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孜仁：四姐夫的远山恩仇
四姐夫的远山恩仇
－－作者：周孜仁
一，首婚姐
第一次看见四姐夫，我还是娃娃。他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成都来找我姐谈恋爱。其实四姐那时也不在成都工作。她在川西藏区一个非常偏远的山旮旯当小教。为说明那地方多偏远，举两个数字就行了：一、采购生活必需品，如大米油盐之类，得骑着马往返跑上整整两天；二，每次回成都探家，四姐都喜欢给家里买回许多当地土产：虫草。你问价格几何？每根1分钱！几十年后商路通达，虫草的价格已飙升到上百元一根，涨幅达数万倍－－余下的你可以自个儿想像去了。四姐寄回的家信落款地址是：“四川、理县、杂谷垴”。几十年后，一场著名的地质灾害“512大地震”，让该野乡远地一夜成名－－年迈苍苍的四姐对我说，电视上天天播放的“映秀湾”，就是她最宝贵的少女时代呆过的“杂谷垴”。
下面接着说四姐夫找四姐谈恋爱的事。
当时弟弟妹妹多，我家房屋仄逼，根本无法提供单独的私密空间供谈情说爱之用。还好，离家不远便是成都工人文化宫，很袖珍的，但让俩人找一树荫找一花径窃窃私语，还是绰有余裕。那时国人观念保守得很，每次谈恋爱他俩总要拉上我和妹妹“打掩护”，小兄妹对大人的图谋不轨一无所知，入得园内只管自娱自乐－－没过多久，在人数众多的姐姐丛中，四姐第一个宣布结婚了！
何谓结婚？结婚要干些什么勾当？娃娃我当然稀里糊涂。我只知道姐姐去了男方工作所在地，之后二人又一起回成都看望父母，并带回来许多荔枝－－除了在齐白石大师的画上见过这种水果，我是第一次吃到如此美味－－他们还带回许多织工精致的竹扇：都是热地方的物产。我知道了：原来，姐夫在川南一个叫沐川的县上修公路。
接着就生娃娃。当然也是我家兄弟姊妹的第一个晚辈，该好好庆祝的。爸爸观念守旧，媳妇生孩子必须在婆家，而出嫁的女儿则只能在外面生产。小两口在离我家老远的西城青龙巷租了一间空荡荡的小屋让宝宝降生。爸爸妈妈心疼女儿，隔三差五总要命令我和哥哥穿街过巷、路途遥遥地去送鸡汤送鸡蛋，都是挺好吃、我们想吃又不得吃的好东西。
以上便是一个娃娃近距离观察到的结婚生子第一例。从恋爱到组建家庭，在我看来，实是这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了：男女二人单等天黑人静，找个黑黢黢的地方躲着说说话，然后又不知道去哪儿买些好吃的东西回来看看父母兄弟，再把娃娃生出来，再得些好吃的好喝的……这就完了。
如果说有他们的好事遇到了什么不顺当，就记得一回：四姐让妈妈带她去找算命先生求了一卦：那天我也被妈妈牵着手陪同前往。好像离婚期不远了。终身大事啊，妈妈有些不放心，四姐孝心又忒好，这就去求半仙指点。半仙瘦骨嶙峋，山羊胡，像一只弓腰驼背的水鹳。在成都荔枝巷开店营业，生意很红火。几十年后回忆，那厮肯定是个心理分析大师，忒善察言观色。他从母亲脸上读出了几许疑意，而女儿对老人又百依百顺，这就卜了一个显然让四姐难以称心的结论。可惜算命先生似是而非的谶言在伟大的爱情面前毕竟苍白无力：四姐最终还是断然去沐川小县和男朋友、也就是我后来的四姐夫结了婚。
我无法知道成都荔枝巷老半仙具体胡诌了些啥。肯定是于当事人不利的，说不定还把俩人未来的运途说得十分凶险。我从小接受唯物主义教育，属于花岗岩级别的脑袋，但是我必须承认：不管我信不信，老半仙关于四姐命运的预测，确实一语成谶。接下来，还是娃娃的我，很快就知道了，恋爱、结婚、生孩子、过日子……原来并不简单，恰恰相反，它们和悲情小说一样，每一页都写满了苦难！
二，晴天霹雳
前面说了，爸爸思想守旧，出嫁的女儿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其实我们家本来够窄，爸爸即使不守旧也没地方让四姐在家生产。孩子慢慢大了，四姐夫长年在沐川修公路，就留四姐一个人带着娃娃在成都生活，各方面困难可想而知。后来她在一条叫昌福馆的小胡同租了一间小屋长住。昌福馆离我们家近，但凡有事，需要下个力、搬运东西什么的，只要托人捎个信来，弟弟妹妹总是召之即去，去之能干。
家里经济困难。四姐当小教那会儿，每月寄回的15元钱事实上构成了家庭财政收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婚前，单身四姐只要一人管饱就成，再说藏区亦无可供消费的场所，寄回家15元钱确有保障。结婚了，生娃娃了，虽说姐夫一人挣钱三人消费，日子似乎也能凑合过去，每月的15元四姐照样如期交给爸爸。爸爸是个理财高手，就凭着合理安排几个姐姐每月的微薄贡献，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匀匀净净，平平静静，很让邻居们眼红。
