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琦幸：知识之败，正在于不务潜修：记罗君惕先生
知识之败，正在于不务潜修：记罗君惕先生
－－作者：吴琦幸
前几天，报载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罗君惕先生冥诞一百一十周年学术活动，并庆贺罗君惕先生《说文解字探原》的出版。我因在美国不克参加，但私心觉得关于罗君惕先生的学术及其治学精神非常值得讨论。可惜现在知道罗先生的人不多，懂得罗先生的人更少了，罗先生的学问则已成绝响。
报载这条消息或有的文章中写到罗先生这部传世大作的时候，竟然将书名都写成了《说文解字探源》。“原”与“源”，虽然一个偏旁的差异，意思却不同。罗先生在世的时候，对于文字的考订和训诂本义有着非常严谨的用法。当年他给我们讲《说文解字探原》时就说到，我用的“原”是“源流”的本字，加上三点水的则是后起字，要追溯本原，就要用本字。而他的这部大著，也正是以考订《说文解字》所载九千三百五十三个汉字的本字本义为旨归，并用甲骨金文等新出土的材料对将近两千年前许慎的说解进行了纠谬。
我知道罗君惕先生的大名是 1977 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禁锢了十年的古代文化和学术恢复了本来面貌，“文革”中用儒法斗争来代替古代文化学术思想史的时代已经过去。那个时候社会万象更新，也可以说是“万象复古”，一大批经史子集、今古文学派著作琳琅满目，过去不敢碰的古代经典重新焕发活力，立刻在青年学子中流行。人们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古老的新世界，而被视为老古董的古文字学以及一大批经典学科又恢复了教学和研究。
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读书界有一个现象值得重视，越是被封得严密的东西越吸引年轻人求学。无论是古代文学、古文字、音韵训诂还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哲学、政治学都在社会上流行，被研读。上海福州路的古籍书店、旧书店每天都有很多人在那里淘旧书，渐渐地形成了一批志同道合者，甚而自发地成立了一些研究团体。
古文字的研究，在当时的上海居然成为一种显学，出现了青年古文字学社，集中了很多研究者，影响很大。后来学社的社员出了一批研究古文字的人才，其中的佼佼者至今还在学术界成为重镇。那时我也追随其中，沉浸在文字训诂的业余研究中，乐此不疲。但兴趣虽大，苦于没有人指点，便希望考研究生去深造，于是上下寻找这个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招生学校。
留在上海师大当教师的同学侯毓信此时正在罗君惕先生门下当助手，他告诉我翌年罗先生就要招收文字学的硕士研究生，并愿意把我介绍给罗先生。他说，“罗先生有感于‘文革’之后对于这门学科感兴趣的学子很少，你去学习，他会很高兴的。”于是在一个下午，我手持着侯毓信的介绍信，骑着自行车来到太原路罗府。
太原路是一条非常僻静的马路，位于汾阳路一带。在这条不到一千米的马路两边，矗立着一排排法租界时代修建的法式小洋楼。我来到罗府的后门，怀着陌生而忐忑的心情敲了几下门。开门的是一位年约七十开外的老者，他头戴一顶小圆帽，身材高大，左目似眇，说话带有苏北口音，音量洪大。我将侯毓信的介绍信给他，他说：“我就是罗君惕，进来进来。”亲切而毫无客套之气。进入罗府客厅，只见两面墙上的红木书架，排满书籍，其中很多都是线装本，有《十三经注疏》《经籍籑诂》《皇清经解》《愙斋集古录》《金石录》及各类子部书籍。一套中式红木椅并茶几列在一侧，此为罗先生讲课处。另一面墙上挂着一柄宝剑。
我进去时，书房中已经围有数位学子，介绍之下，得知均为先生的私淑弟子。如崔尔平、黄简、朱松乔、奚柳芳等人。大家寒暄几句，继续听罗先生讲课。罗先生手握亲笔写就的《说文解字探原》稿，依照部首开讲。每讲一字，必旁征博引，言六书之意，并穿插点评各文字学家之解释，批评褒奖，畅所欲言。举例则以王国维、唐兰为多，批评则以康殷为多。时或批评郭沫若之说解，言其古文字考证成果袭王国维处甚多。胡厚宣则为罗师服膺之人。但罗师并不以古文字之考释为长，而以形体发展、字义引申、六书说解造字方法为主。他指出《说文解字》之字体大多为隶定之后的讹字，因此许慎的归类分析乃至字义解释，有很多是错误的。很多字的声符，囿于字形的谬误而无法说明。该书中引用古代书证资料也有误记和引错的，乃至以此引用各家解释有不少是穿凿误解。在讲解古汉语中，他也时将王力之《古代汉语》作为指谬之样本。
