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霜：一个大师的遗憾——记钱浩亮
一个大师的遗憾——记钱浩亮
－－作者：吴霜
命运是件让人不好琢磨的事情。
人喜欢在发生了许多事情之后去谈论事情的经过，人更喜欢在事后去评论、评判事情的经过，而人最大的憾事是不能在做一件事情之前预知事情的结果，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许多不必要的事情就可以避免，许多浪费了的时间就可以节省，人也因而不会有那样多的追悔和沮丧。
可是不幸的是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选择的。有幸一帆风顺的人喜欢在事后矫揉造作地感叹人生，不过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我总觉得越是浅薄的人越要长吁短叹吹嘘阅历深厚，而那些真正历尽生活甘苦的智者到头来两鬓披霜，目光却会如夕阳晚霞照亮天边景色，一切即已成过去，却只道是“天凉好个秋”。
又见钱叔叔
再看见钱浩梁叔叔，我就有这样的感觉。他的样子其实没有怎么变化，仍然是很伟岸很敦厚的气质，没有怎么发胖，当然照他那样的身躯即使增加些体重也不会影响形象，但是他依然象许多年前我印象中的那个样子，高大并且健硕。只是仔细看去，显得有些低沉和孤独。他好象是一颗方正的图章，曾经威风地被打印在许多名篇贵画上面，却被不识真货的新主人冷落在紫檀壁柜里，披上了一层青灰，偶然打开柜门时会瞥见它笔直硬挺的躯干上闪烁着一丝耀眼的晶亮。
钱浩梁是谁？钱浩梁是他的原名，他是一个京剧演员，武生，英姿矫健的身材，宽厚深亮的歌喉。钱浩梁的名字后来没有多少人知道了，因为他改了名字，改了以后的名字变得国人尽知，虽然他有时会摇头叹息不愿认定对于自己这是一件好事，但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他被命运推进了一个奇怪的时空，因为在一出现代京戏“红灯记”里扮演了主人公李玉和，钱浩梁变成了浩亮，“浩亮”的大名从此被人一直叫到今天。
直到现在，我都称呼他“钱叔叔”，而在众多人的眼里，他是浩亮－－那个家喻户晓的样板人物李玉和的化身。回身探寻一眼，原来生命的周期就象风雨夜里的闪电一样迅猛，将近三十年的光阴，用毛泽东先生的话说只是“弹指一挥间”。
我认识浩亮，是大约五六岁的样子吧，一个孩子刚记事不久的年龄。
小时候，我家是一个高台阶、大红门，是一条弯弯的石子甬道，是一个有着青砖灰瓦的四合院，是一棵棵丁香、海棠、芙蓉、葡萄藤点缀的明净院落。我很小，不太知道大人们的事，但是知道爸爸吴祖光是一位许多演员们尊敬的剧作家。我家的院子里来的最多的朋友是演员，尤其在一段时间里经常来玩儿的是一群年纪很轻的来自于中国戏曲学校（今天的中国戏曲学院）的京剧演员，大约都只是二十啷当岁吧，里面有几个后来是很著名的演员，象刘长瑜，象刘秀荣、象李光，还有张曼玲、曲素英，而他们当中最具“角儿”象儿的是身材傲岸声音沉厚的钱浩梁。
钱浩梁在这些人当中好象是年龄最大的，那时候他正在谈恋爱。他的女朋友是曲素英，曲阿姨有双特别大的眼睛，爱笑，说话有一股沙沙的唐音，她是他们那群女生里个子最高的，大概得有一米七吧。钱叔叔是长靠武生，曲阿姨是青衣旦角，他们是同学。曲阿姨总说，大概钱浩梁进学校以后遍览群芳发现只有她的个头能够和自己搭配得上才认准了她穷追猛打的。反正我在我家的院子里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在谈婚论嫁，那时候他们俩正值花季年龄，郎才女貌，羡煞旁人。
京剧中“大武生”演员第一个基本要素就是要有高大魁梧的身材。钱浩梁的身材，用看过许多演员的戏的我爸爸的话说是“天生的大武生坯子”。钱叔叔得有一米八以上的个头，虎背狼腰，肩宽胸阔，基本功极为厚实，还另有一副一般动作武生极为难得的嗓子，唱起来照样功夫了得。不过，很有意思的是钱浩梁并不来自高大勇猛的北方人家，却是个地道的浙江绍兴小子，怎么会长了这样一副身架？曲阿姨戏说，兴许钱浩梁家几代以上是从山东逃荒逃到江南去的。就因为这样一副身架，又在那样生猛精壮的年龄，我爸爸老觉得他会吃不饱，钱叔叔说，吴老师总问他“吃得饱么？”时不时塞给他一些钱，让他带着曲素英到家里来吃饭。钱叔叔说，在他的青年时期，五十年代末正好遇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真的有吃不饱的时候。偶而就算是兜里有了一点儿钱，也未必有餐馆可去，因为那时候去餐馆吃饭要先去领票提前登记。