顺便补充，父亲原来做生意，生意破产，留下来许多空白账本，就是阶级教育电影里地主资本家用的那种：蓝封皮、横向装订、印着许多竖行的红格子。这些账本就成了父亲家庭开支精确的财务记录。每天晚上都要在菜油灯下用毛笔正楷记下当天开支：黄豆芽、一市斤，100元（旧币。指新币一分钱）、莲花白，一市斤，150元（旧币），豆腐四方，200元（还是旧币）……字迹极端工整。如果保存至今，完全可以作为书法作品拿去拍卖市场蒙高价：我想。这些稳健的财务计划和同步的书法，一定让父亲的晚岁生活充满了成就感。
可惜很快出事了。我记得忒清楚，一天正吃晚饭：如果能把我家吃饭的图像拍下来，肯定是一副融融熙熙的天伦图，虽说碗里盘里都是些豆芽、豆腐、莲花白，却总是被能干的妈妈和嗷嗷待哺的娃娃们共同演绎成一顿顿难得美味。那天晚饭，满桌儿女正集中精力吃得欢，一个小女孩跑来了。她叫黄厚英，和我同班却从来不说话的女同学，四姐正好租住她家的房子。她叫了一声周伯伯，就着把四姐的一封信交给父亲便飞快离去，好像做了一件什么缺德事。
我们家和昌福馆近在咫尺，有什么话过来说一下不就完了，四姐却偏偏写信，这件事本来就奇怪。平时，父亲收到远方儿女来信都很开心，邮差一走，他从来马上开信就读－－那天也一样。黄厚英一走，他停下碗筷便拆信。这一次可坏了：信还没读完，他便突然昏倒过去，吓得妈妈总得带着娃娃们不停给他刮痧灌姜汤。
等把父亲搬去床头放好，大家一起好奇地挤上前读起信来。我们这才知道，原来四姐夫已经在不久前倒霉，饭碗丢了。一家三口弹尽粮绝，自身难保，根本无法再给父亲寄钱。
三、仇恨是这样练成的
时间过去太久了，四姐那封特殊家信具体写了些什么已无法回忆，我只记得信很长，在众多兄弟姐妹的所有家书里，四姐那封信足以凭长度摘取单项冠军。只是许多年后，当我已经长大，当知道了悲剧的全部真相之后，我才明白，其实那封长信不过是真实故事最草率的简略版。时间已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17岁，考取了重庆大学，开始了在这个陌生火炉城市的陌生生活。姐夫本是重庆阔少，在伟大的革命事业感召下去外面的世界绕行一大圈，最后又回到原点：只是现在，他不再是银行白领，而钻进了长江南岸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煤窑矿洞，做了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挖煤工，每天提一盏矿灯下井，黑不溜秋地，过着人称“埋了还没死”的日子。
他成了我在重庆这座陌生城市里唯一的亲人。下面的故事，就是他告诉我的。
姐夫出身于银行世家。重庆崽儿素以性格爆烈著称。这些年研究文革的学者有一种共识，即文革武斗之所以重庆最为惨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庆人的性格使然。四姐夫家境优裕，性格就尤其洒脱任性。重庆刚解放，他立马背着亲人悄悄报考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所谓大学，其实就是短训班，不用发学历文凭的，叫大学是为了增加事情的神圣感。四姐夫进“革大”匆匆训练数周，旋被派赴川西藏区去“开辟革命工作”。他的任务别着手枪去接管当地一家金融机构。出发前，姐夫神气活现地回银行告别。他原来那一身西装革履已经变成了皱巴巴的灰色“列宁装”，头上还戴一顶傻乎乎的“列宁帽”。这让昔日的同事们大吃一惊又艳羡不已。大家将他团团围住，啧啧赞叹：“哟！没想到你老佘原来是个地下党呀！”四姐夫姓佘。重庆南岸海棠溪，就数他们家族枝繁叶茂，最大。
