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兵：30年写40多封入党申请

1989-06-04 作者: 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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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抗战, 民国, 南昌, 文革, 文革前, 武汉, 重庆

周兵： 30 年写 40 多封入党申请

－－讲述人：周兵纪录人：张鹏辉　饶观锦小 E

周兵，原名周慧珍，女，农历 1925 年 7 月 28 日生于武汉汉口

家住汉口洞庭街 13 号

我叫周兵， 1925 年于武汉出生，是在武汉汉口。先开始我是住了好多地方，就在那附近，现在都晓不得号码。到最后，我就是在那个长江日报吧长江日报的隔壁。最早以前我们在这个隔壁，我们就有一个桶大的院子，住了好多人，我们就住中间的铁屋。整个这院子，有好几家人家。好像门牌是洞庭街 13 号吧。就是从江下关过来，江下关这一条就是引见龙马路就在江边，第二大道就是洞庭街，我们就住在靠码头这附近的。

家里小孩多，我是家里的长女，从懂事开始，我就要照顾弟弟妹妹。早上我要把炉子生好了以后，把地板都擦好了我才能上学，中午回来就要洗碗，妈妈做了饭我就要洗碗。弟弟妹妹最小的这个，我在武汉，他吃奶瓶，我跟他喂奶瓶，喂奶。在小的时候，特别是在小学期间，家务事蛮多，我弟弟妹妹又还小，二岁的二岁，那时候就是一回来就是忙，弄完了赶快去上学，早上呢还要把生炉子都生好之后，才能走。还有帮我妈妈梳头啊，在武汉，你不知道，她这个老太婆头发，要求是很严的，她专门会有一个人的从早上一气就要梳十来个人的头，她专门有一种那种梳头方法，怎么弄得那么漂亮。有时候她要我跟她梳，梳不好就要挨打，要求蛮高的。还有的时候，要带弟弟妹妹，要是高兴起来，要想出去玩，就把弟弟妹妹抱起来出去玩，但是玩的时候，又影响我了，我就揪他、扯他。要想不做事，就把他们抱走。可到那真的玩起来了的时候又讨厌他们、打他们。

我的特务父亲

我父亲周耀成，当时做了一段码头工，然后就在日本餐馆里搞，他会画画，日本人去搞接待时他就一起去。以后就和他的同事一起就合伙做运输生意，先两个人合伙买一部车子，以后慢慢就一个人，最后他一个人就三部车子，那时候就比较好了。等到我上护校前就已经是三部汽车了，都是货车。我弟弟就帮他开，他以前就是自己开，自己也修理。到这个时候好家境就比较好一点，小时候条件是比较苦点。解放以前，我们从武汉到重庆就是坐他这个汽车，我们一家人都坐汽车，再也拉一些。国民党机关人员，这样一来又有运费，又钱加得多，就赚钱。到了那以后就卖了一部，因为没有生意了哈。后来，快到要走的时候，又卖了一部，以后就回来武汉来了。

重大节日被关起来

1923 年，父亲参加过「二 · 七大罢工」，为此他还坐过牢，那段时间，母亲就给他送饭，那时候也就刚生下我，父亲参加了特务组织。特务组织，就是现在的甚么军统啊，我也不知道，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妹妹跟我说他参加了特务组织，因为我只晓得他参加了特务组织。至于他参加特务组织做了甚么，我也不太清楚。当时也没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只晓得有这么一件事。

直到几十年后我才知道，父亲一开始加入的是共产党，帮国民党人开车是当卧底。

49 年重庆解放了，父亲便跟我说他又参加了国民党组织，可以说是做双面间谍了。讲到这个最深，他说：我参加共产党的时候，我就怕国民党；现在我参加国民党又怕共产党，就讲这些，告诫我们不要太活跃，也不要太乐衷参加甚么组织，他就是说他这一辈子就是参加组织坏了事。

全国解放后，父亲就去自了首，虽说他是自首吧，但是重大节日的时候，为了安全起见，怕他们这些人闹事，怕他们都出问题，就把他们关起来。像五一啊，国庆的甚么的。其他的一些，因为他在武汉，我独自在重庆工作。因此没怎么见面。一直到他逝世，我也没能去看他。父亲是在 53 年因病去世的，但我因为工作缘故，没能赶去。

