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星：喜大爷
喜大爷
－－作者：夏天星
1959 年，我在宣武区丞相胡同小学读三年级，快到年底时因为住在南横街 22 号浙江会馆内的老房子被拆迁，即从充满老北京生活气息的宣南搬到了偏僻的崇文区龙潭湖北面的光明楼。光明楼和在它西边的幸福楼是上世纪 50 年代北京市内最早盖的居民楼小区。我家刚搬过去的时候，整座楼房也就十来户人家，一到晚上一片漆黑，不用说汽车，连个人影都看不到。我母亲当年在虎坊桥小学教书，下班坐八路公共汽车只能坐到幸福大街，离家还有一段路；每到冬天我奶奶一看过了 7 点就叫我去接我母亲，因为路上仅有的几盏路灯都被小孩当靶子用弹弓练了手，我至今记得和我母亲在大风天深一脚浅一脚摸黑回家的情景。
从北京站出发开往南方的火车所经过的铁道两侧和光明楼及幸福楼的周围有很多菜地和庄稼地，中间还夹杂着一些坟地，每片菜地中都有着带院墙的土房子。住在土房子的那些小孩家里大多是以种菜、赶大车、卖水果为生的贫苦人家，我从小到大还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以农业为生的北京人家，没过多久我就领教了他们的厉害。
搬到光明楼后我即转入幸福村小学。大概进入新学校一星期左右，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半路上即被几个和我同样大小的孩子截住了。他们都有着被太阳晒的黑黑的光头小脸，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服，为首的一个问我是哪来的，怎么看着眼生，还未容我回答，另一个上来两个嘴巴抽的我晕头转向，我吓的撒腿便跑，两天没敢上学。后来老师知道了便把我们几个住在光明楼的孩子集中在一起走。这是我懂事以来第一次在外面挨打，从那以后我奶奶在我们放学后便不让我们出屋，怕我们再被那些被我奶奶称为“野孩子”的当地小孩欺负。过了几个月，楼上楼下的邻居逐渐住满，上学的时候大家结伴而行，慢慢的和当地那些孩子也熟悉起来。
那些所谓的野孩子家里小院子里多种有枣树，他们有的上学，也有不上学的在家里帮父母干活。夏天都光着膀子，冬天则穿一身破旧的黑棉袄棉裤，种菜的活忙完后就去捡破烂，所谓捡破烂就是到处转悠，去工地、工厂周围及政府部门丢垃圾的地方捡一些能卖钱的东西。 50 年代碎玻璃都可以卖钱，最值钱的是铜、铁一类的金属。他们当中厉害一些的孩子就直接去建筑工地偷电线和整件的铁器。当年有一个叫小兹的，大约有 14 、 15 岁吧，他在一片废弃的工地中刨出一根粗粗的用黄铜制的电缆，卖了 30 多元钱， 30 多元使这个在贫苦中长大的孩子在狂喜中产生了无数美好的梦想，于是他携款出走，并从此浪迹天涯十几年。此期间因盗窃送往新疆劳改，于 20 年后回到北京那是后话。文革中期我在延安插队， 1969 年麦收后，我和两位同学从延安去铜川接来自北京的亲友，在当年没有公社一级的证明不能住旅馆也住不起旅馆，于是像我们这一类的人多休息在铜川火车站附近的一间茶馆内，那是一间近 60 平米的大平房，每人一把躺椅、一壶开水， 24 小时收费五毛钱。住进来的多是往返于西北一带的各色人等，这其中不乏刑事犯及各种通缉犯。
我和小兹在铜川茶馆相遇时都已是长成 20 多岁的青年了。虽已近十年未见，但我还是从他那圆圆的大脸和一对笑眯眯的小肉眼中认出了他。小兹说已经好多年未回北京了，因为文革期间劳教所的管制人员被冲击，他就跑出来在西北的各大城市流浪。他们三个男人带着两位维吾尔族的姑娘，有一位长得漂亮的有些像苏联电影《复活》中的玛斯洛娃，让我们几个人很是羡慕。那天晚上小兹请我们几个在铜川五一饭店吃了一顿大餐。一开始我说咱们吃顿羊肉泡馍就成了，小兹抬了抬胸前佩戴的大个毛主席纪念章说：“哥们现在是盘儿亮叶子活”。这句当时所谓的江湖黑话的意思是：长得漂亮口袋里还有钱。说罢他把纪念章摘下来交给那位“玛斯洛娃”，只见她从卷曲的栗色头发上取下发卡把纪念章后盖撬开，以优美的姿态从里面取出叠的方方正正的七八张大票子，看的我们几个人傻了眼。第二天我们接到亲友返回陕北，小兹则和他那美丽的维族少女继续他们的江湖游荡生涯。一直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我遇到光明楼的老邻居，才知道小兹在一次追捕中跳崖摔断了双腿，被公安送回家中，终身瘫痪再也没下过楼。
