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明：插队记零（下）
插队记零（下）
－－作者：吴明明
四.知识青年们
大约八、九月间，收割了中稻后，队里用我们的安家费为我们在潘祠堂村最东头盖了两间以稻草为顶的草舍，从此我和文祥有了我们自己的家。我们将里间作卧室，置放着我们新添置的木床，同时还砌一个大粮囤子在内室，堆放我们分回的粮食。外屋作堂屋、灶间、餐厅，除安放灶台、水缸外，我们还拥有放在土坯砌成的鸡笼上一只木制的碗橱。自打我们俩搬到这里，这两间草房成我队寡汉条子的最向往的地方，也成了我大队知青最爱来的地方。我们大队知青共三十二人，除我和文祥，其余均是来自淮河边的煤都。年长者不过二十挂零，年幼者莫过于我，十四岁过几天。文化水平高者，受过完整的高中教育，文化水平低者，才上过两三年学的社会青年是也。男知青约有二十余人，女知青约十人左右。虽然大家年龄悬殊，文化水平差异很大，但由于命运相近，都是辞父别母，只身来到广阔天地面对黄土背朝天；生活经历相似，都是在城里生活多年，一下子被抛到这山沟里，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因此大家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交往的也较多。特别是雨天不出工，大家有机会相互走动，增加了了解，也培养起相互间的友谊。佩早当属我大队知青中大知识分子，他受过完整的高中教育，学识渊博，说起什么事来要么引经据典，使人心服口服，要么出口成章，让人感觉到他才华横溢。最绝的是他能把以前读过的名著绘声绘色地讲给我们听，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经他口说出，人物更传神，情节便生动。我们相聚的时候，听佩早谈谈古，说说今，是我们知青的一大享受。据说有一回他们村来了个说书先生说封神讲义，一不留神，一个细节说错了，在下听书的佩早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说书先生顿时意识到遇到高人了，他冲佩早一抱拳：“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小子吃张口饭，不免有失误，望海涵，”话毕，抄起一盒烟抛向佩早。后来我向佩早求证此事，他却一连声地说：“言过其实、言过其实。”佩早虽学富五车，博识过人，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加之为人有些迂腐，在大队不太得志，如为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编个唱词，给大队干部起草个什么话稿，到公社去参加什么讲用之类的美差从来都落不到他头上。好在佩早不太在意，无论处于何境，一天到晚倒也乐乐呵呵。跃龙与佩早同在一队，论文采与佩早不相上下，论为人却比佩早练达圆通。虽然也同属可教育好子女，可在大队干部眼里，他比佩早可造就。在我的眼里，他是属于关心时局、热心公益、上可与大队支书搭上话、下可以与妇女儿童唠得火热的那种有较强适应生活环境能力的人。他消息灵通，比如某大队会计与大队主任有积怨，公社书记（当时大约叫主任）和我们大队支书有生死之交，妇女主任的丈夫在何处当兵等大队和公社干部的情况，我多半是从他那里得知的。跃龙与大队所有知青关系都十分好，他并不在意张三没受过什么教育，举止粗鲁，李四争强好胜，好勇斗狠，没有什么人缘，王五行为乖张，与众人格格不入，举大队的知青，无人他不能打得火热。有一次，一位知青不知为什么事与他当众翻脸，指着他的鼻子大声数落他的不是，他当时脸红到脖根，大家怕他不冷静，干出什么出格的事，纷纷劝慰他，可他却嘿嘿笑了几声，如没事一样。几天后，那位当众发怒的知青见人就说，全大队知青他最佩服的就是跃龙。论侠肝义胆、古道心肠莫过于小郑。这个矿工的儿子，长了一身结实的肌肉，还练过几天拳脚，内家拳外家腿打得虎虎有声，我曾亲眼见他用手掌将一块红砖劈成两半。上次文祥与偷青妇女纠纷就是被他看见，全大队知青就是被他召集起来的。我们大队有位年龄小、身子骨弱却偏偏特别调皮捣蛋的张姓知青，有一次赶集和镇上几个小混混发生口角，几个小混混围住他正准备施以拳脚，小郑拍马赶到，不顾人少势单，立即施以援手，只见他左一拳，右一腿，将那几个小混混打得落荒而去，可他也挂了几处彩，脑袋上也被打出了几个包。我们大队有四位女知青在一个队落户。她们容貌未必出众，衣着也并不时髦，但十几年城市文化的熏陶，使她们有着与当地小姑娘们迥然不同的气质和风韵，倍受她们队寡汉条子们关注。于是寡汉条子们对她们发起了肆无忌惮、近乎性骚扰的追求，这几位女知青为此受尽了折磨。小郑得知此事后，领几位男知青开到该队，对这些寡汉条子们进行了严正的警告，有个身大力不亏的刚表示不服，小郑一伸手拉住那人胳膊，伸脚一绊，他还明白怎么回事，便摔个仰巴朝天。从此，那几位女知青再也未被纠缠过。而且我们大队其她女知青从此也未受过年轻的寡汉条们的欺负，他们都知道，惹了女知青，小郑是不会让他们好过的。如果论漂亮、论热情、论温柔，小陆在我们大队女知青中排名肯定不会靠前，但这位出身于书香门第（她父母都是教师）的姑娘有一股书卷气，而且她本身受教育程度较高（曾上过一年高中），文学造诣颇深，和大家一起谈天说地时，一张口就能说上几个成语，一论证什么就会来一句某某名人曾云，令我等没受过多少教育的知青瞠目，因此，只要她在场，那些漂亮的、热情的、豪放的女知青都在温文尔雅、妙语成篇的她面前相形见绌。她喜欢和佩早谈论一些曾经读过的文学名著，喜欢和跃龙讨论一些当前的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还喜欢居高临下般给我们这些年龄较小、涉世尚浅的小知青指点迷津。听她数典论经、激扬文字，仿佛在上一堂生动的文学、社会科学课，顿时觉得生活也美妙起来。别看小陆有时显得有点冷峻，可她与她队里的寡汉条子、大姑娘、小媳妇相处得十分融洽。她居住的小草屋里常常来客盈门，挑水、机米等重活总有人心甘情愿地为她干，缝个补丁、修补一下鞋子之类的针线活也有人代劳。
一群十几岁便远离自己熟悉的城市、远离自己的亲人的知青很快就丧失了对农村生活的新鲜感，面对着日复一日单调枯燥的生活，面对着冥冥难卜的未来，大家产生了一种烦躁。释放烦躁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干出一些违反社会规则、藐视社会道德的事。大约在插队一年左右，我们大队知青就有偷鸡摸狗的举动了。我曾经亲历几次，或者说有过几次这类的行为。
