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洋葱：梁思成与文革
梁思成与文革
－－作者：大爱洋葱
如今公众对梁思成的印象，特别是晚年，一定是个悲剧的形象。提到梁思成，一定会联想到文革中的各种折磨，然后侮辱而死。至于为什么受折磨？估计 99.9% 的人会说：因为梁思成主张保护北京城啊。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大众对国家的误会。起码在这个问题上，国家比较无辜。
事实上，梁思成的文革遭遇，跟主张保护北京城基本没关系。简单说，因为保护北京城，反右时期梁思成受到很大压力，他的各路对手们也磨拳檫掌蠢蠢欲动，但，最终，因为梁思成自己的妥协，在政协会议上公开做了检讨，同时，也许因为统战的需要，上层保护了他，因此，面对浩大的反右运动，梁思成安然而过，并且在 1959 年，光荣入党。 ( 梁思成的入党，还是上面追着他的，要求他递交入党申请书，侧面可以看出上层对梁思成的某种期望 )
然后，时间走到文革。在林洙的所有文字里，文革是被一再提起，反复提及的，但是，她又从来没有明确说清楚梁思成文革遭遇的起因，很多关键地方语焉不详，甚至，连梁思成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的时间，都一直错误着，直到最近 (2013 年 ) 的一本书里，还是错误。
新闻事件最基本的 5W+1H 原则 (when ， where ， who ， what ， why ， how) ，在很多历史事件中也适用。有个细节让我疑惑：
因为支持“梁陈方案”，清华教师程应铨成了右派，梁思成安然无恙，后来还步步高升，但到了 66 年文革爆发后，一开始程应铨并没有受到冲击，在亲友的回忆文章里，程在 66-68 年上半年日子还是不错的，摄影，打球，游泳，几乎可以算逍遥。而梁思成却在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而查询相关资料，事实上，梁思成真正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是 1968 年 8 月，在中央文革小组对梁正式定性后， 68 年 11 月 7 日，清华大学召开对梁的批斗会，梁的病情因此恶化， 11 月 17 日在周总理的关照下，进入北京医院。也就是说，梁在成为反动学术权威 10 天后，就得到了保护，然后一直住院接受治疗，直至去世。
以上事实引发一个最合理的疑问－－既然梁思成在 68 年 8 月才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那么，在 66 年 6 月文革初期，对梁的大字报是因为什么？对梁的批判以什么理由？
好吧，再去查资料……不查不知道，一查……唉，不能说吓一跳，只能说唯有一声叹息！
想想梁思成和 2 位林姓夫人的一生，用一句话描述内心感觉：
最初是天堂，最后是荒唐
以下史实比较无趣，请耐心
感慨发完了，开始梳理事实：
1965 年 11 月 10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持续 10 年之久的文革大幕。此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从文学界，戏剧界，扩大到史学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个主要领域。
《海瑞罢官》的作者是当时的北京副市长，著名明史学家吴晗。
如今我们都知道，当年的纷纷扰扰，文艺界的纷争，反映的其实是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分歧。可惜当时的人们不知道，所以，面对来势汹汹的论争，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寻找自己的位置。这种寻找，与后来的混乱岁月相交，造成了一幕幕人生悲喜剧。梁思成原本有机会可以避开的，但很不幸，他终究没有躲过去。
1966 年 2 月 3 日，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召开会议，根据讨论结果拟定《二月提纲》，对《海瑞罢官》的各种批评意见提出立场，该提纲递交毛，毛阅后没有表示反对，于是，该提纲做为中央文件下发。
1966 年 2 月 2 日，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也是关于《海瑞罢官》的批判问题。会议记录结集成《二月纪要》，记录经毛三次修改，在 4 月 10 日以中央文件形式发布给全党。
