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绍昌：旻姑
旻姑
－－作者：周绍昌
一
我的旻姑，是叔祖支山先生的大女儿。
起先，父辈都叫她大蓉。她自己不喜欢蓉字，嫌太女气，而哥哥叫周昀，弟弟叫周昕，遂也从“日”字取名旻。旻是秋或天空的意思。这很合乎她那颇有豪侠之气的男孩子性格。旻姑有个弱智的妹妹，我叫她二姑，但从没关心她的名字。你待她和善，她也发自内心真诚地呵呵笑出声来回报。
叔祖支山从庚子事变后就移家在北京，住在和平门外的香炉营五条，租了一套大四合院，大门框上钉一块铜牌，竖写“天津周寓”。他是清末官派赴日留学生之一，据说学的是军人生产。与他同学的有国民党元老商震，有成为军阀的齐燮元，最知交的是陶孟和先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父亲和六叔在北京当小职员，每逢休息日就到三爷（支山先生）家去，常常带了旻姑和昕叔（乳名小秃）去吃小馆子，到戏院子听戏。所以旻姑姐弟对四哥、六哥特别欢迎。
京津两地虽相去不远，但见面的机会总是很少，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春天，我读到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才利用到北平春游的机会第一次清清楚楚地和旻姑促膝而谈。她问及我考大学的志愿和对生活的打算，谈到我们共同的对文学的爱好。那时，昀叔夫妇已迁回天津，且生了大妹。昕叔从辅仁大学毕业后先在天津一个香皂厂当技师，又转回清华大学当化学系讲师。只旻姑、傻二姑和三爷老两口在一起。我来去匆匆，对旻姑的工作、生活一概不甚了了。及至这年秋天我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长年在京，却城里城外，仍是一年见不了几次。三爷因为中风在床，已不能到中华书局办公（他一直是总经理），且蒙周总理特批准许给一些鸦片，维持他的嗜好。多半那时还在名义上给老先生一个第一届政协委员的荣誉。第一是支山先生在文化界资深，第二是他为人重气节，虽然是老一辈留日人士，却不肯在北洋官场追附军阀。抗日战争期间甘于清贫，拒不任伪职。而胜利后又不为蒋政权的官禄所动。他一方交往除陶孟和先生外，则有齐白石、程砚秋、苟慧生、陈半丁等名士。他的座右铭是不求闻达，但求无愧于心。
受三爷的影响，旻姑性格中多了些敢于直言的风骨。在一九四七和一九四八年间，眼见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她支持并且掩护昕叔参加学运活动，曾经和警备司令部的官兵当面抗争过，一时在昕叔的战友中盛传她是“侠女”。她说：我认为该做的就做，不图什么。她给我的整体印象是充满乐观与洒脱。
一九五三年秋，我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人民画报》当编辑。办公和住宿都在西华门外的南、北长街，刚好旻姑在女一中执教，我们同住在养廉胡同，只隔一两个小院。于是，我除了上班和晚上睡觉，几乎业余时间都长在旻姑家。其时三爷二老已相继过世，昕叔婚后住在夫人韩玖芳的娘家，二姑被送到天津的昀叔家。
旻姑的丈夫是学内燃机的工程师，却因为参加了傅作义军担任了什么辎重团的技师，而且有了校官军衔，所以在傅作义将军率部接受改编和平解放了北平之后，姑父吴楚三就被收编送到军管会下辖的什么地方集中“学习”去了。一直到一九五四年，他才被安置在京北清河镇的一个劳改机械厂“就业”，也才被准许回家。为此，昀叔、昕叔和我专为姑父在西单的湖南馆子曲园置酒接风，庆祝他们夫妻团圆。但旻姑对这一切并不露什么声色，不喜不悲不愠不怨，十分豁达，依旧和同事、知交、学生谈笑风生，待酒酬酢。似乎姑父在她的生活里属于有无之间，作为子侄晚辈，我从不敢更不忍去触动她的内心隐密。
