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斋主：知青骀荡的返城风
知青骀荡的返城风
－－作者：四书斋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场以原北京知青为主体的要求返城运动在山西和北京两地大规模开展起来，在这场运动中，留在山西的原北京知青在北京和山西各地采取了上访、静坐、集会、游行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时震惊了中外，世界各地媒体纷纷报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运动是1949年后公民自发组织起来争取自己权益的第一次大规模运动。关于这场运动陈兵先生的《山西原北京知青返京问题解决纪实》讲的很清晰，值得一阅。
笔者近期收到了一份有关这次运动的档案材料，是山西省冶金建筑公司对这次运动整理的档案材料，而这个单位所在地－－临汾地区由于聚集的在山西的原北京知青最多，因而成为了这次活动的中心，从档案材料上看省冶金建筑公司的原北京知青是这次知青返城运动的主力军之一，涌现了几个头面人物。这份档案一百多页，分28项装订成册，目录为：
1、关于对原北京知青赴京上访及各次机会的基本情况汇报；
2、补充汇报；
3、知青要求返城的情况；
4、与刘文波谈话情况；
5、关于北京知青的近况；
6、需要查清的几个事；
7、关于进一步做好原北京知青工作的具体意见；
8、省委工作组冶建会议纪要；
9、北京知青调入情况表；
10、原北京知青花名册；
11、各单位知青情况；
12、黄宝申给公司来信；
13、张永生同志给公司党委的来信；
14、万昕“事情的原委”；
15、临地知青给临汾地委的信；
16、致北京市委信访办公室及山西省委办公厅信访局的公开信；
17、致各界同胞书；
18、京津知青在山西发起万人签名活动；
19、知青简报（2）；
20、知青简报（3）；
21、知青简报（6）；
22、省委办公厅“每日信息”（6）；
23、省委办公厅信访局文件第8号；
24、北京市信访局给山西省信访局的信；
25、临汾地委为原京津知青解决实际困难的情况；
26 转发中央省委领导同志的批示的通知；
27、关于进一步做好原北京知青工作的措施；
28、北京市委信访办主任赵祜讲话记录；
从目录上看这份档案实际上分了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冶金建筑公司对这次知青返城运动所做的安抚工作和本单位知青的状况；第二部分是保留了原北京知青在这次返城运动中的一些原始文件；第三部分是保存了上级单位对这次运动所发的文件。这三部分材料中，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最为重要，一方面是通过这两部分内容可以明显的看到知青的诉求是如何被推诿和压制的，另一方面这两部分材料存留下了这场运动的珍贵历史资料！
笔者根据这份档案资料和可以查询到的有关资料，对这次知青的集体上访的返京运动进行一个概括的描述。
一、知青返京运动事件回顾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知青总人数达1600万人。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这之后绝大部分知青通过各种途径返城。但也有一些不符合返城规定的留在了当地，以山西为例，1984年尚有1万多北京知青留在山西各地。
1984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就要彻底否定“文革”》，山西省原平县几个北京知青敏感地感觉到可以通过中央的政策争取回京。他们认为：彻底否定文革，就应该否定文革中的“再教育”，否定“再教育”就要否定“文革”式的“上山下乡”运动，否定了“文革”的“上山下乡”，回京就有希望。1984年10月，原平平县知青代表写了要求返城的公开信，发往北京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各部委、各新闻媒体和一些知名人士，12月《人民日报》海外版摘要转载了信的部分内容。同时，离原平最近的忻州知青与原平知青一起组成了上访代表团赴京，开始了第一次上访。这场轰轰烈烈的返京运动开始。
1985年元月12日，在北京知青聚集最多的临汾知青们五百多人在临汾钢铁厂灯光球场集会，在会上宣读了给北京市的公开信，选出了赴京上访代表，提出坚决返京的口号。并集资选出代表到北京上访。
1985年4月，山西的北京知青以过去分地区上访形式开始转变为全省联合上访。4月16日下午，北京市副市长接见了各地知青代表，但未达成协议。22日－29日北京知青几百人在北京市委门前开始了长达8天地静坐活动。因事态扩大，多家中外媒体到场采访，多家外国新闻媒体向全世界连续报道了这次静坐事件
1985年4月29日下午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等领导同志接见了静坐的全体知青。李锡铭、陈希同非常严厉地批评了知青，并指出他们的静坐给国家声誉带来影响，破坏安定团结大好局面，“上山下乡”大方向是正确的，如果有问题在当地解决。市委领导的接见讲话，给静坐的知青们当时以意想不到的打击，随即返回了山西。随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央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及全国部分报纸报道：北京市委妥善处理了一起静坐事件。与此同时山西各地在公安部门参与下对知青头面人物进行全面调查。
1985年6月，山西省委、省政府做出包括知青亲属农转非等解决北京知青困难问题的六条决定，暂时缓解了知青在山西生活的部分困难，但知青返京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彻底解决。
1985年7月中旬，在临汾公园，临汾的北京知青召开了静坐结束后的第一次知青集会，大家认为：明明我们是“文革”的受害者，上访一下就被扣上“文革遗风”的帽子，心中不能服气。
1985年8月各地的知青代表开始新的上访，同时为统一协调，及时交流，又建立了全省京津知青返回家园活动信息交流例会制度，会议常设地点在临汾，每月由各地区派代表到会交流情况，统一部署。
1986年1月12日上午，临汾的700多名京津知青聚集在平阳广场集会，随后，“在京津知青坚决要求返回家园”、“我们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的大幅标语引导下，开始了山西京津知青史上的第一次游行。
1986年1月，山西省从各地北京知青中找了几十个平时听话，对返京兴趣暂时还不太大的知青组成了一个名曰“好儿女志在四方”汇报团，在全省各地及北京进行讲演汇报，以抵消知青活动的影响。