龙潭湖一带的新伙伴使我得到了许多在南横街生活时期从未有过的快乐。我学会了爬树，学会了在护城河和龙潭湖中游泳、潜水、钓鱼、用蚯蚓钓青蛙，在每年五月的一天早晨去湖边用棍子打正在交尾的鱼群……翻过站有卫兵的北空司令部的院墙去偷吃副司令家屋后每个有一斤重的特大苹果和龙潭植物园内最名贵的特种蟠桃、葡萄。我祖父从我五岁就开始教我的“弟子规”的文字与规范已被这种前所未有的快乐冲散到九霄云外。我奶奶指着我被晒的黝黑的后背骂我已变成了一个野孩子。当然有时我也临临字帖、画画我喜爱的工笔画，就这样我进入中学阶段。
我的中学同学有相当一部分住在光明楼西边的天坛东门一带，如法华寺大街、营房、体育馆东路等；营房曾是清代善扑营的驻地，那一带有尚武之风，男孩子大都会两手摔跤的技术，很多人家里面有褡裢 ( 一种摔跤时穿的衣服 ) 和各种训练器械。我大约在上初中二年级时迷上摔跤，并因为学摔跤认识了几位练功的师父，其中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喜大爷。喜大爷和我住同一栋楼，他和喜大妈住在一单元，我家住在四单元。二老长得真是夫妻相，都有着高大的身材且腰板挺的直直的。喜大爷像那个年代的老北京劳动阶层一样，常年是刮的铁青色的光头，夏天上身穿白布坎肩或小褂，下身是青黑色的裤子，冬天则是一身黑棉裤棉袄，朴素中透着干净利落，虽已是 60 开外的老人了，但仍从坎肩中露出结实黝黑的筋骨，衬着老人家粗壮的脖颈和棱角分明的五官，真像庙里面的护法金刚，不怒自威，初见使人有畏惧之感！老两口因为没有儿女所以对小孩特别喜欢，尤其是喜大爷看到男孩子马上一扫往日威严的面孔，笑眯眯的问长问短。当时我受班里同学的影响正在学摔跤，因为我个子高，四肢细长力量较弱，动作使出来往往没有效果，所以每天晚上都在楼下练基本功，先是抻筋，将筋骨抻开后再向前后左右踢腿，踢够 120 腿后以骑马蹲裆式来推石锁，然后举杠铃，这一套主要是力量练习。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准确的说是 1963 年，天气一转凉街上基本不见人影了，晚上非常安静，困难时期刚刚过去，粗粮可以吃饱。楼群中所有的窗户和路灯都闪着昏暗的光影。我们几个伙伴从开春到寒冬除了刮大风、下雨雪，基本上是每晚必练的。喜大爷有时路过停下来看一会儿，鼓励几句就回家了。一天傍晚我刚踢完腿，喜大爷过来看着我说：“小子，你这么练不成，练三年也长不了多少功。”我赶忙问那怎样才能长功呢？因为以前听邻居讲喜大爷年轻时曾是 29 军大刀队的，和日本人打过仗，有一身的好功夫；喜大爷说你坐下，听我给你讲讲，因为你个子高四肢长，所以力量必弱，但是长力气要先练筋骨，再练肌肉，练筋骨要先练气血运转，练气是第一关，你用石锁练的是拙劲，练的是筋骨皮，我要教你先内练一口气，怎么练？先不用器械，练徒手抓空，这抓空是我师父教我的，一共 24 式，今天我先教你一式；说罢老爷子站了起来，双腿略蹲，两手握拳于肋下，缓缓吸气同时两拳自肋下徐徐推向前方并由拳变掌，吸气同时掌心向下方，再吸气，气贯指尖并用力从指尖向掌心卷拢，所谓握拳如卷饼，卷住后以全力向肋下拉回，并收拳于腋下肋旁；第二次向前推出，此动作极简单，关键是配合呼吸，以缓慢贯气于指掌为要领。我当即随老人练习一遍，听他随时纠正动作，调整呼吸，一组十次，连作三组。