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秋：革命革成反革命、右派（上）
革命革成反革命、右派（上）
——吴秋野先生的一生
作者：吴小秋
吴秋野，原名吴震江，字导岷，生于民国元年（ 1911 ）。 12 岁读初中时结识了吴振东（吴岱峰，曾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王森（郭维秀、郭元芝，上世纪六十年代担任过驻丹麦大使，后任国务院参事）等一批进步同学，开始和他们一起为党工作。
在铭义中学就读的四年时间，吴秋野读过不少进步书刊，如《独秀文存》《吴虞文录》，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还有《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思想上开始有了反帝反封建的萌芽，后又爆发了“五卅惨案”，铭义中学也积极响应，成立了“护案后援会”，有组织地游行示威，开展宣传活动。所以，吴秋野虽然在教会学校读书，却受了进步同学的影响，对国家政治的腐败、屈辱的外交政策非常不满，也逐渐看清了中华民族的危难，认为帝国主义投资办学是为掠夺资源，是对我国的文化侵略。
1925 年秋，当时党的第一任书记张叔平到汾阳巡查，后成立了“汾阳特支”， 1927 年“ 4.12 ”后，革命处于低潮，国民党开始搜捕共产党人，省委领导有的转入地下，有的逃离太原，就在这一年 6 月，大革命遭到严重失败的时候，吴秋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郭维秀、曹维麟。
1927 年底，郭维秀在河汾中学被捕，吴秋野当时他负责保管党的机密文件，其中有汾阳地下党员的名单，一旦落入敌手，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吴秋野秘密到了孝义，找到曹维麟，经请示，把他保管的所有文件尽数焚烧，避免了一次更大的损失。
郭维秀、刘绍南（刘介农，解放后任河南供销总社负责人）等人，初中毕业后就离开了铭义中学。后来，吴秋野于 1928 年经人介绍到汾阳医院充练习生，这时，他们之间常有来往，郭、刘还不断向吴布置工作，鼓励吴向医院当局斗争。据张介夫（张景纲，中央建筑材料工业部生产综合局原局长） 1983 年春回忆， 1928 年是开展党的活动最困难的一年，唯见吴秋野经常出出进进，来往的人员也杂，所以他们俩都发现对方可能是共产党员，开始来往起来，但尚未来得及深谈，两人就因故各奔东西了。
汾阳医院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创办的，在晋中一带算是设备完善，技术水平最高，远近闻名的一所医院。医院里楼房错落林立，花木掩映扶苏，松柏成林，绿草遍地，风景异常幽美。同窗好友郭维秀、刘介农、解铁光（解放后任北京市检察院检察长）常到医院，跟他讲一些与帝国主义抗争的道理。
1931 年秋初，郭维秀告吴秋野说，有从太原下来的一个工人叫武德威（后叛变）到汾阳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让吴帮武一同工作。武德威当时住在汾阳城内三皇庙巷一个坐南朝北的院子里，吴秋野常到那里和他接头，参加那个党小组的活动，后来才知道当时那个小组是受太原特委领导的，吴秋野担任交通员，开过几次会，学习上级文件，传达政治形势。吴秋野负责收存文件，其中有反对李立三路线和山西阳泉商震兵变的文件，小组会上有人介绍军事政治方面的情况，人人汇报一周的工作，互相之间开展批评。
因吴秋野接触的人既多又复杂，尤其是郭维秀和刘介农最引人注目，许多人都知道他们是地下党员，也知道郭维秀因带进步书刊在汾阳被捕过，所以医院院长万德生（美国人）怕惹麻烦，想把吴秋野打发走。医院的意思是药房主任传达的，很婉转，他说：“吴先生已修业期满了，如果仍愿意在本院工作，我们很欢迎；如果愿意另找工作，我们还可以帮忙。”还提出如愿意到齐鲁大学继续深造，医院还可以提供学费。吴秋野知道这是在赶他走，便告传话的人说：“名义上是期满了，但没有发毕业证，谁能承认？，知道的以为你们胡来，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有不良行为。我还年轻，正需要工作。你们这样做，岂不是断送了我的前途？这名誉补偿先得由院长支付，请转告万院长，让我直接和他对话好了。”事后，吴秋野到处扬言：非打万德生出气不可。后通过一些大夫的说合，与万德生达成协议：由医院保送到河北省立医院学习。
1931 年七八月间，刘介农因携带革命书刊被伪警搜出，逃跑未遂，致开枪射伤遭捕。刘被捕的事，吴是从武德威妻处得知的。一天，吴下班后，到武德威家，武妻神色慌张地急告吴：“刘介农已被捕，打得头破血流，刚才还来搜捕德威，德威正好不在家。”她让吴赶快离开她家，还说：“门口怕有盯梢的人。”，吴很快离开险地，隔了些日子，武妻约吴到某商店会面，告知德威已逃离，嘱吴小心。
