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衡阳四十七天的父亲方先觉
坚守衡阳四十七天的父亲方先觉
－－作者：武云溥
1983 年 3 月 3 日，抗战名将方先觉在台北病逝
图为 1944 年，方先觉（立者）返回重庆后，受到蒋介石召见
方先觉（ 1905 － 1983 ），抗战名将， 1944 年时任国民党第十军军长，率部坚守湖南衡阳，以不足两万军队抵抗十万日军长达 47 天。衡阳保卫战是抗战史上最惨烈的一场城市保卫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方先觉将军长子方略，今年（ 2012 年）八十岁，定居欧洲多年，近日回国探亲访友。在衡阳这座父辈浴血奋战的城市里，本刊专访了方略先生，听他讲述父亲方先觉坎坷的戎马生涯。
“ 方大炮 ” 舍不得打犯错士兵
我父亲方先觉是个纯粹的军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不懂政治。他这个人很豪爽，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因此得罪不少人。人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 “ 方大炮 ” ，就因为他敢讲话，不顾后果。
他跟我讲过，在黄埔三期受训的时候，学校伙食有问题，学生们觉得食堂克扣伙食。但是没人敢讲话，就把我父亲推出来，一帮学生怂恿他去提意见。结果他跟搞伙食的人打起来了，一打架，学校就把他除名了。好多年之后这段经历又给 “ 平反 ” 了，说起来他仍然是黄埔三期毕业，实际上他在黄埔军校没有读完，眼看快毕业了，倒落了个 “ 不守军纪 ” 的罪名。
这事也没让他吸取教训，他从来不懂钻营拍马，唯一懂的就是打仗。他到军队是从连长开始当，就因为他肯往前线冲，慢慢打出名声来，没有凭借任何关系。军队里边方先觉的威望很高，人家为什么肯为他卖命打仗？因为他这个军长很爱兵。我跟着父亲在长沙住的时候，跟着他去巡视部队，看到那些兵正在吃饭。士兵们都是坐在地上吃饭，锅碗都在地上，这时候看见军长过来了，按规矩士兵统统要起立敬礼。但是我父亲觉得不能这样，这个太骚扰人家吃饭了，就下令说以后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军官走过来，士兵吃饭时间不许起来敬礼。他说当兵苦，吃顿饭都吃不好怎么行。
那个年代士兵犯错了要打屁股，用扁担打，这是军纪。但是我父亲就讲，打屁股要打出声，可是这个声音从屁股上传来不够响，要让扁担尖打在地上。这样打的话，其实就是地板响，打不到屁股，他就跟负责打屁股的人这样吩咐的，他舍不得打兵。
还有就是军队里的贪腐很严重，将官们贪腐的办法就是吃空饷，比方说一个部队本来有三万人，打过几次仗以后有死伤，可能就剩下两万人，但是往上面报还是按三万人来领军饷，那么这个多出来的一万人军饷就可以私下吞掉。当时第十军打了好多仗，长沙会战、常德会战，兵员少了很多，一大笔钱放在那里。我父亲就说，我们不是叫 “ 泰山军 ” 吗，我们是国军的骄傲，不能够穿得破破烂烂的，现在有一笔钱可以给大家做新军装 —— 湖南纺织业很发达的，所以做了很多军装发给士兵。穿上新军装不能还穿草鞋，就又做布鞋。
他把钱都花在士兵身上了，所以我们后来逃到台湾去的时候，很多国民党军官都是家财万贯，带着好多金条，到台湾买大房子，住得很舒服。我们家没有什么钱，母亲跟我讲，带到台湾只有八根金条，人家都八百根不止。我母亲后来经常半开玩笑半哀叹地说，我怎么嫁这么傻一个人啊，人家当大官都要捞钱的。
八根金条，要吃要用，很快就花完了。好在蒋介石还念方先觉的功劳，说正职的差事你不合适当，就当副职吧。所以我父亲后来当过好多副职，像什么澎湖防卫副司令、第一军团副司令什么的，其实没什么事情做，就是蒋介石让他养家糊口。
父亲同我们几个儿女之间的感情，现在想起来其实挺淡薄的。为什么呢？他官职小的时候，当连长、营长都不让带家眷，官做到师长和军长才可以带。所以我小时候住在上海，在外公外婆家里长大的，很少见到他。后来他官大起来，事情也多了，又忙，还是经常见不到。我们住在浙江的时候，他带着军队在江西、湖北打仗，直到后来当了第十军军长，住在长沙，母亲才带着我们跟过去住。
