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秋：革命革成反革命、右派（下）
革命革成反革命、右派（下）
——吴秋野先生的一生
作者：吴小秋
这次鸣放中，吴秋野在大小会上未发一言，也未贴过一张大字报，但是，仍然被打成了右派，可见这“右派”是领导早已定了的。在批斗他的会上，列举了吴秋野的 28 莫须有的条罪状。说他挑动群众对党不满，说他散布右派言论，说他不满党的统购统销政策，说他污蔑党员干部，甚至说他书写反动标语。
经过几个月的检查、交代，揭发、批判， 1958 年春，运动终于结束了。在没有任何上级机关审批的情况下，医院私下宣布吴秋野为“右派分子”，且给予降职降薪处分，由原卫生技术 9 级降为 11 级，工资由 117 元降为 88. 。”
反右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吴秋野一句话也不说。回到家里，也经常呆坐。有一天子女们都不在时，他终于开口了，他对妻子说：“艳青（吴妻的字），咱们——离——婚吧。”
“什么？你昏了头了？”
“你跟了我二十多年，没有过一天好日子。搞地下工作，你为我担惊受怕，没有一天安生；战乱时期，渡黄河，钻山沟，那是日寇祸患造成的，我们无能为力；好容易解放了，又多次在运动中挨整，你又整天为我担心。现在，‘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两顶帽子扣在头上，看来，今后我不会给你带来幸福了，而且要影响到孩子们的发展。我们离了婚，你还可以凭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护士学校两个文凭重新找到一份工作，再说子女们也大了，他们应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跟着这样一个父亲，会妨碍他们的发展。我们离了婚，对谁也有好处。”
妻子听了后哭道：“你就不考虑我们几十年的夫妻恩爱？你搞地下工作，我从未拖你的后腿。你到榆林工作，我舍弃了条件优越的北平协和医院的工作，和你一起到陕北。解放后你虽然多次被整，但我从未嫌弃过你。是我哪些方面没有照顾好你？你为什么如此绝情？”
“你对我的好处我是铭记在心的，我可忘不了你对我工作的支持，闫启恭要借钱，你二话不说，倾其所有，给了他，王森、解铁光多次躲到咱家，你宁肯自己搬出去睡。你对我的好处，我怎么能忘？问题是两顶帽子扣在我的头上，孩子们跟着遭罪。你能不考虑他们吗？我既然提出这个问题，已经做了长时间的考虑 。你还是答应我吧！”
“不！我坚决不答应。孩子们怕影响他们的前途，就让他们和我们脱离关系吧！”妻子一边抽泣着，一边断断续续地说。
“你这是胡闹！哪能那样逼孩子们？”吴秋野已拿定主意，准备一个人承担所有的磨难。
僵持了很长时间，谁的话吴秋野也不听。孩子们知道后，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大家聚在一起时，跪着哭求父亲：“爸爸！您是我们的好爸爸！我们不愿意离开你。即使受牵连，遭罪愆，我们也心甘情愿。我们求您不要离开我们。家人的温暖，会融化您心头的忧怨，会驱散您心头的孤独。好爸爸，您就忍心看着一家人四分五裂吗？您就忍心看着妈妈泪流不止吗？”
在一家人的苦苦哀求下，吴秋野流着眼泪不再说什么了。
此后子女升学就业无一不受到父亲头上帽子的影响，长子被分到山区最艰苦的地方，次子、次女由于“政审”不合格，被剥夺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幼子十几岁上就承担了本不该他承担的家庭重担。
在受尽屈辱之后，吴秋野仍留在医院工作，但药局主任的职衔被撤销了，也不再做药剂师的工作，成了医院打杂工，今天抄抄写写，打印个材料，明天帮着花房干点杂务，后天到市里办个闲差，抑或帮其他单位翻译一些医药文章、药品器材说明书。一肚子的医药知识根本派不上用场。所欲施之才百不一展，所欲建之业百不一成。
这样的结果仍然不合领导的心愿，他们原打算把他抓去，劳动教养，所以不断找机会迫害。机会终于来了， 1959 年春，省里准备在静乐拦河筑坝，建一水库。向省属各单位抽派劳力，于是单位把吴秋野派去，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
水库上劳动强度极大，劳工们要用小平车把河道两边的土一车车拉到坝上，每天都有定量。在往返数百米的工地上一天要拉近百次。年轻人都是用奔跑的速度推车。一来利用惯性，省点力气，二来能在尽短的时间内完成定量，好回去休息。工地上人多车多，很有危险性，常有被往来车辆撞伤的事故发生。一个年近半百的文弱书生被派去劳动，无疑是想把他整死！静乐水库指挥部的一个有同情心的同志看到吴是个瘦老头儿，就给了他一个较轻的工作，站在路边发牌牌，做统计。这虽然已经是照顾了，但连续站十来个小时，身体还是受不了。一天下来，骨头好像散了架似的。不多久吴秋野的痔疮病又犯了，常是一手按着脱肛部位，一手不停的干活。到后来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才请假回到单位休整。
就在吴秋野离开水库不久，一天晚上，下了一场特大暴雨，尚未竣工的河坝被冲垮了，狂暴的水沿着河道肆虐而下， 200 多名在帐篷中熟睡的工人被河水卷走。这一特大事故，没有在任何媒体上报道，消息传到人们耳中，大家都惊呆了。吴秋野就是因为请假才躲过一劫。次年又重新修筑水库，单位依然派吴秋野去水库劳动。
这年春天，子女们分居四五处地方，困难自不待说，还要互相牵挂，特别怕水库再出事故，心中的煎熬让人难以承受。即使不出事故，也担心老父经受不了那么繁重的体力劳动，但又有什么办法？只好目送着老父疲惫的身影离家而去。吴秋野每次出发，妻子总要痛哭流涕，吴被国民党抓到监狱的时候，她都没有这种生离死别的感觉。
