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宁：《归去来兮》选读：华山路1928号
《归去来兮》选 读：华山路 1928 号
－－作者：唐宁
临行前两天，冯震福去房管所办手续，将父亲早年购置的私宅上交給公家。房屋地址在华山路 1928 号，是一开间的街面房子，进深直通后弄堂，是冯老爷子早年所购置，位于现今的徐家汇港汇广场边上。
徐家汇是上海的重要地标。明代大学士徐光启在这里活动，其家族也在此繁衍生息，商贸日益繁荣。 1949 年间，徐家汇华山路段有 191 家商店，多经营服装鞋帽类日用品，冯家早年购置的房产也在其中。长方条形的屋子被隔为三段，朝南沿街开设了日杂货铺，冯家人居住在中段，后门有小间住着租客，解放前夕物价飞涨难以控制，冯家将租金设为每月一斗米的市价。冯老爷有两个儿子，老大在北京工作，小儿子冯震福是上光厂 6 级技工，两人对做买卖均无兴趣。解放后，前面的店铺被国营公司征用，开设日用品杂货商店，还挂有店招。老冯一家从后门弄堂进出。
解放后，因业主出走、迁徙或上缴等变动，上海的民宅多归国有房管所和企事业单位管理。租户只要做过登记，向管理单位缴纳租金，便有长期居住权。当户主迁离上海，把户口注销后，住所就归由房屋管理单位重新分配。冯震福在内迁时，是将私宅做的公房式的处置。但是，在房管所签字办结时，办事员却对他说： “ 你要付 200 元钱。 ”
老冯一愣： “200 元，是什么钱？ ” 办事员说，是装修店面的钱，你先付掉，回去再和杂货公司结算。老冯说这店是公家开的，为啥要我付修理费？我房子都交給你们了，还叫我付钱？他一生气，扭头就走了。
此刻，女儿冯敏是天平路小学一年级新生， 5 岁的儿子冯民甲，要再过 15 年才懂得，父亲一怒之下那个转身，对他意味着什么。虽然还不识字，小民甲却能完整地背出家庭住址：华山路 1928 号。原来这年夏天，小弟弟曾走失过一次，母亲和姐姐在附近遍寻不见，就去派出所报了案。那时还没有人拐卖儿童，小弟弟独自一人，竟走到市郊北新泾一带，被路人送进了派出所。弟弟说不上家庭住址，只说弄堂口有很多店，也许就凭这个线索，警察就和徐家汇派出所联系上了。回家路上，小弟被父亲逼着反复吟诵： “ 华山路 1928 号，华山路 1928 号 ……”
命运給装配工冯民甲的安排，是消耗他十年的时光，搬回从前的家－－华山路 1928 号。
他爸爸冯震福是上光厂高级技工，月工资 90 元。冯师母沈雪英是家庭主妇，以 60 元家用，就把一对儿女和家中吃穿用度安排得十分熨贴。老冯闲时和工友钓鱼、打球，喝点小酒；每周修一次脸，双周剃个头。这样的高级技工，当年都很受人尊敬，于是就有点骄傲的小脾气。内迁前去房管所上交家里的私房，管理员要他缴纳 200 元修理费，老冯说，房子都給你了，还要我付修理费？于是转身走了。
冯民甲：
我们去贵阳后的第五年暑假， 1971 年，姆妈带我和姐姐乘 71 次火车回上海。那趟车从重庆出发，我们上车后没有座位，就在厕所边的车门内坐着。那时火车烧煤， 3 天乘下来，鼻孔都是黑的，身上能搓出泥条子。到了上海北站，姆妈买了两块简装小冰砖，那个味道到现在我都记得，哈根达斯都没有那么香甜。姆妈带我们去西郊公园看动物，在公园里吃中饭，点了一只小白蹄，我和姐姐狼吞虎咽很快就吃得精当光！我们住在姆妈唯一的兄弟我舅舅家，在七宝镇还要下去 3 公里，从火车站出来转几趟车，斜穿上海，花了大半天。我和姐姐都问妈妈，为啥不住我们自己的家－－华山路 1928 号。姆妈说，房子被你爹爹交給国家了，现在那里是国营杂货店。以后的每年暑假，姆妈都带我们到上海白相，趟趟都很开心，回到新添寨，要有三个月想不通。上海这么好，阿拉为啥要去贵阳？有些爷娘积了点钞票，就把孩子送去上海过暑假。他们不晓得，越是回上海多的小囡，是不想在贵阳呆下去的。