就这样，他满怀着新中国交给他的理想和豪情出发了，到了雪山深处那个叫杂谷垴的蛮荒野地，在刚组建的信用社做了会计。前面说过，这儿环境糟透了，生活艰苦得很。但是，有刚刚组建的政权给人们的壮丽承诺，有滚烫胸中憋足了的年轻梦想，这些困难算得什么？再说，同样从大都市去那儿当小教的、同样年轻的美丽的四姐，命中注定该在那儿等待与他相识。和这些相比，再大的困难都变得微不足道。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去猜想，像外星空间一样荒寂的杂谷垴，远山顶上那些冷冷的残霞，那些无言的月光，阒无人迹的山间小路和路边的激流，留给四姐夫和他女朋友的，一定全是些值得永远咀嚼的浪漫回忆。事实上，四姐和四姐夫的故事并非个案。新中国刚刚成立，无数大城市的热血青年都满腔豪情，背井离家，到远方去垦荒、到野山旷原寻找地质宝藏、为自己寻找奇迹，为国家创建功勋……事情如果到此为止，四姐和四姐夫同样会无怨无悔，终其一生，在雪山深处生活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养育属于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
浪漫故事很快戛然而止。生活很快不再浪漫，简直就在刹那间变得血腥无比。
新的当权者信奉的哲学叫做“斗争哲学”。从他们掌权伊始，细数以后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反右倾” “大小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每一次，他们都兴致盎然地为自己制造大批的敌人并煽动老百姓领略仇恨的快感。四姐夫只不过成了最初一批牺牲品罢了。“三反”有一反叫“反贪污”。在杂谷脑那山窝子吃官饭的，加上我姐姐这样的小学教员，不过就十来号人，去哪儿找清洗对象呢？绝顶聪明的山镇小吏绞尽脑汁左右思量：小旮旯不有个姓佘的小子吗？他成天不久和钱打交道吗？这家伙自以为来自大码头，傲气熏天，有一回小吏去储蓄所找他借借电话他公然不买帐。他不贪污谁贪污？不抓他抓谁？
姐夫这就被揪出来了。接着开会，接着发动群众揭发批斗。重庆崽儿嘴犟着呢！他干干净净，两袖清风，你要他承认什么？真是瞎扯淡！镇头当然也不吃素。行，你不承认是吧？好办：捆起来！打！打不服？跪玻璃渣！跪你个双膝血淋淋。还不承认？好咧，吊起来，吊你个七窍断生气！那时候姐夫二十出头，虽说年轻气盛，可毕竟肉身凡胎，被酷刑折磨得实在受不了，只好服了软，认帐就认账：是。我贪了。野镇小吏乘胜追击：贪了多少？吊在梁上，胡乱报个数字－－该数字达不到领导期望值，于是又打、又跪，又吊。全身已经血肉模糊。没别的办法，自我加码吧，你们需要认多少我就认多少，一直加到施刑者满意为止。事情至此，还得再审：你贪的钱都放哪儿了？其实，能放哪儿呢？姐夫的全部行李就一口箱子，早翻来覆去抄过了。那时候，由杂谷垴到重庆远如极地，巨额赃款想送回老家都不可能。只好承认：送土匪了。行，我们党从来是讲究实事求是的。既然贪污事实有来龙，有去脉，证据链清楚，案犯供认不讳：运动于是胜利结束。姐夫被投进了大牢。他不是说钱都送土匪了吗？就把他和土匪关一起吧。
事情过去好多年，姐夫向我谈起那段恐怖日子还心有余悸。他说她曾那么向往新社会，可全没料到新社会让他看到，却是雪山深处的铁窗风景。他对我说，那些土匪真可怕呀！一个个斜眉愣眼，满脸横肉，原来他只是坐在豪华舒适的“国泰电影院”看美国警匪片，见识过。
关了半年，查无实据，落实政策－－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是我们党很感自豪的事－－于是把姐夫放了，继续回储蓄所当会计。那时姐夫还年轻，国家也年轻，两者相看尚不厌。姐夫还不懂得专政机器的强大和固执，出狱之后依旧天不怕地不怕；天高皇帝远的小镇芝麻官也不清楚手上有了权，其实他是可以为所欲为的－－这个由浪漫而血腥的故事于是还得继续演绎下去。前面不是说到姐夫有一只皮箱吗？皮箱里不是有好多套西装和领带吗？那可都是些世界名牌啊！都是他在银行供职期间攒钱买的啊！不是那个场合，他舍不得穿戴呢。可是等他从号子里放回来，光秃秃的小屋早已空徒四壁，箱子和满箱宝贝已被查抄，或上缴、或处理、或扔掉……总之，早已了无踪影。铁窗苦情和心爱物的蒙难在甫出冤狱的姐夫心中顿时点燃冲天仇恨，他到镇政府找芝麻官伦理，索要皮箱，还有装在皮箱里的西装和领带……接着，毫不客气地将对方暴打了一顿。
打共产党领导，性质绝对是很严重的。如果时间坐标再往后稍挪几年，那么不用再开什么群众大会批斗了，也不用伤精费神捆绑吊打、跪碎玻璃什么了，就凭你对共产党官员动了手，立马定个反党分子或别的什么，直接送大牢就绰绰有余。我姐夫暴打远镇小吏那会儿情况还不错，小镇芝麻官还不清楚权力这宝贝儿原来法力无边，甚至还觉得自己有点自感理亏，还懂得该讲点道理；还有一点，刚解放那年头，小学毕业就算知识分子咧！凭我姐夫那点水平，有用之才嘛，政府还舍不得他呢！总而言之，芝麻官只是很有肚量地把姓佘的赶出了杂谷垴，发回内地修公路去，眼不见为净。
