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古拉树：亿分之一中国平民近代史
亿分之一中国平民近代史
——作者：唐古拉树
据说人生有三大哲学命题：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在心有余力的时候，我也曾下过一些功夫，去探究属于我自己的这个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但由于当前政权维护统治的需要，中国平民家族的历史被破四旧、六集中、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名义上是为了“建立新世界，打破一个旧世界”，事实上是为了争权夺利，巩固个人独裁极权，而毫无顾忌、丧尽天良的进行的对现实世界的破坏运动，因而使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都形成了永远不可能接续的断层，使得象我这样的近亿个平民家族的历史，已经没有多少证据可以寻找。大部分的中国平民家族，可能都只能和我一样，零星的从父母偶尔对往事的回忆当中，搜集一些百年内的家族史料。
中国人的文化据说是源远流长，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所谓的正史，有人说那只是皇帝的家史，而绝大多数的平民只是“一将功成万古枯”的枯骨，几乎从来不会记载于史册。这就使得中国的史书都是选择性的，中国的统治者也最喜欢说，历史从来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真相是有的，但求真是没有的。虽然有很多故事说史官为了记录真相而甘愿被皇帝砍掉脑袋，但那只是为了求诤臣之名，而非现代意义的求历史真相，因为现代意义的求真相，不只是皇帝一个人做了什么，如何做的，而是一个事件的全景图及发展过程事实上是什么样的。尽可能多的记录平民的历史，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可以使后人拼出一个时代的尽可能接近真相的全景图，因为，现代的观念中，人是平等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同样有价值的。
对于中国这样虽然史书汗牛充栋的国家或民族，记录平民的历史更承担着记录公民成长，促进公民成长的重要意义。现代意义的公民，每一个都是一个完整的自由的人，而这样的自由的平等的人，必须清楚自己从何而来，为何而去，到底是谁。唯有这样，这个人的所有选择，才真正的出于自己真实的内心，才算是真正理性的选择。
在60年前，中国的平民家族只要财力允许，都会修记本家族的家谱，但一般来说，如果平民家族没有出过青史留名的大人物，则会由于没有相当的社会地位，筹不起足够的财力人力重修家谱，也就不会留下有文字记载的辉煌家族史。我见过很多人寻找自己家族的家谱，可见很多人都很在意，自己到底是从哪来的。上小学的时候，我曾经见过一本王氏的族谱，但是很可惜，那不是我家的族谱。那个王氏家族，历史上太赫赫有名了，居然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我记得那本族谱是线装的，有一本的现代汉语词典那么厚，从成吉思汗的祖辈开始，一直不断地记载到百余年前。族谱所用的纸张看起来质地非常好，虽然已经因为年代久远颜色泛黄，但仍然可以让人感受到那每一张纸都曾是细致洁白的棉纸，这明显是为了传世而不惜金钱代价。开始几页，是成吉思汗及这一支直系儿子、孙子的画像，然后是一些主要的分支人物的生平简介，再往后，就是历代子孙的名字，一直记载延续到百余年前修印这本家谱为止，大部分的字都有一个指甲盖那么大，应该是木刻的楷字。我之所以能看到这本族谱，是因为一个要把自己的名字续写在这本族谱上的人是我父亲的朋友，他从同族那里拿到家谱后，就带到我家给我的父亲看，我也顺便翻了一遍。听这个人说，当时这个家族有几位有了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出力集资重续家谱，这本家谱才重现于世，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事。当时南阳的报纸上还登出新闻，说在南阳、邓州等地发现大量成吉思汗后裔，还说有一个村子里面房子的布局是仿元大都的布局，由于蒙古族是少数民族，可以享受很多国家的优惠政策，这些伟人后裔在续上家谱后，都名正言顺地把民族从汉族改为蒙古族，享受少数民族的待遇去了。
