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明：插队记零（上）
插队记零（上）
－－作者：吴明明
1968年11月我生日的那天，我和文祥挑着一被一垫和放置几件换洗衣服、几本小说的旧木箱的行李，向我们将要插队落户的潘祠堂生产队蹒跚而去。是年，我十四岁，文祥十七岁。
一.潘祠堂生产队
我和文祥落户的生产队坐落在大别山区边缘的紫蓬山的南麓，它的全称是巨新公社英雄大队潘祠堂生产队。漾溢着革命气息的“巨新”、“英雄”后续一个具有浓郁封建色彩的“潘祠堂”，让人觉得不太和谐。其实巨新公社原名为聚星公社，因公社社部所在镇子为聚星镇而得名。聚星镇得名已几千年了，据说东汉末期，后为吴国大都督的周瑜曾在镇子附近求学，在他读书期间，常有一些朋友前来拜访他，击鼓吟诗、指点江山后便在这座镇子下榻，一时间，小镇子名人荟萃、星光灿烂。故名为聚星。文革期间，镇上的造反派觉得“聚星”有为封建主义涂脂抹粉之嫌，谐其音改为“巨新”，取其巨大新变化之意。英雄大队原为白龙大队，因一条发源于紫蓬山的白龙河蜿蜒穿越其境而得名。也是在文革期间，大队的造反派觉得此名难以表达他们夺权后踌躇满志的气概，可乡下人不善含蓄，于是直表其白的“英雄”大队便应运而生了。我们生产队没有造反派，因潘家祠堂所在地而得名潘祠堂生产队的名谓得以延存下来。于是，在巨新、英雄革命的帽子和衣裤后露出了一条封建色彩极浓的潘祠堂的尾巴。如果按文革前的叫法，我们生产队全称应是聚星公社白龙大队潘祠堂生产队，这才是五千年中国历史最完美的表现，聚星、白龙、潘祠堂沉淀了几千年封建文化，而公社、大队、生产队则张扬着十几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激情，可谓株连壁合、相得益彰了。
我们队由七、八座上面生长着密密的茅草和一小片一小片松林的山丘，山丘上一小块一小块梯田和山丘间一大块一大块水田（我们队里人称山丘间为冲）及散落在山丘间的三个自然村组成。最大的自然村就是有十几户人家的潘祠堂村，第二大的自然村是地处生产队北端，有三户人家的柿子树庄，最小的是地处生产队最南端山丘脚下只有两户人家的小庄。我在插队之前一直以为村和庄是一回事，插队后，尤其是潘祠堂生产队对村和庄的区别让我明白了，大者为村，小者为庄。我们队算上我和文祥，共有男女老幼七十八口，拥有各种田地二百多亩（实际上应有三百多亩，只是我们队为了少交公粮，玩了点花招，瞒报了一百余亩，反正公社大队也无法准确测量散落多处的田地）和山丘上的茅草、松林等资源，地多人少，资源丰富，因此我们队的生活水平在全大队是首屈一指的。首先，各家各户的房子便是其它队难以望其项背的。房子的墙虽然无出左右用土坯筑就，但房顶都是一水的茅草铺成，其它队的房顶绝大多数为稻草铺的。茅草最大的好处是有筋、结实，用茅草铺的房顶可三五年不用拾掇，也不会漏雨，不象软塌塌的稻草，年年都要收拾，否则就会屋外大雨、屋内小雨，而且保温性能好，所谓草屋冬暖夏凉指的是茅草屋，稻草屋是无此等好处的。另外，得益于山岗上的松林，我们队房子的椽子都是小松树的杆或大松树的枝，而其它队的房椽多为剥去皮的麻杆，这两种不同材料的椽子使房顶的结实程度有质的区别。因此，我们队的年轻人常在外队人面前骄傲地宣称，他们闲着无聊时，就上房顶翻跟斗玩。而麻杆椽子的房顶别说翻跟斗，就是小心翼翼在上面走，一不留神就会踩个窟窿。别的队的人遇到这个场合，总是心虚气短。其次，我队人均土地远远多于其他队，尽管平时劳作比其它队辛苦得多，特别农忙时，男劳力、女劳力和十三四岁的半劳力们披星戴月地抢种、抢收，一天下来个个累得躺下如死狗一般，可年末分红一算帐，我们队平均每人可分得稻谷、小麦等主要粮食计九百斤，这在我们那儿可是个天文数字，比获粮少的队多出一倍都不止。此外，每人还可以分得皮棉若干、油七斤，最重要的是每户还可根据人口寡众，分得大小不一的山冈上长得密不透风的茅草的收割权。一般每人的茅草收割权加几天弯腰撅屁股地割草可获茅草千斤，当时每担茅草在镇子上可买一块八！千斤茅草就是十八块。由于各家屋顶的茅草多半五、六年才换一次，那么不换屋顶的年头，每人分配到的茅草就可以转化为现金收入。我们那儿有的生产队一个壮劳力干上一个月两个月也挣不上这么一大笔钱。最后，可充分反映我们队生活水平的是我们队的工分值，我插队的第一年，我们队每十分工（壮劳力一天劳动所获得的工分）折合人民币一块钱。我不知道这个工分值在全国农村处在什么水平，但我知道，在我们大队、公社、乃至全区绝对是鹤立鸡群的。我插队的第二年工分值降到八毛，第三年降到六毛，但降的只是绝对值，而相对的水平我们队几乎年年全区第一。年底分红，几乎每家都可以从会计手中拿到一百多块现金。凭着家中所藏的这一百多块钱，我们队的人在全大队任何场合绝对是趾高气扬，就是到镇子上赶集，也不似其他队的人那样会在镇居民面前露出怯意和寒酸，二分钱一个的油炸糍糕一个人就敢吃上五块；镇上肉店杀猪，嚷嚷着买肉最起劲的多半是我们队的人（当然，嚷嚷着买是一回事，买不买就是另一回事了）；镇上新开洗澡堂，五分钱洗个澡，第一批客人几乎全是我们队的人，洗完澡出来后，我们队的人一边满足地用手抚弄着湿漉漉的头发，一边旁若无人地大声地交谈在澡堂洗浴的心得，批评水太烫了、指责毛巾把太凉了等等。
尽管家家腰缠百贯，在外人面前常常不经意或有意张扬一些财大气粗的底气，流露出一点对自己好日子心满意足的神态，但我们队的人真正居家过日子还是和别的队的人一样，信奉的是中国传统的节俭之道。比如房子，我们队绝大多数家庭只是拥有差不多样式的三间茅屋，并不因为拥有丰富的茅草、松林资源而多盖一间。三间茅草屋中间一间为堂屋，大门开在堂屋的正中，多数人家的锅灶位于堂屋一隅，锅灶前并排放两口水缸，一口缸盛放的是从山下白龙河边土井中挑回的甘之如饴的井水，由于从井里挑水所费劳力巨大，因此此水仅供一家吃喝之用，而一家子洗洗涮涮则靠另一口缸里储存的从村边池塘里取来的水。堂屋里多半有一张四方桌和几张条凳，平时堂屋作为餐厅，这条凳供一家人用餐使用。来客人时，堂屋便充当客厅，客人多半坐在条凳上与主人交谈。堂屋东边那间多半为男女主人的卧室，西边那间为孩子们的卧室。卧室里除了一两张或木或土坯砌就的床，主要是粮囤、小型农具，当然主人卧室里会有几只木箱，最讲究的主人卧室里甚至还会有一张带有镜子的红漆梳妆桌（这一般是女主人带来的嫁妆），供女主人梳妆打扮之用。每间卧室的墙角必定有一只和木水桶差不多大小的尿桶，平日里一家大小的小解尽在其中，大解则要到离家十几米开外自家搭成的厕所。一般厕所里有一口埋在土里的缸作便池，大解的人便蹲在缸沿解决问题，墙上挂着一束经木榔头千锤百锻后软如帛锦、柔如柳絮、泽如黄金的稻草充作便纸。厕所都没有门，只有一张草帘子挂在那儿遮人耳目。因为每家都有自己的厕所，厕所真正为自家的私室，故无男女之分。由于粪便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可肥自家的菜园子，当自家的菜园子用不完，它还有其价值－－到生产队换工分，我记得大粪一桶价值三分工，小便一桶价值一分工，因此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去他人家厕所便宜了人家，所以尽管厕所不分男女，不用担心上厕所撞上异性外人，生出尴尬来。我和文祥插队的几年里从未拥有过自己的厕所，于是最近的那家厕所自然而然成为我们大解最佳选择。一开始我们俩都遇到过冲进厕所却发现有人蹲在坑边的尴尬，后来我们无师自通地到厕所外会干咳一声，如无回声，则堂而皇之入室，否则则掉头落荒而逃。我们俩长年使用的那家厕所的主人感谢我们俩一年来的贡献，到年底会给我们塞上两包烟，鼓励我们来年再继续使用他家的厕所，其实他的好意完全是多余的，他不给我们烟，我们也不会舍近求远跑到别家厕所去。我们队家家都养十几只鸡、几只鹅或鸭，至少一头猪，鸡舍猪舍则在房外用土坯砌成。那时鸡、鸭、鹅、猪都是散养，早上鸡出笼、猪出舍，让它们满世界自由觅食，晚上一声罗罗罗、咯咯咯地召唤，满村子各个角落的鸡呀、鸭呀、猪呀的就会各回各家，享用主人给它们备下的晚餐。我一直没有搞明白，各家的猪、鸡长的模样大同小异，各家人何以远远地就能认出自家的猪、鸡、鸭子，各家的房子差别不大，各家主人唤猪唤鸭的语气、口吻也十分接近，各家的猪、鸡、鸭何以就能分辨出自己的家、自己的主人，极少有跑错门、进错房的事发生。