去藏区“开辟革命工作”的神圣感已经幻灭净尽。按照时下的观点，姐夫真是因祸得福：重回了内地。沐川虽然依旧穷乡野地，比繁华的老家重庆差远了，但和杂谷垴相比，却好出了不知多少个数量级。再说，沐川离成都近啊！来成都找我姐谈情说爱，方便啊！姐夫的遭遇，把姐姐的远山之梦也顷刻间摧毁。她决定把自己的心交给他。她让妈妈带她去荔枝巷找老半仙算命，应该就是那段时间。姐夫被逐回内地不久，她也断然辞去小学教师的职务，离开了给她带来初欢、也带来最初恐惧的的杂谷脑。
本文开始说到的故事：四姐夫和四姐去文化宫谈恋爱，以及后来在青龙巷生娃娃，就发生在这以后那段时间。
四、苦果
初为父母的日子肯定是愉快的。虽然夫妻两地分居，少不了许多困难。但我们周家是大家庭啊，兄弟姊妹多，刚刚降临的小宝宝成了我们第一个晚辈，自然也成了人见人爱的小宝贝。领娃娃一类事简直就不成问题，大家都抢着玩呢。沐川不远，姐夫经常可以找借口往返成都，抱着头生女儿“心肝长心肝短”亲个不够。刻骨铭心的爱情和温暖的家庭像春阳行天，很快把苦难的冰雪消融净尽。
文革听“样板戏”，有一句很著名的唱段，叫“仇恨入心要发芽”。四姐夫后来的故事总让我这样想：姐夫的心和所有年轻的心一样，注定是一片净土，它种得下爱，也种得下仇恨，而且这些种子一旦种下，就永远都不会死灭。正如考古学家发掘出的那一粒宋代的千年古莲子，一旦来到地面，遇了春风化雨，马上又蓬蓬勃勃地伸枝抽条，吐蕊展瓣。尤其要年轻人的心里容下如此沉痛的冤屈和深刻的仇恨，确实难着呢！发生下面的事，也许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责怪姐夫了。
某一天，姐夫从沐川来成都出差，阴差阳错，偏偏在这个大都会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又遇到了也来成都出差的杂谷脑芝麻官。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依旧重庆崽儿习气不改的姐夫走上前，再次找对方伦理，主题不为别的，还是索要皮箱，还有皮箱里的西装和领带。事情肯定是不会有结果的。接着，二人开始在大街上争执，声音越来越大，情绪越来越失控，争吵无果，就推搡，就撕打……我一直没有问过姐夫，那位芝麻官是什么摸样？身高几许？当时来四川做官儿的，官阶不论大小，或军或民，一律是随共军南下的北人。北人应该普遍高大，而我姐夫不过中等偏小个子，为什么他每次总是敢于主动出击，老拳相向？只有一种解释，仇恨让人一旦决定拼命了，定然是无所畏惧的。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对方不论官儿大小，总算是穿鞋帮啊。他理所当然又尝了一回拼命姐夫以老拳相报的滋味。
这一回，对方很有君子之风，更重要的，他也更有了官员之风。他忍辱负重，在大街当众受了一顿暴打，回家后就动起了脑筋－－不知在官场上疏通了些什么关节，告了些什么恶状，最终，活生生将姐夫彻底灭了：公路主管部门将佘小子一脚踹出了大门。
不会接受教训、老喜欢由着性子瞎干的姐夫，再次一无所有了。有的只是一个他没有能力支撑的家庭、一个同样没有收入的妻子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头生女儿。四姐那封让父亲突然晕倒的信，就是那时候写来的。
家乡永远是受难者的怀抱。姐姐留在成都了。而姐夫，不得不回重庆找亲戚借债度日。他第一次霉运确属冤枉，而第二次与第三次，则完全因为脾气使然。不就一只皮箱吗？不就几套西装几条领带吗？其实新社会根本就不时兴那些破玩意儿的，有什么值得你巴心巴肝心疼的？为这堆身外之物去动手动脚、吵架打架，解决什么问题呢？哲学家说，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区别在于：一事当前，野蛮人总是把感情立即变为行动，而文明人则需要将感情通过理智过滤，然后再考虑怎么办。按照家庭背景和所受教育水平，四姐夫应该算是个文明人了，只是冤情太沉重，情绪的反弹也就太强，以至于本就脆弱的年轻理智难以对情绪加以防控，文明人就在不经意间挑了野蛮人的选项。如今，他被美好的理想出卖了，被曾经向往的社会遗弃了，辗转回乡，当了丈夫，当了父亲，偏偏孑然一身；浑身力气，偏偏一无所有。他还有什么办法？用石头去舂天去？苦恼。彷徨无计。他只能泡在廉价的茶馆里消磨时间，茶馆在长江边的吊脚楼上，楼下是峋嶙的峭崖和滚滚东去的江水，他真想纵身下去把一切了断：如果没有远在成都的孩子和老婆。四姐夫说，他在茶馆里常常碰到另一个同样贫穷潦倒的茶客：旧社会什么报纸的新闻记者，那人听了他的遭遇，曾非常义愤填膺地地煽动说：你还男子汉呢，真能受气！要换了我，哪怕就一个人，我也早上街了！干啥？举个牌子，向政府情愿！