1986年元月为防止知青上访，山西省委办公厅、公安厅下发《关于制止北京插队知青集会、上访闹事的通知》，文件指出“公安机关对挑头闹事者，要立即澄清每个人都情况，并掌握整理他们的材料，根据当前的表现，分别情节，由党委和公安局出面，找他们谈话或传讯，进行警告，指出他们的错误，如果不听劝阻和警告，继续挑动闹事，请示党委予以收容审查。”
1986年2月7日（腊月二十九），在京的知青六百多人在北京市委门前集中，举行了一次奇特的拜年仪式，宣读了拜年信，知青代表给北京市委市政府送上把17个土豆、5斤小米、2斤红枣、两瓶老陈醋。市信访处的人把礼物收下，随后知青们点燃了爆竹，一时响成一片，震耳欲聋的，北京市委门前发生了自1985年4月静坐后的又一次知青活动高潮。拜年活动后，组织拜年活动的知青头面人物遭到公安局拘传，受到审问。
1986年3月开始为了加大知青返京杜宣传，知青们自发集资印发《知青简报》，刊登各地知青活动的消息和批驳文章。
1986年4月13日，忻州地区五百名知青举行集会，宣读了《致中共中央及各级政府的公开信》，号召同意此信观点的知青在上面签名，发起了全省万人签名（又称“万民折”）活动。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征集到知青签名6900余人，可以说当时仍留在山西的北京知青，大部分都签了名，最后制作了有80多页的“万民折”，装订成厚厚的一本。“万民折”复印了50份，由36名知青分为6个小组进京递交国家最高机关和新闻媒体。
1986年7月21日下午，山西各地知青代表再次上访并受到北京信访办主任赵祜接见，赵祜接见时指出目前对于知青返京问题还没有新的精神。
1986年10月26日上午九点，连夜赶来的来自全省各地的京津知青代表近千人聚集在太原火车站，经过简单的布置，近千人排成四列纵队，由八名知青组成前导队在前引路，队伍由车站广场出发，浩浩荡荡经五一广场、迎泽大街、解放路向省委所在地进发。知青们挥舞小旗，振臂高呼，沿途围观者不下十万。中午十二点，游行队伍到达省委门前，一知青头面人物宣读了致省委、省政府的公开信，并递交省委办公厅主任。
就在知青活动逐渐升级的势态时，1986年12月4日，北京发生了大学生游行的事件，这给知青活动带来复杂的情况。九名知青核心人物在山西忻州研究下步知青活动的部署，有的知青主张：“八五年在北京市委搞了静坐，八六年在北京市委搞了拜年，八七年春节快到了，干脆在北京搞次知青游行，何况有了上次太原游行的经验，让知青活动造成更大声势”，也有的知青反对：“目前形势复杂，大学生在北京刚游行完，游行管理条例开始实施，我们的游行有违法的嫌疑。”双方各抒己见，争论非常激烈。最后对是否在京游行进行了表决，以5：4的微弱多数取消了在京游行行动。会后，各地区知青同时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及北京市委发出电报：山西北京知青要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事后，公安部内参上写到：知青在忻州玻璃厂某知青家以5：4 的微弱多数取消了北京游行。
1987年2月2日，正月初五，二十二名知青代表再次到北京信访处上访，知青们提出了解决知青的十六字方针：允许回京，鼓励留下，统筹兼顾，综合治理。
1988年10月15日，北京市劳动局、公安局、教育局、粮食局联合发出关于解决在外地的原北京下乡青年子女回京就读入户问题的通知（京劳青发字[1988]496号），规定每户知青允许一名未婚、未就业的子女将户口迁入北京，办理转学或就业手续。接着，知青子女陆续返京，后来有关部门默认知青本人只要在京找到接收单位，北京市允许户口迁入，而且如果夫或妻不是北京知青的，也可一同户口迁京，有的知青有两个子女的也给解决了北京户口。知青们的目的完全达到了。
（以上内容绝大部分转自陈兵先生的《山西原北京知青返京问题解决纪实》，在此向陈兵先生致谢！）
二、知青的声音
在这次集体上访运动中，知青们通过多种渠道向社会和上级部门提出自己的诉求，知青中不乏有才情之人，他们写了大量的文章，自费印制各种宣传品，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知青简报》和万民折。在这份档案中保存了几期的《知青简报》和呼吁发起“万民折”的倡议书，在这里我照录一部分，供有心研究此段历史的学者参考。
致各界同胞书
您可能还记得在那动乱的六八年底，从北方开来的一列列装满青年学生的列车吧，人们用茫然迷惑的目光看着这些尚未成年的青少年，来到这陌生的山西大地。他们干什么来？说他们干什么都不像，反正那个年代怪事太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那些孩子就是今天的我们，在文革期间被再教育运动从京津驱赶到山西的原京津知青。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文革鼎盛时期的六八年底已最高指示的形式向全国发布的，当时全国用所谓“上山下乡”的名义掀起狂潮进行忠实响应。
日出日落，十八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自觉不自觉地执行这一精神的亿万名青年学生，以自己的青春年华对其进行实践的结果证明，整整一代人被愚弄，惨遭迫害。
当人们醒悟到上当受骗的时候，就以各种形式、方法、借口，从各个角度共同抵制、对抗这一祸国殃民的再教育运动，时至今日，知青所剩无几，人们有目共睹。大量的电影电视小说用大量的史料对这一运动进行了抨击、批判。但是，就如何看待老三届知青的接受再教育，至今还没有一个完整清晰公正实事求是的统一认识。
因此，知青在经历了十八年的蹉跎岁月，至今，极左路线的阴魂仍然在围绕着他们，使他们仍为异乡之客。社会地位在三教九流之下，生活艰辛，收入菲薄，他们的命运不能与蒸蒸日上的祖国同步。
共同的命运使他们认识到，再不能沉默了，再沉默就会遗恨终生，祸及儿孙，要向党反映，向人民哭诉，向家乡的父老乡亲求救！求得全社会的理解、支持！
但他们的行动竟被污蔑中伤为“闹事”，使我们这一合理的要求不但得不到解决，还处处受到多方面的阻挠和刁难。
今天是到了给这一极左路线的产物以严肃批判的时候了，彻底否定文革，就不能不正视、不承认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教育运动，给社会造成的明显惨痛的事实，它的毒素至今仍在以各种形式吞噬受摧残的知青们。我们盼望这一问题能早日被政府所理解，把他们从再教育的迫害中真正解脱出来，使历史造成的这一悲剧及早彻底结束！
山西省六八年京津插队知青
京津知青在山西发起万人签名活动
