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孜仁：七姐的凄美人生
图：年轻时代的七姐。
七姐的凄美人生
－－作者：周孜仁
一、
无论从哪方面评价，七姐都是我们周家的骄傲。她漂亮，在我们这个大眼睛家族的姐妹丛中，她卓尔出群。每次看《大众电影》封面（那年月只有这本杂志的封面刊登美女玉照），我总相信，把长辫子的七姐照片印上去，定比搔首弄姿的明星都好看。还有，七姐聪明伶俐、活泼开朗，能歌善舞……总之，少女的所有美德，上帝都慷慨地、一股脑儿给了她。解放初上成都卫校，每逢周末，都有汽车把她和学校的漂亮女生接去永新巷省府招待所陪领导跳舞－－几十年后她告诉我，说她陪过的领导，不少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呢，比如邓小平、贺龙。
显然因了上述原因，她一毕业就分去了首都，在铁道部医院做了护士，接着很快入了中共：这是七姐让我们全家人骄傲的第二个原因，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几十年后，我们兄弟姊妹十二个的个人档案登记表，“政治面貌”一栏填写“中共党员”的，好容易才勉强扩大到2人。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七姐成了我们众人档案表上唯一的亮点。
几十年后，如果需要对个人历史解密，还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七姐之所以那么早就入了党，除了她和那年月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思想进步、工作积极，还有一个非常直接的要因：一直追求她并且后来成为老公的，正是她的顶头上司，一个跟共产党从太行山老区进京做官的农村后生。七姐夫成了与我们这平民家族联姻的唯一“革命干部”：这也是七姐之让全家骄傲的诸多亮点之一。七姐夫追求七姐有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笔者将在后面次第道来。
二
五十年代的北京，还没有红卫兵发飙、没有四五风潮、花圈摆满天安门广场、纠察队拿棍棒驱赶百姓，也没有后来什么“风波”、坦克车、实弹射击……那时候人们心目中的首都干净得很，纯美得很，就是画片上的故宫、天坛、颐和园……就是电影上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就是邮票上的“苏联展览馆”，雪白尖顶秀插云霄如玉笔……七姐的来信把我们和梦境一样的地方真实地链接在了一起。从家书地址，我们知道铁道部这座医院位于“北京西郊三家店”：现在这地儿应该属于闹市了吧？但那会儿可远得很，我记得清楚，七姐来信说她们晚上很少出门，因为户外有野狼出没。但一到星期天，她们准会狂也似地进城疯玩，然后把照片寄回来，让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和她一道分享荡舟北海、漫步长廊的欢乐……除了信和照片，她还不时寄些只有北京才出产的小玩意儿回家：做工精细的玻璃小鸡、小猫、小狗……精致的小纸盒被七姐用棉花塞得紧紧：这些，显然是给弟弟妹妹的，可爸爸总是一收到就像宝贝一般珍藏起来，只准看不准摸。只有一件邮品是明确送给我和妹妹的：一大堆连环画。我觉得自己简直成资本家了。七姐特别喜欢我，而且肯定到处夸我聪明，尤其绘画水平了得，凡有人从北京来或者到北京去，她都要让我画些和平鸽、牡丹花什么的给她带去。
事实上，当时能在成都和北京之间往来的人少极了，我记忆里就三回，一女两男。女的叫王世美，是七姐的卫校同学兼铁道部医院同事，两人形同姐妹，她来我们家自然就像到她自己家一样亲热随便；男的，一个叫范隆坤－－天哪！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是不是七姐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实在太重要？－－其实，这厮不过倾慕七姐美色，路过成都，专门到我们家来瞎吹牛皮罢了。他好像志愿军转业什么的,一口四川专县土音，自称是“锦芳的朋友”，惹得大家高兴了好一阵子。事实上他和七姐压根儿就没任何关系，出现一次就永远消失了；第二位男士倒是真资格了。操一口北方话（后来我知道了，他说的是山西土话）。他找到我们家，并专门选择在我家对面的省府招待所（即现在的四川宾馆）下榻。与牛皮大王范某的油嘴滑舌相反，他不苟言笑，表情诚恳，一股扑面而来的北人朴质。那时成都的官儿几乎通为南下北人。山西话自然让平头百姓如我辈者肃然起敬。他对父亲偏偏尤其谦恭，有一天还专门来邀父亲前去草堂寺、武侯祠诸景点游玩。父亲自是欣然应允。出得家门，父亲马上指点公交车站所在，对方则马上说不必了，不必了，他们有小车。“坐小车吧！”他说，“小车方便着哩。”他的话让我大吃了一惊。在平民世界里，乘公交车已是难得高档享受，而坐小车：那是贵族高官才能受用啊！
