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燕：当年贫下中农是这样“再教育”我们的
当年贫下中农是这样“再教育”我们的
－－作者：唐燕
一
我1968年9月到内蒙农区土默川插队。
我们村是个主要由三大家族25户人家组成的小村。一个大家族是李姓蒙族；另外两个是汉族，分别姓何和高，是明清时期从山西移民过来的。
当时村里总共200来口人中，只有三位有初小文化，其中两位当了队里的会计，还一位在村小学10来个娃娃组成的复式班里当个混事的老师。此外，还有一位是曾在山东搞美术的被发配来的右派，姓禄。其余全是“睁眼瞎”。
下乡不几天，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极令人震惊的“现行反革命”现象：男老乡统统用毛著纸卷烟抽，女老乡则纷纷用毛著纸剪鞋样。这些用珍贵的圣经纸印刷的上百本毛著据说是不久前“城里人送来的”，他们理直气壮地反问我们：“俺们不识字，哪看得懂？”
在短时间即对我们解除了戒心后，他们说：“林彪是个奸臣，周总理才是忠臣。毛主席这回看错人了，要倒霉。”还问我们：“毛主席的军师是谁？”我们觉得这些贫下中农不仅真反动真落后，还真可笑，“毛主席那么伟大，哪有，哪用得着什么军师，你们古戏看多了吧？”
三年后的九。一三事件使我们目瞪口呆，对他们刮目相看。
可是在林彪当年到底是蒙冤还是叛逃仍然令人不解的今天，他们是对还是错？这些大字不识的农民其先知先觉从何而来？难道真是源自听古戏？
二
说起看戏，那个年代当然绝对没有什么古戏可看。偶尔旗里的晋剧团下乡巡回演出样板戏，我们那个小穷村也请不起，只能早早吃过晚饭徒步到请得起剧团的临近大村去看。站着看完早知剧情的样板戏后返回时，还得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伸手不见五指的10来里夜路，很是辛苦。
其实，老乡们更愿意农闲时聚集在老张那里吹拉弹唱。老张是我们村唯一的五保户，五十来岁，个子不高，眉清目秀，相对白静的脸上从不长胡须。他跟高家何家都不沾亲带故，他无妻无子无家，但也无病无灾，却被村民们心甘情愿地养着。后来我们被告知他曾是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一点儿农活都不会干的戏子，他的住处竟然是村里没有文化的村民们向往的”文化娱乐中心“。
虽然我们对晋剧，山西梆子之类从未接触过，起初对他们的唱词也听不懂，但在连一张报纸都没有的文化沙漠里，那时而高亢时而幽怨的苍凉曲调不能不渐渐吸引了我们。他们唱的都是旧曲儿，唱得最多的是我们当时一无所知的《走西口》。那首著名的民歌道出了当初移民潮中一对山西小夫妻生离死别的不舍和悲苦：“哥哥你走西口，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走西口》歌词其实版本繁多，他们唱的多属黄段子。一开始，特别是在我们女知青面前他们还有所避讳，后来则毫无顾忌，每每都唱得如醉如痴。
我们的性知识也正是通过这些黄段子，加上不时看到城里不得见的猪马牛羊交配，当然还有老乡们或真实或开玩笑时常常挂在嘴边骂人的脏话，才得以启蒙的。
我们那里村村都有不少娶不起媳妇的光棍，兄弟俩或明或暗地娶一个媳妇；某个光棍借别人的老婆生了个自己的孩子，从而有了后代的事时有发生。这当然不符合婚姻法，但面对老无所依的农村现实，我们对各类光棍们充满了同情。