在我知道自己不是伟人后裔的时候，心里是有些遗憾的。这种遗憾让我在任何有机会的时候，都要去查一查能够看到的生涩难懂的地方史志，但结果仍然是令人遗憾，我的祖上似乎并没有达到能够青史留名的社会地位。也就是说，单靠我自己，我对家族历史的探究，也就仅限于近代的百余年了。而且，即便是这百余的家族史，也只是源于父母对往事的回忆，或者他们从祖辈那里听来的零星片断。
但这些丝毫不会减少我对自己家族历史的兴趣。虽然从哪儿来已经难以探究清楚，但我仍将尽力去探究，能够有所记录的也许不过这百余年的简史，希望能够让我的子孙以他们那个时代的智慧，从中理解到他们为何会有他们那样的未来。
听父亲说，我们这一支王氏，在邓州定居可能有几百年了，这个“几”字，我个人的判断可能是“三”或者“四”，因为我的祖父那一辈，堂兄弟有八个，而这八个里面，又亲疏有别，出五服的，不出五服的，算起来至少要有两百年，另外父亲也坚持我们这一家王姓，也是在清朝初期那次从山西洪洞县大迁徙时迁过来的。
现在唯一能确定的最早的家史，就是我的曾祖父当年在邓县外城内南阁口往南一百米左右的街上开过一家“铜泰钱店”，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亏损一空，不得不把店铺卖了还债，又将南阁口东那块三亩左右的土地抵押给临街的张姓邻居，借了钱外出做生意，结果仍然是没有能够赚到钱。曾祖父回到故乡一看，抵押的土地被挖成了一个大坑，原来那家张姓邻居未经许可，就把只是抵押给他的土地的土挖去垫了自家的宅子。曾祖父当即找到中间人，要求还钱之后收回土地。张姓邻居除了还回这近三亩的土地之外，为了补偿被挖走的土，将其在乡下的一小块几分薄地抵给曾祖父。就这样，我家屋后的良田，就成了一个水塘，而赔的那块乡下的几分薄地，就做了坟地。
我也曾向父亲问起曾祖父的名字，父亲说他不知道，因为当年为尊者讳，晚辈不能说祖辈的名讳，他从来没有能够从祖父口里听到曾祖父的名字。
祖父名清岑，母亲说祖父的年龄和主席差不多，父亲说祖父属马，推算一下，应该是1894年生人。祖父亲兄弟两人，分别在家族里排行老八、老九。由此可见，曾祖父一辈，也是其堂兄弟中间年龄最小的一位。因为在邻里间辈份较大，邻居家孙子辈的，都叫他们八兄弟“王爷”（意思是姓王的爷爷），祖父排行老八，小辈的就称他“八王爷”。祖父的亲弟弟老九年少时迷上了唱戏，在那个时代这是下九流的行当，家里人都反对，社会上又有歧视，他一意孤行，郁郁寡欢，未娶妻生子，就夭折去世了。
祖父年幼时可能读过书，但应该读的不多，因为他虽然和父亲一样经常看一些各类小说，但他自认为识的字没有父亲多。由于家道败落，祖父十四五岁时，就到在老河口开酱菜园的亲戚家当学徒，做了一年回到邓县。1911年，民国成立元年，又经人介绍，十七岁的他到当时担任国民政府武汉财政厅厅长据说叫魏连方的家里做砚墨书僮。在武汉大概做了十年年，1921年前后，魏连方离职后回到北京的魏公馆，祖父也跟着到了北京。1930年前后，三十六七岁的祖父在北京，与祖籍西安，在另一户大户人家帮佣的大奶奶结婚，生了大伯，取名王全光。
祖父有了大伯之后，就带着妻子儿子回邓县生活。当时曾祖母还在世。据说婆媳二人的关系越处越僵。因为婆婆是小地方的老太太，虽然年轻时可能也是大家闺秀，但毕竟是小地方的，后来的大半生又过得不富裕，可能比较节俭。而年轻媳妇是从北京这样的帝都回来的，虽然可能只是个丫环佣人，但毕竟见过一些世面。听说引起婆媳大战的是有这样一件事：媳妇爱干净，每天一早一晚都要用水清洗便桶，婆婆对此无论如何看不惯。婆婆制不了儿媳妇，但能制得了儿子，夜里总叫着身上疼，叫儿子去给捶背。一来二去的，战火也像当时的中国，越烧越大，终于不可收拾，在1934年前后，大伯四岁的时候，祖父将大奶奶和大伯送回了北京。
