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君:文革“阶级斗争”轶事

1989-06-04 作者: 吴建君 原文 #这样走过 的其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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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阶级斗争”轶事

--作者:吴建君

作者注:这些事发生在四川省雅安地区荥经县六合乡。当时我们全家被下放这里,父母都被戴四类分子帽子。

我想应该让后人知道,历史不能重演。

解读《木兰辞》

文革期间,我的一个堂兄正朗诵课文《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读罢,问我父亲“二伯伯,这句是什么意思?”院子里一个专搞“阶级斗争”的积极分子绰号为“响刷婆”的瞟了一眼我父亲,没等他回答,立即说“积极不积极,这都不知道?对四类分子要狠,监视他们给你说了什么封资修的东西,听到就举报,就斗争,就是积极分子!哼,简直是迂夫子!”当然,我的父亲只能不开腔了。

(我的这位堂兄的绰号本来就是“迂夫子”,这位“响刷婆”我们则 应该喊表嫂,在阶级斗争年代,她是出名的积极分子。)

只有这部电影我看得懂

那时候,看坝坝电影就是最大的精神享受。放的电影屈指可数。有八个样板戏,还有战争片《南征北战》,纪录片《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寨红旗》。

反复放,反复看。人们都场场必到。因为实在没有东西看。

一次,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女社员王明香看大寨红旗,感慨的对我说:“只有这部电影我看得懂,讲的都是我们做的事情,真好!”

大寨红旗影片一开始就是一面巨大的红旗气势磅礴的舒展开来,把整个荧幕遮挡完,然后,就是开田改土,修土地,垒石头,搬山填沟造平原……,解说词常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人们看的次数多了也有厌烦的时候,经常是看见红旗一展,就调头回家。我不知道王明香是说的真心话还是反话。看她样子又好像是真的。但是有人说“她枉自是富农子女,枉自读过中学。”

一字之差

时仼公社武装部长唐方富,最爱抓人捆人。有一天,写了一幅标语“中国人民解放军好得恨”,挂出来正在欣赏自己的得意之作。忽然“八一野战军”的革命小将来了,马上勒令交出现行反革命分子,混进革命队伍,篡军夺权的唐某某进行大批判。但是,唐某毕竟是掌权者,把这阵过了,又抓住了革命小将的罪证,又反过来抓人批判。

无所适从

一次,城里的八一野战军造反司令部弄了一二十个“走资派”到六合小学的操场批斗。革命群众都必须参加(要记工分)。每批斗一个,就有人领头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和“打到什么什么……”是呼的最多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星星七队的贫农社员汪某已经几十岁了,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有朴素的忠诚的感情。那天,他参加大批判会站在队伍的前列,这边在喊“打到某某某”他马上喊“打到……”,忽听那边又领头喊“毛主席万岁”,他觉得毛主席万岁比打到谁更重要,于是放弃原来喊的“打倒”而喊出“毛主席万岁”。由于他站第一排,很快被认出,马上被揪出,打成“现行反革命”弄在台上与走资派一起挨斗。还弄进城里关押了几天。

小孩也难逃

小学生学了几个字都爱到处写画。我的一个小学同学有天拿着粉笔在墙上写打倒,还未写出后边的内容,突然被人抓住,说他写反标。他家是贫农,家里的大人全出来争,那个抓他的人说,你们不要辩护,他确实写了,你们仔细看,这后边有别人往天写的毛主席万岁!这时围拢看的人多了,有人悄悄说,雨水淋来都看不清了,一个娃娃家,咋个晓得看前看后啊!有的起哄:捆起来,送公社!后来真送到公社。幸好他家成分好,又有权力,关了半天就放回来了。

剪头发与忠字舞

有一段时间,兴起“剪头发,剪除封建尾巴”的革命风潮。我们姐妹历来都是短发,不涉及。可怜生产队里的姑娘,嫂子们的辫子全被强行剪。连军属老大娘挽的发髻也被勒令强行剪。有一个王月玉姑娘,不仅人长得漂亮,且辫子乌黑发亮,又粗又长,独辫子垂在背后,走路一摆一摆的,非常俏丽。她听到了风声,躲到其它地方。躲过了这次浩劫。我们都佩服她的胆量,因为她家的成分是富农啊!