姐夫告诉我，说那鸟记者站着说话不腰疼。让他去跪跪玻璃渣，去吊吊“鸭儿浮水”，看还敢不敢胡说八道？
其实，姐夫不过是想在记者面前表现自己的大彻大悟或者先知先觉罢了。他的内心事实上已经被煽动起来，只是他不敢上街，而在暗中偷偷摸摸给国务院总理写了一封信。在咱们这样的人民国家，越级告状绝对是不允许的，更何况你竟斗胆给最高领导写信，简直就大逆不道，搞不好就是杀头的罪呢！还好，这回他没遭遇危险，只是信件投去不出一周，便有人找他谈话来了。来人和远在北京的国务院八竿子打不着：重庆海棠溪派出所警察。给北京的信根本来不及出重庆境，就已落入公安之手。警察恶狠狠审讯老佘：
“你给谁写了信？”
他知道信已被截获，只得老老实实交代：
“周总理。”
“你坦白了。很好。老实交代吧！你为啥子要给总理写信告状？”
“我没有告状。我想找事做。”姐夫的回答永远老老实实，“我没工作。老婆娃娃等饭吃。”
警察追问：“你到底有啥子不可告人的目的？老实交代！”
“我没有啥目的，也没啥好交代的。” 他很可怜又很顽强。看来对方还不至于对他用刑，他想。
“那你为啥子要给周总理写信？”
“我没饭吃。”
“没饭吃为什么给总理写信？”
“我想找工作。”
“找工作为啥子给周总理写信？”
“因为我没饭吃。”
“没饭吃为啥子给总理写信？”
“因为我没工作。”
开始，姐夫还以为对方有什么杀手锏呢，发现对方不过黔驴技穷，也就豁了出去。不管问什么，不管怎么恫吓，指望他能交代出一个黑背景、黑后台，挖出一个大案要案，他就死死咬定一个主题，他以不变应万变：“我想找工作！”
传讯了几次，情况大同小异。事实上，对方发现他确实家境困窘，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意外的是，后来街道办事处公然真得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挖煤。地点就离海棠溪不远：南岸下浩：涂山煤矿。煤矿小得不能再小，矿洞窄得不能再窄，工作苦得不能再苦，可是－－总比饿肚子强啊！
后来，四姐也找到工作了，在成都一间兵工厂当什么车间办事员。还派去重庆培训了不短的时间，这样，他们就有了第二个孩子。
我一直不知道在社会主义管理体制下，像挖煤工那样的重体力劳动，工资是不是比较高一些？我知道的只是四姐夫的粮食定量比普通人高。每下一次井，还发一个大号馒头：分量足有半市斤。后来我考取大学到重庆读书，间月都要去遥远的长江南岸礼节性地看望四姐夫，他总是要把那个大馒头从矿洞里带出来让我吃。
那时候四姐赴重庆的培训期早已结束，回成都了。夫妻分居，四姐夫只能长年住煤矿的集体宿舍。实在说吧，那不叫宿舍，而是上百人群居的大窝棚。每次我去南岸看看姐夫，他除了从井下省一个大号馒头让我吃，晚上，又总是把我带到窝棚里乱七八糟的铺位间绕去绕来老半天，然后拣一个稍显干净的空床让我囫囵过夜。那时候学校正好组织大家看一部阶级教育影片叫《燎原》的，讲述旧社会安源矿工日子之如何凄惨。恶卧在涂山煤矿肮脏杂乱的集体宿舍，我总会想起电影里的布景。
生活早把姐夫折磨得万念俱灰。我上大学，刚到重庆那阵儿，他还偶尔在我面前发发牢骚，零零碎碎地说说他的故事，后来阶级斗争开始“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我们见面简直就没有什么可说了。我去南岸，到涂山煤矿等他下班，他总是从的矿洞里带给我一个馒头，然后就让我和他去吊脚楼上坐茶馆，枯坐一两个小时，他常常一语不发。想起当初来我家约我姐谈恋爱，他完全判若两人。有时我到南岸，他干脆去上新街影院买一张票，让我独自一人去看电影。四姐夫是不看电影的，如果我向他推荐新到的故事片，他总会淡淡一笑，记忆力很好却又轻描淡写地给我说解放前看过的《月光宝盒》和《出水芙蓉》。那会儿，我正在大学校园里接受着最为正统的革命教育，我们还在被政治辅导员反复灌输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使命，告知工人阶级为何最伟大，最有革命性、最有纪律性，最大公无私……等等，我们被要求认知的工人，都是宣传画上的王进喜和电影中的李玉和……所有这些，和我在涂山煤矿见到的常常一语不发的、孤独的四姐夫如此南辕北辙。不管愿意不愿意，最后，我和他几乎找不到任何共同语言了。每次前去看他，都属于亲戚之间的礼节性拜访，我常常觉得无聊，甚至还有些尴尬。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四姐到来。
