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民：北京四中、育英和相声
北京四中、育英和相声
－－作者：周惠民
在小学、中学和大学里，我历来都不是持续用功的学生：对学习的内容感兴趣的时候，是全力以赴的，学的也可以不错；对不感兴趣的，就吊儿郎当；考试前，凭着一时的强记，背它一两天，总能有个不是太差的成绩。一九四Ｏ年我从北平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校（二附小）毕了业，参加师大附中和只收男生的北平四中联考。我知道了我的分数高出了两校的录取线，但是，我进入了四中。
四中是个什么分量，当时我并不知道。到今天见到一些人自豪地说自己是在四中受的教育，还历数那么多名人也是从那里进出的，我才理解它可以算得上是国内顶尖的一个中学。
我进到四中的时候，北京是在“敌伪时期”，是日本占领的“沦陷区”，属太上皇日本人和傀儡王克敏的政府管辖。
四中在西四西什库后库，从我家西单报子街（现在西长安街路南的半边）到四中不算近，可以走到西单、坐有轨电车。北京那时好像除了有轨，就没有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经西四到平安里拐弯，到厂桥下车，走进后库去学校。这比较费时间。如果骑自行车上学，就方便不少。那时候自行车可不便宜；在我几番要求下，父母给我买了一辆。此后，晴天、变天、刮风，特别是西北风、下雨、下雪，我都是一早骑车北上，过西单商场、缸瓦市、拐进丁字街，不远，再拐进西什库，骑车约不到半小时，就能到校。年纪小的时候，骑车也并非毫无劳苦。冬天顶着大西北风的时候，真骑不动，就跟在有轨电车的后面，好减轻点迎头风的阻力。有轨电车只能沿着电车轨道走，不能自由左右拐动，在后面紧跟着电车，也有的危险，譬如在电车突然减速、或来个急刹车的时候。有时，风更大，还禁不住一只手拉住电车门边上下车的扶手，一只手牢牢把好车把，让电车带着走。那可是风驰电掣，一点也不费劲儿；不过心里知道稍不留神，出点错，那会有大危险。电车上卖票的人一看见，就会急忙大声喊叫，声音压过电车声和风声：“不要命了！！”这时候自然就赶快放手。回想起来，那真是“勇敢”得“不要命了”，让人后怕；大家知道，也都看到过自行车的前轮滑进电车铁轨中间凹下去的沟里，有轨电车滚动的铁轮子突出的部分就嵌在那个凹槽里转。到时候，自行车就闪电般地、“和你没商量”地失去平衡，摔倒在地，那就要命了。所以骑自行车的人都知道，横越有轨电车道的时候，前轮必须尽量和铁轨垂直些。我有摔倒过的实际经验。
四中的一年，没有给我留下太多印象。印象深的有一件：教我们英文的清华人陈老师，约四五十岁，谢了顶，他谆谆地告诉我们，“often”（常常）一定要读成o-fen“奥芬”，绝对、绝对不能读成of-ten“奥夫特恩”。我到了六七十岁的时候，才听到英文母语的人讲of-ten“奥夫特恩”；乍一听到，我还是愣了一下。
我在班上总爱调皮，一定让老师们头痛。四中是市立学校，在那沦陷的日子里，有日本教官，我对这也不习惯，我对日本教官似乎也调过皮，记得在师大二附小没有日本教师或管理人员。
读完初一，我的学习成绩还不错。到了快放暑假的时候了，我盼着到中南海去游泳。从小学起，我父亲就给我和我二弟买中南海游泳池的夏天季票。整个夏天我们都是泡在那里，乐趣多多。
就在这时候，学校里开出了名单，在册，也就是另册的开始吧，有各个年级的学生，大约都是学校认为不怎么听话、调皮捣蛋的学生。要那些学生参加一个暑期训练班，由日本教官做特别训练，包括在操场操练、拔草。那是强制让你变得守规矩的学习班，按后来的说法，应该算是“思想改造”、“劳动改造”吧。万不幸，或说万幸，我榜上有了名。我一不愿意暑假去受罪，二，如果去了，我就不能天天去游泳了，那怎么能受得了！？
母亲疼爱我，那就不说了。我曾听到我母亲对我说，我父亲很爱我，但是我自己过去竟然没有感觉出来过；这真是罪孽，我总觉得他并不关心我的教育。非常非常遗憾，我和父亲没有过亲近的面对面的交谈。现在“从头越”一下：父亲多次带我到大海里、游泳池里，教会了我游泳；在初一的时候给我请了一位燕京的学生，每周来我家为我补习英文；把我送到北京基督教男青年会举办的夏令营（在西山卧佛寺）；这不都是关心我的教育吗？他似乎是感情不外露的。