“九大”前夕,城乡普及“忠字舞”。(忠字舞的歌词“敬爱的毛主席,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心里的话要对你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要对你唱,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祝福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动作完全一致。

那段时间,不管做什么,都要先跳忠字舞,你才办得成事情。到供销社买盐巴,打煤油,去邮局交信都必须跳,否则就是对伟大领袖不忠。年轻人还好办,可苦了哪些农村老大娘。我们生产队的唐许氏,两个儿子都参军在部队,算是政治条件最好的。一次去供销社,被营业员拦住要她跳忠字舞,不跳就不卖。她几十岁了,又没有学过,只好速成培训,勉强过关,才买到了供应的盐巴。

那时候,四类分子和子女是不准跳忠字舞的。因此我们只能看着别人跳。自然也享受不了这种待遇。

庆祝“九大”召开,荥经全县八万军民涌上街头,欢呼雷动。当时的荥经只有一条街(现在的老街),人们抬着巨型的毛主席像和一米多高的“雄文四卷”,打着密密麻麻的红旗,各单位,公社分别组织的文艺宣传队载歌载舞游行,从东方公园(现在的体育场)到街老头(西门上)全是游行的队伍,全部跳的“忠字舞”。只有一个宣传队例外,跳的是谱了曲的“林彪语录”(林彪语录: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当时,我们站在街边挤在人群中看热闹,我抱着二岁的堂侄女亚亚。这个侄女回来,奶奶问她看见什么,她说:“看到毛主席看到书,看到红旗排起队。”后来想起,这个两岁的孩子总结得实在精辟。

狠批反动的医书

有一天造反派来抄家。头天没有找到“罪证”,今天就抄书。把父亲多年收集的书籍一背兜一背兜的背出来,大多是线装书。妈妈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能否开个收据?就遭来一阵谩骂:想记变天账啊?后来,这些书籍就成了造反派斗争父亲母亲的证据。他们捡出最厚的《辞源》《辞海》拿到斗争会台上做样品“大家看,这就是某某家的反动医书!革命的贫下中农同志们,让我们一起狠批这些反动的医书!”贫下中农从来没有看见比砖头还厚的书,有的就想,这么厚,真不知有多反动呢!

(我父亲曾经行过一段时间的医,后来被勒令禁止,所以,他们想到那厚的词源辞海是医书。医书是否反动,由人去说。再后来,我们想能否要回一点书,听知情的说,早就卖给做挂面的当包面纸了。)

反动的照相机,反动的哑铃,反动的外语,反动的收音机

十多点岁的哥哥曾用木板试图做照相机(只是做成了一个匣子,根本就没有中间的零件),造反派终于找到了”罪证”,收缴去在斗争会上说,某某的儿子做了一架反动的照相机,要偷拍河堤给台湾寄去,让美国飞机来轰炸我们贫下中农用血汗砌的河堤。幸好我们收缴了。

哥哥还找到两扇废弃的石头磨子,中间穿上木头棍子当哑铃,与堂哥一起练举重,锻炼身体。造反派说,这种锻炼是为了打贫下中农。他们把我的父亲母亲弄到花滩粮站的坝子里斗争,让他们抬着这一对反动的哑铃石磨,在严冬的寒风中站了整整一天!可怜我的父母亲几十年的教书匠没有半点劳力,父亲又是是几十年的肺结核咯血病人……

有一次,父母的一个学生赵某(他当时在大连师范学院教授外语)来我家,拿出一本英汉对照的外国诗歌选集出来,叫我二姐用汉语读,他用英语翻译。这事后来被积极分子报告到造反派那里,说某某家里通外国,公然在家读反动的外国话,让我父母交代了很久都说不清。

有一年春节,我的一个表姐(这位表姐和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结婚)来我家,玩耍时拿出一部小收音机播放,当时播放歌曲“公社闹春耕”,我至今还唱得出几句。窗外围了好多人(当时收音机是很稀罕的)听。积极分子又去报告,说某某家又有了反动的收音机在收听敌台,好多人都听到了的。于是又交代不清。