我自己猜测，祖父可能到了北京之后，非常纠结的留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因为日本当时已经占据了河北大部分，回家乡的路越来越不太平，最终为守孝道，祖父离开大奶奶和大伯，回邓县伺候年纪老迈的曾祖母。1934年到1943年这将近十年的时间，祖父也去过几次北京，但无力劝回大奶奶，断了念想之后，年近半百的祖父在1943年娶了丧偶的祖母，父亲44年初出生后，年底时，祖父又去了一次北京，可能祖父再娶的事实对大奶奶打击太大，祖父觉得心中很是愧疚，再次离开之后，就再也不和北京的家人联系。
祖父回邓县时，踩着自行车，还带了一些当年在北京积累的财物，走到黄河边上时，被日军抓去，财物被洗劫一空，还是经祖母娘家的关系，请动了当时的邓县民团副司令卢肇瑞，托人去郑州求情，在吊打一天一夜之后，才被释放。
祖母娘家在大东关外的白庄，在嫁给祖父之前，已经有一子一女，与祖父结婚时，把儿子留在前夫家，带了女儿嫁过来。据说祖母长的很好看，见过的老人说像电影里的宋庆龄。不知道在婆媳大战中得胜的曾祖母对这第二个媳妇如何，据情理判断，肯定好不到哪里去，而且在邻居看来，祖母是个只会自己生闷气的人，在父亲出生之后不满一年，祖母就因病去世了。
1945年3月，父亲周岁刚过，日本骑兵第四旅团从驻马店经邓县构林镇，进攻第五战区司令部所在地老河口，冯玉祥部王云五投降日本，做了皇协军的团长。随后日军吉武支队接防邓县，邓县沦陷。父亲同母异父的姐姐，已经十三四岁了，本来可以帮助照顾父亲，但在这样一个只有七八十岁的养祖母和五十来岁的养父的家里，她的处境可想而知，我猜测，也许就在这一年，姑就嫁给了城北肖营的姑夫，再晚几年，也不过是在这个家里多受几年苦而已。而且这几年的邓县城里的局势只有最混乱，没有更混乱，日本占领，日本投降，国军接管，共军进攻，土匪横行，一岔接一岔的乱，老百姓没有一天安生日子。
问过父亲，祖父在回邓县之后这十多年靠什么生活，父亲说他也不知道，也许是靠当年在北京工作积累的家底吧。
祖父结婚已经很晚，又没有和大儿子在一起生活几年，即便在一起，也没有照顾小孩子的经验，对于五十岁才得的小儿子，他是怎样的手足无措，彷徨无助，可想而知。曾祖母的娘家姓杨，她的四侄媳妇，我应该叫杨奶奶的，当时只有一个女儿，就说要收养父亲。祖父也同意了，杨奶奶家在南桥店开个杂货铺，卖散酒，杨奶奶平时把父亲放在柜台上，一些过去打散酒喝的人，就逗他喝酒，给他多少，他喝多少，就喝出病来，面黄肌瘦的，祖父看着心疼，又要了回来。
自家的三亩多地被挖成了个坑，种不了粮食，曾祖母的娘家二侄子在外城河的南沿上，也就是老汽车站的后面，开了细细一缕四亩三分的荒地，祖父就在这四亩三分地上种了小麦。父亲说，他记得祖父曾在夜里带着他去这块地割麦子。我少年时也曾无意中去过这个地方，还是荒地，现在可能修成沿河路，但多年没有去过，到底是什么样子，就不知道了。
自家的三四亩地在南阁口向东不足一百米的地方，在我小的时候，南阁路只是一条土路，没有名字，邻里间都叫大路。路北边临大路有两间土墙草房。后面是个院子，记得院子里种着一棵楝树，小的时候，是棵小树，我长大到十几岁，树也长大，有大茶碗的碗口粗，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砍了。院子后面还有一排三间土墙瓦房，西边两间是我家的，东边一间，是本家王文礼家的。房子的后边，还有一个院子，再往后，就是那个被不讲道义的邻居挖走了土而留下的坑。在房子的西边还有几分地，听说在定成份之前，祖父在那里种了葱，祖父被划成贫农时，也因为这块种葱的地，我家成为春风阁村的菜农。
除了听说祖父曾在自家宅子种了几分葱，在城河边上的荒地种了几亩小麦，就再也不清楚祖父做过什么具体的工作。一直到1958年，政府在全县实行三化六集中运动，六十多岁的祖父到花园街的敬老院为老人做饭。所谓三化六集中，即生活集体化，生产战斗化，行动军事化，老年人集中，中青年人集中，学生集中，幼儿集中，耕畜家畜家禽集中，坟墓小锅集中。在这次运动中，所有的私人财产全部被政府以集中的名义没收了，听父亲说，家里有一些很好的家具都是在这个时候不见了。除了家具，还有一些收藏的工艺品，比如父亲说他小的时候见过一把宝剑式样的镇纸，质地很好，甚至还有一方可能相当有名的砚台，以及一些字画，都在这个时候被集中，或销毁，总之，是消失不见了。想来这些，都是当年在魏公馆赏的，祖父对这些旧文艺，也许有着远远胜过后辈如我的鉴赏力。