于是有一次他们几个戏校的同学哥们儿凑了钱去西单鸿宾楼开一顿。那一次，许久没有见到过那样多的一桌饭菜了，他开始狼吞虎咽，那种最常用的饭碗，他吞下去了十一碗大米饭！另外一次，同样是那个年代，他们剧团去鞍山演出，在工厂的餐厅里，他一次吃下过六十个包子。
与父亲的亲情不浅
我爸爸总觉得钱浩梁会吃不饱是有道理的，另外这还可能和一种“惜材”的心态有关系，物以稀为贵、少见多怪嘛。在我们家，从我爸爸的爸爸也许更早几代算起，就没产生过这样身大力壮的大个头，我们家属于“短小精干”人种。反正直到现在，只要见到一米八以上的人，我爸爸仍会说人家“嘿，这人可够高的”。总之那时候，我对钱叔叔的大个头是印象深刻的，总觉得仰头看了半天也够不到他的头顶上去。我要他举我，喜欢他双手抱起我的腰忽悠一下举到天花板上那种突然失重时的离心感觉，同时有一种奇怪的心理，想看看他的头顶，看看那里的头发会不会被太阳晒成了黄颜色。
曲素英到现在还总爱提起，她那时候曾经在我家的四合院里住过好些日子。他们是六零年从中国戏校毕业的新中国第一期的京剧本科学生，十年坐科，毕业以后组成了中国戏校试验京剧团，他们都是试验京剧团的演员，登台演出的头一出大戏是我爸爸写的新编京剧“武则天”，主演是曲素英。那段时间他们在东安市场的吉祥剧院演出这个戏，而我家地处东安市场附近的帅府园马家庙胡同。看到他们天天从大老远的戏校宿舍赶到吉祥演出，很辛苦，我爸爸和妈妈就提出曲素英住到我家南房里，不用天天跑路了。这样，曲阿姨就在我家住下，而钱叔叔尽其未婚夫婿的责任，天天一大清早就来按我家的门铃，提着早点－－烧饼啦、油饼啦、豆腐脑啦、包子啦，我常看见钱叔叔高大的背影迈着大步子走进南屋，进门的时候我会害怕他的头撞到门框上。
我喜欢看戏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爸爸作为他们那个由青年演员组成的试验京剧团的编剧，经常要到各个剧场去看戏。那是一个戏曲的年代，买票到剧场里看各种舞台剧是人们最高级的娱乐享受。我因此常常跟着爸爸去看戏成了一个热情的小观众。我去看钱叔叔演戏，他在台上演“伐子都”、“挑滑车”、“赵云劫江”，穿上高低靴戴上头盔使他的个头凭空又增高了二十公分，足有两米高，真是威风凛凛啊，那才是一个长靠武生的标准形象。曲阿姨告诉我，钱叔叔的行头（京剧演员所用服装、道具统称“行头”）需要特制，因为他的个头比一般人高大，普通的服装、靠旗、刀枪把子穿在他的身上都嫌偏小，他的服装要做得比别人的大，靠旗要比别人的长，手里耍动的刀枪等“兵器”也须比别人的大，用他自己的话说：总不能让观众看我在台上耍“筷子”。小时候看过的钱叔叔的戏，现在想来戏文的细节都差不多忘了，但却清楚地记得他披着颜色斑斓的大靠，上面绣了圆团团的花纹，舞姿沉稳地在台上把长枪大刀耍得令人眼花缭乱。
我爸爸总是说，近代京剧史上只有两位条件最为全面的大师级的武生演员，一个是杨小楼，一个是尚和玉。这两位演员都是高个子，一身精良漂亮的武工，尤其杨小楼，嗓子又好，上得台来，没有人比得了。爸爸说如果说有谁能够继这两位大师之后成为第三个，那就只有一个钱浩梁了。钱叔叔在中国戏校里曾经有幸师从尚和玉，那时是五十年代，尚先生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除此以外，他还跟随七十多岁的迟月亭、茹富兰等几位老演员学过艺，他们都是在过往的舞台上叱咤风云的武生艺术家。
我爸爸和中国戏校试验京剧团真正结缘，可能得算是一九六一年的那次带团去上海演出了，而那一次在上海的演出对于钱浩梁来说，是他的技艺获得真正展现的一次重要经历，他因此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同时，更引起了一个重要人物的注意，这个人就是江青。
爸爸说，上海的观众和北京观众很不同。他们是“海派”观众。
决定让这些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京剧演员们组团去上海闯世界是中国戏校领导们的一个大胆计划。当时那些演员们都只是二十几岁的大孩子，谈不到名气，更没有什么记录，见惯了大角儿大人物的上海十里洋场怎样接受北京来的这些小演员呢？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先生知道了便提出了一个建议：让吴祖光带他们去。
