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同: 渐远的背影——追忆钱锺书伯伯的点滴往事
渐远的背影——追忆钱锺书伯伯的点滴往事
作者：吴同
冬去春来，花落花开，转眼钱锺书伯伯已经走了十多年了。依照其遗愿，不建墓碑，骨灰无存。一代国学大师、“文化昆仑”就这样离开了，潇洒如浮云，宛若其人。
幼时在中关园，钱伯伯是我家座上客之一。他们一家经常于傍晚在小树林一带散步，途经我家门前，钱伯伯常会驻足，让妻女先行离去。每次钱伯伯来访，都会在父亲的书房中坐上一两个小时，天南地北、中外古今地聊上一阵。两人同为江浙人，年龄相差近 12 岁，实为忘年之交。
他们的友情始于 1940 年代，其时正逢钱伯伯的《谈艺录》问世，在文学界掀起巨澜，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然而此书属“阳春白雪”之作，因之曲高和寡，知音甚少。我父亲当时为燕京大学西语系一年轻教授，读了《谈艺录》后，父亲写信给钱伯伯提了一些意见。
父亲的意见全部为钱伯伯采纳，随之对《谈艺录》做了部分修改。两人长达 20 载的友谊自此开始，父亲也被冠以“小钱锺书”之称。这一友情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如不尽而来的滚滚长江，川流不息，奔腾向前，经历了“反右”及“文革”的严酷考验而历久不衰。
吴兴华夫妇和女儿
树大易招风 , 才高易招妒，古来如此。钱伯伯 1998 年去世后，关于他的文章如雪片漫天飞舞，褒贬不一。虽以赞扬者居多，但也有一些人批评钱伯伯恃才傲物，更有少数人对其学术成就提出质疑。
我绝对不敢评价钱伯伯的学术造诣，因为深知自己才疏学浅，渺小如沧海一粟，而钱伯伯就是那一望无际的浩瀚大海。不过对于钱伯伯之秉性为人，我是亲眼目睹、亲身经历过的。
在我印象中，钱伯伯属于那种锋芒毕露之人，喜怒形于色，爱憎极分明。他眼中容不得半点沙粒，对于看不惯的人与事，钱伯伯绝不掩饰自己的感觉，说起话来不留情面，言辞尖锐，也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其中不乏享有盛誉的知名学者。不过对于自己的亲朋故旧，钱伯伯总是充满深情，古道热肠。
我永远不会忘记文革初期我父亲含冤辞世后，钱伯伯、钱伯母对我们母女解囊相助，恩深似海，永世难忘。
我母亲是钱伯伯在社科院文学所多年的同事。虽然父亲与钱伯伯过从甚密，母亲与其交往并不多。文革开始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连我母亲这一“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也未幸免。她的工资被扣发，每月只能领 32 元生活费，我们一家生活顿时陷入困境，拮据万分。
吴兴华夫妇和女儿
那时，她每天与钱伯伯等多名“反动学术权威”一起在社科院大院里劳动。钱伯伯几次趁看管人员不注意时悄悄对母亲说：“蔚英，生活上有困难尽管告诉我，千万别客气。”寥寥数语使母亲难以自制，泪如泉涌。其时钱伯伯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却还惦记着我们一家。
虽然母亲一再说生活没问题，钱伯伯一家仍多次“雪中送炭”，帮助我家度过了文革时期生活上的难关。也使我们在那个世态炎凉的年代尝到了人间温暖，看到了黑暗中的一丝曙光。
中科院学部人员从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返京后，我家有幸与钱伯伯、钱伯母成为紧邻。他们是我所见过的最志同道合的伉俪之一，几十年相濡以沫，珠联璧合，真正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当时他们已经闭门谢客，断绝了与外界来往，终日埋首学术，潜心钻研。邻居们曾多次目睹小轿车来接钱伯伯赴会或赴宴，但均被他婉拒。他家也不乏“名流贵客”光临，这些人虽位高权重，也常常免不了吃闭门羹。
钱伯伯秉性高洁，不改书生本色，拒绝逢迎权贵，厌恶官场应酬，处处显示了其“出污泥而不染”的铮铮傲骨。有人说他处世圆滑，因之在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中得以过关，这是不真实且不公平的。
钱钟书杨绛夫妇和女儿
我那时仍在天寒地冻的北国风雪荒原接受“再教育”。每逢回京探亲登门拜望，他们都如见到久别重逢的女儿般高兴，立即放下手头书卷，与我聊天，问寒问暖，深情厚意，溢于言表。
钱伯伯经常与我谈及父亲，为其生不逢时、英年早逝而惋惜不已。记得钱伯伯曾说父亲是他的“钟子期”，慨叹“钟期既逝，奏流水为何人？”言谈话语中饱含着这位一代鸿儒对昔日友人的款款深情。
钱伯伯一生惜时如金，古稀之年笔耕不辍，于 1979 年出版了巨著《管锥篇》。此书被誉为其漫长文学生涯中的顶峰之作。他送了一套给我，并题了字。虽然此书于我有如天书，不解其中一二，却珍贵无比。睹物思人，每当看到此书，对钱伯伯一家的感激之情就会油然而生。
故人在何方，
魂魄入梦乡。
夜深忽惊起，
泪洒千万行。
昨晚梦见钱伯伯，半夜醒来。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泪湿衣襟，久久不能成眠。从来不会写诗的我，第一次写下一首小诗来表达多年思念故人的心路历程。每年 12 月 19 日，我都会默默地祭奠钱伯伯。对于我来说，他不仅是一位才华盖世、誉满全球的伟大学人，更是一位品格高洁、情深义重的忠厚长者。他那浓重的江浙口音，“不思量，自难忘，”每每清晰悦耳，时时余音环绕……
晚年的钱钟书杨绛夫妇
转自《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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