我和文祥的草舍位于潘祠堂村最东头，距最近的农舍约有十几米。这家的鸡经常光顾我们的堂屋，一会在灶前的草堆中刨刨啄啄，一会飞上我们的碗柜寻寻觅觅，不时在我们灶台上或碗柜边拉下一两泡鸡屎。我们对这些鸡深恶痛绝，但采取的最过激行动也就是举起扫帚将它们轰出家门。有一个傍晚，我们这来了一位知青，正准备生火造饭之际，一只肥硕的母鸡窜进屋子，它象平常一样大摇大摆在我们的堂屋漫步。我和文祥正埋头做饭，突听呜吱一声，那位知青已将鸡揽在怀里，鸡脖子已被他拧断。我们两大惊失色，茫然间不知所措。那位知青不慌不忙将咽了气的鸡塞入他随身带来的挎包里。随后，我们三人乘着暮色，一溜烟似地逃往那位知青家。随后的炖鸡就白米饭固然香甜可口，可第二日丢鸡的那家主妇直着嗓子的声声咒骂却深深地刺痛了我们的心。一只鸡，尤其是一只正在下蛋的鸡是农民家一笔不小的财富，且不说一只鸡本身价值好几元钱，单就它屁股下的蛋，就可以为农户换回盐、煤油及日常生活所需的针头线脑，也可为馋嘴的孩子、生病的老人提供一点安慰和一份营养。平时，来一般的客人决舍不得杀鸡款客，只有迎娶送嫁之类的大事或者款待三年五载才会上门一次的贵客才会杀一只鸡以示尊重。可就是这么贵重的鸡居然不明不白的丢失了，难怪鸡的主人痛心疾首，声称：“我家的鸡啊，哪个吃了它，要从嗓子眼烂到屁眼！”我猜想，她一定认为鸡是被我们偷走的，苦无证据，只好对着我们的屋子恶狠狠骂上一顿以泄心头之气。从这次事件后，我和文祥对所有我们相识的知青发出严正警告：任何人不准动我队一草一木，否则的话我们将与其断绝一切关系。同时，我和文祥我队所有老少爷们庄重保证，再有丢鸡丢鸭之类的事发生，我们两一定协助失主追查到底。此后，我们队再也没有发生丢东少西的事。好多年后，我们队人谈到此事还对我两心存感激。
我和文祥迁入新居后，村民们相信我们业已成家，该自食其力了，因此给我们送菜便终止了。我们便自己动手腌制咸菜，从镇上买回些新鲜蔬菜，洗净切碎，用盐拌匀后置入坛中，压实封口，不几日，一坛散发出悠悠清香的腌菜便做好了。不久，我们两连这腌菜也吃不上了，文祥家一直比较困难，他父亲一人的工资要养活他母亲和两个妹妹，没有富裕的钱周济他。我家也因为我父亲还未解放，一月只发十二元生活费，加上我母亲五十多元的工资要养活五口人，也无力接济我。我们两处在既无外援，又无内助（拿到手的工分只能分回稻、麦、油，现金要等年末分红才能拿到手，而分给我们的菜地除了长点草，还不会长别的）的窘境中，坛子里的腌菜有的时候少，没的时候多，实在没菜了，我们俩就用盐开水泡饭吃，几天的盐开水泡饭，吃得我们嘴上淡出鸟来。一天收工后，文祥悄悄告诉我，白龙河对岸属其他大队的地界上有块菜地的白菜长势特别茂盛，不妨乘夜里风高，窃它些许来腌腌。我犹豫了一下，接受了他的建议。是夜，我们两提着筐、扛着锹，乘黑摸过河，径直奔向那菜地，该菜地地处白龙河畔，离最近的庄子有二里多地，黑黝黝的夜给我们添加了几分胆气，但远处时断时续的狗吠也让我们有几分怯意，不管怎么样，吃为大，食为天，我们狠下心来，连铲带拔，一会儿筐里装满了肥硕硕的白菜。我们连夜将这筐菜腌了，将整理下的黄叶、菜根挖了坑掩埋好。我们没看见菜主暴跳如雷，也没听到他们的泼口大骂，但我们可以想像到菜的主人发现白菜被盗后发生的情景，也知道我们的父母和祖宗因此受了我们不少连累。
如果说偷鸡偷菜尚有些功利色彩，尚可推委为生活所迫，那么到镇子上那家唯一的理发馆将人家的刮脸刀偷出纯粹就是对社会道德的挑战了。我们公社所在地巨新镇只有一条不足百米的小街，街两边是镇上居民的家和一家供销社办的百货店，一家集体所有制的代销店，一家小医院，一家小饭馆、一家肉店及一家理发店。公社大院位于镇东头的一个山坡上，有两排红砖黑瓦的平房和将两排平房圈起来的红砖围墙。公社大院是我们这个巨新镇唯一用砖砌瓦铺的，透出几分威严。我们平日到镇上闲逛，这几个去处无一不进去逛个遍。那天，我们几个知青照例我们的巡视，刚进理发店，理发师傅正背对着门给他的客人洗头，那把刮脸刀就放在一进门的镜子下。我们中的一位顺手抄起那把刀放入衣袋，然后向我们使个眼色，随即我们几个人迅速撤离该店，疾步向镇外走去。还未走出多远，理发师傅一边叫嚷着什么一边向我们追来。他跑到我们面前，气喘吁吁地说：“伙计（我们插队的地区表示关系密切的一种称谓，类似于北京地区的哥们之类的），你们别跟我逗了，你们要那刀没什么用，还给我吧。”他小心翼翼地避开偷、窃之类的字眼，仿佛我们只是借了他的刀，现在要我们还给他而已。不料我们几个人勃然变色：“什么刀？什么还给你？”“没进来别人，就你们几个，刀就没了。”理发师傅推理道。“你这什么意思？我们拿你刀干什么？”我们几个也咬紧牙不松口。“那把刀好几块钱，是我吃饭的家伙，求求你们还给我吧。”理发师傅伤心地喊道，眼睛流露出悲愤并带有一丝绝望的神色。这眼神和有点嘶哑的叫声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几乎就要说出“对不起”三个字来。可我打量了一下我的同伴，看到他们仿佛也有一丝犹豫，但主要还是坚不认帐的面色，把快要说出的话又生生吞了回去。理发师傅见要不回来了，便佝偻着腰绝望地离开了我们。我们几个在返回的路上一直沉默不语，谁也提不起兴致说点什么。到我们分手时，佩早长长叹了一口气：“不应该呀，悔不当初呀！”第二天，我们几个又结伴去镇上，当我们又进入这个理发店时，理发师傅如临大敌般盯着我们，眼神除了悲忿，还有一点蔑视，仿佛在说：“你们这帮家伙还想偷点什么？”我们离开后，他惊喜地发现，那把刮脸刀放在昨天放的那个地方。
那段时间，我们最喜欢谈论的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当时，中苏关系剑拔弩张，边境冲突日甚一日，我们都盼望冲突能逐步升级，演化成全面战争，进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时我们就不必这么窝囊囊地在这活着了，而是投锄从戎，骑马挎枪随战无不胜的解放军横扫欧亚大陆，将熄灭的克里姆林宫的红星重新点燃，再跨太平洋，将红旗插上白宫宫顶，让五州四海红旗尽染，让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笑逐颜开。我们一个个在解放全世界的战争中功勋卓著，最后身着遍布弹孔、满是硝烟的军装、胸挂一串串亮闪的勋章来到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检阅。每当谈到这里，我们个个激动得浑身哆嗦，几乎不能自己。
