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传忠：我在香港当警察

1989-06-04 作者: 吴传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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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香港当警察

－－作者：吴传忠口述张军勇整理

我们家原本是个小康之家

爷爷育有两儿两女，其中我伯父十来岁就去大连，在一个日本人家里看了将近二十年的孩子。在他快三十岁时，老板出资在七十六番地给他开了家单车铺。当时大连自行车很流行，所以他的生意一路都很红火。

父亲十一岁那年也去了大连，在铁路局做了三年侍应生后，就在伯父帮扶下，开了家小商店。母亲过日子是把好手，把父亲寄回来的钱全拿去买地，后来庄稼地里的活都是雇工来干。攒实了家底，她又张罗盖房子，新房子的窗全是玻璃的，这在当时的乡下很少见。

乡下人尽管朴实本分、勤苦勤劳的多，但也从来不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地痞二流子，谁家要是被他们盯上了，那就只有等着挨收拾的份儿，而最容易遭算计的就是那些没有男人撑家的。不幸的是，当年我们家就是这种情形，所以这种祸事最终也落到了我们头上。

那天刚落黑，母亲抱着我和我两个姐姐团坐在炕上正其乐融融的，忽然窗上有电把子（手电筒）的光影来回晃动。她放下我就冲出去，结果一夜未归。第二天早上一开门，人已吊在门上，气绝身亡。官府调查，凶手四人，都是村里有名的二流子；尸检结果，遍体鳞伤，硬生生给打死的。

那一年，母亲三十五岁，我三岁……

本该读书的年纪全给耽误了

父亲再婚后，好长时间也没走出母亲惨死的阴影，后来一度还抽上了大烟。从那开始，我们家就走了下坡路，所以直到十一周岁，我才进了村里小学念书，不过正赶上抗战，根本也读不到什么。

日本狗子投降后不久，八路军就进村入户做调查搞宣传，紧接着又成立了好多组织，甚至连我们小孩都被组织起来，叫儿童团。从那开始，五花八门的大会接连不断，可说是人人有组织、天天在会上。

当时也不知是因为我们家穷，还是我年纪偏大，学校叫我当儿童团团长，三天两头的不是带队到村里村外敲锣打鼓耍秧歌，就是在学校里分组排练编剧本。当“油饼队”监督浪费粮食的，也是我们的事，一到饭点，就得到各家各户去查。时不时地我们还要去慰劳军属，或者上山开荒。

书读不到还算轻的，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参加斗争会，老百姓土话叫“斗地主、分果实”。那个狠劲惨劲，不是亲身经历，是很难体会到的。其实我很同情那些被斗的人，至于分果实，虽然我们家穷得叮当响，但我从不认为那是我们该得的东西。再说那帮打人的，当年都是所谓进步的青年，可是后来八路军征兵征夫时，他们逃得比谁都快。

可能是因为受母亲惨死的影响，我一生不愿骂人也不忍心看人家受辱，更见不得打打杀杀的。但是那些斗争会，儿童团绝不能缺席，特别是我这做团长的，还得跟着大会的节奏带头喊口号助威。所以当时我就盼着能快点长大跑出去，后来我就去大连投奔了伯父。

人不走运，喘口气都塞牙

我原以为东北会好过我们威海，可以安安稳稳地在伯父的车铺里学门手艺，没想到愿望又落空了。

日本狗子投降后，伯父的家境大不如前，伯母又不愿做家务，所以我在那里烧饭洗衣样样都要干，想学手艺只能抽空去。当时在大连几乎到处都能见到苏联兵，而且日本狗子的房产和仓库，也都由他们看管，只要买瓶烧酒给他们就能进去，拿什么东西随你便。有一天我到街上捡煤核，不经意地抬头往前一瞥，只见四五个苏联兵把个女人往街边上一放，当街就强奸，地上那个血流的呀，当场就把我吓蒙了。

