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祖艺采访,叶祖艺口述:“个人史”

1989-06-04 作者: 叶祖艺采访,叶祖艺口述 原文 #这样走过 的其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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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祖艺采访,叶祖艺口述:“个人史”

口述人:黄羽祥(男,1931年出生,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彭寨镇寨下村村民)
采访人:叶祖艺(男,1985年出生,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彭寨镇寨下村村民)
采访时间:2011年11月2、 6日
采访地点:黄羽祥家中

(一)

采访笔记

2011年10月25日,我采访曾漫老人,从她那里得知村子有一个叫黄羽祥的前“地主”。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很兴奋,原因很简单:一个被管制的地主,肯定很有故事,我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人,可以从他身上挖取更多的东西。那是一种捡到宝的兴奋。所以,在2011年11月2日上午,我第一次踏进了黄羽祥的家门。但那天我有点怯,心里低估着:这可是个地主,我进去怎么跟他开口谈采访的事情,他会不会拒绝,毕竟地主是一个不光彩的身份,他难道不会介意吗?我在门外徘徊了很久,在帮黄老人的妻子曾林俭老人脱完稻谷后,我终于鼓着劲拿起机子闯了进去。

经过三番五次的回访,他终于开口跟我讲述了他一生的故事:出身贫寒,被“卖为地主家的人”,成为地主家的一个放牛娃,为逃脱这种命运,他选择参加革命,加入游击队。1949年后,先被划为地主,然后又成了反革命。为逃脱被管制的命运,他选择倒插门到贫雇农家当女婿,但结果还是逃脱不了被管制的命运,历经了整整二十五的折磨。他活着,似乎是为了见证历史。


采访正文

出生百日被父母卖了

我爸我娘养了我一个独子,他们在我百岁(出生一百天)之后,就把我卖了。因为当时屋下(家里)生活十分困难,冇办法养活自己。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奶奶过去做媒人时,有一次给人家做介绍,那女方原来是有老公的,手续还没有办齐的,脱离(离婚)还没脱的,她就给人家做了介绍。按照过去的国民政府,就抓了她坐牢,就抓了我奶奶坐牢。我奶奶一坐牢,我爸我娘想,阿娘还在坐牢,要十担谷来赎那个阿娘出来,不然不得出来,就冇办法了,这样才把我卖了的。然后就卖了,独仔也卖。

卖呢,就卖到塘屋去了,卖给了塘屋一家地主,他是有钱有势的,就给他做孙子。听我那些舅舅说,当时卖了十担谷,那时是讲谷的,就卖了十担谷。塘屋那家地主也知道的,那人的阿娘在坐牢,要十担谷赎出来,那地主是知道的。那时我爸也说,你把十担谷把我,我赎出我娘来。那家地主也拿出了十担谷,那十担谷也赎出我娘来了。赎出来后呢,我奶奶冇一个星期就死了,就死了。我爸我娘又要去找比较亲的人借钱,求钱,求到钱去埋那个阿娘。周殡完那个阿娘后,他们两公婆也走了,上江西去了,就自卖身,把自己也卖给人家。我自己就不知道,到底阿爸阿娘多高大多肥多瘦,一点都不知道。那时我才三个多月,自己还不会走路就被卖了。

那家地主本身有两个老婆的,两个老婆养的全是女儿,就是冇仔。买我过去呢,按照过去,就喊做找个仔来顶,看阿冇(能不能)顶一下,养两个仔来。后来买我过去后,结果真的养了两个仔,大老婆养一个,小老婆也养一个,真的顶到了。

七岁入学,九岁放牛

到七岁,我就入学了,七岁他们(养父母)就让我入学了。六斗谷一年,我们那时喊做六斗谷一年,给那个老师。七岁读到九岁,九岁就开始放牛了。他们说你九岁会放牛了,就冇书把你读的,你去放牛吧。上桐坑那些人见到我,就问,阿羽,为什么你不读书,去放牛了?我说,我爹(养父的父亲)喊我放牛,给我两个弟弟读书,给志祥权祥读。我是抱养的,抱养的不值钱,实际上就相当于抱来放牛的,不值钱的,不是亲生仔。

割草皮,捡牛屎

我那时很高大,放牛还要割草,早上就要搭个畚箕去割草,割归草吃了早饭又要去放牛。傍晚放牛归来,又要搭个畚箕去捡牛屎,捡狗屎。捡归那些狗屎牛屎,放到茅坑里去,自己有茅坑的。一年当中呀,捡到一茅坑的牛屎狗屎,捡到一茅坑的。

十三岁犁田

十三岁我好高大了,我爷(爸)就请了石头来犁田,过去就喊作请人干活。我爷(爸)说,你就帮我教他,你抽烟时,就让他去犁,你帮我教他,怎样犁,怎样耙,怎样拐弯,你帮我教他,你的工钱我照样给你,我请你犁田,实际是请你教我的仔犁田,他有这么高大了,哪里开犁,哪里开耙,你帮我教他。那座耙好高,他要你倒过来背,这样背就不怕刺到腿。犁田时,我说石叔,这样犁对不对。他说冇错,你照我说的犁,错了我会告诉你。每天中午我爷(爸)会来,带一竹筒的茶和两包糖米,让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就在田埂上,坐着休息了十分钟,然后又开始犁,一直犁到归午。归午吃了饭休息后,不到两点钟,两点钟之前就要出门,出门犁田,一直犁到天黑,天黑就归夜。

切番薯斩番薯叶

归夜来又要担一担番薯去河里洗净,洗净归来又要切,切好才吃晚饭。吃完晚饭又要斩藤,过去冇剪藤刀的,要用手斩的。过去又冇灯,要烧松烛。一把松烛十二根,要用米去换。斩藤时,一夜要烧掉三把松烛,比例,这里是案板,这些是藤叶,松烛就插在藤叶里,结果人和屋全部都是黑的。斩藤要斩到十一点钟才有休息,明早天一亮马上又要起床。起床去背那些围(晒席),把那十几条围(晒席)背出去,摆好,晒那些要晒的番薯和番薯叶,又要担到山坡上去撒番薯片。冇闲的,一直都冇闲的。晒好番薯和番薯叶,又要出门去放牛,还要割草皮,割归来铺牛栏。

给块猪肉皮给你吃

过去地主家里,就是很多钱的,平时也冇什么,就是有蕃薯片饭吃,菜呢,有豆鼓,豆腐乳,咸解,咸鱼,这就喊地主家了,这样他家里就算很有的了。猪肉呢,就我爹(养父的父亲)两公婆,作为一家之主,一个街期(逢尾数1、4、7为赶集日),也就买一斤猪肉,一斤腌菜,放一起剁,剁了用钵皮(盘)搞好,肉皮和骨头放到钵(盘)的侧边一起蒸,这要吃够一个街期(三天)。我们是冇吃的,他说我朝朝(每天清早)要出街去买猪肉,就把块猪皮你吃吧。我朝朝(每天清早)走路去买猪肉辛苦了,把块猪肉皮把你吃。现在狗都不要猪皮吃,我们当时有块猪皮吃就很有味道的了。