我在新光技校毕业后进了装配车间，接触的还是这些老面孔。厂里都讲上海话，贵阳人也叫这里是 “ 小上海 ” ，可是我晓得，这里和真实的上海差距有多大。有时我抱怨爹爹，为啥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相信不少家长都碰到过这个问题，面对长大的下一代，他们的解释已经没有说服力了。有天吃晚饭时，爹爹咕了一句，徐家汇的房子应该还属于我们家的。啥情况？我马上追问。爹爹回忆起当初交房的情景。我家房子的街面部分，解放后就被国营公司开了店，他们装修门面都叫房管所搞，钱要算在我家头上，爹爹当然不肯付。最后他没有签字就转身走了，后来还收到过房管所催他回去办理交房手续的信，他没有理睬。听完之后，我就激动了，我要把房子讨回来！
我马上回上海，去徐镇路房管所查问。跑了几次，办事员找出了土地证和产权证，承认房子仍属于冯家，还給我开了证明。我拿着证明找开店的上级公司，他们却不肯归还，还打官司告我们。法院审判判决书下来说，我们全家都在贵阳，房子没必要归还給我们了。家人看到判决书，觉得房子要不回来，就说算了吧。但是我不服气！那时我 20 岁出头，年轻气盛，装配车间每到月底就加班，我积了很多假期，决定请假回上海去搞个明白，姆妈也跟我一起回来了。我们这回不去七宝娘舅家住了，直接把铺盖放进了杂货店。这间店面宽 4 米，长方形的屋子有 50 多平方米，挂牌叫徐汇区土产杂品公司第五门市部，卖扫帚拖把、棉花胎和锅碗瓢盆。店里人没想到我们不服判决，还跑到上海，住进了店里。大概是担心丢失货物，就派人轮流值夜。店员劝我们说，这么多年的政府商业网点，哪能说关就关？民警也三天两头跑来训斥，如果我们不在，就叫人传话让我们去派出所。法院还来人强制执行，把我们铺盖扔到街上。我晚上回来，把被子拍拍清爽再搬进去，就这样进进出出好几趟！有一次铺盖又被扔出去了，我实在不服气，弄了纸笔，把这件事写上白报纸，贴在店门口。门前是个公交车站，许多人就在那里一边看一边议论。但他们还是没有归还房子的意思，我们的压力倒越来越大了。上不了户口，没有购粮证和购物票，在上海很难过日子，我舅舅在乡下买点农民轧的米，煤球煤饼靠老邻居借了煤球卡买一点。爹爹退休后去宁波打工，来维持一家开销。我唯一的姐姐冯敏和吴志良在新添寨结婚时，家人都没能过去。我们被这个事搞得大伤元气，买张来回火车票都觉得太贵了。
我每天去 “ 五门 ” 的上级公司讨说法，办事员坐在那里喝茶看报，不理睬。我心想，只能豁出去了！一天下班后，我悄悄跟在这人后面，记下了他家的门牌号。第二天晚上敲开了他的家门，他吓了一大跳，说你怎么来了？我说白天谈不好，只好晚上来寻你咯。没有任何出格的举动，他也明显感到了压力，口气软下来，最后客客气气把我送走了。其实我心里很害怕，也不想这么做，是现实把我逼到这一步，事实上也起到作用了。没多久就接到通知说，公司先借一个房子给我们居住，带我去了襄阳南路，也是一个店面的楼上， 20 个平方米一间房子，叫我们搬去那里，让 “ 五门 ” 继续营业。我和姆妈就同意了，当时要求真是低啊，只要在上海有落脚点就满足了。我们把被头铺盖和烧饭家什搬上一辆黄鱼车，住到那里去了。
我家在徐家汇的私房，前面是商铺，后间在解放前就租给一户姓刘的人家，月租一斗米。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好多人家把大于 200 平方米的私房都上交了，我家房子不到 200 平方米，就没上交，但也不能收租金，房客把钱交给房管所。地契和房产证还給我家之后，房管所也不收月租了。房客家的第二代小姑娘，就把钱存在折子上，要一并还給我家，还希望我去她工作的唱片厂证明一下，她属于无房户，我答应了。那时的单位都管住房分配，后来唱片厂給她分了房子。