后来这种事随随便便就能碰上。当时日本女人最受罪，但是苏联兵哪分得清她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所以有多少中国女人也遭了难，恐怕没人能说清。当时大连也有中国警察，但不顶用。有个常来我们车铺修车的小头头，曾经掏枪制止苏联兵当街强奸，结果掉头就叫人家抓去了。当时收音机每天播报的消息也大多是关于国共内战的，一会是四平街接仗，一会又是别的什么地方打起来了。这么一路看下去、听下来，越来越害怕，所以待了一年多点，我就找个借口回老家了。

结果半夜两三点一进家门，就得知威海正在征兵征夫上战场，疃（村）里那些年轻的都在连夜争着往外逃，后来我只好继续去读书，但没想到回到学校他们又叫我做儿童团长。

1947 年国军进攻威海，解放军的指挥部就驻我们村，我又来了新任务，组织儿童团晚上轮流上前线去搞心理战。拿喇叭筒喊口号或者打锣鼓时，忙活完了你得赶紧躲一边去，因为哪儿有声音，子弹跟着就会打过来。

从女人的胯下冲出去

好在那场仗没打多久，来年开春国民党军队就撤走了，但因为打仗，紧跟着又来了场大饥荒。我就到城里南大桥一家车铺做工，每天除了修车还要打铁，还得给老板熬饭、推磨。结果就这么个营生也没能干长久，后来老板说私人买卖可能都要国营了，当时又听说东北好多工厂要招工，我就想再去闯闯。可是家里穷得出不起船费，父亲就去跟人家借了一升麦子给我拿去换钱。

没想到船票刚到手，就接到我大姐夫的家信，说他有个朋友近期将从青岛回香港，如果我想去香港，就到青岛去找他。当时我大姐夫在香港当警察，跟我感情很深，我就改主意要去香港。第二天去船行退票时，人家高低不退钱，直到我泪流满面，给他跪下了……

当时出门还得有通行证，结果我去南大桥村办手续时，管事的说我不是他们村的，之前能让我留在他们村干活就已经给脸了。见那个架势，我明白回我们村更办不了，因为都知道我大姐一家在香港，证开了万一人跑了谁负责？想来想去干脆我还不办了，闯吧！

1950 年 4 月底，我坐上车离开了老家。一到烟台，当兵的就上来了。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出门不需要通行证。“什么？你不需要？谁说的！”“国家说的！我是儿童团嘛！国家政策不是儿童团到哪儿都行嘛？你做检查的不知道？还跟我要通行证，你这是违背国家政策！”后来到沧口，又碰上查证的，也是这样混过去的。但是从青岛经济南走到衡阳转火车时，儿童团的身份就不灵了。就在那个天桥上，两个当兵的拿枪指着，拿不出通行证的话，说什么也不放行。好在周围的人太多了，他们根本就守不住，等到火车鸣笛响到第二声时，我逮住机会嗖的一下就蹿了上去。

到了广州查得更严，所有人按性别分成男女两队，挨个被搜身，端量了一会儿我就找到了办法。北方来的那些女人都缠脚，所以连脚趾头都得挨个检查，我就把包袱往头上一套，混进女人队，等排在前面的女人脱掉鞋袜抬高腿脚接受检查时，我就从那个女人的胯底下嗖的一下钻出去，撒腿就跑。

吴传忠肖像照。 20 世纪 50 年代初摄于香港。

第一批威海卫警察接受检阅。 1923 年摄于威海大操场。

1936 年 12 月 28 日，威海卫警察同游人在维多利亚山顶缆车总站夏力道入口处合影。当年香港严禁警察着全套制服拍照，但在游客邀请下作为拍摄背景，则不在此例。

香港警察训练学校威海卫队第九届毕业典礼。摄于 1950 年 10 月 7 日。

香港岛冲锋队。 1961 年摄于中央警署。

三个月只花了三毛半零用钱

来香港不到一个礼拜，我就考进伟伦纱厂，三个月的养成工期满合格后，就转为长工，每个月正常的人工（收入）大约能有一百港币。当时香港满街都是失业的和没地方住的，我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就找到份工作，而且还有免费的单身宿舍，是相当幸运的。