1960 年夏秋之间，省工会派员把吴秋野用吉普车从水库接了回来。事后才知道，是因为由省工会直辖领导的晋祠疗养院新成立了护士学校，要调吴秋野到那里教药理学，后来晋祠护校还催吴快去办手续，但南寒疗养院就是不放人，所以也就没有通知吴。晋祠护校因找不到合适的代课教师，药理学竟推迟半年没有开。而这时的吴秋野却被医院分配去做豆腐，每天用 18 斤黄豆做成 54 斤左右的豆腐，这 18 斤黄豆泡好后再用手推磨磨成豆浆，光推磨就要用三个小时，干得人汗流浃背、头晕眼花，有时实在忙不过来，就让在家闲住的 11 岁的次子帮忙。这样的活谁不能干，非把一个造诣极深的药剂师派去？口口声声把“党的利益”挂在嘴上的那些人，哪有半点“党的利益”？他们只会泄私愤！他们只能用手中的权谋私利！于是我想起了汉代的郭泰，哪怕他知道大厦将倾，狂澜既倒，它就忍心躲在一边不扶一把，哪怕他看到恶人横行，百姓遭殃，它就忍心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我们历来要求人政治上的成熟，不就是指郭泰的这种心冷的状态吗？而某些领导的“冷”，还不只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 他们的“冷”是要把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牢牢地控制在他们的股掌之中，以待机消灭。
机会终于来了！
1961 年国庆刚过，城市人口压缩办公室给南寒疗养院分下了指标。于是，单位通知吴秋野：你是压缩对象。就这样，吴秋野又回到离开三十年的故乡。回乡那天正遇阴雨连绵，路上泥泞不堪，一家人蜷缩在旅店里，动弹不得。那淅淅沥沥的细雨也仿佛在为一家人天各一方而哭泣，泪水总没有流完的时候。
回乡后稍作休整，吴秋野于 12 月份到县委组织部接洽，接见者告诉吴回乡安心生产，俟有事时，再行通知。吴秋野夫妻虽都是年已半百的人了，为了生活，依旧随社员一起下田劳动。从未参加过田间劳动，一时还习惯不了。许多农活都要弯着腰干，或者干脆蹲在地下。吴腿脚不便，蹲的时间长了，痔疮病就犯，所以上地时经常拿个小板凳，挪一步，干一阵，引得村民们哈哈大笑。刚回乡，担不动水，老夫妻俩就一块抬，也引起人们的哄笑。没办法，吴一人担，但只能担半桶，就这样还是前仰后合，成了村民的笑料。
回乡时，只发给三个月工资，当时正是全国最困难的时候，回村后，家具、农具什么都没有，当年的口粮已经分完，只能东家借一点，西家凑一点，就这样，粮食还是不够吃，吴秋野只好把自己的棉衣换了点粮食，带回的钱很快就花光了。下地劳动，一天也挣不了多少工分，年底一算账，出一天工仅能挣几角钱。
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医药事业，离开了自己习惯了的都市生活，断绝了经济来源，蜗居于斗室深院中，生活的艰苦是可想而知的。一开始几个孩子都在太原读书，只有长女一人在大同工作，她既要保证父母维持最节俭的生活，又要顾及弟妹们学习、生活费用，常常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到第二年，长子也参加了工作，分到深山老林中任教，次女高中毕业，谋得一个小学教师的工作，一家人的生活才不是那么太紧张。吴秋野是个闲不住的人，他的志趣不在闲云野鹤、疏篱秋菊，他也不想过那种剪竹寻泉、和云种树的隐居生活，但一身的活力如何发挥呢？他安装过半导体收音机，用端正的硬笔小楷抄写过中国历朝帝王传承表，制造过自娱自乐的玩具，不能说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如果有一个适合他发展的环境，他是会做出比一般教授更大的成绩的，可惜祖国不需要他，他只能在没有违碍，不致罹祸的杂学中焚膏油而继晷。
从 1963 年开始，吴秋野陆续发现了各种疾病，腰痛、腿痛、失眠相继而来，到 1965 年秋发展得更加严重，到后来连磨面等日常生活劳动也难以支持，从而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
随着 1958 年的大跃进，全国迅速掀起一股强大的浮夸风，人民公社一哄而起，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到 1961 年，更是“饿殍遍地”，“尸横遍野”，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三千七百多万，这个数字远远高于为抗日而牺牲的和被日本鬼子屠杀的中国人人数的总和，也远远高于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中死去的灾民人数的总和。
大跃进的失败，并未威胁到毛泽东的地位，但是毛泽东所热衷的命令经济的模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怀疑 , 如任其发展 , 将会影响到毛泽东政坛霸主的地位，当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时，中国的一线领导（当时毛已退居二线），不管为首的是刘少奇，还是张少奇，他们都会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挂上钩，最终一定会被打倒。至于怎样打倒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是很费了一番周折的。