一天深夜，村里突然响起凄厉的哨声，老队长大声吆喝道：“接大队革委会指示，全体男劳力们去大队部开紧急会议！”我和文祥心中一动：“怎么？打仗了？”当我们进入大队大礼堂时，只见主席台昏暗的马灯灯光下站立几位全副武装的军人，满面严肃地注视着台下的我们。大队革委会的那个头上有几块癞巴的头头正和在我们公社支左的排长在台边紧张地议论着什么。我四下一打量，大队礼堂里站满了全大队各生产队的劳力们，大部分知青都来了，大家心情紧张地盯着主席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现在开会了！”随着革委会那个头头一声喝叫，礼堂里嗡嗡的低语声一下子静了下来。“现在我向大家宣布，我们大队发生了一起重大的反革命事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XX（我实在想不起在挖河工地斥责老队长在搞资本主义，现在被这位革委会头头称为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陈书记的大名了）潜逃了！”没打仗呀，我和文祥交换了一下失望的眼神。“下面请张排长作指示！”军容严整，武装齐全，腰间佩一把手枪的张排长大步跨到主席台正中央：“同志们，现在中苏战争一触即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指日可待，国际形势十分严峻，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阶级敌人胆颤心寒，祖国山花一片灿烂。就在这样的形势下，陈XX畏罪潜逃了。这是和国内外阶级敌人串通一气的卑劣行径，是配合反动派妄图颠覆我们无产阶级政权的狼子野心，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大家要提高警惕，枕戈待旦。打倒走资本主义当权派陈XX！”我第一次听张排长做报告，对他从国际到国内言简意赅的分析，一句句对仗整齐的排比，铿锵有力极富感染力的号召钦佩得五体投地，特别是他要我们枕戈待旦，我觉得接下去要给我们每人发一支枪了，可张排长下面的话又让我失望了一次：“现在全体集合，示威游行！”后来我才知道，前两天大队革委会在张排长的带领下学习毛泽东著作，在讨论如何向大寨一样搞以大队为核算单位时，那位陈支书与张排长发生了分歧。张排长的意见是乘革命的东风，鼓足干劲，立即实施全大队集中核算，陈支书则提倡慢慢来，因为现在的物质条件和队员们的觉悟还不足以搞大核算。两人在会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一怒之下，陈支书一甩袖子，离开了会场。第二天陈支书远在二十多里外的亲戚生急病，陈支书着急去探望，未向大队有关人员打招呼，领着老婆孩子就走了。张排长几次找他不到，怀疑他潜逃以示对抗，盛怒之下，搞了这么一次大会，意在给陈支书点颜色看看。再后来的事我们就不太清楚了，只知道过几天陈支书又重返大队，照样披着那件旧军大衣南边巡视，北边指导地忙活着，而那位张排长再也没在我们大队露面，不久后便返回部队。那位有癞巴的革委会头头也被撤去了职务，回他原来的生产队当劳力去了。
下乡一年多以后，知青中弥漫着沮丧、茫然甚至有些绝望的情绪。首先大家对下乡的目的产生了怀疑。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们上山下乡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一年多来，所受的教育只是学了一些农活，其它教育无从谈起。贫下中农们整天忙完队里的活就忙家里的活，也没有空闲给我们进行教育。其次，我们这样受教育究竟有没有个期限也没有任何说法。我们究竟是在农村受几年教育再委以重任呢，还是真的在这安家落户，一辈子与土地、庄稼为伍？从目前什么消息都没有的情况看，要呆一辈子的可能性较大，那么我们的未来呢？就是刨刨土、种种地，以后娶一个农民老婆，生一群农村娃娃，象我们各队的老潘、老陈、老王、老李一样？最糟糕的是许多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在知青中悄悄流传。有种说法是：红卫兵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武器，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后，武器就该入库了，所谓狡兔死走狗烹。可组织起来的红卫兵是一股力量，放在哪都不安全，干脆化整为零，散落到农村这片广阔天地里，让它自生自灭。还有一种说法也比较有市场：文化大革命虽然取得了胜利，可经济搞糟了，国家没有力量解决这几年累积下来的学生的就业问题，就将就业危机转嫁给农民，让农民分担国家困难。不管那种说法，对我们知青精神上的打击都是巨大的，我们仿佛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有不少知青开始自暴自弃起来，他们不出工，整天东逛西窜，偷鸡窃狗；也有些知青没事便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甚至还有个别知青动不动就扬言要火烧公社大院，血洗某某大队。知青的行为处在某种失控的边缘。
公社汤主任目睹知青的种种行为，心急如焚，他担心知青行为一旦失控，他辖区的百姓，包括知青本人和他们公社干部都会遭致重大损失，在他的力主下，全公社知青及有关公社领导在公社中学举行了三天的巨新公社知青学习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大会。会上，各大队推荐的优秀知青代表发表了一些在贫下中农教育下，如何改变了自己嗅觉器官，使臭哄哄的大粪变得芬芳起来，如何消除了地球引力，使原来感到沉甸甸的担子变得轻如鸿毛等心得体会。这些言论在分组讨论中被初具科学常识的知青们批得体无完肤，而发表这些言论的优秀知青也遭到其他知青的无情嘲笑。尽管开会、发言、讨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未给知青带来什么安慰，但每日至少一顿大肉的丰盛伙食、大会开幕和闭幕全体公社革委会成员出席的隆重场面、会前会后忙碌着的公社小干事们一改以往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的模样、见到知青们的总是满脸堆笑的神情让我们得到了安慰，自信心也有所恢复。