我们队主产水稻，三百多亩田地有二百多亩水田用于种植水稻，大部分水田一年种两季稻，百余亩旱地秋末种上冬小麦、油菜，夏初收完小麦油菜后，种上棉花、花生、玉米和红薯，有时也种上大豆、黄豆之类的。因此，我们主食以米为主。除冬季天短，一日两餐，早稀下午干外，平时都是一日三餐。天刚亮，大家睡眼惺松踏看队长一声紧似一声的出工哨子，到田头劳作，大约上午九点钟左右，便回家吃早饭，早饭无一例外都是稀粥，佐之咸菜；餐后下地干活，大约到下午一点左右回家吃中饭，中饭多数是大米干饭，佐之以蔬菜，间或有一碗鸡蛋羹，很少有肉；麦收后的一段日子，午餐可能是面条、面饼；晚餐是在晚上收工后享用，或为午餐的剩饭用水熬成泡饭或新煮的粥，佐之中午的剩菜和咸菜。我之所以不知一日三餐的准确时间，是因为我们全队没有一只表、一只钟，全靠太阳高低估时间，没有太阳的阴天上工收工则全看队长高兴与否，或早一些或晚一点。我们队各家吃的菜是各户按人口多寡从队里分得的一点菜地种植出来的，腌制咸菜的原料也都出产于此，偶尔吃一点的鸡蛋则是自家鸡生产的，自产的鸡蛋大多数是拿到镇子上出售换回一些针头钱脑，咸盐酱油什么的，只有少数端上餐桌，再偶尔有点肉是从镇上买回，这种情况特别罕见，除非家里有什么重要客人或家里有什么重大活动。从田地抓到一条黄鳝或几个泥鳅，会让全家老少兴奋不已。说到吃，我们那有种食品一直令我神往。那是在腊月时将糯米和普通米按一比一的比例兑好，在水中浸泡一夜，然后将浸泡过的米用石磨碾成糊状，沥干水份，做成一个个馒头状再上蒸笼蒸熟。制成品叫粑粑。粑粑可切成片炒着吃，在沸水下着吃，也可在煮稀饭时加入些许粑粑让稀粥具有较强的抵饿功能。无论怎么吃，粑粑都是既筋道又糯，口感甚好，很有咬劲，咀嚼时会嚼出稻花的清香。粑粑也是送礼的极品，逢年过节走亲戚，送上一筐粑粑，送者拿得出手，收者也满心欢喜，送者所费不多，收者颇觉实惠。我记忆中，粑粑可从正月一直吃到初夏，如保管得当，吃到新麦收割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因此，一年有半年可见粑粑。粑粑是我们那既常见又金贵的食品。离开我们队三十年了，再也没吃过我们队那么好吃的粑粑，清香悠长、糯软筋道的粑粑只能留在深深的记忆中了。
我们队七十八口人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当属文祥，他受过两年初中教育，其次是我，受过一年初中教育，第三是学存，受过一年不算太正规的农中教育。我们三人是我们队最大的知识分子。其余七十五人中多半是文盲，受过扫盲教育、能勉强写出自己和家人名字，可利索地算出工分为数不多，受过小学教育的又更少。学问最大的三人，我和文祥才落户我队，学存出身不好（他父亲是个地主，在五十年初镇反时被人民政府镇压，由叔叔收养），因此都不能委以重任，所以我队的会计是由大队会计兼任的。这也是个奇特的现象，最富裕的生产队居然无法用自己的人掌握财权，好在我们队的人心胸开阔，倒不以此事为耻。别看我们队平均受教育程度不高，可我们队的文化生活却是有声有色，下象棋是我们队普及率最高也是最受欢迎的一项文化活动，不但大人、小孩热衷于此，连五保户潘老太太也能车走直、马走日、炮打隔子象飞田地来上几招。每天上午和下午劳动有一次休息，我们叫歇憩（我原以为叫歇气，歇一口气之意，后来查了字典才知道正确的写法为歇憩，小憩也）。歇憩长短以一盘棋胜负为限。遇到棋逢对手，双方你争我夺回合较多时，我们就多歇一会，遇到臭棋篓，三下五除二被缴械，就少歇一会。下雨天不出工，我们队至少有好几摊棋局，下棋者口中念念有词，观棋者大呼小叫，东支一招、西支一招，气氛甚为热烈。我受我父亲影响，很小就学会象棋，而且读过几本杨官麟主编的象棋杂志，我的象棋水平在我们队当数一数二，颇受象棋爱好者们、实际上是我们队大多数人的尊重。那些年龄长我许多、棋龄明显长于我的成年人经常被我几下子就解除武装，他们总是挠挠脑瓜子，嘟囔着：“这小子真神，怎么输得都不知道。”当我偶尔施展盲棋绝技时，那些热爱象棋的人们更是瞠目结舌，知道了象棋还可以这么下，于是更对我赞叹不已。由于实力明显高于常人，田头歇憩时，我从不参加决定休息长短的棋局，因为有我参加的棋局注定不会很长，雨天的棋局也很少有我能参加的，因为有我参加的棋局注定少了很多乐趣，因此，我的棋艺在我们队真有些高处不胜寒之感。另一种颇受欢迎的文化活动是听书。冬天的夜晚，我们队会出资请专业说书人来我队说书，一说便是十个八个夜晚。我插队的那几年间，上头有令，不准封资修文化占领农村阵地，说书不准说有封建糟粕的古书，只能说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革命的书。由于一来革命的书数量太少且篇幅不长，很难长期说下去，二来革命的书情节简单、人物关系不复杂，听了前面就知道后面，很难抓住观众，于是一般说书人到我们队说书总是以革命的书作为开篇，即一开始来一段革命的书，过一会，便转头说起封神演义、薛仁贵征东、水浒传等。大队干部唯恐他们的群众受到反动文化的毒害，知道哪有说书的便要去查访，探听一下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占领了农村，还是封建、资本主义反动文化僵而不亡、继续在农村这个阵地兴风作浪。有一次我们队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来我队的瞎子说书人正在慷慨激昂地说开薛仁贵：“只见他，身穿乌铁盔甲、跨下一匹黑漆漆的高头大马，持一柄重达十斤的大砍刀，冲着来人大喝一声……”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哈哈哈哈，什么电马电驴的，我从来没见过那玩意儿……”门开后，原来是外队闻讯赶来听书的，大家松了口气，说书先生继续他那薛仁贵：“来将通名，吾刀下不斩无名之辈。”专业说书的纵是我们队财大气粗也只能在冬闲时请一到两次，其余时间要想听书只有听广春的了。广春不姓潘，但娶了个潘姓的女子为妻，便携弟广林一起落户到我们队，成了学字辈潘姓人的姐夫。别看广春模样一般，肤色黝黑、一口永远都是黄色的牙的缝隙里总是沾点菜叶、瓜丝，可他口才极好，而且记忆力颇佳，他能绘声绘色、有时还可添枝加叶地将以前听过的书再转过来说给我们听，因此在田地里干活时广春的周围总是有一帮铁杆听众，一边听他说古一边干活，我是这帮铁杆听众之一。由于有广春的说书，有时乏味的劳作也会变得有趣起来，漫长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劳作也会显得不那么可憎。