我爸爸当年是在上海住过多年的，他的几个话剧都曾在上海引起过轰动，上海的名角艺术家几乎都是爸爸的朋友。有爸爸的带队，到了上海定有各界朋友相帮，上台肯定赢得“碰头好儿”，准保就会出师告捷。于是，大军浩荡，带着一群有勃勃生机、英姿飒爽的梨园后生和几台大戏，爸爸他们一行人启程奔赴大上海。果然不出夏衍先生所料，在上海大舞台上，观众席轰动了。十八岁的刘长瑜一出“卖水”，从此便奠定了她旬派花旦的领袖地位。还有刘秀荣，师承名家王瑶卿，演出的“十三妹”也是亮丽夺目。可是，爸爸说，那一次最为耀眼最使观众着迷的演员就是钱浩梁。
把江青给招来了
钱浩梁立刻成了上海观众的宠儿。他精神抖擞全身披挂，只要一出台亮相，马上就引起一阵轰堂的碰头好。几个身段，几回亮相，几次翻身，几声长腔，直招得观众大为满意，掌声一阵紧似一阵，欢呼声如潮水一样排山倒海扑面袭来，这样的阵势恐怕是年轻的钱浩梁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钱浩梁演“伐子都”，耍着花枪的时候就“呼－”一声，手里的长枪一下飞出去了！观众傻了。应该说“伐子都”是钱浩梁的成名戏，这出戏是历年来京剧大武生都演的剧目。六十年代初期，当时中国京剧院的几位编剧曾在传统戏的基础上把这个戏做了修改提高，去掉了里面一些封建色彩过强的内容，加强了主要人物的心理表现，由同样是年轻的钱浩梁主演，一经登台便一炮打红。
在上海，钱浩梁自然要演出他的拿手戏“伐子都”。观众没料到，台上的周朝大将军子都－－钱浩梁会把手里的枪甩出去了。钱浩梁也没料到自己会把平时玩儿得团团乱转的长枪给耍飞了，他赶紧低头把枪捡了起来。观众们完全安静了，他们肯定感到歉疚了，他们觉得是自己把声响搞得太大，以致于把钱浩梁给惊着了，他们面面相觑，象孩子一样的不吭声了。等到在不停的锣鼓伴奏声中，台上的钱浩梁又开始继续他的功夫之后，观众又象猛醒了似的继续欢呼鼓噪，钱浩梁在这种热情之中完成了他的演出。
钱浩梁说，上海观众的热情超过了沉着老道的北京人。我爸爸说，上海观众的欢呼不仅是拍手叫号，还有跺脚吹哨敲椅背，这些声音牵引了钱浩梁的主意力，他实在太紧张了，刀枪把子出了手，在他来说简直就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多少年之后，钱浩梁还说，上海的观众实在很可爱，他永远都忘不了。
就在那次演出计划完成以后大家即将回京的时候，团长通知，暂时还不能走，因为有位大人物要给他们拍照，必须耽搁两天。这样，在没有观众的剧场舞台上，几个主要演员认真扮上了，他们看到一个围着头巾的高个子挺秀气的女人，带着照相机和几个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剧场。他们觉得很新奇，也挺光荣，因为事先团长悄悄告诉了他们，这个女人看了他们的几乎每一场演出，她要给他们拍剧照，她很喜欢拍照。这个女人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
江青那时候是个并不招摇的人，她挺安静，挺随和。她的确蛮懂摄影，指挥着几个工作人员布光调位置，各个角度都照顾到了，她并没有对演员说很多的话，而是适当地保持着一个党主席夫人应该具有的一种身份和矜持。对于钱浩梁，她一定是印象深刻，她象每一个喜欢这个年轻武生的观众一样开始欣赏这个京剧舞台上少有的人材，并且把钱浩梁的名字记住了。这就是钱浩梁第一次见到江青，该不该说这就是命运呢？江青具备和观众一样的眼光，也许更准确一点儿，因为她曾经唱过京剧，对京剧不外行。她好象也比一般人懂些电影，因为她也做过电影演员，所以她在后来的文革当中发疯一样地关心过京剧，并一手指挥着把京剧拍成了电影。我必须公正地说，文革中充斥舞台的那几台样板戏至今看来都觉得是挺好看的，那称得上是一种革新，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革命。大约是前年，中国芭蕾舞团去美国演出当年的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那种西方人从没见过的现代舞蹈把美国人征服了。他们说，用芭蕾的形式在台上耍大刀，扳枪机，真是大胆的表演创新，大胆的尝试，是全新的现代派。而那是六十年代文革时期的产物，创作者们的直接支持者就是江青！
钱叔叔说，后来再次见到江青，是一九六二年在北京王府井的吉祥剧院的后台休息室，又是他演“伐子都”。
江青对于那一次的上海演出记忆尤新，她一定对钱浩梁印象非常深刻。其实只要是看过钱浩梁的戏的人都会对他印象深刻，他那样的演员很难从观众的眼睛里漏过去。江青来到吉祥剧院休息厅，团长把钱浩梁叫到那里接受当时中国第一夫人的接见。钱叔叔说，当时江青对他们说的一番话把他们“吓傻了”。
