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光文：一个硕果仅存的民国乡长－－我的满外公
一个硕果仅存的民国乡长－－我的满外公
作者：吴光文
满外公是我外公最小的弟弟。湖南人对家中最小的孩子，都冠之一个“满”字，如“满崽”、“满女”等等，有“满足”和“最后一个”的意思。外公最小的弟弟，我当然就称呼为“满外公”了。满外公排行老五，人称夏五爷。我第一次见到满外公是 1966 年春天，那时他已经快 60 岁了。高高的个子，白净的皮肤，挺拔的鼻梁，眼角微微上挑，年轻的时候，用现在的话形容，肯定是一个大帅哥。他刚从东北回来，那天是专程来我家的，爸爸妈妈招待他吃了一顿中饭，他就走了。印象中，满外公气色蛮不错，爸妈问起他在东北的情况，他说很好的。爸爸还单独与满外公交谈了好长时间，声音很小，我没有听见。
满外公在家中最小，自然要受宠一些，所以小时候读过两年私塾，在外公那一辈中算是一个识文断字的人了。长得英俊，粗通文墨，也算聪明，还讲义气，因而朋友多，在自己这个大家族和周边湾 ( 村庄 ) 里，都有着蛮不错的口碑。然而，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满外公的这些长处，却给他带来了几十年的磨难。
日本投降第二年 ( 民国三十五年， 1946 年 ) ，满外公被推举当了乡长。他本不想干的，无奈上有县里硬压，下有乡绅力荐，推是推不掉的，只好硬着头皮走马上任了。民国的乡长不比现在，没有如今乡长这么多事当然也没有如今乡长这么大的权。无非就是维持本乡的正常秩序，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派粮摊丁，再加上年底填几张统计报表。一年也不开几次会，更没有什么评先推优之类的事。一个乡公所也就三五个人，两间房加一部电话机而已，好一点的乡还有辆单车，一般的乡办事就靠“ 11 路车”了。就这样干了三年，没想到突然之间天就变了。共产党来了，国民党垮了。因为湖南是和平解放，所以解放军进城那天，县政府还召集县乡官员和百姓出城迎接。起初，解放军还找县乡官员办事。没多久事情就起了变化，不再找他们办事，脸色也不大和蔼了。接下来，满外公就和其他国民党县乡官员一样被集中起来，学习，反省，自我检讨和揭发他人。再后来，土改运动开始了，乡长们都被送到曾经任职的乡里接受贫下中农的批判斗争。许多乡长因为有劣迹有民愤有贫下中农的揭发材料，被镇压了，也有的人忍受不了无休止的批判斗争，选择了自寻短路。满外公成了全县硕果仅存的一个民国乡长，不是他幸运，也不是有什么大人物垂青于他而放他一马。全得益于他的为人仗义，得益于他对本乡乡亲们的体恤照顾。乡里开他的斗争会，硬是没有一个乡亲上台去揭发他的，以至于斗争会无法再开下去。满外公家里有 10 亩水田，也请些长工短工来耕种，满外公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们。土改工作组曾经找他们了解满外公的情况，动员他们揭发满外公的罪行，可他们没有一个人说满外公的不是。他当乡长的三年里，乡里的适龄青年，没有一个因为不愿当兵而被强行抓丁的。他清楚谁家的崽不愿或不能当兵，当摊丁的名单到他手中，他就悄悄放风，使这个青年有时间躲出去。像满外公这样的为人，自然没有一点民愤了。满外公家的田产不算少也不算多，按照土改政策和当地土地实况 ( 人多田少 ) ，本该划为富裕中农，可是因为他当过国民党的乡长，就把他划为了地主。这一下子，反革命和地主两顶黑帽子戴在了满外公头上，从此失去自由几十年。
起初，满外公被羁押在本县看守所。 1952 年，他和湖南其他地方的一批反革命分子，被押送到了东北，在黑龙江密山农场劳动改造。满外公走的时候，他的第二任妻子早已带着自己生的小女儿改嫁他人。前妻过世时留下了一女一子。大的是女儿，我爸妈把她接到家中，让她帮忙做点家务，使她有个栖身之处，我和弟妹叫她七姨。七姨在我家时间不长，后来就嫁人了。嫁去的那个地方是个穷山窝，一辈子都没过个几天好日子，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七姨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走的时候还不满 50 岁。满外公的儿子，我叫他满舅舅，他是舅舅那辈人中最小的。父亲坐牢去了，满舅舅就在湾里帮人家看牛，混口饭吃。也有一些好心的伯伯和堂兄，施舍给他一点衣饭。满舅舅虽然没有上过学，但人很聪明机灵。他后来去了公社办的煤矿，开始在井下挖煤，后来被抽调到食堂当炊事员，再后来，领导看他诚实肯干勤快灵活，就叫他去干采购。无论干什么，他都能干得好好的。
满外公去了东北以后，间或也写个信回来，通常都是写给我舅舅收。在所有的侄子中，满外公和我舅舅的感情是最深的。他俩年纪相仿，一起长大，自然与别的叔侄关系不同。在满外公服刑的十多年，对满舅舅照顾得最多的，也是我舅舅和舅娘。满外公从东北写回来的信，都是明信片。舅舅曾经叫我代他给满外公写过回信，自然也用的是明信片。一般就是两三句话，无非是问候一声再告个平安。这样的通信，大概都是要审查的，所以用明信片更省事。
