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初二那一年
初二那一年
－－作者：周雪光
几天前意外地收到一封微博私信，是初二的一位同学发来的。我的初二是文革期间在渤海湾的一个农村学校度过的。年代已久，而且这段经历和以后的生活轨迹没有交际，那时的镜头偶尔随着几缕思绪在脑海飘过，但瞬间即逝，未有机会停下来仔细回味。这封信打开了封存多年的记忆，将深存心底的几个镜头记录如下。
国家大事与个人命运
1969 年林彪副统帅发布“第一号作战命令”，其中一项是责令在渤海湾组建一个新的野战医院。 1971 年底，有关部门从其他医院中抽调医务人员组建这个医院，父母被派去参加，作为子女的我们兄妹几个也不得不离开从小长大的生活环境一并前往。其实，这时林彪已经机毁人亡，只是他的命令沿着官僚体制的惯性继续传递执行着。
新的去处与我以前熟悉的环境相比，相差太大了。以前的生活环境是一个充满童趣的世界，一排宿舍房中就有五、六个同一年级的孩子，文革期间大人整天闹革命无暇顾家，孩子们不好好上课，一天到晚在一起玩耍，养狗兔子刺猬荷兰猪、学武术打火柴枪玩幻灯吹笛子口琴，模仿样板戏排演节目，等等。文革对国家是一个大灾难，但对于孩子们来说，没有学习压力，整天无忧无虑，都玩疯了。
而新组建的医院位于渤海湾一个废弃的部队农场所在地，借用了原农场的几排房屋宿舍。这里离海边只有十几里路，空气中都散发着海腥味，周围是大片空旷的盐碱地，举目望去，人迹难觅。冬季时节，夜间狂风怒号不止，连屋顶的瓦片都是用铁丝固定住的，风力之大可见一斑。凛冽寒风吹来，在耳边发出“嗖嗖”的声音，在脸上掠过果真有刀割般的感受。因为是匆忙组建而成，所谓医院只有几十个人，十几户家庭，我们家兄弟是医院家属子女中最大的孩子，没有其他孩子可以在一起玩耍。在这个阶段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坐不住，爱说话，喜欢和小朋友到处玩耍。但现在没有其他小朋友一起玩了，只能一个人安静独处，居然坐得住了。
记不得在哪里读到的心理学说法，少年时期的环境突变会引起心理上的重大变化，而且据说 12 岁是一个关键点。那一年我正好 12 岁前后。就这样，国家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波及到数千里以外的一个社会角落，无意间影响了一个少年的生活轨迹。
学校和同学
医院位置偏僻，五里路之外才有一所农村学校。刚出医院驻地，通往学校的土路即为一条水沟所隔断。海汛来时，水沟里蓄水，无法通过。清晨天才蒙蒙亮，我和弟弟走路上学，不到 4 岁的小妹妹拿着一个小板凳，随我们一起走到水沟边，板凳上拴着一条小绳，妹妹拉住绳子一头。我伸手将板凳安放在水沟中间，我和弟弟踏着板凳过了水沟，继续上路；妹妹牵动绳子把小板凳拉上来，独自回家。荒凉田野上空旷无人，倒也没有安全问题。
这个农村学校名叫瓦城联中，似乎只有初中一二年级两个班级，坐落在一个中心村上，附近十几里路的学生都到这里上课，离家路途远的同学就住在学校。学校院子里有两排破旧的房屋，后一排是通铺相连的学生宿舍，前一排的一侧是两间教室，另一侧是老师办公室和教师宿舍。好像只有三两个常任的老师，其他都是从村庄里临时聘用的。
初二班上有几十个同学。学生间年龄差别较大，有几位看上去年龄挺大的学生坐在后排，大概是留级或者是很晚才入学的学生。给我印象深刻的有几位学生，一位是从东北来的孩子，他和我一样是“城市孩子”，临时插班进来读书，个子不高但精力充沛，一有机会就滔滔不绝地大声说话。还有一位眉目清秀的本村姑娘，衣着简陋但干净整齐，据说已经订婚了。印象中她好像总是安静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像我们这些孩子都坐不住，下课休息时在教室外的空地上追逐打闹不停。
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和我私信联系的这位同学，他中等身材，细长眼睛，五官端正，健谈但不啰嗦，豪放但不张扬，学习极好且有领导才能，在同学中极有威信。当时我转学插班，课程衔接颇有困难，得到他多方面帮助。至今还记得当时他对我说的一句话：“我们的钱和你们（城市孩子） 的钱不一样，我们的钱更结实。”这句山东话意思是，我们的钱是辛苦挣来的，所以花费起来更为小心仔细，更耐花费。这里临近海边，大片的盐碱地上水沟纵横，到了海汛时节，这些水沟中就会积水蔓延，常有鱼儿浮游其中。那时农村生活拮据，孩子们得到些许额外收入的途径之一即是捕捉水沟之鱼出卖，挣得一点零花钱。通常的做法是，将一段水沟截开，将其中的水舀出大部，然后白手捉鱼。海汛似乎多在冬天发生。在寒冷冬天舀水捉鱼，双手会冻得通红，冻疮累累。这样辛苦挣得的钱的确会更为“结实”。