我家在衡阳建了一栋房子，是准备长住的，那时候他倒是有段时间经常在家。可是在家他也不同我们讲话，我们叫声爸爸，他答应一下，我们就赶快跑了。他太严肃，小孩子跟他没有话讲。
话虽然少讲，但是他会叫我们读书。在衡阳那两年，我每天要写字，临柳公权的帖，父亲逼着我们每天要写好多字，还要读《水浒传》、《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什么的。我年纪很小的时候读书也少，所以真正启蒙其实是在衡阳，在父亲身边这两年。那时候没有电灯，我们用的是燃油灯，夏天蚊子特别多，我坐在灯下看书，拿个扇子噼里啪啦乱打，看书很上瘾。每天没有别的事情，就是看历史小说。
家里有很多书，但是我没见父亲看过。他在家时也总有人来拜访他，来的人大部分是他的部下，也有衡阳当地的很多士绅。我们家感觉最安定的时候就是在衡阳那段日子。衡阳当时是非常繁荣的地方，因为打仗，江苏、上海的很多工厂都迁过来了，在衡阳能看到江面上都是运送木材、丝绸的船。我常常听大人讲城里面有歌厅、舞厅，但是我们家住在黄茶岭，不在城里面。黄茶岭那个地方没有路灯，晚上出来要打灯笼的，虽然没有舞厅，但是街上有很多茶馆，人都坐得满满的，还有冰淇淋吃。
那真是最好的时光。
可是好景不长，我们家是 1942 年底到衡阳， 1944 年 5 月就要撤退了。日军向大西南迅猛进攻，局势很危险。我们家本来就是要撤的，我心想父亲最好赶快到重庆当高参去，这样子我们可以不要再担惊受怕了。结果没几天父亲回来说，委员长下命令要他带兵，现在 敌人离我们很近了，没有时间，家眷先走。
那个时候衡阳西站挤满了逃难的人群。部队给第十军的眷属拨了两节车厢，往桂林撤。所以我们还算是舒服的，但这种撤退也非常仓皇、忙乱，人挤得不得了，车顶上都爬满了人。我母亲那个时候刚生了我大妹妹，母亲没有奶水，找奶妈喂的。可是奶妈没有跟我们撤退，母亲就犯愁，火车上这么挤，孩子要吃奶怎么办？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奶粉可以冲。
母亲就在车站的人群里看，看哪里有抱小孩的女人。结果就看到一对夫妻，大概是浙江人，母亲注意到那个女人褂子前面是湿的 —— 过去女人不用奶罩，一看胸前湿的，应该就是在奶孩子。母亲就过去问，才知道这对夫妻的儿子生下来没有多长时间就死掉了。那夫妻俩也觉得很巧，他们是上不了火车的，母亲就请他们上来帮忙带孩子，把这夫妻俩高兴得不得了。
桂林满街都是方先觉照片
我们就这样一路到桂林，住到桂系大将黄旭初家里，他把靠江边的房子让给我们住。那是 1944 年 6 月，衡阳就开打了。
衡阳保卫战打了 47 天，是抗战后期，正面战场最惨烈的一场死战。因为衡阳是整个大西南的门户，当时是各条铁路干线的交会点，日本人放出话来，要三天攻下衡阳。我父亲就率军死守，坚持了 47 天，打到弹尽粮绝。
战场上的情况我们都是后来才知道，当时在桂林，消息很不灵，家里人每天担心。在桂林有个国民政府的后方办事处，前线的消息都是传到那里，再传到我们家，其实也都是报纸上讲的。衡阳保卫战打到二十多天的时候我们到桂林街上去，就看到所有商店的橱窗里都贴出相片来，就是我父亲的相片，上面大字写 “ 民族英雄方先觉 ” 。
我记忆里就是这样，满街都是父亲的相片，战场上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小孩子也不懂事，在我的想法里，爸爸打仗是很平常的事情，我生下来他就在打仗。全家人只有母亲急得要死，整天打探父亲的消息，可直到衡阳之战结束，也没有消息传来，那段时间我们不知道父亲是死是活。
衡阳一丢，桂林也马上紧张起来，我们又开始撤退，乘火车到柳州，又从柳州到独山，铁路到独山就没有了。我们停在独山，没多久就听说有第十军的一个军官跑到独山去了，见面一问，说军长还在衡阳，人活着，但是被日本人抓住了。那时候士兵跑出来的很多，因为城守不住的时候，就是让兵先跑。父亲留到最后，跟日本人签了停战协议。到 11 月底的时候我们听说，父亲被特工营救出来了。
这段历史就留下了争议，争议什么呢，就是有人讲方先觉是投降。我父亲坚守衡阳守了 47 天，按照这种说法好像他应该战死才叫英雄。可是人为什么要做无谓的牺牲呢？战败被 敌人抓住，这叫俘虏，两军交战有俘虏是很正常的，假如你为敌人所用那就叫叛徒了。