毛泽东政治操作的惯用手法是运动，这一次也是从运动开始的。先是从 1963 年底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关于这次运动的目的、性质，刘少奇并未真正了解毛泽东的意图，所以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1964 年底否定了两个十条，讨论通过了毛泽东制定的《二十三条》。然而，运动并未像预期的那样，把火烧到刘少奇头上，只殃及了大批农村干部，于是，毛泽东派江青到上海找到柯庆施，要他物色人选，组织人马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的《海瑞罢官》， 1965 年上海《文汇报》刊出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 < 海瑞罢官 > 》，说剧本的实质是为彭德怀翻案，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半年后， 1966 年 5 月 16 日党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 5 · 16 通知”）， 5 月 25 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贴出了她的第一张大字报后，北京的大学生很快被发动起来，他们贴出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使火烧司令部的烈焰在全国很快漫延开来。
自古以来的统治者都把天下视为一人一家之私产，对付政敌也毫不留情，搞文字狱、大屠杀，毫不手软；但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还要考虑国计民生，不随意破坏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对学术文化也不采取一概消灭的办法，对百姓也远没有像嬴政那样凶残的迫害、屠杀，让多数老百姓还能够活下去，因为他们知道先儒孟子早说过：“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但“文化大革命”却顾不了那么多了，要打倒另一个中心，要进行政治上的重新组合，确立干部们对本中心的绝对依附，经济上受一些损失，群众死亡一些（叶剑英说文化革命中非正常死亡高达一千万人），算不了什么。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手设计出来的、捍卫他那权力中心的一场政治运动，而首当其冲的刘少奇，恐怕到死也不明白个中道理。
6 月上旬，灾难就殃及到吴秋野的子女身上。先是长子以“恶毒攻击毛主席”的罪名，被定为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且“荣幸”地上了《中阳县文化革命简报》第一期。罪状是：一次，他带学生在中阳县三交镇高家堰劳动，烈日当空，一个个汗流浃背，一学生问吴：“吴老师，你那么瘦还那么爱出汗？”惯于和学生开玩笑的他说：“我个子高，离太阳近，晒得厉害。”于是批判者说：“我们把毛主席比作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黑帮分子吴××却说……”接着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小会狠批深揭。谩骂吼叫，肆意侮辱，轮番批斗，无止无休。后来是次女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挂着牌子，被押回农村；因连续遭遇批斗，有一次竟昏死在厕所中。要知道反右时，她还是个 15 岁的初中生呀，文化革命中竟然给补上“右派分子”的罪名。
那时，吴秋野正赋闲在村中，知道儿女们的情况后，心里非常焦急，常常一边踱步，一边反复说：“都是我害了孩子！都是我害了孩子！”这能怪他吗？发动这次运动的人，为了个人的权势，不惜千百万人的生命、尊严，真是祸国殃民啊！此后一段时间，家人间书信频传，但有些具体情况又不能告诉父母亲，生怕再引起他们的不安。
此后一连几年，学生搞串联，群众打派仗，中央领导走马灯似的轮换着，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贺龙、陈毅、陶铸、罗瑞卿、杨尚昆、陆定一、习仲勋、彭真、黄克诚、谭政、万里、谭震林、叶剑英、聂荣臻、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一大批元勋被打到了。这不和斯大林时代的清党一样吗？单是 1936 年到 1939 年三四年间，就有一半以上的苏联共产党员— 120 多万人被捕；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1996 名代表中有 1108 人被逮捕， 13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 98 名被逮捕、处决， 5 个元帅中有 3 个遭到肉体消灭，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 85 名要员中的 75 名， 15 名集团军司令中的 13 名， 185 名军长中的 110 名， 406 名旅长中的 220 名，所有 11 名国防人民委员，海军、空军总司令及参谋长，各军区司令及其继任者全部被处死，上校以上军官被杀的多达 3 万多人。比起斯大林来，毛泽东实在是够“仁慈”，够“宽宏大量”的啦，他为了摧毁另一个司令部，保住自己的地位，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伤及无辜那是理所当然的，人的生命、尊严，在他看来本不值得一提，即使死一些人，又算得了什么？