原先一个月才吃一两次猪肉,冇经常有猪肉吃的。冇猪肉吃的,就是青菜老麦。有钱的就搞点咸鱼,有咸鱼吃了,咸鱼吃清饭。你屋下(家里)是大粮户,才有咸鱼清饭吃。原先穷人家,过年了,才搞两斤猪肉,再穷也搞两斤猪肉,磨两升黄豆豆腐,就可以有豆腐馅吃了。以前有的人,就是大粮户地主,也不是三餐有肉吃的,也是防人防客的,杀了两个鸡,有人来就斩点吃,冇人来自己也冇吃。

十七岁娶老婆

十七岁那时候就娶老婆了。那时那个做介绍的,背小孩来卖的,我爹(养父的父亲)就找他做媒人,问他阿冇(能不能)给我找个女的。媒人说你的孩子多大了。我爹说十六七岁了。媒人说叫他来给我看下。哦,一看,可以,结果那时候就娶老婆了。

报名参加红军(解放军)

1948年,我想着在屋下(家里)好苦,又听说红军(解放军)来了,到彭寨街了,哪里可以参加红军。按照青年那时来讲,我也算有抱负的了。所以,当我打听到红军真到彭寨街了,我又去问到在哪里,他们说在狗宝的剃头店里,要去那里报名。结果我就找到另外一个人,和阿飘古两个人去。他也是放牛的,他是人家请来放牛的,我是买来的。他是虾里仔(抗战时,从潮州等地走难过来的人,男的被叫虾里仔,女的被叫虾里货),最后也变成人家的仔了,名义上是说请的,实际上是被人家捡到的。

那天,我和他两个人一起放牛,我说,屌他的,这样好了,这里这么苦,不如去参加红军算了。他说去就去吧。后来两个人就一起光光股股(偷偷摸摸)地去了。那天是中午,放牛归去,圈好牛就出街去了。我们走到狗宝店里,问参加红军是不是这里报名。那个佐凡羽说,是,你是不是准备参加。我说是呀。他说你们多少个人。我说我们两个人。他说这样的,你们参加了就不准归的。我说冇问题。他说参加了就要像像样样的,不要参加了又要归去,冇把你们归的。后来就这样,他说你们参加就参加吧。

报了名当晚就去曾献达屋下(家里)。那时我和黄群曾创一伙人,他妈的,我一安排就被安到老隆去了。那时就是编队,他妈的,编到郑仔队去了。哎呀,那时好受苦呀,他妈的。那时打游击好受苦。一直到49年才归,49年七月才归来。那时解放了,49年4月彭寨街就解放了。49年就解放,49年前还是国民党管的,49年以前才是共产党管。我48年去参加革命,参加游击队,我那时候就搞地下工作,游击队,是这样的。

当兵归来还是红人

当兵归来,为什么归呢,就我那个阿爹(养父的父亲)死了,死了才归的。归来以后,就不曾(没有)到回部队去,结果就在屋下(家里)了。当时还不曾(没有)评阶级,我作为当兵的归来,还是个红人,我还去组织农会和青年会。一个青年交五斤谷,成立一个青年会,我还当会长,领导那些青年。那些农民也成立了一个农会,我也是做会长。

八字运动成地主

49年解放后,就清匪清霸,“地主”、“富农”、“反革命”,就要清出来了。那时有一个“八字运动”,喊作“退押”、“退息”、“清匪”、“反霸”。那时是年年运动,月月运动,好多运动的。后来就“划阶级”了,划定阶级路线。一划呢,我屋下(家里)就被划成了地主,我就要退出农会和青年会了。

社会形势逼到我们脱离(离婚)

划成地主后,我老婆就跟我脱离(离婚)了。我老婆出身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是贫农,本来我们是不会脱离的,是那个社会形势逼的,完全是社会形势逼到我们脱离的。比如,我和你感情再好,哦,你是地主,冇办法,我就被逼到要和你脱离,自己冇办法,逼上梁山。

(二)

采访时间:2012年3月10、11日
采访地点:黄羽祥家中

采访笔记:

黄羽祥老人讲述自己经历“八字运动”被划为地主后,又接着向我讲了家里被没收财产,全家人被赶到我们村里来的事情。我问他为什么被赶来我们村里,而不是去其他村子。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说当时有个土改队,是他们负责这个事。事后,我从村子的其他老人口中得知,当时我们村子除了一个富农一个中农外,全是贫下雇农,是一个非常适合改造地主的村子。


采访正文:

被赶到寨下来分田

52年冬、53年土改,像我们的财产全部没收,没收五大财产,“耕牛”、“农具”、“土地”、“房屋”、“多余的粮食”,这就是五大财产了,全部没收,什么都没收,我们什么都冇的了,就是扫地出门。我们一家人被赶到寨下来住,我们的田也在寨下分,在寨下分田。寨下的田,最不好的就分给我们,我们就分最不好的,贫下中农分了多余的就给我们,我们只能分最不好的。当时分上田、中田、下田,我们也有上田,中田也有中田,下田也有下田。他们的中田就相当于我们的上田,贫下农的下田就相当于我们的中田,就这样。我们真正分上田是分不到的,真正的中田也分不到,最不好的就给我们。我们的田被分到老鬼坑和蟑螂坑去了,分到最远最冇人要的地方去。

当时被赶上寨下来,分田分最不好的,屋子也是配了两间过去冇人住的,烂屋子,就配两间烂屋给你住。

“耕牛”“农具”样样冇

自己什么都冇,“耕牛”“农具”样样都冇。他妈的,屋下(家里)这么多人,吃都还冇吃。街街(每个赶集日)来讲呢,又要去铁长坑捡石灰,捡了石灰担到和平城去卖,卖了钱再买蕃薯片归来。买归蕃薯片才有吃,如果今晚上了城还没有下来,今晚就冇蕃薯片做晚饭,就冇吃的了,一定要等我买归番薯片才有吃,要等我上城买归那些番薯片来。最艰苦就那段时候了,你样样都冇,“耕牛”“农具”什么都冇,家里要吃又冇得吃。去借头牛吧,借了牛又冇犁,借到犁又冇耙。你样样都要借的,借牛又要借犁,借犁又要借耙。借到牛和犁用了冇一下又要送归给人家,你不敢用太久,怕给人家用坏了,用坏了又冇钱赔,那牛要很多钱的。唉,屌他妈的,很艰难呀。后来借牛借不到,就借座耙来,用扁担穿过去,两个人拖,人作牛用,去拖那座耙。一个人扶耙,两个人拖耙,一条扁担穿过去,担着走,人像牛一样去犁田。屌几的,很艰难,那时候。借耙不到的话,就去锄,拿锄头去锄田,锄到田来种。

