也特亲切。比如吃饭的时候，他一看饭菜，就说：“哎呀，就吃这个？”我们就说：“大家都吃这个，和你一样，你也不特殊嘛”。我们那时候吃不到大米，基本是高粱米，炒面。有时候好几天还没有粮食吃。其实有面有什么也没地方做。
问：您能大致描述下当时在志愿军的伙食嘛？
那个炒面，哎呀。不好吃。没有芝麻没有糖，就是把面粉那个一炒炒熟了，炒熟之后，拿水和一和，那个难吃的。在朝鲜也没有筷子，就折两个树枝当筷子，吃饭什么的都是他。像炒面就是，找到一个小河沟，来一些水和一和，就吃了。一两个小时都吃不完。第一次吃其实还行，到后来第二次第三次吃，哎呀，确实是（不好吃。）不咸不香也没有味，放在嘴里黏糊糊的。
问：当时战士们也吃这个是吧？
是啊都是这个。到了后来，条件好了有了“备粮”，然后就是过去领。其实就是随便拿，没有什么东西，最多的就是咸鱼。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拿口袋装了好多咸鱼。感觉腥了吧唧的。第一次吃还真好吃。咸鱼都是生的，就是晒一下，风干了。都吃这个了。后来的话， 51 年的 7 月份，形势都好了。有一次我们发罐头。牛肉罐头，还有黄豆。吃啊。香极了，一听我一顿就给吃完了，两斤啊。好家伙，吃完以后啊，我们是下午吃的，到了晚饭，根本不想吃晚饭。好吧，到了第二天六点多，拉肚子，拉那个红的。到了第二天下午，眼睛都睁不开了，上火，嘴唇都烂了。肚子里难受的不得了。后来我们又发了一次，猪肉的罐头。好家伙，闻一闻都不想吃，吃伤了不想吃了。朝鲜啊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什么的，入朝三个月，我的胡子都（比划）那么长。哪有刮胡子刀，没见过刮胡子刀。后来我就问我们一个同志，借了把剪刀，稍微剪短了点。不难太浓了太长了也难受。
问：您有过负伤经历吗？
答：我有一次，国民党的 B52 的飞机，轰炸机。 4 架。淮海战役的时候，好家伙，我就看着他，跟那个空中，往下扔炸弹。爆炸了。爆炸之后呢，弹坑 8 米宽， 6 米多深。地下的土都翻起来。你看我这个手，（右手无名指一块肿胀的疤痕）就是那会一个弹皮，给我一大块肉撕掉了。当时没感觉疼。一打之后我看血还没流出来。白乎乎的，（骨头），我就拿手握住了。到了晚上这个肿的。后来长上了，我就找了一个绷带给缠上了。就在这一次，又一个炸弹，下来没爆炸。我一看啊，这么粗的弹坑，圆圆的。（比划一下，比碗口更粗一些），下面五六米深，钻到地下没炸。我就找了个高粱杆，往下捅，到底多深。有个参谋长吓坏了：“你想死呢！炸弹没炸你还去捅”我就说，“没事儿，炸弹没炸就炸不了了。”后来我拿了两根高粱杆绑在一起，捅了捅才感觉到。那个没炸的炸弹，离我不到 5 米。
问
:
您当时是在总部还是部队？
是在总部，不过要下部队么。
问：是您说的七连？
对对，七连。还有一次，到两点钟的时候，部队还没吃饭，首长就让我去催炊事班，说不管什么先让部队吃一点，趁着战斗没打响。那时候烧柴火，就是小米容易。带着炊事班的扁担，叫两个炊事员，端着锅就过去了。我进来一看啊，没到部队听到前面打响了，敌人这回突围
问：黄百韬？
不是，黄维他们。我一看是二连的，我就问七连在哪儿。我就看前面阵地，死的人啊，有的也负伤了。后来我就遇见他们了。那次连长、指导员都死了。要是我要是也在，那也完蛋。那肯定的。
[1] 说明当时王承信所在的部队应该是在 双堆积附近参加对黄维军团的包围。
[2] 这里老人出现了前后记忆的偏差，一次说指导员阵亡，一次说是负伤。但是毫无疑问当时七连遭到了惨重的伤亡。
[3] 卢汉 (1895 — 1974.05.13) ，原名邦汉，字永衡，云南昭通人，彝族，著名抗日爱国将领，原国民党滇军高级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 1949 年 12 月 9 日在昆明率部起义，和平解放云南， 1955 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4] 旧版人民币。后来新版人民币一元相当于旧版的一万元。
[6] 按说这次经历应该是发生在二三次战役之间，也就是 1950 年的 12 月底。当时志愿军的确是由于美军的空军优势而苦不堪言。
[7] 这里的“洞子”应该是指位于大榆树的志愿军总部
[8] 朝鲜语“哀告”的意思
[9] 朝鲜语“同志”的意思
[10] 朝鲜停战后，中方严格遵守和维护停战协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从 1958 年 3 月 15 日开始撤军，战斗部队在 10 月 26 日已全部撤回，仅保留了在军事停战委员会内的代表。因此，可以说王承信是最后一批撤走的志愿军。而正式全部撤回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已经到了 1994 年 12 月 15 日 。
[11] 丁玲（ 1904 年 10 月 12 日－ 1986 年 3 月 4 日），原名蒋伟，字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 临澧 人。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社会活动家。《 莎菲女士的日记 》、《太阳照在桑干河》是丁玲代表作品之一，曾获斯大林文艺奖金。 新中国成立时作为民主人士的代表。这段故事应该就是发生在那时。
[12] 毛岸英牺牲于 1950 年 11 月 25 日，老人的记忆基本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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