喝醉的日兵带枪乱逛

在四十年代这个时候，武汉是很特殊的。英租界，法国租界，德租界，日本租界，这一个个都是瓜分了的。日本租界在最下，我最记得那时候我住在武汉这个地方就是英租界的范围，英租界有一段都是有印度人给他们看门的。那个时候我们这些老百姓，家里都是要求我们这些小孩只是上学出去，不上学都回来，这其他时间都不能外出的，见到他们，若是见到其他那些国家的人还好，那些人好像确实是不错，但就是日本特别凶，是跟电影演的是一样的。老百姓都怕他们，他们很爱喝酒，特别是到了晚上，等到家家户户都关了门，他们就是到处逛，疯疯癫癫的，在公共地方抖走啊走。我们这些小孩白天就上学，上学就回来，就不敢出门。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敢出去，特别是我在家是女孩子，更不要我们出去。从这个电影看，确实是没有夸大，他们就是很凶。把你推水里还哈哈大笑，并不是你犯了错误，反正就是看到你不对劲。特别是看到那些穿的要是阔气一点，他就要尊重一点。你愈是寒酸，就愈跟你抬杠，你愈是穷，就寻你晦气，两个拿枪就直接戳你。但就是这样，你还得低头就走，不能吭声。

像我们现在看电影这些演的日本人那真太对了，说不上定那一天就拿枪戳你一下。但是，像他们杀人甚么的就不太清楚了，好像武汉没发生这样的事吧。当时年龄太小，就是上街，也是躲在父亲后面，碰到日本人就远远躲开，杀人的事也是听别人说的，自己也没见过他们。所以对日本人，就是思想上对他们非常憎恨。

日式学校的思想荼毒

那时候武汉时沦陷的，上面也说了，全部被割分为一个个租界的。我上学的时候我记得是日本人办的学堂，我记得我最清楚。我还学了日本语，并且还学了唱日本的歌。学日语，像甚么「卡撒他那、哈伊马拉瓦」。就那么多，我现在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几十个，唱歌也学了，为甚么呢？因为他那个动画教育很厉害的。他就在这里教我们唱歌，教我们跳舞。现在都已经忘掉了。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你也知道，那时候搞奴化啦，都是学校给你安排的课程。我们想更深一层的了解传统文化是不可以的。我记得有一个老师教数学，在我看来，那老师真是鞠躬尽瘁的，讲的真是很投入，教我的数学，我至今还记得。「分子跟分母相乘，都是甚么甚么个情况 …… 」。那位老师好像看起来还有五、六十岁哦，好像是白发，但不像我这个白发，他是头发有点白发。只见他一边讲，激动的动作将他那发白的头发弄一动一动的，像在空中飘舞一样的。这个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到现在来讲觉得我那时候还是蛮认真，蛮懂。只是一直到长大后，对这种的奴化的教育才非常的憎恨的。

日本投降武汉登革热横行

日本人打过来时，我们家跟人群就跑到乡下去了，一直等到日本人投降了，才又回来。回来的时候，因为这个生活条件比较差，就得了那个登革热（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依蚊传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你要知道，那个 45 年的时候就有登革热，武汉那个时候登革热很厉害的。全家都患了除了我，就是都在发高烧，我就独自一个人来照顾他们，等他们好的差不多了。我才想到我要返校，当时我就好急，毕竟才只十来岁，我还想读书，后来就有一个原来的小学老师，我记得就姓刘，给我介绍，他（她）说，你要不就去那个甚么医院去学习。就这样，我去了护士学校，好像叫做「普仁护士学校」。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医院是干甚么的，护校是甚么东西。她说那就是有死人，其他也就没有甚么。我当时也是怕死人，但又不晓得去干甚么好，想到只要有书读嘛，所以就去了，就这样去护士学校，也就是回校去上学了。当时也有十几个人去，到了后来似乎都变得很不愿意，就都走了。但我没走，我留下了，我说有书读就一直呆这读书了。

