埂上插秧：《锦江》：一本民间刊物的光荣与梦想
《锦江》：一本民间刊物的光荣与梦想
－－作者：埂上插秧
1982年1月，冬意已深，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学生－－“77级”将在这个冬天离开校园，半年之后，78级也将离去。那一年，他们都毕业了。这两届大学生的特殊性似乎早已注定了他们“有一个光明的前途”：这个群体在大学里有着国家给予的补贴，有的还有原单位的工资，毕业后也有稳定的工作分配。而正是这两届“不发愁”的大学生，却在大学里掀起了自办刊物的热潮。1979年始，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全国高校的学生自办刊物，累计超过200种。在这批带有浓厚启蒙色彩的文学刊物里，《锦江》的影响力绝对是不容小觑的。这份一期86页，工本费4毛5的油印刊物，编辑群主要为四川大学77、78级两届学生。
1979年12月，《锦江》第3期出刊，一如既往大受欢迎。77级中文系龚巧明《长长国境线》、萧萧《蓝玻璃》两篇文章影响尤大，但也正是这两篇文章，因涉及敏感的中苏问题，惹来当局不满。《四川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评两文“鼓吹超越阶级国界的人性论”，而同时四川省文联也展开了对两位作者的批判。 1980年初，《锦江》第四期即将出刊，形势却愈发紧张了，四川省宣传部派人入川大开会，通告对《锦江》的处理－－立即停刊。同时，将《锦江》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作”。自此，第四期甫出刊，《锦江》即被查封，随后不久，全国200余种大学生刊物全部销声匿迹。
“文学成了自我表达的主要出路”
走进图书馆中文过刊阅览室，找到1979年过刊《锦江》，面对都只有几期的当年大学刊物，不禁发问：200余种大学生刊物，能够在中国大地100多所高校迅速创办兴起，那究竟是怎样的年代？ 1978年5月11日，高校开学不久，《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由此，全国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热潮，思想开始解冻。思想松动之后的川大，历史给我们呈现了这样几个镜头： 1979年初，北大的郭罗基到川大演讲，他慷概激昂:“把文化大革命所有恶果都归结于四人帮，那是最简单的，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摆脱干系。但是四人帮的能量真的有这么大吗？如果真的有这么大，那么我们就制造几个四人帮，把他们放到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去，让这些四人帮把帝修反那些国家搞乱，也把他们的国民经济搞到濒于破裂的边缘，这样我们的目的岂不是更简单就达到了吗？”台下学生掌声雷动，有的甚至热泪盈眶。同时，也有学生大喊：“滚下来，不许你在这儿放毒！”
1979年9月，中文系诗歌课，老师在课上严厉批判了流沙河的《草木篇》，斥之为“大毒草”。结果，第二天，学校里的高音喇叭里便播出消息，中共四川省委正式下达文件，为1957年的《星星》诗刊及4位编辑平反，其中特别强调了流沙河和他的《草木篇》。
