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禾生：知青岁月小忆
知青岁月小忆
－－作者：吴禾生
成长有轨迹，人生有印记。无形的印记，是难以清空与抹去的；也不愿意被清空，被抹去。
离开柘荣，到了外地工作已有二十六年了。父母健在，时有回家探视，从省城驱车三个多小时就到家，见大人。往日，可不是今天这么方便。上世纪七十年代 104 国道还是土沙路，去省城一趟三百余公里的路，早上六点发车，颠颠簸簸、穿行于崇山峻岭，坐上一整天。那时，也没有多少机会能上省城。如今，社会发展了，视野开阔了，世界变小了。纵然，脑海里可容下世界的全部，但记忆深处，最忆是故乡。
( 一 )
故乡，常常是被回忆浸染的一道风景。
1976 年 6 月，十七岁的我，高中毕业上山下乡，到了家父祖籍地东源公社绸岭大队阳头厝，插队落户当知青。家父有着不寻常的经历。 1937 年，十三岁的他念了三年私塾，就离开这个山村，外去霞浦等地当学徒，求发展，行走于温州、福州，在商界闯荡小有成就； 1950 年初，目睹亲历时局变化，弃商返回柘荣参加革命工作。母亲一直在老家陪伴奶奶。有点遗憾，当年土改工作队就住在爷爷的家－－阳头厝，领导反复动员当童养媳出身的母亲，出来参加革命工作，但未能说服奶奶的同意，错过了入伍时机。一直以来，父亲的勇气、精神，激励着我成长。
知青，是那个时代的特殊概念。“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们呼喊着时代的口号奔赴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6 月 6 日，高中毕业； 16 日，县里召开欢送会； 18 日，我踏上山上下乡之路。一身行头就是挑着一担父母为我备好的行装：背包、铁锅、八盏芯灯的煤油炉和日用品；父亲的护送，走二十多华里，为我挑了半程的路。到了阳头厝，歇口气，就在楼梯口旁，砌了个土灶，便于今后烧柴做饭。当夜，和父亲同睡；第二天，我们用带来的旧报纸裱糊了被油灯熏得乌黑的屋子，好让它明亮一点。下午，父亲返城时作了叮嘱。望着父亲离去的背影，心生惆怅，孤独之感即刻涌上心头，仿佛被遗弃似的，不禁潸然泪下。
孩子，总是要让他独立成长，总要在生活中磨练的。大人就是这么想的。所以，选择插队也应是当时身为干部的家父，考虑到自立，考虑到知青点十几、二十来人，每逢招工、招干、推荐上大学，竞争激烈的缘故吧。
世事巧合，十年之后的 6 月 18 日，我也成为孩子的父亲。
( 二 )
总有一种记忆，让你泪流满面。
当年的务农场景，历历在目。十七岁的我与农民叔伯兄弟一样起早贪黑，下田地、上茶山，干活挣工分，一天的劳作，其艰辛未曾亲历者可知否？那时，人民公社制还未寿终正寝，农业生产在大队之下以生产队为经济核算单位，每天出工干活实行工分制。我先是六分，后有八分，十分是全劳力；我到离开，也没有挣过十分；年终分红，十分三毛。一年到头，就是全劳力能挣得了多少钱？可想当农民真苦、真累、真穷。
刚插队落户时，总是难舍对父母家庭的一种精神依赖。因此，在阳头厝住五、六天，就会徒步返回城里的家呆一、二天；二、三个月之后，也就渐渐适应了。年底，生产队分红，所得谷物等粮食，我就挑回城里的家。从城里到绸岭，要穿过溪坪街，在去往东源公社的路上，赤岭边有一个老樟树，树干弯曲朝西生长，西边是一条宽阔的溪流。这颗老树有些年代了，人称“曲柴树”，是途中的驿站；走到这里，回头可看东源，举头可望城关前山；不论挑担子的、步行的，总会在这里歇歇脚、喘口气、抽口烟，继续上路。
记得 9 月 9 日那天，出工在离村有十来华里山坳的外厝岭干活，傍晚收工回来，设在小学里的大队部在广播重要消息，那年代每个大队都有大喇叭：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我很惊讶，感到寒颤、惊恐，仿佛天就塌下来似的。天已黑了，我顾不上吃饭，快步如飞、星夜兼程赶回城关。 18 日下午，全县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各届代表和学校师生，汇集在县里的大操场参加追悼会，收听从北京传来的现场广播。追悼会三点开始，华国锋主席致悼词；其实，我们二点就站立在操场上了，四周高挂着大喇叭、播着哀乐，悲伤笼罩全场；我们这些孩子第一次经历这庄严、肃穆的场景，现场哀鸿一片，恸哭连天；虽然不是“苦大仇深”，但也都是“长在红旗下”，有着“恩情似海”的教育感受，追悼会上人人真情意切。天气还蛮热的，大太阳直晒着，有人晕厥、有人哭倒，我也默默留着泪；其情景感人至深，难以忘怀。多年之后回想着，应该是氛围感染，集合行为下的群体效应。追悼会后第二天，我就回到绸岭了。
务农干活的时日，偶有睡过头，常让阿姆阿婶叫醒；每天鸡鸣起床，日落收工。早上起来煮了干饭，吃剩留下；晚间收工了，热着再吃。通常在农忙季节，如果去离村里远些的地方干活，都是一天的，中午不是自带干粮就是生产队送饭。印象最深的是队里送的饭，米饭拌马铃薯添盐巴，吃起来特别香，美美一顿可口极了；生产队偶有炒米粉改善日子，那是令人欢欣雀跃、喜上眉梢的美餐。回想起来，至今也没找到能比当年更为美味的炒米粉了。
( 三 )
总有一种记忆，让你永生难忘。