刘介农被捕后不几天，医院里便有许多人传说此事。 1931 年 9 月 19 日，医院里开来数百军人（当时在汾阳峪道河驻军的是冯玉祥的军队）搜捕吴秋野。当时，吴正在峪道河和军官学校的学生打篮球，后因送一病人匆匆返回医院。一进医院，看到大门口、楼门前后、土山周围、花木丛中，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士兵，气氛很不正常，吴秋野预感到情况有变，就急忙跑上四楼宿舍，把他保管的党内有关文件整理好，藏在楼道里一幅画的背后，并告同室好友尽快销毁。旋即飞奔下楼，在二楼拐弯处正碰到服务部负责人张某出来，周围还有几个军官模样的人，只见张下巴努了努，示意让抓吴，吴急奔下楼，仗着路熟，七拐八拐很快跑到洗衣房，洗衣工人迅疾把吴藏在一个阴暗的地下室中，还在通往地下室的门口堆放了许多破烂什物。后来才知道，当吴回到医院时，搜捕尚未正式开始，带兵的官佐先在服务部休息，并了解情况。吴秋野下楼碰上他们时，正要下令正式搜捕。据说数百士兵把角角落落、花木草丛间都搜遍了，当时还有几个士兵在吴躲藏的地下室的窗口喊了一阵，还往下扔了几块砖石，开了几枪，吴秋野忍着蚊虫的叮咬，纹丝不动，如果不是工人们把门堵死，恐怕他是难逃这一劫的。
当夜九时多，在洗衣工人的帮助下，吴剃光了头，化了装，谎称老父病重，赢得守城士兵的同情，才逃出城外。逃出汾阳医院后，正值秋天，天上黑云一片，一轮圆月从云缝间透出淡淡月光，失去了组织关系的吴秋野感到孓然一身，非常孤独，正像那荒凉冷落的秋天的原野，于是把原来的名字吴震江，改为吴秋野。
逃出汾阳后，几经辗转，到达北平。当时，太原共产党的组织已遭破坏，无法联系。直到 1933 年秋，才又与组织上取得联系，后被介绍到南口机场担任译述工作，由于吴秋野有在汾阳医院与美国人一同工作时学下的纯正美式英语以及过硬的文笔功底，加上一笔潇洒漂亮的毛笔字，工作极受工厂领导的重视，曾翻译过大量有关无线电和电焊方面的技术理论文章，还登载在当时出版的《崇实月刊》上。后因吴秋野常和党内同志接触，被人告发，厂方怕受到牵连，婉言辞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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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33 年吴秋野在南口时的留影
一天，吴秋野正在为解铁光抄写《狱中日记》，两人一起吃着烤红薯，院内突然闯进两三个便衣，连连喊着：“谁是解铁光？”吴秋野手托红薯，向门口指了指，以目示意，解铁光点了点头，一边问着：“是谁找我呀？”这时三人已闯进门来。吴秋野迅速把两块滚烫的红薯按到两人脸上，解铁光即把手上的一大块红薯甩向后面进来的那人头上，只听得一阵吱哇乱叫，两人乘他们慌乱之际，夺门而逃。
这时，吴秋野的爱人赵香兰（又名赵艳青，赵春晓）在北平协和医院工作，每月工资 60 元，生活绰有余裕，结余的部分大多资助了吴秋野的一帮生活无着而献身革命的党内同志。其中郭维秀、闫启恭（地下党员，解放后任北京市委人事处长）受益最多。一次，闫启恭迫于敌人的抓捕，想尽快离开，从赵香兰手中拿了一百多元，还取走了赵香兰的一沓子名片，此后改用了吴秋野为赵香兰起的的名字“赵春晓”，且一直沿用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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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35 年吴秋野和赵香兰的结婚照
逃出魔掌后，吴秋野找了一处公寓闲住了一个多月。后经邀请，又三返南口。为激起群众的不满，激起他们参加革命的热情，同时又能维持生计，他办了一个英文夜校，招收了几十个工人参加学习，还请了几个外国牧师到夜校演讲，吴秋野给现场翻译，此后学员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夜校名声大震，越办越红火。同时，由赵宗复（民国时期，山西省主席赵戴文之子，解放前夕是山西省地下党的负责人，解放后任太原工学院党委书记，文化革命中，被迫害跳楼自杀）介绍，吴秋野参加了远东情报局的工作，据说情报局是直接由苏联人领导的。当时的任务是汇报过往南口的中外要人，火车机车号码数目以及车站水源的布局详图等，后情报局工作结束，当地已不适于再呆下去，吴秋野就于 1934 年岁末离开南口。
1935 年初经同事赵某介绍，吴秋野到陕北榆林县卫生院工作，他的爱人也辞退了待遇优厚、前途光明的协和医院的工作，和他一起并肩而行，从此两人同舟共济四十余年。
到榆林后，因院长想克扣两人五个月的工资工，吴秋野与院长不欢而散，二赴北平，后由宋绍文（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国家计委主任，上世纪 80 年代好像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介绍返回太原，住小海子 4 号同仁书店，两人都找到了工作，收入虽微薄，但也能维持生活。当时与宋绍文在一起的还有广东人刘子超，暗地里做一些党的地下工作。于是吴秋野也和他们一起给国民师范送过一段违禁品—学联日报。
这时日寇已占领东北数年，且时时觊觎华北。 1936 年红军东渡黄河，太原形势紧迫。不久，吴被人告发，随即遭太原宪兵司令部逮捕。捕后由两人押解，并告知去临刑处，吴以为这“临刑”两字意味着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一路上盘算着如何做最后的斗争，很快就到了目的地，原来“临刑处”是“特种刑事临时会审处”。后被关押到陆军监狱，同时被押的有辛安亭、苏国器、岳维藩（解放初期任太原市市长）等人。后来才知道，这次被捕，还是因为汾阳医院的旧事。
