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志杰：我的童年及知青艰苦岁月
我的童年及知青艰苦岁月
－－作者：叶志杰
叶志杰， 1956 年出生， 1966 年福建省南安县洪濑小学四年级学生。 1967 年因文革武斗带领三弟妹回老家安溪县城乡公社参内大队避难并参加劳动。 1969 年 3 月上山下乡并顺带三弟妹回农村老家读书，最小弟弟仅六岁。 1975 年父亲平反，恢复工作，弟妹回收吃商品粮。 1975 年 12 月招工到龙岩 5735 厂。 1982 年 1 月因兵工厂关停并转，调回安溪县物资局。 2016 年 6 月退休，现居新加坡。
我出生在一个基层干部家庭，文革时我 10 岁，就读于南安洪獭小学四年级。按常规 68 届小学毕业。我这个年龄，原本跟 “ 老三届 ” 知青根本沾不上边。
童年时我紧跟时代潮流， 1966 年春在批判 “ 三家村 ” 时大家更是写文章、诗歌、口诛笔伐。当红卫兵组织在全国迅猛发展时， 10 岁的我更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场运动，跟班上同学组织成立 “ 毛泽东主义 ” 红卫兵，两次走路到南安县城找县长审批，领取红卫兵袖章及红旗，成为南安小学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当我目睹父亲在洪懒大操场台上被红卫兵批判、殴斗时，顿时目瞪口呆，思想一直沉思，运动怎么搞成这样。在文革期间，我父亲被批斗了一百多场，这是我开始关注时局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走向，关心着国家的未来，但更多的是关心自己的未来如何 ……
1967 年武斗开始，父亲怕我出事，于 7 月 1 日托一远亲送我回老家－－安溪县城厢公社参内大队。 1967 年 11 月，洪懒局势较平静，母亲回安溪老家带上我们兄妹及外曾祖母回南安洪獭。可是好景不长，武斗又升级，两派又互打，这时我们家再次流浪。
12 月 7 日，母亲带我跟弟妹凌晨 4 点多天很黑就出发，不敢走大街，怕被红卫兵巡逻时发现抓去，走偏远小路往南安梅山方向走，快到梅山时天还没亮，房东三轮车工才载着我 4 岁弟弟、 85 岁外曾祖母及简单行李跟我们会合。
这次的目的地南安码头公社码头大队是我乳娘家，我母亲给我们简单安顿一下，又赶着回去上班，我们一家五口就寄居在我乳娘家中。期间，我跟着乳娘及她大女儿学着煮饭、煮菜，也帮着缝补自己的衣服，当然也到田里玩耍、干活，如打土坯、踩水车等。
1968 年 4 月，全国各级 “ 革命委员会 ” 相继成立，局势稍稳定，我们一家又再次回到洪獭。经过文化大革命后，这时已经不能再雇保姆，我就成了名副其实的 “ 家庭主童 ” ，每天担水、煮饭、煮菜，一家七口人的家务几乎压在我一人身上。当时粮站搭配 50 ％的面粉，期间我学会了做包子、馒头、撰面条及家庭日常饭菜等。
1968 年 12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全国各地掀起上山下乡高潮，而我父亲这时还整天被各派抓去批斗或进学习班，或送五七干校等。整个文革期间，他无能力顾及家庭及孩子们，所以被逼无奈地响应毛主席号召，把我报名上山下乡，回原籍插队落户，并要我带着弟妹三人回家顺便照顾，我小弟当时才 6 岁，因此，我可能是全省或全国最小年龄的 1969 年知青。
1969 年 5 月 10 日早晨，父亲终于请假获批租一部大型拖拉机捎带一缸腌制咸芥菜、一缸腌制盐萝卜、一个破纸板箱、一个破皮箱及简单的行李衣服棉被和我们一起回家，路过南安寺山时，才订买一张床、桌子及一个衣橱，一家人就这样浩浩荡荡地一路颠簸着回家。父亲把我们稍安顿完，又去接受批斗检查，后来去南安南厅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我们刚回去时暂时寄居在伯母处，她照顾着我们的生活，几个月我们就正式独立生活，父亲几个月请假回家看望儿女们，没两三天又要走啦，临走时弟妹抱着父亲大哭，父亲及堂亲们也跟着流泪，只有我一个最坚强，这样的状况持续两年。本来我 13 岁的年龄应该在学校好好读书，命运却让我提前步入社会，并要负责照看三个弟妹的重任。
1969 年我插队落户时，生产队人口有 167 人，土地 89 亩，人均 0.53 亩，洋田、山田各半，洋田在家门口附近，山田与南安交界。夏收时，我正式参加生产队劳动，刚开始学割稻，后来小伙伴们邀我和他们一起去割草养牛，早上 6 点出门约 10 点到家，算半天出勤。年底秋收冬种后，积肥堆肥，把粪土挑到与南安交界的山田里，当时生产队出勤为 16 分制，我评 3 分，文革前实行定额工分，每担 2 分，堂亲们跟我开玩笑说，如定额工分，我不用挑，用挂包背着就可以啦。