江青真是一个“左”得畸形的人，她的那些言论出自那种极为幼稚机械的“革命”逻辑推理，你真的不知道她说那些话是出于真实的想法还是在发挥她的演戏才能，她说的话现在听起来是那样的让人哭笑不得，可是那时候的钱浩梁听了那一番训话又是那样的惊恐那样的不知如何是好那样的无所适从。江青那次是这样说的：你的戏演得很好，可是我不能给你鼓掌。因为你不去表现工农兵，却演“伐子都”这样的戏，这些帝王将相的东西，你说我怎么能给你鼓掌呢？
我们中国的第一夫人的水平如此，不能责怪钱浩梁这样终日忙碌于舞台的青年艺术家听了训话以后胆战心惊了。把舞台上的娱乐艺术和生活中的等级分类混为一谈并且以此可以定夺人的政治生命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生活的大环境。第一夫人板着面孔，语重心长，语气中似充满了殷切的希望，但又是那样霸道并且专权，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恶毒。钱浩梁和他的领导当时是十分的害怕，觉得自己犯了大逆不道的错误，担心会受到可怕的惩罚。恐怕只有我们这种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封建残余渗透人们脑髓的国家，人们才会在已经是共和国制度的时代对中国第一夫人的几句话产生这样的反应。钱浩梁并不是把江青看成是象她自己说的国家的公仆，而是拿她当作专权的皇后，当作一种绝对的权威，手心里攥着掌握普通百姓生杀大权的一把夺命宝剑。
可是，我们是共和制国家，法律保护着每一个人的公民权利。当然，在那个时代，法律似乎只是一个摆设，而江青在心里是把自己当作皇后娘娘看的。六二年，还不是江青在中国政坛叱诧风云的时期，她只是在吉祥剧院后台说了一番足以使一个京剧演员胆战心惊的话之后走之大吉，而给钱浩梁留下的是一次至今没有忘怀的恐怖记忆。
当然，那一次江青到后台专门接见钱浩梁，说明她记得钱浩梁这个演员，记得钱浩梁是个好演员，是个让观众为之鼓掌的好演员。
而一心要做艺术大家的钱浩梁当时绝对没有料到，被第一夫人欣赏为他带来了一生里最高的权力地位和紧随其后的另一种足以毁其一生的永远的遗憾。
文革中走红
在文革前的六十年代初的几年里，钱浩梁被调进了中国京剧院，成了文武老生名家李少春的学生。我爸爸说，他记得李少春向他提到钱浩梁的时候不断地夸奖这个后生小子，高兴自己能有这样一个条件如此全面并且已具备明星象的学生。李少春在接受担任现代京剧“红灯记”主演李玉和一角的时候要求将钱浩梁安排在他身后作为李玉和的 B 制同时排练，因为那时候李先生年纪已经比较大，身体也已不比当年，需要安排一个年轻的 B 角，而钱浩梁的大个头，似乎更符合当时人们概念中的铁路工人的形象，钱浩梁是在那时候就开始演李玉和的，这一点和江青没有丝毫关系。
李少春先生的女儿到现在还记得当年她父亲为钱浩梁改编“野猪林”中林冲一角唱腔的情形。因为钱浩梁的音域比较高，唱李先生的原腔感觉压抑，于是李先生亲自为学生改腔，常是琢磨忙碌到深夜。一段时间里，钱浩梁从早晨便来到先生家里和先生学唱，中午在那里和先生一起吃饭，然后接着唱，直到傍晚才离开。
这样细致的练习和雕琢使钱浩梁作为一个全面的武戏演员的同时又提高了一个层次－－他变成了一个十分优秀的文戏演员。文革当中，李玉和的几大段令观众耳熟能祥的唱段已使人们认识到了这点。而实际上，钱浩梁的唱工戏有时会博得台下观众比武戏更加响亮的掌声，其原因应该还有一点，就是他在长期的现代戏排演中汲取到的一种新的音乐意识，嗓音贯通的运用，传统京剧乐队溶进西乐后的交响化，使他的演唱比过去老京剧的方法更宽广通畅，咬字舍弃了尖音字，更加清晰明确，争取到了许多不熟悉古典京剧的年轻观众。作为一个演员，这些机会、这些革新都非常的重要，而钱浩梁确实是幸运的。
钱浩梁演了李玉和，一演就演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愚昧的时代，李少春自然作为受到批判的三名三高人物被“打倒”了。钱浩梁由 B 角变成 A 角，而由于他是舞台上的铁路工人李玉和，出于愚昧时代的一种愚昧逻辑，在舞台下他就似乎也变成了先进人物的代表。而江青在这个时候从海底浮出了水面，来领导全中国的文艺事业了。不管幸或不幸，她没有忘记钱浩梁，并且给予了钱浩梁以特殊的关心，提拔他、任用他，一次一次接见他和其它文艺界代表，李玉和的光辉形象由此深入人心。十年文革，八个样板戏，钱浩梁绝对想不到自己从此不能再演他所热爱入骨的古典京剧中的无数个角色，也绝对料不到只因为一个似是而非的现代戏中的无产阶级工人角色而使自己莫名其妙地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这种效应一直延迟到今天依然如此。成为这样一个人人皆知的著名演员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愚昧专横的江青的原因，浩亮成名的同时一颗毒种也种下永久的恶果。为此，钱浩梁是应该感谢江青呢还是该痛恨江青呢？
