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我在常州老家的岁月
我在常州老家的岁月
－－作者：周有光
一、
我的曾祖父号润之公，祖父号逢吉公，都是号，名字我都不知道。父亲名保贻，号企言。母亲徐雯。我最大的姐姐是三姐，因为大姐、二姐小时候就去世了。我的妈妈生三姐、四姐、五姐、我、九妹，共五个孩子。我父亲一个姨太太生的老七去世，又生一个八妹，这样，我的妹妹就是九妹了。我排行第六。
我的曾祖父很有名，《常州府志》有记载。太平天国把我们家打光了，就穷下来了。我的曾祖父在太平天国之前就办工业，那时是手工工业。常州纺纱织布到今天还是有名。常州虽然穷，但有一个特点，没有失业的人。农民家里都有在城里做工的人，不单是种田。
家里有一个老姨太太，可能是我曾祖父的姨太太，她养一只大猫，有八九只小猫，每天晚上睡觉，要把它们的脚洗干净。猫的规矩大得很，大猫管理小猫，开饭吃东西，小猫想吃桌子上的东西，就把大猫放在桌子上，小猫一上来，大猫把小猫一打就打下去了。
我家在常州住的巷子叫青果巷。青果巷有意思，瞿秋白、赵元任、我都住在青果巷，我们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瞿秋白家很穷，租人家的房子住。赵元任家的房子叫八桂堂。我们家的房子叫礼和堂。我们家的房子是明朝造的，了不起，很旧了也不能拆掉，旁边就造一座新的房子，连在一起，房子有好几进。我们住在新房子里，旧房子租给人家。我们家在运河边上，前门在路上，后门在水边。我们住在河的北面，我要过了河去上学，河没有桥，只有由船连起来的渡桥，人在船上走过去。大船来的时候，摆渡船就分开，叫开渡，大船过去之后再合起来，人又可以走来走去。
我大概三岁开始，常常跟祖母在一起。我的祖母住在河旁边的房子，大玻璃窗，有月亮的时候特别好。祖母教我念唐诗。祖母娘家是一个大家，在女孩子时受很高的教育，那时候没有新式学校，她在妇女中是了不起的，打官司她拿起笔来能写状子，很有学问。我记得一件奇怪的事情，祖母要吃补的东西，吃奶，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是牵着一头牛到家里来挤奶。此外，妇女挤人奶给老太太吃，她的身体特别好。
我的父亲当教员，当时常州只有两个中学，一个男中，一个女中，父亲就在女中里教书。后来父亲办一个国学馆，收学生，教古文。我跟父亲很少在一起，不过我的印象中，父亲的脾气还是很好的，他并不固执，那时候提倡白话文，他教古文，可是不反对白话文。我们跟着母亲到了苏州，我的父亲跟姨太太还是住常州，家庭穷了，就分裂了。
我的母亲对我影响大。母亲是读老书的，没有进过新学校，她的文笔不行，我的祖母的文笔很好。祖母是高级知识分子，母亲是普通知识分子，她看书没有问题，可是写文章不行。我的母亲性格温和，向来不生气，她常说一句古话：“船到桥头自然直。”不要着急，着急也没有用处。她经过那么多困难，到九十六岁去世，头发黑的，耳朵不聋，眼睛也不花。
抗日战争时，我们到了四川，我的父亲和姨太太避日本人到乡下。抗战没有结束，他就去世了。我听说，他去拔牙，弄得不干净，中毒，大概是这样去世的。他的姨太太也是晚一点在抗战期间去世了。
上小学之前，我们家请了中文、英文、舞蹈老师，教我的姐姐们。我年纪太小，没有条件上她们的课。我就去偷看，家里买了一架风琴，一位女老师教姐姐们唱歌跳舞，一位年轻的男老师教英文，一位老先生教中文。
我没有上私塾。我小时候读书读得不多，家里只有我一个男孩，溺爱我，说：“不要压他读书，早读书身体不好。”当时我妹妹还没有生，我的姐姐大，不跟我玩。我就到我们家的房客那里，他们的女孩子跟我差不多大，我跟他们玩，他们大人不让我玩，说女孩跟男孩不能一起玩。我一个人很孤独，没有玩的伴侣。后来上小学就好了，同学多得很。
每年过年一定要拜祖宗，一代一代有好几个大小的厅，有画像，这种画像画得很仔细，平时收藏起来，过年才拿出来，挂上要叩头。一抗战，我们逃难，东西都没有了。打完仗，我到美国，看见宾馆里就挂着我们中国人祖宗的画像，价钱贵得不得了。
常州亲戚很多，可是小时候叫的伯伯、叔叔，大名一个都不知道，后来我是一路往外跑，从常州到苏州到上海到外国。常州几十年没有去， 80 年代，常州举行一个纪念瞿秋白的学术研讨会，我去了。常州是出篦子的，《十五贯》里就是拿十五贯的钱到常州买篦子。我想买些篦子回来，结果买不到。我住在一个当时算最好的宾馆，在四层楼，外面下大雨，房子是漏的。