六集中运动过去后，政府说又归还旧主，但很多东西都已经永远的不见了。祖父和父亲除了抬回一对沉重的睡柜，再也没有找回自家的什么东西。这两个睡柜，是为了存粮而做的储藏柜，两个拼在一起，可以当床用。我小的时候，就睡在这两个睡柜上。
我觉得，一个现代人听到这样的历史，完全无法想象，这个政权在那些年到底都在干些什么，简直是在毫无章法的执政，基本上都是乱搞，而且，尤为可笑的是，现在一些人竟然想象那个时候的官员都很清廉，可以断定这种想象是非常的不靠谱。没有对权力的监督，权力就明的暗地为所欲为。
1956年的时候，父亲十二岁时，得了病，在邓县无人能治，正好父亲在城东金营有一个大老表，他的儿子当时在北京玻璃厂工作，祖父就托这位金老表带父亲去北京，金老表与父亲到了北京找到大伯，大伯还认这个弟弟，送他去了医院。医生检查后，判断父亲得了黄疸，在动手术前要家属签字，第一次见到，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这个同父异母弟弟的大伯虽然有点为难，但还是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这个时候大伯已经二十六七岁，自己也结婚生子了，他十九岁时考进北京财政学校读书，毕业后参加工作，到了56年已经成为财政部门的一个科长。父亲做完手术后康复出院，大伯还有机会利用权力动用一台小汽车载着父亲转了一下北京城。
金老表与父亲回到邓县之后的十年，父亲与在北京的大伯还通过几次信。但文革开始以后，父亲与大伯又失去了联系，后来听说在文革中，大伯可能也受到批斗，再后来工作调动，到天津财政局工作，但再也没有确切的消息。推算起来，如果大伯还健在，已经有八十多岁了。父亲都已经六十八岁，很多事也记不清了。
年轻的时候，父亲可能也想过去找这位大哥，但可能是由于担心会被认为是要去沾大伯的光，就从来没有去过。当然，这可能只是表面的意愿问题，事实上的可能是，父亲从来没有能够积累到去北京找大伯的路费。
对于在北京还有一个儿子这样的事，祖父在很多年里不跟任何人提起，以至于父亲生病送去北京之后，邻居们才听说。父亲认为，祖父不愿提起大伯，是觉得自己抛弃了那娘俩，心中有愧，无脸去见他们，因此才托人送他去大伯那里。祖父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大伯，但家里以前保存有大伯的照片，母亲说，他和祖父长得很像。可惜这些照片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被年幼无知的我们给弄丢了。
在我的感觉中，祖父是非常淡泊的人。在民国初建的时候，他跟随国民政府的官员二十年，自然也算经历复杂，见多识广，但他显然没有利用那些可能多次出现在他面前的机会，为自己谋取最大化的利益。他为人必定忠诚无二，眼光也仅及自己的生活，在一个动乱频仍，社会革命此起彼伏的时代中生活，他也许只是想要一个稳定，完整的家庭生活。但这一点，在那样的乱世之中，也没有可能。
想象中，祖父十七岁外出打工，三十七岁结婚生子，在1930年左右回邓县老家，应该是打算过普通的生活了。但不料，却身陷婆媳大战之中，而他显然没能在这场战役当中采取正确的策略，他并没有在过去的生活中学到过上稳定完整的家庭生活所必需的智慧，他的决定居然送走娇妻弱子，自己单身侍奉老娘。难道说当时的孝道就是不顾自己的未来，而一味的付出么？
在父亲的描述中，祖父是个话不多的人，他平时的爱好，也是在家读书。父亲能够找到的书，父子二人轮流来读。但祖父自认为识字不如父亲多。祖父少年时为人做砚墨书僮，应该在这之前，也读过几年私塾，否则可能不会被选做砚墨书僮。
父亲年幼的时候，由于身体不好，可能是胃疼，经常犯病，每次闹的时候，祖父就背着，抱着，到街上、院里转悠。甚至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还将父亲认一个瞎子堂的瞎子当干儿子，说是抗灾星，但显然是一点用也没有，到了七八岁，也可能十来岁，都没能去上学。