从 1967 年开始，外调人员不时来找吴秋野， 7 月 4 日，有人了解王森、刘介农、韩长泰的情况，后又有人调查宋绍文、刘子超的过去。吴秋野总是只拣好的说，或告诉调查的人，他们在一起工作只有半年时间，且和他们只是朋友关系，他们从未透漏过组织方面的情况，自己当时就认为他们是向往革命的，都是比较进步的。还告诉他们听刘子超自己讲过，在监狱时，当局叫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而他们却唱：“杀民主义，狗党所宗”表示反抗。他还告诉来人：“宋绍文给我的印象是个老大哥，老练、稳重，肯帮助别人，对我的工作从未挑过毛病。我 1935 年回太原时，宋绍文给了我很多照顾，但对他过去的组织关系，我一点也不清楚。”最后，看了外调人员的笔录，经认真修改，觉得万无一失了，才让两个外调人员抄一份带走，把底稿留了下来。每到关键地方，吴秋野总是打哈哈，装糊涂，以时间长不克记忆为由推卸掉，有时让来访者非常恼火。但吴秋野有一条原则：不知道的绝不推测，知道的也只说“大概”“可能”“听说”“或许是”“记得好像……”因为他知道有可能因为他一言不慎，给别人带来灭顶之灾。反正自己已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还有谁能剥夺自己当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资格？
这样的调查，前后来了四五回，有的列出提纲，让吴秋野详细用文字回答。每次吴秋野都作了认真思考，尽量不给别人造成难堪。有时还因为所述内容不合外调人员的要求而发生争执，据说还有一次动用了村里的干部。但不管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要吴秋野编造违背历史事实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即使为此给自己带来麻烦，也在所不惜。
1967 年底至 1969 年初，“无产阶级大革命”到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随着北京红卫兵在大兴县一举杀害“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及其子女 325 人，其中有 22 户人家被杀绝，湖南道县农村也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杀人风不断向周边几个县漫延，宁远、江永、江华、新添、蓝山等县也开始了杀人。被杀人数达上万人。被杀者上至 80 岁的老人，下至出生刚 58 天的婴儿。屠杀的手段有：刀砍、铳打、铁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钝刀刮、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数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个人丢进红薯窑里用火活活熏死，杀人过程中采用了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断肢等残酷手段，真是令人目不忍视、耳不忍闻…… 1968 年盛夏石家庄铁路分局的造反派们掀起了一场“再揪铁联特务”的妖风（解放初期石家庄曾破获一起“铁联特务案”），在批斗中用尽了各种残酷的刑罚，仅这一案，迫害的干部就多达 1645 人，其中死 48 人，致残 128 人，株连的职工遍布全国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共 769 个单位。接着是 1968 年秋末冬初山海关桥梁厂和 112 厂开始搞“国民党区分部解放前期潜伏特务组织案”又牵涉到 172 厂，次年第一季度厂革委会极左路线又策划了第二次、第三次“声势浩大”的“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大搞逼供信，按照“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供定案”的方针，使 172 厂的“特务集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点到线、由线到网，越揪越多，越滚越大，受株连的群众竟达 1200 多人，被诬为“特务分子”的 547 人。更为惨烈的是曾经组织过十万大军举起 25 万义旗，把熊熊烈火烧遍冀东大地的许多老党员、老革命，又一次面临着“天崩地裂”的炼狱，因这一冤案受到诬陷的干部、群众共达 8 万 4 千多人，光受迫害致死的就高达 2900 多人。影响最大，受害人最多的恐怕要数内蒙自治区的“新内人党”（即“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大惨案了。这是一场没有战争胜似战争的血腥屠杀！顷刻间，内蒙古大草原鬼哭狼嚎，死伤一片！后来有关部门公布的数字如下：全区共 800 万人口，有 34 万 6 千人被揪斗、关押、毒打，其中 75% 是蒙古人， 8 万 7 千多人被刑讯逼供，造成终身残疾， 16622 人被迫害致死！
这是一个多么恐怖可怕的数字，这一连串惊心动魄的血写的事实给人们心头蒙上了恐惧的阴云，给人们心灵上留下了难以医治的创伤。这还不足以说明所谓“文化大革命”是毁灭文化、毁灭人类的历史上没有的罪恶吗？这可是毛泽东的伟大创举啊！
不久，请理解及队伍的运动在汾阳农村也开展起来了。像吴秋野这样的人理所当然地成了首当其冲的“清理”对象。一天，大队干部把他找去，让他交代自己的历史。从大队回到家里后，吴秋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到自己四十多年前还是个毛头小孩子的时候，也没有惧怕过蒋介石对革命党人的屠杀，正是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 1927 年，他加入了共产党，为党做了十几年地下工作。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在严刑拷打面前，在生死关头也没有出卖过组织，今天却要听这帮无知村氓的训斥，这是什么世道！满腔怒火直想喷薄而出，但是又怕妻子、儿女担惊受怕，孩子们受到牵连，他什么也没说，呆呆地坐在那里。当妻子忐忑不安地问道：“大队叫你去有什么事呢？”他笑了笑，说：“没事，就是让我谈谈过去的情况。”