接谷钱

那些田割的禾又冇,又还要交公粮,搞到一担多谷,吃完就冇了,就要去接谷钱了。比例现在割冬禾(第二季水稻),才搞到一担多谷吃,吃完就冇了,到过年了还冇米。冇米就这样了,哦,你有钱,你养有猪妈仔,卖了有钱,或者你做生意有钱,我接你两担谷钱来。我们那时16吊钱100斤谷,给人家接,12吊钱也接过,16吊钱也接过。哦,我接了你100斤谷钱,到割禾了,我就给你100斤谷。那时来讲呢,你粜(tiào,卖粮食)多少钱都好,他就认我100斤谷,我之前拿了他16吊钱,他现在就认我100斤谷。粜30吊钱你也要给他100斤谷。又还借过这样的,你借100斤谷给我,我碾米的糠要给回你,米归我,以后要还就还100斤谷给他。借了他的谷,糠又要给回他。就算我碾了50斤米,我也要认100斤谷,以后也要还他100斤谷。两头空,那时变成。有时借的谷瘪过多,一碾就变成了粉,变成糠也这么多,米也这么多。那时候,好的谷子也才有七成碾的。唉,他妈的。那时候也冇变,喝咸水也要喝,很艰难。

小孩多好困难

要养活一个家庭,小孩多的很困难。你耕田,小孩多,劳动力就少,耕的禾又冇,小孩又能吃,割到一滴谷,一交公粮,吃一个多月就冇了。那时穷人家都这样,我们这里大部分是穷人家,有粮吃的很少,穷的都冇吃。我们楼肚里有几十家人,如果有十家人够粮食吃的,那就算不错了,那十家人,日子还算过得去。剩下的二十家人就肯定不够,就要去借,要去籴(dí,买米)米,那时就这样。

统销粮不是见人就有

又后来呢,政府搞统销,屌几的,要好穷好穷的,才把几十斤统销粮给你去籴,这就叫统销粮。统销粮来讲呢,不是人人有的,要那些好穷好穷的才有,排队也不一定能轮到你,还不知谁会有,不是见人就有的。

扛轿,三日才5吊(块)钱

扛轿,那时候,扛轿上江西,江西又扛下来,三日人工才扛到5吊(块)钱。当时阿延公他爸在江西病了,那时不是像现在有车搭的,冇车的,他又走不了,就要请人扛下来了。扛下来呢,就用一张斑子椅,盖上一张毯子,挡太阳挡雨,里面就是一张斑子椅。我们两个人扛,我和华昌他叔(爸),我和他两个人就扛,他(病人)就坐在轿里,不用走路。从江西扛下来,来回三天时间,才扛到5吊(块)钱。

犁田,5角钱一日

公社化之前就还不曾(没有)合队,那时候是分田到户,分田到个人。如果你屋下(家里)有田,又冇人犁,就请人家犁了。他娘的,给人家犁田,5角钱一日,一日才5角钱。我那时给人家犁田、打工、担石灰、卖缸,什么都做,除了这些你也冇什么做,就是靠给人家做活挣工钱,那时候硬打硬就是靠这样过活的。后来才合队,就是几十家合起来,比如我们塘头里,就合为一家,合成一个队,就一起集体耕了。

砻到谷随便筛下就吃

那时冇碾米机,要去砻谷(将稻谷脱壳去皮的工具叫砻)。砻了又要踏,踏米(把谷放在凹型石器里,拿木棍用脚踩,把壳剥开)。砻到冇多少,随便用畚箕装几升去筛一下,糙糙的就吃了。阿没(你以为)像现在有这么白的米吃,以前冇的,砻到随便筛下就吃。

一个蛋放一勺盐

那时冇菜,蒸鸡蛋,一个蛋放一勺子盐,蒸了一家人吃,相当于吃盐一样,这样才够吃。

吃油渣盐

那时候的油渣(肥肉炸油剩下的渣)来讲呢,要很多盐去蒸,蒸成油渣盐来吃,用油渣盐来吃饭。那个蒸油渣的碗大家都争着把饭倒进去,拌着饭来吃。

(三)

采访时间:2012年3月29日
采访地点:黄羽祥家中

采访笔记:

正式采访黄羽祥老人关于饥饿的问题,是在2012年3月29日晚上。在之前,我已经采访过他关于解放前的生活、划阶级斗地主、土改、文革、文革后的事情,饥饿也有问到过,但他讲得不多,更多是在讲文革的事情。那天晚上采访他时,我只问了一句:你跟我讲讲那几年没吃的事,还有为什么没吃,饿死多少人?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时间里,一直都是他在说,我没有出过声。当他讲到父亲饿死时,痛苦的经历实在使他无法再继续回忆下去,我才结束了这次采访。


采访正文

个人家里不准出火烟

真正冇吃饿死人的那段时间,最先就吃食堂。食堂合起来那时,就有清饭吃,大家搏命吃。合起来后呢,吃了冇一下就冇了。冇了来讲呢,就集中,个人家里有粮的就集中,你屋下(家里)有粮的要集中,阿甲阿乙屋下(家里)有粮的也要集中,屋里不准出火烟,你有米也不准出火烟,要拿到食堂去吃。那时吃了一段时间又吃完了。吃完了冇米就吃番薯和番薯片,又吃完了呢,从外面调过来,我们是四联公社,就从贝墩、三多那些地方调过来,那里有粮,是大集中。

一日二两八米

后来食堂就按计划了,小孩,就有饭吃,大人就吃杂粮吃番薯片。吃来吃去呢,小孩也冇了。就那时来讲,二两八米一日,一日就二两八米,就二两八米那时候。二两八米怎么吃呢?哦,食堂里派人去煮,煮成粥水,鲜鲜的(粥稀得跟水一样),就用大水缸装起来。你们干活归来后,就拿碗盘去,一人就一勺或两勺,就用勺子舀给你,你五个人就舀五勺给你。勺了给你呢……就要不停地搅那个水缸,你不搅的话,饭粒就会沉底。以前的粥不像现在的粥,以前的粥看上去就是一些粥花,要有人去搅,不让那些粥渣沉底,要大家都有粥渣喝。屌他娘的,舀的都是一些水。二两八米要吃够一日,二两八米,屌他娘的,硬打硬舀到那点粥水来喝。