我和父母说我不愿意在四中上了，要转学去育英。为什么去育英而没去其他学校，现在已经记不十分明白，不过向父母提出的理由，很可能是要多学点英文，说育英的英文课的学时多、教师好。我估计由于父母对我没办法，又驳不倒我愿意多学点英文的理由，所以就同意我转了学。真是万幸！万幸！在一九四一年暑假，我辞退了四中（理直气壮、大言不惭地说，我“开除了”四中），经过入学考试，作为二年级插班生转去了北京灯市口的育英中学。这是影响了我后来读书、交友、性格的第一次转折。在育英的两年，我接受了和四中极其不同的教育。
我编入了二年级的C班（记得育英似乎是以入学时录取成绩编的班，从最优等的A班往下数B、C、D等）。我小学的同班好友苏暐正巧也在那个C班。
育英中学是个“教会学校”，以比较自由的教育闻名。我入学的时候，日本还没有偷袭珍珠港，育英还像燕京大学一样，是日本人管辖之外、表面上的“世外桃源”。以英文课和日文课的学时比例看，市立学校是日五：英二，而育英则是英五：日二。在教育、学业上，育英的学生有的功课很棒，在全市“会考”中名列榜首（在学校大门口传达室墙上，悬挂着会考奖状。那时也在作秀，招揽生意）；可是不好好读书、吊儿郎当玩着混的，也不是没有。北京“伪“市长余什么（太太是日本人，教过我们班日文）的儿子、蒙古王爷的儿子、各种公子哥们（譬如名扬京城姜学儒姜蘑菇、教育总长的儿子苏暐）也在这里上学。育英的体育是一流的，她有一批田径、球类的“精英”：记得有个“大车”是跑长跑的，高鹗（我们班高鹤的哥哥）和卢鼎厚是篮球队的。鼎鼎大名京剧大师、老生马连良的儿子马崇礼比我高一班，打墙球打的好（后来他也来到山东大学医学院，我们还在青岛打了一阵墙球！）。刘鸿钧、苏暐、王恩源是我的同班，我有时候到他们家里玩。王恩源在北医药学系毕业后，似乎在原校任教，还在我老师颜道岸教授的公子颜小文的药业公司希力咨询过。
我只在初中上了两年。但是这两年对我影响不小。音乐课的李老师，西装笔挺，教我们音乐欣赏；听唱片，他边放、边停、边解说。他讲解一八一二序曲，说那是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个人）的作品；讲里面的马赛曲的曲调怎么上扬，怎么下降、变调。到现在，上课的那些声音和形象，还像电影一样记录在我头脑里。
育英设有课外活动选课，任学生自由报名。选课有照像、摩托车、垒球、围棋、象棋等，五花八门。我选过照像、垒球。摩托车是热门，没有能够竞争到手。我的小学和育英初中都有“课外选课”，我很幸运能够在选课里受益。在师大二附小，我们有劳作、烹饪、缝纫等课，都很好玩。在四中，就没有了，四中似乎只有正经、枯燥的刻板课。我不清楚当时其他学校有没有这种选课，也不清楚现在的学校有没有。
说起上课，从中学到大学，我总是看上什么课，什么老师教。在哪里我都有时很正经，很专心，有时就吊儿郎当、心有别系，甚至独出心裁、我行我素。在育英的时候，我自然是那样。譬如遇到不愿意听的课，会把中午在东安市场刚买来的、流行的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青城十九侠，流行小说作家徐纡的鬼恋、塔里的女人等等小说放在课本下面或者膝盖上（现在所说的laptop，“膝上”）入迷地看起来，甚至迷得竟然没有察觉到老师已经走到了面前。书被老师没收之后，再去央告他高抬贵手、把书发还。
教我日语的是两个日本老师，初二的老师是个基督教牧师，平时脾气很好。一次，他面对黑板写字的时候，阎同学用纸叠的飞镖准准地打到了他的后脑勺上。他回过头，生了气，问，是谁！阎同学站了起来。他走到阎同学面前，打了阎一个嘴巴，然后说：坐下。就这样算了。如果换了别的老师，恐怕有记过、开除的可能吧，那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号珍珠港事变之前。阎同学好像是山西人，穿着锃光瓦亮的皮鞋。他对同学传经送宝，说他的皮鞋是用鸡油涂过的。我曾试过鸡油，但是皮鞋不亮。
初三，日文老师是余市长的日本太太，大约四十多岁。一上课我们就让她买吃的请客，不请就不听课。她也很和善、开朗，总是掏出一些钱给我们，让一个学生拿去，跑到大门口（上课的时候，大门都是上锁的，还有门卫），隔着铁栏杆，买回一堆三角形、一包包的五香花生米（门外小摊早用纸包好的）。回来大家分着、边上课，边吃。记得有一次，她说好吧，去卖花生米吧，但是大家起哄，说吃花生米跑马、上火（她虽然懂些中文，但估计不能懂这句北京土话。看官，您懂吗？大家这么喊，您可以设想当时课堂里热闹的情况吧），要她请吃冰激凌。她还是掏了更多的钱。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上课的一个侧面！