钱浩梁后来和当时的红人刘庆棠、于会咏、庄则栋一起经常受到江青的接见，听候她的指示和训令，他是文革初期主管文化工作的文化小组的成员之一，一个唱戏的演员进入了政府部门，这样特殊的经常能见到当时的“文化旗手”的人自然是要担当起领导京剧界艺术工作的重任的，除了扮演李玉和以外，钱浩梁还指导了京剧“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的排练，尤其帮助其中的主要人物设计了手眼身法步。我还记得当时的那几出戏，虽然也是精心制作，但是却远没有“红灯记”那样的魅力和深入人心，谁也不否认，相比较起来，还是“红灯记”更好看。
后来钱浩梁官至文化部的副部长，他回忆起来，对于自己到底怎么就当上了副部长，此中细节他也并不清楚。只记得是周恩来总理招集他们当时的文化小组成员在人大会堂开会，宣布文化小组即将解散，革命要归入正规化，成立新的文化部领导机构，新的文化部领导班子其实还是以这几个人为主，就是于会咏任部长，刘庆棠、钱浩梁等几人任副部长。不言而喻，这几位部长的升迁首要一点自然是由于江青的看重并点将，这也是他们一直被“遭恨”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点是无法躲避也是无须解释的。
与江青的关系
最近一次我和钱叔叔还有曲阿姨聊天，又说到江青。曲阿姨忽然笑着说你怎么不问我浩亮是不是象外界传言的那样和江青有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呢？
哈哈哈，对对！我也想问，我正想问呢。因为关于这一点，坊间的闲话真的是很多。
说起这个传言，我真是要为我们的民族个性感叹一番了。即使在那个最憋闷压抑的时期人们也能编造出一点儿边儿都挨不着的乐事来开自己的怀。到底因为什么？就为江青曾经是演员？因为浩亮也是一个演员？不只一个浩亮，除了戴眼镜瘦干狼的于会咏以外，还有跳芭蕾的刘庆棠、打乒乓的庄则栋甚至那个当时很年轻的国家副主席王洪文也没跑儿。人们可能是太讨厌江青了，怎么糟改她怎么来。其实那时的江青已经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不知道她有没有听到过民间对她的这类传言，要是知道的话，凭她那样虚弱的神经也许就给气死了，要是那时候就死了，或者我们大伙就能少遭点儿罪，浩亮也能获得演古装戏的自由，而刘庆棠、庄则栋也能尽情地去跳王子、得世界冠军去了。
其实最可笑的还不是这些传言，曲阿姨说文革以后，组织上曾经把她找了去，要她交待江青和浩亮的关系，特别要交待浩亮和江青有没有那种见不得人的特殊关系。把曲阿姨搞得想哭哭不出来，想笑又不好意思笑。我说，传说中是江青把年轻的庄则栋找了去，小庄一去，只见江青独自穿了件透明的纱衣从一架屏风后面飘然而至，直吓得小庄魂飞魄散。钱叔叔说，嘿！江青的身体虚弱至极，连夏天都得戴头巾的人，要是穿了那样的衣服，非得了伤寒不可。
老百姓们自有苦中作乐的本领。不过那时候我们一家人却很难笑得出来。文革一开始，我家就变成了黑帮家庭，爸爸妈妈都是黑帮人物。我只是在收音机里、电视里、舞台上见到变成浩亮的钱叔叔，文革以后我出国再回国足有二十几年没有见过他，直到今年的八月钱叔叔夫妇二人到我家里看望我爸爸，恰逢我在京，我才又看到了他。
当初我在我们家的四合院里听钱叔叔唱戏的时候还是个小小孩，而如今我儿子也有我当时那么大了，他不知道钱浩梁是谁，不知道浩亮是谁，他们这一代人已经走进了完完全全的另一个时代，关于一个京剧现代戏的代表人物的记忆是我们这一代人特殊的记忆。
其实钱浩梁和许多的戏曲演员一样在文革结束以后为了终于可以在舞台上演出集艺术精华之大成的古典剧目而欢欣过，我觉得尤其是钱浩梁应该为这一点感到兴奋，因为他的真正能力就是表演传统京剧的古典剧目，而且那时候他也还年轻，改革开放初时他也还只有四十几岁，正是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年龄。
但是那无可奈何的命运的结局在这时候开始象一座山一样压住了钱浩梁，从此无法推倒这深沉的重压了。