我说“大吃一惊”，皆因我正在现场，大吃一惊正是我的感受。我刚放暑假。那天早饭不知闯了什么祸，被妈妈狠揍了一顿，正哭得伤心呢，不苟言笑的山西客人上前将我牵过，说：“走吧，孜仁，一起出去玩玩”除了我，他还把妹妹也一起捎上。那一刻，我觉得他简直就是七姐派来拯救我的使徒。临时决定外出，整个游程我都光着脚丫巴－－“光脚板儿坐小车”后来成了我家的新闻及掌故。
陪同我们一道坐小车游览杜甫草堂和武侯祠的，还有使徒的上司，叫李中华，来客管他叫李部长的。此人瘦且高，更像老革命，因此就更不爱说话，似乎并非摆谱，估计他本来就不爱说话。老革命多为穷乡农民，皆因跟共产党打天下，领袖又出奇地英明，不知道咋打赢了，这就牛了起来。有点像现在去特区打工，不知怎么老板成了跨国公司的CEO，打工仔也就跟着发达。李部长对于杜甫之类的破玩意儿毫无兴致。七姐派来的使徒则百般殷勤地陪我爹到处溜达，似懂非懂地听老父亲给他介绍楹联旧典、“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什么的，早不知人去何处。李老革命无聊，就坐在回廊上逗我和妹妹玩。他不会讲故事，压根儿不知什么“小红帽”、“三头凶龙”之类，更不会“小猪吃得饱饱，闭着眼睛睡觉”之类的儿歌。他就一独门手艺：把全口义齿用舌头顶出来，又熟练地卷回原位。这让我和妹妹惊奇不已。
几十年后知道，这次来成都探视我们全家的主角，正是使徒本人，上司李某只是前来帮衬罢了：足见上下级关系不错。使徒还来我家请爸爸（我常常有幸陪同）去看全本川剧《芙蓉花仙》、去饭馆吃好东西……一切顺利，然后北上荣归。成都之行在使徒个人生活中显然是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在追求美女的道路上，他迈出了成功而且坚实的一大步。
三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成都美女把领导、友谊、爱情划分得很清清楚楚。虽然请老爸坐了小车、看了川剧、吃了美食，七姐依旧把他看作领导，看作朋友，决不越线。若干年后，一个偶然机会，我浏览了使徒日记，好像正是那段时间的。医院派他去党校学习提高，可他的情绪极端低落迷乱，简直有点自暴自弃，好像还向领导发出“威胁”（“领导”应该就是那个给他帮死忙的李部长），如果领导不能帮忙解决“个人问题”，他将无法继续学习。威胁似乎起了作用。遂有了李带他出差成都，开展夏季攻势一节。
使徒完全不知道，其实七姐心中早已有人了。现代社会讲究开放，性在男女双方的法律关系上已经不再重要，所谓婚恋，更多是理性的经济谈判，比如有房吗？是否高薪？私家车是不可或缺的……等等。上床不过小菜一碟，哪怕做过N次无痛人流也不构成任何要件。五十年代可不。那年月男女关系严肃得很，干净得很，只要在心中明确爱上谁了，“I Love you”之类的山盟海誓一句没说，半句没说，也就肯定终身相守了。七姐属于五十年代，她注定得按那年代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生活。
事情还得回到她上卫校那会儿。前面不是说到每逢周末都有车接卫校靓女去永兴巷陪高干跳舞吗？而舞会的警卫，亦不乏公安厅的春情帅哥。众多美女翩然于前，哪个少男不动情？愿充任美女七姐的白马王子者大有人在。也不知上帝是为七姐如何安排（七姐已在前两年作古－－祝愿她在天堂安息，阿门！），她偏偏对其中一位叫G的帅哥报定好感。毕业去了北京，二人两地传书，很快心情已交融，灵犀已相通，单等来日见面，把最后一层窗户纸捅破，于是终生事流水下滩，幸福绵绵无尽期……正因为有了这一层，七姐面对使徒的狂轰滥炸表现克制和淡定，让狂热的追求者低落迷乱，自暴自弃。
每个人都有两种生活。一种是理性的、符合社会规范的、公事公办的生活，这种生活向所有人公开。比如使徒和七姐，他们生活在同一座医院；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七姐能歌善舞，常在晚会扮演新疆姑娘、跳红绸舞；使徒为她鼓掌，对她心向往之……这些，谁都看得清清楚楚，也和谁都毫无关系；另一种生活则是私密的，往往选择在谁也不知道的地方进行－－对于当事人，这种生活更真实、更重要、也更加刻骨铭心。所谓“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一般指夜幕遮盖的花前月下，或远离尘嚣的林间小路，或者干脆仅仅是在心灵和感情之中：不幸，七姐和G就是这样。
七姐喜欢文学，常常沉溺于五十年初风起云涌的书籍期刊，尤其喜欢阅读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大部头、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歌，还有文学新锐宗璞的《红豆》、闻捷的《吐鲁番情歌》（这些书刊，她读后都要寄给远在家乡的弟弟），等等。她喜欢流泻在文学作品中略带忧伤的浪漫情调。十二月党人妻子们为丈夫献身的故事让她悄悄流泪。不幸的是，同时生活在同一屋顶下的使徒，他关心的往往是中央报刊的头条、某人的升迁和领导的爱恶，与美少女关心的东西格格不入。使徒显然明白了这一点，他下决心要缩短彼此间的心理距离，不让对方感觉乏味。他甚至进城去买回一把完全陌生的小提琴，无师又难通地依依哑哑拉个不停。