《二月提纲》和《二月纪要》，名字很接近，但内容是对立的， M 对江青版纪要的支持，表明了立场，几乎从幕后走到前台，把文革更往前推了一步。
前后只差一天的南北两场会议，表面上讨论的是关于文艺的批评问题，实际上却是两种路线，两股思潮，政治权力的斗争。
插叙－－不要嫌拉得太远，已经精简再精简了，之所以要列出来，都是有用的。不把前因后果交待完整，就看不清梁思成举动的悲剧性。继续。
1966 年 3 月 17-20 日的会议上，毛称吴晗“反共”，还点名批评彭真，认为中央很可能出修正主义。
4 月 9-12 日，因为毛的表态，中央书记处开始批判彭真的“错误”，并决定撤销《二月提纲》
4 月 16 日，在以上背景下，为了表明忠于党，忠于 M 的立场，彭真匆忙决定在《北京日报》公开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以及《三家村札记》－－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文字狱由此开始。
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当年无论批评《海瑞罢官》也好，批判《三家村》也好，实质并非文艺批评，学术讨论，而是政治斗争，是四人帮在毛的默许下，希望冲破北京市委，冲破全国各级政府，重新树立毛的绝对权威，从而为自己夺权铺路。
很显然，这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
很不幸，一生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梁，终于还是卷了进去……
因为毛明确表达了对北京市委及彭真的不满，为了挽救，彭真 1966 年 4 月 16 日在报纸公开表态批评吴晗，同时，北京市委领导下的各机构，各民主党派也都行动起来，组织人员，对吴晗开展了批判活动。
终于，轮到梁思成了……
1966 年 4 月中旬，民盟中央成立 3 个批判吴晗的小组，打算分别从不同角度，深入推进。
1) 从吴晗的著作，文章，报告批判；
2) 从民盟的活动批判；
3) 揪吴晗的老底。
其中，梁思成被指定为第一组召集人。梁自己说“担子很重”。
之后的几天时间里，梁思成都忙于写批判吴晗的文章，梁在给林洙的信中写到：
“这几天，就忙一件事 : 写批判吴晗的文章。有两个晚上都搞到一点钟才上床，但是，晕头转向的现象并不见显著增加。今天中午，已经完全脱稿并誊抄复写了三份，正好下午大人常委会，带进城上交了。……这是过几天民盟中央即将召开的斗吴晗的一篇发言稿，再过几天肯定将在报上发表。这篇稿中所揭露的吴晗，将像一个重磅炸弹，千千万万工农兵的怒火将会冲天万丈地烧起来。等着看热闹吧！”－－ 1966 年 4 月 26 日
1966 年 5 月 11 日，梁思成又为民盟通讯写了一篇批判吴晗的社论。梁自己感慨“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写这种文章”－－这句引文来自王军《城记》，充满了无奈的被动之感，但我看到的资料不是这样，到时候摘录于文后。
北京市委开展的各项“自救”行动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最后还是被冲击得七零八落，几乎整套班子的人员都被抓进去了。
5 月 4--26 日，彭真正式被批判，与杨尚昆，陆定一，罗瑞卿等人一起，定性为“阴谋反党集团”。
对于北京市委之前对吴晗的批判，也定义为“妄图舍车保帅的假批判”，于是，当时批判过吴晗的人，反而被拉出来进行批判，梁思成因为那 2 篇文章，也卷入其中。
1966 年 6 月，清华大学出现批判梁的大字报，称他为彭真同伙的反党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此后，对梁思成的各种批判接踵而至……
1968 年 8 月 27 日，梁思成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 之前出现这个称呼，只是大字报上的，不是官方正式的定性，一直到 68 年 8 月底，官方才正式给梁定性 )
11 月 7 日，清华大学召开梁思成批判大会。会后，梁思成的病情恶化， 11 月 17 日，在周的过问下，住进北京医院，然后一直住院接受治疗，直至 1972 年 1 月 9 日去世。
以上，大致梳理了文革期间梁思成的遭遇，列完事实，开始分析：