一连几天，他每天都爬在小炕桌上写自己的“交代材料”，前后一共写了一万多字。在引用了两段毛泽东语录（这是当时的写作程式）后，他写道：“我是一个罪恶累累万死不赦的民族败类。村里有这样的人是村里的不幸，家庭有这样的人是家庭的耻辱。”
这两句话看是在自责，其实写的时候，吴秋野的心在滴血。那是因为此前不久少不更事的次子在给大哥的一封信中说：“父亲除给我留下历史上的黑点以外，什么也没有给了我。”其实文化革命中，这类事是屡见不鲜的。北京 101 中学（外国报纸上称之为“共产党的皇家子弟学校）的美术教师陈宝坤被疯狂的红卫兵迫害致死后，他的亲生女儿，竟也冷冷地、毫无表情地说：“我父亲罪该万死！红卫兵小将代表人民、代表党处决了他是大快人心的事！”她是迫不得已而忍着内心的疼痛，还是被“最高指示”教育得内心麻木，已无骨肉之情了？暴虐专制的时代，青少年呼吸着被污染的、污浊的空气，幼小的心灵被扭曲到毫无人性的地步，这是谁之罪？伟大领袖，你也睁开眼看看，人心被您糟践到什么程度。时隔四十多年了，今天我们把这件事如实地记录下来，目的不再想要责备哪个人，而是要提醒后人，不要忘记那个毁灭了无数人心灵的时代。
世界上没有一个不爱自己儿女的父母，没有一个不肯为儿女的幸福付出自己一切的人，据媒体报道：当钢绳断裂，缆车直坠深谷，将要触底的一瞬间，父母亲奋力把孩子高高地举过头顶。年轻的父母摔死了，却保护了幼小的生命；当咆哮的洪水席卷了一切，肆虐而下时，父母亲拼尽全力把孩子扔到岸边，他们却再也无力保护自己，被无情的洪水吞噬了……母爱如海，父爱如山。羔羊跪乳，乌鸦反哺，都只是为了报恩。不知报父母之恩的子女，想想羔羊和乌鸦，能问心无愧吗？“年幼无知”“少不更事”，加之时代恶习是那种畸变心态的根源。这些说法，只能看作父母谅解儿女苦衷的自我安慰，却不应该成为儿女逃遁现实的口舌！年轻的后来者，善待自己的父母吧！谁也会有生儿育女的那一天；当你的儿女以鄙夷不屑的目光、言辞对待你的时候，你心里会怎么想呢？
在这份现在依然存留的“交代材料”中，吴秋野用了一系列侮辱自己的词语，如“认贼作父”“屠杀青年”“娇生惯养”“叛党”“变成反动派的最凶恶的帮凶”“争名誉”“闹地位”“粉身碎骨、解尸扬灰不足赎罪于万一”“可耻的寄生虫”“以废物自居”“行尸走肉”……最后写道：“我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那些年代，各级头目确实“勒令”一些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让他们把流氓意识当作无产阶级思想来改造自己。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真是生不逢时，居不遇地啊！
在批斗会上，一开始人们像听故事似的听者吴秋野叙述他那曲折的经历，后来发现好像不是在“交代罪行”，于是口号声、叫骂声响成一片，还上去几个人扭胳膊、压脑袋，让坐喷气式（这是文革中最常用的刑罚，几个人分工负责，一个人用力向下压脑袋，一边一个人分别把两条胳膊从后面向上掰，使身体弯成弓形，有时用力过猛能把人的胳膊折断），还给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其实在那个时代随便一句话都能招来杀身之祸。有一位英语老师教语法时说：“毛主席万岁，这是个假定式，表明人民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希望他活一万岁，但人是活不了一万岁的。”红卫兵竟说他希望毛主席早死，把他痛打一顿，还捆绑在树上。其实，如果从人类史的角度考虑，毛泽东如果真能早死 20 年，那可真是中国人民的幸事，那样就可以避免反右、大跃进、文革等事件的发生，五六千万人的生命就不会白白被断送。中国的经济就不会走到崩溃的边缘。如果那位英语教师真是希望他早死，那我要由衷地说一声：“您说得太好了！”
对吴秋野的批斗会开了好多回，有时到饭时，都不让回家吃饭，但回到家里，吴秋野从不说他在批斗会上被羞辱、被折磨的情况，依旧是春风满面，谈笑自若。他不愿意让家人们为他担忧，他不愿意因自己的遭遇影响到家庭中的欢乐气氛。今天，我们所追忆的情况，一部分是依据他留下的文字材料，一部分是事后听村里卫生所大夫的转述。好在向我们反映这些情况，已经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屈居乡野，心中的苦楚本来就难以承载了，又让那些胸无点墨的流氓无赖目使颐令，回家后为了不惊扰老妻幼子（当时子女中只有幼子一人在村里，他十几岁上就被迫辍学，成了家中的主要劳力），还要装作若无其事、心如止水般的宁静，这怎能不使吴秋野五内俱焚、愁思万千呢？于是皱纹过早地爬上了他的眼角，秋霜过早地染白了他的双鬓。然而，他非特要应付躲不过的灾难，还要为境况的窘迫、手头的拮据操心，这怎能不影响到他身心的健康呢？几年后癌症的发作，恐怕此时已埋下了祸根。
自己的历史问题，给孩子们的发展带来影响，失去经济来源又给孩子们的生活添了麻烦，吴秋野想到这些就像万箭钻心，此后几年，吴秋野及其子女们连续写了多次申请、申诉，各种求助材料仅底稿就留下几十份之多，但没有一份打动过任何一个部门的任何一个官员的铁石心肠。苦向谁訴，冤向谁言？在一个冷漠的时代里，人们都麻木了，有谁愿意为不关自己痛痒的事奔忙呢？
1973 年秋，经山西医学院附属二院、三院检查，被诊断为腮腺腺癌。从 1973 年 12 月到 1974 年 2 月吴秋野两次在三院放疗、化疗，致使头发脱落，吃不下饭，憔悴不堪。寒假前不久，吴秋野才把这个坏消息告了外地的孩子们。孩子们听到后都焦急万分，但吴秋野只是安慰孩子们，说这种病是癌症中最好治的，不要怕。
1974 年夏天吴秋野只身到了北京，看望了他的老同学、老战友，从 5 月 21 日，到 6 月 14 日，先后在北京和平里医院、北京酒仙桥职工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北京广安门医院治疗 20 多天。这时已发现转移到淋巴结了，于是又进行了手术切除。后又发现右腿有痛感，被诊断为坐骨神经痛，其实癌细胞已转移到腿骨上了。