父亲上学以后，可能是因为上学比较晚，是同班同学中，是年龄最大的，读小学时他一直是班长，中学时，也是活跃的宣传委员，会写文章，写毛笔字，还会唱歌，演话剧，高中虽然由于文革开始，没有能够高中毕业，但在当时已经算是一个文化人。
1965年3月，邓县开始刁河治理，工程总指挥朱振强是父亲的熟人，就叫高中还没读完的父亲在治刁指挥部工作，那时候，一个乡镇的民工组建为一个营，父亲就做了城关营的技术员，所谓技术员，也就是对夯土方的质量进行检查，工程分为两期，第二期在年底结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的很多同学都成了红卫兵，在红卫兵大串连一开始，他可能没想到借着这个机会，到北京去看看毛主席。但到了大串联的后期，1967年，他打算借着大串联坐火车、吃饭都不要钱的机会，到北京去看看大伯，但走到郑州，中共中央就宣布大串联结束了。
1967年7月份，河南红卫兵组织“河南二七公社”经中央文革小组表态，确认为革命造反派组织，红卫兵们夺权成功，在邓县成立了三个相对独立的造反派组织：八一八总部，红色造反总部，八一八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联络站。摧资的总部就设在老商业局的院里，父亲在进大门北边的一间屋子里，做了一段时间的秘书，后来又到摧资总部的下属组织农民总部，当了一段时间的秘书，农总设在大十字街南老食盐店的院里，离我家也就几百米的距离。
父亲虽然是在城关镇分部，但总部也常常派他到下边各大区组织召开摧资派人员大型的游行，并代表总部做动员报告。平时则根据头头们的安排，写一些大字报，刷一些大字标语，批这个批那个，有些人就抬举他，说他是当时公认的一支笔杆子。
父亲之所以会去干这个，可能也算是形势所迫，因为大家都在革命，“你不想革命，你就是反革命”，可能是同学朋友参与的比较多，有人介绍，推荐，也可能是各派都在拉夫扩充势力，只要不是黑五类，就塞个“红卫兵”的袖章，不干就有可能被批斗，很多人都是在造反派头头的威逼下，不得不跟在头头们的后面充数。
在各派武斗激烈的时候，父亲有一天被另一派的人抓到，批斗完了被关在一间监狱里，看守们还逼着他跪在碎砖上，据说他被逼跪了一夜，后来，就再也不积极的去闹革命了。
武斗结束后，各派之间开会整合，清算在武斗中做得过火的人，成立老中青相结合的领导班子，城关镇的三个头头几次三番的让通讯员去找刚结婚的父亲，说是要将他结合进领导班子，但父亲觉得自己文化水平、工作能力都不够担当领导职责，推辞不干。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都不理解为什么父亲好像曾经有很好的前途，为什么后来就一事无成呢，没有一份正当的工作呢？知道他有机会进入领导班子，却坚辞不干之后，我觉得非常可惜，因为在我看来，对于很多想当官而没有机会的人来说，这是多好的机会，而如果是我有这样的机会，说不定对领导有知遇之恩式的感激。父亲对此的解释，就是不愿当官，但母亲多次说过，在各派之间打来杀去的时候，他曾被人抓去，跪在砖头渣上跪一夜，被整怕了，更可怕的是，在结婚前一天的夜里，如果不是他出去走亲戚，住在亲戚家没回来，他就被南桥店的几个造反派抓走活埋了，说是活埋他的坑都已经挖好了，就是扑了个空，没抓到他人。可能是因为这些，在那个乱世，他坚决辞不当官吧。
不知道父亲在造反派里做秘书的工作有没有收入，听母亲说，祖父都已经快八十岁了，还到队里出工干活，挣点工分。在母亲充满抱怨的表达中，父亲似乎从来没有意识自己应该挣钱养家。年轻时整天乱跑，不知道顾家。结了婚，家里吃的主要是靠祖父和母亲去挣点工分。这当然是母亲的片面之词。但父亲一辈子不愿做农活，这是他自己也承认的。
我相信别的混造反派的人，在造反的过程中，拿了权，其目的是为了捞好处的。但父亲是出了名的清高，所以，在他热衷于做的活动中，如果没有正常的工资支付给他，他也不会在暗地里混水摸鱼，捞取好处。
母亲对父亲似乎一生都没有什么好感，认定父亲好吃懒做，懦弱无能，如果不是因为有四个孩子，她早就离开父亲另寻幸福了。她觉得就是在自己什么也不懂的年龄，听了外祖父的话，外祖父当时一心要把大女儿和二女儿嫁到城里，有介绍当兵的，但要到新疆去生活，曾外祖母不同意，母亲说起这些来，总是感叹自己的命不好。