根据资料可以看到，文革开始对梁的批判主要源于 2 个理由：
1 ，认为他是彭真同伙的反党分子
2 ，因为写了对吴晗的批判文章，反而引起自身被批判。
在林洙的回忆文字里，有关于第 1 条的简单记录，说当时清华批判梁思成，要他交待跟彭真的关系，然后林洙用了一句模糊的话一带而过：“梁思成和彭真的关系众所周知”。
这个“众所周知”还真是用得高明，既回避了自己想隐晦的事，又似乎对读者给出了交待。
在如今的一般文字材料中，彭真和梁思成基本都是以对立面的形式存在的，关于北京城的保护问题，梁思成跟彭真一直在争论。怎么就成了“同伙”？
其实，把梁思成与彭真联系在一起的是有件事：
62 年 4 月底，林洙主动要求到梁家整理资料，而且是夜晚上门，每每呆到 9 ， 10 点钟。 2 个月后， 62 年 6 月 17 日，两人登记再婚。当年他们的关系一公开，就闹得沸沸扬扬，亲友，同事，子女没有一个赞成的。大家不是反对梁再婚，只是反对林洙这个人。
但那些汹涌的反对议论之声终究是平息了，起关键作用的就是彭真。面对大家的纷纷反对，彭真说了句话：“我们还是尊重梁思成本人的意愿” ( 见梁思成学生所写的梁思成传《一代宗师梁思成》 ) 。因为彭真的社会地位和官职，这句话终于平息了事态，梁的再婚也终于尘埃落定。
62 年的纷扰，加上又是涉及大众最“喜闻乐见”的情感话题，这件事在人们的记忆中显然是印象深刻的，四年后文革爆发，因为彭真的被打倒，清华出现对梁思成的大字报，称之为彭真的同伙。
这里，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再婚，梁思成透支了自己大师的声名，也耗尽了之前学者的威望，因为再婚对象的选择过于任性，加上林洙前夫程应铨的事，这场婚姻，早已不是简单的老教授和小保姆，而是变成了讨论知识分子的行为底线，数十年后，还有人说梁的再婚是挑战这个底线，所以被人广泛诟病。当年那场再婚几乎所有人都反对，并不是反对梁思成再婚，只是反对林洙这个人。如果换个人选，也许就没有那么多非议。
说梁思成因为再婚，透支了自己大师的声名，耗尽了学者的威望，可见林洙早期的回忆录《困惑的大匠梁思成》， 2001 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在这本书里，林洙自己写，文革时学生们在梁家大门上贴上“狗男狗女”这样的对联。如今，林洙当然很委屈地说，那是“人身侮辱”，但是，有几个“反动学术权威”会受到这样的言辞侮辱 ?
文革中常见的批判用词一般都是与政治相关的，比如：黑帮分子，叛徒，封建余孽，封资修，反党分子，封建残余等等，而“狗男狗女”这种，在中国文化里明显指向男女关系人品问题，梁思成有什么方面能跟这些拉上关系？除了个见鬼的再婚，还有什么？学生们说这种话，肯定夸张了，但从侧面可见当年，周围人对他们的再婚，是怎么看的，大概，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林洙如今执着地要证明自己的功劳，一再展示自己与梁思成的“爱情”，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和梁思成，不是“狗男狗女”。
真是作孽啊！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金童玉女，佳偶天成，梁启超那么满意欣慰的长子夫妻，最后，长子居然成了那样的形象，就算是侮辱，这个词很多同样被打倒的学者教授肯定都没得到过，为什么，偏偏对梁思成用上？
按 60 年代的社会风气，大晚上离异女人主动上门，夜聊之后， 2 人关系迅速变质 ( 全部过程 2 个月都不到 ) ，最后女人成功上位，虽然女方的不堪更多一些，但在当年的群众看来，男人也不是完全无辜。
这个词当然不对，但这个词透露出的信息，未必一定错。梁思成和林洙的开始，的确不堪，最起码，不那么正常。为什么梁思成的再婚议论那么大，几个原因吧， 1 ，程应铨的因素， 2 ，这段感情开始的方式很另类，林洙主动上门的动机太功利，并且不堪。
梁的再婚，在人选上非常昏庸，挑战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行为底线，开始的方式又非常暧昧，所以当时被人广泛诟病。以至于梁思成的儿子休假回到北京，在公交车上都能听到别人的闲话，梁从诫说自己觉得非常尴尬难堪。几年后文革到来，群众对梁思成贴出大字报，显然有之前心理上对梁思成鄙夷不屑的因素在。
很多表面上看着很堂皇的事，也许私下的起因都很不上台面：