1980年，全国大学生竞选人大代表风潮掀起，北大78级哲学系研究生胡平的竞选宣言贴进川大校园，宣言开宗明义：“公民们，选我当人民代表。我将把你们的权力还给你们……”川大众多学生起而响应，食堂大厅里经常有人摆张桌子就站上去开讲，大家宣布拒绝校方指定的代表，提出：“要自己竞选人民代表，行使一回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透过这些，我们可以想见，那是怎样一个思想交锋的时代。这时的知识分子已大跨步地开始了对真理真相的追逐，对历史的自责和反思。1979与1980的两年间，几乎每天醒来都会有爆炸性新闻闯入耳朵。许多昨天还道貌岸然的东西，一夜之间就忽然成了狗屎，原先大逆不道的观点，一下子就成了时髦。这样的年代里，文学成了这一代人自我表达的主要出路。《将军，不能这样做》、《假如我是真的》一批针贬时弊之作广泛流传。
在此期间，全国100余所高校纷纷办起了刊物：北京大学《未名湖》、吉林大学《红叶》、武汉大学《珞珈山》、中山大学《红豆》、清华大学《清华园》……在川大，以哲学系和中文系为主的学生，也自发组织起来，创建锦江文学社，办起了一份名为《锦江》的文学刊物。
《锦江》创刊：“有眼，就要睁开来观云测风”
1979年6月，《锦江》第一期问世，86页的油印本，并未标出定价，封面是锦江波涛和望江楼的线条画，由中文系易丹设计。杂志出品是锦江文学社，社长为76级哲学系符飙。内容依文学杂志惯例，分为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四大板块。从今天的眼光看来，《锦江》第一期的阵容无疑是庞大的，仅“指导老师”一栏，便有李保钧、王克华、王世德、曹学伟、卞家季、李朝正、李之珣7位之多，编委则有符飙、龚巧明、邱沛篁（老师）、徐慧、周立、周裕锴、赵永庄等27位。第一期的《锦江》，文章的字里行间已透露出鲜明的思想解放思潮。刊载在其中的郑嘉的诗歌《向着太阳，飞奔》这样呼喊：“不要相信那披着‘马列’外衣的传教士/人民革命的巨浪能荡尽伪装和脂粉”，“即使有些悲观、颓废/也比热情被利用、青春被强奸/强上百倍万分/有眼，就要睁开来观云测风/有腿，就要迈开去走西奔东/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我们这一代年青人/是倒霉，是幸运？”。这一期的文章大都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如冯川的小说《迷误》、刘学伟诗歌《摸鱼儿.武斗》、陈廷湘诗歌《望海潮.学史》、张望翻译的美国小说家普内斯.凯莉雷的《四十美元四十场梦》等，都成为学生和文艺界人士讨论或研究的对象。
不过，第一期最有影响力的文章，应该还是龚巧明的小说《第二乐章.希望》。这是一篇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小说，讲述了一小女孩因“革命需要”，在文革中大肆伤害“反动学术权威”－－音乐家父亲，多年后，在父亲未完成的交响乐作品演奏会上，她无限悔恨，然而，父亲却再也回不来了。小说中的自我反思意识使之很快引来读者的共鸣和文学圈注意。在这期创刊号中，锦江文学社发表了自己的《编后》，提出《锦江》的理念和目标：我们真心愿意她能成为让人讲话而无棍、帽、辫之忧的园地！
《锦江》大受欢迎：“如林的手，都举着钱”
1979年11月，《锦江》第二期诞生，封面是编辑陈庄、苏丁设计的一朵素雅小花，编辑为符飙、杨扬、周力、周裕锴、戴善奎等11人。也是从这期开始，《锦江》“指导老师”一栏消失，文学社成员开始更加独立地制作刊物。翻开第二期，开篇是的赵中劼的小说《报复》，继而有赵永庄、符飙合作的小说《哀宏怨》，干天全的小说《怎么办》，严峻、周益华的报告文学《行路难》。可以说，第二期比前一期显得更加开放与进步，正如这期里景蜀惠《春寒》中句子，“春天的冷风，更象刀，象剑/彻底除下那旧年的遗产”。