不过那份工作也很累人，每天要站着干十二个钟头，而且里面的温度太高了，我们北方人很不习惯。纱厂那些领班大都是上海人，时间长了都喜欢我，看我干得辛苦，就要给我调个轻快活，但我没同意。因为我那份工作是论件的，总量计算，多劳多得，而且我之所以那么急着找工作，就是想赚钱帮父亲养家，所以当时玩命地干，连休班都不休。从到港后第五个月开始，我就隔月给老家寄一百块钱，直到父亲和继母去世为止。

在伟伦纱厂头三年还不错，后两年就不行了，动不动就赶上罢工。当时罢一次工，老板就裁一次人，但他们不是谁罢工就裁谁，而是人人有份一遭（一起）全裁。我就琢磨着另找出路，所以工余除了去夜校念英文，我还到启德机场那个航空学校，学习飞机和汽车修理。当时除了保证把帮家的钱按时足额寄回去，剩下的我几乎全花到自修上，生活上曾经三个月只花了三毛半零用钱。但是后来才发觉修飞机是个很高端的工作，必须有很硬的关系担保才行，至于修汽车，也看不到前景有多好。所以实在走投无路了，我才去考警察。

好差事轮不上威海卫警察

我是威海人，所以我投考的是威海卫警察。它的由来与英国人的统治思路有关。在香港英治时代，英国人认为外地人比本地人更可靠，所以在警政事务上长期推行华洋分治和非本地化政策，大量聘用印度人当警察，辅以部分本地的广东籍警察。印度民族主义和中国革命兴起后，英国人转而希望引进与广东没有任何联系但又懂中国文化的华人做警察，所以 1922 年香港海员大罢工之后，威海就被香港政府确定为新的警察来源地。

在香港，我们的管理自成一派，虽然俗称“山东差”“山东警察”或“鲁警”，但标准的官方番号是“威海卫警察”。 1949 年之后，因各种原因移居香港的威海人大多加入警队或其他纪律部队，此间又有大量非威海籍的山东人甚至河南、浙江、四川、天津、东北等外省人为生活所迫，冒用威海人的名义考入“威海卫警察”。至 20 世纪 60 年代香港警察来源实现本地化之后，“威海卫警察”作为香港独立警员门类的历史才告结束。

当年主要由我们威海卫警察担负的任务，头一个就是冲锋队。它成立于 1927 年，专责应付骚乱、紧急事故、严重罪案以及自然灾害，并负责押款、解犯和机动巡逻，是当年警队专打头阵的最精锐的部队。第二个是交通部，主责指挥交通、管理车辆停泊秩序和调查处理交通事故。当年香港没有交通指挥塔，指挥交通得站在马路上，山东人个大，往那儿一站，行人和车辆老远就能看见，而且日晒雨淋的还得能吃苦，这都是我们的长项。

二战之前，冲锋队与交通部是香港警队的两大骨干部门，全是我们山东人的天下。专责保障香港早期经济生命线的反海盗护航队，也全是我们的事。香港警察还有好多部门，比如刑事记录室、指模部以及验假钞的，起初大多也是山东人先进去干起来，以后扩充了，才叫本地广东警察加入。

除了这些，威海卫警察主要驻守山顶差馆（即警署），那个时代住在山顶区的全部是外国人。还有黄泥涌峡，也是有钱人住的地方。再有港督府、立法局、高等法院、邮政总局、汇丰银行以及各大水塘，也都交给我们去守卫。此外，我们还负责出租警察，比方说有钱的人家要大项解款，或者各国驻港领事府有大派对，还有香港大球场要举行大型赛事，都会租警察去维持秩序，这些也都是我们的事。

但是仔细琢磨一下，冲锋队、交通警，这两个都是在街上跑的，又危险又辛苦；驻守的那些差馆，比如山顶区，除了权贵们的住宅，就是岩石和树林，其他地方也多是不毛之地。跟人家广东警察比，我们没有半点油水可得，用我们老家话来讲，就是把我们送到石硼上去了。

最难的是 1967 年

1956 年 4 月毕业后，我先后驻守过大馆（即中央警署）、山顶差馆和港岛冲锋队， 1960 年初就升了警目。 1967 年驻守港岛冲锋队时，赶上了六七暴动，那是香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动乱，也是我几十年警察生涯中最为艰难的一年。