扣押期间，吴秋野先是被严刑拷打，但他始终没有承认参加过党的地下工作，也没有供出其他同志，他心里明白，在汾阳追捕他时，并未搜出任何证据，只从同事处觅得他写好的一篇骂美国人万德生的文稿，所以他只承认当时年轻气盛，意气用事，得罪了院长的走狗，因而，他们在伺机报复。
在后来的审讯中，吴秋野大讲他在南口所翻译的无线电、电焊方面的知识，以及这些科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运用。他说，德国当时买通了英国的一名电焊技师，他在焊接军舰时，故意加了一种易燃材料，致使在英吉利海峡的战斗中，多艘船舰起火，使英国的海军大败而逃，德国很容易取得了胜利。讲的人眉飞色舞，头头是道，听的人津津有味，颔首赞许。同时他一再声称自己是基督徒，并说：“信上帝的人是不会说假话的。”加上他在自供状上流露出来的文采，和一笔漂亮的毛笔字，使审判官完全相信了他是一个很有修养的文化人，于是其中一个文质彬彬的老者暗示吴秋野，设法找保人把他保出，他们也好交代。探监时，吴秋野把预先写好的纸条塞给赵香兰，安慰她不要着急。这时，党内的一些同志也极关心吴秋野的被捕，在宋绍文、裴丽生（解放后太原市第一任市长）、髙晋材（上世纪 60 年代前任山西省水利厅厅长）等人担保后，吴秋野被无罪释放。
1936 年秋，经宋绍文介绍，吴秋野到了太原军政训练委员会政训部任干事，当时 阎锡山自认会长，梁化之任总干事，兼政训部主任。吴秋野负责受训学员各科成绩登记卡片的统计及保管工作，当政训部召开会议时，也由吴执笔拟写通知。当时受训学员有平津各大学的学生，还有各县主张公道团正副团长。 1936 年 10 月间，主任干事刘岱峰（地下党员，解放后任国家物委主任）对吴说：“你应该设法加入同志会的核心组织－－同志社，以便取得信任，有利于以后的工作。”后来吴秋野想尽办法靠近上层领导，虽未加入同志社，但加入了同志会，而且成了上司很信任的人。这一时期，共产党的许多同志，如薄一波、宋绍文、刘岱峰、牛佩琮、张文昂、牛荫冠都在同一机关的不同部门工作。吴秋野来到阎锡山手下工作，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又觉得能为抗日出一份力量，况且又是党内同志介绍来的，心理上也得到了安慰。
七七事变后，太原的情势更加紧张，当年秋天，周恩来到太原做报告，开会时人山人海，气氛异常热烈，会议主持人薄一波要吴秋野担任大会记录，如此重大的任务，吴秋野一人不敢承担，怕有遗漏，给工作造成损失，薄一波一再说：“你的情况我了解，这事非你莫属。大胆干吧！”会议开始后，与会者乱纷纷地，不断有人说话，周恩来来在台上来回走了三次，突然把桌子一拍，“同志们——”一声洪亮的呼喊之后，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风度翩翩的周恩来对形势的分析。会后热烈的掌声整整延续了两分钟。这次报告，吴秋野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薄一波看了会议记录，拍着吴秋野的肩膀说：“老弟，文笔不错，字也漂亮，好好干，一定大有前途！”谁知一言成谶，这“前途”逐渐走到了自己的背面。
1937 年 10 月中旬日寇入侵山西，太原军民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吴秋野遂离开太原，随政府机关撤退，负责押运医疗器械及药品。退到灵石时，碰到共产党人张文昂，要他赶赴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条件是不能带家属。吴秋野心想，家眷已随先撤离的看护兵另路逃难南下，又无法联系；况且，自己的党内直接领导并没有指示我离开阎锡山的机关，我要是走了，这些医疗器械、药品该怎么办？再说共产党正缺药品器械，自己手中有这样的权，何不为党搞些急需的药物？所以，一直跟着大部队撤离，到临汾土门后和家眷汇合。
这时，阎锡山正筹备成立二战区长官部医院，吴秋野认为，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自己不能上战场和敌人拼杀，心有不甘，但能做救死扶伤的工作也算差强人意。 1938 年 1 月，经刘岱峰（原国家物委主任）介绍，吴秋野到了二战区长官部医院任少校药局主任（七七事变后，阎锡山将政府机关军事化，文职人员也全部授衔）。医院是新建立的，在药品器材领发方面无章可循，非常混乱。吴秋野急忙向与他单线联系的上级联系，很快派来一批马队，吴秋野冒着无闫司令长官批示，不得发放药品的申示，让运走了大批药品器材。后二战区卫生处曾追问此事，吴秋野拿着八路军军部的批条找到卫生处处长，说：“蒋总统去年就说过，如果战争一开，就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现在正是国共合作时期，他们这支抗日部队缺医少药，而且有八路军军部的批文，我如果不发给他们药品器材，不是违抗领袖指示吗？不是破坏抗日吗？不是破坏国共合作吗？”一连串反问闹得处长无话可说，只得默认，且把短缺的手续都给补了起来。