人们记得浩亮是因为“浩亮”和“李玉和”的名字连在一起，而人们更记得浩亮的名字是那位臭名远扬的“文化旗手”江青给他起的。我问钱叔叔江青到底是怎么给他改的名字，他回忆，那是在排练钢琴伴唱“红灯记”的时候，有一次江青招集剧组开会，江青突然对他说，你这名字不好，我建议别要那个钱了好不好？当时钱浩梁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不要钱了，什么叫不要钱了？江青看他不明白，又解释，我说你改个名字，别要你那个钱字了，无产阶级是不要钱的，你就叫浩亮…梁字改成亮吧，这样名字笔画少好听好叫还很响亮，比钱浩梁好。又是同样的道理，第一夫人钦赐的名字自然是要服从采纳的。从此，钱浩梁就变成了浩亮，“浩亮”被人一直叫到了今天。
我觉得江青给钱浩梁改的名字其实没什么不好，“浩亮”是比钱浩梁好听又好叫。演员是公众人物，演员就是要出名，就是要观众记住他，起个艺名是寻常事，这一点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现在的中国在起名字的艺术上比先更讲究了，不单是限制在演艺圈，许多人对名字十分在意，甚至迷信名字会改变命运以致于决定命运，连路边做小买卖的生意人都是如此。
如果按照这一点来说，是不是应该说浩亮这个名字起自文革，因此浩亮的高峰时期也属于文革呢？江青的十年作为使她成了每个人眼里的九天魔女，来到人间祸害百姓。而浩亮不幸却是在文革中被江青看中并重用过的人，文革后他入过监狱，五年以后出狱。他沉默，他痛苦，他的痛苦决不在于从此不再做部长了，而在于他很难再登台演戏！
永远的痛苦
他不是要演李玉和，他实在不想再演李玉和了，他想演的是黄天霸、是赵云、是高宠、是鲁肃、是乔玄、是子都、是高登、是关云长…
我想到我在小的时候看到过钱叔叔的赵云戏，威武矫健、白马银枪…，试问熟悉浩亮这个名字的观众有多少人看过有多少人记得浩亮的赵云呢？其实浩亮的高峰期远不应该只是一个现代京剧中的李玉和，假如人们看到他的那些长靠武生戏，我肯定大家会向当年上海的观众一样被他折服被他着迷，为他欢呼为他倾倒。
可是浩亮是被江青重用过的演员，这使浩亮要想重新站立在舞台上成了比登天还难的事情。一九八三年，有关方面分配他到河北省艺校教学，他离开北京到河北省艺校任职，职称是高级讲师，那时候的工资是九十几元钱。浩亮是带着无法解脱无法释然的心情离开的，他在河北教了几年书，带学生，有时做些示范演出，而北京的舞台他只有在想象当中在怀念当中去领会去体验了。
浩亮并不是完全没有重登过北京的舞台，他说最具有意义的是两次演出。第一次是一九八九年，他参加为母校中国戏校建校四十年的庆祝义演，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三天演出，浩亮是在最后一天的演出中最后一个出场－－压大轴，戏码是“艳阳楼”。北京最红的名角都到了，而没有例外的是，当场演出中最受欢迎的演员又是浩亮。我爸爸说过，钱浩梁是能够成为大师级演员的人才，只要给他一片舞台，没有人能够超过他的亮度。而另一次他登上北京的舞台，是今年的十月，在长安剧场，一次有许多演员参加的京剧演唱会上，钱叔叔和曲阿姨一起演唱，而在观众们的喝彩声中，浩亮不得不独唱一段“红灯记”选段的时候，四句散板之前，他背向观众，突然一个转身，一手“啪”的一声打开外衣的衣襟，一个丁字步亮相，台下观众立时就炸窝了！
浩亮就是浩亮，尽管他已经六十三岁了，尽管他痪过一次脑溢血，如今他出现在舞台上，他独特的身高骨架，强烈的阳刚之气，完美的身段风度，醇厚富有韵味的嗓音，这一切注定了他永远都是舞台之王。
我还记得大约是十年以前吧？我爸爸曾经为浩亮能够重登舞台奔走过，但是没有成功。那时中国京剧院的一位负责人对我爸爸说，我也同意浩亮能够出来演出，但是我却没有办法说服其它演员能够与他合作登台，如果浩亮有能力与任何团体合作演出，我们都是不会反对的。钱叔叔做过许多年文革中文化部的副部长，他到底如何伤害过别人，到底利用职权压制过别人没有，我并不清楚，这恐怕也不是我要说的重点。但是利用政治原因抑制一个人的才华剥夺一个演员的舞台青春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屡见不鲜却是事实。文革当中这样的例子多得无法记述，文革结束，又轮到了浩亮，按说他决不是唯一的例子，可我还是为钱叔叔这样的好演员感到无限的惋惜。我认为无论他曾怎样在文革中得意过，怎样被江青重用过，作为一个极左派怎样被人憎恨过，这些都不应该成为不允许他重登舞台的原因。一个优秀顶尖的京剧演员在还原为演员的本来面目之后，应该回到舞台上去，对舞台下面的观众来说，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扼杀一个大师级演员的艺术生命，最大的损失者恐怕不是演员本人，而是一个广大并且无辜的群体－－观众。