1946 年学校不让我毕业

我读护士学校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一次 10 月 10 号的庆祝会（ 1945 年中共与国民党签订《双十协定》），本来学校是不让去参加的，我们就偏要去参加，像庆祝国庆节样的。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一段就是那个解放初期的时候，要站稳思想一边倒，是要控诉蒋介石的。我就因为参加了这个，回来以后他们就不要我们上学，说我们这是违反规矩。那时候我学校里就问我们干嘛要去参加，我就说我们受人家气太多。结果他也没问我受甚么气，其实我也没怎么受甚么气。反正就是对国民党不满的吧。后来我们班主任来做工作了，就说胳膊拧不过大腿，还是要我们去赔礼，好像最后我也赔了礼，结果还给我延长了半年毕业。本来我是元月进去，应该三年。那我 49 年我就应该可以毕业，结果到要离开武汉的时候，我还没有毕业。一直是后来才给了我毕业证，就是我们这些闹了事的人就要晚毕业半年。

其实在那会上也没有做甚么宣传打口号，就只是听报告，而且还晒的要命，但就是这样还是被处罚了。其实我们在上学时都是被他们剥削，我们刚去的时候杂事都是我们做，护理那方面的也是我们做，但是我们也要上夜班，也要上课，后来我们就才明白他就是剥削了我们，我们没有工资，就是只管我们吃饭，但是他开这个院只有聘护士长，其他这些学生都是帮做事，当时也没有想他们剥削我们。一年级要做甚么事情，二年级都有，三年级要做甚么事情，不同年级有不同分工，很明确。

一九四九年解放前来到重庆

1949 年，在汉口快解放的时候，父亲驾着车载着我们一起从武汉到贵阳，又从贵阳到四川，再到重庆。那时候重庆已经是 “ 后方 ” 了。我们就和他在一起，也就是这个时候，父亲给我讲了他当 “ 特务 ” 的事。

那时，父亲比较担心我们的工作问题，说能解决一个是一个，因为我年纪大一些，所以首先就给我找工作。那时候又怕共产党 “ 共妻 ” 。我爸爸说这么大的女儿放家里不行，我学的是护士，他就叫我到医院上班。刚好我读书的卫校有一个班主任在一个国民党的陆军医院上班，当过护士长，于是我就去了这家陆军医院。上班第一天，白天去的，晚上重庆就解放了。后来这家陆军医院被共产党接管。

因为我在医院工作，稳定下来，父亲在临走前对我说： “ 现在家里钱也不多，能节约一个人的回家路费，就节省一点。 ” 于是叫我先留在医院，于是我便开始了工作。父亲说： “ 以后有了钱，再接你回武汉。 ” 父亲和我的弟弟妹妹回了武汉，我留在了重庆。

参加解放军　他们很文明

1950 年 5 月 5 日医院整编入伍，我就算入伍了，成了军人，算是参加革命吧。

其实父亲走的时候，还交代我： “ 你不要参加什么活动，不要冒险，也不要搞什么运动，老老实实过日子。我这一辈子就是，参加了国民党怕共产党，参加了共产党怕国民党，你就不要随便加入什么党派。 ” 那时我才 20 岁，思想很活跃，尤其对解放军，我很有好感，感觉他们很文明，喜欢看书。当时，我就在心里想，原来在学校读书时，国民党那些兵和现在的解放军，截然不同。尤其在后来，解放军接管医院后，进行整编，对一些不需要的人，就要退掉。这一整编，医院里走了很多人，走的大多是勤杂人员。这样一来，医院的后勤工作就比较难做了。可解放军同志每天都很早起床，帮我们打扫卫生，整理房间，干所有的事物。就这样他们给我的印象蛮好，于是我很快转变观念，并在医院加入了解放军。