俗话有道，求神的人嘴拍多了，泥菩萨也给好卦呢！更何况人心都是肉做的。历史终于给了使徒一个绝好机会。
四
却说G和七姐的双边关系正在顺利发展，突然有登徒子横插一杠。该厮姓名笔者不详，只知道是G同为四川公安厅同事，当年也是舞会警卫，也是七姐的粉丝。七姐去了京城，这厮也找借口和梦中情人通信。自作多情最容易让当事人误判形势。登徒子收到美女彬彬有礼的回信，禁不住欲火中烧，于是加大火力，最后干脆直奔主题。七姐不得不对他挑明了：XX同志，我已有男朋友了，而且就是你的同事：G。该收刀检卦了吧？不。嫉妒心让登徒子的理性彻底溃堤，几乎是潜意识地迅速编造了谣言一则反击，他在接下的一封信中告诉七姐，说：你受骗啦！G早有女朋友啦！正准备结婚呢！说得有鼻子有眼睛。凡失过恋的地球人都懂得七姐遭遇的打击有多残酷。不啻天旋地转，简直就天崩地裂。
使徒本是细心人，七姐本已成了他的一切，任何蛛丝马迹都难逃他的视线。他抓紧时机组织新一轮攻势。此役果然顺利拿下：七姐想用意外的行动对G的欺骗实施报复。
使徒当然知道他的胜利多么偶然和脆弱。局势再次翻盘随时可能发生。事不宜迟，他必须立即和心上人结婚。七姐已从痛苦中走出了。她说：离家已经四年多，再说，北上出川的宝成铁路已经通车，她得先回成都看看父母和兄弟姐妹。使徒不敢半点违抗，马上同意，并且马上摔出300元大洋。需知，这是1957年的事，按照实际消费指数折算，价值至少超过现今3万大洋！让人咋舌的巨款啊！投资了如此巨款，美人焉敢反悔？
七姐回家了。我有幸参加了火车站接车。七姐让我和她同乘一辆人力车。她一直握着我的手－－我至今记得她得手是那么轻柔，那么温暖。我还记得她说我的手为什么长冻疮？（我没有说家里没钱，我知道七姐每月都寄30元回家）后来她就专门带我去百货公司买了一双手套：这是我此生的第一双手套哩。北方的冬天家家装暖气生火炉，回到成都就觉得家里畸冷，她问：“为什么不生火盆啊？”（我也没有说，没钱买杠炭哩），后来她就掏钱买了许多杠炭。吃罢晚饭就把火盆点燃，火盆就成了全家的政治中心。兄弟姐妹挤挤地围坐一起，空气暖洋洋，人气暖洋洋。唐人白居易写《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红泥小火炉”短短五字，荦荦大白话，带给我的意境和联想总是那么温馨美好，皆因七姐那次归家营造而来。我们不喝酒，大家就在火边搓着手，谈说亲情。还有一点，很长一段时间，七姐确是我们家的经济台柱，何况300大洋在手，她在火盆边对我们表现的慷慨让穷惯了的弟妹对于未来充满希望。她说，你们想订什么杂志，都说吧！我给你们订。其他姐姐要求什么记不起了，两个哥哥我记得，他们要《人民文学》和《诗刊》。《诗刊》多少钱一本不知道，但《人民文学》每册5角我是记得的。天文数字啊！同样单价的是《美术》，也5角，但我没有这么大胆量。七姐一再追问我要什么，我只敢嗫嗫喏喏漫应，说《连环画报》，只要1角5分。七姐马上答应了－－虽然这对我亦属巨款。七姐的归来，成了全家真正的节日，我想，也是她的节日。
几十年后我才知道，其实，正是那次返乡，她内心遭遇了此生最为剧烈的创痛。她已证实：G还在苦苦地等她哩！他根本没有女朋友，更谈不上什么结婚。七姐为自己遭遇谎言而一时冲动付出了巨大代价。虽然七姐事实上还没有结婚，但一切已不可改变。那年月的人都这样，尤其婚恋大事，总是一诺千金。
送别那天我没去车站。事后听说，G去了。堂堂男子汉，公然当着诸多亲人，痛哭了一场。我记得的仅仅是临行前夕，她问三哥：
“我送给你那本《文学日记》，你用了吗？”
商店的日记本都是几分钱，或者一毛两毛一本，而专题日记本如《文学日记》、《美术日记》（好像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上面有许多印刷精美的大师名言或作品）一类，则1元一本，一般人不敢问津的。七姐知道三哥疯狂做着作家梦。
三哥说：“刚写了一篇，舍不得用。”
七姐犹豫片刻，说了：“你还给我吧，下次，我重新给你买。”
七姐接过新展展的日记本，小心裁掉写过的一页，拿走了。后来知道，七姐把它送给了G，作为临别纪念。
几十年后，我还知道，七姐还把和G的多年通信全部捆成一包，交给同在北京工作的三姐代为保存。好了，可以和过去告别了。一位平民家庭的美丽姑娘，和来自革命老区的共产党干部，终于一道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后来七姐知道的是，她结婚不久（或者差不多同时），帅小伙G成了右派，被踢出了公安厅，到不知哪儿的穷乡远地，去接受属于他的苦难。
五
记得有一首诗，这样记录诗人在家庭责任和个人激情间选择的无奈：
既然同一个梦 在彼岸召唤
我们何必要搭乘同一条航船
既然头顶有同一片天空
我们总能在星光下彼此呼唤
也许有一天 海涛会把我的帆撕个粉碎
巨浪闪电间 只留一块破碎的船板
那么 就让大海来选择吧 也许，
破碎的心 终能找到一片属于我们的港湾