养廉胡同北口离中南海东门不足百米。估摸着有皇帝的时候，这种地段的住户没有不是皇家亲戚或奴仆的。共和国成立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就在中南海办公，而且当年毛泽东主席就住在中南海的丰泽园。每年五一、国庆，逢大典之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车队就从中南海东门出来，而后经西华门南边的侧门穿行到午门前南路，再往南，过端门，沿西马道登上天安门检阅游行队伍。所以，南、北长街的居民必须尽可能地纯良，不能有碍治安。养廉胡同进口西侧第一家就是旻姑住的小院，甲一号旁门。这小院是正院隔出来的，没有正经的大门和门阶，只就地铺一块条石，门是四扇木墙板拼装起来的。大门坐西向东，院子只两米宽的一长条，旻姑住屋在进门的右手，三间北房。另一家程仲伦先生夫妇带一个男孩住在西房两间。仅此而已，南墙前面搭起两间厨房，似乎还有一间厕所。别看这处院子小，却有很好的下水道。据建筑学家考证，从元明两代大规模兴建北京（大都）城，就修下了很周密科学的下水道系统，而且沿用了几百年，直到二十世纪后期而不废，也称得起具有世界水平了。
房子是瓦房，室内吊顶，窗是大格扇纸上富，下扇镶有大玻璃，十分明亮。说是三间，实际只两间半，全敞，不打隔断，充分体现了主人坦荡开阔的个性。迎门正中和西半间是客位，置沙发、圆茶桌，正后墙是四架黑漆镶玻璃门书柜，里面是多半部《四部备要》。左壁有一幅半丁老人的花卉条屏，镶在一个浅棕色木镜框里，再旁则历年换挂一本新月历。东间是旻姑起居室兼书房，临窗是写字台，山墙下一大衣橱，身后一大床。是否还有其余字画和陈设，至今已全无印象。我第一次踏进她家只觉得窗明几净，却毫无脂粉气。尤其在门旁小茶几上供着的一大瓶金银藤花的浓浓的药香，突然令人神清气爽，一下子冲进心肺深处去了。
旻姑好客。养廉胡同离女一中特近，只相隔一个路口。她一个人住三间大屋，有好茶，几位要好的同事常来闲坐。几乎每个星期天，她总要邀请大学的老同学来家小聚，她做东，派我到西单菜市场去采买，再由她主厨。而且大多时候有肴有酒。她从来没醉过，朋友们比她为李易安。她喝酒却不纵酒，平日也不动酒，酒后也不使酒。所以谈诗论文之余都赞她是女中丈夫。旻姑教高中二、三年级语文，据学生们告诉我，她讲课生动、细致，辅导作文尤其详明入微，极有助于升学，不用死记硬背自能得要领受真传，在全市高中作文比赛中屡屡有人夺魁。我见过旻姑备课的札记，娟秀的小字，条理清晰，重点突显，以平日她评点古今作品的妙语，可知她的课堂效果一定很好。许多中午，当几位老师在她家午休，往往从院门口传来一阵女孩子们的笑声，接着屋门被拉开：“先生，我们来啦！”同时喊叫着涌进一伙姑娘。进得门来，又一个个静下来，规规矩矩向在座的师长笑着颔首问好：“马老”、“王老”、“张老”。既不是鞠躬行礼，而且老师的“师”中又不出音，半含在喉咙里。礼数过后，她们又喊叫欢笑起来，有的拥向旻姑，把已经批改好的作文簿子取走，然后呼叫着，一阵风似地刮走了。
不久，我与老一辈小一辈的客人都熟稔起来。其中张寿康、王问渔、李祥仲、马俊生诸先生，我一概呼为叔叔，而那历年历届的学生则称我为小周先生。其中王、李二位是旻姑大学的同学，都在原北平中国大学师从顾随、俞平伯、孙楷第、刘盼遂诸先生，推为知己。而寿康先生当时是语文教研组组长，是罗常培先生和陆宗达先生的高足。
一年，旻姑因腹膜炎发病休息，由寿康先生代为上课，作文则由我代为批改。我就每天早晚在家照顾晏姑起居，在灯下小心翼翼给学生改文章。我竭力细批细改，且摹仿她的字体，很费了一番工夫。后来，旻姑病好了复课，当晚她见我就大笑着说：“你猜，今天有什么发现？”不等我回答，她接下去说：“这些孩子真精细。她们看了作文，先前以为真的是我批改的呢！后来是谭玉荣，你知道她吗？那个高个子黑黑的烟台女孩，很仔细，发现是你小周先生改的！”我认识这个女孩，反问：“是从字迹发现的？”“不，是她闻出有一股烟味儿！”我也恍然大笑了。那时，我的确吸烟，居然被这位弟子“侦破”，露了马脚。
中学的师生关系与大学截然不同。那些女孩子活泼、欢快，甚至大胆放肆。一个冬天的中午，马先生、王先生、邵先生和我在旻姑家闲谈，忽忽啦啦，姑娘们神情诡秘地忍着笑，在我们四个人身后各站了一个人。“开始！”当中有谁一声口令，她们各把一条羊毛花头巾扎在我们头上。“哈哈哈哈！”顿时，姑娘们纵情笑弯了腰，拍着手跳起来，“哈哈哈哈！”我给他们弄得很窘，可马老却“嫣然”笑对着自己的学生们宽和地说：“谢谢，你们帮我找回了青春！” 旻姑高兴地拉着几个学生连连赞叹喝彩。