八路军领完各种材料后，吴秋野花了很大精力，整顿卫生材料库，建立了各种完善的规章制度，此后，各种器材的供应，各种物资的进出，各种药品的出纳，井井有条，账目清清楚楚，为此，吴秋野受到阎锡山的赏识，并传令嘉奖。
1940 年 2 月二战区卫生材料库缺人，吴秋野被调到该库任库长，由少校提升为中校。这一年在渡河逃难时许多人争先恐后先已出发，而许多药品和卫生器材却无法运出，吴秋野一人坚守岗位，一直到物资全部运走，才冒着枪林弹雨渡过黄河，因这种意外情况，配发各部队的卫生材料延缓了时间，受到上级申斥；并派了十几个委员彻查此事，给吴秋野精神上带来很大压力。为此，吴秋野给上级长官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讲述了事情原委。事后数十年，他还记得信的开头是：“奉手书，惊骇绝”，文辞的恳切，感情的真挚，深深打动了上司，因而，不仅平息了这场风波，还得到上司的赏识。
1940 年 10 月，吴秋野在卫生材料库工作期间，接到二战区长官部医院寄来的一张国民党党员证，上面填写的是 1939 年 4 月入党，据说是医院为了向中央铨叙官职，集体代办的。吴秋野赶忙把这种情况报告了他的单线接头人。上级托人捎来口信：“这样很好，方便隐蔽，更好工作。” 1941 年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局势相对平稳，吴秋野工作也相对清闲。当时，调拨卫生器材电报用字很麻烦，且容易暴露，二战区长官部要他动动脑筋。于是，吴秋野费尽心思，潜心研究，终于编就了一本医药专用的密电码本，为调拨卫生材料便捷迅速竭尽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如果八路军能得到这本密电码，对我党我军帮助很大，能在敌人内部，为党做些贡献，他心里感到非常高兴，于是立即报告联系人，但很长时间接不到回音。此后联系人和线人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没了丝毫信息。吴秋野非常着急，但又无能为力。新军那里虽有薄一波，但 1939 年 2 月事变后，阎锡山也开始反共，况与薄一波分处两地，所以不便联系，只好干着急。多年后才听说，联系人是在秦晋两地来回奔波中，被流弹击中牺牲了。
经过这一波折，吴秋野心情大有改变， 1942 年端午节前几天送友人时，写了这样一首诗：“汾晋沉沦准过秦，何缘此地结芳邻。我书意造本无法，君写真容若有神。忘家金匮不龟手，饷客玉墩（指焦包）挽鹿人。欢聚于今才几日，频添别绪是乡亲。”借用苏东坡的成句，赞扬了对方的画像技术，表示自己书法并不怎么，只是乱写一气，毫无章法。同时感谢对方请他吃了顿饭，表达了浓浓的惜别之情。虽然当时自己的朋友很多，但能两肋插刀、志同道合的人却没有，加之，失去了组织上的联系，心里更不是滋味。真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于是写了一首含义深长的打油诗，贴在自家墙上：
世事纷纷乱如麻，不由咱，自家跌倒自家爬，没人拉。
亲戚朋友都来到，酒肉茶，困难时候去找他，不在家。
后库员薛成海因监守自盗被判了死刑，吴秋野知道事情尚未结束，于是急忙给阎锡山上了一封呈子，讲述了当时的境遇：一连三个月未发军饷，库员的生活极为困难，连灶上的伙食都难以为继，只好把自己用的两头毛驴卖掉，又卖了妻子的一些金银首饰，艰难地维持着七八个库员的生活。并教育大家团结奋斗，共度难关。呈子上还讲到，由于日寇入侵造成的困难不好克服，库员生活没有保障，为了生活，稷山库兵逃跑，被黄河西岸驻军截获，押送回材料库。因此工作不好开展，且在他管辖范围内，连连出现重大责任事故；所以请求引咎辞职。呈文送上去后，阎锡山不仅没有批准下级的辞呈，而且为属下如此忠于职守大加赞赏 , 除传令嘉奖外，还晋升为上校。
这次辞职，吴秋野本打算作为借口，离开这里，再去找寻党内同志，不意“阴谋”未能得逞，还又升了官。加之拖家带口的，又在战争时期，出行也极不方便。在这种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倒显得格外友好，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和睦相处，没有互相拆台、勾心斗角，用不着互相提防，争权夺利。吴秋野觉得这样的环境很适合自己，也就逐渐安下心来。
1943 年 10 月吴秋野调到二战区长官部卫生处工作，开始任上校处员， 1946 年改任课长，仍是上校军衔。工作是统筹采购领发二战区各部队所需卫生材料。当时二战区的卫生材料极为困难，吴秋野曾下令授意各部队直接向国民党中央国防部请领卫生材料，并督促递运，为二战区争得了不少医药器材，克服了医药器材极度短缺的困难，工作颇见成效，以故曾受到阎锡山的传令嘉奖。
1944 年 10 月，经卫生处处员，同志会的小组秘书武建国介绍，吴秋野参加了民族革命同志会。这时，他想起刘岱峰的话，要自己设法打入敌人内部，好进一步为党工作。但是，自己越来越受到阎锡山的重视，却联系不上组织，心里很不是滋味。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寇投降，吴秋野举家由吉县克难坡迁回太原。在距省府四五百米的柴市巷 58 号找了家民房，安下家来。吴在二战区长官部上班，其妻在市立医院工作，两口子都有了一份安定的工作，一家人的生活也逐渐好转。 1947 年 4 月，二战区长官部撤销，改编为太原绥靖公署，原卫生处改编为绥靖公署第四处第四课，原处长改为参事，吴秋野改任课员，职衔同前未变。