卖餐,吃野食

喝来喝去,二两八米也没了,这时就要去卖餐了。什么喊做卖餐呢?哦,你屋下(家里)明日和后日要卖餐了,今晚就搞了一点粥水喝,明日后日就冇吃的了。冇吃呢,你自己想办法。想办法呢,就只能去搞一些野食了,吃“衫筝”(路边的野树)的也有、吃田里的“学菜”、山里的“山将树叶”,摘了那些树叶磨碎搅拌后做饼吃,用树叶做饼吃。你有糠就做糠饼吃下,那时有糠饼吃就很好的了。糠饼还不得到来吃,要吃那些杂粮,吃“树叶”、“山将树叶”、“学菜”、“衫筝”,什么叶都搞到吃,闭着眼睛吞。

烂番薯

原先肥田的那些烂番薯,后来去捡归来,那些软的就用水洗净搞好,或者晒干来吃,就这样在锅里炒,放些盐。那时我们去买硬番薯,去平地买,那里有一个食堂,那个食堂有卖。把我屌的,用钱去买,买到又吃不得。我们原先跟那个保管出纳的人讲,说他们这里还有番薯片,阿冇(有没有)分两斤番薯片给我们吃,我们很久不曾(没有)吃的了。他说我们这里是按计划的,也冇什么粮,就还有一些杂粮,一些烂番薯,但你要去问我们高级社社长,社长同意了才能卖给你。他告诉我们怎么去找社长,我跟社长说我们很久冇吃了,走到这里都要跌倒了,阿冇(有没有)分两斤番薯片给我们吃。社长听了我们的情况后,觉得我们确实很可怜,就说是就是了,你们四个人(当时我和老屋下辛棍他爸章选、斗煌他爸、新围里阿楼嘛四个人)去买吧。他问你们要多少番薯片。我说一人称一斤给我们吧。他说屌你的,一人要一斤,我们还不知要做多久的计划给你们。我说我们饿的不行了,你就一人称一斤给我们吧。后来被我们求到了一人一斤番薯片,煮到一锅头,四个人也吃完了,喂猪一样,那时……哎呀,吃什么都冇这么好吃,四斤番薯片四个人,蒸了一锅头,搏命吃,那餐就跟吃大餐一样,过什么年都不如它。吃饱后,我们就向他买了,他喊到那个保管员,打开保管仓,一屋子的番薯长毛了,跟长了狗屎毛一样。他说就这些了,然后拿了铁耙来耙,那些番薯拿起来是硬的就下篓子。买归来后,那些烂的,搞干净就还吃得,那些硬过了头,苦到不得了,吃不得,钱又冇了,屌他娘的。

一人只能买一斤饭

后来就冇吃了,冇吃就这样,各人打各人的算,你去这里找,我去那里找,各自去找粮食,哪里都去。听说彭寨街有粥卖,又走去排队,拿个水斗过去,拿个桶过去。这里排队排到下门去了,大家都跟着,照排队,多少钱一碗粥,排到有就有,冇就冇。后来又还要米票饭票,冇米票饭票,排到队也冇吃。那时食堂供应,供应呢,我们又冇粮票,又要去找粮票,要去买高价粮票。那里卖饭的,一个人只能买一斤饭。何石海一个人就买了三份,他说他三个人,三个人就买三斤,买了三斤他一个人吃,这样才够吃,一份他不够吃呀。按计划吃饭,拿钱去买都要按计划吃饭,冇多给你。后来又听说哪里有豆腐饼卖、杂粮饼卖、糠饼卖,哪里都去听。哪里又有番薯片卖、烂番薯卖,哪里都跑去打听,反正有吃的就算了。哪里有豆皮干卖,又去买些豆皮来,反正能吃就算,见菜干能吃都买。山上的山将树叶都被摘光了,辣死人的,那些山将树叶,摘了晒干,晒干就在锅里炒,炒到肥肥的,青青的,就这样吃了。哪里呀,敢蛮吃,闭着眼吃,肚子饿,冇吃呀。

冇吃又要干活

他妈的,像我们这一代人那时候呀,生产队里又集体,去做又冇吃,又苦又冇吃,哪像现在的人这么闲。他妈的,我们那时候一天亮,就要出门,去种树豆(御豆),种麦豆(兰豆),种麦子,归来吃早(饭)时,又要带一担藤叶归。归来吃了饭,又要出门,归来时又要锄一担番薯归。归来傍晚时,又要出河把番薯洗净,吃了晚饭又要切,一直到鸡啼。他妈的,要切番薯片,又要斩藤,用刀斩,那时冇剪子,现在才有番薯叶剪刀剪,我们那时用刀在地上斩,用一块案板,就这样斩,斩藤。斩好那些藤,就睡觉,睡了没一下,又差不多天亮了,又要去担那些藤去晒,担番薯叶去晒,担那些番薯去山坡上晒。晒好归来吃了饭又要出门。出了门来讲呢,要归午了,又还要去锄一列地先,或者去割一担藤归来。归夜时又要去收番薯片,这里又要切番薯片,好苦呀,那时候。

脚肿丸

把我屌的,我们看着他死的,真的是看着他死,知得的,这个人给碗粥他吃,他就不会死的,但你冇那碗粥呀。他不是病的,他是饿的,就要有粥给他吃,冇粥给他吃就死了。那个脚肿得跟水牛桶一样,两个脚都肿了。为什么脚会肿呢?吃了那些树叶、那些杂粮、田里那些学菜,寒气太重,寒过了头,见什么都吃,脚就肿了。当时公社在公和凹成产一个蒸病房,那些脚肿的的来了,就吃在里面蒸,吃脚肿丸。脚肿丸是按计划给的,一个人多少个脚肿丸,要按计划来给,有计划才有吃,冇计划就冇。去的人要先检查,脚要大到一定程度才算发肿的,不然就不算。那时候我也去,我当时在石灰陶下做事,也走去买。他们说你的脚不肿。我说有好肿了。那些脚肿丸其实也没什么,就是用一些草炒好,放些糖搅一起,就这么大一个。我实际上就是想去吃饱一点,填填肚皮,去搞点吃的。当时候狗良成在公和凹吃了脚肿丸,回来的时候,他走到河背河边,过不得,就喊人把他背过去,背过去后即刻就死了。把我屌的,狗良成死了冇一下,阿来狗又死了,我当时还在观长头走回来,他又突然死了,冇一下。冇吃呀,奄奄一息,硬打硬饿到死,硬打硬饿到死,冇吃,硬打硬饿到死,我知得那些饿死的人很冤枉。

叶佐杏喝了两碗粥,他娘饿死了

那个叶佐杏,他娘去做事归来,归来就说去分粥了,叶佐杏就拿了两个大盘去装归来。去食堂里——那个食堂现在在塘头那里,那口井那里——那时他和他娘,还和他爸黄秀。他那时才十多岁,他端着粥就这样一边走一边喝,喝到屋下(家里)就喝完了,他娘就冇吃了。他娘那时饿的不行了,小孩子才十多岁端着粥喝就喝完了,把我屌,他娘就这样硬打硬饿死了。那些粥给那个儿子喝完了,如果有滴粥喝下去她就不会死的,你冇那口粥水呀,硬打硬饿死了。你喝完就冇的了,当时是按计划的,一勺就一勺,两勺就两勺,冇多的。