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偏僻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居然比我以前经历的城市学校还要好。文革期间的动荡时代，很难安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许多城市学校的正常教学过程都被打断，即使在校也所学无几。而这个农村学校远离政治运动喧嚣疯狂， 无论是常任老师还是临时老师都把教书当作一份珍贵的工作，兢兢业业，因为他们的认真努力教学，课程如期进行，学生们接受了更多的教学内容。记得每天学生们都随着老师大声朗诵或背诵算术口诀和语文课本。一天天过去，学到了不少东西。一年后当我离开这里，在一城市高中读书时才发现，我在农村学校打下的底子居然比这个曾经的省重点中学的许多学生都要好一些。
回想起一段往事。一次上语文课，学到了“铤而走险”这个词。像往常一样，老师让我们用这个词练习造句。大概是因为这个词过于文学化了，对于我们这些未经世事的孩子来说，无从领会，造句起来，磕磕绊绊，词不达意。直到下课铃响，仍然没有安妥得当，大家带着几分懊丧离开教室。
下课放学时分，天空乌云密布，大雨欲来。家在附近村庄的同学们冲出教室，向家里奔去，想趁大雨未到之前赶回去，远地的同学回到宿舍休息玩耍。不料瞬间雷电轰鸣，暴雨骤降。不一小会儿，一位平时从不好好学习、邋邋遢遢还经常淌着鼻涕的同学从外面奔跑返回，冲进宿舍。他一面抖落着身上的雨水，一面大声地说道：“这个时候回家简直是铤而走险。”这个意外而来又如此贴切的造句，又是从这位同学口中说出，让我们大家都大吃一惊，继而狂呼欢叫，很是兴奋了一阵子。对于我来说，“铤而走险”这个词永远和这个场景联系在一起了。
方老师
一年后在清理林彪事件过程中，这个医院也随即撤销，父母被分配到了另一城市的一所医院。此时我还在初二下半学期中。那年邓小平复出，强调教育质量，要求学生考试进入高中。父母担心我再次易地插班读书，考试升学有困难。于是和这所农村学校商量，把我留下住校读完初二，在当地参加高中考试录取后，再转学到父母城市去读高中。因为是城市来的孩子，我受到特殊照顾，住在教师宿舍，和方老师同住一间宿舍。
方老师大约 30 出头，白净的脸上总带着几丝戏虐的笑意，性情温和，处事不紧不慢，很是稳当。而且，他是一位大学毕业生！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大学毕业生在中小城市中都极为罕见，更别说在偏僻的农村学校了。据说他是因为成分不好被发配到这里的，不过从他平和的言谈举止、随遇而安的态度，丝毫看不出有坎坷命运的痕迹。
方老师教我们语文，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只是记得我对语文的兴趣就是在这个阶段萌发的，因为每次从总结课文中心思想、遣词造句等课上活动中得到许多乐趣。和方老师同宿舍期间，他关心照顾我的起居自不待言，但给我印象更深的倒是他和我三言两语地说起的一些人情世故。记得一次他说起，在大学期间他喜欢到阅览室去看画报。不知为什么我脑子里居然出现了一副大大的桌子上摊开各种画报（当时想到的都是人民画报等）和报纸架陈列一旁的图画。当时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上映，很是轰动。看过后老师们都在谈论影片中的悲惨遭遇和哭湿了几条手绢等话题。当话题转移到了卖花姑娘的演员身上时，方老师有所感慨地说道，“买花的姑娘确实长得很标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标致”这个词，从此这个词与方老师和这段经历永远联系在一起了。
在这所农村中学，我度过了初二学涯。短短一年的经历中，有幸碰到这些同学和方老师，给了我独到的感受，想来也影响了此后的生活轨迹。简单记录于此，也算是留下一点记忆痕迹吧。
转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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