可惜广春边干活边说书只限于干直腰活，所谓直腰活即为不用弯腰劳动的活，如给棉花、大豆、水稻除草的活为直腰活，而直腰活占我队农活的比例很小，因此，劳作该乏味还是乏味，劳作时间该漫长还是漫长、劳作该可憎还是可憎。广春长相不怎么样，经济条件也一般，他的妻子却肤白眉黑、五官秀丽，我一直怀疑广春的妻子能嫁广春一定是受广春口才的诱惑，否则既无貌又无财的广春何以娶到这么美貌的女人为妻？男人们相聚谈女人也是我们队重要的文化活动，我们队男人绝大多数姓潘，同一祖宗，少数几个不姓潘的如广春、广林，娶的妻子一定姓潘，因此，严格的说，我们队除了我和文祥，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沾亲带故，但这并不妨碍男人们议论女人。因为我们队潘姓男人认为，只要女人不姓潘，便与自己无血亲，无血亲则无论怎么谈论都没关系，管她是婶子还是侄媳。而非潘姓男人认为不管姓什么的女人均与己无血亲关系，他们谈起女人约束更少一些，更肆无忌惮些，自由度更大些。通常谈论女人是从某女的衣着开始，那年头女人们穿着也很单调，除过年能添置一两件新衣外，平时几乎都是带着补丁的灰的、黑的或蓝的衣裤，和男人们差不多，但既便如此，也不会扫男人们谈论她们的兴趣，某女上黑下蓝，某女上蓝下灰都是他们谈论的话题，甚至某块补丁的形状、补丁的针脚都可以入题，从衣着说开，那么女人的举手投足、蹙眉嗔目、娉腰婷胸、喜笑怒骂无一不为男人们津津乐道。说着说着，那一串串隐喻暗示、一阵阵怪声怪调伴着飞溅唾沫星便弥漫在田头、村间。我们这些未婚的男女常常不知所云，只能瞪着迷惘的眼睛，看看这张意味深长的脸，觑觑那张挂满坏笑容的面，而那些已婚的女子对这些充满性喻示的话语既有某种向往、又有一些害羞，她们会扬着因微微羞赧而暗暗发红的脸嗔怪道：“这帮男人，象猪一样。”大胆点的妇女会加入男人们的议论，这便给男人们凭添了更多的话题，性议论更是妙语迭出了。当然，主动投怀送抱的女人们无一不最终引火烧身，成了这帮男人具体的目标。当男人们的攻击超出她的承受力时，她不得不撤出，撤离战场时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这帮死男人，回去跟你们老婆说去吧！”我当时年幼，不了解这些注定要受到屈辱的女人们为何总要自讨没趣。后来才慢慢悟出，她们也喜欢讨论些性方面的问题，为自己沉闷的生活添加一些乐趣，纵然引火烧身，受点委屈也在所不惜，和男人们共议性问题所带来的快感远远超过自己受那点子不快，何况这点点小不快回味起来恐怕还有些甜蜜。如果我们队的男人们光说不练那就不是我们队的男人了。虽然我们队有象棋文化，但黑天后，熬着灯油成全象棋文化的成本太高；虽然我们队有听书文化，但广春只会在白天干直腰活时才说说书，请说书先生也只会在冬闲时偶尔为之，一年三百多个漫漫长夜百无聊奈，如何打发，于是就有了搞搞男女关系的文化，正如多年后一位农村的圣人总结的那样：“晚上闲得无聊，搞搞男女关系。”说搞男女关系的能手我们队当推大老板。大老板兄弟四人，他的二弟二老板结婚单立门户，三弟学富虽未成家，但也分开另过，四弟学环尚未到弱冠之年，和他及他们的老母亲住在潘祠堂村正中央的一排三间大草房中。大老板年近不惑，可不知为什么就不肯找个老婆成家。凭大老板一手杀猪宰羊的手艺，加之身大力不亏，从来都是我们队最重要的劳动力之一，他的经济条件应属我们队之首，那年头，大老板帮别人家杀猪宰羊，除事毕后可在主人家大吃一顿，还可获得小肠一副，到镇上可卖得八毛钱，尽管其貌不扬，五短身材，但说个老婆绝非难事，可大老板就乐意陪着老母亲，领着四弟，心安理得地过寡汉条子生活。大老板家里的洗洗涮涮，甚至于连菜园子的锄锄灌灌基本由他老母亲全包下来，因此大老板除了在队里干干农活，农闲时赶村走庄，杀个猪宰个羊，基本无家务拖累，于是就有了勾引女人的闲，每年从队里分红不少于其它人，同时还有额外的收入，更不缺少勾引女人的钱。有闲有钱，加上大老板颇有些怜香惜玉的气度，他深得一帮小媳妇的欢心。据说大老板的女友遍布我们队和几个邻队，上到他婶子辈、下到他侄媳辈，只要女的有意，他绝对不会不动心，在这方面他是个无所畏惧的大英雄。从不受什么三纲五常的条条框框的约束。连他的二弟媳，平时对那些找她调笑的小叔子、大伯子从来都是横眉冷对，与她丈夫也是中规中矩、不苟言笑的，居然也上过他的床。大老板喜欢女人看上去好象是无拘无束，恣意挥洒，但他还是有两个基本原则的：第一，潘姓的女人他决不碰，不管她美若天仙，还是出了五服六服的，用他的话说，不能辱没祖宗；第二是未婚女子绝对不碰，不管她再性感、再主动，他也会退避三舍，用他的话说，不能昧着天良。由此看来，大老板敬重的一是祖宗、二是天。大概就因为这点德行，加之大老板除了这点子毛病，总体为人不错，也乐于助人，谁家有什么困难，他总能出手相援，因此，大老板给我们村不少的男人戴过绿帽子，那些戴过大老板送给他们绿帽子的男人背地里恨他恨得咬牙切齿，对他大面子上也谅得过去，公开场合下也不去为此事故意找他什么碴，除了他二弟。他二弟堵住赤身裸体的大老板和他老婆时，差点用铁锹劈断了大老板的腿，而且从那时起，足有几个月对大老板恶语相加、冷眼相对。大老板关系最为密切、也是最公开的女友是他叔叔辈的老蔑匠的老婆，我们称为二婶子。二婶子当年年约四旬，平日收拾得干干净净，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也有一两分半老徐娘的姿色。她丈夫老蔑匠身单体薄，面色总是苍白泛青，大概如此男人无法满足正处于虎狼年华的二婶子的需要，风流倜傥的大老板自然而然便成了她的男友。老蔑匠心知肚明，但又无力阻挡，只能任这一对男女偷情窃欢。我们队里的人都知道大老板和二婶子的关系，但都对此事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态度，特别是对二婶子，甚至为她能拥有大老板这样的男友而感到庆幸。我们队其他的男人搞男女关系不似大老板这样张扬，他们喜欢偷偷摸摸地偷情、悄不做声地玉成好事，因此，只能从男人们悄悄议论中得知其他男人晚上也都不闲着，但具体情况却知之甚少。总之，男女关系是我们队重要的文化活动，它能使我们队男男女女们在漫长的长夜里有了念想，为我们队男男女女们在辛勤劳作后添增了欢乐，给我们队总体上还属单调乏味的日子抹上了一层玫瑰色。我和文祥插队后，我们队多了一种文化活动，那就是无论我们两位在哪（我们插队的几年中换过三个居住场所，这点以后我会细细道来），队里年轻的寡汉条子们闲暇便聚集到我和文祥的居所，我们两的床上总是横七竖八躺满人，大家要么海阔天空胡吹海侃，要么有一搭没一搭地交流些村里村外、东家西家的情况。在我与文祥插队的几年间，这成为我们队的一景。我想，年青的寡汉条子愿意到我们这聚会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我们年龄相近，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已成家立业的男人们喜欢谈论女人、孩子、喂养鸡猪之道，肥沃菜园之经，而我们年轻人对这些兴趣不大，我们共同喜欢的是下回不出工，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串串；喜欢作弄乡下老实人的某镇上的小混混怎么让他吃点苦头；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哪个漂亮的女队员和某某相好了；当然只有我和文祥去过的省城里才有的令人炫目的高楼大厦、下雨天不会有烂泥、不用赤脚也不用穿胶鞋的省城的大马路、一拉绳就会带来一片光明的电灯、隔多少里都可以说话的电话等也是我们队年轻寡汉条子们向往的，同时也是他们喜欢谈论的；生活在城镇的人们日常起居是什么样的也是他们关心的内容。