埋人归来又冇吃

那些年来讲,白天这里埋了耀镜,晚上又去狗宋屋下(家里)吃晚饭,又埋狗宋。把我屌的,在下树黄那时候,他们说立成死了,刚去埋完,他们又说东西放着先,大佛林又死了。哎,屌他娘的,大佛林又死了。当时我和阿勇去打舂,打舂来讲呢,他们又来说,快点打了,新屋队那个什么名又死了。屌他娘,哎呀,把我屌。狗良成死时,我还在石灰陶下,那时我一日还有二两多米的,被他们称走了。称走了呢,石灰陶下就停了膳,冇吃的了,你的米呢,被狗良成那里称去了,要去他那里吃饭。自己埋完狗良成后,先归来洗了个澡,然后再去他家喝粥,但去到时,粥都吃完了。他娘把我屌,计划就被他称走了,结果又冇吃。哎呀,好惨。那时埋人也埋厌了,哪里死了人,我都有名的,哪里一死人,我就有名的,把我屌,就有我的名。上河背阿锦头他爹(爷爷)死了,我都有份去埋,上河背我都有份,哪里我都有份。我作为地主受管制,就一定要去的。埋狗良成又要冇夜吃,过迟去,后来去到都被他们吃完了。哎呀,把我屌的,那时好惨,想一下那时,真的,把我屌。

被派去埋路边的陌生人

当时“密里塘”死了一个人,好像是龙川人,听说还是老师。民政拿出三十斤米和三十吊钱叫我们村的人去埋,村里的贫下中农冇人肯去,后来阿构士就想办法,叫四类分子去。所以他喊我们开会,民兵阿榄嘛来通知,说是“紧急通知”。去了之后,阿构士就说,“密里塘”死了一个人,民政就拨了三十斤米三十吊钱,本来打算让贫下中农去埋的,但现在冇人肯去,所以就让你们去埋,钱和米同样也给你们。自己想想,你就是冇钱冇米,只要说是命令,我们也会去,更不要说有钱有米了。去到的时候,还有法医来验伤,我看见这里割一刀,那里割一刀,大腿也割一刀。我给他穿好衣服,用两块烂席子卷起来。得周和暖权两个人不敢到前,汉初也不敢到前,就我一个人,到后来汉初才过来和我扛过去。打的那个舂,打到石头了。治保主任老介和和民兵阿榄嘛走过来一看,我说,你们看怎样办。老介说,你说怎样办。我说,打不进去,有石头,如果打过另外一个,现在又没办法打。他说,你有什么办法。我说,我有办法,这里挖深一点。然后我就搂着那个死人靠在那里,让他坐着,双脚刚刚好撑到下面。老介两个人一看,说,屌你妈的,你这个人真有办法。我说,可以了吗。他说,可以了,这样可以了。然后我又割了一捆草盖在上面,他们就走开,不敢到前来。就这样让那个死人坐着,后来就盖土了。归去之后又开会,阿构士说这样子,听讲任务就完成了,老介和阿榄嘛归去汇报了。现在这样,这三十斤米三十吊钱,黄羽祥得一半,你们三个人得一半。他们三个人说话,我们不要,全部给他,我们不敢拿,给多少都不敢拿,如果他不去根本就做不了,也就他才搞得好,我们什么都不要,全部给他。阿构士说,那就随你们了,不过,本来按计划你们三个人得一半,他一个人得一半,你们现在全部给他就最好了。我说这样好了,以后有这样的事就让我来。阿构士说,屌他的,这种事阿没(难道)经常有的吗,这次你是不知行什么狗屎运,本来钱和米是给贫下中农的,不是给你们这一帮人,后来要给你们这一帮人了,现在又变成给你一个人。我说,以后只要有就告诉我,让我来做,我把这事给包了,最好天天有一个,屌他的,这样我就大把吃的了。

我爷(爸)硬打硬饿死

我爷(爸)那天晚上放牛归夜,归来冇晚饭吃,那餐晚饭冇吃。他为什么冇晚饭吃呢?哦,比例,他今晚归夜来,你放牛,不曾(没有)看好牛,牛吃了人家的东西,听讲你又去挖人家的番薯种吃,就停了你的膳。本来我爷(爸)是有那勺粥吃的,现在停膳,冇吃了,作你犯了罪一样,所以他那份粥就冇吃了。冇吃也去睡了,睡到明早起来,我的弟弟志祥,现在阿财他爸,他说,哥,阿爷恐怕不行了,现在奄奄一息的了。我就过去看,当时碰到乌石下的党支书经过,我说,党支书,我爷要死了。他一看,就说,阿冇(有没有)粥呀,给他一点粥喝一下,你们领归阿冇(有没有)米。志祥说,那里还有一把米。有一把米来讲呢,就即刻在锅里煮了,放大火来煮。煮好喂下去,他又生了。生了呢,中午又冇吃,晚上又冇吃,冇米了,就那把米,冇了。那晚他就死了,硬打硬饿到死。

(四)

采访时间:2012年4月2日
采访地点:黄羽祥家中

采访笔记

“文革”内容黄羽祥讲的最多,从2011年11月2日第一次采访他,到2012年4月3日离家前的最后一次找他,他对“文革”的讲述始终没有断过,“文革”的伤痛是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里。我作为一个采访者,一个村里的85后年轻人,跌跌撞撞地“掉”进了历史的黑洞,倾听黄老一次次的讲述,力图透过他的嘴巴和眼睛去打通历史的通道。但这个通道不好打,这个洞不好挖,要推倒这道阻隔在现在和过去、真相和谎言的墙壁,可比拆除东西德的墙壁要困难许多。


采访正文

冇吃是小事,主要是政治上冇自由

我那时冇吃是小事,主要是政治冇自由,有个手在上面抓着你。不是冇吃,是那个自由,政治上不曾(没有)得到解决,政治上管制着你,一滴自由都冇。比如像现在,吃了晚饭你敢过家去吗?不敢的,不敢过家的,哪里都不敢去的。等一下差不多了,那些民兵就来喊开门了,来查夜,阿冇(有没有)生疏人来?我说冇。冇来讲呢,他们就走了,等我关了门,上床躺下冇一下,他们又来敲问了。一夜要来过个五六次,那时候真的是一日不得一日过。他妈的,一直都冇闲的,夜夜都要来查夜,夜夜都来,每次睡到半夜的时候,当民兵的阿榄嘛就来喊开门,问阿冇(有没有)生疏人来。夜夜搞到你冇闲,那时候。天气又冷,那个床位还不曾(没有)睡暖,他又来喊了。他妈的,那时候,好惨。