可是常州在中国来讲，是电气化最早的城市。沪宁铁路是最早发展的地方，常州在沪宁铁路的中心，最早办了一个发电厂，发电厂的电输到整个沪宁铁路。常州乡下很早就有电灯了，而且用电来搞小的发电机打水，所以常州没有荒年，农业发展很早。
二、
我长大一点，大概六岁了，进了小学。进小学的印象我到今天还记得，刚刚开始创办新式小学，听说已经创办了两个学校，我们这个小学是第三个。我们的小学叫育志小学。这个小学原来是一个庙，我们家的男工带我去看，把庙里的菩萨一个一个打掉，怎么打呢？把绳子套在菩萨的脖子上，一拉，卟隆冬，就破了。把菩萨都搞光，把庙收拾收拾，就成了小学。那个房子里面都是麻雀窝，麻雀多得不得了。我们下了课，小学生很淘气的，架一个梯子爬上去，把麻雀蛋拿出来，吃了。麻雀就在那儿飞，一边飞，一边骂我们。
还有一个有趣味的事情，提倡男女同学。那时小学可以男女同学，中学、大学不行。小学是这样子的：男生、女生分开的，一进门，女生在女生部，男生在男生部。上课，课堂里一排排的座位，男生先坐好，教师来了，然后，女舍监领了女生坐在旁边；下课，女舍监把女生排了队带出来，男生才出来。虽然在一个课堂里，实际是分开的。还有更麻烦的，中午吃饭叫送饭，家里烧了饭，送去吃的，有女孩、男孩同一个家的，不能一起吃，要分开来吃。后来就改进了，可以一家一起吃。那时候男女同学根本是分开的。
人家一直说，我们那个时候，不论小学、中学，老师水平好得不得了。府城只有三所小学，这是刚刚开头新兴的，了不起了。小学读的课程是国、英、算，那时候小学要读七年，学日本制度，四年初小，三年高小。本来要七年毕业，我的成绩特别好，六年就给我毕业了。其实这样不好，因为许多功课是衔接的，少读了一年，就断掉了，进中学就不方便。
我离开小学就没有常州的家庭生活，到苏州了。我们家过年过节规模大得不得了，客人从早到晚来访。我母亲决定到苏州的原因之一就是家里穷了，常州的生活过不下去了。家里穷了还要顾着面子，这就活受罪。我记得我们家天天要送礼，专门有一个男工，一家一家送礼，这种生活不合理。所以，我母亲决心离开常州到苏州。
我小学毕业以后不久，就搬到苏州。在苏州起初是住自己的房子，我们在苏州有一所很大的房子，好几十间，但是破破烂烂的，后来就卖掉了。我们租人家房子住，租一进，几间房。
常州、苏州、上海很近，但是常州就落后，苏州思想进步一点，上海思想更进步，这个很明显。常州人说：“中学毕业很好了，用不着进大学了。”苏州人说：“中学不行，一定要大学毕业。”上海人说：“大学不行，一定要留学。”一个地方差那么一点点，思想不一样。地理条件跟社会问题有密切联系。外国的新思想、新生活都是从上海传到苏州，再传到常州。
三、
大概因为我读了六年就算小学毕业了，不能进入常州中学。我十二岁小学毕业了，自己也搞不清楚怎么把我送到镇江中学去，大概是学校里面有老师是和我们有关系的人，有人照顾。我到镇江，不习惯。在镇江待了不到一年，又回来了。镇江也是江苏的大地方，回来的理由大概是年龄太小，不能适应，我就记得镇江中学其他的同学都是比我大得多。
回来后，我就进常州中学的预科读了一年。常州中学的好处是预科非常好，因为每个学生不同科目的水平不同，假如你的国文不好，读预科就补国文，数学不好就补数学，英文不好就补英文。在预科，我的记忆当中主要读古代的东西，最重要是读了《左传》。一年预科，四年正科，结果小学读了六年，最后还是七年。
常州中学的创办人是屠元博，常州中学有一个塔纪念塔。这个人了不起，他在清朝末年就跟孙中山在日本一起闹革命。每年冬天，他偷偷地回到常州，辫子已剪掉，头上戴着帽子，戴上假辫子。那时候男人可以骑马骑驴，他不敢，白天也不敢活动，晚上坐轿子，戴帽子在常州搞革命，其中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创办常州中学，是清朝最晚的时候创办的，等到办好，已经是民国元年了。屠元博的父亲叫屠寄，《辞海》里有他的名字，他是历史学家，清朝末年京师大学堂的教授，一早就让儿子到日本去了。屠元博是孙中山的左右手，民国初年有国会，不同的党都有议员，同盟会的议员小组叫同盟会党团，要有一个头头，叫党魁，就是屠元博。后来北洋政府时的党派斗争很厉害，据说，人家就请了屠元博吃饭喝酒，酒里面放了毒药，把他毒死了。屠元博的儿子叫屠伯范，是我的姐夫，我的三姐嫁给屠伯范。屠伯范在日本学化学，和郭沫若是同班同学。
江苏省是教育发达的地方，一个府只办一个中学。没有大学，大学就是教会学校。常州府就开了常州中学，四周好几个县都属于这个府的，要到这个地方来读书。教员集中了一些水平很高的进步人士，给我们影响特别大的是一位中文教师叫吴山秀，那时的中文教材都是文言文，可是他解释这些文章时，就发挥他的思想，给我们印象深刻。