1975 年夏，吴秋野又到汾阳医院、太原市中心医院拍了片，发现坐骨蝴蝶结已溶解性破坏，照片中已看不到了。只好回到村里，此后就再没有下床。
1976 年周总理、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吴秋野此时已没有精力过问国家大事了。他辗转病榻，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小儿子的婚事，于是 1976 年，硬撑着病体，给幼子办完婚事。此后，腿部的疼痛更加剧烈了，但脸上反而有了笑容 . 他对妻子说：“我可以放心地走了。”言念及此，真让人痛心啊！ 37 年前的语气、神态恍若就在眼前，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1976 年 10 月上旬“四人帮被抓，人心大快，消息传到村里，已是 10 月下旬了，这时，吴秋野已久卧病榻，不能下地走动了。他听到这一消息，兴奋地说：”想不到在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这出好戏！”此后，吴秋野的病情不断恶化，一开始只是不能下地，在床上自己还可以翻个身，坐起来，背靠着被褥休息一会。后来，起坐逐渐吃力，再到后来，必须依靠别人搀扶才能坐起来。到最后，翻身都需要别人帮忙。为了让照看他的人能休息一会儿，他总是长时间卧在睡榻上一动不动，致使脚后跟、小腿肚、尾椎骨处由于压迫时间太长，逐渐红肿、溃烂。妻子、女儿想了许多办法，把身子周围垫上厚厚的棉垫，但依然挡不住褥疮的侵袭，到临终前，吴秋野身体在床上着力的部位已全部溃烂了，给他换药时，问他那些部位疼吗？他总是笑笑说：“比不上胯骨疼痛的剧烈。经过陆军监狱的严刑拷打，什么疼痛忍受不了？”到最后，杜冷丁（当时很不好买，子女们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买了一些，但根本不够用，他只能靠毅力忍受着）也不顶用了。长女又在大同煤矿上设法寻了一些比杜冷丁止疼效果更好的美沙酮，在实在忍受不住时，才服用一粒。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呻吟过一次，更不用说大声喊叫了。
眼看就到年底了，按乡间风俗不能不打扫一下屋子，吴秋野的病体已不能移动了，且没有个可以移动的地方，子女们只好给老父戴上口罩，被子上、头上盖上旧报纸。吴秋野诙谐地说：“周总理盖的是党旗，我就只能盖报纸了。”虽是一句玩笑话，但个中况味，实在令人心酸。一则是说，沉疴已深，恐离去见周总理的时日不多了；一则是说政治问题没有解决的可能，自己只能含冤而去了。一个为党的事业奋斗过十几年的人，一个对党没有做过丝毫亏心事的人，一个正直无私，想用自己的知识效命祖国的人，最后却落得这样的结果， 实在让人寒心。
勉强过了春节，吴秋野什么东西也不能吃，过了初三，只是昏睡，偶尔醒来艰难地说两句话，就又睡着了。就这样，硬撑着过了初五，等到第二天超过火车到站及途中行路的时间，仍没有等到次子和次女，才于正月初六中午 12 时 17 分（正是午时）溘然长逝。心脏已停止跳动了，双眼还微微睁着，是在等待临终未见上一面的孩子？还是想看到那帮害人虫的可耻下场？抑或期待着能有圣人出，平反自己的冤案？他是死不瞑目啊！
敬爱的吴秋野，你安心的去吧！儿女们都已成人，他们会铭记您的教诲，继承您的优秀的品格，他们会踏着您的足迹，走好人生征途中的每一步。岁月递嬗，往事已成陈迹，你已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不要让那不公平的过去老压在自己心头，应该在那个极乐世界里轻松一下了。和许多人相比，你还算是幸福的，在厄运当头的时候，你的妻子、儿女没有背你而去，他们相扶相携和你共同走完了你的一生。妻子为有你这样的丈夫而骄傲，儿女们为有你这样的父亲而自豪！去他的吧，什么入党升官！去他的吧，什么功名利禄！这些都可以抛弃，唯一不能也不愿舍弃的是亲情！
1978 年 4 月 4 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向华国锋、党中央提交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请示很快得到批复，当月就下发了十一号文件。家人们得到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奔走相告。
经过子女们的奔忙、几番书信往来，吴秋野的“右派分子”帽子才于 1978 年 5 月 27 日摘掉。既未补发退职退休金，也没有解决老母户口进太原的问题，更没有解决吴秋野幼子的工作问题。
吴秋野重病期间曾和子女们进行过多次恳切的交谈，根据子女们的回忆，断断续续地摘要记录如下：
你们问我为什么年轻时参加了党的地下活动，其实当时的社会情况你们不明白。五四运动后，追求民主自由，向往科学救国，已经是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而国内先是军阀割据，社会混乱，列强在中国横行霸道；北伐成功后，蒋介石又坚持独裁专政，共产党当时是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要追求民主自由，就要跟着共产党走。谁知道，解放以后，毛泽东比蒋介石还更加专权独裁，一切事，只能他一人说了算。从历次运动中就可以看出，过去，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是坦诚的，互相之间有心里话也可以畅所欲言，不要担心谁会告密，因为打小报告是人们所不齿的，谁也看不起来。但各种运动中，人人自危，为了保住自己，不惜出卖朋友，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内心话不敢对别人说。这大约是巩固专政的需要，从毛泽东维护个人专权来说，这一手的确厉害。像反胡风时，舒芜交出私人信件，成了批判胡风的重要材料，这种出卖朋友的作法，过去是很少听说的。运动中，不断要求揭发批判，关系好的朋友之间，只好把私下说的话作为炮弹，几个运动下来，谁还敢在朋友之间说心里话？于是“朋友”一词，也成了虚设，互相之间不敢说心里话，怎么能算“朋友”？要说起这一点，在阎锡山手下工作时，倒不必担心。大家之间能彼此帮忙的，即使瞒着上司，也在所不惜，只要不违法。就如卢坚的事，他冒阎锡山的签字私领药物，这事谁也无能为力，但都想办法为他减轻惩罚。这种做法如在解放后那是与罪犯通同作弊，这种事谁也不敢干。