我们邻村一个老初二的女知青（崔XX，当年只有17岁），下乡没多久就在一天傍晚，当她独自走在村路时，被一个色狼拖到旁边的庄稼地里强奸了。可怜她当时毫无性知识，更不懂得性防范，只以为对方是想要她的命。当她踉踉跄跄回到知青点，哭了好久才终于无比屈辱悲愤，无比羞耻半遮半掩地告诉同伴们后，那些同样是性盲的同学们最终也没完全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后来这事被上报到旗里。可是由于当时事发得太突如其来，她受到太大的惊吓，加上天色已黑，她竟不知那色狼长什么模样！她的精神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极大的刺激和摧残，后来被病退回北京。
我们从小性知识，性防范教育的缺失，竟是通过这些方式被贫下中农“再教育”了。
三
忆苦思甜是我们初下乡时再教育的必修课。当贫下中农声泪俱下地给我们忆苦时，竟控诉的是大跃进时饿肚子之苦。
我们问：“难道大跃进时比解放前还苦吗？“
他们说：“解放前饭总是能吃饱的。”
“给我们讲讲解放前吧！”
“解放前不饿肚子，地主对长工，短工也都仁义。就是土匪闹得凶，从大青山下来的土匪可灰（坏的意思）了，半夜三更闯进屋，什么都抢，连枕头都不给留下一个。”
“他们不是只抢富人，不抢穷人吗？”
“穷人富人都抢。感谢共产党毛主席，现在没有土匪了，就是有时吃不饱肚子。”
队里每年生产的粮食要先交公粮，后卖余粮，剩下的才是村民的口粮。国家规定每人每年的口粮是360斤原粮（带皮壳）。在缺油少肉的年代，尤其对那些每天劳动强度极大，正长身体的后生小子们来说显然远远不够。当时老乡们应对粮食不足的办法之一是晚饭只喝稀粥，喝了大碗稀粥后，立即上炕睡觉。他们说，睡着了就不知道饿了。在这种情况下，每年秋收时各生产队向公社瞒产私分是普遍现象，是公开的秘密。
我们知青第一年是用安置费到旗里粮店买粮吃，那时我们对村党支部书记的微词颇为吃惊，当然也持否定态度：“什么斗私批修，没有私咋能行？没有私就都饿死球了！”很快，我们就意识并亲身体验到我们和老乡是利益共同体，就帮着队里出馊主意，以便更多地私分瞒产。可是遭到了他们的拒绝：”不要过分。“
有一次，我们怀疑会计假公济私，向书记告发，他却说：”当会计的哪能那么干净？要是你们这些文化高的当了会计，会更贪，贪得会更悄悄秘秘的，让人不觉察，还不如他呢。“显然，这些话是对自认为纯洁的我们极大侮辱。但仔细想想，却不无道理。
四
多年后我们才悟到，书记对会计这事的态度，与其说是包庇，不如说是宽容。
在插队的那几年里，我们基本上没听到过男老乡之间互说是非，更没见过他们吵架打架。大姑娘小媳妇之间有时搬弄点家长里短，往往遭到家里男人们的训斥，不许她们小肚鸡肠惹事生非。这并不是说村民们相互间没有看法毫无成见，而是包容迁就隐忍是他们的做人准则和生活常态，“人人都有自己的脾性，五个手指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他们也尽量不做过分的事，尤其在物质分配上，做到尽可能地公平。要是哪次某家不可避免地沾了点便宜，下次就主动吃点亏。他们说什么都自己占先，小眼薄皮的，我们这么小的村，祖祖辈辈能祥和地过下来吗？家族间一旦有了仇就是世仇，谁也吃不消。
高何两家私下里常说，俺们占了人家的地境。这种根深蒂固的地域观念使他们永远觉得亏欠了蒙老乡。有资料显示：16世纪30年代，土默川王爷阿勒坦汗对南逃来的汉民悉数收容，妥善安置，“汉种蒙地，蒙取汉租，各得所需，两有相济”。实际上，多年来蒙老乡向汉老乡学到了农耕技术，从而过上了更有规律有保障的生活，他们是心存感激的。蒙古族最大的特点即豪放，好客，我们从没看到他们在汉老乡面前有什么优越感，更没见过他们恃强凌弱。
我们村因为一向太小太穷，竟然连一个地主富农都没有，全村除了两户中农都是贫农，下中农。这不免令未能看到现实生活中黄世仁南霸天的我们感觉遗憾。对唯一的“坏分子”右派老禄，他们也没有阶级斗争那根弦，从不在政治上歧视，平等相待。
村里这种温和，节制，中庸，向善的和谐气氛和我们刚离开的充满阶级斗争火药味的北京形成鲜明对照。对我们当时和以后的人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