当我和文祥向他们绘声绘色地描述他们所想知道的城里的事和物时，他们的眸子里满是兴奋的光芒，同时嘴里也会发出啧啧的声音。第二，我和文祥的住所的油灯是我们队熄得最晚的油灯，只要我们两不上床睡觉，我们的油灯一定通明，而我们队其它家，吃罢晚饭、作完家务，油灯就会熄灭，年轻人精力旺盛，又向往光明，无法忍受黑暗的世界，到我们这可多享受一刻光明。第三，我们这聚集的是年龄相近的寡汉条子，既无长辈唠叨，也无孩子们的嬉闹，在这里每个人都会感到平等，都会无拘无束，特别是偶尔也会有一两位小媳妇携一两位小姑娘循声到我们这儿，更给我们的聚会增添了几分颜色、几分热闹。在晃动着微光的夜幕中，人的胆子也会大上几分，平日里当着小媳妇小姑娘不敢想的事现在也敢想了，不敢说的话现在也敢说了，不敢做的事现在也敢做了，比如乘乱拉一下小媳妇的手、拍一下小媳妇的背之类做起来既兴奋激动、又能回味长久的举止也是常有发生的。正因为上述三个原因，寡汉条子们在我们那里聚会得到了许多乐趣，而且这些乐趣在我和文祥离开我们队好几年后还被当年这些寡汉条们津津乐道。
说到我们队的文化，便不能不提及我们队的人所使用的语言。我们队人操古庐州语，许多用词十分古朴典雅。前面我曾提到过的“歇憩”就是十分典雅的一个词。比如，“搞”、“干”之类的词在我们队是十分难听的字眼，引申有性交的意思，因此无论私下里怎么谈论女人，在正式场合下对女人说话决不可以用这两个字，而用“舞”、“舞聒”以代之，如要问某女子在干什么，则要问你在舞什么，问某女人这事怎么搞的，则要问这事你怎么舞聒的，颇有点美奂美轮之味道。和比自己年长或辈分较高的人说话，必要加上“您老人家”这样的敬语，古庐州语在发音时往往会吃掉部分音节，“您老人家”听上去好像是“两家”，但由于说话人恭谦的神态，听上去一点也不觉得滑稽。对某些事不赞赏、不同意，则用“捍咯”（普通话为hange，古庐州音发作henge），这是古代汉语中的书面用语，字典上解释为“抵触”，而它却是我们队的人的日常词汇，目不识丁的老人和呀呀学语的孩童都能运用自如。如想表达某事糟糕了、办什么事没办成，则用“砸蛋”来形容，意为鸡蛋被砸。我们队很少有人知道伊索，几乎无人读过伊索寓言，可他们普遍所使用“砸蛋”居然和伊索寓言里的一个鸡蛋的故事如出一辙，说的也是一样的哲理。再如，我们称给秧苗除草叫薅秧、称喂猪用的水草叫荇秧，据考，这两个词在当代文学、科学书籍里极难有踪迹，只有古籍里常如是说。我没有学过语言学，脱离古庐州语系的环境也近三十年了，不知以上对古庐州语的一点半星理解有无偏差，望有识之士能给我一些教诲，在下感激不尽。
二.插队初期
我和文祥来到我们队的那一天晚上，我们队的最高领导人－－老队长为我们举行盛大的欢迎会。会场设在坐落潘祠堂村与小庄之间的一个山腰的生产队仓库。我们队的仓库是一排五六间屋的稻草房，由于茅草都分给各家各户了，以至于理论上应拥有全部茅草资源的生产队却无茅草为队里唯一的公房－生产队仓库敷衍屋顶。仓库坐北朝南，门口一个约五十多米见方的场地，打麦子、掼稻谷、晒场等活动都在这场地上进行，场地南端的山坡上是几垛高高的稻草堆，这是我们队几头耕牛冬天的口粮。仓库东头的一间为我们队稻种、棉种、红薯种、豆种的储藏室，储藏室与其它部分有一道结实的土墙隔开，门钥匙由队保管员执掌。其余空间堆放着一些水车、犁、耙、牛轭等大型农具，在仓库的西头用土坯为墩、松枝为铺板、稻草为褥，构筑了我和文祥的床，床的北面砌了一个灶，我和文祥就在此烧水做饭。我一直到现在都不能理解，队里怎么这么大胆，居然敢让我们两个不谙人事、年不及弱冠的毛头小伙在价值千金的仓库里居住，还敢让我们在里面生火做饭，也不怕我们两万一举火不慎，将我们队的家当一把火烧个精光。据说我们两临来前，队里召开会议，研究让我们两住哪，老队长提议让我们两住仓库，其他队委们无可无不可，只有保管员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我们两一旦不慎导致仓库走水，我们队恐怕就要破产。老队长怀着对未谋过面我们两的深深的信任，力排保管员之议，坚持让我们两住到仓库里，后来我们才知道，除了对我们两信任，老队长作出宁肯冒全队破产的风险也要把我们两安置在仓库里的决策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老队长一直为平时由保管员负责住仓库担任保卫每晚要给保管员记一分工心痛不已。是晚，仓库唯一一张破方桌上点燃了一盏没有灯罩的煤油灯，灯旁端坐着老队长，他望了望摇曳不定的昏暗灯光下或蹲或站的全体社员和挤在门边特意来看两个新人希罕的老老少少，轻轻地但有点威严地咳一声清清嗓子，然后致开了欢迎词：“各位老少，全体队员，我们队发生了一件大事，来了两个学生，是好事。有个学生的妈妈还是医生，是好事。两个学生跟我们谁家也没亲，是好事。学生们先在我家搭伙。学生们原来生活好，现在要吃苦了，是好事。”老队长言简意赅的发言看上去没什么，实际上用心良苦，意味深长。其一，学生（当时还不时兴叫知青，几个月后，毛主席发表了那段著名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最高指示后，我们才正式获名知青）来队是大事，暗示着老队长深深理解这场伟大的上山下乡运动意义，反映出老队长较高的政策水平；其二，有个学生的妈妈是医生是指与老队长曾有一面之交的我的母亲，老队长在这里点出我母亲的身份，一来表示出我们两个学生的身份与众不同（其他人没有母亲是医生的），二来为后面那句话的意思作铺垫；其三，学生与队里任何人没亲属关系，加之身份特殊，好多原队里的人不便干的事可让学生们去干，不便说的话也可以由学生们去说，这可是学生们最大的作用；其四，虽然学生们有这么大的作用，而且投身的运动也意义重大，但我们队不必对他们的物资生活提供什么优惠条件，因为他们来队里就是来吃苦的。在老队长致完欢迎词后，保管员就我们两住仓库一事作了一些具体指示：“仓库装的是我们全队的家当，要小心火。你们住这是在这生活，看仓库的工分就不能拿了。缺啥到我家去拿。”我和文祥住进仓库最直接的受害人就是保管员，每天约损失一毛钱的收入，可他还是那么关心我们，要我们当心火烛，缺东西他可慷慨支持，令我们俩感激不已。
从我们两插队之日起大约一周左右，我和文祥一日三餐都在老队长家搭伙，于是最先结识的是老队长的妻子，一个精明能干、头上身上拾掇得利利索索、平日里言语不多的中年妇女，老队长那结婚不久的女儿，一个长得高高大大、身材健硕、说话细声细气、笑起来两只小眼睛眯成两条细线、特爱在我和文祥狼吞虎咽之际说几句小幽默的年青女子，老队长倒插门翟姓的女婿，一个粗通文墨、象棋水平极高可又有身大力不亏的壮实的身材、平时当着老队长一家人言语不多可和我们俩却又能滔滔不绝说东聊西的小伙子。在我们队所在的地区，倒插门是件令人难堪的事，一般小伙子不到走投无路决不做这样的事，因此，翟姓小伙子与我们队其他年轻人相比，不会比任何人差，可他的地位就是不高，就是因为他倒插门，所以，翟姓小伙子在我们队一直有巨大的压力和心理负担。我不能体会这心理负担有多重，但我听说二十多年后，翟姓小伙子（那时已成中年人了）在陆续为老队长夫妇送终后，领着妻儿迁回他那离我们队约二三十里的深山里的原籍，尽管他的原籍山没我们队的山富，田没我们队的田肥，水也没我们队的水甜，可他们夫妻两硬是抛弃了这一切，为的是找回原本属于他们的尊严。