秦始皇在历朝历代都是被谩骂的，因为他专权，因为他残害知识分子。但却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他不是有首诗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吗？把“焚书坑儒”当作一种事业，大加歌颂，恐怕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实“文化大革命”也是一种“焚书坑儒”，恐怕死的人比秦始皇时代更多。 ( 他当时还没有看到许多具体数字，只能是根据自己见到的现象的一种猜测 ) 是不是凶残的人也有一种共同爱好？那就是整知识分子，杀人？当孩子们告诉他毛的那首诗是写给郭沫若的，他说，郭沫若品性不好，专事逢迎拍马，当有个小孩说郭老的诗好时，他随即吟诗一首：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毛主席。这所谓的诗还登在《人民日报》上。你们说这能算是诗吗？这只能算作标语口号，这只能算作马屁文字。
你们的妈妈是个好妈妈，她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时，每月收入 60 元，根本花不完，就把许多节余的钱资助了我的那些穷朋友，明明知道他们是共产党，也在所不惜。闫启恭要逃离北京时，因为走得急，没有地方筹措资金，不得不向我们借钱，还准备把金戒指押给我们。你妈妈把戒指还给他，告他路上也许用得着，又给他拿了一百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字，能顶现在一般人几个月的工资（当时吴秋野长子的工资每月 50 元）。闫启恭还把你妈妈的名片拿走，从此以后，就用你妈妈的“赵春晓”作为他的名字，一直沿用到解放后。
说起毛泽东，他的个人尊严太强烈了，这就显得气量太小。就如彭德怀，毛泽东曾写诗赞扬过他“谁能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应该说彭德怀在毛泽东夺取政权中，立过大功，就因为庐山会议上提了意见，就被打成反党集团。（其实，平心而论，彭德怀有什么错误？恐怕他最严重的问题是没有保护好毛岸英。使毛泽东开创的无产积极革命事业后继无人，这种断人子、绝人孙的责任，毛泽东是决不能饶恕的。毛泽东整他，恐怕这是说不出口的原因）毛泽东对个人尊严的重视也表现在反右中，章伯钧、罗隆基过去一直是支持共产党的，毛也给了他们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却要给“老和尚”提意见，说什么“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叫嚷“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毛能咽下这口气吗？不过，作为一国之主，还是应该大度一些。苏辙年轻时，参加对策考试，在试卷中竟说宋仁宗沉迷美色，不问国事，以致造成国家贫穷，甚至把皇帝说成是“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的伪君子，其实这些都是道听途说，仁宗皇帝根本不是这样，当时可以说是国内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面对苏辙的“诽谤”，考官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力请贬斥，司马光却认为如果惩处直言贬斥君王的读书人，会有损皇上的圣明。于是宋仁宗在任命苏辙的诏书上说：“朕治天下，虽夙兴夜寐，犹恐蒙过。苏辙直陈朕的过失，虽有失实，然出之爱心，朕特奖之。”一个封建皇帝都能这样对待人才，相比之下，毛泽东的气量委实太小了。胡适，那是五十年代曾大力批判过的，它曾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但蒋介石并没有对胡适下毒手。
解放以后的多次运动目标就是对准知识分子的，因为这是一股最可怕的力量，只有把他们压下去，江山才容易巩固，专政才容易得手。运动的结果就造成了万马齐喑，这正是毛泽东想要的结果。你们看看那么多著名作家，解放以后有几个还敢创作？孔子早就说过：“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在现在这种文化专制时期，读书人的话语空间与政治紧紧联系在一起，知识分子如果不懂得如何迎合统治者，是断不敢随便张口的。这大约就是作家们不再创作的根本原因。茅盾、巴金，基本上不写了，沈从文改行了，老舍、曹禺虽然还在写，但多是应景之作，成就远不如前。文坛上可以说一片死寂；而颂圣之作却层出不穷。对于这些著名作家来说，是毛泽东的自尊断送了他们向诺贝尔文学奖冲刺的机会。