真是精彩纷呈，当时听了顿开茅塞。我认为《说文解字探原》一书的真正价值，在于运用出土的甲骨金文材料，纠正许书，发明本义，触类旁通，而不蹈袭陈说。
经罗师允诺后，我几乎每周走访一次。每次去，都要先做好功课，先读完一个部首的文字，然后自己寻找材料，以求得每一字的源流故训，然后带着问题去罗府。罗师每讲毕一个部首，总要停下不语，让学生提问题。他说，教学相长，你们提出问题，我能够回答就回答，不能够回答要等到下一次学习的时候，我查过资料之后再回答。而且他规定，每次来都必须有一两个问题提出。这样才证明你是真正读过书，看出问题来了。其为学之严谨如此。
于是学生开始发问，从文字的结构到古代的典章制度，从训诂的意义到书法的点画。罗师一一作答，有的时候，还走到书架边上，取出原书进行查证。席间，有时讲到这部巨著的出版问题。这部书耗费了罗师四十年的时间，以蝇头小楷抄录在五十余本稿子上，约二百三十万言，他还时有订正。于是，什么时候可以出版这部大著的话头就常常在我们听课时提及。但是，直到罗师在 1984 年春天去世，这部书的出版仍遥遥无期，虽反复多次在各大书局中奔波，但是终无回音。可以说他是带着遗憾走的。
当年的上海，在罗君惕先生家听讲《说文解字》是热爱古文字研究的青年求学的一大亮点。我自己就介绍过两位朋友前往，罗师为人极善，只要你为求真学问而来，无不允诺。故而后来陆续增加了不少学子，记得有钱汉东、达世平（研究生）、赵培林（赵冷月之子）等人。先生招收了两名硕士研究生，众多学子跟研究生一起上文字学的专业课。渐渐地每周开课一次不敷需求，于是增加到两个班。其中有人并不是为学习《说文解字》去的，却是为了学习书法、探讨。罗先生也不拒绝，他不仅古文字训诂的学问极好，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或许在当年，他的书法名气远远超过了他的古文字研究。据他说，早年曾拜吴昌硕为师，作画习字，颇得吴真传，他写的小篆独步上海。
虽然听课者云集，但在罗府能够善始终者并不多。据最早去罗府听课的崔尔平兄称，他是在“文革”中要求去听课的，当年罗先生只是问了他一句，你敢不敢来？你敢来，我就敢讲。于是崔尔平 1966 年“文革”开始后不久就在罗府听课。罗先生因为是少数民族学者，又是上海第一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受到保护，居然无抄家之虞，寓所中的整个书房的线装书就是如此保存下来的。但是对“文革”的“扫四旧”，“兴无灭资”，他也是很郁闷的。于是就借助给学生讲《说文》抒发心中愤懑。崔兄说，其时他身体好，讲《说文解字》时，按照每个字一一讲下来，整部书讲完常常要花两年的时间。兴来之时，能饮酒，三杯豪饮后，乘着酒兴在小院中舞剑，真有“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的意境。我这才明白了墙上这把剑，原来罗先生乃会骑射习武。
慢慢才知道，罗先生本姓那，蒙古族人，巴岳特部镶黄旗人，别号艮厂，生于江苏镇江。罗师实际上是自学文字学成才。他八岁入私塾，并从父亲罗绍篯学习楷书。十五岁前经史子集已经浏览不少，后入泰州淮东中学，对金石古籀篆隶极有兴趣，后来就是大学商科毕业，课余自学金石书画。先后加入上海中国画会与北京考古社，潜心研究石鼓文，撰写《秦刻十碣考释》一书，同时开始撰写《说文解字探原》。后被聘为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交通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从他的求学经历看到，罗先生的文字学是靠自学，而无师承。由此他为善是从，不拘门户之见。建国之后，文字训诂、考证之类的学问都被视为“抱残守缺”、旧学遗孽，乾嘉学派所提倡的训诂考证、实事求是治学的方法被排斥和否定，一切都要求新。鲁迅早年在日本跟章太炎学习《说文解字》，认真作笔记，在文章中也经常引用文字学的考证材料。但是鲁迅后来却鄙视这种考据功夫。 1936 年，病中的鲁迅写的最后两篇文章是批评乃师章太炎的转进国学、不事革命的态度。他对于章太炎晚年删订年轻时候的革命文章并抛弃激进思想感到遗憾，为表示自己的革命态度，称太炎“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同样，一生以古文字为学习研究范围的罗君惕先生，到了 1955 年，被选为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代表，跟上海的陈望道、吴文祺共赴北京去商讨简体字方案。他一边参加文字改革，一边在家中倾其全力写成《说文解字探原》等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束之高阁，是没有可能出版的，事实上，像罗师这样孜孜于古文字，而不去研究文字改革，没有被打成右派就算是万幸的了。古文字家陈梦家就是因为说了“当前文字改革应该慎重”这样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在 1957 年被打成右派，最后含冤自杀。