大姐在1969年出生，二姐在1970年出生，三姐在1974年出生，我在1975年出生，这些年，父亲嫌在集体干农活不挣钱，不愿意干，找机会到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工程里去工作，比如修焦枝铁路，到南阳市安装路灯等这样的工作，他都和一帮朋友去干。他还曾经在占用了本生产大队的地的棉花仓去背花包，每一个包子都在一百斤以上，在我印象中，体质一直瘦弱的父亲根本干不了这样的活，但在他的回忆里，他当时干得似乎很起劲。
在母亲的说法里，父亲年轻时不干活，只有母亲和年近八十的祖父一天到晚去集体干活挣工分。祖父一直干到1976年去世。母亲说，祖父是主席死的那一年冬天去世的，去世的那几天，天降鹅毛大雪。
在分田到户改革之前，有一段时间，母亲在城关镇办的企业童装厂做童装，童装厂在内城吊桥外几百米的街边的土坯房里，母亲去上班，也曾带我去厂里，我和几个同龄孩子在车间里或工厂附近窄窄的土墙巷道里跑。那个时候母亲可以说是心灵手巧，她从童装厂捡一些碎布，拼成各种图案枕头套，甚至还做过书包。我们只会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有在商店买的新军用挎包，一点也不会珍惜母亲耗时费力，纯DIY做成的算是工艺品的花书包。
在1982年推行农村经营承包责任制，分地之后，她相信种地一定能养家糊口，就辞了工作专心种地。但父亲从来都嫌弃干农活，他总是想办法干一些挣钱更容易的工作。他说，曾经在淅川设在邓县火车站的煤炭转运站拉煤，虽然很费力，但挣的钱比挣工分强的多。我三四岁的时候，他还在火车站的食堂里做饭，主要是蒸馒头。母亲说他蒸馍的揉进去太多的古碱，难吃死了。
刚分地的几年，父亲开了间茶馆，母亲说他开茶馆不赚钱，还结交了一些狐朋狗友，让他去地里干活，他不干，全家的重担都压在母亲身上，母亲怨言很多。后来，父亲与一个在农业局当农艺师的朋友的已经工作的大儿子，合伙开了一家种子销售店，就在前面临大路的土坯房里。后来要扩路，土坯房拆了，建了几间石棉瓦房，轧了一段时间面条。但做这些，在母亲看来，没有赚钱的。后来，可能是88年的时候，他与人一起，带着几千元钱到广东进甘蔗种，但没有进，却到武汉进了一车鱼回邓县，结果过年前全家人上街卖鱼，最后还是亏了几千元。
在我读小学的三四年级的时候，父亲曾经花了很长时间写一个电影剧本。好象名字叫《谁是A》，大概是反特一类故事。但写完之后，无人理会，后来就再也没有动过这样的念头了。
父亲一生清高，但典型的志大才疏，好高骛远。他嫌弃干农活，觉得当农民丢人，可惜却因为祖父开荒种地，划成分被划成了农民，因此一直有怨言。他有机会当官，但自己却因为害怕从政的争着而放弃了。他想经商赚钱，但没有成本与利润的最简单的意识，所以，做生意想长期做，几乎没有可能。他想从文写剧本，但没有机会找到投资方，尝试之后，也就放弃了。
在家里，父亲和绝大多数他那个时代的父亲们一样，是一个暴君，但在外人面前，父亲绝对的彬彬有礼，似乎满腹经纶。父亲没有能够承担起养家的重任，母亲对此一直有抱怨，父亲对此还不体谅，认为母亲总是提一些旧事，太气人。两人之间经常吵架生气，到老了，仍然如此，实在是不幸的婚姻。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我从小就立志，一定要让家人过上较好的生活，一定要赚钱养家，一定要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我似乎是做到了百分之七十。
很可惜的是，我也如同父亲一样，志大才疏，好高骛远，否则，也不会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写这样一篇几乎没有可能赚到稿费的文章。
但有一点，我绝对改变了，我绝对不会再是一个对外人讲礼仪，对家人讲专制的男人。我要求自己是一个有承担，讲公平，求真，赏美的人，希望自己的一生是向善的一生。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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