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党向青年发出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党对先进青年的号召，是一个号召。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极左路线也深深地渗进了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工作，把号召变成了对一部分知识青年政治迫害的手段，把号召变成了强制推行的政策，而且愈演愈烈。到了文革期间的六八年，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一刀切”地把知识青年全部驱赶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去接受所谓的“再教育”。极左路线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每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不会回避、掩盖的。否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决不是马列主义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项工作的拨乱反正工作全面展开。广大知青翘足引领，望穿秋水，盼望着彻底打碎禁锢他们的极左的枷锁。在山西插队的原北京、天津知青发起一个万人签名活动，要求上级机关解决他们的返城问题。知青认为他们是“文革”中被迫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否定“文革”就应该否定“再教育”。全部解决知青的回城问题，当前谁有门路，谁有钱就可以回去的状况只能助长不正之风，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混乱。
一些知青反映，“文革”中到山西插队的京津知青共计十万八千多人，十八年来，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已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陆续返城，剩下的一万五千人思想波动很大。由于去年部分知青在北京市政府门前静坐请愿，后有关部门解决了一小部分知青返京问题，但大部分知青的要求未能解决，之后，在去年7月份、10月份、12月份及今年1月份、7月份知青们先后五次派代表到北京上访（前两次是以忻州地区原北京知青代表团出面，后三次以全省知青代表团出面）。可是五次上访仍未得到满意的结果。
今年3月底，大部分回京探亲的原原知青返晋。山西省委为保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的安全，在晋组织了四十人的“好儿女志在四方的汇报团”在晋各地、市汇报讲演。但在各地都受到原京津知青们的抵制。在忻州市，知青们组织了无声的游行了，在临汾市，知青们在街头广场举行集会进行演讲，散布宣传材料。他们对“文革”期间的“六八式”插队形式与方法的正确性表示怀疑。这部分知青绝大部分是一九六八年在极“左”思潮的迫使下，中断了学业，违心下到农村的，甚至是被驱赶、流放到农村的。他们说如果按“六八式”一代代插队下去，就是摧残人才，践踏知识，国家前途不堪设想。
知青们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大返城范围，也要求解决一些具体困难，如工资偏低，住房不好，工种调换，探亲假增加等。去年知青回京探亲有些做法使人不愉快，比如：春节回家得向所在单位写保证书，有的甚至叫到派出所，让吃让喝让看电视，就是不让到处走。知青们对此非常反感，进一步加深了不满情绪。
目前，万人签名活动还在全省各地知青中进行，各地知青们纷纷集会、游行。但是，某些人视而不见知青们历尽的磨难，而以郝建秀代表中央书记处针对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表态为借口，用“既成事实、维持现状、维护安定团结、少数人闹事”的大帽子去压制知青的正当要求。殊不知，郝建秀同志同时也并不否定“文革”中上山下乡的“一刀切”办法是受极左路线的干扰和影响。这些人以做知青们思想工作为帽子，威胁、恐吓、分化、拉拢、利用、斥责，甚至动用公安部门跟踪盯梢，收容检查、传唤通知，不择手段地迫害知青。这违背了共产党有错必纠的原则，降低了党在知青中的威信，直接损害了共产党的光辉伟大的形象。这些人置党的原则、党的威信而不顾，继续他们极左的一套，维护极左路线的产物。他们的立场就令人怀疑。
知青们的要求与愿望到底错在哪儿？在一定程度上又有别人无法解释的道理，知青们的要求与愿望如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平息这个风波是困难的。如果处理不当，将会使事态扩大和激化。希望有关部门重视这个情况，继续研究解决，特别是解决知青三种人以外的返京问题。
众言 一九八六年八月
以上两份都是1986年知青代表写的，铅字打印，油印出来的，写的有理有据，可以说铿锵有力！其中的内容就不在赘述了。
还有一份是《知青简报》第六期上的内容，是对1986年10月26日在省城太原知青的游行请愿活动的总结，通过这篇报道，可以看出知青们的活动到1986年已经是有组织的和非常理性的活动了。
十.二六知青活动引起社会各界强烈的反响和支持
十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左右，来自全省各地原京津知青代表云集太原市火车站广场，迅速组成一支近千人的四列纵队的游行队伍，高举九面巨大横幅，手拿数百面小旗，高呼口号，浩浩荡荡地奔向迎泽大街。片刻，围观群众已达数千人。
当游行队伍缓缓通过五一广场时，要求否定“文革”中“再教育”运动的口号冲向云霄，数万名省城围观群众几乎水泄不通。京津知青的游行执勤人员用沙哑的声音，积极配合省城交通警，维护交通秩序，使游行队伍顺利地通过五一广场，经解放路、府东街，停留在省政府门前。
各家报社记者闻风而来，纷纷出示记者身份证，关切地向京津知青要取材料，抢镜头拍照和录像。最引人注目的是围观群众当中的党员、干部、解放军、工人和学生以及来自各界的有识之士，很多人双手纷纷伸出大拇指，高度赞叹知青游行的合法行动，表示积极的支持和深切的同情。
游行队伍在省政府门前，原京津知青完全忘掉了长途跋涉和一夜未寝的疲劳，个个显得情绪高涨，精神振奋。为了彻底清除左的影响，原京津知青在省政府门前举行了隆重集会，声讨“文革”中级左路线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知青代表作集会中发表了必须否定“文革”中“再教育”的讲演。当天中午十二点半左右，游行、集会圆满结束。
显然，知青这一活动，为维护党的信誉和促进安定团结以及对有效地进行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决不排除事态逐步向“白热化”的程度引伸。
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和激化，知青迫切要求有关领导及时下来体察民情，认真倾听广大知青的疾声，能够及早使知青从“文革”中“再教育”的迫害中真正解脱出来。