课间，各个班级的同学根据爱好和能够占到什么场地和器械，自己组合着玩。打墙球，玩吊环，打篮球，踢小足球。有个比我小一班的温可铮，常到吊环那里，我们一块玩。他那时得了北京少年歌唱的什么奖。我离开育英之后，就没有再见到、听到他。直到近年，才知道他赫赫有名。我只听过他的童音、而没有听过他的低音。如果现在能够见到他或他的照片，我很想看看他眼角那里是不是还有块黑色的“煤末”。那好像是摔在煤渣沙坑的后遗物，还是个痣？我的外孙告诉我，著名的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温教授于最近去世了。这破灭了我的另一个盼望。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一早到校的时候，门口站上了日本兵。不久，学校把学生集合到操场，宣布要我们回家，什么时候接到通知，什么时候再回来上课。记得没过几天就复了课。
育英的老师是一流的。教国文的张子成先生，一袭长袍，教得生动，诙谐，上着课学生也和他说笑。他有个侄子在我们班。教英文的是一位年轻姓黄的，传闻是圣约翰外交系毕业。上课时西服革履，油头而不太粉面，风华正茂，一表人才。尽管听不太懂，我们还是爱听他朗读的英文；他的声调，词句，抑扬顿挫，让人觉得那就是外国人的音调。大家非常佩服他。张慕棠先生教我们化学，记得他是燕京毕业，学制革的。他的课一点也记不得了，只记得他说过好几次：如果你们在路上见到死猫死狗什么的，带来给他。他要熟毛皮。
关肇直先生给我印象最深。他是珍珠港事变后、来教我们数学的。小平头，个子不高。育英的老师，年轻的着长衫的不多，而他则总是一袭灰色长衫，很平易近人。中午，他常和我们一块在灯市口沿街的小饭铺里吃炒饼、烩饼。他教课清楚明了，我们很喜欢他。听传言，说他是“燕大二圣”之一的时候，大家就更敬佩他了。他没有教到我们毕业。一天，他说他不教了，要请人来代课。后来代课的是孙念台先生；听说孙先生就是另外的那一圣；恕我直言，并非不敬，我们还是没有像喜欢关先生那么喜欢孙先生。两年后，我已是航校的学生，穿着呢军服，在成都街上遇到了关老师，他认得我，还立即叫出了我的名字。我一直很想念他，但不知道他在哪里。当我发现他在科学院数学所、想见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走笔至此，去Google查询关肇直老师的条目，一看有那么多，还有基金会、奖学金，也知道了他的更多事迹。
比我高一班的马崇礼和我同住在报子街路南（他家是个很大很大的院子，我猜，总有五六十间房吧），所以那时就认得。他班的教室是一个小平房，在我们教室（临街，像是个小教堂的大屋子）的前面。他们初中毕业、考完试、第二天就要放暑假的时候，从他们教室里传来一阵阵轰隆的雷响。跑去看，原来他们班上有些人把课桌面板的活页扭断，把面板用力向上扔，打破天花板，扔到天花板的上面。
育英是男校。育英初中部西墙外是个巍峨的教堂，贝满女子中学开门在教堂的大院里；贝满的学生都从教堂的大门进出到灯市口大街上。那时男、女生很有一批是骑自行车上学的。到现在，学生们骑的各种颜色、甚至完全电镀得锃亮耀眼的那些三枪、风头、蓝牌、G牌等壮观的车队还历历在我目前。当时，那些名牌自行车在人们心里的行市，很像是现时的奔驰、宝马、Ferrari一般！下午下课后，有的男生早已在育英和贝满之间的街边、坐在车上、等候自己想“追”的小姐从贝满出来，就像如今的“追星族”。不追星的同学也有伴骑站脚助威的。一位，或一道回家的几位漂亮小姐后面，竟会有一群男生“护送”回家。真是一景！路上，有时没有人说话，有时有旁白打趣，但是很明确是在表示爱慕。兄弟护送姐妹的也不是没有。可是也有在兄弟之间夹杂着兄弟的同学。情况复杂。只有当事人才能够说清楚。到现在我还不明白，如果两校沟通一下，让贝满先下课，那不就“没戏了”！
用功严肃的的好学生也不少。很多是住校生。住校生有些说话带有他们家乡的口音。他们背井离乡，在学校里面攻读，成绩常常很优秀。但是在他们的宿舍里，也传播着张兢生博士的性史。
学生和先生对日本人的占领表面上似乎都麻木，不闻不问，听天由命。但是实际上并不都如此。负责我们初中部的郑先生，不言不语，极有威严。听说他做“地下工作”、联系学生。他后来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不知下落如何。