丈夫当了两个月国民党兵

我的丈夫刘根孝，老家在山西阎锡山境内。阎锡山抓壮丁，本来要抓他哥哥，可因为家里靠这个哥哥养活，于是就要他顶，那时候他才 17 岁，被迫抓去当 “ 壮丁 ” 。他到了战场，既有阎锡山的兵，又有共产党的兵，当兵的只能被挨打，他跟我说没有不被挨打的兵。仅仅过了两个月，他就从阎锡山那边逃离，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他是 1940 年当兵， 1945 年入党。

因为是 1940 年当兵，比较早，所以他参加过解放军。那时候应该是叫新四军， 1938 年以后就叫八路军了。他也是抗日的干部。他在部队先是施号员，后来当抗洪员，也就是现在说的卫生兵，那个时候是叫抗洪员。以后慢慢的就当上了护士长、医生等等。

重庆解放后，他就去了卫生厅，现在叫卫生局。他到这个卫生厅以前，还到过检察院，当过检查员。

我和丈夫相识在 1952 年，那时他在卫生系统，我们医院是其下属单位，他们经常带着我们参加复原军人的转业，这样我就认识了他。 1953 年结婚。

“ 破四旧 ” 借机改名

我以前叫周慧珍，为什么要改呢？因为我在读护校以前，妹妹叫周惠珍，我叫周素珍。上学时，老师给我报名时弄错了，报了我妹妹的名，所以我家里就有了两个惠珍。那时不敢改，只能这样叫，怎么区分呢？家里人叫我 “ 大惠珍 ” ，妹妹 “ 小惠珍 ” 。

文化大革命时，什么都可以干，也可以改名。那些人无所谓，我就去申请，理由是破四旧，周慧珍这个名字俗气。我说我当过兵，想改名叫周兵，就这样改了。那时只要写了申请就可以改，不要什么手续，就这么容易。

我当时就觉得 “ 破四旧 ” 可以解放我，我就可以不叫周慧珍了。我还赶紧叫妹妹也改名字，可她老实，不敢改。

当时改名，我丈夫还笑话我，自己叫什么名字都不知。我就跟他说： “ 我原来叫周慧珍。 ” 他也就一直叫我慧珍。

文革 “ 国民党太太 ” 被揪斗

1966 年上半年，我和老伴转业到了南昌，在南昌过了不到几个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那时凡是成分好的人都是造反派。我因为父亲的问题，再加上爱人的问题，虽然爱人是共产党，但被划为 “ 走资派 ” ，所以造反派我们是不能参加，保守派也参加不了，于是就把我们弄到食堂里去，当个管理员，那时候我就天天早上去买菜，做这些事情。

那时候斗 “ 走资派 ” ，斗 “ 领导干部 ” ，那个时候不叫什么称呼，直接叫名字。听我老伴讲： “ 刘根孝，出来。 ” 什么时候听到，就得马上出去，跟着造反派走，也不跟被斗人讲，走到哪里去也不晓得，怎么样了，多少天了，也不能打听，不能问，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当时整个社会都这样，红卫兵那时好厉害的，到处都是打啊，闹啊，好凶。我们当时只能工作，但是思想上想不通，对这个问题、这种现象不理解，也不知道是对是错，就是看到大字报一张张贴出来，什么人是走资派，要打倒什么什么的。

1968 年的一天，我早上刚起床，那时我还叫周慧珍。造反派说周慧珍要叫到，国民党的太太（指周兵）出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揪我了，说我是特务，说我是 “ 国民党的太太 ” 。

因父亲特务身份被下放

在我入团的时候，我给组织交过一份材料，上面交代过我帮父亲保留过一个通行证。于是他们针对这件事把我说成是国民党的特务。那时被冤枉，还不能申辩，不能吭气，也不能发牢骚，不能大闹。我说： “ 都过去了 20 年，我什么都不记得了，那个什么通行证，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 他们反驳我： “ 你不是国民党，不是 1949 年的特务组织，怎么能够保管你父亲的东西？你们全家人，怎么可以坐一辆车跟着国民党一起走？ ” 这件事我确实说不出来，但是我又交代不了，解释不清。他们就耐心地劝解我，不要有什么顾虑，你爱人，我们帮你做工作，不要有包袱，就是要老实交代。但是我确实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以后就把我给下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