爸爸本来是个技术至上的人，年轻时受了同学的影响，参加了革命，其实当时也不一定要推翻蒋介石的统治，只是看到外国人在中国为所欲为，心中不满，才跟着他们闹腾的。心中满以为这是追求民主自由。可以说我中途掉队了，但我不后悔。我这个技术至上的人，原来也想把自己多少年来积累下的知识贡献出来，但是，党没有给我机会，像我这样的人恐怕在我们国家也不是少数。毛泽东的各项政策对各行各业恐怕都有影响，从这一点来说，是毛泽东遏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人的死是有各种情况的，有的死于殉情，有的死于殉道，我的死既不是殉情，更不是殉道，而是被社会抛弃，长期抑郁不舒，贫病交加而死的。如果说陶渊明所处的时代，弃官而去，还可以躬耕陇亩，自食其力。现在能这样吗？即使躲在乡野，也一样有人借机欺侮你，迫害你，以满足他们邪恶的卑劣心理。与其说这是社会造成的，不如说这是毛泽东一人所为。过去的时代，文盲对一个文化人是毕恭毕敬的，现在，文化人好像低人一等，而村氓无赖到可以横行乡里，为所欲为。文化人只能夹着尾巴做人。这和解放以后毛泽东执行的各项政策有很大关系，首先把知识分子的工资压得很低很低，很难维持一个人有尊严的生活。你妈妈在协和医院工作时，皮鞋脏了，只需放在楼道里，自有工人会给你擦干净的，现在把这叫作资产阶级思想。其实，社会越进步，分工应该越加细致，现在用各种手段把脑力劳动者压得喘不过气来，实在是社会的倒退。
用“爱”来教育人，社会就会充满爱；用“恨”来教育人，社会就到处是恨。爱，把敌人也当人对待；恨，把人都当作敌人对待。解放以后，毛泽东发动的各种运动就是在制造“恨”，人和人之间互相提防，人和人之间你争我斗。有谁还同情弱者？有谁还可怜被侮辱的人？人人自危，自顾不暇，还有谁关心别人的冷暖？这种无形的教育，会在以后的社会中得到报应！这些年来，把“人性”批判得体无完肤，好像有了“人性”，就失去了“阶级性”，好像阶级性和人性是矛盾的。这种混淆黑白的作法，目的是使人们无限忠于某一个阶级，某一个领袖。其实，这是一种愚民之策。不知道将来的历史会如何评述。
爸爸从 15 岁就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前后有 15 年，没有拿共产党的一分钱，反倒贴了不少。但是共产党对我的回报却是多次的人格羞辱，如果不是因为有你们的妈妈和你们几个，我早到极乐世界去了。赵宗复那可是冒着生命危险，一直坚持地下工作直到太原解放，不是也逃不脱厄运，走上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的吗？从报纸上看，一辈子出生入死的老革命不是大多数都被打倒了吗？王森、谢铁光可是一直跟下来的，结果又如何呢？还不是文化革命中被批斗，被游街？王森的妻子就是被活活整死的。你们说这些人能不心寒吗？ ( 最近，我们读到于光远女儿于小康的《孙历生和害死她的董光苔》才知道毛泽东对地下党员在解放后的既定方针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可见，毛泽东是搞宗派主义的罪魁祸首。 )
作为人，应该以诚信为本，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做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也应该是这样。商鞅立木取信，韩信报答老妪，曾子守信杀猪，这些历史故事都在教人做诚实守信的人。唐朝的皇帝不肯“钓鱼执法”，诱骗别人违法，也是为了守信。可是毛泽东却太不讲究了， 57 年的“引蛇出洞”，实际上是诱骗大家给党提意见，最后再把提意见的人打翻在地，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可以说这就开了说假话、办假事的先河，紧跟着大跃进中亩产不断翻翻，一亩地产数万斤粮食，十几万斤薯类，这不纯粹说假话吗，到了文化革命中打了那么多反党分子，他们真有那么大罪恶吗？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大肆说假话，做假事，全不考虑这样做造成的后果。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明明是按兵不动，趁机发展自己的队伍，却要说蒋介石不抵抗，卖国求荣。明明知道毒品害人，却在解放区大肆种植。这种说假话，办假事的作法只能掩人耳目，明眼人心理清清楚楚。它可以取得一时的需求，但从长远来看，这可真是遗患无穷呀！（父亲的话确有道理，为了政治需要，就可以编造历史。明明 89 年流了血，死了人，却硬要说没有死一个人，还把说真话的人抓起来，说他们造谣惑众；明明“抗美援朝”是支持了不该支持的一方，却要说成是“保家卫国”；明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七百万，却千方百计地掩盖。假酒、假药充斥市场，假货、假商品到处都是。刘文彩的水牢是假的，高玉宝塑造的“周扒皮”是假的，草原英雄小姐妹中的专搞破坏的敌人是假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宣传的美国使用了细菌战是假的。能让人信得过的有多少？既然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可以不顾事实，制假造假；那么平民百姓为了几个钱，不也可以造假、售假吗？教师为了晋级，提工资，不也可以制造假文凭、假论文吗？所以，要想从根本上遏制造假，就要对历史重新进行一番梳理，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该平反的平反。而且那些影响很大的专门制造假象的人，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跟风说假话的人，应该主动进行一次反省。现在的做法是把过去的全都抛开，其实这是在回避问题，回避矛盾。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注：作者为前吕梁教育学院副院长、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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