借的米又被拿走了

当时屋下(家里)冇米了,冇米煲粥给小孩吃,我就要偷偷地出去借。白天我不敢去的,白天出去被那些民兵知道了,被阿榄嘛知道了,他就骂你乱说乱动,横行夜走,骂你不请假就敢随便乱走,不经过批准你敢去哪里。他们白天一般不准你去哪里的,就要你埋头去干活,连上街都不让你去,有什么特殊情况要出去,就要申请批准,不批准不准出去,如果批准你出去了,就会限定时间给你,要你多长时间就得归来。晚上也不准你出入,如果被阿榄嘛见到了就打,骂你乱说乱动,勾勾结结。所以我只有晚上偷偷地出去借米,不能让他们知道。比如我问你这次赶集籴(买)到阿冇(有没有)米,借升米给我先。你说有。我说有的话我就今晚过去拿。当时我去下门阿锐公家里借到一升米,这个裤袋装一筒米,另一个裤袋也装一筒米,就装了两裤袋的米。我要拿米归来给阿旺和阿亭,给他们两个小孩煲粥吃,救两个小孩要紧,两个小孩要先救过来。大人就是随便弄滴蕃薯片什么吃的了,就这样。屌他娘的,我走到那里被阿榄嘛看到了,他说你去哪里来。我说我去借了一升米。他说把米拿出来。我冇办法,只好把米拿出来。屌他娘的,借到一升米又被他没收了。如果借米没有被抓到,在蒸饭时被抓到了,连你蒸好的饭都要被端走。他娘的。

医病赚的四吊钱被没收了

我那时会医病,医铁打,有一次我偷偷地去给人家医病,赚的四吊钱又被没收了,白搞一场。那次是去甘坑,还是晚上去的,晚上去晚上回。白天不敢去,要晚上偷偷地去,干完活归来天黑就去,去病人屋下(家里)吃饭,吃了饭就归。当时是行路去的,冇车什么的,硬打硬行路去行路归,归来都过半夜。到明朝(第二天早上)他又知道了,那个治安主任,老介。他说你昨晚去哪里了。我说我不曾(没有)去哪里。他说你还说不曾(没有),明明就横行夜走了,还说不曾(没有),又不曾(没有)请假。后来我说甘坑跌倒一个人,跌断了脚,他家里人来喊我,喊我去给他医。他说你怎么不曾(没有)请假。我说我是不曾(没有)请假,当时很夜了,他们又要我马上去,所以就不曾(没有)请假,但我去给他医完病立刻就回来了。他说你弄了多少钱?我说四吊钱。他说四吊钱拿出来。结果那四吊钱又被他没收了。后来又开会,开批斗会,他说我不守法,乱说乱动,去哪里不请假,横行夜走。屌他妈的,我晚上去给人家医病,他说我横行夜走。

缺一天就扣一天

我们四类分子一个月要做28天的工,做到冇28天的就要扣,缺一天就扣一天。你一个月要出勤28天,结果你才做到22天,还差6天,那6天怎样呢,要减去,用你做的22天减去6天,就还剩下16天。做了22天,减去一个6天,就还只有16天。做到冇就算了,还要倒扣你的,缺一天扣一天。大队那边又要我去做义务工,一个月做10天的义务工,做义务工就冇报酬的,白白做的。大队会派些事给你做,哪里的路要去开,哪里的路要去修你就要去做了。大队本身就去了10天,只剩下20天时间了,公社又要我做够28天,就算我一个月做足了30天,大队的10天义务工做了,公社的20天也做满了,那剩下的8天也还要扣。你做了20天,减去一个8天,就只剩下12天了。

按成分评工分

那时候评工分由生产队队长说了算,他评工分不是真正按劳动来评的,如果你的成分不好,你再努力也冇10分给你。我们的工分完全由他们说了算,他们说多少都可以。明打明我就可以得10分的,但他们说你得8分,那你就得8分。明打明他是不值10分的,但他们说他得10分,那他就得10分了。我们工分是最低的,其他人闲来闲去,但工分都比我们高。开社员会我们是冇听的,我们要另外开会的。

他们真不怕饿死你

那时是按劳取酬的,就是按劳动日分粮,一个劳动日一天,分半斤谷,或者一斤谷,就这样。我屋下(家里)四个人,分了800斤谷,再扣去一个400斤,算是抵超支数。他们说如果屋下(家里)超支,又冇钱称粮,生产队就要把你的粮扣起来。所以当时就被扣了400斤谷,只剩下400斤给你。400斤谷子里又被他们分赃分了一个200斤,就只剩下200斤。哎呀,那时候,他们真不怕饿死你的,他妈的。

三天汇报一次

我那时冇自由的,三天就要汇报一次。怎样汇报呢?比如前天我割禾了,昨天我去割草皮,今天就放牛,我要把每天做的事情写下来,还要找人签字证明。你说你割禾了,谁见你,阿甲阿乙,谁见你?我要拿个本子去找那个人,让他签字证明。如果冇人签字,就算你不曾(没有)劳动,要有人证明。那个治保主任要检查的,你把本子拿给他,要他签了字,盖了章,才承认你做了工,不曾(没有)去哪里偷懒。有一次我在梅塘老鬼坑犁田,那时很冷,冇人出门,就我一个人在那里犁田。后来归去汇报时,治保主任说你在梅塘犁田有谁见。我说我们村里冇人出门,冇人见我在梅塘犁田,只有一个禾笔尖的人,喊作佛正,他在那里,就他看见我了。他说那你要去禾笔尖找他,叫他写证明。屌他娘的,我又要特地去禾笔尖,走路过去,禾笔尖在粮溪那边,那时还不曾(没有)修公路,要走山路去,要走很久。找到那个人后,我说我今天在梅塘犁田,你帮我证明一下。他说怎么这么麻烦。我说我们的治保主任喊我来找你,叫你签字证明我今天在梅塘犁田了。他说可以。他写了证明后,我又归来重新汇报过,这样才准通过。