到太原后，吴秋野的文才和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已尽人皆知，加之此前种种公事，深得阎锡山的信任，于是有人提出让他出任阎锡山的侍从秘书，吴秋野心想，自己本来是共产党人，不得已到其手下，怎能甘心情愿侍奉其本人，且从多年的磨砺中，吴秋野有了吃技术饭比较安全的思想，故而以年轻才浅，不能胜任为由婉言谢绝，坚辞不就。
1949 年解放军对太原形成合围，吃食方面的东西非常紧张，经常听人们聚在一起，谈论小饭摊上卖的是人肉包子，某人在饭摊上吃出人的指甲……许多人因吃红大米，造成夜盲。时有民谣道：“锵锵起锵起，你妈嫁给二战区，吃了两天红大米，吃的眼睛眯瞪起。”二战区宣传部门也把居民组织起来，教他们唱歌：“猪猪精，猫猫精，猪猫（谐音朱、毛）都是大妖精，不杀猪毛是不行，杀尽猪毛享太平。”吴秋野却在家中教孩子们唱：“毛泽东，朱老总，都是人民大救星，跟着朱毛闹革命，杀尽敌人享太平。”并告孩子们不要说是爸爸教你们的。这时，家里雇了个做饭的，院里人都叫他老黄。解放后，吴秋野曾对孩子们说，老黄可能是地下工作者，吴当时很想跟他说几句心里话，但碍于身披一张黄皮，怕惊动了老黄，就没有打扰他。但平时说话时，有意让他听，特别是与正房住的张新田干委（阎锡山的少将高干委员之一，解放后枪决了）聊到中央军、二战区军队布防时还故意让他听见，也算为太原的解放出一点力。
这时，太愿已很紧张，阎锡山借机离开太原，到了南京，当时阎锡山的侍从医官给吴秋野买了一张机票，要吴和他们一起出逃，条件是不能带家眷。为了妻子儿女，为了这个家庭的完整，也为了能见到与他出生入死过的老同学、老战友，吴秋野躲了起来，没有出走。
1949 年 4 月 24 日，太原解放，随即旧职人员全部集中起来受训，这就是“山西公学”，吴秋野也在那里学了几个月。直到十月份才由裴丽生（当时是太原市长）介绍安排到华北兵工局医院工作，这几个月生活无以为继，只好靠变卖家中东西为生，先后卖了一大两小三个沙发、一个大衣柜、一个从卫生处分得的五斗柜、两只双人床。卖了的钱除换了一副床板外，仅够维持一个月的口粮款，每天只能把小米、菜煮在一起，吃和子饭，几个大一点的孩子，只好到街上捡煤渣，在街上摆小摊卖东西。后来吴秋野又卖了他的皮大衣，才勉强维持了三个月极不像样的生活。
是年 10 月，吴秋野和王森（郭维秀）取得了联系，王森又找到太原市市长裴丽生，裴丽森也了解吴秋野参加革命的情况，就推荐吴到卫生局工作。后经考试，吴考了第一名，被分配到太原市华北兵工局医院任药剂师。当时，吴年仅 38 岁，正是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时候。加之，全国刚刚解放，医药人才奇缺，药剂师在太原也仅止两人，而懂英语、技术造诣极深的只吴一人。所以，各方面都受到单位的重视，工资一路飙升，最后竟成了全院工资最高的人。吴秋野当时几次要求续上党龄，但中间八九年没有人能予以证明，所以一直不能落实。尽管如此，他曾数次被评为模范、优秀工作者，生活、工作都非常如意，心里总感到有使不完的劲。真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啊！
华北兵工局医院是解放后刚刚组建的，建院伊始，设备都很简陋，药材及医用器材非常缺乏。于是刚刚工作半年的吴秋野就被委以重任，到天津、上海采购药品、器材，前后出去过两次，每次出差，总是挑选全市质量最好、价格最便宜的货购买，且由于还价时胸有成竹，吴常常把商家问得张口结舌，无以言对。商家不得不佩服吴秋野医药知识的广博、购销业务的精通。由于采购的药品品类繁多，而多家商号的价格又参差不齐，所以有时在这家买几种，又在那家买几种，津沪一带的药品市场几乎都留下了吴秋野的足迹。由于工作认真负责，不特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也结识了不少医药界商家、学者。每次货物打包好，发往太原后，商家总要宴请吴秋野，饯别送行，且送点小礼品。这是商家过去做生意的惯例。
1951 年，开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人人过关，个个自危。可以说这是一次对知识分子的“下马威”。第二年又是“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不久，吴秋野就交代了收受礼品价值 150 多元的事，且已把礼品款项折价退了出来。按理说，此事应该告一段落了。令人不解的是这小小的 150 元竟和刘青山、张子善等量齐观了。不久，吴秋野被隔离，品尝了“组织的教育”“群众的帮助”，且被定为单位的“大老虎”，大会批，小会斗。说吴是以自杀要挟群众，威胁领导，声嘶力竭的批斗之后，还有专人照看，行动完全失去了自由。尊严被践踏，人格被羞辱，处于欲生不能，欲死不许，且又生不如死的险恶境地。尽管儒家思想中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容毁伤”的教诲，但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知识分子还是不得不选择了几千年来中国人不愿选择的路。士可杀不可辱，岂不也是古圣先贤的遗训吗？不少刚烈之士用死来表示了对虐待和羞辱的抗议，这是受迫害的结果。