恍然如昨，虽说这已是五十年前的旧事陈迹，却依然鲜活。
不久，大约在一九五五年，姑父被派到黑龙江密山县的一家劳改局下辖的机械厂当技术员。原本他在京时也只能两个星期回家一趟，所以他长期奉调并未引起大的波动，大可奈何而已。一九五六年春，人民画报社迁到现在外文局所在的阜外甘家口黄瓜园，我的宿舍也随着搬过去，只能每周回旻姑家去。她仍然快乐，我仍然快乐，政治生活是切近的，却并非能理解的。
二
我和旻姑相处的三年多，正值她近四十岁开始发福的时候。
五十年代还不兴减肥，加以她又是个名士自风流的性格，只要胖而不过，她笑着照穿衣镜，对我说：“胖，美其名叫丰映，杨贵妃就被赞为环肥，只要不蠢就行。”她胖得适度，又是朴素的教师打扮，方方正正的脸庞很白皙，只因遗传了叔祖父的眼睛，略嫌小了一点，却掩不住独有的英气。我们每每相与论文，她最赞赏饮服的古人只有司马迁、李白、苏东坡、辛稼轩，认为他们享承了大自然的大气势，愤激也昂扬，不会使人颓废、伤感。于李清照，旻姑极推崇她的情真、情深以及女性的襟怀坦荡，爱个死，恨个死。她说：“人生就应当爽快，不作兴不明不白。”
昕叔夫妇俩都是真诚的共产党员，每隔三五个月就来看望这位性格不羁的姐姐。旻姑在京也只有这一个弟弟，当然欢迎。见面免不了追想小时候如何缠着三爷到广和楼听京剧，尔后到门框胡同吃爆肚、喝豆汁的种种。
姐弟俩的话，开了头就天南地北，“那年，荀慧生唱《红楼二尤》，戏中串戏，老爷子看了不以为然，拂袖而去，还故意从台前走过去，是让台上的荀慧生注意到自个儿。后来荀慧生问他，三爷，您昨儿怎么半截儿就走了。咱爸笑了，指着鼻子说：‘你呀，都多大岁数了？还在台上装小妞儿，脸上的粉都快掉渣渣了，只能远看，不能近取，我看着不是滋味儿，还不走！’那时候，为了活下去，艺人混口饭吃不容易！”旁边一向口讷的二婶忍不仕插话，对我说：“旧社会，就是个剥削压榨人民的社会，你那时还小，不懂这些事。只有全国解放了才管唱戏的叫演员，不叫艺人，不算下九流！”
听了老实人的实在话，旻姑冲我点点头，不无嘲讽地使了个眼色，把话岔开了。等昕叔走后，她不无感慨地说：“你瞧瞧，这两口子，都是好党员，事事离不开新旧社会大道理。多半谈恋爱也要做思想汇报吧！”
确实，昕叔和后来当上北京女六中（？）党委书记的二婶都是真诚的，一九六六年她被武斗打成重伤，患了癫痫。昕叔在清华化学系任主任教授，主持开全校化学基础大课，一九六六年以后两进牛棚。但是落实政策后，他们毫无怨言。一九八Ｏ年，我也落实了政策，改正了错划，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工作。尔后到清华去探望他们。二婶韩玖芳陪我在校园散步，走在毛泽东塑像前，她仍切切叮咛，要我"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着党走"。她的那颗痴心，又让我想起旻姑。
在反右运动开始的时候，昕叔奉派到苏联进修副博士，他向旻姑辞行时已料定我必然被划右，很不放心，又极无奈，再三叮嘱旻姑要慎交游，要三缄其口。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这个弟弟深知旻姑性格中任侠仗义的一面，然而他始料不及的是反右竟然要定"指标"，而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层层加码。在一场灾难面前，许多趋炎附势之徒竞相登场，什么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栽赃诬陷，无恶不用其极，阴谋大出笼，祸国殃民。而且自此为新起点，中国的极“左”之害，日益惨烈。
我没来得及向旻姑表白就被劳动教养，发配到房间农场去了。此去非上经年，而是漫漫长夜、妻离家散的二十一载。
当年，旻姑因为在鸣放中给校长杨斌提过意见，再加上姑父曾是傅作义部下的军宫，正是“在劫难逃”，也被错划为右派。不过，只是监督劳动，仍留在学校里，而且在两年以后就摘了帽子，恢复了原职。直到一九六六年前，只有一次，与我同在农场就业的鲁虻（本名董锡拾，是国防体协的俄文翻译）到北京探视姐姐董锡玖（欧阳予精的秘书，丈夫是人艺的童超），我托他去看望旻姑。他回到农场告诉我，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旻姑搬迁的地址。旻姑极热情地接待了他，嘘寒问暖十分亲切。他说：“你姑姑十分健谈，性格开朗，虽然满头白发，却像青年人一样激进。她根本不相信咱们会是反党的右派！她不信！”