以上这些都是知青们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发出的呼声，他们通过当局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时机，敏锐的捕捉到自己可以在这样的时机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争取，从而实现梦寐以求的回城梦。他们做到了。
三、政府的态度和单位的做法
自1949年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政府允许的事才能做，一切都要以红头的文件为准，如果没有政府的允许和违反文件而进行的一切行为都是非法的，会遭到当局的打压。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精神也在冲击着这样一个传统，人们开始为自己的利益同当局抗争，而当局在这样一个变化的时代中仍然固守传统，以霸道强者的身份粗暴的对待民众的合理诉求，以期望达到“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巩固自己的权威地位。在这次的知青返城运动中，当局即采取了强硬的打压措施。
经过1985年春天的知青在北京市委市政府门前的静坐风波后，当局对这次的返城运动开始重视了，并且要求各地对此事进行打压，甚至允许各地动用公安力量。在这份档案中有一份山西省委办公厅的通知，此通知内容如下：
通知
各地、市委：
现将中央领导同志和北京市委、公安部及省委负责同志对“临汾部分北京知识青年再次集会准备春节进京上访”报告的批示，以及经省委研究后决定应采取的措施一并通知你们，请各地、市掌握并贯彻执行。
北京市委李锡铭同志批示：“周杰同志：我认为措施中第一条不够。对挑头的几个人，应分别采取传讯、拘留……等措施。因有些人已进行了大量造谣污蔑、煽动破坏秩序的事，如不采取严厉措施，也查不出背后指挥者，此意见我曾请示过启立同志，启立同志也认为对个别人应采取些较为严厉的措施，请酌。”（一月二十三日）
胡启立同志批示：“我看锡铭同志的意见有道理。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不能放弃必要的专政手段，请乔石同志审示”。（一月二十七日）
乔石同志批示：“可以考虑，先由临汾有关单位会同公安部门找个别挑头搞组织活动和散布谣言的进行谈话，严格批评和揭露他们的错误，要他们停止之类活动，好好工作，以示警告。”（一月二十七日）
俞雷同志批示：“请三局将李锡铭同志意见转告山西，传达启立、乔石同志的指示，并问明现在的情况，要他们报采取的措施。”（一月三十日）
李立功同志批示：“对参加游行的北京青年明确告知他们，春节回京不许到中央和北京市上访闹事，必须认真执行中央领导同志本月二十八日电讲话精神，特别对挑头闹事者更严厉警告他们。（一月三十日）”
根据以上各领导同志的批示精神，经省委研究，决定采取以下措施。
一、各地要及时掌握原北京知青的动向。组织他们认真学习讨论一月二十八日胡启立等中央领导同志会见山西“好儿女志在四方”赴京汇报团成员时代讲话精神，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并迅速报告他们之中的各种反映。
二、各级党委要有一名领导同志切实负责抓好这项工作，掌握动向，并责成有关单位的领导，包干负责，责任到人，做好思想工作。
三、春节期间因生产任务需要不放假定单位，要说服北京知青和其他职工一样，服从大局，坚守岗位。节后，可分期分批，轮流放假。对请假回家的一律要明确告知他们，春节回京，不许到中央和市委、市政府上访闹事。对已请假回京的，要登记清每个人在京都详细地址，并在二月五日前通知北京市公安局，以便他们做好工作。
四、对现尚在山西的挑事者，由单位领导出面，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劝阻并控制他们春节期间不要回京，以防回京后继续挑动闹事。
五、公安机关对挑头闹事者，要立即澄清每个人都情况，并掌握整理他们的材料，根据当前的表现，分别情节，由党委和公安局出面，找他们谈话或传讯，进行警告，指出他们的错误，如果不听劝阻和警告，继续挑动闹事，请示党委予以收容审查。
六、临汾、长治、忻州等地北京知青较多的地、市，公安机关及时掌握动向，特别对几个主要挑事者的动向，要严密注意，随时报告省委和省公安厅。
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
一九八六年元月三十一日
可以看到从中央高层到地方大员，态度都是一致的，坚决的打压。他们把知青的请愿活动和上访一律视作“闹事”，对这一部分的知青严格控制，可以对他们传讯和收容审查。只是可惜他们的这些措施还是没有阻挡住知青们在这一年的春节到北京市委“拜年”的活动，不过参加组织这些活动的部分知青还是被当地派出所拘留传讯，受到了审查。
在档案中还有一份在临汾的京津知青于1987年3月向地区党委递交的一份报告的复印件，申请在当地的广场举行集会：
报告
临地党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有游行、集会、结社、出版的基本权力，临汾地区京津知青决定于三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时半，在临汾平阳广场召开要求落实政策大会，参加人员京津知青三百余人左右。集会目的：依靠知青集体的力量，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向社会、向有关领导申诉知青的冤气，以求得有关领导了解和进一步切实解决知青提出的问题，全面地为知青落实政策。
恭请有关领导届时到会，协助知青维护大会现场秩序，并提供一切方便条件。
此致
敬礼
临汾地区京津知青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右上角有办事人员的请示）请杜书记阅。办公室已明确答复他们：不允许上街游行、集会，××××××，由此引起的后果由组织者负责。
何×× 3.21
（下面有当时地委书记杜五安的批示）党对知识青年是关心的，向社会所谓申诉知青的冤气，是不能允许的，应教育制止，如真的行动，要追究责任。速报省委。
杜五安 3.21
中央和地方对这次的返城运动都采取了打压的政策，对于知青比较多的各地方单位来说，在这一阶段主要工作就是做好知青的思想工作、密切掌控知青的动向、严格控制知青回京的人数。在本档案资料里，很多内容是临汾冶金建筑公司对本单位的北京知青在这次返城运动中的动态掌握资料，包括全部知青名单、部分在京知青名单、住址和家庭情况、参加各次大规模知青回京上访名单、与单位内知青头面人物谈话记录等等，可以说工作细致。在这部分内容中有一份1985年知青在北京市委门前静坐后公司给上级部门的情况汇报，可以看到公司的一些做法和运动初期的一些情况：
关于对原北京知青赴京上访及各次集会的基本情况汇报