闭幕会上汤主任发表了一通热情漾溢又语重心长的讲话：“知青们，你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广阔天地中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我公社社员对你们特别的敬佩，你们在我公社一年多的时间里，为我公社抓革命、促生产、粮食超纲要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代表我公社全体社员们向你们表示祟高的革命谢意并致以革命的敬礼！”汤主任一通高帽子把台下的知青们戴晕了，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居然在公社领导心目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也没想到我们区区百十人在公社能有这么大的作用，顿时热血沸腾。汤主任随即话锋一转，充满温情地说：“你们远离父母亲人，来到我们这地界，你们辛苦了。而我们条件有限，没能很好地照顾好你们的生活，愧对你们的父母啊。我宣布，从今日起，不管哪个知青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我会象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对待你们，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你们。”台下顿时掌声一片，不知谁激动地站了起来，大呼一声：“向贫下中农学习！向汤主任致敬！”上百条稚嫩的嗓门跟着呼喊起来。掌声、口号声持续了好几分钟。“你们是有文化的一代新农民，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新一代，只要你们踏踏实实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之路，就一定能成为优秀的革命接班人，就一定能和我公社全体贫下中农一起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台下又是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接着，汤主任语重心长地说道：“可最近也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个别觉悟不高的知青偷鸡摸狗，寻衅滋事，危害公社的治安。还有个别知青偷偷摸摸传播一些反革命的小道消息。这虽然是极个别情况，但他们这些行为给广大革命的知青脸上抹了黑，败坏了广大革命知青的形象，全体革命知青要坚决与这样的现象做斗争。今天我就不在会上点名了，希望做过不该做的事的知青回去好好斗私批修。以后再有此类事情发生，我公社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会严肃查办，严惩不贷。知青同志们呐，你们才不过十几岁，刚刚走上社会，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千万不要轻信谣言，被坏人利用，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我作为公社主任，不但要从生活上关心你们，更重要的是要从政治思想上关心你们。我不希望看到你们中有人犯错误，毁了一辈子啊。”汤主任这番话使我们羞愧难当，一个个低头沉默不语。在结束讲话时，汤主任号召道：“最后，让我们高唱毛主席语录歌：你们年轻人。”台上台下一起放开了嗓子：“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知青大会后，县知青办派出工作组，与有关公社领导干部一起，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走访知青，召开知青座谈会，帮助知青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让知青宣泄心头的苦闷，知青们心情大为舒畅，心态逐渐恢复平静。就这样，在汤主任的导演下，一场危机化解于无形了。
五.我们队大事记
在我插队的几年中，我们队的日子多半是较平静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几年间还是发生了几起对我乃至对我们队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事，值得我记录下来。
第一件大事是学富突然失踪。我和文祥自六九年夏初从队仓库搬出到六九年秋我们新居落成这段时间，一直住在学富那，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达四月之久。据这几个月我对学富的了解，他是个忠厚老实之人，虽然二十好几尚未娶妻，但一直恪守汉道，平时连与嫂嫂、弟媳开玩笑之类的事都极罕见，有时遇到泼辣的妇人们的性挑衅也只会红着脸，垂下头，嘿嘿笑几声了事。就这么个老实人，说不见就不见了。他年迈的老母亲急得死去活来，他的哥哥大老板、二老板四处寻找，差不多一个月均杳无音信。全队人议论纷纷，谁也猜不出学富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我给大老板出个到报上登一个寻人启示的主意，没想到大老板眼一瞪，气急败坏地说：“在潘祠堂显眼还不够，还要到全国去显眼呀！”一个多月后，大老板收到了学富寄自海南岛的来信。原来最近几年学富在提亲的事上屡屡不顺，大老板托人给学富提过好几门亲事，可女方见学富几面，就嫌学富过于老实，相貌平平，拒绝再交往下去。这事对学富刺激太大。后他听人说，海南岛贫瘠荒凉，可是美女如云且男人多黑小瘦弱，内地再一般的男人到那也如潘安再世，于是他一狠心便远走海南，决心在那找个媳妇回来。信中说，他已在海南一个村庄落下了脚，这里风光秀丽，当地人为人善良，而且女多男少，他的事很有希望在此得以解决云云。大约两年多后的一天，我已在省城当学徒工，突然接到学富从车站打来电话，称已携妻带女返回，现正在汽车站等车，我急忙赶到车站去见分别已三年多的学富。三年多未见的学富模样依旧，只是举止言谈多了几分见过大世面的成熟。身边海南籍的妻子身材矮小，肤色黧黑，五官到还周正，说实话，不要说不如我们队公认的美女小芳，就是与姿色平平的大扬芝等相比，也逊色不少，但她对学富无比信任，不仅委身与他，还告父别母，跟随学富来到数千公里之远、人生地疏的学富老家来。她怀里抱一个牙牙学语的小女孩，不肖说，这是他两跨数省爱情的结晶。学富妻子来到我们队后，还从他家乡又引进了几位海南籍的姑娘给我们队或邻队的寡汉条子为妻，帮助我们那缓解了不少矛盾。