老队长家的生活水平在我们队应属上等，一家四口，个个能挣工分，每年分红获得现金比任何一家都多，即便如此，他家的伙食之好还是令我们吃惊：早餐除了稀粥，还会有几块油煎红薯块，中午大米饭不是就着蔬菜烧豆腐就是有咸肉蒸豆腐，晚餐除了有用油拌得油汪汪的咸菜，还会一人一个咸鸡蛋。比我们城里的家的伙食都好多了，我不由得对老队长说的我们是来吃苦的说法产生了怀疑。望着我们俩大口大口吞噬美味佳肴的模样，老队长女儿常会突然来一句：“小吴，你的舌头？”我一边直着脖子往下吞咽一边不解地伸出舌头，“啊，还在这呀，我以为就着饭吃到肚子了呢。”“文祥，你鼻子下那叫什么？”“什么？嘴嘛。”“嘴？那怎么老填不满，跟无底洞似的。”她对她新婚的丈夫也显得关爱不够的样子：“小心筷子，别咬断了吞肚子里了。”翟姓小伙子赤红着脸，低着头，一声不吭大口大口往嘴里扒饭。她妈妈，那个慈眉善目的中年妇女看着不过意了：“热饭也堵不住你的嘴！你们别睬她。”后来我们才知道，老队长为招待我们不惜欠着招女婿花费所致的上百元债，还继续举债去买肉、买豆腐，甚至把家里半年要吃的油也都用光了。得知如此事实真相后，我不仅仅彻底原谅了老队长女儿尖刻的幽默，还为我们俩无功受赏，糟蹋了老队长家的美味而愧疚不已。
冬季里没有什么农活，县里和公社便规划了一些水利工程，让我们去修渠挖河。我和文祥插队十天后，便和全队所有的男劳力和男性半劳力挑着被卷、升火造饭的柴薪、大米和挖河必备的筐、锹等工具开赴距我们队约二十余里地的水利工地上，去开挖一条干渠。我们全体驻扎在离工地不远的一个村子里，借当地农民堂屋铺上地铺，在屋外搭个棚垒个灶，便安下了我们队的大本营。第二天一早，我们便扛着锹，抬着筐上了工地。全公社近百个生产队聚集在几华里长的工地上，任务是在一片平地上挖出深约五米、宽20米的干渠。我们队要挖三十米的河道。老队长将我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铁锹挖土，另部分两人一组，将挖出的土抬上河堤堆到河堤上。我在抬土组，和我搭挡的是一位年约十六、七岁的半劳力，仗着小时候有过抬水的磨练，一开始抬土到不觉得吃力。但随着河塘越来越深，河堤越来越高，抬土就成了十分劳累的事了。两人抬着约100多斤重的土，面对面横着向河堤上爬，每登一步仿佛都要用出全身的力气，直到堤顶，倒出土，才能伸一下腰，舒一口气，享受一下劳累过后的小憩之乐。最令人痛苦的是肩膀被扁担压得十分疼痛，简直不愿将扁担放在肩上。我老怀疑肩膀上的皮破了，可屡屡拉开衣领视之，除了有些红肿，竟无破皮迹象，这让我非常失望，我希望皮破了，可以找理由不抬土，去我认为轻松得许多的挖土组。我的搭挡认为抬土比挖土轻松，要不然怎么挖土的都是身强力壮的壮劳力。而半劳力都在抬土。我不以为然，他们不用负重爬坡，仅仅是将土挖开，再装入筐中，何累之有？终于在我百般要求后，老队长让我到挖土组试试。拿上铁锹后，才发现挖土真不比抬土轻松。对我而言，首先，每一锹土要费吃奶的力气才能挖出，因为地底下的土经成千上万年的沉积，十分密实，不使劲根本挖不动；其次，抬土者到堤顶后慢悠悠地下坡可获得一小会休息，而挖土者则没有这样的享受，必须一直不停地挖土，眼前永远是等着装土的筐子；再次，肉手掌与木制的锹柄磨擦次数多了，手掌上磨出了水泡，疼得钻心。尽管手上磨出了泡，仍不好意思要求返回原岗位，只能咬牙坚持。我挖土的速度越来越慢，每一锹挖出的土越来越少了，而我觉得费得力越来越多了，特别是汗水渍着已破了皮的水泡，热辣辣地疼痛。就在我觉得我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老队长一声号令：“歇憩了！”我把铁锹一扔，一下子瘫倒在地下。老队长关切地问我；“挖土不是好事吧？”我无力地点点头。歇憩后，我便灰溜溜地回到了抬土组。
挖渠工作量是按生产队分配的，我们队人少，相对工程量大，尽管我们队人人奋力，个个争先，但我们队进度还是明显落后于我们的左邻右舍，左右的河塘比我们的要低几十公分，我们队的土塘象个戏台子，突兀在工地中，十分刺目。左邻嘲笑我们：“潘祠堂要唱大戏啰！”右舍调侃道：“你们在上边冷不冷，到我们这避避风吧。”老队长是个争胜好强，极看重自己面子的人，面对如此窘境，急得直上火，嘴边甚至烧出了水泡。他要求每筐再加两锹土，挖土的人再加快点挖土频率，不时还骂骂咧咧地：“广春，你慢腾滕的，我日你祖宗！学富，筐再不堆上我砸你头！学延，日你个老婆，混什么混！”我们队歇憩时间明显缩短了，歇憩的次数也减少了，每个人的劳动强度明显增大，但我们队工程进度却没有明显改观。当晚，我们队在驻地举行了如何加快工程进度研讨会，经过充分讨论和论证，决定：全队人马分两个组，老队长挂帅统领一组，副队长升帐辖二组，其余人按强弱分成三挡，根据抽签分到一组或二组，整个程序如同现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分组程序，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抽签的工具是火柴棍，而不是亚足联使的金光灿烂的玻璃球。剩余的工作量平均分到两个组，即将已形成的戏台一分为二，左边归一组，右边归二组，哪一组先完工，哪一组可早日回家，工分照记。分组这样的生产组织形式燃起了大家冲天的劳动热情，激发了大家争强好胜的天性。另外，我们组还采取了抬土、挖土轮换制，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此外，分组后两组的组员还一边干活，一边还互相调侃，调节了劳动气氛，使沉闷的、繁重的劳动增添了许多乐趣。没多久，我们队的总进度就赶上了其它队，并且有超过其它队的趋势。大队书记披着那件象征着权力和威严的旧军大衣到我们队工地上视察，看到我们队的小伙子们你追我赶的劳动气氛，嘴角上露出了开心的笑。老队长得意洋洋地向大队书记介绍了我们队的新举措，没想到书记听后，脸色一沉：“日奶奶的，你们这是在搞资本主义，搞三自一包，破坏一大二公。不准这么干！”老队长刚才还高高昂起的头一下子垂了下去，书记走后，老队长还在喃喃自语：“日它祖宗的资本主义。”我们队不得不重新恢复旧制，一场能焕发劳动积极性的改革被大队书记几句话就扼杀了。所幸此时工程量所剩不多，我们队终于得以和其它队差不多时间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工程验收后，我们队在驻地举行了盛大的聚餐会，从附近镇子上买回十几斤猪肉和二十多斤豆腐，我们一个个放开肚皮，可着劲地大口嚼肉，大口吞豆腐。用学存的话：“狠咬一块大肥肉，油往牙两边一滋，快活呀！”