解放军不烧四类分子砍的柴

冬天,解放军拉练要住宿在我们公社。公社干部命令四类分子每人交纳干柴三百斤给解放军烧火做饭用。大雪封山,到哪里去砍干柴?(“深挖洞,广积粮”的时代,到处开荒种粮,根本砍不到柴。我的父母两人就要缴纳 600 斤)哥哥姐姐把父母安置在岩腔下,烧堆火给他们烤,然后去砍柴。砍好了陪伴着父母一步一滑地在山路上背着柴,啃着馍……千辛万苦千方百计凑够了柴交到公社指定的地点。

后来听说,公社干部指着大堆的柴火给解放军说:听到子弟兵来拉练,广大贫下中农给子弟兵准备的柴火,请你们一定接受贫下中农的心意。解放军听了好感动啊,一再致谢。并且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和“买卖价钱要公平”的规定,付了钱。

不知谁走漏了真情,说这些柴全是四类分子砍的。解放军说“我们解放军不烧四类分子砍的柴”。

解放军走了,干部又把这些柴卖了钱。听一个贫农说,他们用来“屙秋痢爆肚子”了(进饭馆)。

茶壶煮挂面

抓走资派风习卷全国,当时六合小学程校长被几个红卫兵小将看押起来,没收了他的锅瓢碗盏。叫他不准绝食。程校长饿得不行,只好用茶壶煮挂面。煮熟了,却弄不出来,只好把茶壶盖揭开,把挂面倒在筲箕里,撒点盐抓来吃。红卫兵马上揪住了罪证--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连面都煮不来,还当校长。

诸如此类的事情数不胜数。

注:退休后,由于开了一段时间铺子,门市处于 108 国道旁。门前刚好三米。我们在门口摆了两条长凳,南来北往的人都爱在此歇脚。在这三米阶沿上,每天听顾过客讲世间过去现在发生的故事,看人间百态。空闲下来,就用笔记录一些。

一天,一个顾客在街沿坐,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这是他听一个老汉讲的自己亲身经历:

这老汉家住荥经县荥河乡。老汉的儿子外出打工。开头两年还有音信。后来就没有音信了。老汉多方托人打听儿子的音信,没有半点消息,几乎失望。都过了好些年,老汉突然收到一封信,高兴的不得了。一看信封,是外国文字,周围人没有一个认得。老汉想,我有个亲戚在县城中学教英语,他肯定认得。

第二天,早早吃了饭,乘车进县城。到得城里找到亲戚英语老师,老师一看,也认不得。说:如果是英语,我就保证给你翻译,可这不是英语,不知道是什么文字。老汉一听,急得直跺脚,该找谁呢?英语老师说:去雅安找吧,可能雅安有办法。

老汉带着家书立马又到车站乘车去雅安,多方找人,仍然没有一个人认得这是何种文字。

无奈,老汉只好再前行到成都。东求西告。终于找到了能识此文字的翻译。并且同意给老汉翻译。说此信来自马达加斯加,文字是西班牙语。老汉高兴之至,终于知道儿子没有死。于是不断问翻译,信中写了什么。翻译说,先把翻译费收了再说,老汉问,多少钱?翻译说 800 元人民币!幸亏老汉出门时把家中刚卖肥猪的钱揣在了怀里。这几天,赶路,乘车,住旅馆,吃饭,买烟请人打听花了几百元,把这 800 元付了,所剩无几。要知道内容,还是得付钱,咬咬牙,把 800 元人民币付了翻译。翻译这时才说,信中只有八个字,给父亲寄来 800 美元。

至于后来怎么取到儿子汇来的 800 美元,怎样与儿子联系上的曲折经历,老汉没讲这顾客也不知道。只是听说老汉的儿子当年打工(不知怎么去的)到了马达加斯加,在那里与一个黑人姑娘结婚生子,日子过得还满好。不料,天有不测风云,某日出门,被警察发现,认定为偷渡者,被遣送回国。从此妻儿分离,天各一方。

杜甫诗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毕竟是战乱年月。这和平年代,老汉为了知道这封日夜牵挂的家书写什么,走州走县上省城,托人情找关系才知道家书的内容。虽未耗费万金,也耗尽了资产。

唉,现代家书西遭如此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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