如果说学富事件有个喜剧的结局，我们队另一件大事的主人翁便没有这么幸运了。
在潘祠堂村中央偏南地带有一幢一字三间茅草顶的房子，这房子初看上去与其它房子没什么两样，但仔细打量又可发现略有不同。首先，它比其它的房子大约都高出尺许，显得略有点挺拔：其次，它比其它房子又略宽上尺许，觉得又有点宽敞；最重要的是它的墙比其它房子更趋于长方形，使整座房子更加周正。用我们队人的话说，更周吴郑王一些。房内的布局、摆设和大多数人家无明显差别，但每件物件摆放的恰到好处，整个房间显得井井有条，普普通通的家具便透出一股精气神。这家男主人是个会干木匠活的老吴，女主人是位潘家的后裔。十多年前，老吴领着妻子和三个女儿从外地迁入我们队。我插队时，老吴的大女儿、二女儿已经嫁到外队，他和妻子领着十四、五岁的小女儿三子相濡以沫，在我们队居家过日子。三子读过几年小学，加之受略通文墨、随时保持落户外地的外乡人的谨慎的父母的熏陶，出落得有几分文气，不管和谁说话总是细声细气，开口前总是羞赧一笑。深受父母宠爱又能获得村里姑娘媳妇欢喜的三子（三十多年后，我仍然能记起她的音容笑貌，可想不起她的芳名了）唯一的缺陷是她的劳动能力十分糟糕，不论干什么活，她总是落在最后。尽管她干什么都十分努力，可无论怎么努力，动作就是比常人要慢上一拍。队里毫不客气地评她为三分工，即她从早到晚和队里的人一块儿劳作十个小时左右，只能获得整劳力百分之三十的工分，按我们队里当年的工分值计算，约值三毛钱，是我们队挣工分最少的人。就连我，年龄和她差不多而且从未干过农活的学生娃也比她整整高出两分工。每当锄地、薅秧、割稻、割麦她远远落在后面时，队里的劳力们总爱善意地和她开几句玩笑：“三子，你一个人落那么远，害不害怕啊？”听到这种奚落，三子脸总是刷地一下红到脖子根，然后手更加努力地挥动农具，汗也比刚才出的更多了，可是前进的速度却并不见提高。我从不参加这样的奚落，因为落在最后的除了她，就是我。而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比她强，落在后面也可以心安理得。可是三子却一直为此而感到紧张，仿佛她对不起队里所有的人。我曾多次悄悄地开导她：“三子，你就挣三分工，你只要能干到他们的三分之一，就算对得起你的工分，你要能干到他们的一半，就该找队长加工分了，犯不着着急。”她听见我的劝慰，总是感激的微微一笑，但决不放弃她的努力，决不放慢她的劳动节奏。有一天锄地，又是我们两个落在后面，她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唉，你说我怎么就这么没有用呢？什么时候我能和他们干得一样快就好了。”我对她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各人有各人的优缺点。我们队的小姑娘谁也没有你有文化，你不也比她们强吗？”她冲我笑了笑：“我们队的人都象你就好了。”由于长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终于有一天，她的精神崩溃了。最起先，落在后面的她嘴里总在咕咕叨叨，不知道在自言自语什么，后来发展到半夜一下惊醒，抄起农具要上地里去干活。这时，队里的人才发现他们平时并不带有什么恶意的玩笑铸下了多么可怕的后果。人们纷纷到她家去探望她，送上两只鸡蛋或是一把时鲜蔬菜，希望用这些来赎回他们的罪过。三子疯了，彻底丧失了她原本就不强的劳动能力。可是她获得了解脱，再也不会遭到别人的嘲笑和奚落了。她那不堪重负的心灵终于得到了宁静。
我插队的几年中，我们队没有发生过一起添丁进口的事，却死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老篾匠。老篾匠是我们队里唯一的职业手艺人，大老板会杀猪宰羊，老吴会锯木刨料，也称得上是手艺人，但这些手艺不是他们养家糊口的主要手段。他们主要是参加队里的农业劳动挣工分，手艺仅仅是具有赚点额外进项以补家用之功能，故而只能是业余的手艺人。老篾匠作篾活是他养家糊口的唯一手段，因此称他为职业手艺人，将他与大老板、老吴等带有业余性质的手艺人区别开来并无不当。我们队所在地区生有一种粗不及寸，高丈余的竹子，将成熟的竹子伐下晒干，用刀细巧地劈出竹皮，可编织出我们那儿居家生活及生产活动不可或缺的竹筐、竹篮、竹匾、竹簸箕等。我们队有一片占地十余亩的竹林，其所有权属生产队。老篾匠从该林伐竹，算是赊购原料，再凭他的手艺将竹皮编织成器，然后拿到镇上出售或坐地销出，卖出的钱偿还赊购原料款项，剩余部分即为老篾匠的净收入。老篾匠再用这部分收入向生产队购买分配给他和他家庭的粮、油、棉、草。篾匠手艺应属复杂劳动，虽然老篾匠身子骨看上去挺弱的，好像总有病在身，可他的劳动却比队里最强壮的男劳力的劳动值钱。比如一个竹篮老篾匠需要编一天，可这个竹篮可卖两块钱，原材料折合约五毛，因此老篾匠一天劳动价值一元五毛。而我们队里男劳力劳动一天，虽然出的力比老篾匠大，可69年值一块，70年只值八毛。当时我对此有些愤愤不平，到学习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时方才明白其中之奥秘和道理。总之，老篾匠凭着他的手艺和他的妻子、儿子和女儿在队里参加劳动挣的工分，过着超过我们队里平均生活水平的生活。上天似乎不太喜欢这个身瘦体弱的老篾匠，将不幸降到他头上，他得了食道癌。六十年代的农村癌症是极罕见的，谁都不知道这病该怎么治，到哪儿治。经我们公社最高医学权威，统领十几名正规医护人员和几十名赤脚医生的镇医院院长诊断后，院长无奈地对篾匠的妻子说：“回去养着吧，能吃点什么就让他吃点什么，不要花冤枉钱了。”篾匠的妻子平日主见不大，但此刻却一根筋，要倾其所有，治愈她丈夫。她遍访土方秘典，什么年初一白母鸡下的头胎带血的鸡蛋，霜降后仍然打鸣的蟋蟀，三九天出洞觅食的土公蛇，等等等等。这些极其稀罕的东西靠她和一双年仅十六、七的儿女是无法找到的。于是她高价求购。价码开出，这些连我们队最见多识广的广春、大老板都认为简直是缘木求鱼的东西居然被她买到了。可是老篾匠吃了这些东西仍不见起色。后来食道基本被癌组织堵死了，连水都难以下咽。那段时间，老篾匠几乎瘦得脱了形，活如一副骨架子上蒙了一层皮。她妻子不知又从哪找来一名名医，据说专治各种疑难杂症，最擅长治食道癌。这名相貌平平甚至有些猥琐的名医是这样治老篾匠的：取一块檀木，将其削成楔状用微火将其烤至暗红，令老篾匠张大嘴，将烤红的楔状檀木猛地烙在食道上的癌组织上。老篾匠惨叫一声，随而吐出几口黑血。还真怪，这么一折腾，老篾匠当晚忍着疼痛喝了两小碗粥。老篾匠及其家人暗暗称幸，终于找到办法了。老篾匠的妻子高兴之下，付了那名医三十元诊治费。可是几日后，老篾匠突然昏迷了。他妻子再去找那个名医，可他连影子也未现。老篾匠耗费了他一生辛劳攒下的积蓄（据说有好几百块），撒手归西，留下的只是家徒四壁的几间草房、一双未成年的儿女、伤心欲绝的妻子和高筑的债台。老篾匠死后，这个原来较为殷实的家庭居然置不起一副薄棺送他入土。