1969 年 9 月，一年一度的割山茅开始，那两年我年龄太小，不能胜任，山上割柴及自留地等农活就由我伯母及堂姐帮着照料，我更多是挑柴。 1969 年秋天，刚开始到山上挑柴时，肩膀都挑肿挑烂了，坚持 10 天后慢慢地才好起来，以后也就习惯啦。
1974 年后，我犁耙、插秧等农活几乎都会干了，甚至办丧事、山上做风水墓地我也会。那些年在田里劳作，伙伴们有人问我要活几岁，我说俗话讲， 30 岁为一世，我命这么苦，活 30 岁就好。
1974 年起 10 分制工分，我的工分被评上 9 分，那年我年出勤 160 天，生产队人多地少，大多数人不能出勤这么多天。一般农忙后，田里活较少时，通常每天一户出一人，或两人劳动。我是户主，出勤率相对较高，我每天工分 9 分，加上厕所积水肥及烧土粪等，我每年约挣 2000 分左右。那时工分制每分大概 0.1 元，我全年 2000 分，约可分红 200 元。
生产队每人全年口粮谷子约 400 斤，地瓜约 500 斤。每 500 斤地瓜，折 100 斤谷子，这样每人约 500 斤， 4 人计 2000 斤。油每年每人约 5 斤， 4 人计 20 斤。当时谷子 100 斤 10 元，油每斤 0.8 元，这样全年粮油大概 216 元。我全年分红约 200 元，余下不足由我父母用现金补齐。每年割柴 120 捆，每捆约烧 3 天，全年基本够用。
1972 年春，父母调回安溪乡下工作，秋季父母叫我再去上中学初一，这时我已习惯农村的劳动生活，当时的初、高中均为二年制，像我 68 届小学毕业，按正常己经高中毕业啦，我己 16 周岁，怎好意思再去读初一呢。这时父亲约每月回家一次，母亲回家两次，弟妹也较大，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思念父母了。
下乡后我弟妹较小，就继续读书，他们又没参加劳动，饭量较小，所以近七年时间，我们粮油还是够吃，蔬菜种什么吃什么，也没地方买。肉类很少见，虽然各家各户均养一至两头猪，但当时副食品短缺，化肥奇缺，为了保证城镇肉类供应，每头生猪除按每斤 0.5 元收购外，另奖励补贴化肥尿素一二十斤，尿素黑市价每斤 3.5 元，生产队按每斤尿素抵 7 斤谷子给农户兑换，这样一头猪送食品公司收购，农民可获近 100 元及 100 多斤谷子收入，因而平时除非哪家娶媳妇杀猪用不完出售外，平时就很少看到卖肉的。
我大队离县城 7 公里，我母亲回安溪后在城厢公社，县城 5 日一墟，但我很少赶集赴墟，家里如需什么东西，叫我母亲下次顺便带回即可。我有时也和社员挑谷子到公社粮站去统购，但最过瘾的还是挑蔗到南街糖厂去收购，磅完后，一人折一段回来路上慢慢啃着往回走。
1970 年建参内大桥时，我也参与到驾龙山上扛大石，每块二三百斤，当时个子小，原本不参加，后来一个比我大二十岁的堂亲拉着我去，我说个子小扛不动，他说要让我一截。哪知山上扛石头不似平路，下坡惯性较大，我在前面受不了，堂亲说那你在后面，谁知我个小手短，他如让我一截，我手短抓不到麻绳扣，只能到山下时，他才能让我一截。 1974 年水利工程被毁，我也参加大队组织各生产队修水坝的义务工劳动，也是扛大石，但我这时己长大长高了，干起活来很轻松。
父亲虽调回安溪，但政治上仍不得志，因而我弟妹读初中仍颇费一番周折。我更甭说连当兵也没机会，此时父亲感到前途渺茫，遂向好友购一宅基地， 1972 年春节动工，打地基后停下来，到 1977 年春才基本完工。
我乳娘 1952 年生一女儿后，怀孕几胎都没有成功，至 1956 年下半年，又生一男孩，几天后又没存活，萌生干脆给人当一段时间乳娘的想法。当时我父亲在南安诗山任区委书记，得知情况后，我就被我乳娘抱去吃月内奶，因而她对我视同己出，她在我家 10 年，我的三弟妹也是她照料的。她几个儿女对我称兄道弟。他们儿女都称我舅舅或伯父。
我下乡七年，我乳娘几乎每年跟她大女儿走几十里山路到安溪帮我拆洗被子、蚊帐。五十年来我们交往从不间断， 2011 年底她病重我去探望，乳娘去世后我帮她儿子料理后事。其大女儿 1978 年赴香港定居，我们都有联系， 2006 年，我儿子赴香港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我们在她家住一个星期，她陪着我们到处游览，中秋、圣诞节叫我儿子去吃饭，还分红包。后来我儿子赴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博士并定居，她儿子经常到新加坡出差，有时带去点小礼物，我孙女出生，她还寄一玩具小汽车。