对于许多二十几岁的人们来说，文化革命是一件发生在许久以前的事情了。他们对那时候的很多事件不感兴趣。但对于我们这些从小便经历文革并在文革当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文革的日子仍象发生在昨天一样。对于浩亮，我听说过一些传言，有人说文革中间浩亮曾经对他的恩师李少春先生有过许多大不敬的行为。关于这一点，我求证过几个当时的见证人。当然这里面包括浩亮本人、李少春先生的家人、还有当时在中国京剧院工作的人，在询问过他们之后，我得出了与有些小报上曾经登出的内容不尽相同的结论：浩亮在文革中当权的日子里并未象某些传言中所说的那样恩将仇报地迫害过李少春。虽然他也并没有大义凛然地抗上力保过李先生，但是李先生的女儿记得李先生在一九七五年去世时追悼会上的主持人是浩亮。我在就这个问题询问浩亮本人的时候，他明确地否认自己曾对李先生加以迫害，而在李先生出任第四届人大代表的问题上、在李先生病重治疗期间已及在确认李先生中共党员的党籍问题上，浩亮都曾经尽自己所能做过有益的工作。
包括我在内，都不能认同一个文革时期的副部长会是从里到外清白无辜为民请命的大好人。但是在对待李先生这个问题上，每个人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他们不能拿出浩亮迫害李少春先生的证据，他们没有看到过。李先生的女儿说得更具体，或许有些小报上这样登载过，但那都是未经证实的消息，不该以那种文章作准。她并不想为浩亮做什么辩护，她也不想无中生有地编造什么，她只是讲她所知道的情况，在当时那样的大环境中，奉命批判过她父亲的人并不少，如果这样计算的话，“迫害”过父亲的人绝对不只浩亮一人，如今许多活跃当红的名角们也都在其中。
颓然倒下
一个时代过去，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文化繁荣的今天，“李玉和”只是无数舞台形象当中的一个，街头许多京剧票友们大声演唱的戏文当中，“提篮小卖…”也只是众多待选唱段里的一段而已。改革了的中国，许多过去不能做的事情现在都可以做了。我从美国回国之后，自己集资制作过好几出舞台剧，我想钱叔叔也完全可以自由搭班演戏了吧？因为据我所知，不少戏曲演员在不同背景下自己组班举办演出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是这恐怕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了。钱叔叔的身体大不如前，他的血压、他的精力都不允许他再披挂登靴上场为热爱他的观众舞蹈声歌了。
一九九一年，他在山东蓬莱市演出，当场爆发脑溢血，被送到医院抢救。那是文革之后钱浩梁在舞台上屈指可数的几次可以“尽情发挥”的演出之一，在这之前他已被发现有血压高的问题，时有服药。那一次他要在两出三国折子戏里担任主演，前场是“甘露寺”演乔玄，是唱工戏，后场是“赵云截江”中演赵云，是武工戏。开场前在后台化妆的时候，他就觉得右手不知为什么发沉，拿着画笔抬起手来画眉毛很吃力，但是他没有在意，马上要开场了，观众都已经到齐，提出退戏，开的什么玩笑？他忍着画好妆，上场了。但是在台上，他的头晕逐渐加重，到后来他的思路开始混乱，原来滚瓜烂熟的唱词竟然脱口想不起来了，他的右胳膊更加沉重，后来就干脆抬不起来了。他拼着体力坚持到戏的结束，其他人也发现有些不对，扶着他回到后台，他脱掉服装，刚想休息一下就天旋地转什么知觉都没有了。
他被送到蓬莱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诊断证明是脑溢血。患病那天是一九九一年的一月十二日，钱浩梁五十六岁。象一匹终日纵横驰骋的骏马失去了重心，象一块挺立的山岩颓然倒塌，钱浩梁是被一种长时间的无奈、沉闷和抑郁压倒的。
钱叔叔脱离危险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他是左脑的病灶，右半身的瘫痪。几年时间里他开始了艰难的恢复期，曲阿姨说开始时她就象教一个刚会张嘴的孩子一样一个字一个音地帮助他找回讲话的记忆。靠着强壮的体质，多年的武工底子，钱叔叔慢慢的好转起来了。
前年，我写的话剧“别为你的相貌发愁”在京演出，为了叫响这出戏，我请来包括我母亲新凤霞在内的十多位著名演员登台为我们串场。我想去请浩亮，人家都说他现在心情很灰暗，不要去了他不会来的。可我仍然坚持要去找他，我认定就凭着多年以前我们的“忘年交情”，只要他在北京他一定会来的。但是我拨通了他家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后来又有人告诉我，他得了半身不遂，根本走不了路，他不愿意见人，也许是拔掉了电话线，不要去找他了。