确实，这才是旻姑。
随后，我写了一封信给她，嘱咐不必回信。其中有一首七律，现在只记得“闻道天子尽白发，漫抆泪眼望京华”两句。
行行重行行，人生是停不下的旅程。待等一九七五年春节后，我从流放的河北围场县鹿圈公社以一个公社社员的身份回天津，途经北京，仍旧拿了十几年前鲁虻留给我的地址，西单绒线胡同的大酱房胡同，急切想去探寻旻姑。因为几年前曾传言她已去世云云，而我，不亲见其事是不会甘心的。
从承德来京的火车，在那时恰是夕发朝至，抵达北京站还不到8点。天色灰蒙蒙地阴冷，站前广场上人不多，只有走进路东的经济食堂才感到一些热乎气。食品简单、便宜，但要用全国粮票。我食不知味，只为暖暖身子，定一定神，坐稳了适应一下环境。人海茫茫，大地苍黄，随着人出人进，从掀起掀落的大棉门帘底窜进一股股寒风。从北京站乘车到西单，才一下车，正值电报大楼上的钟声"当当当当"报九点整。路上空荡荡、冷冷清清，那钟声格外显得凄怆。一种久别盼重逢的忐忑之情更增加了我内心的不安与惶栗。
旻姑搬的地点在绒线胡同进西口不远路南的一条大胡同里，路西一个三进大院。打听了邻居，被指点到第二进一家门前，应声出来的是原先养廉胡同的老邻居程仲伦先生的夫人，我叫她婶婶的程太太。她依然保持着苏州女子清秀的神韵，见我先是一怔，随即惊讶地认出了：“呵唷，你不是大哥哥嘛！”“是我，程婶，您好！”“啊唷，快来，屋里坐！”连三间的堂屋很整洁，但家具陈设还是旧式的方桌、木椅，互相问候，叙旧，她叹息着告诉我旻姑去世的种种经过。
因为旻姑是摘帽右派，在红卫兵造反的高潮期间又被当成牛鬼蛇神、黑五类拉出去批斗，被剃了阴阳头，交给街道监督劳动。后来相安无事了一段时间，可是她生病也没有医院自给看，曾经一度躲到清华大学听叔家去。谁知听叔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又是“苏修特务”，被关进牛棚，韩玖芳则成了走资派被批斗，已是自身不保。旻姑只好再回城里，继续参加街道的劳动，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每天去挖防空洞。程婶告诉我：“你家周妈妈是个好强的人，我们相帮了二十多年，她总是笑眯眯全不在意的。那年参加街道挖防空洞，居委会的大娘们个个喜欢她。她下到底下挖土，给大家讲故事，个个听入了迷。只要有人来检查，她们就背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她有学问，待人和善，又肯帮助人，人缘顶好的。可是谁也不知道她一直血压高。那天上半日，她就觉得头晕，在下边想了一阵，饭后好些了，还不肯请假。没想到下去就没上来，是脑溢血，一下子就倒了下去。等抬上来，已经抢救不过了。”
“是我家老伦和大平父子俩帮你叔叔料理的后事。”
“那，我姑父来过吗？”
“老吴那时被遣送到湖南老家，接到通知回来一趟，把东西都卖了。再也没有了消息。”
程婶指点着她家隔壁的厢房，窗子里面暗黝黝的，任什么也看不清，“那就是周妈妈的房间。”
我告辞出来将近十一点钟。独自踽踽而行，走到宣内大街上，天阴得更沉，仿佛就要落雪了。脚下不知深浅，头脑空空的，似平接近麻木，只是没有伤痛和悲哀。
只有本能地、机械地走在熟识却更陌生的北京的大街上……
“当当当当……”电报大楼的钟声荡漾在冬末春初的天空，撞击着我的紧绷着的每一根神经……恍惚之间，仿佛闪回到一九五四年……
那年，中秋之夜，旻姑带我漫步在北海公园的琼岛下，粼粼的太液池水泛着银光，白塔和树影清晰又朦胧。我们很少说话，各想各的心事，尔后，很晚才穿过树影婆娑，走过北长街。东边，隔着护城河，紫禁城头上的宿鸟被什么惊动起来，噪着。我送她走进街门，道过晚安，再回到单身宿舍去。至今，已是整整五十年前的事了。
原载《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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