我公司共有北京知青237名，最近已有十一名同志符合政策规定调回北京，目前尚有226名同志。
七月二十四日地委汇报会后，公司党委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现将落实情况汇报如下：
冶建最早知道这个消息的是公司招待所工人刘文波，去年12月份，临钢吴昌渤送给他一封忻州知青的上访信。接着临钢的吴昌渤、于求文、剑北等三人自费去过一次忻州。他们回来后再临钢办公楼对面的一个楼上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有五、六十人参加，临钢、临纺、铸造厂、冶建等单位都有人，会议由临钢的叶明、范丙林、张志远等人主持，主要向大家说了忻州上访的情况。元月12日又在临钢灯光球场召开了一次集资动员大会，各单位都有人参加，由领港的范丙林讲话，内容主要是动员大家集资、登记名单。球场会议后，临钢的于求文、吴昌渤，冶建的张岳同，还有铸造厂的一名女同志到北京去上访，约一周时间。元月十八日左右，又在冶建招待所开了一次大会，约100人左右（冶建有50余人），其余是临钢、临纺、造纸厂、铸造厂等单位人，会议由临钢的张志远、刘加孟主持，当日三点左右，临钢于求文从北京来长途电话，谈了北京上访情况，由临钢的叶明早会上向大家进行了传达，冶建的刘文波宣读了忻州的第二封来信。在会上除动员大家集资上访外，还研究了临汾地区知青向北京市委写信的问题，并决定由临纺的史博岐执笔。冶建的集资由刘文波负责，共集资300余元交给临钢的张志远。这次会议后，约三四天时间，又在临钢张志远家里开会，有二、三十人参加，临钢每个车间都有一、二名代表，临纺有史博岐、陈建明，冶建有孟庆辉、刘文波、谢历有，另外还有造纸厂、铸造厂的人，主要是通过这封信。在此期间，临钢的于求文仍留在北京等上访信和人员名单，吴昌渤回到临汾，并说邓妈妈（即邓颖超同志）给山西来信说，北京知青到山西十几年来，吃了不少苦，现在他们想家了等等，大家听说后，又给北京于求久打电话询问此事。元月底又在冶建开朗一次小会，决定给中央领导同志写第二封信，还是由史博岐执笔，共向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发了20多封信。
二月初孟庆辉、刘文波两人为了了解忻州上访情况，到原平去了一次，当时他们不认识人，最后打听到于唤生，在她那里谈论一下情况，当天就返回临汾。孟、刘回来后就在冶建子弟学校开了一次会，因当晚下雪，来人较少，只有十几个人，以后他们又主持召开了两次会，每次约30——40人，主要是研究写上访信的问题。春节前，孟庆辉、刘文波两人回北京，到国务院、市信访局、中国青年编辑部、人民日报社等处，顺便发了临汾地区知青给中央领导同志的第二封信。他们两人在京一周时间就回来了。
3月7日子临纺又开朗一次会，研究决定要解决回京问题，还没（？）找临汾地区的父母官，在此以前曾给王森浩省长、杜五安书记个发了一封信。3约9日他们集中300人到地委门口，冶建参加50余人，地区工会主席接见了五名代表，他们是孟庆辉、史博岐、赵玉杰、康连英（农药厂）、张利本。3约21日他们从广播上听说王森浩省长到临汾参观二轻局的展结会，于是又集中200多人到地委闹事（冶建参加20余人），这次也接见了5人，有刘文波，其他四人不认识。
四月初，他们听说北京市已开始受理一些同志要求回京的证明材料，甚至有的同志把手续都办好了，有的还说市劳动局十几天就受理300余份证明，有五种情况的人可以解决。消息传到临汾，他们感到很有希望。同时电视周报又登载北京市郊大厂集资办第三产业的消息，于是孟庆辉、刘文波、郭思波、贾崇禄（都是冶建的）四人商议回京，一是到大厂联系，二是摸摸知青上访的情况，4约18日他们四人从临汾起程，19日到京，20日去市信访办问三种人回京的事，信访办的同志说没有新精神，22日又到信访办，这时门口已有八、九百人，由于没人答复，他们就陆续转到市委门口，下午冯（封）副市长接见了9名代表，临汾地区有三人，孟庆辉、郭思波、康建英，其余是外地代表，冯（封）在接见时讲了要解决三种人的问题，但态度很严肃，以后孟、刘、郭等人又去过几次，据目前了解，冶建参加静坐的共有26人。29日市委再次接见时，孟庆辉没去，刘文波、郭思波都去了，听了陈希同市长、李锡铭书记讲话后，就都回来了。
7月7日，在临钢又开了一次会议，有七人参加，临钢的赵玉杰、张志远、于求久，临纺的史博岐们还有一个是闻喜造纸厂的厂长李振华，主要是清理集资的账目，孟庆辉因喝多了酒，没有说话，在这次会上他们还决定7约14日公园集会，冶建去10人，20日临钢邮电局门口开会，冶建去了3人，但孟庆辉、刘文波、郭思波等人都再没有参加活动。目前冶建的北京知青，除反映想解决工龄、夫妻分居和住房等困难问题外，对于上次北京静坐都认识到是错误的。
（1985年）
总的说来，经过知青们的艰苦执着的努力，也随着有更大的政治风波的来临，当局改变了最初的打压做法，在1988年的10月解决了知青返城的问题。
四、万昕事件
1986年9月12日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信访局转发了9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86）京信访办7号文件，这个文件是北京信访局给山西信访局的一封信，信中主要提到临汾冶金建筑公司员工万昕“假冒”临汾市委工作人员到北京上访的事情，因为北京方面以文件的形式通知山西，所以山西方面很重视此事，省委专门成立了工作组来了解此事，而此事广为流传以后，北京知青们也开始组织起来为万昕申辩，写了材料，至于万昕本人则更是坚持自己无错。此事在这次知青返城运动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万昕正好是冶金建筑公司的员工，所以这份档案对此事记录的比较详细。
先看一下北京信访局的文件：
山西信访局：
据了解，前不久临汾冶金建筑公司万昕召集部分原北京知青举行集会，传达回京上访情况，并播放了我办主任赵祜同志的讲话“录音”，编造假象。为了澄清事实明辨是非，现将有关情况函告如下：
一、七月十八日，在山西工作的原北京知青刘旭东、庄伟亮来我市接待室上访表示：他们去年在市委门前静坐，今年春节在市委门前拜年，影响都不好。现在他们有些新想法，想向陈市长、封副市长或其他领导谈谈。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三十分，刘旭东、庄伟亮、杨存、万昕等十二人集体来访，我办赵主任、朱处长和工作人员张昕昕同志在来访接待室按一般集体上访接待了他们。他们提出希望北京再开点口子，让一部分夫妇双方都是北京的回京。赵主任当即再三明确告诉他们，除八四年底规定的“三种”情况可以回家外不再开口子。七月二十四日刘旭东又来接待室说，赵主任二十一日讲话他们回去不能如实传达，赵主任把话说死了。