逼你承认是反革命

特别文化革命那时候,文化革命那段时间最难搞,日夜都斗的,轮班斗,上半夜你们去睡,让这班人来斗,你们那班人什么钟点起来了,就让这班人去睡,由他们来斗。我们被斗的就冇睡的了,就这样的,硬打硬这样斗。他妈的,我不是叛徒,他们说你是叛徒,他妈的,逼你默认。那时他们又说你参加反革命,公安特别员朱前进说你参加了反革命。他说我参加了王恒芳的反革命,我又不曾(没有),冇那回事,逼我默认。后来我问准不准默认,他说不准,不准默认,共产党的政策不准默认。不准默认,我又不曾(没有),你又说是,又要我认,不认也被逼到认了。他妈的,他们逼我签字按手指印。不承认就打,阿榄嘛那些民兵打。后来我说算我承认了。他们说承认就签字按手指印。我说这样子,我在这里承认,但出去公社就不承认。他们说为什么。我说这里是逼供性的,逼到我承认,如果公社也是逼供性,跟你们的手段一样,我就冇话讲了。朱前进听了,把驳壳枪从身上拨出来,往桌子上狠狠一拍。他们就这样来吓你逼你。后来他们整来整去整不出什么来,就说你归去好好想清楚,然后就把我放了,主要是放我归生产队干活。

被绑了游村

红卫兵那时出动,绑了我游街,游村。这样绑着,这个手绑到后面去,另一个手就绑到肩上去,然后绳子一抽,就这样绑着去游村了。从“河背”游到“缸陶下”,再到“社全”,然后是“乌石下”、“老屋下”、“大岭下”、“上坝”,再一直游到学校球场,就在球场里批斗,跪下来,放些沙子在你膝盖下面,就这样跪着被批斗。当时我和马牛被绑到学校广场上,石羽嘛撑着一条棍子走过来,棍子上有一个铁块,他本来是打马牛的,因为马牛以前搬过他家的锅,他受过马牛的气。所以他走到前面,一棍子打过来,说:“我屌你娘的,马牛,我受你的气呀!”但石羽嘛眼睛不好,结果一打打到我头上了。治保主任阿构士看见了,就阻止他说,你打错了,这个不是马牛。当时被他打得头都出血了。后来做民兵的阿榄嘛就把我带回大队关起来,他们当时还不知我头出血了,那血流一脸的。

一开群众大会就要被斗

每次开群众大会的前一夜就会广播通告,这时我们就要提前作好准备了,因为第二天一早那些民兵就会来,阿榄嘛就会背着枪拿着绳索过来。自己呢,一定要在前一夜做好准备,剪了一些烂棉被,这样搞好,绑到膝盖上,再裤子放下去。因为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我们四类分子是要跪的,我们跪在台上,地上放有粗泥沙,要跪到上面去,下面就是群众。这些会一般是从早上8点钟开始,一直到12点钟才散会。两个手被这样反绑着,要跪四个钟头。跪着的时候不准抬头面向群众,如果抬起来的话,民兵就一枪头打过来,硬打硬要你低头伏地。只要一开群众大会就要绑着我们去斗,如果一个月有十次群众大会开,你就要被斗十次,反正一搞什么运动,不绑着我们去斗,那个运动是搞不起来的,一定要绑着我们去斗。

买了头猪杀差点被斗死

当时我和阿周、耕财、李震四个人,因为买了一头猪来杀,我差点被斗死了。在过去的集体里,个人是不准杀猪的,要公家大队集体杀。当时我们四个人偷偷去粮溪大路下买了头猪,扛到梅塘新联庙,在那个药厂那里杀。买来时是一百三多斤重,宰了后才六十多斤重,里面的粥都有六七十斤,倒了满满的一桶。那头猪四个人分,天黑了我们就拿着回家,但第二天一早就被知道了,不知是谁去报了。他们说我们偷宰生猪。屌他娘的,我们用钱买的,他们说我们是偷宰生猪。猪肉被没收就算了,又抓到我来斗,日夜都斗,差点被斗死了。先是大队斗了我四天四夜,然后又开群众大会来斗我,晚上民兵又来斗我,说:“贫下中农都不敢偷宰生猪,你敢!”接着又在“茶厂”被斗了四天四夜,“石灰陶下”也斗了四天四夜,“学校广场”也被斗了几天,被抓回大队后,大队又继续斗。因为买一头猪宰了,差点被斗死了。阿榄嘛把我吊在“下河背”月林和海周的茅草间里,就这样绑着两个手,吊到横木上,这样一拖,两个脚不给你着地,逼你承认:你为什么偷宰那头猪。我说是大家约好的。他说谁先约的。我就说自己先约的,不敢说是李震约的,心想反正自己被认为是坏人,要斗就自己好了,死也我自己一个人死算了。屌他娘的,差点被他吊死了。后来放下来,那个南棍的老婆说:“是不是死了?”阿榄嘛说:“让他死。”南棍的老婆用勺子舀了一些冷水倒到我嘴巴里来,喝了几口我才醒过来。屌他娘的,那头猪是自己用钱买到的,又不是偷的,如果是偷的,你就是把我整死,我也没话说。我买的有名有姓,都跟他们说是向粮溪大路下一个叫做阿周的人买的,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了解。他们说谁都不敢,为什么你敢。我说过年了,想多弄点猪肉,肚子饿,食品站的猪肉冇肉证就买不了,有肉证也不一定能买到,因为要排队,排到又卖完了,就冇买了。他们就说我偷宰,两个手被他们吊起来,这个手被吊坏了,现在这个手都硬硬的,吊坏了,硬打硬吊坏了。

“刮风”,找我去顶数

当时有一个运动,叫作“刮风”,刮到彭寨石灰厂去。不单是我们“刮风”,那些公社书记也“刮风”,那些老师也“刮风”,刮到彭寨石灰厂去,就在那里斗私批修,在那里关着,在那里劳动。其他人问你是哪里“刮风”刮过来的。我说我是寨下。他说你被算作什么。我说我作地主。他说不是呀,”刮风”不是刮这些人的,这次刮全部是刮知识分子,我本身是在公社的,还有卢均章,邓达生,他们也是公社的,他们都在这里。后来他又问你来了这么多天了,为什么还不曾(没有)问过你话。我说我也不知道。他说你那里“刮风”刮了多少人来。我说就我一个人。他说其实你本身没什么,你就是来凑盘的。后来我才知道,村里怕上面来调查,担心寨下没有人被刮下去,就找我去顶数,冇狗就猫也好,冇猫什么都好,总要有一个人去顶台。无论搞哪个运动,我们都要去,拿我们去顶台,你冇人的了,就剩我们了。

挂牌子,作记号

黄土岭一开大会,我们这些”五类分子”就另外一堆,用石灰粉画一个圆圈,”五类分子”就站在圈子里面,不准出去。如果有人要去屙屎屙尿,就告诉民兵,民兵就拿着枪跟在后面。还要挂牌子,作记号,牌子上写着“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叛徒”、“特务”、“地主”、“富农”、“坏分子”,后面再写上某某名。我当时被写了 “地主”,后来又改成“叛徒”,因为我去参加过游击,几说我是“叛徒”,再后来又写成“地主”。反正他们写什么你就要戴什么,去到哪里你都要挂一块牌子,人家远远看过去就知道,哦,挂牌子的来了,那些就是坏家伙了,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子、右派。当时还有戴着“国民党产生余额”的牌子,意思就是说你以前在国民党那里做过事,做过坏事。当时取了很多名字的。