1966 年，形势起了变化。密山这个地方靠近国境，上面认为已不适宜再聚集大批的反革命分子。服刑人员及刑满留场人员被分别押送至内地监狱或遣送回乡。满外公由于改造得好，经过数次减刑，已在两年前刑满留场就业了。他后来说，之所以选择留场就业，实在是因为密山那地方太好了。除了刚去的时候很苦以及没有自由和遭受管教人员呵斥训诫外，生活方面确实比在外面好多了。第一，衣食不愁。衣服是发的，夏装冬装春秋装一应俱全，虽是囚服，不好看，可穿上绝对暖和。吃饭在食堂，肉当然是很难吃到的，但吃饱肚子没有问题。哪怕在三年困难时期，外头闹着饥荒，他们在里面也没有挨饿。况且东北的面食比南方的米饭更养人，难怪满外公刚从密山回来时，白白胖胖的，气色很好。第二，干活不累。东北冬长夏短，一年中在地里劳作的时间并不长。满外公因为表现好，后来被抽调上来在场部干些杂活，就不用下地了。第三，有病就医不花钱。队里有卫生员，分场有医务室，小病完全可以解决。如果是大病，就去总场医院。第四，没有了牵挂。妻子带着小女儿改嫁了，大女儿成家了，小儿子已经成年能够自食其力了。哪块土地不养人？哪块土地不埋人？满外公已逐渐适应了东北的生活，更何况回到家乡也是被管制的对象，因而回乡的想法就一天比一天淡了。在宣布刑满的那天，管教人员告诉他，根据规定，就业够一段时间，还可以给假回去探亲，这就更加坚定了满外公留在东北的念头。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现在上面要他回乡，除了服从，他别无选择。
满外公回来了，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夏家湾，就住在土改时分给他儿子的一间小茅屋里，父子二人相依为命。刚开始，他还是比较自由的，可以到他认为不低看他的亲戚朋友家去串串门。到了 1966 年夏天，文化大革命运动起来了。公社来人宣布对满外公恢复管制，不许他乱说乱动，离开生产队必须向大队请假，定期去大队部汇报改造心得，接受教育和训诫。后来，乡里在县城上中学的红卫兵们回乡造反破“四旧”，就把包括满外公在内的四类分子 ( 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 集中起来，给他们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让他们自己敲着破锣，口中念念有词：“我是反革命分子，我老实接受红卫兵和贫下中农批判斗争”，“我是地主分子，我一定老老实实，绝不乱说乱动，永远都不翻案”，由手执红宝书和红缨枪的红卫兵押着，在全大队各生产队游乡。满外公过去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没有得罪过乡亲们，所以总有一些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社员，在满外公游乡经过他们家门口时，给他搬凳子让他坐一会儿，给他端杯水让他解解渴。这时候，红卫兵们当然要出来阻止，偏偏就有社员不理这一套，他们说：你们这些细伢子晓得个卵，莫看夏五爷头戴两顶帽子，其实他是个好人，不信回去问问你家爹娘。他都是六十岁的人了，你们要是把他晒死了渴死了，看有不有人找你们算账。这些红卫兵都是土生土长的乡里伢，这一说，他们就收敛了许多，再后来，游乡也不搞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最为恐怖的是 1968 年夏天，从邻近的道县传来消息，说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图谋变天，组织了“黑杀队”，专杀工农革干“红五类”。于是，贫下中农便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处决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好在这股风刚要朝这边刮时， 47 军遵照中央指示，派部队去道县制止了这种违法恐怖行径。满外公这些五类分子，总算躲过了可能突如其来的杀身之祸。
满外公年近六十，干不了田里的重活，他给生产队放牛，还干些力所能及的轻活。干一天得 8 个工分，与女社员分值相当。一年下来，好的年景可分到 300 来斤稻谷加上几十元现金。 300 斤稻谷按照 7 成的出米率，打成大米也就 200 斤出头，搭配自留地里收获的红薯瓜菜，半饥半饱，勉强度日。满外公所在的夏家湾只有十几户人家，一百来口男女老少，除了一户梁姓人家是土改迁入的，其余全部姓夏 ，这其中又有七成没出五服。虽说是一个祖宗下来的，可从古至今世态有炎凉人情有冷暖 ，即便血缘相亲，也是如此的。有个别本家亲侄儿，与满外公迎面相遇，连招呼都不打的。满外公当然不会表示出任何不快，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好在大多数侄儿侄孙对他还是尊重的，比起其他生产队的四类分子，他的境遇还是要好一些的。
在生命的最后的几年里，满外公的命运发生了转变。地主和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摘掉了，起义人员的身份给确认了，每月还可以从政府领到一点生活费，虽说微薄，也足以宽慰那颗受伤几十年的心。满外公离世的时候，我在很远的地方上班，没能给他老人家送行。听家里人说，满外公基本上没有受过病痛的折磨，走得十分平静。乡亲们说，都是因为夏五爷做了太多的好事，才会无疾而终，走得这样安详。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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