比如， 54 年建筑界对梁思成“大屋顶”的那场批判，最初几篇来势凶猛的批判文章，作者 C 某 G 某，真的跟梁思成单纯是学术之争吗？当然不是，实际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羡慕嫉妒恨－－在先前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方案中， C 某等人的方案差一点点就能成功，偏偏，梁思成与 C 观念分歧，并给上层进言，最终梁的建议被采纳。 C 某离那个辉煌的顶点咫尺天涯。
另一方面，哪怕在文革的乱世中，有些品格，有些精神的力量还是起作用的。
比如，文革后，工宣队进入各大高校，革委会掌权。虽然对教授学者，整体上这些革命群众都是持批判态度，甚至，引发了很多悲剧。但是，学者的人格魅力同样也会发生作用。曾经的梁家客厅成员，经济学教授陈岱荪，就是因为本身的高风亮节，让工宣队员对他颇为尊重，甚至，路上遇见还会致礼。
根据以上事实，再来看梁的再婚，带给了他什么？
林洙行动力一流，明确目标，主动出击， 3 周时间，利落搞定。 60 年代初的大陆社会风气，保守而正派，梁思成之前的环境，一直是上层知识精英的圈子。对于某些别有用心的行为举止，比如晚上主动上门陪聊天之类的，显然免疫力不足，于是真空漏气了。再 1 个月后， 2 人再婚。真的非常神速的进程，先不说林洙如何，做出这样选择的梁思成，在周围人的心目中，个人信用见底透支，大师形象轰然倒塌，精英色彩不再，学者操守不存，在反资产阶级，反修正主义的运动中，不打倒你，还打倒谁？
再来说第 2 个理由
没看到梁思成批判吴晗 2 篇文章的具体内容，《梁思成全集》里也没有收，林洙反复编辑出版梁的文章合集，也从来不提这 2 篇，可见，这 2 篇文章大家都不喜欢，结合当时环境，很容易想象，这 2 篇东西写了些什么。
梁思成的专业领域是建筑，吴晗是历史，文革的导火线是历史剧《海瑞罢官》，无论怎么看，梁思成都不具有批判吴晗或《海瑞罢官》的资格和能力 ( 从学术专业角度说 ) 。但是，梁还是写了，那从什么角度来批判呢 ? 只有政治了。而梁思成之前的人生，都是远离政治的。
无论 30 年代在北平，还是抗战时期出入重庆，梁都尽量避开政治，林洙回忆录里也有相关记载。哪怕从建国后一直到文革前，尽管梁担任了些职务，但大家都知道，那只是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他们离权力斗争圈，还是很远的。
那么，一直埋头专业，不善政治的梁，怎么就写了那样的文章？
我的理解：在整个过程中，林洙起了推动促进的作用。相比林徽因对梁思成在学术专业上的灵感启发，相互扶持；林洙对梁思成的帮助督促，让梁一步步滑进文革的沼泽，命运的深渊。
文革时期，有关部门组织人员写批判文章，是很常见的事。比如物理界就要求周培源，吴有训等人写批判爱因斯坦的文章，但周吴 2 人都抵制了，没写。外交部的乔冠华也接到过这样的批判任务，但在前妻龚澎的坚决要求下，也是抵制拒绝了。要求梁思成写文章容易理解，但梁的接受有点出人意料。以梁的严谨，对于他完全不熟悉不了解的项目，他最正常的姿态应该是拒绝吧 ?
有资料可以证明，在文革中，对于这类的书面作业，林洙是非常接受任务的，同时，她也要求梁思成能做好。
因为林洙的支持和推动，梁思成写了批判吴晗的文章，或者说，因为林洙的存在，让梁自觉地紧跟社会思潮，明明 60 多年不涉政治，却无意中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就在那 2 篇文章脱稿的一个多月后，梁思成收到了对自己的大字报。
66 年 6 月 9 日，梁思成说：“批判吴晗的会，拖来拖去，又不开了。……中央统战部指示，准备的文章可以作为大字报在本单位贴出，也可以送报上发表……指示要重在揭发。我的稿子随同形势的发展已改了八次，向党委请示后，来决定用什么方式发表。……清华大字报太多，但是我差不多没有条件去看，苦恼极了。”
看到这里，只觉得悲哀，记录下这些文字的梁思成，一定想不到自己也已经站在悬崖边上，岌岌可危了，就在几天后，清华出现了对梁思成的批判和大字报，梁思成多年最亲密信任的同事，助手，莫宗江，对他的批判尤其深刻，火力强大。
紧跟形势奔跑的梁思成，终于跑不动了，困惑，沉默，是他仅有的可以表现的方式。但这一切，全部都是别人的错吗 ? 不能把一切悲剧，简单笼统地归结为“文革”，文革不是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梁思成最后几年的困惑沉默，与其说是因为对学术专业的迷惘执着，不如说是因为被形势抛弃隔离的不解彷徨，梁思成肯定很想不通：为什么我那么积极要求上进，紧跟党走，最后还是成了反动分子？甚至就在十几天前，他还激情洋溢，信心满满地说：“一步步挖，总要把黑线的老根挖出来的”，“这还不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是“第一幕”或“第一场”而已，还有一些牛鬼蛇神未被揪出来呢”，结果，短短数天后，他自己也成了牛鬼蛇神。