万昕是个什么人，当时我们并不清楚，他在登记时填写是临汾市委的，并持有临汾市委介绍信，找北京市委副秘书长袁立本同志谈工作（后来我们才了解到万根本不是临汾市委工作人员，介绍信也是骗来的）。万回山西后在集会上讲“山西赴京知青代表团的十二名代表成员在北京市委机关的群众和领导的热烈掌声中，走进了北京市委会议室”。“陈希同市长因为工作繁忙，经北京市委常委研究决定，由北京市信访办主任赵祜同志代表北京市委接见了全体知青代表”。“赵是部长级干部”等等都是假话。万还说秦正安同志和北京日报的记者也参加了接待。其实秦正安同志没有参加这次接待。我们接待来访从不邀请记者参加。毫无例外，这次也未邀请任何记者。至于他们播放的赵主任的讲话“录音”，经我们核实是明显经过篡改的，完全歪曲了原讲话精神，是少数人为了蒙蔽群众采取的挑唆手段。
还有少数人在山西各地散布的“北京市正在研究解决知青返京东变通办法”“北京市正在调查双方都是北京知青的情况，今年年底有希望返回北京”等说法也都属于无中生有的捏造。
二、北京历来十分重视在山西工作的原北京知青来访，李锡铭、陈希同、徐惟诚、封明为等领导同志都亲自接见过他们，耐心细致地向他们阐述了中央政策。严厉批评了他们串联上访、聚众静坐的错误做法，并希望他们安心当地工作。胡启立、郝建秀等中央领导同志对知青知青问题的明确指示，一直是我市知青工作的依据。
对他们所提返京问题，我们除已经执行的“三条”规定外，北京市委从来没有研究过其他方案，也不能再开口子。对于他们生活中的一些具体困难，我们一直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凡北京能过解决的由北京逐步解决，凡属所在省、自治区应解决的，我们一直和所在省、自治区密切协商，由当地逐步解决。
在中央明确肯定上山下乡的方向正确后，少数人仍串联上访、联名写信要求返京的作法，我们始终认为是十分错误的。曾多次对他们提出严厉的批评，并殷切希望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本职工作上，为当地的建设做出贡献。
三、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在山西工作的原北京知青绝大多数是安心当地工作的，并有很多人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象万昕这样采用弄虚作假、造谣中伤等手法，进一步欺骗不明真象的只是极少数。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同志是会识破他们的手法的。
四、过去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由于山西省委和山西省各级党政组织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以及我们工作上的协调一致，在解决他们的具体困难上取得很大成效。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密切同你们的联系，及时报告信息，共同做好他们的工作。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日
再看一下山西的北京知青为此事所写的公开信：
致北京市委信访办公室及山西省委办公厅信访局的公开信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二日，山西省委办公厅信访局晋办信字（86）第8号文件【转抄北京市委（86）京信访办7号文件】印发有关单位后，广大原京津知青对此疑惑不解。某些领导抓住原北京知青万昕同志某些不妥当作法，借此大做文章，以假乱真，甚至别有用心地借题发挥，用以达到抵制原京津知青正当合法的要求。
除我们耳闻目睹外，又向其他赴京知青代表进一步调查、了解和考证：万昕同志传达回京上访情况，并播放了传达北京市委信访办赵祜主任讲话精神的录音，除有一些无关紧要的修改和浮夸外，基本属实，并非歪曲赵祜主任的讲话精神。为了澄清事实，明辨是非，现将文件中一些不实之词和个别领导不负责任的作法，反映给你们，望你们今后工作慎重，切不可匆匆草率下文。反映如下：
一、八月三日，晚八点，在临汾钢铁公司对面，知青赴京代表万昕同志向大家宣讲和播放赵祜主任讲话精神的录音，并没有向大家声明这是赵祜本人的讲话录音，指示让大家听录音。
二、山西省临汾地委信访处某些领导对原知青提出的实质性的问题，不如实反映上级有关部门，是造成北京市委信访办工作失误的原因之一。我们相信，北京市委、市政府和山西省各级领导广大干部的态度是诚恳的，是抱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能够理解知青的心情，关心我们的疾苦。象临汾地委信访处卫茂义带有偏见性的干部是少数的。（对于赵祜主任受责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
三、今年，七月二十一日之北京市委后院会议室，万昕等十二位赴京原知青代表根本没有一个人提出希望北京市再开点口子，让一部分夫妇双方都是北京的回京。（只是提出北京市是否制定出三种人以外的返京政策）这显然是北京市委信访办某些领导，蓄意在原知青当中分化、挑唆。（代表中也有几位单插代表可以作证）
四、赵祜主任说：北京能不能再开点口子，接受一部分知青，我可以向领导反映，但是现在决定了没有，我可以告诉大家，没有什么新的决定。这是赵祜主任的原意。万昕同志讲的也是这些，怎么能证实万昕同志编造假象，造谣中伤呢？
五、北京市正在调查、摸底原北京知青的情况，有北京区里发呆调查表为证，并非属于无中生有的捏造。
六、万昕同志上访登记时，填写的是临汾市委的。万昕拒绝以上访登记的形式（知青集体来京上访不止一次遭到北京市内控，同时很快反馈到山西的北京知青所在单位，受到压力）万昕主张以知青赴京代表的身份和北京市委领导座谈。同时也是为了减少一些返晋后的麻烦。临汾市委委托万昕同志协助市委赵波同志去京联系业务（并报销出差费）。从根本上讲，万昕使用临汾市委介绍信，没有冒充任何一个临汾市委工作人员，指示填写了自己的真实姓名，为了求见北京市委负责人的必要手续，反映知青的要求和情况，没有做出任何损害国家的事情。另外，万昕同志往临汾市委人大的正常调动工作正在办理中（因万昕介入知青活动和种种原因，尚未调成）怎么能证实万昕同志是骗去介绍信呢？（万昕同志挪用介绍信是没有经过临汾市委领导批准的，他本人已向临汾市委承认错误）之所以万昕没有填写自己的所在单位（山西省冶金建筑公司）的原因如此。但万昕本人单位，决不是什么临汾冶金建筑公司。（北京市委信访办至今尚未查清，就不负责任草率下文）
七、解决知青的具体困难上取得“很大的”效果。不否定“文革”中“再教育”运动，又如何能谈及到取得很大的效果呢？况且，大多数知青当中具体困难尚未得到解决。
八、万昕等十二名原知青代表确实是在北京市委后院会议室，由赵祜主任等同志接待，因北京市委信访办同志没有向原知青代表一一介绍，况且会场上有专人做原知青代表汇报和市委信访办领导讲话记录，怎么能证实没有记者呢？
去年，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在北京市委会议室，由李锡铭市委书记和陈市长等同志接见集体上访的原北京知青时，北京日报记者就在会场，并不像北京市委信访办所说：接待来访从来不邀请记者参加。