把家庭比作一艘船实在很贴切。社会生活波涛汹涌，充满险恶与不可知，家庭总能给你安全感和慰藉的。作为年幼的弟弟，我全然不会知道七姐在她的家庭里，生活是幸福还是不幸？快乐还是无奈？一个穷苦的平民之家能因七姐的美丽而实现与共产党官员联姻，对于我们，感觉到的无论如何只是自豪。
这一点可以确信：婚后，七姐夫关心的，依然是中央报刊的头条、某人的升迁和领导的爱恶。七姐呢，估计没功夫再去关心小说和诗歌了，她喜欢的作家和诗人，很多成了右派分子、阶级敌人；苏联呢，很快成了中共的头号死敌；最重要的是，她很快做了母亲。上帝赐给她两个可爱的小宝宝。老大是女儿，长得特像母亲，漂亮可爱，等长大了就看出了：性格也特像母亲，活泼开朗，能歌善舞；老二也是女儿，也挺漂亮，虽然性格遗传了父亲，内向沉稳，可同样继承了妈妈的执着。现在，七姐该用全部身心来享受母亲的快乐了。两个小宝宝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当然，不排除年轻的幼稚情感偶然也会乘夜来袭，只是，和她面前两个活蹦乱跳的宝宝相比，远逝的情感实在有些飘渺，大可不必。很重要的，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生活已经被彻底政治化，那些小布尔乔亚的罗曼蒂克情调早该淘汰了；相反，党的工作者多受人尊敬！七姐因为她的丈夫和家庭，定然随时随地都被荣誉簇拥，收获着羡慕的眼光。
李中华已调武汉铁路局做了党委书记。除了领导与被领导，李是姐夫的大恩人，也算得大媒人，七姐夫和七姐也就跟着去了湖北。先是参加襄樊铁路“会战”，铁路修完，正遇铁道部在武汉成立派出机构：中南办事处，他们又转到了中南办。地点武昌洪山，就在被人称为“铁半城”的铁路局大院。本来，孩子渐渐长大，完整的家庭总是需要安定环境的。现在，他们很安定了。那年月人们成天被告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阶级兄弟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中国人去解救，人人都以追求享受为耻，可是，拥有丰富的物质条件谁会拒绝呢？中南办作为部属派出机构，行政级别够高的。在多少有些森严的、让人羡慕的洪山大院，整齐布列的宿舍大楼对于老百姓，有点可望不可即：至少，对于在穷街陋巷长大的我来说，感觉是这样。大院都是官员的领地，老百姓是不得擅入的。
大三那年，七姐让我去武汉过暑假，我得以第一次零距离感受了“大院”生活。七姐的家确实让我深感陌生和诧异：楼房、套间，有厨房、卫生间，卫生间还装有雪白的浴盆……从几十年后的眼光来看，这些肯定算是土得掉渣，但当时确属豪宅了：我只在《苏联画报》宣传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专页上见过。还有，她家公然还有一把电风扇（现在看来显然也土得掉渣），当时可是常人可望不可即的高级家电啊！就一把。每天下午等姐姐姐夫上班走了，我就独自取来一边睡午觉一边享用，过一把上层生活。
中南办代表铁道部分管郑州、广州和柳州三个局。办事处的官员经常出差，带回些当地土产、特产、新产品，比如广州贝壳、桂林腐乳，尤其是刚刚在中国面市的“的确良”，还有尼龙蚊帐……但凡有老公出差归来，办事处的太太们便会互相串门。这种活动七姐总是带我一起去，听官员夫人家长里短地神聊，很满足地交换外地信息，对新产品啧啧赞叹……夸孩子如何漂亮、在幼儿园如何听话、受表扬、乖，更是题中之义。
我自以为正在向往着一个伟大的事业，对于所谓“党的工作者”崇拜备至。发生在七姐特殊生活圈里的一切，我那么陌生，和我原来的生活环境相比，甚至有点儿高高在上。它却让我真实地感觉到，一种不可知的、甜美的未来正在冥冥中向我召唤。大学时代，我注定是个充满幻想和追求的好学生，七姐和七姐夫知道我正在争取入党，对我寄予了厚望，临别前一天，七姐专门让姐夫陪我去铁路局大楼去看夜景。中南办就设在武汉局办公楼。七层楼的局办公楼是当地最高建筑。乘电梯到顶层楼面，可以俯瞰江城的万家灯火。七姐夫行动永远慢吞吞的，说话也慢吞吞的。当时的领导干部好像都这样，我不知道是官场规则使然，还是他从小在家乡山区养成。黄土高原的农家节奏总是很慢的，说话没有必要那么快。站在七层楼顶，七姐夫慢吞吞向我介绍《人民日报》正在热议的哲学论争：“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据说持不同观点的两方分别是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和伟大领袖毛泽东。论争的内容和用词玄之又玄，像道行高深的僧人谈禅说偈。姐夫说得我如听天书。我能记住的仅仅是，姐夫一口一个“主席”如何如何，总是避称“毛”。显然是革命干部们对领袖一种战战兢兢的尊敬，我想。这也这让我感觉非常新鲜。 
右图：笔者和俩姐姐在武汉长江大桥合影。右边抱孩子者为七姐。