当然，影响最大的，继续是龚巧明的小说。小说名为《思念你，桦林》，主题内容是当时被视作大逆不道的“婚外恋”：来林场写生的女画家对一个普通的伐木工人产生了爱情，而女画家本人则已经有了一个婚姻，虽然婚姻里的爱情已死亡，二人却依然不敢越雷池半步，最终女画家流着泪了放弃这段内心的爱恋。其实，当时文学界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已经开始了“政治对爱情的侵蚀”的声讨。但《思念你，桦林》显然已不局限在精神领域的爱情回归，还有他宣扬的爱情的最本能吸引。这种大胆对道德束缚人性的叩问，对爱情欲念与社会道德矛盾的揭露，一度引发社会的强烈议论。与此同时，文艺界迅速开始了对《思念你，桦林》的批判，理由是“描写不道德的婚外恋”，1980年，当时的《四川文学》副主编谭兴国甚至因将小说发表在杂志上而受处分。
《思念你，桦林》与主流观念的激烈冲突，也告诉我们，《锦江》的文章在当时无疑是先锋而有力的。第一期印刷时，印刷厂听说这是学生刊物，宣布，刊物先印，卖了以后再给钱。出刊后，大伙分组推车去九眼桥，盐市口，春熙路等地试卖，路人一拥而上，竟然很快被抢购而空。有了第一期的基础，第二三期更加“畅销”。三轮车直接拉到春熙路，买书的人近于哄抢，如林的手，都举着钱，附近高校的学生纷纷闻讯赶来，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在川大校园内、校门口，锦江宾馆附近等发行点，《锦江》也同样被哄抢一空，场面甚为火爆。
《锦江》去留：“要坚决，毫不留情地予以取缔”
1979年12月，第三期出刊，《锦江》也渐渐走向成熟，素雅的黑色封面，横断中部的是大卫的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封面由著名美术家沈道鸿先生设计，题字则是书法家毛钧光。当时的沈先生，住在成都青年路一间昏暗的小门板房里，职业是电业局电工。由于印数加大，这期的印刷直接交予了四川新华印刷厂，出刊时，封底也标明“工本费0.45元”。由于民间组织固有的散漫，这一期编辑规模进一步缩小为符飙、龚巧明、徐慧、赵永庄等7人。开篇放了一篇观点性很强的文学评论《焦大未必不爱林妹妹－－从<第四十一>的遭遇谈起》（作者阿之），随后有周平、张放、萧萧的4篇《九寨沟写生》系列，冯川《梦－－心的轨迹》等。最为突出的两篇文章为萧萧《蓝玻璃》和龚巧明《长长国境线》，两人的小说恰好都写到中苏关系，故被有意放到一期。而正是这两篇小说，成了《锦江》停刊的导火索。当时的中国文坛，伤痕文学哭哭啼啼，大行其道，突然间，冒出一个龚巧明，大家发现，她的视野，却已推向军队，而且开始了人性价值的思考。《长长国境线》讲的故事并不复杂，中苏边境上，两国士兵巡逻在国境线，双方一片平和，相安无事，没有国家大恨，只有如常人般的友好－－遇见打个招呼，甚至递根烟。这其中有一个叫维克多的小兵，羞怯而腼腆。突然一天，边界冲突爆发，维克多遭打死，尸体落到中方手中。中方士兵从他衣袋里发现了沾着血迹的他女朋友的小照片。本身并无仇恨的两国士兵，却因国家需要，悲惨地死于战事。小说透露出一股浓厚的博爱和反战思想。
《长长国境线》一发稿即广为流传，引来了军方的不满和省委宣传部的警惕，文章被认为“鼓吹超越阶级国界的人性论，抹煞战争性质，涣散军心”。由此开始，川大校方正式对《锦江》进行干预，要求今后刊物需事先审查。成都市和四川省宣传部也开始了对《锦江》的定性，当时的讨论主要有两种意见：一，《锦江》只是学生校内学习的习作，不应该对学生的练习这样指责，只要控制影响就行；二，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作，要坚决，毫不留情地予以取缔。
文学社成员已经能很明显感觉到，《锦江》继续办下去压力重重，《锦江》即将停刊的消息在同学间悄然流传。但无论如何，《锦江》第4期还是出来了，按计划，萧萧找到画家何多苓设计了第四期的封面－－两张线条画，但由于画中有裸体少女，审查时封面遭校方否决，大家只好又让何多苓为少女“穿上衣服”。此时省宣传部开始到川大召集校方和锦江文学社会谈，形势愈发紧张，封面一定，社长符飙便组织大家：立即印刷第四期。
《锦江》绝唱：“献给八十年代的祖国”