暴动的起因原本只是个普通的劳资纠纷，但那些左仔受大陆“文革”的影响，把它一路搞成一场全港性的大暴乱。我们冲锋队除了外出平暴，还得留下一队人马去保护港督府，人选的选拔与培训全由我负责。起初上面命令无论遇见什么情况都必须忍耐，绝对不准动武，所以去的时候只带藤牌不配武器。但那些左仔对警察言语侮辱不说，还又是口水又是痰地脚踢手掐，他们每次出岗回来，个个都气得跟个疯狗似的。怎么控制他们不还手？太难了。我只能每天去港督府之前给他们做技术辅导，回来后立即打发回宿舍休息，完了还得做心理疏导。

后来有情报说左派工会、学校和商号里，藏有好多攻击性武器。由于每次行动我们冲锋队都得打头阵，所以港岛区指挥官就派我到消防局去学烧焊，用来破门开路。学完这个，又派我到启德机场的香港飞行服务队，学习如何从直升机上降落到目标物上，比如屋顶或水箱上。

学成归来，再叫我挑人组成几个破门小组，专门针对北角中侨一带的侨冠大厦、新都城大厦等重点目标进行培训。去的时候先从赤柱军营乘直升机，去到以后我就做示范，教他们如何降落、破门入屋，以及如何辨认和躲过目标大厦里的触电装置。后来果然从里面搜出好多武器，在华丰国货还查出一个设备齐全的医院。中侨那地方全是王宽诚的，他曾经做过中华总商会会长，当年他去北京，毛泽东还请他吃过饭。

那个地方给铲了以后，暴动就越来越大，满街的土制炸弹，一说哪有炸弹了，不管真假我们都得去处理。香港岛发现的头一个炸弹在屈地街电车总站，第二个在皇都戏院。接到通知时，所有人员早就被派出去执行任务，只有我和主管留守办公室，所以我只能亲自出马，领着一个叫阿炳的杂工一块护着军火师去现场拆弹。当年那场炸弹袭击持续了好长时间。后来有天我刚下班就接到通知，说英皇道太古船坞有人偷运炸弹，赶到现场一看，满满的两竹箩子，有二百多枚，都是在太古船坞工人宿舍里制造的。那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宗偷运土制军火案。

当时有好多左仔被抓到大馆，由我们冲锋队一个帮办领一帮人看着，陆续解上中央法庭受审。那些左仔虽然被抓进去了，但还是意气风发，动不动就喊口号辱骂警察；到了法庭就骂法官，甚至脱下鞋子摔向法官，根据香港法律这都属于严重罪行。说实话，那个年代香港警队本来就有滥用暴力的问题，暴动期间警察也很反感那些动乱制造者，所以他们这一挑衅，警察更开打了，不但男警打，女警也照打不误。

当时这些冲突是免不了的，但是警察打骂犯人也为香港法律和警例所严格禁止。我做事从不越过法律授权的边界，所以后来港岛总警区指挥官当面授权我去监督那帮警察，严禁对犯人动粗。一听见这个我特别高兴，因为我最见不得打人流血。

去到以后，我先叫人打开监房，进去给左仔们讲道理，起初那个帮办还担心我进去可能出不来了，但我不怕。进门我就说，都到了这个地方你们还拿着红宝书，它保得了你吗？还喊什么万岁，毛主席他老人家看见你在这坐监了吗？上了法庭还不是该怎么判就怎么判！现在不是清兵时代啦，你前“兵”后“勇”地乱喊乱叫，谁能听见？咱中国人好汉不吃眼前亏，你现在进了狗笼子，有天大的本事都没用，你想革命不要紧，想报仇也可以，但最要紧的是先保住自己这条命嘛！我现在来监管警察不打你们，但你还要去挑衅他，到底谁吃亏？所以你最好乖乖地别吵，不要给警察找不痛快，先保住这条命少判几年再说。

当时我虽然只是个警目，但手里有“尚方宝剑”，所以那帮人包括帮办在内当面都挺克制的，不过背后还是照打不误。指挥官给我的指令是，发现谁打人就报告给他，但我不会那样做，因为一旦报上去把人家给罚了，我自己得罪人不说，再换一帮来可能打得更厉害，所以我只能两边做工作，尽量都安抚好。