我似乎不是探望亲人，而是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政治实习。七姐和七姐夫成了我最好的政治辅导员。我迷迷瞪瞪向往的伟大事业：革命、理想、生活、爱情……被七姐的家庭生活诠释得多么完美！我想。到此为止，我的心目中，七姐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漂亮、能歌善舞、多才多艺……更重要的，她是一个完美的革命者、共产党员。有一天，记不得怎么回事，我偶然翻到七姐的一个笔记本，里面夹了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公文签，是某次政治活动的鉴定，满篇都是如下表扬话：“热爱党”“政治热情高”“工作积极”“勤奋好学”“团结同志”之类。我抑制不住满腔仰慕之情，公然悄悄取走了，带回学校，作为我的座右铭。
乘船返回，我坐在甲板上饱览两岸风光。万里大江，一碧万顷，长风浩浩，接着进三峡了，两岸山崖雄奇，江水拍打船舷，汹涌澎湃的浪涛在俊俏的山峡间狂歌呐喊，动人心魄。那一霎那，我觉得革命的生活多好啊！七姐的家庭多好啊！我已经有了具体的楷模，我的未来也该非常美好。
六
我去武汉度假两年后，1966年夏天，文化革命狂飙骤至。毛泽东打开潘多拉魔瓶，让年轻人变成魔鬼，狂奔而出，啸乱华夏。全中国的平静格局都被击碎。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人与人的关系……全被打个稀巴烂。每个人的社会角色都面临重新洗牌。
我正好大学毕业。一直抱憾于未能赶上壮丽革命年代的我，成了毛泽东麾下最早一批魔鬼，开始经历注定最后必将通往地狱的历程。
七姐家的生活也该被打破了，可是奇怪，当全武汉、全湖北和全中国，都被政治狂涛搅得昏天黑地，他们的生活之船依旧风平浪静，波澜不惊。直到事情过了一年，到了1967年的夏天，偶然的平静才被一件更偶然的事件打破。
按照七姐夫的级别，到任何一个单位，绝对运动一开始就会打成“走资派”的。可是，他所在的单位偏偏把他拯救了。你瞧，中南办是什么性质？铁道部的派出机构啊！虽然就稀稀拉拉十来号人，可主任竟位高副部级！在恁高级别的当权派面前，姐夫算得什么？小勇一个，普通群众罢了！再说，办事处小小机构，有什么矛盾值得闹的？虽然伟大领袖谆谆教导：“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可是古人不是又说过吗：“和为贵”“和顺满门添百福，情谊二字值千金”，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低头不见抬头见，谁不想一团和气，相安无事？武汉三镇到处保守派和造反派，“百万雄师”和“钢工总”，双方口诛笔伐，拳脚相向，甚至真刀真枪在六渡桥拼钢钎厮杀，可中南办的哥儿们就成立了一个四平八稳、没任何观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大家每天划卯喝茶，笑谈窗外云舒云卷，好不自在也矣。
这时，偏偏出了个“720事件”。
1967年7月中旬，南下巡视的毛泽东悄悄躲在东湖宾馆“梅岭一号”秘密会见当地各路诸侯；公开露面的，则是扈从同行的中央文革大员王力一行。王力狐假虎威，憋不住四处亮相表态，没想到将号称120 万人马的“百万雄师”和手握兵器的武汉军区独立师及29 师官兵士兵仇激怒了。7月20日，他们怒不可遏地冲击东湖宾馆，活生生将中央大员揪上卡车。武汉佬几乎发了狂，一路高呼：“好消息！好消息！中央批准斗王力！”然后押解批斗。事实是，如果王不主动出面被揪走，众人就闯进毛的行宫了。真够悬的！大难不死的毛“金蝉脱壳”，终得悄然离汉，乘飞机到上海再转回了北京：这就是震惊全国的720事件。
湖北佬性格火爆，可这一次，火爆到了完全丧失理智、甚至歇斯底里的程度。试想一想，即便封建社会，擅自侮辱代表皇帝的钦差大臣，也被视为对皇帝的反叛，该满门抄斩呢！如今共产党天下，王力乃至高无上的主席钦差，如此侮辱，不是反了吗？毛回京马上号召全国声讨，据称，25 军三步兵师从九江、开封向湖北开进；15 军空降兵已占领孝感机场；东海舰队炮舰也急速上溯，逼近武汉……面对毛泽东的龙颜大怒和全中国的咄咄架步，“百万雄师”虽有和军方后台，也完全不堪一击，顷刻间土崩瓦解，纷纷俯首称降。
还说七姐夫的中南办。
出事那天，本来大家都好好的，晚饭后闲来无事，怎么就听说到处惹是生非、呼风唤雨的中央大员王被揪出来批斗了，谁不喜欢？批斗王力的地点，就是湖北省军区，也位于武昌洪山，正好离铁路局不远。中南办的官员们于是穿着木板靸鞋，三三两两，噼噼啪啪走上街去看热闹，说不准也跟着喊三两声口号，说几句风凉话。
没承想北京突降霹雳。中央迅速定性：720事件属“反革命暴乱”。那天穿着木板靸鞋，噼噼啪啪去省军区看过热闹的，自然都成了“暴乱”参与者，必须加以清理。就这样，家住洪山的七姐夫及其中南办同事，莫名其妙都当“反革命”了。
十几个同事中偏偏也有幸运儿：那天恰恰走亲戚串门儿去了，或身体不适，没兴致看热闹……于是第二天成了左派，“钢工总”马上给他们颁发红袖套－－我看过，那袖套足有半截衣袖长，从手肘直套到肩头－－最滑稽的是，本该成为走资派的主任符然，这回偏偏成了“钢工总”的头儿：不知道是何原因，7月20日那天黄昏，上帝没让他去看热闹。