挖河回来，在田地里干一些杂七杂八的活计，就进入了腊月了。农村的腊月，总是荡漾着浓浓的过年的气氛。妇女们整个腊月是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的，她们要在家里操办与过年有关的大事。泡米做年耙耙，是每家每户必办的。大人小孩每人做一身新衣、一双新鞋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时我们队虽然比较富裕，但买成衣成鞋也过于奢侈，到镇上扯几块布，找个裁缝裁一裁，回家后手工缝制成衣是大多数家庭的选择；扯一点鞋面布，将平日纳好的鞋底装上鞋面，为一家老少做一双新鞋。这也是我们队妇劳力们在腊月里必然的功课。还要宰鸡屠鸭，将宰杀后的鸡、鸭、鹅腌制成咸货挂在屋檐下风干以备正月里或更久后食用。请大老板将家里喂养了一年的猪杀掉，将宰杀后的猪肉分割成六、七斤一块，再用盐腌成咸肉，与咸鸡咸鸭一起挂到屋檐下，顿时，屋檐下琳琅满目，透露出富足，透露出对生活的满意。大老板那段时间忙得不可开交，每天至少要宰两头猪，有时甚至三头，宰一头猪照例有一顿大吃大喝，于是天天吃得满嘴流油，喝得昏天黑地，他常常在别人面前炫耀：“下一年嗅着猪肉味都恶心，听到酒这个字头都晕。”整个腊月。村子里老是弥漫着浓浓的香味。各家各户还要扫尘，将屋里一年积攒的尘土，包括屋梁上的尘土都要扫除干净，不多的几件破家具擦得光鉴照人。热热闹闹忙到腊月二十三，便正式开始过年了。队里停止了一切农活，大家除了走亲访友，就是在家招待来访的亲友，除了吃吃喝喝，就是抄着手东家走走，西家串串；再有就是支起棋摊，尽情地过过棋瘾，当然，入夜还会支起几桌牌九，赌上个五分一毛的。虽然公社大队一再强调要移风易俗，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但我们队习俗依旧，唯一移风的是牌九桌到夜晚才开，而且还会有人在外观风头，一有点风吹草动，赶紧撤摊，以防被大队干部抓个现行。其实大队干部对此也心知肚明，但迫于公社的压力。不得不常常深入各队，告诫他们的子民，不要往枪口上撞。年三十中午便摆开了年夜饭，各家年夜饭都讲究，至少要上八大碗菜，一般有咸肉、咸鸭、咸鹅、咸杂碎各一碗，再就一碗油炸花生米、一碗炒鸡蛋、两碗新鲜的蔬菜。饭前少不了放上一挂鞭炮。这热热闹闹的年一直过到正月十五。尽管公社大队干部都要求各队正月初五后就要下地干活，但我们队没人理这个喳，正如老队长所言：“我们农村人一年到头不就盼这个年好好歇憩歇憩，正月初五还在过年呢。谁要敢让我们年过不好，我日他祖宗，我就敢让他一年都过不好。”干部们也明白年对农民的重要意义，对正月初五下地的要求也不十分较真，口头上喊喊，执行起来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我们队的年得以延续到正月十五。
挖河工地回来，我和文祥正式自己开伙了。那时，我们每人的230元安家费已拨到公社。每月，我们俩可以从安家费中一人领到九元的生活费。另有45斤粮票，半斤油票，那时米是一毛三一斤，油大约是七毛一斤，九元钱买了四十五斤米和半斤油后，所剩的一点钱只够买点盐、煤油、牙膏、肥皂之类的日常用品，从68年12月起，一直到第二年麦收，我们两一直享受这种从安家费中领取生活费的待遇。生活费只能用于吃饭，菜就靠全队各家每日送一点咸菜。每天早上，都会有一位妇女端着自家产的一碗咸菜送到我们住的仓库，放到那张破桌子上，顺便和我们拉几句家常。一开始总是关心我们苦不苦，习惯不习惯呀，我们父母从事什么工作呀，他们收入怎么样呀等等，慢慢则和我们聊几句队里的事，谁谁老实忠厚，谁谁偷奸耍滑、谁谁喜善乐施、谁谁小气抠门，东家的媳妇是如何如何要到手的，西家的闺女是是如何嫁出去的，南家小伙最近说了个媳妇，北家小子说对象怎么被女方拒绝了。就这样，我们在接受百家菜的同时，熟悉了我们队的男女老少。给我们送菜，绝大多数人都是心甘情愿的，他们乐意关照两个无亲无靠、小小年龄就得从土里刨食养活自己的学生，同时也乐意在我们收下菜后听到我们发自肺腑地道出的感谢，但也不否认有个别人家把给我们俩送菜当作他们的施舍，使我们俩有受嗟来之食的感觉。
我和文祥单独开伙后，便轮流承担一日三餐的淘米、做饭、涮锅、洗碗等家务活，没轮着做饭的那人则承担每日挑回一担井水、一担池塘水的任务。要担井水，我们必须从仓库向北，越过一个冲，再向西穿过零零落落散落在山丘间的潘祠堂村，下一个土坡，再向南穿过一个冲，向西下一个坡，再转一个弯才能到达山脚下白龙河边的那口土井。所谓土井实际上是口十几米见方的水坑，水坑里的水来自穿过土壤渗过来的白龙河水和其上方山丘的岩石中渗入的水，别看土井其貌不扬，可水质纯厚，味道甘美，整个潘祠堂村的人都是靠它滋润着。劳动一天后再去这个土井担一担百余斤水，对于一个刚刚十四周岁的我来说，路显得太漫长、太崎岖，坡显得太陡峭、太坎坷，担子也显得太沉重。我将水从土井挑回仓库，一路上至少要休息三、四次，经常文祥晚饭已做好，我还未挑水归来。做饭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且不说每天三顿淘米、到场地边稻草堆拔出够三餐饭用的稻草、蒸咸菜，就是餐后刷锅洗碗就够烦的了。懒则思变，我们发明了用热水瓶熬粥的方法，操作程序是这样的，晚上将一小捧米洗净置入水瓶里，再在水瓶里灌上滚开的水，用塞子盖紧，第二天早上拔出瓶塞，水瓶里就是热乎乎、稀稠适中、香气扑鼻的米粥了。我们还发明了在一口锅里同时煮出粥和干饭的办法，不用增加工作量就可以在喝了粥后，再吃上一小碗抵饿的干饭。我和文祥轮流做饭挑水的分工制度一直执行到我们两被招工返城。
开春后，老队长给我和文祥一人派了一份轻松但又为队里其他人难以胜任的工作。文祥看山，我看猪。所谓看山，是负责巡视我队所属的几座山丘，严禁外队人到这些山丘上来砍割刚冒青的青草回去沤肥。我们队的山丘草势茂盛，砍割回去沤的肥肥力甚强，令外队人垂涎三尺，经常有些砍青的小姑娘大媳妇偷偷溜进我队队界，偷割我队的草芽。以前也年年派人看山，但由于队里的人和周围村落的人不是三亲就是六戚，发现偷盗行为也拉不下脸，制止不住，被砍过青芽的地面丧失了生长秋后可卖钱的茅草，故我们队因外队盗割青芽而损失惨重。老队长从我们两一来队里就敏锐地发现我们两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即与周围队里的人无故无亲，故最不可能因私废公，于是他把看山的重责庄严的交给文祥。所谓看猪，实际上是在我队三个自然村周围巡逻，将闯入地头的鸡、鸭、鹅、猪等撵出去，同时还负责将散落在村里、庄外的猪粪用粪耙收集起来，送到队里的粪堆上。干这项工作最大的难度是要将入地的猪属谁家的搞清楚并禀告老队长，以便老队长可据此扣谁家的工分，好像是猪入地一次，扣除一分工，以前也有人干过这活，但给老队长禀报时多半轻描淡写，唯恐得罪人；第二大难度是，将收集到的猪粪百分之百送到队里的粪堆上，不能倒入自家粪池。老队长认为我与队里的谁也不沾亲带故，执行制度会更铁面无私些，同时我和文祥无自家的厕所，收集到的粪便只能送到队里粪堆，无作弊的必要条件，于是老队长对我委以了看猪的重任。