我父亲没有当叛徒，事实上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已经写下了遗书，已经准备殉国了。而且衡阳城破的时候，城里还剩下两千多士兵，两千多条人命。打到不行的时候，有个师长跟父亲提出来，说我们突围吧。父亲讲不能突围，之前有教训，常德会战时候余程万突围出去，差点被蒋介石枪毙掉。而且常德那个时候人少，衡阳是伤兵太多。父亲就讲我绝对不突围，必要时候，我方先觉先死。但是如果主将死了，其他人就算突围出去也没有好结果，肯定要军法论处的。
当时的状况还有个旁证：在我们后来到了台湾以后，我父亲的随从副官，姓王，他跟我讲过，在衡阳保卫战打到最后几天的时候，就有军内的人跟他讲，说你要注意军长的手枪，最好把子弹退出来，军长一死的话，咱们都要死。
事实上到了第 46 天，我父亲已经被架空了。因为那天军内有人向日本人打出了白旗。多年之后有人讲，当时打白旗是为了撤退伤兵。这种说法不可靠的，因为之前打过很多仗，要撤退就撤退好了，人家都没打白旗，你为什么要打？我父亲是没有下这个命令的，只能是军内其他人在最后关头把他架空了，他失去了对军队的指挥权。
炮弹打过来方先觉直挺挺站着没躲
父亲打完仗以后，从来不跟家里人讲战场上的情况，我都是听他身边那些副官、参谋们闲聊。被军统营救出来以后，父亲回到重庆，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当然也有批评的声音，说他投降日寇，表面上蒋介石也是不愿意提这个事情的，确实第十军是有人投降，但不是我父亲。所以后来到台湾，蒋介石表面上不说什么，私下里还是照顾我父亲的，让他总有点差事做。
关于战争的另外一些消息来自我母亲周蕴华。父亲不跟我们孩子讲事情，但是会跟母亲讲，我有时听到他们在说 “ 投降 ” 这个字眼，母亲总说 “ 这个某某害死人了，就因为某某投降，搞得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 。当时我也听不懂，但现在想起来，母亲总这样抱怨，说明背后是有人搞鬼的。
我估计蒋介石心里也是清楚的。记得家里有人跟我讲过，说蒋介石后来有次召见我父亲，交代完事情之后父亲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蒋介石叫住他，说你等等，衡阳投降那个事情是不是有人安排的？
蒋介石突然这么一问，父亲就愣住了。父亲当然知道是谁搞鬼，第十军就那么几个人，但他作为主将不能说出是谁。因为不管怎么讲，只要有人投降，责任就是要他来负的，没法推给别人，这种话说不出口。
父亲愣在那里不说话，蒋介石就明白了，说好好你走吧，没事了。人家大人物，你这一愣，他心里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后来 1948 年国共两军在山东打仗，有个师长在战场上被副官背着跑下来，说是被炮弹震晕了。但是蒋介石还是把这个师长枪毙掉了，说他临阵脱逃。这个师长就是当年在衡阳守军里的一个。
蒋介石之所以肯定我父亲的功劳，是因为衡阳保卫战在整个抗战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毕竟衡阳守了 47 天，大大延缓了日军向西南推进的速度。在我看来，衡阳保卫战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抵抗 敌人的精神。第十军以少数兵力抵抗大量日军，而且最后打下来日军伤亡比城内守军数量还多，这是日军从未遇到过的激烈抵抗。
打这场仗跟我父亲的性格有关。他对士兵好，所以士兵齐心，肯卖命，不是这样的话衡阳也守不了这么久。其实衡阳从地理上看是兵家必争之地，很难守，父亲讲过守衡阳至少需要三个军，结果只有一个军，兵力还不满。他临危受命，战前每天到阵地上视察，思考怎么利用地形，这才有了后来的 “ 方先觉壕 ”—— 就是两边火力交叉，中间主攻的地方把坡地统统切成直的，像悬崖峭壁一样，下面 敌人爬不上来，上面就丢手榴弹下去。这都是当时战场上的发明创造。