我劳动出工时，一日三餐均由我妹妹煮饭，她如上学就放学回家后煮，好在学校离家仅隔一巷。生产队收工后我还要到自留地里去劳作，秋天到山上割山茅也是我妹妹下课后煮好饭带到山上给我吃，我顺便绑点柴让她挑回家。在农村劳动近 7 年，中午 1 点、晚上 7 点吃饭很经常，所以我很早就患上胃病及冷胃症，至 1989 年偶然吃一盒参茸王浆才逐渐好转。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有一次到南安码头镇我父亲一个老同事家里，她说你爸文革被批斗回单位宿舍时，把纸糊高帽往地上一甩，气愤地说我以后决不让我儿子当干部，因而我弟妹都是工人，只有小弟是教师。这样的结局，算是符合他当时的心愿。
1972 年底，莆田教师李庆霖冒着极大的风险写信给毛主席，反映儿子下乡插队生活艰难的实际情况。 1973 年 2 月毛主席回信： “ 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
1974 年后，晋江地区才把文革中不符合知青条件整家被移民的陆续回收吃商品粮。我岳父一家就属这类情况。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后，全国逐步落实知青政策，知青的待遇及生存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善，因此，大多数知青对李庆霖怀有感恩之情。
1975 年邓小平主政，下半年我父亲平反，我弟妹回收吃商品粮， 12 月我作为知青被招工到龙岩 5735 厂工作，我终于结束了近七年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知青生活。因国家政策调整，兵工厂下马，我 1982 年春调回安溪物资局， 1985 年下半年安溪县知青办、劳动局重新认定知青工龄时，把我划为 1974 年上山下乡。
我找知青办、劳动局领导据理力争，他们说我是随父母家庭落户， 1974 年落实，我说我父母从南安到安溪几十年，从无离开工作岗位，我怎么变成随父母落户呢？我招工档案填表格均是填 1969 年 3 月上山下乡，后来经过一番周折， 1985 年底才最终认定我为 1969 年 3 月上山下乡。
我今年 6 月办理退休，有人羡慕我工龄长，但绝没有人甘愿 11 岁辍学， 13 岁带着三个弟妹下乡种田七年之久。在兵工厂期间，很多人感到莫名其妙，你父母都是国家干部、双职工，你小小年纪怎会受到如此灾难及折磨。
我妻子也很不幸，小学读两个月就随父母移民到安溪山区去，就没再读书。 1996 年我儿子初考全县第一名，双方单位及邻居都不相信。 1999 年中考我儿子又获全县第一名， 2002 年高考以初、中、高考连获全县第一名并被清华大学录取。当我回家宴请堂亲、村干部及校董会时，很多人莫名其妙，认为我 11 岁就回家种田，文化程度这么低，儿子书怎么读得这么好。
1988 年我在省物资干校毕业时，有人在食堂说读了 15 年的书终于中专毕业啦，我说读了 6 年的书终于中专毕业啦，很多人感到颇惊讶。我去年 11 月初从新加坡回国， 11 月 26 日在福建农林大学参加同学聚会，后来在微信群聊起我的经历，很多人也是不相信。
我夫妻文化程度这么低，儿子能成才，除了他自身努力外，家族历来重视教育，祖上庇佑也有一定的因素。尽管我工资微薄，但 20 多年来对家乡家族的教育、慈善、公益事业捐款我总是尽力而为，前后捐款 5 万多元。
1 月 4 日，原省物资干校赵丰老师给我传来《福建知青》杂志一百多篇文章，看完后我心情难以平静，看到很多知青兄弟姐妹们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取得非凡的成就感到很高兴，因而萌发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我认为类似我的经历在知青中是极少的。
我们这代人是历史的见证者，我们小人物能做到只能是缅怀历史、吸取教训、理性思考、展望未来，教育好下一代，勿让历史悲剧重演，套用文革中流行语 “ 我们绝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 ” 结束本文吧。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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