我们队第四件大事是懒鬼当上了学毛选积极分子。懒鬼当时虽然只有三十不到，可他的辈分高，大多数同龄人或略大他几岁的学字辈的人得称他“爷”。由于他十分懒，久而久之无法对他恭敬，于是全队大大小小都叫他懒鬼。他从来不参加队里的劳动，因此从来不在队里挣工分。他对此的解释是，一天弯腰撅屁股干十几个钟头，挣那两个屁钱，不值当。他主要经济来源是春天捕黄鳝，夏天抓鱼，秋天倒腾祖宅基地上生长的刺槐、竹子，冬天进山去抓黄鼠狼剥皮卖钱。全队人马在烈日炎炎下汗滴禾下土，内心如汤煮，而他却躺在大树浓荫下打着逍遥的小呼噜；别人弓着腰面对黄土背对青天累得都快散架了，他却拎个小筐子悠然自得地抓几条鱼，捕几只虾；虽不见他早起晚睡，干他那点事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可是他的伙食水平绝对不比我们队里任一家差。队里人认为他那几下子不是什么正经事，因此二十好几了也没有人给他张罗过提亲的事，更没有人敢把自己三亲六戚的送入他这个火坑，他乐得过着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虽然在我看来，他捕鱼捉鳖的也算挺勤奋的，可是队里人深恶不肯出苦力向土地要吃喝的人，藐视农业劳动神圣者就是懒，这算懒鬼博得其称号的第一个原因。懒鬼只有一间草房，推开吱吱作响到处透光的门，只见墙角一堆稻草，稻草上堆着一床漏絮的被子，靠近门边是三块土坯垒起的灶，灶上架一口好像从来没有刷过的铁锅。灶边一只水桶，桶里面晃荡着半桶黄不黄黑不黑的水。桶边还有两只没有洗过的缺口碗，这就是懒鬼的全部家当。从不打扫房间，从不刷锅洗碗应该是懒鬼博得其头衔的第二个原因。每日日上三竿，他才从草堆上懒洋洋地起身，迷着眼屎点上一支烟，怔怔地蹲在门口发呆，待过足烟瘾，才晃晃悠悠的将头天晚上剩下的饭加上水热一热，呼噜几口后，再找个凉快地方接下去做他的梦。懒鬼几乎从不洗澡、洗头，从不换洗衣服，就是脸也懒得洗，所以他身上老是有一股酸溜溜的味。懒鬼这样的生活方式应是他博得其名的第三个原因，队上的人都看不起懒鬼，几乎没有人愿意和懒鬼打交道，连曾当过他的亲姐夫徐主任（徐主任曾经是我们大队的林业主任，不知何故被削职为民。我在队里的几年间，他一直和我们一起干活，不过大家仍然尊敬地称他徐主任）都懒得理他。据说懒鬼原来不是这样，自从他嫁给徐主任为妻的姐姐、在他父母死后把他拉扯大的唯一亲人死于非命（好像是得了什么病而亡）后，他便丧失了生活的信心，自暴自弃才变得如此这般。按道理，队里的人除了我和文祥，都是懒鬼的亲戚，可实际上队里没有人关心他。我大惑不解地向老队长请教，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帮助懒鬼，老队长意味深长地答道：“人活到他那个份上，帮是帮不起来了。”全队唯一能和懒鬼一起坐坐，说说话的人大概是我了。我少不更事，不太在乎他被人唾弃的生活方式，曾受过猪粪的熏陶也不在乎他身上的怪味。闲暇无事，我和他在他门前池塘边的树下摆上棋局杀上一盘，或者东扯扯，西拉拉聊一些闲话。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不愿意过大家都过的日子，他是这么回答我：“和别人一样有什么意思。”我曾问过他怎么不喜欢和队里的人交往，他回答道：“你是好人，可天下不都是好人。人是最毒的，比畜生还坏。”后来我再和他谈起这类话题，他却不再作答，两眼茫然地望着无际的天空。就这么远近闻名的懒鬼居然戏剧般地成了学毛选的积极分子。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一个夏日清晨，懒鬼早早醒来，翻来覆去没再睡着，于是一反常态起了床，信步踱到白龙河边，呼吸呼吸潮湿的新鲜空气，欣赏欣赏河边的美景。突然他发现河边我们队一块棉花地有一些棉花遭什么动物践踏东倒西歪，也许是出于对庄稼热爱的天性，也许是冥冥中有股神秘的力量故意要促成后面的喜剧发生，他脱下鞋下到地里，将歪倒的棉花一株株扶正，并培上土。恰在此时，公社革委会一委员路过此地，见状大吃一惊，问道：“懒鬼，谁让你下地干活的？”“我自己想干的。”这绝对是实话，如不是他自己想干，天王老子也无法让他干农活。“你怎么想起干活了？”“毛主席教导我们，干好农活，支援世界。”这绝对是懒鬼式的调侃，他平时总爱将一些杂七杂八的话扯到毛主席头上。比如他蹲在门口喝粥，别人笑话他没有桌子，说道：“怎么蹲着喝粥，不上堂屋坐着喝啊？”他会一本正经的回答道：“毛主席说过，蹲着喝粥，身体健康。”这个委员听到懒鬼这么回答，如获至宝，将上述情况在革委会会议上作了通报，并建议将懒鬼树成文化大革命的东风使懒鬼变勤的典型，以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此建议被革委会会议所接受，于是懒鬼便成了学毛选的积极分子，并参加公社组织的讲用团，到公社的各大队去巡回演讲。那段时间懒鬼可风光了，他每天只需念念公社的秀才们为他写好的稿子，便食有肉（各大队无不用大肉招待讲用团及随团而来的公社领导），居有竹（他住的公社招待所的床是用竹片编织而成）。懒鬼将从不梳洗、乱蓬蓬的头理成了小平头，破天荒地将平日邋邋遢遢的衣服洗干净、穿整齐，也天天洗脸，将脸上的皮肤擦得通红。俨然如换个人。巡回讲用结束后，懒鬼回到队里，头几天还未从讲用团的角色中转换过来，每天都精精神神的，可没几天，懒鬼又故态重萌，恢复了以前的样子。我曾不解地问他：“这么多天学毛选，怎么没一点进步？”他长长地打了个哈欠：“我累了，我要睡觉。”那位发现懒鬼这个典型的委员得知懒鬼的现状后，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狗屎永远扶不上墙。”