尽管如此，直到罗先生去世（ 1984 年春），他的三部大作还是无法得到出版的机会。他是带着遗憾离世的。这种情况以夫子自道可见其原因，“稿中死字、僻字过多，甲骨文、金文更难描摹，从目前印刷条件来讲，难以解决”。除了出版技术，资金缺乏也是一大原因，出版社拿不出更多的经费来支撑。
依我看来，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是，文字学、训诂学的著作本来就很难得到出版的机会。加上罗君惕先生的文字学研究是单打独斗，自学成才，其学问并没有在文字学、古文字学界中的老一辈专家中得到承认。古文字学界包括文字训诂，从汉代以来就很重视师承。《说文解字》作者许慎本人就是贾逵的弟子。他在撰《说文解字》的过程中，“博问通人，考之于逵”。文字的音义形传统上的都需要口耳相传，师生相授，故而文字训诂学的师承就似乎显得非常重要。罗君惕先生不依附于任何门派，独立对《说文解字》进行研究，无所依傍，故而学界对于罗君惕的文字学成就无法窥探其中之奥。 1949 年之后，他从来没有就文字学研究发表过论文。其中原因，我认为罗君惕先生对于发表论文，并没有特别大的兴趣。可以说，罗先生的毕生学问都浓缩在《说文解字探原》中，他确实也没有时间去写作论文来发表，除了在给学生上课时，褒贬各家学说之外，更无暇用所谓的商榷文章以显自己所学之大。青年时代，他写过两篇论文： 1935 年曾经在《考古》期刊第三期刊登了一篇关于“秦刻石碣（石鼓文）的年代考”，第二年，又发表了一篇关于俞正燮、姚大荣论证石鼓文为北魏时期遗物的文章，刊于该刊第六期。
值得注意的是，建国后当代的地下文物不断涌出，他有机会根据这些文物史料不断修订，以期完备。他不以惊听回视之论来吸引眼球，孜孜矻矻地用乾嘉学派的朴学作风，修订完善他的《说文解字探原》。我觉得用熊十力这句话来形容罗先生的治学是非常恰当的－－“知识之败，正在于不务潜修。”我体会这个潜修，就是要人静得下心来做学问。而如果想要开门户、立学业，有此在心中，就会与人作意气之争。所以深识之士，也就是真具有大学问者，只以传播真知为自己的理想，不愿意论辩求胜以豪言来广开门户。罗先生长期不撰论文以求胜而在家中传授门生，就是继承了汉代的那种私相传授、耳提面命的朴学风尚。
罗先生的著作中，以《秦刻十碣考释》为最早出版，出版时间为 1983 年 12 月，但是真正拿到样书的时候，大概已经是 1984 年的春天，罗先生没有看到这部书的正式出版。他的孙子罗允和寄送给我一本，其时罗师刚去世。在此书的扉页上我自题了一段话：“壬戍暮春，余访罗师。先生言及有旧稿一部，辗转各出版社，未获成功。崔尔平兄已去函齐鲁书社，至今已数月，亦无音信。余即致函于齐鲁书社孟繁海君，详述先生该书之学术价值。不数日，即有回音。余遂手寄本书原稿。其后书信往返二载，研究印刷体例诸事。今始得见本书之刊行。然先生之手泽飞动，音容宛在，先生之壮心却已长悬于九天之际矣。幸惟此书为先生首部付梓之作，余不敏，为先生尽此微力，差可慰先生之灵。琦幸于甲子仲夏，先生之孙允和遗（读如为）书之日。” 罗先生的前言中还特别提到这段轶事。
罗先生原有《中国汉文字学和汉文字学源流》，以其一部分内容辑为《汉文字学要籍概述》，由中华书局于 1984 年 5 月出版。是书，罗师自序谓“ 1958 年，我在前上海师范学院（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分部）主讲中国文字的发展过程和构造方法。那时教研组的同志们要我写一部中国文字学这一类的书，于是我就用了两年的课余时间写完这部书的初稿，因为各项事务丛集，没有时间修改，便束之高阁。现将其介绍字书的部分，取名为《汉文字学要籍概述》发表。 1974 年 3 月 25 日罗君惕时年七十”。
抚今追昔，不由得感慨万千。今天只要申请到国家和地方项目，研究成果的出版都不成问题。甚至只要有钱就可以出版，制造学术垃圾，但缺少深入研究、潜心钩玄的学术风气，与罗君惕先生当年虽出版无门但却学术日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转自《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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