这样，一无冤二无仇的小小中南办终于配齐了敌对双方：整人的和被整的。好戏延迟了一年多，终于可以开台了。中南办的文革闹剧太莫名其妙，本该挨被斗的，客串了造反整人的主儿，而本该当造反派的普通干部，偏偏成了反革命，挨人整。我记不起那些日子七姐夫具体受了些什么委屈。只可怜本本分分一山西农村后生，一辈子循规蹈矩，仕途顺风，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现在偏偏每日里被弄去写交代、做检讨、挨训斥，他心里能不百般苦痛吗？如果真做了缺德事倒也罢了，他什么也没做啊！不就穿着木板靸鞋、随大流去看了看热闹罢了。“我想不通！真他妈想不通！”七姐夫情绪沮丧地抽着烟，向我诉苦，“我跟着主席干革命，忠心耿耿，咋也不可能想到，莫名其妙，突然间成了反革命！”他说，怕生病，他听我七姐的，戒烟戒很久了，可现在想想，这样活下去还有啥意思？“干脆！”他狠狠对我说，“管他妈的，抽！”
我正好路过武汉。本打算呆几天就离开的，七姐对我抱怨说：“瞧你这个老实巴交的姐夫，真是娇滴滴！一点儿风吹草动，就搞得垂头丧气。像个男人吗？”她为老公担惊受怕，深怕出什么岔子，要我一定留下来劝劝他。在我的心目中，七姐还是原来的七姐。我理所当然一口答应；而姐夫已经不是了，不再是牵我去“光脚板儿坐小汽车”的大干部，也不是一本正经讲解“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党的工作者，而像一个饱受委屈的娃娃，需要大人安慰。经历了一年多文革无厘头闹剧的折腾，我觉得我自己政治上已非常成熟，安慰他绰绰有余。
姐夫去机关划卯做检查，平时都早八晚六，很准时。一天晚上，天黑净了，姐夫还没回来，七姐急坏了，要我马上去中南办看看出了什么事？中南办在大院最北端，有好长一段距离，我还没走到，远远就发现七姐夫正往回走，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再近一点，发现他竟意外的高兴，我忙问咋回事？姐夫兴奋地告诉我说：
“今天下午，南开大学‘专揪叛徒’的红卫兵来中南办了！”
接着他说出一番话来，让我捧腹大乐。
文革闹腾了一年多，红卫兵组织五花八门，保爹保妈者有之；专搞“红色恐怖”，打老师、打“狗崽子”者有之；走第三条道路者有之……当然，慨括一点说，就两大派：保守派和造反派（造反派后来又都分成激进派和温和派），可泱泱国中，偏偏有一个绝对另类的群众组织超然乱局之外，谁也不招惹，专心致志就干一件事：钻档案馆、图书馆，翻旧报纸，专查“敌伪档案”，揭我党某些高干老底：这就是南开大学的“揪叛徒战斗队”：这帮投机取巧的小杂种从来不和谁争输赢，偏偏又最惹毛泽东高兴。所谓揭开刘少奇指使薄一波等61人集体叛变一案，就是这帮小子无意间创造的奇迹。他们揪叛徒揪得走火入魔，于是继续扩大业务，遍地开花，这就不知咋把藏匿在武汉铁路局大楼里、刚过了几天左派瘾的符然主任找到，这就上门来了，一本正经宣布了该符的叛徒材料。七姐夫得救了。 
左图：我和七姐在武汉东湖留影。
我从来没有见过七姐夫如此高兴。那一晚，武铁大院的夜色和阑珊的灯火也显得如此快意。他迫不及待向我表白，说他一辈子好好先生，连鸡都没杀过嘛，那天下午，他公然憋不住走上前去，狠狠抽了符然一耳光。“我和他，谁跟谁呀？”七姐夫很有成绩感地表白，“平时连脸都没红过，没想到他整起人这么心毒手狠！”
七姐也大大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符然立即被《钢工总》清洗，中南办的“反革命”，包括我七姐夫，自然顺理成章都成了响当当的革命派。《钢工总》的红袖章从姐夫的手肘一直套到肩膀，显得特别滑稽。
姐夫自打第一次来成都，就知道我喜欢画画，还专门命题要我画了一幅和平鸽给七姐带去。现在他再次想起我的艺术特长了，他说：“你就暂时别走了。就呆这儿！你不是画得不错嘛，帮我们画一组漫画，我们拿到各分局巡回展览哩！把那家伙彻底批倒！搞臭！”文革搞了一年多，七姐夫这才有点儿造反派的脾气了。
事后几天，我成了中南办批斗会的编外成员。重任在身，我自然没工夫关心怒气冲冲的批判者都吼叫了些什么。我必须专心一意从不同角度把符先生的尊容记录下来，然后再根据七姐夫提供的揭发材料编绘连环漫画－－年深日久，如今我真一点儿也想不起那套据说在武汉局轰动一时的巡展漫画到底胡抹了些什么。如果说还有一点印象，那就是众人揭发该符在革命圣地延安公然不认真革命，却明目张胆大泡靓妞！是可忍孰不可忍？画中妞背向观众，长辫绕肩，作羞羞答答状，而符先生求欢心急，欲抱不能，典型厚颜无耻相，煞是吸人眼球。观者好评如潮，七姐全家都非常高兴。
经历了中国社会的三灾八难，这个家庭真正融合在了一起。
七
文革的暴风雨也渐渐平息了。
铁道部中南办正式宣布撤销。七姐夫调去武汉铁路局下属机修厂当党委书记，七姐则到新建的局医院担任了医务科长。七姐是个病西施，原来就患过肝炎，旧病初愈，不知咋又发现心脏病了，甚至已经很严重。记得有一回我从北京去武汉，姐姐太兴奋，当晚就心率大乱，急送医院抢救，把全家都狠吓了一跳。医生干脆宣布她的活动半径不得超过一公里，而所谓活动，仅限于散步。她知道自己的问题很严重了。
于是，她决定回一趟成都。 