之前传说全香港凡是跟大陆有关系的商家以及其他机构，每天必须派人参加抗议示威和罢工游行，我还不信，被派去防范警察滥用暴力后，才知道确有其事。当时里面关的好多是北方老乡，有河北河南的，也有威海和山东其他地方的，都跟大陆有生意往来。他们告诉我自己都是被老板安排去的，轮完一圈再重新轮。轮到最后好多不愿去或者不敢去，老板没办法就拿钱雇他们去，再不去的话就要开除。所以那些被抓起来的，好多是无辜的，因为他根本就不想去参与。听我派去保护港督府那帮子警员回来讲，当时抗议队伍里排在前面的都很强硬，也挺专业，但是跟在后面的就不同了，举着红宝书喊口号的时候手脚都打颤颤，吓得啊！

我在那里头很同情他们，后来传来传去的都知道我姓吴的，又都来叫我帮他们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干这个活是不允许的，但我都应承了下来。我说只要你们听我的话不自讨苦吃，我都给你们去做，但不能告诉旁的警察，因为担心政治部监听。当时我都是先当面告诉我大姐，她再去找一个叫谷群昭的老乡，帮人家把电话转给家里去。这么一路下来，他们就变得挺规矩的，也得到了轻判。后来好多出来以后在街上见了，还主动跟我打招呼，拉拉家常，说些感谢话。

1967 年，是香港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谁想到，来了那么一下子。当时我最难办的是调配警力。港岛冲锋队总共才两百来人，暴动一来，到处都是打电话伸手要人的，搞得我没法处理。当年我那个角色也很尴尬，特别是被迫动武的时候。后来还有人从奥卑利街隔墙向我写字楼扔进来几个炸弹，同一天荷里活道已婚警察宿舍也招了炸弹，当时好像是梁振英他父亲在那管宿舍。有一阵子还有人连着几天往我家里打恐吓电话，寄恐吓信。但我能被吓倒吗？一进警校我们就宣誓效忠香港市民、服从合法命令，维护香港正常的社会秩序是我们的天职，社会乱套了，我们不去处理，谁去？

在湾仔指挥交通的威海卫警察陶尊超（威海竹岛人）。

1961 年，吴传忠于港岛交通部交通意外调查组留影。

1964 年，吴传忠（前排右一）带队参与大埔林村枪案抓捕行动后，率警员在警察训练营合影留念。

在香港，威海卫警察所面对的不仅是普通治安问题，在平息罢工和政治动乱中也要首当其冲，时常处境尴尬，左右为难。图为 1967 年暴动后，威海卫警察于街头劝解要求复工的工人。

廉政风暴中的一次访谈

香港曾长期被贪腐问题所困扰，到 20 世纪 70 年代随经济发展变得更加猖獗，所以 1974 年港府成立一个直属港督的廉政公署，将之前由警方负责的反贪工作全盘接管。没想到之后他们把矛头全对准警方，而且把我们员佐级警员当成替罪羊，多打苍蝇少打老虎，一步步把我们逼进死胡同，不得不站出来为自己讨要说法，最终于 1977 年引发了一场震动全港的警廉大冲突。

时任港督麦理浩爵士是个很有智慧的政治家，面对可能更为致命的警察大动荡，他随即发出特赦令，除案情严重和已发出逮捕令的，对其他警察停止追究，把危机成功化解。事后他又从英国请来一位退休将军潘顿（ Pertern ）成立委员会，调查事件起因并检讨警队存在的问题。调查工作启动后的第一步，就是走访各警署，召见员佐级警员听取意见。潘顿先生头一个去的就是港岛总区，而且头一个召见的就是我。

我先跟他讲了对肃贪运动的看法。我说贪污在香港早就成为历史性的行为，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立法局的一次会议上，就有位议员公开说警察不给加人工他们都愿干，香港政府不明白他的意思吗？对贪污盛行没有责任吗？还有，逢年过节香港人彼此一见面就来上一句“祝你升官发财”，这说明什么？升官就有机会贪污嘛！所以说香港的教育和社会观念全出问题了，单靠一场廉政风暴反贪，我看没什么希望。

