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一楠：我的高考

1989-06-04 作者: 吴一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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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考

－－作者：吴一楠

吴一楠， 1970 年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工厂工人。 1978 级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学生。 1982 年到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工作。 1989 年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商学院商业分析系硕士。现任职于美国田纳西州孟非斯市一家医疗企业的数据中心。

恢复高考消息传来，我又喜又忧。喜的是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忧的是文化低，不一定抓得住这次机会。

我 1962 年上小学， 1966 年就停学了。 1970 年进工厂。 1973 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时，青工们轮流去厂里的铁路技校学习半年数理化，我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又没去成。以小学四年级的水平考大学，难啊。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住同一个楼的刘阿姨，在海淀区教师进修学院工作， 1980 年代出任北京四中校长。她送给我学院编写的政治、时事、历史和地理复习材料。这几科若无材料，复习范围就没边了。

教材有了，可一天工作下来很累，还要参加班组学习，团支部活动等，哪有时间复习高考啊？情急之下，歪点子想到了泡病假。

当时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我厂所属铁路医院为厂里重点车间送医上门，在我车间二楼（车间书记、主任、技术组、检验组、工业统计员、工资员等白领的办公区）开设了卫生室，毎天上午有一位医生来坐诊。林彪事件后，工人普遍懈怠，我们车间 600 多人，毎天都有四五十位去看病的。我估计，拿药的少，想开病假条的居多。

国营工厂，工龄 5 年之内病休扣工资的 40% ，之后递减，干满 8 年，病假可拿全薪。自 1962 年以后，企业中断了长级加薪的机制，因此盛行泡病号。病假背后的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家里有事，有的累了想歇两天，有人是安排的活不顺心或和班组长吵了嘴。我进厂前几年都是全勤，现在情势所迫，病假又拿全薪，也就出此下策。

去车间卫生室看病，像大医院一样，要先拿号，诊费 5 分钱。诊号靠后的工友，如果有把握得到病假条，就直接去卫生室等，没有把握的，则先换工作服去上班，号到了再去看病－－要知道，毎天换上油渍汗湿的工装，那是极不情愿，要下很大决心的。卫生室里，座位不多，工友们都拥在诊桌边正在就诊者的身后，等待看病，乌乌泱泱，挤成一圈。轮到女工看病，很不方便。

有一女厂医马力，年纪三十望四，漂亮泼辣，遇此情况就大声吆喝：女同志敞胸露怀的，你们站这么近干吗？都出去！男工们不好意思地向后闪，不多时又渐渐凑近诊桌。我猜工友们都拥在诊桌前，是想给医生造成压力，让问诊过程速战速决，大夫会轻易答应开病假条的要求。

医生在这种人多眼杂的环境中也是炼出来了。看病就像庞统庞士元署理耒阳县，耳内听词，口中发落，手中批判 , 霎时就开好药方和假条，一上午竟能开发四五十人。

我当年 20 出头，能有什么病啊，看病理由无非是感冒发烧。听说发烧，医生拿出体温计：先试表。那知我等早有准备：拿到体温计，退到人群后面，用手指在体温表屁股上弹几下，水银柱就上去了。还有一招，诊前喝一杯滚烫的开水，试表也能提高体温。

一次我去看病，正赶上医生王一天。这位女大夫医风严谨，毎次最多只开一天病假，人送外号 “ 王一天 ” 。谁知我下手重些，把温度计的温度弹得过高。王大夫看了一下，就让我坐在诊桌前，重新试表。这次体温还不足 36 度。

王大夫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她当然懂得，我辈看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医者仁心，她并不说破，仍给我开了一天假。其实这么一折腾，看完病半天时间已经过去了。

总不能毎次看病都是发烧吧。前不久放映的彩色故事片 “ 春苗 ” ，其中一句 “ 病人腰疼，医生头疼 ” 点拨了我。翻砂工经常蹲着抬起沉重的砂箱，很容易伤到腰。我的腰倒是没什么问题。这次看病，医生是赵茶炉。他原是铁路医院烧锅炉的工友，后由红医工，提拔为医生。