九、少数人仍串联上访是有代表性的，能够代表绝大多数知青的意愿，决不是什么非法串联。
十、我们奉劝某些领导，不要大动肝火。（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要冷静下来思索。广大原京津知青始终未来早日促进安定团结，彻底否定“文革”中的组成部分－－“再教育”运动，要求返回家园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某些领导至今并不真知，安定团结的局面是在全面拨乱反正工作、清除左的影响和落实政策的基础上形成的。
我们殷切地期待着知青问题能够得到实质性的解决。指责、内控、威胁不是解决知青问题的办法，只能将事态扩大和激化，也只能有损于党的威信，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山西省原京津知青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档案中有一份万昕写的材料：
事情的原委
一九八四年五月经冶建一处领导批准集体搞副业，在临汾开饭店，至八五年五月饭店解除（因方卫国同志调到北京，人员不够），八五年五月－八六年二月本人停薪留职（正常手续），八六年五月－八六年七月休病假（腰肌劳损），八六年七月底去北京上访。八六年八月至今借调临汾玻璃厂（有证明手续）。八六年三月－五月待调工作（调临汾市委）。
因我介入知青活动，冶建七月份停发我病假工资，我只好借调，也是为冶建好。
关于临汾市委介绍信，是临汾市委委托我今年七月十九日到京出差，临汾市委给我包（报）销出差费用，介绍信是市委赵波给我的。
我因在冶建施工，不慎将腰扭伤，后漫延成腰肌劳损（已有八年病史）。我有困难，从来没有向单位张口，只是想自谋生路（开饭店）。
住房、工资低下、孩子在京上学，自己有病，困难重重，我本人是受害最深的人。
我已将生命置之度外。我要抗争，为自己不公正的命运抗争。
我即是（使）有错误，也是官僚主义所迫。
邓小平同志历来提倡“要讲真话，办实事”。我讲的都是心里话。
郝建秀指出：“各地、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要进一步关心知青的健康成长，认真解决知青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注意提高知青的政治、文化素质，给知青创造有利的环境，为知青成长排忧解难。”
我得到的是打击、陷害、中伤。我向官僚主义严正声明：“随你们便，只要我有一口气，仍然抗争”。
冶建一处工人 万昕
因为这份材料没有标明日期，但按照材料的内容应该是1986年9月被调查时写的，通过材料可以看到万昕是坚持自己无错的，同时还表示要抗争到底。
1986年9月26日，省委工作组在冶金建筑公司召开了万昕事件的座谈会，记录如下：
省委工作组冶建会议纪要
时间：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上午
地点：省冶建公司三楼会议室
与会人员：省委工作组 地区信访办
省冶建公司书记朱×× 一处书记刘×× 党办房×× 保卫科 王××
一处 万昕
会议内容：关于知青上访问题与万昕座谈
会议记录：王××
问：请你先把有关借调的事谈一下。
万：从八四年开始，我根据公司有关可以停薪留职精神，到临纺开办小饭店，到八五年四、五月份结束，共四人。回来后继续跟领导谈以停薪留职，没有上班，七月份在医院开病假条，一处未予开支。后来一直在家休息。
今年七月份，准备调市人大，办了调动手续，因我介入知青活动，市长未批。
七月十九日，市委赵波（小车司机）与我一同上京（二十日我回家）联系购买汽车，二十一日之晋知青代表刘旭东、庄伟亮、杨存、万昕等一共十二位到北京信访处，信访处谈有关领导同志不能与代表会面，由赵祜、朱接待。
问：你们的代表是怎样选的？
答：由各地、各单位知青选的
我们问，谁能接待我们，信访处谈由赵祜同志接待。
问：当时你传达说，北京市委领导及群众拍掌欢迎你们进入会议，有无此事？
答：是我误解，在客观上起到浮夸，没有灌录音。
万：关于我说赵是部长级干部，后来才知道是局处级干部，信访办主任。关于在场是否有秦正安及记者在场，当时一共四人在场，有信访处两位同志，还有两人未介绍。记者在场是我推测的，因为上次市委接见时我接触过一位自称是北京日报记者的人，这次看见一人在作记录，所以推测的。
关于录音问题，那天我带着一个小录音机，放在书包里带进会场（七月二十一日），录了不到十 ，效果不好，我回来时洗了，然后根据张文炎帝记录和我本人的记录，用另一台大录音机重新灌录，录音是由我讲的，不是京信访办赵的原来讲话。张文炎帝记录全部印发到知青中去了。
关于市委介绍信问题，是市委委托我买213汽车联系业务时，我和市委朱波带去的空白介绍信，一共两份。七月二十三日，我上北京市委，自填了一份空白介绍信：兹有我市万昕同志，要求面见袁立本同志。后来是姚复章同志接待的，给他送了一份材料。
省委工作组、公安厅信访处同志对万的一些做法作了批评，让其接受教训，与万交换了有关知青上访、集会、万民折叠看法。
问：你们那个录音中什么地方放过，还在不在？
答：只在临汾放过，现在洗掉了。
要求万昕写出有关借调情况等经过，万同意于二十七日交公司
在档案中存留了一份当时北京市委信访办公室主任赵祜的讲话记录的复印件，也就是引起万昕事件的这份讲话：
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信访办公室主任赵户（祜）讲话记录
（1986.7.21.下午）
前面听了几位同志反映的情况，我给大家讲几句。
大家要求见陈希同市长、封明为副市长，因为他们工作太忙，不能见大家。北京的市长是很难当的。北京的事情太多，很多问题在外省市都不算什么问题，在北京就是问题，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很多。袁立本同志本来是要见大家都，但是今天有事，不能来借鉴大家。大家有什么问题反映给我们，我们把大家都意见反映给市长是没有问题的，保证给大家反映上去。
知青的问题，北京市很重视的，是个注意解决的问题。李锡铭、陈希同、封明为都接见过大家，像杨存、刘旭东、庄韦亮，不是都见过你们吗？所以北京市对 知青问题是很重视的。因为这个问题牵扯到成千上万人，不是一个两个，还有知青的家长。北京市长考虑这个问题时，也要牵扯到其他的人都问题，例如支援内地的人员、三线人员等，还要考虑牵扯到其他城市的问题，像上海、天津呀。对知青问题，中央也很重视，胡启立、郝建秀都讲过话，那是代表中央书记处讲到。北京就是根据中央精神办事的。北京市也提出了一些意见，但是离大家都要求差得还很远。我们还收到了一些信，态度就和你们不一样，有些是非常激烈的，有的说，要是不给解决，就要当第二个王志刚，有的要搞什么社会影响，有些人前些日子提出要开万人大会。你们的要求和市里所能解决的相差的太远。