今年夏秋相交的时候，我终于在我爸爸家里见到了钱叔叔和曲阿姨。我的九岁小儿子象我小时候一样仰着头，眼睛里闪着问号看着这个高大魁梧的并不象是爷爷的爷爷，我想起一句唐诗“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原来钱叔叔早已经基本恢复了健康，他又站起来了，仍然象一批骏马，仍然象一块岩石，只是多了几根皱纹，白了一片头发。前年，就在我想约他来为我的话剧助威的时候，他并不在北京，而是去了美国探望女儿，夫妇两人在那里住了整一年的时间。他笑着说，我要是在北京，是肯定会来为你摇旗助威的。而我内心里却是另一番想法，我希望请他上得台来引起轰动，引起那种我在小时候看到过的如雷灌耳的鼓掌声和欢呼声，我想我的戏还不能掀起这样的效果，而观众们见到久违的浩亮时全场却一定会失去控制地沸腾起来。钱叔叔是演员，没有一个演员不想得到这样的欢迎，他一定时常在心里想象着描绘着这样的情景，而我想为钱叔叔制造一次这样的情景，他实在是值得得到这样效果的最适当的人。
舞台远去了
我又想起那一次钱叔叔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为母校义演的风采。他在“艳阳楼”中饰演高登，那是一个凶悍蛮横但武艺高强的恶霸形象。他穿的是一件银白色的锦缎大氅，内套鲜红色长袍，腰间一条宽长的腰带，丝穗几乎拖在地上，手持一把巨大的折扇，整个形象雄厚伟岸。还未出场观众已经不能忍耐地开始叫好鼓掌，待到锣鼓急打，高登上场，掌声达到高潮。钱叔叔的舞步稳重坚实超过常人，猛然转动身躯，抖动大扇，以“杨派”武生特有的单脚颠步调整节奏，亮相“嘣－登－仓”！
四次上马，四种姿态，酒醉之后的开打几换兵器，刀枪棍棒，每一次的打法都不相同，印象最深的是他身上那件白色的大氅，随着他身体的转动缓缓飘舞抖动起来，在灯光闪烁之中，象是天外飞来了一片五彩升腾的云霞。
那是一种干渴之后痛饮一口冰凉甘甜的泉水一样的满足，是尘雾弥漫之后终见清朗的蓝天一样的舒展。
那是一九八九年，十年以前。
如今的钱叔叔恐怕永远不能再披上大靠登台了，他恐怕也永远不能真正从头至尾地为观众表演一出大戏了。我想不会有这个机会了，一个大师在他没有真正展现其风采之前艺术生命已经夭折了。许多暗中嫉恨他的人应该放心了，钱浩梁不会再对他们造成威胁了。然而对于京剧艺术来说失去了一个可能是开山立派的大师，对观众来讲失去的是一个最能打动人心最具魅力的夺目闪亮的明星。损失了就是损失了，损失了的事物是没有办法挽回的，那是一种永远的遗憾，一种永远的悔恨。
是一个人人都逃脱不了的命运制造了一个浩亮，是一个笼罩了每一个人的大环境禁锢了明星的光芒，浩亮当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但却足以让人捶胸顿足叹惜不已。对于过去，人人都会有歉疚人人都会有追悔，可我却一直都想不透，钱叔叔的“歉疚”和“追悔”到底有如何深重，以致于要接受被迫放弃和葬送了艺术青春这样足以使人灭顶的惩罚呢？
假使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恐怕是另一种结果。一个错入了政治行的艺术家在终于清醒过来之后必定会重新回到自己的艺术专行里，撇弃过去，找回失去的艺术青春。人们不会再委托再允许他去执政，却会鼓励他恢复原来的面目去干他的老本行。人们应该大度地去对待一个曾经犯过差错的人。想当年，上海的观众曾经原谅了舞台上的钱浩梁一时失手掉了枪的错误。今天，人们应该在谴责追随过江青的浩亮的同时，允许舞台上京剧艺术家的浩亮的存在。因为利用政治名目来扼杀艺术生命，这种行为不光明。
现实里的钱浩梁没有能够完成他应该登上颠峰的艺术事业，苛刻残酷的人们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但是在我心目里，钱叔叔是大师，是那种极为少有的一个专行里从头至尾也出不了几个的大师。虽然那永远成了可能是我一个人心中的声音，但我知道我是对的。我很想告诉钱叔叔，你是大师，有人将记住你，你那一身迷人的功夫最终没有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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