对我而言，看猪有几大障碍：第一，要准确地认出哪头猪是谁家的，这实在太困难了。猪和猪长得实在太象了，队里各家春季购买猪仔也差不多时候，从大小也不易区别，各头猪吃喝的水平也无大差异，从胖瘦也不易区分。因此，当有猪入地时，我只能禀报有猪一头入某地，糟踏庄稼如何如何，但是谁家的我则分辨不清。老队长对我这等行径倒也无太大责难。第二，终日与臭气熏天的猪粪为伍，弄的身上总有一股酸酸的、臭臭的气味，连文祥有时都耻于和我一起进餐，弄得我自尊心大受伤害。第三，各村都养着凶恶的看家狗，以柿子庄的一条恶犬为最甚，每次去小庄、柿子庄周围巡视前，都要暗暗鼓几番勇气，在巡视过程中，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唯恐恶狗袭来咬我一口。慢慢地三大障碍逐渐消除。第一，我对大部分猪的体形、外貌、动姿有了一定的认识，大概可以八九不离十认出哪头猪是谁家的，尽管偶尔还会有张冠李戴之误，但准确率差不多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老队长根据我的情报毫不留情地罚了一些人家工分，使各家放猪时特别小心翼翼，结果使村边原极易受到破坏的庄稼长势良好；第二，久与猪粪打交道，其臭味也慢慢淡化，变成如同青草味、庄稼味一般正常，连文祥也习惯了我身上的臭味，和我在一起时也不再流露出厌恶的神情；第三，每条恶狗都熟悉了我的身影，不但不冲我汪汪乱咬、寻衅滋事，经常还围着我摇头摆尾作欢迎状。这时看猪就成了轻松愉快的活计了。文祥的看山也不比我费力多少，每日按既定的路线巡视，遇着大胆潜入我队队界的偷青者只需大喝几声，偷青者便会望风而逃，再大胆点的偷青者虽然不至望风而逃，但文祥冲到他们身边，扬言要没收他们的工具时，他们也不得不低头认罪，乖乖撤离我们队的辖区。我们两的轻松愉快的活计遭到队里不少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半劳力们的嫉妒，他们纷纷到老队长面前请缨，要求取我们二人以代之，但老队长不相信他们具备我们两人的品质，故坚辞不允。这样，我们两人如此逍遥了许久。细想起来，我看猪这段时光是我在队里几年间最幸福的时光。
看猪大约持续了一个多月时光，我发现周围不友好的目光越来越炽烈，闲言碎语也越来越多，除了指责我不分青红皂白，让许多家白白遭受到扣工分的损失，特别是有的猪刚准备下地还没付诸实践时就被我举报了，更有咸一句淡一句的对我整日轻松自如便可挣得五分工表示出极大的不满。那些和我年龄几乎差不多的半劳力们几乎视我为公敌，他们几乎在任何场合下都不放过对我的调侃，特别是在挖河时与我搭档抬土时因同病相怜而结下深厚劳动友谊的学华，看我的目光简直有点怨毒，讥讽我所用的词句比别人更加肆无忌惮，差不多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在他们眼里和口中，我几乎成了游手好闲、不劳而获的下流汉，我几乎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懒虫，队里能容忍我这么个怪物存在是对劳动神圣最大的不恭，是对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最严重的亵渎。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严厉的拷问，在不停地颤抖、自责。重压之下，我找到了老队长，坚决要求辞去看猪的工作，宁肯和大伙儿一起流汗，也不愿承受心灵的鞭挞。老队长肯定了我的工作的同时，也充分理解了我当时的境况，同意了我的请求，于是我回到了大伙儿身边，成为我们队劳动大军中普通的一员，那些恶语恶言随之也消失殆尽。
文祥看山终于也闹出了事端。外村一行五、六位妇女组成的偷青小分队悄悄越过我们队队界，侵入我队的山坳，正大肆狂砍青苗时，文祥似从天而降，一下子堵在她们面前。屡屡砍青受阻的愤恨一下子爆发出来，在文祥威胁要扣她们镰刀、箩筐时，她们平时里逆来顺受的样子一下子不见了，发疯般与文祥争夺起来，其中一位妇女一把撕破了文祥的外衣，还用镰刀柄将文祥的脑袋上打出了一串包包。文祥遵循好男不与女斗的古训，抱着脑袋向队里逃去，得胜后的偷青小队则背着满载的青苗得胜返村。
以上一切恰被正好路过此地的我大队的另外几位知青看了个真切，大家对文祥维护公共利益反遭羞辱和毒打的事显得义愤添膺，不多时，全大队三十多位知青全聚到我们队，你一言我一语商量报复的办法。刚经过文革洗礼的红卫兵们虽在农村磨砺半年，但血气依然在，不多久一个计划诞生了：1.以全大队知青的名誉要求打人凶手到潘祠堂生产队向文祥赔礼道歉，并将道歉内容书写成章，贴到公社所在地巨新镇；2.赔偿文祥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人民币五元整。3.如三日内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全大队知青将对凶手采取革命行动，革命行动包括抄掉凶手的家。当晚，上述要求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发到凶手所在的生产队。凶手和她的家庭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凶手有意亲自前来赔礼，但她丈夫坚决不同意，他担心他老婆会被这帮无法无天的学生殴打受伤。她丈夫央求他们队的有关人士前去斡旋，并央求老队长来向我们求情，老队长耍起了二杆子：“你们打伤了学生，你们去赔礼是好事，我不管。”背下里，老队长对文祥说，就要这么治治他们，以后就不会有人敢到我们队偷青了。三日很快就过去，凶手并未前来，我们三十几人立即集合起来，手执扁担、铁锹等家什向凶手所在村庄蜂拥而去。凶手居住的小山村的人全逃得无影无踪（后来我们才知道，有人去那散布谣言，说英雄大队的知青要血洗他们村，他还告诫小山村的人，知青们受毛主席的保护，打死人不用偿命），我们兵不血刃将凶手家大门撞开，将他家的被褥、小型农具以及两口箱子全扛到了我们队的仓库里。此外，我们还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未动其它人家一针一线。我们撤离后，凶手返回空空荡荡的家，望着这一切顿足嚎啕大哭起来。当天晚上，她就和她丈夫在他们队长的陪同下，来到我们队，向文祥三鞠躬致歉，恭恭敬敬交上五元赔偿金，并承诺明日一早就将检讨书贴到巨新镇。这个事件使知青名声大振，方圆数十里地区都知道英雄大队的知青真不好惹，千万别惹他们。还有传的邪乎的，英雄大队知青们个个身手不凡，身怀绝技，男的会拳，女的会剑，三五个人靠不近身边。这个事件的影响力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几年后，后来的知青都知道老大哥老大姐们曾经有过的辉煌，以至他们效仿我们，直到剑走偏锋，干出了一些与此次事件完全不同性质的事，给当地农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得知后，我不由得为我们曾有过的举动造成这样不良影响深感内疚。从我结识我们队乃至附近几个队的农民至今，我一直以为我们那儿的农民尽管有时有一些小小的狡黠，偶尔也玩一点花招，不经意间也曾给我们带来过无伤大雅的伤害，但他们没有过多的奢望，没有什么恶念，他们是天底下最纯朴、最善良的农民，谁要是故意欺负他们，故意伤害他们，真是天理不容！
青芽成长为青草了，割青沤肥的季节也过去了，文祥也返回我们的队伍中。
约五月间，我们迎来了我们插队后的第一个双抢。所谓双抢是指用抢的速度进行播种和收割，要求在半个月内完成收割所有该收的麦子、油菜籽，并完成翻耕后的麦子、油菜籽地的棉花、花生、大豆、红薯等旱地作物的播种及早稻秧苗的栽植工作。地多人少的我们队在双抢期间比其它队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双抢时的作息大致是这样的：每天天边刚露出鱼肚白，全队人集中到秧田去拔秧，并以稻草为绳，将拔出的秧苗系成把，以便将成把的秧苗抛至待插秧的水田中；大约早饭前，就将当天所需用的秧苗全准备好了。早饭后，大部分人去割麦子、割油菜，到临近中饭时，将割下的麦子、油菜挑至生产队的场地上摊开晾晒。中饭后多数人去插秧或去种棉花、花生等旱地作物。晚饭后，顶着满天的星斗去为麦子、油菜脱粒，直至将上午收割的小麦、油菜全部脱粒完并入库方可结束一天的劳动。现在算算，每天劳动时间不会少于十四、五个小时，每日睡眠时间不会超过六、七个小时，而且我们队上述的这些劳动除了翻耕麦田借助畜力外，其余全部依赖人力，可以想像当时的劳动强度了。我记得晚上打场回到家，连洗把脸的力气都没有了，经常是和着粘满灰土、麦芒的衣服就倒到床上睡死过去。顺便说一下，双抢前仓库要派用处了，我和文祥被安置到寡汉条学富家，我们三人同住学富的两间草屋。