一九四三年暑假我初中毕业，随着高中刚毕业的北京游泳队队员姜学诚、李鸿举，偷偷地离开了家和北京，也偷偷地卖掉了我一辆很不错的自行车，当路费，到后方去参加抗战、升学。我们开始冒险，踏上了“独立”人生的道路。那时我十五岁。
一九四五年，八年抗战惨胜之后，我仍在四川金堂的铭贤中学。四六年我还没有高中毕业，只读完了高二。学校因故暂停，我暑假时回到北平，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入了青岛的山东大学。入学是水产系，后来转入了医学院。一次，训导处管理我们医学院的杜之奎先生（山东人，在北京上过学）对我说，他听到我、马崇礼、姚永恒和穆怀廉说的都是地道的北京话，马上就觉得我们是育英的学生。我们有相似之处吗？说北京话是一样的，也许还有其他共同的地方：自由散漫、大大咧咧、嘻嘻哈哈、不听指挥。这会是育英造就出来的吗？
想到、说到在北京二附小、四中、育英就读学校期间受到了教育，也还难忘当时自己的祖父母、父母、和社会上一切的有关无关、有声无声、有形无形、形形色色各种力量的影响。尤其难忘的，是我在汉语、语言语音、常识、思维上，相声演员给我的一些特殊教育。
我家在西单商场的近处，从小我就爱到商场里转悠，去听相声。大面包、高德明、焦德海、张寿臣、郭启儒、常连安、小蘑菇都是我能够记住的说相声的人（现在叫相声演员了）的名字。他们有的原来是在地摊上，有的后来是在启明茶社里。那时候相声段子有不怎么样的（譬如荤的；虽然那不怎么样，但是可能叫座，像现在即便是官方大报，不也是天天刊登越来越小的三点比基尼照片、以示招揽吗？），但是讽刺时局的（特别是在传统段子里临阵插科打诨的那些词句里的）内容，特别让观听众高兴。演员似乎也还大胆，大胆到当局日本人会把演员抓进宪兵队。我记得清楚，有位演员说日本人的”强化治安”（按现在人的说法是“严打”吧）的段子。我虽然记得，但是还是给大家引一下刚刚从网上搜到的这个片段来证明无误吧：
甲：什么是“强化治安”？
乙：“强化治安”就是强化……治安呗！
甲：这不是跟没说一样吗？
乙：那你说什么是“强化治安”？
甲：这“强化治安”跟咱们生活可有关系。
乙：有什么关系？
甲：降低物价，好不好？
乙：哎呀！太好了！我们就盼着降低物价！
甲：所以啊，一而再，再而三地“强化治安”，就为的是东西落价。
乙：哎，不对啊！每次“强化治安”以后，东西都涨价啊！
甲：现在是第几次“强化治安”啦？
乙：第四次。
甲：物价涨了吗？
乙：当然涨了。就拿面粉来说，第三次“强化治安”的时候，二十六块钱一袋儿；你看现在，三十八块了！
甲：那就盼着第五次“强化治安”吧！
乙：噢！到那时候面粉就降价了？
甲：对！现在不是三十八块钱一袋儿吗？第五次“强化治安”就落到二十四块钱一袋儿了！
乙：二十四块钱一袋儿，那可便宜。
甲：就是袋儿小一点。
乙：噢，不够四十斤？
甲：也就跟“牙粉袋”似的。
乙：啊？！
网上把这个段子叫做“牙粉袋”！因为抖的包袱是前面的一袋是面粉袋（四十四斤吧），最后那个袋是一两二两；半斤的就不得了啦，那该是现在的“家庭装”吧！）的牙粉袋。那是常连安的大儿子小蘑菇的事。他一讲完就被特务带进了日本宪兵队。
相声，郭启儒用地方口音说，我听到的声音是“相书（我标的音，对吗？）”，我不懂相书是什么意思。不是宰相所书吧。我很爱听相书，特别是过去的那些传统老段子。后来的，相声大师、北大兼职教授侯宝林的“夜行记”讽刺的就是像我这样的骑车人了。马三立的“买猴”也还算是对着“官僚主义”的。昙花一现（应该总现）的壮观，是“四人帮”刚倒台、相声蓬勃了一番，像是（但不是）处在个相声的转折时期。那些段子还真有点意思，相当过瘾。可惜现在不大容易找到、听到了。
我没有在北京大学读中文的荣幸。但是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比那些在“后四人帮时代”北京大学文学教授（尽管是兼职）的现场教育下的年轻一代，还早了半个多世纪就受到了早几代的相声大师的面授了。
幸哉幸哉。阿弥陀佛。
二Ｏ一Ｏ年四月十八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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