无疑，知青都是喝狼奶长大的，特别是刚刚接受过文革的洗礼，下乡后我们身上都程度不同地带着狼性，以极左为能事。
下乡不到一个月，我们公社黑河大队一个地主死了，不仅他自己的子孙，而且全村的远亲近邻都准备好按惯例要给他“大”办丧事。这种“丧失阶级立场”的举动激怒了刚下到村里的知青们。他们毅然通知公社，要造反，要把第二天的葬礼开成批斗会。这一决策得到公社领导的批准，并通知公社各大队知青第二天统统到黑河参加这个现场会。我们公社十个大队中只有我们大队把这个通知“贪污”了，我们没能上成那堂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课，更失去了难得的下乡后第一次知青聚会的机会，十分气恼。事后当我们询问书记为什么不通知我们时，他却轻描淡写地说：“那样有啥意思？我是为你们好。”见我们还梗着脖子，又说：“你们以后会念我好。”
我们下乡两个多月时，整内人党的浪潮波及到了土默川每个板申（蒙语：村庄）。开完动员会回来我们依文革惯性蠢蠢欲动，但看到村里不仅没一个老乡出头，还人人对我们避而远之，加上深感那些大字不识老实巴交的蒙老乡实在不配当“罪大恶极”的内人党员，便不了了之了。
我们旗里H公社H大队的知青参与整内人党热情太高涨了，可能他们大队领导实在没辙了吧，就把知青的花名册公之于众了。当时我们知青的档案都存放在旗知青安置办公室，每个大队只掌握知青花名册里的内容：姓名，性别，年龄，出身，政治面貌。不言而喻，“出身”是知青的死穴。大队部的这一做法与其说是对广大村民广而告之，不如说是对知青本身的震慑：知青的出身太上不得台面了，工农等红五类少之又少，全是职员，伪职员，资本家，右派，叛徒，特嫌，国民党部队起义人员等等；更可笑的是居然还有一个“奴隶主”。那是一个父亲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藏族同学的“桂冠”（据传后来其父为此事震怒，此后该同学出身一栏成了“问中组部”）。贫下中农以这样的举措“再教育”了这些知青，从此他们的革命狂热消退了。
我们公社N大队知青L，下乡后表现积极，不仅入了党，还成为内蒙古农牧学院农学系首批工农兵学员。这个学校和专业是她自己选的，意在学成后仍回农村扎根一辈子。她说到做到，果然74年毕业时回到我们公社。当时正值原内蒙三司造反司令G任我旗第一把手，G立刻将她树为知青典型。她被任命为我公社书记，此后更加豪情满怀，带领全公社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无论学大寨，还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步步紧跟。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口号下，她下令把众多农民花了大本钱，辛辛苦苦种在各家自留地里的经济作物党参统统拔了个精光。粉碎四人帮后，自治区领导没有忘记这个曾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的知青典型，把她接出来安排到城里当了生物老师。她走时知青已所剩无几，社员们对她的离别既不理睬，更没欢送。那天早上当接她的车开到村口时，她突然看见一位挨过她整的老乡正在那儿拾粪，就要求司机停车。她下车走到那位老乡跟前真诚向他告别（道歉？），突然那老汉的儿子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上去就给了她一个耳光！
就这样，贫下中农结束了对她，也是对我们的“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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