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可：父亲在“文革”中的那些事
父亲在“文革”中的那些事
－－作者：吴世可
1966 年 5 月的一天深夜，熟睡中的我突然被一阵人声、锣鼓声吵醒，原来是荥经中学的学生在庆祝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从此，全国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荥经中学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开始了破“四旧”，批判“封、资、修”运动。
我的父亲名叫吴澄清， 1955 年毕业于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后被分配到荥经县中学教书，教的是语文课，运动一开始说他教的是封、资、修的东西，又是语文教研组长，就被红卫兵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的帽子，打入了“牛棚”。从此离开了他心爱的讲台，也被红卫兵无数次的揪斗、批判。
有一天深夜，我和姐姐已经熟睡，突然被一阵砸门声和“造反有理”的语录歌声将我和姐姐吵醒。我家住的是两间屋的木板房，前边屋有一道木板门，后边屋也有一道木板门，这时，只见父亲连衣服也没有穿好快步从后门跑出去，随后前门被哗啦一声撞开了，涌进了许多戴红袖套的红卫兵学生，他们是来揪斗父亲的，见我父亲不在，就问我和姐姐“吴澄清到哪里去了？”我姐姐说：“不知道”。红卫兵就开始抄家，将一口有“青天白日”徽章的皮箱带衣服拿走了，（ 2 年后还来了皮箱，里面的上衣背上全都被人用毛笔写上了一个大大的“罪”字，根本不能穿了）还有许多书也被拿走了，连给 2 岁的小弟买的玩具木枪也拿走了，说是我们要拿枪来攻打无产阶级，折腾了好一阵子才离开，门已被砸坏不能关上，我和姐姐在惊吓中朦胧入睡。天亮时父亲才回到家里，姐姐问他到哪里去了，原来父亲躲到荥经中学的大礼堂里，被蚊子咬了一夜，根本没有睡觉。
荥经中学的墙上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和标语口号，被点名批判的有校长邓植才（走资派）、教导主任王瑞兰（走资派）、数学教师罗廉夫（历史反革命）、英语教师刘仁选（历史反革命）、物理教师刘成厚（地主分子）、还有胡克君老师、张宗诚老师（在运动中被整成精神病人）和我的父亲。那时我 12 岁，刚刚小学毕业，我看了批判我父亲的大字报，他的罪过是坚持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教给学生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还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具体事实是 1959 — 1961 年三年困难时期，人们没有饭吃，荥经县有很多人被饿死，但县上经常在学校里召开“三干会”，六、七岁的我就去拾捡开会的人吃饭时吐的骨头和扔在地上的烟头，骨头捡回洗净熬汤煮野菜吃，烟头捡回给父亲抽出烟丝卷烟抽，还有父亲买一个大南瓜吊在房梁上舍不得吃，要等到过年才吃，这些就是父亲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行。
有一天晚上，父亲拿出剃须刀和剪刀，叫我给他剃成光头。 12 岁的我根本不会剃头，父亲叫我先用剪刀剪去长发，然后用剃须刀剃头，我干得满头大汗，不时在父亲的头上刮出一道道的血口子，我看见冒出的血珠手直哆嗦，但父亲仍然叫我继续剃头，直到将头发剃干净为止。原来父亲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得知第二天将会在县大礼堂批斗他。第二天，我听人说在县大礼堂召开全县批斗大会，就赶去县大礼堂看，只见县大礼堂内挤满了人，台子上站着一排挂着黑牌的人，有地委书记秦长胜，县委书记乔长贤、严光荣等人，还有一些记不住名字的人，每个人的胸前都挂着一个白底黑字的牌子，上书姓名并被画上红叉，每个人的两旁各站一个造反派将被斗的人双手反背，背后一人抓着头发向后拉，我看见我父亲也在台上，被挂上了“牛鬼蛇神吴澄清”的黑牌，羞辱和悲愤的泪水溢出了我的眼眶，我没有继续看下去，连忙出了大礼堂回家。当天晚上，父亲回到家里还笑着对我说：幸好昨晚上我给他把头发剃掉了，今天造反派批斗他才没有被揪头发，就挨了几个耳光，还说他老奸巨猾，剃光了头发。
父亲被打入“牛棚”后不能教书，成天就是被造反派叫他写检查交代罪行。还有就是叫他在学校所有的墙上用红漆写上标语口号和毛主席语录。在墙壁上写字需搭上梯子、架子，且很不好写，一不小心摔下来，更可怕的是写错了字将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抓进监牢。我清楚记得当时县卫生防治站的曾祥瑞、龚尔章、罗兴祖三人就是因为书写标语口号写错了字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抓进了监狱。父亲很小心地书写标语和毛主席语录，他还发明了放幻灯的方式先将字写在一块玻璃上，然后用幻灯机投影在墙壁上，搭架或搭梯子先将字的轮廓描写下来，再用红漆填写，这样写出的字即工整、又好看。他写在墙壁上的毛主席诗词还真的与毛体字一样呢！后来，荥经在大桥头修建的毛主席像塔和小坪山修建的革命烈士纪念碑都请父亲去写的字。父亲的书法和画画都很好，我想也得益于这段时间的“苦役”吧！