我们学校要请一些有名的人来演讲，叫做“名人演讲”。有一个小组专门请名人来演讲，这个小组也请吴山秀来讲。吴山秀是自己人，黑板上写好了“名人演讲”，他用笔把“名人演讲”改成“各人演讲”。他提倡白话文，可是当时白话文不进课堂，他就在课外教我们看白话的东西，写白话的文章，把许多五四运动的思想在中文课上灌输给我们，我们这些小青年对他非常钦佩。
常州中学都是男生，没有女生，一定要住在学校里面，一个星期只能回家一天。特点是上午上三课，每课五十分钟，下午是游艺课。什么是游艺课？自己选课，假如你喜欢古典文学，可以选古文；喜欢书法，可以选书法；喜欢打拳，有两位老师教打拳，一位教北拳，一位教南拳；喜欢音乐，可以选音乐，音乐有国乐、外国音乐两门。有一位很有名的音乐家刘天华就在我们学校教音乐，音乐课的乐理就是他上的。刘天华在学校搞一个军乐队，每到 4 点钟，就在学校里一面演奏一面绕一个大圈子，听到军乐声，大家都休息了。刘天华的哥哥叫刘半农，弟弟叫刘寿慈。
游艺课不用考试的，考是没有必要的。这个课程你有兴趣，会学得好的，用不着考。考得很好，不一定学得很好。
大家读书很用功。老师并不是追着你，给你很大的负担。常州中学教古书的能力很高，英文水平很高。学生到大学里，就能用英文了，不是像今天到大学还不能用英文，还要补英文，那就苦了。还有一点，中学时读世界历史、世界地理都是用英文课本，化学、物理、生物学都是英文课本。一直到今天，好些外国地名我都只记得英文地名，中文地名记不了。
吕叔湘我是中学同学，比我高一班，我们在读书时就认识了，我很钦佩他，他从前在家里读古书，我没有读，他会背《诗经》，我不会背。后来我搞语言，他是真的语言学家，我是假的，跟他往来很多，而且他的观点跟我一样。因为语言学界有许多观点是不同的，吕叔湘的观点跟我一致，所以相处很好。吕叔湘的哥哥非常有名，叫做吕凤子，是画家，也在常州教图画，我的父亲教中文，吕凤子跟我父亲很要好。
那时候读古书很重要，我的老师是教古文，但是提倡白话文，又不能教白话文，写文章主要写文言文，白话文写得好不算数。我在读中学预科时，补读古书，特别读《左传》，一篇篇地背，那时候古文进步得快了。我的老师教《古文观止》，他喜欢韩愈，因此我们大家都跟着他喜欢韩愈。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很糊涂的。那时候记忆力非常好，所以读了很多古书。我有一个同学叫史松培，溧阳人，那时候自修室一张桌子两人用，我跟他一个桌子，受他的影响，他从小就读许多古书，我很羡慕他。他很用功，清早五六点人家还没有起来，我们就起床，我跟他念了许多古书。史松培后来去读东吴大学，我们没有联系了。我很怀念他。
四、
五四运动不是学生上街那么几天。清朝末年思想激荡很大，现代化的思潮到“五四”达到一个高潮。五四运动在全国影响大，范围广。我也受五四运动的影响。
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有几个概念，一个概念是要搞白话文，一个概念是要爱国，反对帝国主义。五四运动是老师引导我们，出去反对帝国主义。一个人拿一根旗子，上面写 “同仇敌忾”几个字，我们都不懂，老师叫我们写就写。我到茶馆去演讲，茶馆里的人都停下来听我演讲，看不见我的人。我个子长得很慢，当时很矮小，一个客人就把我抱起来站在桌子上面讲，茶馆里面的人起劲得不得了。
五四运动是相当普遍，小地方都有活动。五四运动的确是广泛的思想活跃的时候。我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高潮。“五四”提出的口号“民主”、“科学”完全正确，解放后要抨击“五四”，这是错误的。仔细研究，“五四”时的文章没有整个否定传统，对儒学也没有完全否定。有人考证，“打倒孔家店”不是“五四”时提出来的，是后来提出的。
五四运动的先锋是白话文运动。这个现象好像非常奇怪，后来胡愈之的解释非常好，他写过一篇文章，说：西欧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语文运动为先锋，中国的启蒙运动也是以语文运动为先导。
五、