其时正是深秋季节，明月当空，木叶凋零，秋风飒飒，寒气渐生，我却练的是浑身发热、四肢发胀，感觉血气通畅、耳目清明。喜大爷见我颇得要领，趁兴又教了我第二式和第三式，并告诉我这三式抓空你若能每天各练一百遍，一年后必气力大长。他和我讲，拳不如掌、掌不及指，若能将浑身气力用到指尖，你在摔跤时，对手一旦被你抓住就跑不了，这你就是占了上势，行话叫有了“把位”，有了把位就赢了七分，再加上腿上的功夫必能占尽势头。临走时，喜大爷让我站稳，老人站在对面伸出手来用指尖向我肩上一个点抓动作，竟使我半肩酸痛难忍几乎跌倒，喜大爷哈哈一笑转身而去。这一年我不到 15 岁，虽然好多事情还不明白究竟，但是已有了不管做什么只要认准目标必能坚持不懈的习惯。按喜大爷的方法练了有半年左右，即有机会与跤友相会，其中有两位在半年前曾与我交过手，他们比我大两三岁，已经练了两三年了，按当时的规矩初次见面必摔三跤，三跤两貹，那一次交手我是输了两场 3 比 0 。而这一次我的表现让他们二位大吃一惊，不但和他们各有输赢，关键是他们觉得我力气大长，只要我抓住了他们的把位，他们极难挣脱，得了这个甜头更使我倍加用功。喜大爷见我功力大进自是高兴。转眼一年过去，又到了买白菜、白薯的季节，喜大爷买了一袋白薯刚好被我碰见，我忙过去说我给您背家去吧！就和他上了楼，我也是头一回上喜大爷家，那是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大爷和另一家合住，那天大妈不在家，喜大爷说你大妈一时回不来，你坐一会儿我再教你一招，我也正想问问老人家过去的故事，请他讲讲和日人打仗的事情。喜大爷讲自己老家世代就在左安门外一带以拉黄土为生，从小习武后来投军入伍正赶上和日本人打仗，因为有武功身体又棒被编入大刀队。虽说自幼练武但是没打过架，更别说杀人了，一开仗都是老兵先上，炮火一响看到被抬下来的死伤兄弟浑身是血，听到耳边的枪炮声和战友的呻吟，他开始后脖子发紧，浑身发胀，心中顿生杀气，头一仗下来就砍了三个日军的脑袋，并随手将这三人的耳朵割下并以向队长表功，以大解心头之恨。当时他老人家是连说带比划，真是绘声绘色。见我听得入神，老人很是兴奋的说给我看一件东西，随即到阳台上用竹竿挑下挂在阳台屋顶上的一串类似蘑菇一样的东西，老人笑眯眯的举到我面前说：小子，你看这是什么？我拿在手中仔细看看，像蘑菇又不是蘑菇，黑乎乎的已被风干用手一摸硬如皮革。喜大爷仰天笑道说：这就是那几个鬼子的耳朵！我听到这句话手心一麻后背一紧直至会阴处，顿时跌坐在椅子上。老人见我如此模样，就说你这胆量还想学武吗 ? 我顿觉羞愧万分，喜大爷讲练功主要是练心、练胆，但其基本功是练气。气不足无从练起，你今年已经快 16 岁了，我再教你一手，用家里的水桶装上水，先是少半桶，用一块毛巾裹在桶把上，用牙叼住从一楼到四楼，下来用手提，上楼用牙叼，练一段时间后，逐渐将桶中水加多，直到加满一桶水叼到四楼毫不费力这个功就算练成了，因为用牙叼桶必用鼻子呼吸，气急了不行太缓了则气不够用，唯有将全身的力气用到牙上，而呼吸又能平缓才能将此功练成，这样练是全身的力气。自从我又加上叼水桶一功，这一练就是一年，我虽然外表依旧瘦长但气力大长，我自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二年级有一段时间看见肉就恶心，吃不了肉，家里吃饺子单给我包素馅的。练了两年功我的胃口大增，幸福大街食堂猪肉大葱的包子我一顿能吃二斤。有一年夏天，我奶奶烙牛肉大葱馅饼，我连吃了两档 20 个牛肉馅饼，我奶奶累的不做了，一时成了邻里的笑话。在学校和居家一带因摔跤而小有名气，并因此而引发了一些麻烦及后来文革中的一场灾难。