“五类分子”,年终评审一次

我们这些”五类分子”,每年年终都要被评审一次,表现好的,就摘帽,评到不好的就继续。比如反革命,反革命分为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就是你参加过国民党的,在国民党手里你做过工作的,就叫做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呢,比例你搞破坏,或者讲错了一句说话,说了句“打倒毛主席”,或写反动标语,哦,现行反革命,就是这样的。反革命也有被枪毙的、也有被管制的、也有劳改的,当关就关,当杀就杀。每到年终就要评审一次,评审”五类分子”,评到好的就摘帽,评到不好的就继续管制。

屋下(家里)人也要受苦

我被人家斗了,小孩也要给人家打,他们说这个是反革命地主仔。像我们国廷,那时他三四岁,我又被抓起来关着,他妈又要去茶厂做工。他就在厨房里锁着,在里面撒屎撒尿,用手抓得满脸都是。你不敢放出来呀,放出来其他小孩会打的,他们会说:“这是地主仔,反革命家属,打死他。”后来他妈去茶厂做事就背着去,让他在山上坐着,给些糠饼给他吃。他妈归来就要把他在房间锁起来,她还要弄东西送过给我吃,我当时被关在斗裕屋下(家里),斗裕家是富农,房子被没收给大队干部用。

国廷四五岁时,我又被关到上街去了,他很聪明,会来找我。他在大队那个猫洞里喊我:“叔,叔。”他会喊。我低头一看,是阿廷。我说:“怎么你走过来呀?和谁来的?”他说:“我一个人来的。”屌他娘的,当时那里有一座木桥,等下过桥如果被其他人推下河淹死了怎么办,屌他娘的。后来他过河时,我能听见,那些小孩轰轰响,大声喊:“地主仔,地主仔,打打打。”好在阿廷很聪明,跑得快。

我人命都没了好几条

国廷有一个哥哥,那时9岁,病了,我要进星丰抓药,我们这里的人不准,请假也不准,他们说你乱说乱动。后来没抓到药,就病死了,硬打硬不准你去抓药,就这样看着他病死。后来是国廷的弟弟也死了,当时我被抓起来关着,她就在屋下(家里)生小孩,结果冇人理,生出来又死了。还有一个女儿,生了没多久也死了,当时我不在屋下(家里),被关在茶厂,她也是在屋下(家里)生小孩,生出来冇人理又冇什么吃,又死了。还有一个孩子,当时她在社全捡番薯片,归来时走过一座木桥,跌到水潭里去了,当时她肚子里怀了一个小孩,回来没几天就生了,结果生出来又死了。我人命都没了好几条。

儿子受连累冇书读

后来国廷在后山读初三,毕业了要考高中,考取了第三名,但一直都没有通知书来,人家其他人都报名了,他的通知书还没到,后来去问,他们说:“冇了,他的名额冇了,被其他人读了。”硬打硬被我连累了,因为成份不好,考上都冇书都读,不然他也读了大学的,他很努力读书的,硬打硬就被我连累了。屌他娘的,他们就说你的历史不好,成份不好,根本不看你的成绩。

当年的”五类分子”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当时为什么死了那么多人,大部分人是经不起这些运动,枉死的,有被斗死的、吊死的、打死的、投河自杀的,全部都是这样的。以前一直那样斗,不少人都愿意把命给他们算了。我们这里和公和,一共有五六十人,现在呢,冇了,就只剩下我了。公社化饿也是你们这些人先饿死,得病也是你们先得病死,运动批斗又死了很多人。很多人都说我是硬骨头,好多人话我是硬骨头,那么多人都过不了那些运动,我却挺过来了。

78年后才承认你是好人

78年才给我平反,作恢复名誉,作冤假错案,作原先来是错的,这顶帽子你戴不着的,是错戴,现在恢复名誉,平反。我们原先政治上被管制,作我们是坏人,78年后才给你们平反,才承认你们是好人,才把自由给回你们。当时平反就补了400吊钱,但补的钱我们又没有拿到,不知被他们哪个人贪了。名义就说平反补钱了,实际上自己什么都冇。为了那400吊钱,我去找大队干部,他们说不曾(没有)补到。我说上面都说补到钱了,你们又说不曾(没有)。后来我就找那张条子,我说这样,不曾(没有)补到钱的话,你们把那张条子给回我,我要我那张盖了章的条子。那个章是国廷去盖的,当时我上了城,不在屋下(家里),下来后他说治保主任介叔公来了,他说这是上面平反补的400吊钱,要用你的章来盖。国廷就拿章给他盖了。我后来去找,一直找,找大队,大队的人讲,他们一个推一个,都说冇。冇呢,我就说我不要钱了,我要那张书纸,我盖了章的那张书纸你给回我,取消它算了。他们拿不出那张条子,实际就是被他们贪了。

有份受苦,冇份享福

后来安排工作时,他们说你本身冇单位,当兵归来又冇复员证,安排不了工作。我当时不是复员归的,是阿爹(爷爷)死了才归的,所以就冇复员证。谁知我去落实政策,找他们安排工作时,他们你冇单位安排,你本身冇单位,又冇复员证,冇地方可以安排。后来我又要求他们把我两个儿子安排出去,他们也说安排不了,除非你本身有单位,作为你退休,就可以安排你两个儿子。哎呀,受苦有份,屌他娘的,享福又冇份,屌他娘的,我们那时候打游击多受苦呀。后来连评五老我都不曾(没有)评到。我的证明人是十足的证明人,叶敬勒、叶敬修、叶惯,这些人是摁过印签过字的,证明我是老革命,证实我是老革命。屌他娘的,很不值。

如果身份调转过来,我也会那样

对以前的民兵,我现在也冇什么看法,有什么看法又怎样,都过去这么久的事情了。我的想法就这样,君子人不念旧事了,不管以前过去的事情,不去计较什么,也计较不了,不可能当时被他们打了,现在被你打归,被他们绑了,现在被你绑归,被他们斗了,现在把你斗归。冇这样的,政策也不允许这样。以前搞错了,就不单是自己被搞错了,那时中央也同样搞错了,中央人马也被搞错了,也下水,也同样下水,邓小平那时不也是三起三落,何况自己。这样想想,也冇什么问题,也不奇怪了,都过去这么久的事情了,政治上解决了就算了。他们不是无缘无故来绑自己斗自己,他们是收到上面的命令。如果是我和你的私仇,他妈的,我剁刀都要跟你剁。我也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把他的身份给我,把我的身份给他,我也一样会去管制他。现在就冇人敢动自己了,动也不敢动,是吧,因为大家都一样了。那时就冇变的,叫做社会潮流就轮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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