左图：父亲晚年照。其时某国有皮鞋厂肆意挤占我家的居屋，堆码成山的鞋盒成了父亲留影的背景。
妈妈已在前两年走了，家里还剩个爸爸，早已风烛残年。七姐需要回去尽尽孝道。心脏病人不能坐飞机。正好襄渝铁路通了，从武汉到成都，不用换乘便可一车直达，于是她一人择日启程：没有让谁陪同，因为－－只有她自己知道－－抱病返乡，她还有一个非常隐秘的、她自己也不知道能否实现的目的：和G见最后一面。
自从57年分别，他们事实上就中断了任何联系。但七姐肯定一直在远方关注着他。她知道他当了右派，听说被踹出了公安厅，后来又不知去了什么厂，好像是化工系统所辖－－这就是她知道的全部。能有什么把握呢？只好试试了。 
右图：二哥去世前三年的照片。时年四十六岁，病入膏肓，故而颇显苍老。
她归来了。和十多前那次不一样，妈妈不在了。弟弟妹妹都成家了。我远在边疆。大家都被生活鞭挞得遍体鳞伤，都在继续为自己家庭的命运奔忙，没功夫天天聚一起了，也不可能团团围坐，无拘无束、吱吱喳喳畅说理想。她身罹重病，注定也不能自个儿去故街老巷怀旧；还有，现在是夏天，找不到“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感觉。我知道的仅仅是，她离家返汉不久，父亲便收到一封邮局的退信，退信理由是“地址不详，无法投递”，收信人爸爸根本不认识，老人家把信拆了，一开头就莫名其妙一句话：
G：我在你面前是有罪的。
父亲吓坏了。老人家完全不懂现代人的感情，纳闷了：我家老七犯什么事了？怎么会有罪呢？正好三哥在旁边，他很快把信拿走。他曾经听到过一点什么。他把信处理了。
妹妹相对小些，什么都没听说，临行前，七姐悄悄对她交办了一件事，说她有一位“战友”，男的，叫G，好像在化工系统哪个厂当工人，请妹妹务必想办法寻找。
世界很大，有时又很小。成都，那时差不多上百万人口吧？没想到妹妹公然让七姐的托付如愿以偿，她打听到G的地址了，并写信告诉了七姐。
考虑到亲人们的感受，笔者不能在此对细节做更多描述。事实上我掌握的信息也很有限。我知道的只是，到那一年岁末，七姐按照地址寄去了一张贺年片，礼节性地表示祝福－－事情就这样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开始了。接着彼此通信。那年月电话尚未普及，偶感事急，彼此还拍发电报问候。生病的七姐是无法再次回乡了。G是可以出来的。他确在成都东郊一个小化工厂做供销，有机会利用出差机会到武汉造访的－－这样，他们重逢了。 
左图：三姐总是一脸班主任的严肃。
据说，七姐对于这次见面安排得很周到：从吃、住到交通，虽然G只能呆两三天。个中细节除了上帝和当事双方，注定永远成谜。他们应该什么也没有做也不能做，久别重逢了：这就是全部。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两艘家庭之船，在动荡中国的滔天风浪中颠簸许久，都很稳固了，船上承载的一切，都有了合理的配置和重量，增加一点或减少一点都可能失衡。谁也不敢轻易改变。彼此能给对方一个微笑，这就够了。古诗云：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从本质上讲，人是一种精神的动物。不仅活着，还需要活着的理由。如果失去了理由，甚至会主动地结束生命。人是这个星球上唯一会自杀的动物。这个理由可以是宗教、信念、理想、爱情……甚至仅仅就一句承诺。
这样，他们在长江边正式告别。万古不息的江流为他们活着的理由作证。然后，各自回去各自的位置，依旧按照惯性，继续原来的日子。
八
右图：晚年的七姐和我的儿子合影留念。
七姐对我寄予过太多希望，她甚至对我说，我应该成为保尔.柯察金那样的英雄。事实证明，这当然是办不到的，无论从主观方面还是社会环境方面，都办不到。恰恰相反，命运一直乐此不疲地作弄我：认真地或随意地、残忍地或戏虐地、早有预感地或猝不及防地……我的人生漂泊不定，从无宁日，直到年已迟暮，老之既至。所幸者，我觉得并没有辜负七姐的期望，因为我没有垮掉，没有被命运打倒，至今依旧自信地生活。有人问我活着的理由，我回答：为了爱的承诺。为了爱过我的人和我爱过的人。七姐是爱过我、也一直被我爱着的亲人。我不愿意她因为我的沉沦而丢脸。
2009年秋天，我正在北京出差，忽然接到外甥女电话，说她妈妈快不行了，要我马上到武汉去。那年年初我就得知七姐已经卧病入院。这一次折磨她的不是心脏病，而是肝癌：已临晚期。她同意接受一种叫做“介入疗法”的新疗法：用微创方式将药物直接送至肝脏患区，干净利索将癌细胞杀死。接受这种治疗会高烧不止。我可以想象身体虚弱的七姐卧病期间所受的痛苦。情况似乎并没有特别好转，接着又第二次入院、第三次入院。她需要有人全天候陪护。两个女儿已被搞得精疲力尽……