此后，吴秋野心中总有一丝不快。不过，他总算挺过来了，就跟太史公说的那样“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在炼狱里又熬了二十多年。运动终于结束了，吴秋野以为这个热水澡总算把自己的污点洗干净了，此后，他可以用自己的学识为祖国做贡献了。但是，他想错了。
从 1952 年到 1955 年，这三四年中，可说是吴秋野解放后最舒心的日子。没有了战乱时颠沛流离的痛苦、天各一方的牵挂，没有了批斗会上声嘶力竭的狂热，推推搡搡的纠缠，吴秋野的脸上有了笑容，买回了许多医药著作，开始了他后半生的奋斗。他时而从药理药物学著作中查找一个数据，时而从外文原著中觅得一个验配方，经常是在昏暗的电灯下伏案翻检资料、刻苦攻读，为单位配置了不少药品。这几年由一般的药剂师提升为药局主任，工作单位由华北兵工局医院调到第二机械部第一职工医院。后这个医院从万柏林迁到南寒村，改为省工会南寒疗养院。原来一块工作过的李某、权某都到了疗养院担任了医院领导，吴秋野同意调入南寒疗养院就是因为觉得他们了解自己的工作情况于是，曾当面开玩笑说：“士为知己者死嘛！”
1955 年上半年，全国开展了工资改革，当工资改革快要定案时院长召集一次座谈会，吴因为是医院的评资委员会的成员，所以学习过几个文件，对工资改革的政策还是清楚的，为一些年轻人的工资多次与领导争论，提出自己认为不合理的地方，惹得领导很不满。
不久，全国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胡风运动。 1955 年 5 月 13 日《人民日报》上整版刊登出胡风致其友人舒芜的信函。标题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很快又连续发表了第二批、第三批材料，都是胡风和他的“集团成员之间的往来信件，共计近 170 封。在当时纸张还不是很充分的情况下，《人民日报》社又把这三批材料汇编成册，印行了 760 多万册，供全国批判。当时，吴秋野对这种交出胡风信函的做法深感不齿，愤然跟同事们说：“出卖友朋，天理难容！”
吴秋野实在和胡风连不起来，但因为解放前曾在阎锡山的绥靖公署做过事，自然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是放不过去的，又是大会批小会斗，翻查历史，上纲上线，甚至把四十年代自己手下因监守自盗麻醉药品用来吸毒后被判死刑的薛成海、冒充阎锡山签字盗取药品供自己挥霍被判死刑的卢坚算在吴秋野的账上，说这是他的两条血债。吴在检查中说，他们监守自盗，罪有应得，甚至气愤地说：“我的觉悟还没有提高到是非不分的程度。”于是又招来一轮劈头盖脸的谩骂羞辱。古人云：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我之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吴前后为党工作了十五年，在阎锡山手下干了十多年，且其中有四五年还在为党工作，对共产党来说这“德”怎么就一笔勾销了呢？心中的苦能向谁訴？“肃反”的结果，是让吴秋野又带了一顶分量很重的“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这是他后半生厄运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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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57 年反右运动前的留影
在 1957 年 1 月，甚至更早， 1956 年匈牙利事件后不久，毛泽东就准备开展一次政治运动了。赫鲁晓夫在他的《最后的遗言》中说：“‘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和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实际上赫鲁晓夫把毛泽东看得太正派了，其实毛泽东要搞掉的不仅是“具有有害思想的人”，而是那些敢于说真话的人，即使是曾经帮过他大忙的人，赤胆忠心为他的事业贡献了青春的人，只要敢于说毛泽东、共产党的缺点，就把他们一律放在“敌人”的行列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那些知识分子永远猜不透善于搞阴谋诡计的政治家的心思，尽管早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了要开展整风运动，《人民日报》组织了一组社论宣传双百方针，推动鸣放；但党外知识界反映并不热烈，他们根据解放初期连续几年的运动经验，害怕上当受骗，怕说了共产党不爱听的话被揪辫子，打棍子。毛泽东为了煽动起民众，四处活动，到处演讲，天津、济南、南京、杭州，去了不少地方，说什么“目前我国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于领导者在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这种行政领导的状况，在现在的过渡时期，只好这样，将来是要改变的。”