到底都是工人阶级，一个战壕的战友，赵茶炉二话不说，就给了我三天假。几次之后，赵大夫让我去铁路医院。医院的 X 光造影查不出问题。因为这个病全凭主诉，所以屡屡得逞。总的算来，我看病是胜多败少，三七开，七成机会能得到病假条。

话说 1977 年 -1978 年之际，在华主席英明领导下，我国国民经济出现暂时困难。具体表现在我车间，就是车间外铁道旁料场里，化铁用的铁锭堆成的小山渐渐矮下去，后来几乎可以看到地面黄土了，大炉供料成了问题。铝锭、铜锭和焦炭也将用罄。我暗自思衬：如能有几天停工待料，就不用去泡病假了。不料有高人焚起返魂香，数天后再去料场，铁锭又堆积山高了 ……

说时迟那时快，夏天到了，距高考只剩两个多月，复习进入冲刺阶段。我正准备全力作最后一搏，没成想这回真的 “ 狼来了 ” 。我的胳膊和大腿内侧突然起了一片片红疹子，奇痒难忍。抓挠后流出黄水，最后呈溃烂状，坐卧不宁，复习材料是一个字也读不进了。

这病卫生室看不了，我去了铁路医院外科。外科的贾须更医生，曾在美国留学，文革中虽被斗过几次，仍是一身专家范儿，气场强大。用了贾医生的药，几天后病势未减。随后贾大夫将我转院到北京铁路总院。

铁路总院的烧伤外科和皮肤科全国著名。几年前我们班组的姜德顺兄，端铁水包时不慎将铁水倒进自己的翻毛皮鞋内，整个脚三度烫伤。铁路医院处理不当，感染緑肠杆菌，已成坏血症（保护国家财产的女英雄向秀丽死于此症），就是总院抢救回来的。在北蜂窝铁路总院，医生开了一种本院自制的外敷药膏，用后也无起色。

没办法，只有求助老妈了。我的母亲当时是西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她找皮肤科老中医，开了汤药丸药外敷药，又是几周过去，仍然一筹莫展。我四肢又疼又痒，彻夜难眠，早上起来床单上是白花花的皮屑，由于吃的药里有安眠成分，白天也头重脚轻，简直生不如死。

一日，和工友去南口镇和平寺散心。寺为唐朝尉迟恭所建，上有太宗皇帝御书 “ 敕赐和平寺 ” 五字，是个幽静所在。在寺里为如来佛祖上了一柱香后，与和尚聊起当时的高考。

知道了我的基本情况，老师父开导我：你身体不好，只应顺守，不宜逆动，况且你名字中嵌有 “ 南口 ” 二字，就在这南口机车车辆厂成家立业吧。

和尚说得真准，此时我厂里师傅正张罗给我介绍对象呢。天道如何，吞恨者多。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呀。我谢过老师父，怆然而退。

第二天去铁路总院复诊。一个年轻大夫看的。他除了继续给敷药，还开了一种针剂 “ 百热定 ” （也名 “ 百尔定 ” ），要肌肉注射两周。这是一种强力退烧针，我曾用过。高烧不退时打一针，可退烧 24 小时，没听说过连打两星期的。医生说，我很可能是植物神经紊乱，此药可调节中枢神经。那就试试吧。

“ 百热定 ” 打到 12 天时，奇迹出现了！我的骚痒症状减轻，溃烂处开始结痂，再过一周，皮肤病基本平复了！根据医生后来解释加上我的理解，不发烧时连续注射 “ 百热定 ” ，改变了我的身体体质（不一定是 “ 变好 ” ，只是 “ 改变 ” ），如同电脑重置初始系统设置。神经系统机制因环境变化而改变，由此阻断了植物神经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