五、妈妈的乖乖女
应该说说四姐了。
要说操持家政，四姐绝对是众多姐姐中最能干的：这一点没任何人怀疑。正因为如此，她从小最得妈妈宠爱。母女俩感情也最为深厚。俗话说国难显英雄。家庭生活的艰难正好让四姐把她的这一强项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前面说到四姐给爸爸写信，姐夫被开除公职遣送原籍，经济来源彻底中断，成天呆在家里领孩子的四姐必须想办法挣钱了。却说某日下午，街道接办事处突然来人通知，说某兵工厂正好缺一工人职位，而且必须当天报到，否则职位取消。那一天，四姐恰恰背着孩子不知又到哪儿去投档、找关系……全家急成一团糟，爸爸妈妈吩咐弟妹们满世界寻找－－还好，我们总算赶在办事处下班前把她找回来，登记成功。兵工厂的事有点军事性质，要人方规定新员工第二天就得出发，到重庆参加为期两年的集中培训。外甥女还不满两岁，嗷嗷待哺，四姐正开始犯难，妈妈毫不犹豫地说了：你快去吧！娃娃留下来，我给你带！四姐从小是妈妈的乖乖女。我记得当初去杂谷脑，远行前那一晚，她依旧蹲在烟熏火燎的灶门前忠实地帮妈妈劈柴添火，舍不得离开，妈妈也是这样说了：你去吧！家里有妈妈呢。
姐姐去重庆一个生产常规武器的工厂培训了两年多，其间，姐夫好歹也算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虽说很糟－－重庆有两种职业被人瞧不起：一是跑水路摇船拉纤，说是“死了还不能埋”；还有就是挖煤炭：“埋了还没有死”－－总之，夫妻终得团圆，还有什么比这个好？两个人挣钱，妻子又是理家高手，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那一段时间定然是这个小家庭的黄金岁月。正是在那段时间，他们生了第二个女儿。
四姐的“单位”毕竟在成都，培训结束，她只得再次回乡。老大依旧留在我们家、孩子的姥姥身边，四姐就带着襁褓中的二女儿独自在厂里生活。已到饥饿年代了。吃饭成了所有中国人的头等大事。因为可怜的食品争端而兄弟失和、父母闹嘴的事在不少家庭发生，而身处工厂底层的四姐，日子偏偏过得滋滋润润，甚至还常邀请弟妹们去她那儿补充营养。四姐赤手空拳，单打独斗，想方设法编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比如：她帮医生织毛衣、做饭——前面说了，四姐在家政上可谓多才多艺，样样精通，菜饭尤其堪称一绝。凡见识过她的，都说只用交她二两肉，她就能为你办一桌丰盛的酒席－－然后让医生帮卖肉的开病假公休证明，又从卖肉的那儿帮第三方专拣好的部位割肉；再利用第三方的优势帮助第四方解决某桩难题……余类推。四姐还背着孩子在围墙边开出一块自留地，稀稀疏疏种了些红薯。红薯要等冬天才能收获的，四姐就把多余的番薯叶采下来，撕去茎上的皮层纤维，用开水烫过请我们吃。没有油，只能凉拌，但非常可口。像单亲家庭充满责任感的能干母亲，为了孩子，她永远那么忙碌，像是忘记了还有一个孤独的丈夫远在长江那头，像孤魂野鬼般于矿坑游荡。上世纪的六十年代，中国人都像生活在一个大的军营，私人生活被挤到了微不足道的角落。一切听从党安排。更何况，姐姐是在兵工厂啊，即使想念丈夫，也毫无办法。必须补充的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已经降生了，是个男孩。男孩是更需要父亲的。
终于，夫妻双方都感觉到了：再让家庭这样渺无终结地破碎下去，对于他们、对于孩子将会有多糟！1964年，我上大三，矿工姐夫再次表现出早已陌生的男人气概，断然下决心结束分居状态，由他独自来承担一切。他要四姐把成都兵工厂的工作辞了，带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娃娃，从成都重返重庆。