还亲自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周总理在上海党内外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解答》的报告，说：“由于过去我们长期进行革命斗争，主要是处理敌我矛盾问题，很容易把两类矛盾混同起来，这点我们必须谨慎。”他还说：我们通常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与资本主义比较而言，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些制度就没有一点缺点了……领袖们的讲话令不少知识分子如醉如痴、感激涕零，于是奔走相告，真以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已经到来，对祖国的赤诚，对社会主义的忠心促使他们站了出来，在不少场合发表演说。其中有大名鼎鼎的“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有解放前就一直与国民党进行过斗争的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他们提出了不少共产党的现实问题，如“党天下”、教条主义、外行领导内行、没有言论出版自由、缺乏民主气氛……他们不知忌讳，倾心而谈。储安平就声称要对老和尚提点意见。但是过了不到一个月，毛泽东于 5 月 16 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就指出：“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又过了半个月，从 6 月 8 日《人民日报》登了《这是为什么》开始，全国大小报纸就掀起了大张旗鼓的反右派斗争。这时那些讲了肺腑之言的知识分子才恍然大悟，连呼上当。于是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文章中有这样几句：“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这些知识分子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他们亲眼目睹过解放前享有国际声誉的报人怎样利用手中的笔与不合理现象作斗争。著名报刊活动家张季鸾 1927 年 12 月 2 日在《大公报》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的社评，讥讽蒋介石与宋美龄的政治婚姻，痛斥蒋介石“离妻再娶，弃妾新婚”，指责蒋介石“甚矣，不学无术之为害，吾人所为蒋氏惜也！”而蒋介石不仅没有抓捕张季鸾，封闭报馆，且在张去世后，在《大公报》还发了唁电，说：“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勋积瘁，致耗其躯……怆悼之怀，匪可言罄……”著名报人王芸生 1948 年 9 月在《大公报》发表《九一之梦》，讽刺当政不把人民当人看待，没有言论自由一篇大触当道之忌的社评一发表，即为万民争阅，有人建议封了这家报纸，不料当道者却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家事就是众人的事，人人得而议论，我怎么可以堵众人的嘴，不让讲话呢？……报纸的言论，错误的不去理它，有理的我就采行，不更有益于国吗？”
在国共两党的关系上，一直替共产党说话的民主人士这一次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伟大领袖”的度量连蒋介石都不如，更万万不会想到，让他们给共产党提意见，原来是为了“引蛇出洞”。一个政治家，刚刚还信誓旦旦地宣布“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怎么能够一下子就改口说：“‘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呢？于是我想起了千年前的往事。一件是《史记·商君列传》中的记载：商鞅“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之能徙至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商鞅言必信，政必行，驭民以诚信，坚持变法，招揽人才，废井田，开阡陌，戮力耕织，致使“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另一件是《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九年（ 626 ）刚刚即位的唐太宗苦于小吏受贿成风，情急之下竟想出“钓鱼执法”，暗中派人向办事人员贿赂，结果尚书省刑部司门司一令史接受了一匹绢。唐太宗决定问斩。民部尚书裴矩进谏道：“为吏受贿，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唐太宗接受了这一建议，没有处死司门令史。唐太宗的所作所为是作为“德政”记载在史书上的，不知毛泽东的“引蛇出洞”将来的历史该如何记载。