上世纪 60 年代中学生体育运动多是跑步、乒乓球，男孩子多流行练双杠、单杠，而武术、摔跤则被校方和社会认为是旧风俗，是带有旧社会江湖习气和流氓形式的运动，在街道和派出所眼里都被看成是不良少年并受到一定的监视。当时喜大爷没有正式工作，喜大妈在街道工厂上班。喜大爷则是根据街道办事处的安排干些临时工，多是给学校看传达室等。街道上批评喜大爷，认为他教青年人练武是宣传旧风俗。文化革命以前，从 1963 年开始大讲阶级斗争新动向，喜大爷和我打招呼说他不敢再教我们了，并劝我们不要在楼下练功了，省的给家里大人添麻烦。我现在依然记得那是 1965 年底的一天，天气已经很冷，喜大爷披着棉大衣郑重的嘱咐我的样子，临走时还和我讲毛主席不是提倡“全民皆兵”吗，青年人学点功夫有什么不好呢 ? 怎么会摔跤就成了流氓了呢！更让喜大爷和我想不到的是，半年后 1966 年 8 月，我们都受到了当时革命群众的批判。喜大爷的罪名是宣传四旧、美化旧社会。因为喜大爷出身贫苦、对毛主席有感情，属于觉悟不高，批评一通就过去了。而我却因为平时思想不要求进步、画工笔古代人物、宣传封建思想，再加上与社会上会摔跤的流氓往来等等罪行，于 1966 年 8 月 27 日的那一天上午，先是被蒙面暴打，然后被五花大绑押上千人斗争大会，打我的都是当时同年级的同学，秤杆打在我头上断成两截，从上午九点被打到下午，斗争会结束我回到家里，脱下外衣，贴身穿的一件当年我父亲在广交会给我买的一件豆青色的尼龙衬衫已经和后背的血肉粘连在一起，我奶奶和我母亲用温盐水帮我洗伤口的情景今天想起来恍若隔世。那一天教场大开杀戒，被斗同学达三十多人，还打死了一位姓左的电工。那一年我正 16 岁，身体、胆量都足以扛住这一场灾难。但喜大爷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他觉得丢了人，好长时间都不再下楼见人。等我再见到喜大爷已是 1969 年的春节前了。因我要去延安插队，心想走之前见他老人家一面，但又不敢去他家里怕给他添乱。一天我在厨房看到楼下喜大爷拿着碗去买黄酱，忙跑下楼在商店门口等他出来。不一会儿老人家端着一碗黄酱走出商店门口，我向喜大爷辞行说要去陕北插队了，并请他保重身体，就这三年多的工夫老人家一下衰老了，往日的红光满面已不在，两眼已呈昏花之状，喜大爷一手端着碗一手按住我的肩头嘱咐我出门在外，万事要忍，切不可因为有点气力就逞英雄，别惹事，别让家里老人着急。我望着喜大爷一身黑棉服的蹒跚背影，鼻子发酸，心里第一次感到人生的悲凉。陕北插队一去就是四年，虽然每年春节都回家住一个月，但都没敢去喜大爷家，因为在当年也就是上世纪从 1965 年开始每到春节前后楼下都有街道积极分子值班，主要是看有没有陌生人来往，插队青年探家也是监视对象，像我当年回家探亲如果是白天到的北京，也要在外面耗到天黑，乘夜色进家门，要不然第二天就有人催你报户口，并问你住多少天，什么时候走，最可恨的是经常在深夜查你的户口，十几个所谓首都民兵站满室中，让老人小孩受到惊吓，搞的全家甚至邻居都不得安宁。一过正月初十就动员你早日回去抓革命、促生产等等。尼克松访华那一年冬天，春节都不让在家中过，强迫我们返回陕北，总之北京虽是你的故乡，但是生怕因你的回来会对首都造成不好的影响。因为这些原因我没好去看喜大爷。我记得是在一个阳光特别充足的上午，我看到喜大妈扶着喜大爷去龙潭医院看病，喜大爷患重感冒刚打完针，又是三年多未见老人家了。喜大爷已经完全没有了往日的神采，面容枯瘦走路都很费力，看到我喜大爷冲我点头，我忙上前扶住老人发抖的双手，鼻子一酸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喜大爷说：“小子，回来了，家里人还好吧，听说你都有了儿子了，行，比我强！”我和喜大妈把他扶到楼下大门口，那天阳光明晃晃的，虽是冬季却照的人浑身暖洋洋的，老人家头顶都出汗了，他对我说：“在外面别惹事，这世道不太平，千万别和人动手，遇到事以忍为上。你回家吧，今天天气好，我多晒一会儿太阳，咱爷俩日后再见！“我走回门口，回头望去见到喜大爷靠在门口还向我挥手。