同时返回的，是一人干活全家吃饭的窘况。而且现在是三个孩子，四姐夫得一人养活五人。压力如此沉重，所有细节都必须精打细算。他在离煤矿很远的莲花山半山腰租了一间前不挨村后不着店的农舍－－我第一次从沙坪坝校区造访重返夫家的四姐，他们的勇气曾让我大吃一惊。农舍是竹篱搭建的草房，四面通风漏雨；城市里惯有的自来水自然是没有的。四姐把竹筒剖开，将竹节打通了，去坡头把稻田里的水一段段地引进大瓦缸。接下来，又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四姐夫去猪鬃厂每天领来黑白间杂的猪毛，分装成大大小小几个竹簸箕，让娃娃们都参加劳动，把白的猪毛和黑的猪毛分拣开来。拣一斤三分钱－－一斤猪鬃有好大一堆的。劳动力之廉价，可想而知。四姐一家为了生存有多顽强，亦可想而知！
后来又不知过了多久，四姐总算也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在街道小厂，缝纫雨衣，这正是四姐的强项，每月有23元工资。一家团聚了，日子也慢慢好了，莲花山草屋便宜是便宜，可实在太不方便，于是再次痛下决心，搬好一点的地方吧：下浩。峭崖上一栋古宅。离姐夫上班、娃娃上学，都近了许多。只是吃水依旧困难，得下楼去公用水站挑。大人没工夫，每天就让老大和老二去抬。我亲自见到了两个梳小辫儿的小把戏抬水的艰辛：在岩边陡峭的石坎上摇摇晃晃爬好长一段坡，还要跌跌撞撞抬上三层楼。我永远记得小姐妹抬水上梯时互相间的谦让和照顾。山城重庆恶劣的生活环境，逼得这儿的人们从小懂得吃苦耐劳，仅仅为了这个，我为自己准重庆人的身份感到自豪。
山城火炉，夏天够热的，古宅位置高，傍晚，阳台上会有徐徐而来的江风，挺惬意的。如今四姐夫下班归来什么也不用做了，一个人只管舒舒坦坦往竹马架上一躺，摇一把芭蕉扇纳凉。重庆人性格暴烈，喜欢吃火锅：因为火锅刺激。他们喝茶也喝最浓的：沱茶，往杯子里一砸一大把。四姐夫最喜欢老三，他总要让小儿子绕着马架撒娇，一边咂着浓得发黑的酽沱茶，一边闲看无语东去的滚滚长江，还有江面摇曳的万家灯火。
记得我刚来重庆，四姐夫还是准单身汉，他带我去看望过他的八姐。八姐家就在市中心一座袖珍的公园边上，挺洋气一幢小楼。和四姐夫同时出身于同一家庭的八姐嫁了一个同样出身于银行世家的男人。八姐夫个子修长，一表人才，慢吞吞地说话，喜欢很有修养地微笑，典型的绅士派头；两个女儿都非常漂亮；儿子在川剧学校学习喜剧表演。八姐一家人过得很贵族化。对于弟弟的瞎折腾他们既同情又无奈，开玩笑对我说，你姐夫这一辈子的故事写出来，一定比《红岩》还精彩！四姐夫苦笑着说：我的是《黑岩》。然后大家又笑。
1966年，他躺在竹马甲架上摸着老三的头喝酽茶，这一切像都烟消云散了。
六、造反始末
可惜，生活最终还是逼着他把一切都记起来。
夏天，席卷全中国的文革动乱蓬然峰起。在重庆，偏偏是我这个满脑子拯救世界的学生成了最早的造反名人。我没有时间去南岸看望四姐一家了。我以为太忙。好像只要自己缺席，这个地球就会停止转动，至少转得慢一些。让四姐一家平平稳稳继续市井草民的悠闲日子吧！
十二月某日，四姐夫突然来到我主持的《八一五战报》编辑部。我来重庆上大学已经五年了，这是他第一次来我们学校。他兴奋、又有些谨慎地告诉我，说他们煤矿工人也要造反了，也要成立战斗队了。工友们知道他妻弟在重大，还是小报主编，特地要他来邀我前去参会。听到这消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知道我姐夫不是坏人，但理论上却属于社会的另类。我非常清楚，十多年前在雪山深处播种的、早已沉寂的仇恨，这一次，不过被北京最高当局的动人口号重新点燃罢了。四姐夫想要报复的，已经不再是那个北方佬，而是那北方佬代表的整个阶层。大学生是纯洁的：我确信自己是在为一桩壮丽的事业献身，而姐夫，我知道充溢他心中的，定然更多是个人的仇恨。我担心他的造反对于他，对于我，甚至对于整个造反派，都不是好消息。但我不能把这些说出来。见我喁喁难决，姐夫又讨好地怂恿，说不要紧的，你只要去主席台坐一坐就行了，什么话都不要你说。只要坐在那儿，保皇派一见‘重大八一五’，心里就发怵……”我犹豫再三，最后还是让另一个叫王泰康的同学跟他去了。开会归来，王对我说：你姐夫：亚克西（牛）！
王当然不知道我心中的隐忧。毕竟还是共产党天下啊！这一次，毕竟是最高领导者在下旨造反啊！只用翻翻四姐夫的档案袋，“银行旧职员”、“贪污犯”、“开除公职”……随便挑一个罪名，都可以把他打下十八层地狱。果然，文革动乱经过两年多莫名其妙、翻来覆去的折腾，上峰终于决定秋后算账了，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十二级台风”里，四姐夫果然被作为“牛鬼蛇神翻天”的典型揪出来，政府组织的“革命群众”给她戴上高帽，挂上黑牌，捆绑去南岸地区的中心上新街游街示众，游街结束，直接关进了涂山煤矿私设的监狱。