六.离经叛道
我下乡时，我父母送我一件令我们全队老少羡慕不已，也令我倍感自豪的物品，那是一部用刷上红漆的木板为壳，看上去敦敦实实但又透出几分神秘的三管半导体收音机。这收音机原是我们家的一个大件，是我父母节衣缩食攒了好几个月的钱请人组装的，曾在我们家有重要的地位。平日，我父母用它听新闻、听音乐，而到了周二晚六时许，我们全家都围在它周围收听广播电台播送的相声节目。通过这台收音机我知道了侯宝林、郭全儒、马季、马三立老一辈相声演员，也通过他们的表演获得了许多欢乐，并培养了我至今仍保持的对相声的浓厚兴趣。我原以为对相声有兴趣是个高雅的爱好，可上大学后，当我与一位上海同学谈起我对相声的兴趣时，我那位会拉小提琴、能听着阿诗玛的录音将其谱子记下的同学不屑一顾地说：“你怎么有这么俗的爱好？”我才知道相声这东西在高雅的人面前居然是个俗不可耐的难登大雅之堂的玩意，即便如此，我对相声的兴趣依然不减。可惜文革开始后，相声节目停播了，收音机在我家的地位随之就下降了，但它仍是我们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此贵重的东西，我父母却送给了我，我猜想，他们可能是耽心我在偏僻的农村会彻底与当代文明断隔，让它起充当我与当代文明的桥梁的作用，有了它我可以身居深山而闻知文明的声音，触及文明的脉搏。收音机的确给我们乃至全队带来了欢乐。吃饭时，我们俩就着样板戏铿锵的锣鼓大口吞噬着稀薄的粥，我至今仍能唱上几句的样板戏段子无一不是从它那学来的。上床安寝时，我们俩身下稻草簌簌声和着广播员郑重其事宣称祖国山河一片灿烂，资本主义行将灭亡的激昂。雨天，来我们知青小屋的乡亲们可以从收音机里听到，山东大丰收、山西超纲要、大庆石油工人震天的怒吼，解放军战士保卫祖国的枪炮。在我们修筑连接我们队与两三里外山下土公路的道路时，由于需劈山凿石，工程量巨大，而我们拥有的工具又是那么的原始，我们全队的劳力在大山面前显得十分单薄，许多人产生了畏难情绪，甚至有人质疑修路的决策，这时老队长就用从收音机听来的大寨征服狼窝掌的精神来激励我们，使我们终于如期将公路引到我们村边。尽管那条路修好后，没跑过几次手扶拖拉机，由于长久荒置，路基上长满了杂草，不时还会从草丛里蹦出几只蚂蚱，但这条路给我们全队人带来了对未来的憧憬和期望。有时收音机也会给我们带来一缕惆怅：在生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其他地区面前，我们队、我们大队、甚至我们公社显得是那么碌碌无为，生产上超不过纲要、革命上也不见重大行动，使我们俩多少产生一点点自卑感。在一张口就是豪言壮语的其他地区的贫下中农面前，我们队的贫下中农显得是那么渺小，成天只关心自己家的猪、菜园子，至多也就关心队里的收成，一点大无畏的气概，胸怀全国放眼世界的精神都没有。使我们俩产生了怎么只配接受这样的贫下中农教育的悲哀。这种自卑和悲哀在很多年后当我得知就全国水平而言，我们这当属中等偏上，我们队的贫下中农也绝不逊于其它贫下中农时，才慢慢消失。
一个平凡又宁静的夜晚，事先也无任何征兆，突然发生了一件对我们俩日后的思想及思维方式都有重要影响的事。我那部收音机收音功能不强，除了能收到中央台、省台外，偶尔也能收到为数不多的邻省的电台，尽管如此，我们也不放弃努力，经常会耐心地慢慢扭动旋钮，希望能有新的发现。那天晚上，我正在转动旋钮，突然，收音机里传出了一阵十分陌生的音乐，这音乐象一阵夹着蒙蒙细雨的和风，又如清晨山坳里慢慢飘荡的轻雾，和我们业已习惯的激越铿锵的革命歌曲，样板戏完全不一样，我和文祥迷惑地交换了一下目光，一曲结束后，一个柔柔的女中音操着绵绵软软、听上去有点怪怪的普通话：“谢谢各位收听，下面报告新闻：蒋总统．．．．．．”我们头仿佛被猛击了一下，耳朵顿时轰地响了起来，我怔怔地瞪着文祥，文祥面色惨白，惊慌地看着我。我们明白，这是敌台，我们现在正在“收听敌台”。那个年代，收听敌台是一桩重罪，许多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在他们的罪状中都有这么一条：该犯思想反动，长期收听敌台，云云。我们俩现在正在犯大逆不道、触犯天条的大罪啊！我哆嗦着手把收音机关了，我们俩半天无语，屋内一片寂静，只有我们俩重重的喘气声。
好几天，我们俩谁都没敢提这事，但我们彼此都明白我们都在想着这事。终于有天晚上，不知谁主动提议：“再找找那台吧？”如果说上次收听敌台还属无意，现在却变成有意识去“犯罪”了。不知道那些天是因为天空洁净、干扰减少，还是我们那部收音机功能突然增强，我们陆续收到了好几个敌台，有莫斯科电台、美国之音，当然少不了台湾蒋帮的电台。犯禁的事一旦开了张，就难以刹住车，就如同吸毒一般，吸上了就无法再不吸，我们俩几乎隔几天就会偷偷将频率对准敌台。那收音机的功效实在难以担负重任，天空中的干扰电流也过强大，我们收听的敌台的反动宣传总是断断续续、支离破碎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听到当时认为是极端反动的声音，比如中国大陆人民在共产党极权统治下生活得如何水深火热，以致某地人们造反，高呼打倒共产党的口号，火烧了县委大院；台湾人民在国民党治理下如何自由自在，生活如何富裕安康，以至于在蒋总统生日之际由衷地高呼蒋总统万岁；共产党中国如何忘恩负义、接受了大量苏联援助不仅不思恩图报，反而在边境屡屡挑衅，被苏军痛击，损失惨重；美国是如何富足强大，全世界人民都争相投奔它，去享受那里的自由和民主，等等等等。
虽然我们俩从小就受热爱共产党、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虽然我们从小就被灌输我国人民过着世上最幸福的生活，此外三分之二人民都在受苦受难的思想，虽然我们从小就是喊着“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口号长大，但我们的信念还谈不上坚定，我们的信仰还显得那么脆弱，这些不成系统的反动宣传和歪理说得我们有点动摇了，我们朦朦胧胧地觉得祖国山河再也不是到处一片山花灿烂，其他三分之二的人民中有很多人似乎比我们这三分之一幸福的人过得要好，全世界人民都敬仰毛主席视中国为世界革命中心好像有点夸大其辞，美苏帝国主义也并不象我们宣传的那样虚弱。我们学会了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我们所处的世界，分析我们所闻的一切，我暗暗对此惴惴不安。若干年后，我和文祥都成了工人阶级一员，我们曾冷静地剖析当年我们的所作所为，取得的共识是，收听敌台不是我们存心要反动，纯属好奇之举，而且敌台的反动宣传未动摇我们的世界观、革命的意志，但也不得不承认，它对我们认识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方式、思考问题的逻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七.招工