1967 年 2 月的一天，我刚从 60 华里的天湖茶场回到荥经家里，一到家，发现门敞开着，父亲没有在家里，而零乱的东西撒满了一地，一种不祥之感袭上心头。果然，我刚想出门去问一下其它老师，这时马可明老师走过来对我说：“你爸爸是反革命，已经被公安局抓去了，你要与他划清界限”。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心想这下完了，本来是母亲叫我来找父亲要点生活费的，可是父亲被抓走了，我连在哪里吃饭都无着落了，在山上的母亲又不知道，这怎么办呢？我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我想不行，怎么也要到公安局去见一见父亲。我一出荥经中学大门，就见一群人，有带袖套的红卫兵，有工农兵司令部的人，还有公安局的人在到处抓人，家在学校门口住的游学昆老师，我亲眼见到四、五个人将他五花大绑，抓头发的、反手臂的，捆绳索的，就像捆牲畜一样将他按在地上捆起，然后将他拉起来在胸前挂上一块牌子，上书：现行反革命分子游学昆，就推攘着进了公安局。我想到父亲也可能与他一样遭捆绑，不禁不寒而栗。
到了县公安局门口，我本想进去找一下父亲，可门卫不让进去，只好作罢。第二天，父亲被放了回来，原来他们将父亲抓去，只是要他承认是造反派的后台，（真是可笑的逻辑，一个牛鬼蛇神居然还会成为造反派的后台）一同被抓去的还有罗廉夫老师，后来因父亲死不承认自己是造反派的后台，拘留所也一时人满为患，关不了那么多人，就放了回来。再后来，被抓进去的人还是都放了。直至运动后期才知道这次“二月镇反”是中央的几位老帅，如谭震林、叶剑英、贺龙、徐向前等人因反对造反派在全国夺权造成全国混乱而采取的行动，实际上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一次政治事件，当时被江青操纵的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二月逆流”。
转眼到了 1967 年 8 月份，造反派分成了“八 . 二六”派和“红卫兵成都部队”派（简称“红成”派），双方忙着闹派性斗争，也就对“牛鬼蛇神”放松了管制，父亲就和罗廉夫老师一道去成都告状，父亲将我也带上一道去。当时四川省委、省政府已经瘫痪，执掌政权的是造反派夺取政权后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会”，简称“省革筹”，主任是刘结挺、副主任张西挺。我们一到成都就住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今的电子科大），成都街道是一片红的海洋，街面上全都染成了红色或画上了“三忠于”的红心。父亲和罗老师到省革筹接待站一上访，人家说上访的人太多，排着队呢，要等几天，父亲和罗老师每天都要去接待站询问结果，大约在第五天上，终于接到了省革筹接待站的回函 , 只是要求荥经地方上妥善解决。罗廉夫老师和父亲一商量，决定继续上京告状，我不能再跟着去了，叫我一个人回荥经，还叫我带了一捆电讯工程学院造反派印刷的小报到荥经。当时的客车很少，每天就只有一班次，我在成都早上上车，下午擦黑才到雅安，在交通旅馆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又坐上雅安到荥经的班车才回到了家里。事后，妈妈和姐姐都说父亲好胆大啊，敢放我一个人回家。
父亲和罗廉夫老师上北京告状，坐火车硬座坐了三天两夜，脚都坐肿了才到北京，好不容易找到信访接待站，上访的人很多，根本轮不到接待他们，不知道要等多少天，父亲就一人先回家，在回家的路上还被小偷偷了钱包，弄得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结果还是在成都原陕西街小学的同事罗悟那里借了钱才回到家里。
1968 年，由于江青提出的“文攻武卫”口号，红成派和八、二六派搞起了武斗，且愈演愈烈，刚开始只听说成都、重庆打得凶，后来雅安也开始了武斗，小山子争夺战，两派争着占领制高点，用枪对射。荥经刚开始时是戴着藤帽、拿着钢钎武斗，不知什么时候，造反派抢了武警县中队的枪支，也开始了枪战，霎时，家家闭门闭户，不敢上街，五里山与尖峰顶两个制高点不时发生对射，耳边不时听到枪声和子弹飞过的呼啸声，叫人心惊胆颤。听说在攻打五里山的战斗中还打死了韩从亮。当时，妈妈在天湖茶场，姐姐在泗坪小学代课，父亲和罗廉夫老师一商量，就跑到泗坪去躲武斗了，家里只剩下我和三岁的弟弟，为了躲避五里山正面射来的子弹，我和弟弟躲到后面一排房子的鲜国华老师家去住，晚上听见子弹打在房背上瓦片碎裂的声音，很是害怕，没过两天，我带上弟弟也去新建乡天湖茶场躲武斗了。
1969 年全国开始复课闹革命，荥经中学也复课了，但父亲仍然没有课上，每天就是和邓植才、刘仁选、刘成厚、胡克君、张忠诚、罗廉夫几个牛鬼蛇神帮荥中伙食团洗菜，就在学校大厨房旁的水井边打井水上来，几个人围着大木盆将全校师生食用的蔬菜洗干净，供全校师生食用，或打扫全校的清洁卫生。父亲还说，这样也好，比上课清闲多了。
不知什么时候，学校又叫父亲上课了，但不教语文，叫他改教历史、美术课，他的“牛鬼蛇神”帽子也没作任何定论，不了了之。父亲又来劲了，仅管教的是历史、美术课，他也认真备课，精心施教。学校在太湖寺开门办学，他也吃住在太湖寺。再后来，他的慢支炎、肺心病加重，连说话都气喘，声音也小，他怕学生们听不到，就拿着喊话筒上课，我们都叫他别上课了。
父亲 1985 年退休， 2000 年 9 月 5 日因病医治无效死亡。终年 77 岁。
距“文革”结束都已经 39 年了，但“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却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在此，谨以此文悼念我的父亲。
2015 年 6 月 12 日于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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