那天恰好我在四姐家。消息传来，四姐默默去房间将被子、衣物、牙具等收好，小心扎成一捆，让外甥女老大－－她已经13岁了，在雷锋小学上五年级－－给父亲送去。大女儿在姥姥身边时间最长，又因为是老大，在家里最不受宠，甚至和父母还有些生分。她不敢违抗母亲的吩咐，顺从地将包裹扛着下楼了。去私设监狱把东西交过，她马上就跑了回来。回到家，她也什么都不说，扑去角落就失声大哭。母亲顿时傻了，走上去，小心地、不停地拍打女儿的肩，自己也悄悄地哭。
接着，正等候毕业分配的我也被收审了。我的罪名是写了一篇著名的“毒草”文章，受到最高当局申斥。当初四姐夫造反，我曾担心他们的行为会玷污我的圣洁，而现在，我和他完全打平了。
也许我的事情比他要简单些（我还没沾惹任何单位上的个人恩怨），我的问题也就比他先行了结，发配边疆了事。出发前，我专程去涂山煤矿的私设监狱和四姐夫告别。还是由外甥女带我去的，矿方打开铁门让我进去，然后再锁上门，便任由我和亲人坐在地坝前说话。还有什么比挖煤更苦更累的活计呢？准犯人其实还和平时一样挖煤，不同的仅仅是缺了两样东西，一是自由，二是工资。蹲了几个月，四姐夫早已习惯了。他祝贺我远走高飞，他虽然没到过云南，但对云南印象挺好的。他告诉我说，下次回来，一定帮他带两样宝贝：一是“三七”；二是白药。我说一定，只是此一去吉凶难料，我只能尽力而为。
前面已经说过了，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是我党很感自豪的事。想不起又过了多久，我们党又开始落实政策了，四姐夫被释放出来，接着还补发了全部工资。下面继续发生的情况时间是准确的：四人帮垮台了，改革开放了，四姐夫意外收到一封来自雪山深处的平反通知：那个遥远又遥远的县政府寄来的。政府告诉他，说解放初那一回是搞错了，特此平反，并补发损失费200元。他用那200元钱去买了一把当时特时髦的“鸿运电扇”。他对回乡探视的我说：看！你姐夫一辈子，就值得这一把电扇呢。
那一年，姐夫已两鬓花发，年逾花甲。
七、结尾
九十年代，我受聘在深圳一家公司就职。某日，突然收到一封珠海来信，一看字迹就知道是四姐夫的。原来他也到沿海来了，应聘来珠海一家大酒楼做财务总监。
前面说过，四姐夫出身银行世家，兄弟姊妹分散在各大银行。某大亨在珠海办了一个酒店，四姐夫的亲戚认识该大亨，就他推荐来了。工资很高的。四姐夫说他也想感受一下特区是怎么回事。他人地生疏，不敢乱走，知道我在深圳，很想过来看看：深圳比珠海名气大。
读到姐夫的信，我忽想起一句古话：每闻风飙之起，常怀凌云之志。四姐夫饱经沧桑，晚岁暮年，肯定是没有凌云之志了，只是既然苦难已经过去，新时代再度开始向人们呼唤，他来特区，不过想对曾经充满梦想、最后却满是伤痕的苦难人生，做一点儿补偿罢了。反正孩子都大了，工作了，无牵无挂，他也出来看看外面的精彩世界。除了杂谷脑和沐川，我印象中的四姐夫，什么地方都没去过。我非常高兴能在深圳以主人的名义接待他。
他却久久未能成行。于是我利用假日，到蛇口买舟西渡，专程去了一趟珠海。不料四姐夫告诉我，说他不来深圳了，他要马上回老家去。他把我拉去空荡荡的酒店大堂，看左右无人，这才地下工作者一样小心翼翼向我做出解释。身上依旧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在国家开放前沿的一片西装革履中，他显得有些土气，像远山来的乡巴佬。他小声对我说，在这儿挣钱，他怕呢！随时都感觉危险！我问为什么？他更加低声下气，说每到节日来临，税务的、城管的、公安的……全都等在我的财务室。干什么？索要红包啊！他还说，一楼的夜总会，经常有北京的高官公子哥儿玩舞女玩歌女，动不动争风吃醋，拔出手枪就驳火……他说他怕得很……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听四姐说，珠海回来，闲来无事，他只能天天去吊脚楼泡茶馆。那天天热，他回得很晚，照例慢吞吞顺崖边的石梯坎走回家。山路本来陡，又滑，他不小心就一咕噜往下梭去了，肋骨砸断三根，脑部大出血，一家大小匆匆忙忙把他送医院抢救：结果无效，死了。
四姐夫大名佘一明。重庆南岸海棠溪人氏。1925年4月26日出生，在姊妹众多的大家族排行老幺。26岁第一次蒙冤，29岁第二次蒙冤，43岁第三次蒙冤。1996年7月23日去世，享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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