有些人提出，以前动用公安力量对待你们，认为是错误的，从市里本身并不希望对你们怎么样，也没有把你们怎么样，也没给你们判几年嘛。尤其是去年四月29，没把你们怎么样吧。北京也只是跟山西打个招呼，让他们给你们做工作，希望你们通过正常渠道反映。北京动用公安力量也是给大家做工作，让大家离开市委门口，后来全放了，就是让大家离开。现在市里所能做的，仍然和大家都希望有很大距离，你们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反映，写信、上访都可以，要通过正常渠道。你们是从北京出去的，北京要管，什么时候来都接待，咱们老朱同志就在信访处工作嘛，他要是在你们那个县工作，不也是个县委书记嘛！
中央精神很明确：要两个方面解决知青问题。一条是北京能解决的问题由北京解决，第二条是当地能解决的由当地解决。这个精神不变。有人说三种人问题是山西知青闹的，说句实话，不是山西知青，倒是陕西知青的问题大，陕西的知青上访的很多，反映他们的问题，他们都是通过正常渠道反映的，尤其是延安地区，后来一调查，才解决了三种人。当然，这里也有人弄虚作假，有的人结了婚，也说没结婚，办回来，我们发现了都作了处理。哎呦孩子上学问题，市里通知不收借读费，但有的学校还是收借读费，这是个别问题。还有看病问题，北京的医疗条件当然比外地强得多，市里跟卫生部门也商量过，知青到北京看病要提供方便。前些日子临汾一个知青得了肾炎，很严重，到北京住不了院，市里的卫生局长亲自批准住院，现在病好了，出院了。可是有些问题北京解决不了，必须由当地政府解决。北京的权限管不了那么大。北京派一些慰问团、调查团可以，可是解决问题还是当地政府，北京只能提出意见，解决不解决得看当地。知青的困难山西有，其他地方也有，陕西、内蒙、黑龙江都有，例如农转非以后，失去了土地，没有了生活来源，生活更困难了，我们应当解决点实际问题，有的单位发不了工资，停产了，怎么办？这不是安抚。北京市政府可以提出意见，解决困难，但北京限于权限，不能直接去解决。陕西的知青农转非社会上意见很大。陕西是三七年参加工作的老干部家属才能农转非，说知青凭什么和三七年的老干部一样，最后通过做工作，农转非还是办理。关于知青的具体困难，我们可以经市里领导反映一下，和当地政府配合着解决一些。
知青问题的解决得有过程、得有时间，限于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各种条件。（杨存问，关于解决知青问题有什么新的情况、新的精神、新的决定。）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还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新的精神，中央也没有什么新的精神和决定，我今天讲的还是和锡铭同志讲的基调一样。同志们不要再提新的要求，大家老认为市里没有认真解决，没诚意，经常顶起来。市里只能解决到这种程度，有人提出郝建秀是人不是神，她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是中央的精神，连中央的话都不听，能听北京市的吗？到现在为止，没有新的精神，还是郝建秀精神，李锡铭精神，这一点大家要放心，你们反映的我保证反映到市长那里，也可以反映到中央去。（栗培德：那我们等几天再来）这些问题不是三天五天就可以定下来的，大家不要等，要办完事就赶快回去。
大家要求市里派人到山西去调查、慰问，我跟大家说老实话，北京市里领导去山西比去陕西的次数多得多，只不过没跟知青见面，去陕西是挨家挨户走，为什么呢？因为山西来上访的多，问题反映上来了，陕西上访的少，问题没有全反映上来。还有就是陕西的困难比山西大，尤其是陕北，是很苦的。（信访办朱处长：山西三天游行，五天集会的，也……）将来，会不会去山西走走，跟市里领导研究一下再说。
有人说北京能不能再开点口子，介绍一部分知青。我可以给大家向领导反映，但是现在决定了没有，我可以告诉大家，没有什么新的决定，回去大家就这么说，没有新的情况，你们不是说受众群委托吗？回去就说没有新的规定，你们也完成任务了。大家听了，肯定还会有意见，我劝大家还是再好好学习郝建秀讲话，回去让大家好好工作，至于不正之风问题，我们再了解一下，加以解决，加以克服。北京也有不正之风，今天市长没有借鉴大家，我今天讲的就是市里领导的意见，是可以代表市里领导意见的。
（长治代表要求知青代表和北京市委定期接触）
知青和北京市委的接触一直没有断过，今天你来了，明天他来了，都说是代表，还有匿名信，说要做第二个王志刚，还有冒充北京劳动局的海淀区什么学校的，你们可以采取各种渠道反映，只要是正当的，写信也可以，来人也可以，谁有问题都可以上访，都可以来。定期接见知青，据我所知，我在北京工作二十多年，还没有过市里领导定期接见过谁呢。谁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写信，信访办的同志接待大家。
（刘旭东提出动用公安搞知青的调查、盯梢、内控）有些问题就得调查，比如有人给市委写信说要作王志刚第二，要炸北京站，公安部门当然要侦查，今天大家来上访，不会发生什么内控、收审，你们上访完了，要按时回去，请了几天假要按时回去，不会有事。可是你要没请假，或是超假，那是违犯厂规厂法，人家要处理你们，北京也没有办法。
（张文炎提出另约时间，见陈希同、李锡铭）
没有这个必要，李锡铭同志，陈市长工作很忙，他们不能光处理知青问题。他们给知青讲过话，这里有些人都听过，有的人听过录音，录音听过了吧？他们讲话是经过研究的，不代表他们个人意见，是市委的意见。
今天就谈到这里，大家要赶快回去。
（逐个握手，送出）
万昕事件的处理结果在档案中并没有讲到，根据座谈会的记录，这个事件由于群众反映比较强烈，万昕也并不认错，可能最后不了了之。但通过万昕事件可以看到当时冲突各方对山西知青返城运动的态度，北京方面打压最严厉，山西地方为维护稳定和“丢掉包袱”则采取比较平和的政策，而知青们为争取返城还是据理力争，从不放弃。
如果说，不堪回首的十年“文革”是中国史上最大的历史悲剧，那么文革时期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这个历史悲剧中的最悲惨的一场戏，无数刚刚褪去稚气的青少年被迫远离故乡到千里之外的陌生土地上劳动务农，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为争取返城的权利，他们奋起斗争，终于迎来了胜利。《知青简报》第三期中有一篇《知青骀荡的返城风》中最后说：“他们（知青）深知，在社会主义国度，左的思潮赖于官僚主义的帮扶，而知青所以要击溃左的思潮，向官僚主义抗争，名正言顺提出返城，乃是他们有着爱国的筋骨，有着不屈服于任何权势而追求真理的同龄人的特征。骀荡吧，返城之风！荡除那残存的极左思潮，隐匿于阴暗之中的污浊的文革残气。呼啸吧，返城风！愿知青们团结一致，积极抗争，官僚主义的大厦也不过是海市蜃楼，伴随着知青的将是一列历史的债车，为彻底地戳穿左的嘴脸而派生出来的虚伪与欺诈，奔向正义路！”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