1980年夏，第四期出刊， 这已是第三期出刊半年以后了。这期的《编后》解释道：一本薄薄的文学刊物从编到排，竟跨越了秋、冬、春、夏才得以与读者见面，实在称的是少、慢、差、费……至于本期延迟发刊的原因，那是读者可以猜想得到的，望大家理解。第四期的制作，《锦江》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在巨大的压力面前，这期的刊物一反过往，开始充满浓浓的“火药”味。龚巧明小说《石缝小草》，莫怀戚小说《四一一集团》，韩三平《进城》，干天全寓言《老和尚的庙规》，吕冰散文《被摸了屁股的并非老虎》等都对现实问题进行了讽刺。本期作为开篇的则是署名“本刊评论员”的文章《<锦江>评述》，语言慷慨激愤：“人们关心着《锦江》的命运！第四期还能出否？一度引起多少猜疑，多少盼望？！”“广大群众喜爱《锦江》、支持《锦江》，重要原因……是在于它较少虚伪和矫饰，说了一些真话……”“我们追求光明，充满希望和理想，然而，我们不能欺骗自己：祖国的天空确曾被乌云遮蔽，自己的理想确曾被魔爪蹂躏。”“而最痛心的，是世上还有戴假面的人说着假话，还有‘瞒’和‘骗’的文学歌颂着乌云滚滚下的‘歌舞生平’。”
这期的封底跟以往不同的是，封底标注了“内部资料”－－第四期将不对外发行。《锦江》转为内刊，显然预示了《锦江》即将停刊的命运。但此时的编辑部，仍然是抱有幻想的，他们在《锦江》发了一篇名为《党领导文艺的好形式－－校党委召开关于<锦江>的座谈会》的新闻稿。新闻稿在最后不无乐观地说道：“同志们在会上分析了《锦江》目前的状况，认为《锦江》大方向是正确的……党委和《锦江》的编委们都一致表示，《锦江》不仅要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 事实却没有这么乐观，第四期之后，《锦江》彻底停刊，第四期已然成为绝唱。而这最后一期，正如编辑部放在目录上方的诗歌：这是缤纷得花瓣，明媚得光波/锦江得浪朵/这是我们的泪，我们的歌/献给八十年代的祖国/献给关心我们的每一个读者。
《锦江》后续
《锦江》停刊，但诸位成员的脚步显然并未就此停歇。1982年，77、78级毕业，龚巧明选择去了西藏， 在《西藏文学》担任小说编辑，继续写出了许多广受欢迎也广受争议的文章，1985年9月，龚巧明在采访途中车祸身亡，年仅37岁；作者冯川80年代参与民间组织“智协”（智力开发者协会），创办刊物《大时代》，后遭牢狱之灾，如今为川大中文系教授；张放、干天全、周裕锴、易丹、景蜀惠，萧萧、陈廷湘等均在在高校系统中；赵永庄成为“全国十大女企业家”之一；为第四期《锦江》写稿的韩三平如今已是中国电影界的“龙头老大”。众多的《锦江》成员分散世界各地，开始自己之后的人生。
八十年代中后期，《锦江》陆续几次“复刊”，成为受校方管理的文学刊物，已不再是原来的民间文学启蒙刊物。后来的《锦江》多半毫无影响，出刊断断续续，直至彻底停刊。
2011年，在图书馆故纸尘堆中，我们找出这份当年的承载了无数人光荣与梦想的刊物，轻轻拭去它积攒了多年的尘埃。我们翻动这些泛黄的书页，试图找寻着文章后的故事。我们发现，那个时代随着历史一同渐渐被人忘却，《锦江》也将注定会在人们记忆中埋葬。书页的一开一合之间，32年过去了。它似乎什么也没留下。不，留给我们的，还有文学社发在《锦江》第一期上的刊物梦想：《锦江》在组稿过程中对一些文章有过争论。但为了不折不扣地贯彻“双百”方针，发扬艺术民主，真正形成“放”和“争”的局面，我们还是把稿子刊出来了……如果求“稳”而实行“舆论一律”，那么《锦江》就成“死水”了。我们真心愿意她能成为让人讲话而无棍、帽、辫之忧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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