还有个小故事，衡阳保卫战当中有一段时间双方休战，各自重组队伍，我父亲就趁这段时间带着几个高级将领到坡地上视察工事。对面不 远处日本人看到这边一大群人过来，估计有指挥官在里面，就突然打了个炮弹。炮弹就落在我父亲旁边不远的地方，落下来砸在地上没有炸。这时候所有人都吓坏了，纷纷卧倒，可是我父亲就直挺挺站在那里呆住了。
他为什么呆了？后来他的副官跟我讲，恐惧是人的本能反应，可父亲当时觉得自己是主将，一个炮弹掉下来就吓跑了不像话。后来还是这个副官上去硬把他拽到坡下面。这就是性格问题，他觉得主将不能那么孬。幸亏炮弹没有炸，要炸了也就没有衡阳的 47 天了。
久经沙场，反对儿子当兵
人的命运很难预料。在国民党溃败之前，有过共产党的人来跟我父亲接触，劝他不要走。那个人身份不明，但在衡阳的时候父亲就见过他。这个人很有学问的样子，表面上是个教书先生，长袍马褂，很有学者风范，当时就在军队里面讲四书五经，大家喊他刘老师。抗战结束他就消失了，到 1948 年突然又在南京出现。父亲当他是老朋友，这个 “ 刘老师 ” 就跟父亲讲，不要走了，保证没有问题，父亲说让我考 虑考虑。
考 虑到最后还是去了台湾。现在想来，他可能还是念蒋介石的交情。话说回来，如果当时留在大陆，就算熬过 “ 三反 ” 、 “ 五反 ” ，到 “ 文革 ” 一定整掉的。那时候也根本想不到后来的事情。
到了台湾，还碰到了冈村宁次。当时蒋介石准备 “ 反攻大陆 ” ，在阳明山训练军官，冈村宁次就在训练班里当教官，大家喊他 “ 白教官 ” 。冈村宁次也知道我父亲很会打仗，有一次他还来跟我父亲谈，说你们衡阳一战打得很厉害，那个战术能不能透露一下 —— 因为很少人跟日军作战能这么顽强的。
父亲就讲，他在衡阳的时候耳朵炸过，不大清楚了，所以没办法讲。冈村宁次就跑到蒋介石那里抱怨，说我想请教方先生一些战术问题，方先生不肯告诉我。蒋介石笑笑，没有理他。
其实告诉他也没有问题，所有的战术都只能用一次，衡阳的战术到现在已经没有用了，时代不一样。过去用手榴弹，现在用导弹，但所有的战争都是人在打，人是讲精神的。现在我们回忆衡阳保卫战，就是想这个抗战精神不能丢。
可是父亲打了一辈子仗，他并不喜欢打仗，甚至他很反对孩子从军。我进了台大读书，一年级的时候我想读书有什么用，空军来招生，我就报名去参军。当时连我在内台大一共有三个学生考上空军，学校要开欢送会，这时候我才告诉家里。父亲眼睛一瞪，要发疯的样子，教训我说台大这样的大学多少人想考考不进去，你考进去居然还想去当兵，你要当飞机师吗！他拿个棍子就要揍我。那时候台湾的家具都很简单，是竹子做的，我站在一个竹子做的桌子旁边。父亲一棍子打下来，我就一跳，没有打到我，把桌子腿都打弯了。
所以他是真打。他这样舍不得打士兵的人，却因为儿子想当兵，真的来打儿子。
他是觉得，军人这一辈子过得没有意思，战场上卖命，都是白白浪费，一辈子到老就是在台湾这么个小岛上窝囊过日子。我考上台大的时候，是一万两千多人报考，取前八百名。我考上台大就像中了状元一样，父亲跟人吃饭就讲，我儿子进了台大法学院，非常荣耀。所以我要当兵他不能接受。我想他不是恨军人，而是恨战争。
现在有些书里写，我父亲后来出家当和尚了，这都是胡编乱造，没有的事。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在台湾，他是心脏病突发。我是老大，葬礼上给他捧照片的就是我。父亲留给我们的除了一世英名，也没有别的什么。
2011 年 8 月我从西班牙回到中国大陆，在衡阳遇到杨咏平先生，他和我同岁，都是 1931 年生人。杨咏平先生是 1946 年衡阳市参议会议长杨晓麓的儿子，那年杨晓麓议长率团到南京请愿，要求将衡阳定为 “ 抗战纪念城 ” 。国民政府批准了这个提议，蒋介石为 “ 衡阳抗战纪念城 ” 题写了纪念碑名。谈话怀旧之间，竟发现我们还是黄茶岭华城小学同班同学。我跟杨咏平先生聊起我们的父辈，说我们两个的父亲在当时的衡阳都是顶尖人物，有人开玩笑讲，方先觉和杨晓麓这两个人把衡阳城卖掉都可以。杨咏平先生就笑了，说方先觉将军把日本鬼子打得一塌糊涂，所以先父杨晓麓一定要让衡阳人记得这段历史，让方将军与衡阳城一起永垂不朽。
转自《老衲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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