也正因为这些原因，我敢说贪污绝对不是警察的专利，贪的最多的也绝不是警察，其他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哪个敢站出来说自己是清白的？香港法律授予警察的权力相当广泛，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小贩乞丐，我们分分秒秒都要面对市民，很容易惹起不满，所以比起商业贿赂案件，一旦被调查，找个证人很容易。但是廉署全然不顾这些，放着社会上的老虎不管，专揪着警察狠打，能说是公正吗？

至于廉署拿我们员佐级警员开刀，就更不公正了。警察部里贪污谁最受害，还不是我们员佐级吗！上级不贪，下级怎么贪？而且我们的升级都由他们控制，有本事的没给升，没本事的倒给升了。我们赚的本来就少，连吃饭都不够，哪还能拿出钱来买官？即便员佐级里有贪污的，那也是被逼出来的。结果廉署大老虎没抓几个，倒来抓我们小兵，这不明摆着逼人狗急跳墙嘛。

廉署对我们不公，警队也不咋地，尤其是警务处长薛畿辅。我们以前的阶级都跟着军队走，结果他一来，把员佐级的阶级编制一下子砍掉两个，从那开始我们敢怒不敢言，士气大跌。还有，警队里帮办以上的警官没多少，但是各自的职工会和会所样样俱全，我们员佐级这么庞大的队伍，却没有一个能代表我们说话的组织，我们的意见和困难永远达不到上层，这既不合理也很危险，更是本次事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我对好多事确实很有看法，所以也顾不上个人前途，借机把压在心里多年的话一股脑全给端了出来。事后潘顿给我主管打电话，赞扬我敢于直言，而且肯定我的建议都很中肯，他会认真考虑。后来我俩还处成朋友了，他退休时，我还特地去给他送行。

当员佐级协会主席那些年也蛮拼的

当年潘顿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呈上港督后，所提建议均被采纳， 1977 年员佐级协会也获准成立。在第一至第三届选举中，我均当选副主席， 1982 年第四届又全票当选主席。

员佐级协会类似于工会组织，会员遍布香港各警区，是香港纪律部队中最具规模的组织，主要职责是维护一线警员的合法权益，并在警队基层与管理层和政府之间担当沟通桥梁的角色。协会主席主要是定期走访各警区，听取各级的意见；以员佐级代表的身份，就薪酬福利待遇、服务条件等众多问题，同各级各类警官协会、公务员协会以及政府部门首长定期开会协商。

当时开会磨嘴皮子甚至打口水仗是常有的事，我印象很深的是，以警察职方代言人的身份参与争取恩俸改例。以前香港公务员的退休金属于恩俸，人人有份，但如果犯了事或者被认为干得不好，就随时有可能被剥夺，因为那是“恩赐”来的，没有任何法律保障。不过当年这种事几乎没发生过，大伙也就不在意，到中英谈回归的时候，才发觉不对劲。我们是给港英干事才得到恩俸，将来特区政府给取消了怎么办？或者明明干得很好但人家非说不好给收回去，我们能有什么办法？所以我们就要求政府必须给我们改例，把恩俸转为实打实的长俸纳入香港法典。当年为这个事，我跟财政司彭励治都拍桌子了。

这种事有好多，比如男女公务员同工同酬，我们都去参与争取。问题解决后，女公务员又没有房屋津贴，就连陈方安生那样的高官也没有，而且我们女警还没资格申请宿舍，所以都得一个个地去把老规矩改过来。有时候难免有争议，但都是对事不对人，最后基本上全解决了。

坐在主席位上那几年虽然过得很充实，但也不轻松。赶到 1985 年换届，我决定不再参选，结果引起警察总部等部门的关注，谭惠珠女士还亲自接见我，了解退选原因并鼓励我继续参选。其实那完全是我个人的决定，时代的进步日新月异，应该把位置让给年轻一代。退出来时，警务处长韩义理还签发嘉奖令，肯定我“对职员关系做出极大贡献，著有劳绩”。之后，我回到香港岛冲锋队，直到 1990 年 11 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