几天高强度的双抢劳动把全队人都快累垮了，我们队的抢种、抢收速度越来越慢，照这样的进度，非要误了季节。情急之下，老队长又开动脑筋，想出了新办法：他将全队男、妇、半劳力按差不多比例搭配分成若干小组，每晚给这些小组配活，如第一组第二天收割哪块麦、栽哪几处秧、种哪块地的棉花，如干完可提前收工且可按整天记工分。劳动组织规模明显变小了，可劳动效率却提高了，老队长每天晚上给各小组派的活的总和都大于原全队一日所干活的总和，可没有一个小组不能按质按量完成任务。这样，我们队终于在季节之内圆满地完成了全部双抢。过了很多年我在大学里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方才明白，这种劳动组织形式之所以效率高是因为它与当时我们队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受此启发，我又进一步发挥，在当年的学期论文中写到，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水平，我国广大农村落后的生产力与以队为单位进行核算的生产关系不相适应，导致了农业生产低效率，要改变这种状况，应该走向包产到户之路。这在1979年初应算有点离经叛道，我的那位可将资本论倒背如流的政治经济学老师差点没给我及格。大约一年后，联产责任制（本质上与包产到户无太大差异）如燎原之势一下子席卷全国，我不由顿时释然，并为我亲历的生活可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作诠释而暗暗骄傲。顺便说一句，当时我们公社革委会汤主任在七十年代末期任山南区区长，在他的默许下，山南区在在七八年几乎与小岗村同时开展后叫联产责任制的改革，而且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是小岗村无法比拟的，只是小岗村的事迹更具有传奇色彩，才使得农村联产责任制的点火人的荣誉给了小岗村。我相信，我们队当年搞生产组织小规模化的改革。汤主任一定知道，因为汤主任家距我们队只有一山丘之隔，可谓鸡犬之声相闻，他夫人与我们队有几户人家还有那么点亲戚关系，隔三岔五便有往来。我也相信，汤区长可能不明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关系，但他一定知道以队为劳动组织单位至少在我们那个地区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有潘祠堂生产队缩小生产组织规模以提高生产效率为证。我更相信，他默许山南区搞包产到户也是受我们队当年某些实践活动的启发。
双抢以后，农活主要是除除草、薅薅秧、施施肥、间间苗等农田管理的活计，劳动强度不大，加之所有的活都是直着腰干，大伙可以扎堆儿边干边闲聊，我们则围着广春听他说古道今，劳动气氛相当轻松。在他们的闲聊中，我知道了近几十年来日子最苦当属粮食关（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自然灾害期间），解放后日子最好过的应属三自一包的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间，纵使在解放前只要无太大的灾害，吃饱饭穿暖衣并无大碍，到是在粮食关，我们那真可谓饿殍遍地，据说有全庄子人都被饿死的惨事发生，于是他们深深怀念当时被定为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和省里最大走资派李葆华给他们带来的好日子。我知道了解放前我们那儿的地主不是都象周扒皮、刘文彩，自家生活骄奢淫侈，对长工、雇农则穷凶极恶，他们平时省吃俭用，与普通农民无大二致，对待长工、雇农不敢说亲如兄弟，起码不会打打骂骂，农忙时会尽可能改善伙食，否则长工们谁会为他们尽心干活，无长工们尽心干活，他们的收成怎么得到保证？我知道了他们尽管被中央、毛主席认为是革命的中坚力量，是中国政权的重要基础，但他们并不关心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虚头巴脑的荣耀，他们最关心的是今年年成如何，每个工值能否达到一元钱，大队对我们的提留会不会涨，邻村的某某讨一个媳妇花费多少多少等鸡零狗碎之类琐事，一点没有中国共产党倚重的神气。我知道了当年土改，闹腾的最欢的是平日游手好闲、食无定时、居无定所的无赖，其中之一甚至到乡上当了干部，现任公社主任的汤主任曾当过他的通讯员，可惜飞得再高的鸡永远也成不了鹰，他不久因强占某地主小老婆被开除公职，现在仍在当农民；本份的农民不热心土改分浮财，经常受良心的谴责，晚上会偷偷将白天分到的几件好衣服、一张太师椅之类的东西送还给那些地主们，他们认为从别人家强取之物当属不义之财。听着他们东一句西一句的闲聊，好像在读一本题材广泛、适及面甚宽的中国农村现代史和民俗史，而这些内容在当时公开出版的书本中绝对看不到的，因此从他们的闲聊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明白了很多事理。
双抢后，我和文祥按月到公社领取生活费的待遇取消了。我们和队里的每个成员一样从队里分到了约几十斤小麦、几斤油，这是我们插队半年多第一次取得队民待遇。夏收前，我们俩便搬离仓库，住进学富的两间茅草屋中，学富虽然上有老母、下有小弟，且无婚配，可他乐意自立门户，独自生活。学富身体不高大，也不显得强壮，可他却是我们队力气最大的劳力之一，二百多斤的担子他挑起一口气走上七八里山路还能腰不颤、气不喘，他同时也是我队庄稼活技术最全面的劳力之一，扬鞭驾牛、耕田耙地、间苗薅秧无所不能。就这么个壮劳力，一天也只挣比他水平低、力量小的男劳力一样的十分工，这使很多人为此愤愤不平。学富还有一手捕鱼捉鳖的技能。春末夏初雨天，沿白龙河的梯田由于蓄水过多需开缺向白龙河排水，这样正要产卵的鱼会沿着排水沟逆水而上。学富领着我们来到这样的排水沟，用一只箩筐将排水口拦住，再将排水沟上游的尽头用粘土堵死，一会儿排水沟里就没有水了，一条条鱼在沟底泥滩上翻腾，我们几乎是手到擒来。这样一个晚上可抓上一脸盆的鱼。将抓回的鱼开膛破肚，放上干辣椒、生姜，香喷喷地煮上一大锅，其他循香而至的寡汉条们带来烧酒，一顿打平伙（指参加吃饭者都需以不同形式出资）式的美宴就这么开张了。夏天的夜晚，学富带着我们来到稻田间的田埂上，用手电一照，便可照见一只肉乎乎、傻头傻脑的青蛙，再用竹竿顶头缚几根铁丝做成的叉子叉去，便可捕获一只又肥又嫩的青蛙。一会儿便能捉出几十只。将抓获的青蛙去皮去头，煮出的滋味决不亚于鱼、肉，虽然我们队大多数人对此所不齿，还有人当面指责我们这些行径，但学富领着我们仍然我行我素，隔三岔五便叉上一些青蛙打打牙祭，补充补充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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