一九七零年夏天的一天，收音机播报了一条将我们在农村宁静的生活激起轩然大波的消息：城里的工厂将要选拔一批思想觉悟高、政治可靠、劳动表现好的知识青年充实到工人阶级队伍中。顿时，我们知青议论纷纷，都知道将有人成为时代的宠儿，我们中的幸运儿，但究竟花落谁家呢？谁也没有谱。我们那一代知青思想相对比较单纯，尽管大家都盼着自己能在选拔中脱颖而出，但都没有做什么后来人常干的走后门之举，没人在大队干部面前刻意去讨好，更没人去公社干部家去送礼，大家都摆出一副听天由命的架子，唯一做的是在生产队劳动时努力表现自己，希望落个劳动好的名声。那段时间，我和文祥之间的交流突然少了起来，两人都心事重重地思考着这样问题：要是我们两个人中走一个，那将是谁呢？平日在队里的表现我比文祥稍强，除了干活不会躲重避累，而且还能尊老敬中和少，从老队长到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小姑娘，大多数人都和我相处融洽，文祥不如我这么有人缘。但文祥比我又有明显的优势，他家几代贫农，根正苗红，而我却有个曾当过右派分子的父亲，属可教育好的子女一类。虽然正式文件、报纸一再强调可教育好的子女主要看表现，可操作起来常常走调，我不敢相信我们队，我们大队有文件和报纸那么高政策水平。但我又有点心存侥幸，我父亲的问题也许队里人不知道。现实粉碎了我的幻想，过几天，队里人话里话外流露出他们不但知道我父亲是右派分子，而且还知道他怎么成的右派分子，还知道我下乡的那天，我父亲戴着白袖章默默地目送我走上上山下乡之路。我知道这一切是文祥告诉他们的，他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当我们两个产生竞争时好为他获胜的天平增加一个砝码，而这个砝码是如此有分量，我几乎不可战胜。我不得不开始思考，当剩我一个人在队里时，我将怎么生活。那几天，我老做文祥进城了而我被无情淘汰的梦，从梦中惊醒时，能觉得枕头上一片泪迹。惊醒后听到文祥平稳、均匀的呼吸声，不由得对他产生了一股憎恨。那时我老有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的感觉。我觉着文祥似乎有一些内疚，那段时间，他总是尽量让着我，凡事也不和我较真。我长大成人，明事知理后，知道文祥那时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他为了争取更好的生存条件的一个手段，虽然不够光明磊落，但也不属出格，无需去憎恨，因此从内心原谅了他对我的伤害。
大约在九月份，第一批招工波澜不惊地结束了，我和文祥都没有获提名的机会，而且和我们关系较好的佩早、跃龙、小郑、小陆等均榜上无名。那批招工，我们大队有四名知青成为幸运儿，占我们大队知青十分之一。这次招工唯一让大家吃惊的是，直到宣布四个幸运儿名单时，我们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招的是他们而不是别人，不知道招工有什么程序，谁是我们命运的主宰。
招工过去了，日子又慢慢恢复了平静，我和文祥前一段的隔阂也渐渐消除了。七零年十一月，第二批招工开始了，这次招工规模之大几乎令人吃惊，据公社正式发布的消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知青都可以招走，那时我们关心的不是能否被招，而是招后能否到一个好单位。那个年代单位好坏无法用收入来衡量，因为不管在哪个单位，收入都相差无几，而是用能否成为产业工人来衡量的，因为产业工人是最纯粹、最正统的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又是最革命、最高尚，俗一点的说是最牛气的人。我们都相信，公社大队只能决定我们是否被招，而到我们公社来招工的干部才是决定我们去哪个单位的关键人物，于是能找到这个干部，和他聊几句，给他留下个印象是我们当时最大的心愿。来我们公社招工的徐干部并未在我们公社驻扎，而是住在区政府所在镇的一家最豪华的旅馆里。为了见他一面，我们常常是在早上五、六点便出发，步行约三小时到镇上，吃一块糕饼之类的早点，便拥入徐干部的房间，能向他问一声好，再向他敬一支烟，顺便作一番自我介绍，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了。那几天，我相信徐干部房间是我们公社知青最向往的地方，也是全区最热闹、最繁忙的地方。在徐干部那盘桓到中午，我们便出来找个地方喝口水，啃几口随身带着的干粮，稍事休息，再返回，回到队里早已是玉兔东升了。这么热热闹闹了近两个月，屈指一数，我们跑徐干部那不下十次，终于在一九七一年春节前夕，我们都拿到了招工报到通知书。
一个晴朗的冬晨，我和文祥挑着和两年多前差不多的行李，告别了我们生活两年多的潘祠堂生产队。几乎全队老少都出来送我们，连懒鬼也蓬着脑袋赶出来和我们话别。老队长拉住我们两个人的手，眼眶里满是晶莹的泪花：“两个学生出息了，是好事，当上了工人阶级了，是好事，别忘了潘祠堂的老少爷们啊！”
别了，我的潘祠堂，别了，我的紫蓬山区，别了，我的父老乡亲们，老队长、大老板、学富、懒鬼、广春、二嫂子、小芳，还有那位苦命的至今一想起仍然心痛不已的三子……此后的几十年中，我从来没敢忘记那一个个善良、热情、坚韧、勤劳、乐观的男男女女，直到今日，那一个个鲜活的音容笑貌时时还会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渐渐，潘祠堂远了，巨新镇远了，紫蓬山远了。一轮冬日普照着大地，我和文祥在冬日的光辉中，一步步向省城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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