我连夜从北京乘动车去，到了，直奔铁路医院。外甥女把我带去病室，七姐已奄奄微息，她本瘦弱，不待说现在枯瘦如柴了。我的出现让她非常高兴，但她已经没有力气微笑，只是很吃力地问我：“认不出了吧？”我忙说：“七姐，我咋能认不出啊！”按照习惯，下一句该是“烧成灰也认得出”。当然没有下一句。我只盼望他康复。外甥女接我的茬，说妈，你一发烧昏迷，嘴里不是老叨念要回成都、回家吗？瞧，小舅舅来接你来了！我马上又接茬，说七姐，你安心把病养好，我一定陪你回成都去，像小时候，玩个够！她躺在床上，无力地、像孩子一样笑了。其实谁都知道，她的病任何人都无力回天。住院部走道上的宣传栏写得很清楚，采用“介入疗法”最成功的病历，也就活十年，一般的五年。按照七姐这种状态，五年、甚至一年已是侈望了。外甥女还有另一重压力，除了妈妈，还有爸爸呢。他们的爸爸生性懦弱，拿七姐的话说，就是“娇滴滴的”，只要有“一点儿风吹草动，就搞得垂头丧气。”妈妈病情恶化至此，她们至今还不敢对父亲实情相告呢！如果父亲也垮下来，她们实在没办法对付。俩外甥女要我来给她们的父亲做做工作。
我说行，让我瞅机会做他的工作吧！
当天晚上，我从医院回到七姐家住。半夜里电话响了。守夜的外甥女告诉我，说妈妈不行了，要我务必陪她爸爸马上赶去。我迫不及待让姐夫和我一起打车赶去病房，医生、护士早围了一大堆，正对病员实施抢救。七姐全身插满管子：输血的、输氧的、输药的……还有各种仪器，荧光屏上指示的数据跳个不停。直到拂晓时分，天朦朦亮了，七姐才表情安详地睡了过去。外甥女是医生，她对我说，妈妈现在完全靠这些管子活呀，只要拔掉任何一根，事情就结束了。已经不能再延误，我把姐夫拉到隔壁的单间去，将事情挑开了。我说七哥，你不是共产党员吗（我想不起为啥会莫名其妙摔出这句话）？共产党得相信唯物主义啊！生老病死，谁都绕不开的客观规律。你一定要有思想准备了。瞧，你们两个孩子多不容易！今年开春我姐生病住院，快一年了，姐妹俩什么都做不成，就轮流守候，真够尽心了。你一定要理解她们啊！不能再给女儿增加麻烦！你一定得坚强起来，和孩子们一道，挺过这个难关！
他像孩子一样点点头，坐在我对面叹气，无言地流了泪。
我想不起又说了些什么，总之，姐夫没有表现出任何外甥女们担心的激烈情绪，这就让人放心了。留给七姐的时间不多，我当即给远在全国各地的兄弟姐妹分别拨通电话，要他们尽快安排时间来武汉告别。往后几天，等大家都能够平静地面对现实，我终于事务性地向外甥女介绍了后事操办的具体程序，并开始着手准备，包括把墓地买好。事情办妥后，外甥女告诉我，她们把父亲的墓也一起买了，紧靠着妈妈－－据说是武汉最好的“人生后花园”，在一座可以远望长江的山坡坡面，位置很好。
等赶来武汉的第一个亲人小妹妹到来，我便因事返回昆明了。按照我和妹妹商量的意见，我没有向七姐告别，弥留之际，我们怕她伤心。七姐在这个医院工作了几十年，人缘挺好，大女儿毕业后也在这个医院，和妈妈一样有好人缘。难得的好条件让七姐的生命在武汉暖暖的秋日继续，让兄弟姊妹终能有机会陆续赶去。我也在远方等待着奇迹发生。我多次给外甥女去电，说一有紧急情况需要舅舅，请马上来电，我会随时赶到的，从昆明到武汉，飞行时间就两小时。
此后不久，我确实又去了一次，情况依旧：不断的抢救，让每次危局都转危为安。某一天，趁病床边有其他亲人守候，我还得以抽空外出，再次登临了黄叶萧萧的蛇山。从1964年第一次来汉算起，我已经记不起这是第几次了，我去黄鹤楼看暖洋洋秋日下浩浩的大江东去、去阅马场造访先贤故迹、去乱树丛中寻找黄克强的铜像、凭吊陈友谅的墓地……文革旧迹，“百万雄师”和“钢工总”、满城的大字报、英雄人物……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些，如今都寂寂远去，飞灰湮灭。武汉的故事因七姐一家的存在而让我刻骨铭心。曾经带给我许多壮美梦想的武汉已经不再，同样，我和七姐、七姐夫关系中的神圣也已经不再。动荡时代把所有的虚妄的属性：虚荣、地位、无用的或骗人的的理论……统统拨去，最后留下了真实，让所有人的关系都回归到了本来应有的位置：我为此感到宽慰。人生活在虚妄中是很可悲的。现在的七姐，仅仅就是一个爱过我也被我爱着的好姐姐；七姐夫，也仅仅是一个厚道、还有些怯弱的好姐夫：他让我想起遥远的黄土高原，想起世代生活在那土地上朴实善良的父老乡亲。 
左图：中年四姐。艰难时事让她眼里充满忧郁。
兄弟姐妹因七姐罹病陆续来到武汉团聚。大家都经历了岁月的三灾八难，大家交流的不再是不着边际的梦想，而是大彻大悟后留下的亲人间坚韧而永恒的爱。不管前路还有多少艰难，岁月依旧会继续，生活依旧会继续,大家知道，没有什么比爱和亲情更重要。
2010年新年到了。元旦次日，我和学校的同事们去昆明远郊的森林旅行，踏寻新一年春天的足迹。我们去的是安宁温泉后山，重重叠叠的松林起伏远去。昆明的春天苏醒得很早，我躺在草地上仰望圣洁的天穹，听松风在四围吟唱无字的歌，默默为远方的姐姐祈祷。有人告诉我，说冬天总喜欢趁人不备，迅速给垂危者致命一击。只要挺过冬天，事情就会有转机的。昆明的春天已经来到，我想，武汉也不会太久了……
就在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我一看号码，知道噩耗终于传来：外甥女体谅我忙，一直没有主动给我来过电话，而这一次，她们主动来了。是的，七姐的生命，最后定格在了这一天；而我关于七姐漫长而温暖的记忆，也在哪一天，最后定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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