一部收音机，是我知青岁月最为珍贵的物品。这是我下乡时，大姐夫送给我的礼物－－“海鸥牌”收音机，那时它和“红灯牌”最具名气。这部三波段晶体管收音机，陪伴了我近二年的知青岁月，几乎是我精神世界的全部寄托，成为我接受外界资讯的唯一渠道。
当年，一部收音机带到乡下可稀罕了。许多乡亲围着它，听着它发了声音感到不解、感到神奇。孤寂宁谧的山村老厝，除屋边田野的虫儿叫声，我常常是油灯下与之相伴。当时 BBC 、美国之音、澳广 ( 澳洲广播电台简称 ) ，都是我经常收听的电台。那时， BBC 有个节目：“中国纵谈”，每周两次，是关于一周里欧美报刊对中国事务的报道与评论；收听这节目，的确让我开了眼界，喜爱到每周必听。信息封锁的年代，我透过这个节目了解中国、了解世界，了解外界对正在发生的中国事务的评论；然而，这些评述全然不同于国内报刊的报道，让你见识了同一事件不同视角、不同观点的问题阐析；这也为日后思辨能力的培养，对社情的独立思考以及从业新闻志向的形成，有了启蒙作用。记得 2004 年 9 月，受英国 BBC 邀请，我随《人民日报》组团的中国新闻代表团出访欧洲与英国，在伦敦 BBC 大楼海外部参观，告诉团友这段插曲，他们都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那个日子收听外台是一件违禁的事。
的确，对今天互联网时代的青年学生来说，难以想象那个时代的氛围。 1978 年初，高考之后，被县里抽调去参加“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工作队”，安排在楮坪公社陆家村。在此期间，澳广有一个征文节目：“澳广与我”。我参加了征文活动，主要是把自己与澳广的结缘和对它的感受写了出来，没想到澳广在这档节目里，二次播出我的两篇征文；印象中，播出时已是 78 年的初夏，我已上了大学了。因为外国电台播出我的文章，在学校引发小小反响，学校负责思政工作的领导，好像是一名转业军人，还找我谈话做提醒，也不知是否在档案里被记上了一笔。
76 年 10 月初，粉碎“四人帮”。我在 8 号晚从“外台”获得信息。那时我们的这些“小毛毛”，在山沟旮旯远离政治中心，资讯的封闭，哪会知道“海”里你争我夺的路线斗争。当时，对英明领袖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之风，扶摇直上。我回到城里，把信息告诉了友人。其实，那时的人对政治没有今天这么兴趣，没有像今天的人那样津津乐道于各种小道消息，而总是感觉这种大事和自己相距遥远；知青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招工、推荐上大学，何时能离开农村脱掉“草鞋”，穿上“皮鞋”。
田间干活是一件苦役，夏天扎着裤管下地，小腿被虫子咬的奇痒难耐，人人巴望着尽快结束这个日子。务农的日子，留给我一些习性，虽不足二年劳作，但其影响是深刻的。比如：吃饭快、饭量大；干起活来，挥汗如雨；至今如此。那时，村边一口井，每次收工回来，就在井口边，打起水浇下去，锻造自己体魄；如今与乡亲们偶有小聚，忆往事、叙乡谊，每每被提及。
( 四 )
知青岁月，酸甜苦辣。这日子对我是短暂的，也算是时代幸运儿。
77 年，小平翻身，重执权杖，文革结束，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记得那年 10 月中，公布恢复高考消息， 12 月 16 日，文革十年积累了十多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全国 570 万考生老中青同场竞技，年龄跨度从 15 岁到 36 岁，像我这样没念几年书的 76 届高中生也上场一拼，并有幸成了为数不多的上榜者。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在我身上深深打上了“七七级”的印记。 78 年 3 月，我离开了这个小村－－柘荣县东源公社绸岭大队，完成了从务农知青到大学生的一次身份转变。
光阴如梭，近四十年，弹指一挥间。时下偶有回绸岭，阳头厝我住过的老宅，比过去更破落了，乡亲们都弃农进城或外出打工了，下一代也不愿回村里务农了。这八十多年的老宅，像孤苦伶仃、无人照应的老妪，静候着生命终结、等待着自然坍塌。我真有点失落，感叹这个社会的变迁；也关注着城镇化的推进，给进城的农民兄弟带来的是怎样的生活变化。有人说，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变迁与空间流动，个人的身份是片断的、易变的，不固定依附于土地的。但我想，故土、乡愁的意涵，多是精神层面上的感情符号，永远是个人意义上的桃花源。
日前，县、乡领导告诉我：新农村建设在扎实推进中，“美丽的乡村·绸岭”会留住乡愁。这让我有期待：传统农耕村落衰微之后，新农村建设的兴起。有如奥地利米勒提希所说的：“ 故乡对我来说，是在一个我熟悉的圈子里实现我自己的可能性。”
( 今年三月十三日 ( 正月二十三 ) 是家父十年忌日，安息于外厝岭，谨以此文深表缅怀。 )
乙未元宵·于福州
2015 年 3 月 5 日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