1974 年我考入总政歌剧团，回到了北京，每个星期六可以回家住一晚，星期天晚上归队。这一年年底的一个星期六我回家听我奶奶说喜大爷殁了，还是感冒引起的肺炎，我听了心里很难过，但亦在意料之中，那个年代的老人凡是患病都很难治愈，一是没钱买药看不起病，一般都是在小医院或是私人中医那开个方子吃汤药，再加上长期营养不良，像喜大爷这一阶层的老人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工资、没有医保，得了病就靠个人体质来抗，一旦发病都是在附近的光明副食店向一位外号叫“斜眼李”的师傅借来平板车，躺在上面盖床棉被往医院跑，当时我们住在光明楼的人去最好的医院就是第四医院 ( 今天叫普仁医院 ) ，到医院最快也要 40 分钟，如遇冬天犯病到医院人也差不多了，所以当年老百姓管第四医院叫“递死医院”。今天大家都说看病难，在我的印象里老百姓过去看病不是难不难的问题，没有工作的人得了病靠养，所谓养就是在家里躺着，喝点中药、扎扎针灸，能否扛的过去全靠个人体质和家里照顾的好坏而已，有病也不去医院也看不起。喜大爷去世那年还不到 70 ，老人家的体质在那一辈的老北京人中算是一流的身体，他出生于老城区护城河外的庄户人家，从小练武，世代卖力气为生，后来当过兵，打日本算是为国家民族做过贡献， 1949 年后做临时工为主要生活来源，还是靠卖力气吃饭，喜大妈在街道工厂工作，老两口的生活也算是温饱。他多次和我讲过感谢政府能让他住上楼房，但是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练点武术和摔跤是江湖流氓习气、是四旧、是破坏社会主义的行为。老人家没有文化，为人正直朴素、好主持公道，自尊心极强，虽然从 1957 年开始不断有些运动，但是触及不到喜大爷这个阶层上，比如像 50 年代北京南城一带镇压恶霸的运动老人家都是赞成的，他和我讲当年练武时有一位师兄武艺高强伸出小臂放在脸前可以挡住整个脸面，人称“小鬼崔”，可见其强壮过人，因此人做了一名恶霸的干儿子，喜大爷即和那人断了来往，他最痛恨的就是仗着自己有点功夫欺负人。喜大爷的不愉快是起于文革前一年多的一次社会清理运动，当时我们楼中还有一位练功者是梅兰芳京剧团的武生叫老崔，因为剧团由私人向公有制改编而嫌工资少不服从工作组意见被清理了出来失去了工作，他住在喜大爷的楼下一层，也是老北京人，自小没有了父亲，他寡母靠给人家洗衣服、当保姆供他念书、学戏，老太太每天早上把饭给他做好再出去干活，他在家里闲着没事干除了早晚在楼下练功，就是把我们几个伙伴找到家中聊天，因为他随戏班子走南闯北跑的地方多，就讲一些古怪的故事和京剧界的趣闻及如何练功等等，他家里没有老人所以大家可以玩的时间比较晚，这就被街道积极分子盯上了，有时喜大爷也和他在楼下切磋功夫。我印象中大概是 1964 年底或是 1965 年初的一天夜里，他被警察强迫送往新疆去劳教。那好像是北京市的一次统一行动，将当时没有正式工作、出身有些问题、政治上不要求进步或有些生活作风问题的人，主要是无业青年送往边疆地区农场劳改。我是那天早上看到他母亲，老人家非常爱干净常年穿的是洗的发白的一身中式衣裤，苍白的面孔上眼睛已哭的红肿，背着一个大包袱去派出所给她的儿子送衣物。 1979 年前后我回光明楼看我母亲的时候，我看到了老崔，他正在龙潭派出所门口扫大街，我赶忙下车向他问候，老崔已完全消失了挺拔刚强的武生气派，当年他从天坛墙顶上一个空翻落地无声，英俊青年已变成面色青黄、两眼呆滞的中年汉子。他用惊恐的目光看着我，不知所措，可能是十多年的劳改生活已经使他对穿军警制服的人形成恐惧，不管怎样文革后他还是回到了家。