我考大学有趣味。我报考了两个大学，都考取了。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变成东南大学，后来又变成中央大学，今天是南京大学。为什么考两个大学呢？有几个比我高的同学劝我去考圣约翰大学，我到上海去考圣约翰大学，考取了。可是圣约翰大学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我家里到我读大学是最穷的时候，没有钱。那时候每个大学考试的时间不一样，就再到南京去考，也考取了。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不用学费，那么，我就准备去南京。我的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听说我考进了圣约翰大学不想读，她对我姐姐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进圣约翰大学又不进，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问我妈妈借，让他去上学，上了学以后再想办法。”她的妈妈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她们家也在苏州，她妈妈很喜欢我，老太太待我很好，她的箱子放在后房，多少年也没有去开，没有用的。有出戏叫《借当》，借东西来当。这样我就上了圣约翰大学。
考大学很有意思，我们那时候考大学要考六天， 8 点钟到，真正考试是上午 9 点到 12 点，三个钟头不能停，下午 1 点到 4 点，一天六个小时，笔不停挥。考试的范围早已告诉你了，学校招考的小本子写明要考什么书，可以说没有舞弊，为什么呢？题目多得不得了，六天当中只有一天用中文，其他都用英文，题目多得你要笔不停挥。你想打稿子，不行，一打稿子，题目就做不完，舞弊是不大可能的。已经告诉你材料都在这里面，不要叫你猜，不捉迷藏，现在考试是捉迷藏。题目很多，就是叫你秉笔直书，写不快，就不行，怎么考，都公开的。而且很奇怪，今年招考多少人是没有数目的，七十分及格，及格的都收，哪年没有及格的，一个也不收。所以跟今天的考试方法完全不一样，没有名额，我们那一年，凡是及格的都收，宿舍不够，就把另外一些房子临时改成宿舍，跟今天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考上不难，只要把指定的那些书搞清楚就行了。
还有一个笑话，上圣约翰大学报名要照片，我的同学关照我：“你最好拍一张西装照片。”因为我在常州不穿西装，土得很，也不知道西装怎么穿的。到照相馆去拍照，照相馆有西装准备拍照用的，照相馆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样打领带、领结。闹了一个笑话：他给我戴了一个领带，再戴一个领结。照片寄到上海，我的同学大笑，赶快寄回来，要求重拍。
1923 年，我从苏州坐火车到上海。从火车站下来，坐电车到静安寺，静安寺再往西，就是田野了。租了独轮车到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在上海梵王渡，今天就是中山公园那边。独轮车是什么时候有？大概九百年，所以坐独轮车上圣约翰大学在文化上跨过九百年。古老的中国要到教会学校学外国的东西，文化历史跨过九百年。
有趣味的事情是，进大学第一次去报到，给我一个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规定的标准，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学校的管理就按照罗马字来管。我一进学校就懂得什么是罗马字管理法，这是科学管理，到今天中国人都不懂，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这件事情印象很深，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到美国去工作，可以说，我在工作当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每一个环节都是高效率。人家问：“为什么美国人比别的国家富？”一天的工作要相当于好几个外国人，财富是这样来的。我到美国才知道，日本有一个调查团，调查美国人的办公效率，调查了几个月，写成一个报告，结论说：一个美国人可以抵十五个日本人。真是不一样，那时候电话当然还没有今天好，我才知道用电话的方法跟中国人不一样，在中国根本不重视效率，中国人办公的方法远不如他们。我训练到这个习惯：做事情一定要讲效率。
转自《未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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