几年后，土产公司在广元路我们家附近造了一幢住宅楼，租给我们一套上海人叫鸡头犄角的小户型，半个窗户被楼墙遮挡着。不过也因为有了住房，我在上海讨到了老婆，是老邻居熟人的女儿。那时像我这样的外地人，要讨上海老婆是有难度的。我丈母娘大大咧咧也不计较，邻居一介绍她就同意了。但这套房子也不是白住的，我每月付房租給土产公司，第五门市部也每月付我 200 多元租金。我觉得这价格不太合理，但是再商量也没结果了。在他们公司改制时，商店都由个人承包经营了，可能知道 “ 五门 ” 产权有争议吧，没人要包这个门市部。有一天他们找来说，房子彻底还给我们。这是 1995 年，我千辛万苦努力了十年都不成功，在我绝望时倒有了结果，我当时呆如木鸡。然后他们说既然房子还給你们了，那你们也把现在住的房子还来。我说好，来不及多想就动手搬家。我们家都是老实人，这么大的私房借给公家开店 25 年，照理这广元路的房子，也该給我们住上 25 年吧？我爹爹说，既然还来了，我们也还掉。爹爹有脾气，更有骨气，从不想占公家便宜。如果我们继续租住，不出几年公房改制，按照通行的做法，就付钱买下了。徐家汇的住房，现在都是天价了！
从 1981 年开始搞房子，到真正拿回属于我家的私房，这十多年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间。之前我在和李虎毅一起做新产品装配，工作蛮有劲的，回来讨房子之后，就没再好好上过班。那些年我承受的心理压力，多少冤屈都没处可讲，想想就伤心 …… 如果没去贵阳，文化大革命一结束，我自己开店做生意，一定是有机会的。现在回上海，没有朋友没人帮忙，孤掌难鸣。房子还回来后，我先把门面借给人家开店， 3000 元一个月。过两年收回来給我老婆卖服装，那时爹爹也坐在店里看铺子，还觉得很满足。但好景不长，徐家汇开始动迁建造商务楼，分了两套房子給我家，在当时很偏僻的龙水南路上，再给了一些补偿费。我们把房子换到漕溪四村，那里离徐家汇近一点。
我的户口是 1997 年报回的，那时我已经结婚 7 年，儿子 5 岁了。当时夫妻分居投靠老婆的话，老公必须是无业人员。我只好写辞职报告，把时间再往前推几年。我户口报进后，爹爹姆妈再投靠我回来。刚刚忙停当，房子就拆迁了，我们再搬去表姐家过渡。这么搬来搬去折腾中，爹爹生病了，腹部发现肿块。检查时医生们用上海话讨论，以为这个老头是外地人，其实我爹爹是地道的本地人。知道病情的第二天，他就不怎么吃东西了，也不去治疗，我知道他想省钱。从前爹爹被工友叫 “ 高工资 ”“ 高工资 ” ，晚年为了谋生去外地打工，最后像许多新光老人一样，穷到舍不得花钱。姆妈在厨房烧红烧肉，他过去闻闻味道就跑开了，还说不饿，不想吃。新光厂还有几位老人得了癌症，也都不治疗。有位王师傅查出肺癌后，叫儿子买条中华牌香烟，在家慢慢享受，一条烟还没抽完就走了。这些老人很勇敢，自己已经沦为底层的穷人了，就用这办法来对付烧钱的绝症吧，反正早晚都是死，不能把家人再拖累了。最后我抱起爹爹送医院时，他已经瘦成一把骨头，走时只有 70 岁。姆妈在贵阳做过十多年家属工，没啥劳保基础，后来中风偏瘫，还好户口回来了，政府有居家养老政策，每月給 600 多元补贴，请个保姆都不够，我和老婆轮流陪护。我儿子在医学院读硕士，靠在深圳工作的姐姐和姐夫贴补姆妈。
我的身材和爹爹一模一样，都是 1.75 米，我身上这件茄克衫也是爹爹的。爹爹一直到走都很怀念贵阳的老同事，通讯录上记着很多电话号码，时常给老朋友打电话联系联系。我有很多贵阳发小，但我不和他们联络，我不愿意再回想那些年。爹爹是有过骄傲的和体面日子的，我没有。有时闷得慌，我就去漕溪公园打牌，到社区舞厅跳跳舞，全是不搭介、也不会深交的人，反正这一生就这样了。
转自《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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