自 1965 年那一时期起，北京城内外一些练武术、摔跤，尤其是形成一点规模的、有训练场地和一定人数的都受到了一定的压制。总之这一类民间的练家子在当时都被视为旧社会、旧风俗的延续，到文革时则被划入流氓或坏分子的范围，出身好的被批判教育、训练器械没收，出身有问题的则是被抄家、游斗遭到种种侮辱。出身贫苦、为人正直、一世以英雄为榜样的喜大爷带着他的不解和屈辱离开了这个世界。文革期间我在陕北插队四年，足迹走遍陕北地区十几个县，后又转至河北当民办教师。 1974 年考入总政歌剧团，在文工团做了 14 年的声乐工作， 1987 年底我自费出国留学，从日本到美国、欧洲去了几个国家，在海外游荡十年之久。不论是在日本还是欧美诸国，一看到那些在公园、森林或草坪上以各种形式锻炼身体的老人，我就想起了喜大爷，在我们中国人中像喜大爷这样朴素、正直、嫉恶如仇、勇猛刚劲、甘于清贫的人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劳动阶层的英雄代表，当年他每看到我练的有些起色的时候都对我说：你小子好好练，将来不管谁欺负中国人一定要把他们赶出去。因为他出生于家国俱贫的时代，为了生存饱受权势者及有钱人的欺负，年轻时参加并经历了抗日战争，虽贫寒却以保家卫国为己任。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宣传随时消灭美帝苏修的入侵，当时越南战火硝烟未散， 1968 年动员我们去陕北插队时，就有将青年战斗力量储备于陕北三线之说。 70 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紧张，每天宣传一旦中苏开战可以把苏军放进来，在中国内地进行一场人民战争，让苏军有来无回，知青们已开始进行军训；我曾在陕北山村梦见苏修空降兵入侵陕北并与其开战，而在战斗中打伤的女兵竟是《静静的顿河》中的阿克西妮亚，梦境的荒诞甚是离奇，但都是青少年时期读到大量苏俄文学作品和后来的政治形势及战备宣传所造成的精神印记，当然也和青春期的荷尔蒙过剩不无关系。喜大爷终生信奉的是好男儿当报国的传统信念，尤其是前几年全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 60 周年大型活动的报道，从新闻中看到各国那些佩戴勋章白鬓苍苍的老战士们，我就想到了喜大爷，他虽因家庭贫穷当了民国的大兵，但是在民族、国家危难时刻，他不甘受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战，是真正的民众英雄本色，更可敬的是解甲之后没有享受过一天国家的应有待遇，依旧是靠卖力气为生，且为人正直、光明磊落，比起那些身居高位的功臣来，我认为平凡的喜大爷更值得纪念和尊重，因为他将这一切都看作是国人的本分。是这样的人撑起了我们民族的脊梁，写到这里想到那些既无知又无耻的“中华脊梁获奖者”在被社会舆论批评时还强作自辩的嘴脸，真是不知道说他们什么好！
我出生于崇尚读书的老北京旧家庭，少年时代在南横街住的时候见过一些依然保持晚清民国习俗和风范的长辈亲友，并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0 岁那一年搬到崇文区光明楼， 13 岁时学画， 14 岁遇到喜大爷学摔跤， 16 岁经历文革遭受暴打、批斗、关押，在精神和肉体上都经历了劫难与折磨， 19 岁去延安插队在陕北生活四年中经历了一些生活险恶及艰苦环境的磨炼，我的心态、体质都得到很大改变，并由此而产生相对坚强的意志；包括后来海外十年的游历，这都和我少年时代得到过喜大爷的指点是分不开的，我庆幸我能在那个年代遇到喜大爷，他不但传我以健身之术并给了我训练坚强意志的方法。如今我已年过花甲，正是当年喜大爷向我传授功夫的那个年纪，想想喜大爷，看看我自己，何德何能却过着好于他老人家多少倍的生活，唯此只能告诫自我，唯有继续向善祛恶、灭罪祈福、敬天畏地、崇尚简朴，才能不负喜大爷对我的教导，以告慰喜大爷的在天之灵！
壬辰大暑中伏
八月五日
天星具稿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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