这一次反右斗争开了二十世纪后半叶整知识分子的先河，一时间人人自危，个个检讨，全国 55 万知识分子一夜间被划成了右派分子
（有人统计定为右派分子的全国共有 3178473 人）此后十年间自杀的人层出不穷，著名学者和文人有：邓拓、老舍、田家英、陈笑语（《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言慧珠（昆曲表演艺术家）、刘盼遂（古典文学研究家）、赵慧深（著名表演艺术家）、罗广斌（《红岩》作者之一）、严凤英（著名表演艺术家）、阳朔（著名作家）、金仲华（著名诗学家）、储安平、陈明远（科学家、诗人）、傅雷（著名翻译家）夫妇、翦伯赞（著名历史学家）夫妇、上官云珠（著名表演艺术家）、容国团（我国第一个兵乓球世界冠军）、周瘦鹃（著名作家，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李广田（著名作家）、朱家玉（北大教授）吴晗（著名历史学家）、顾而已（著名电影艺术家）、闻捷（著名诗人）、陈梦家（新月派诗人）、刘绶松（著名文学史家）、范长江（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王重民（版本目录学家）、陈琏（陈布雷女）、李平心（历史学家）、熊十力（国学大师）、顾圣婴（著名女钢琴家）、傅其芳（著名兵乓球教练）、姜永宁（兵乓球国手）、刘允斌（核化学专家、刘少奇子）、俞大絪（北大教授）、胡思杜（胡适之子）、汪籛（北大历史系副主任）、赵宗复（太原工学院党委书记）……
著名作家、诗人还有：田汉、阿英、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郑伯奇、郭小川、马寒冰、芦芒、蒋牧良、刘澍德、孟超、陈翔鹤、纳·赛音朝克图、马健翎、魏金枝、司马文森、海默、韩北屏、黄谷柳、远千里、方之、萧也牧、李六如、穆木天、彭慧、姚以壮、邓均吾、张慧剑、袁勃、徐嘉瑞、李亚群、叶以群、林莺、沈尹默、胡明树……
著名文艺评论家还有：冯雪峰、邵荃麟、王任叔、刘芝明、何家槐、侯金镜、徐懋庸……
著名翻译家还有：董新斯、满涛、丽尼……
著名电影艺术家还有：蔡楚生、郑君里、袁牧之、田方、崔巍、应云卫、孟君谋、徐韬、魏鹤龄、杨小仲、刘国权、罗静予、孙师毅、夏云湖、吕班、王莹、赵慧深、瞿白音……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还有：周信芳、盖叫天、荀慧生、马连良、尚小云、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高百岁、裘盛戎……
著名话剧艺术家还有：章泯、焦菊隐、孙维世、舒绣文、兰马、高重实、万籁天、白辛、伊兵……
著名戏曲艺术家还有：张德成、李再雯、竺水招、苏育民、顾月珍、筱爱琴、韩俊卿、丁果仙、闫逢春、徐绍清、蔡尤本、刘成基、白云生、韩世昌……
著名曲艺家还有：王尊三、王少堂、张寿臣、俞少飞、江枫、连阔如、肖亦吾、固桐城……
著名音乐家还有：郑律成、马可、黎国荃、向隅、蔡绍序、陆洪恩、费克、舍拉西、査阜西、李淦、张斌、王建中、沈知白、李翠贞、阿泡、杨宝忠……
著名美术家还有：潘天寿、王式廓、董希文、丰子恺、陈半丁、秦仲文、陈烟桥、马达、倪贻德、肖传玖、吴耘、张正宇、吴镜汀、叶恭绰、刘子久、乌叔养、彭沛民、郑野夫、李斛、沃渣、王颂咸、李又罘、张肇铭、李芝卿、符罗飞、贺天健……
自杀未遂的还有：沈从文、田间、袁水拍、萧乾……仅外文出版社发行局自杀者就多达三四十人。早在文革风暴初起时，傅雷就对友人说过：“如果再来一次 1957 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活的。”可见他们夫妇的死不是偶然的，是非常严肃庄重的，是非常清醒自觉的，他们的死是对专制暴政的抗议，是对个人尊严、人格的捍卫。
上列人名只是我读书看报中搜集到的，不免挂一漏万，之所以罗列在这里，就是想说明毛泽东所发动的历次运动，目标主要对准了知识分子，因为这是国人中最敢说话、最肯动脑筋的人群，把它们打翻在地，就更容易我行我素、独断专行了，奋斗一生打下的的江山也就更加牢固了。
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大多是有才能、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有的是同党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党外朋友，有的是经历了历史的严峻考验、对党忠心耿耿的党员干部，也有一些是政治上热情但还不够成熟的青年学生。他们被错划为右派，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抑，不能为国家建设发挥作用，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注：作者为前吕梁教育学院副院长、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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