以下摘录部分梁思成和林洙当年的通信，林洙 65 年 9 月－ 66 年 6 月中旬在京郊延庆参加四清运动。
66 年 4 月 13 日 林洙
我从吴晗的问题中更进一步体会到一个人要革命到底，做一辈子革命派不是件容易事。非得有坚定的信心和决心不可。我又有点不放心，吴晗是你的老朋友，过去他发表的这些文章你都看过没有，看出问题来没有。因此我联想到《营造法式》的“序”是不是应当更慎重全面地考虑一下？在“序”之中是否可以更虚心些把自己过去对《法式》的错误认识也提一笔，今天的认识，也可能有错误和不全面，希望读者指正。不要摆出一个权威的架子，这点只是提供“掌柜的”参考。
你关心我的主观世界，我也同样关心你的主观世界。不过这的确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因此只能等回去后和你细谈。
66 年 4 月 15 日 梁思成
你来信中为我担心的问题，总的说，请放心，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和他 ( 吴晗 ) 已经进入了“短兵相接”的阶段。 14 日 ( 昨天 ) ，我先到人大常委会听取文化部的工作报告，休息十分钟时，就溜号到民盟市委，直接向吴晗开火。大家所揭发的，已见今日《北京日报》，请看看这个伪装“左派”的投机分子的真面目。…… XX 找我就是要了解一下民盟目前斗争情况，在清华要怎么讨论。
我虽然还未完全清除晕头转向的境界，但冲锋的号角已经响起，党需要我走上火线，我就豁出去了，为此，早上的会尽快地结束，给我留下点养精蓄锐的时间。
感谢吴晗这反面教员，在批判他的“东风”下，我自己的确有所提高。目前我们虽然在不同的战场上作战，但敌人却是一个，还是并肩作战，让我们坚定地为保卫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献出每一分力量！
66 年 4 月 16 日 林洙
昨天忘了一件事，我想《法式》的‘序’要是完了，是否能抽出点时间把老爷的《拙匠随笔》等文章好好看一遍，仔细找找其中是否有什么资产阶级审美观点或封建残余。我感到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真正深入到每一个人思想深处，可得在这场革命中站稳立场，自觉革命。今天《北京日报》发表了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些东西你过去也好像并不认识。
66 年 4 月 17 日 梁思成
民盟市委批判吴晗的会，在开了昨天一次会后，将暂时休会，直至五一以后再继续。
星五 (15 日 ) 吴晗作了一次“检查”，可恶极了。这是他第一次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但在扣了这一顶帽子之后，谈了“九个问题”，全是反扑。还夹杂上自我表功和自我吹嘘，当然还有诡辩和抵赖。最可笑的是他死赖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没有任何来往，第二天就发表了“三家村”“吴南星”！
昨天 (16 日 ) 又向他揭发并质问了一下午，今天《北京日报》上有“一位清华大学的同志”揭露他胆小怕死的，那位同志是谁不用说你也知道，清华只有我一人参加立场斗争。
今天 (17 日，星日 ) 上午 X 来，下午 S 来，整天其他时间都谈有关批判吴晗及“三家村”的文章。市委已指示，要广大群众一起起来批吴晗，星期一下午总支将讨论怎样开展这一重要的兴无灭资的伟大运动。
此外，星五晚民盟中央也开了会，决定先不批判吴晗的“学术”方面，专攻他的“政治”方面。民盟市委的批判到一定阶段，再升级到盟中央批判。姚 WY 的文章发表已将半年，市委指示现在真正的批判才刚开始。先集中火力对吴晗，然后转入对“吴南星”的“三家村”，并且指示不要每人做自我批评，而要攻，以后要大热闹一番了。虽然接连四天战斗，但身体未受任何影响，还是挺好的，今天血压 170/90.
66 年 4 月 20 日 梁思成
连收两封信，第二封信收到也已第二天了，从来没有这么久不回信的，原因：太紧张了。
民盟中央成立了 3 个批判小组， 1) 从吴晗的著作，文章，报告批判； 2) 从民盟的活动批判； 3) 揪吴晗的老底。我被指定为第一组召集人。梁自己说“担子很重”。
这是一场全面的阶级斗争，一片批判声，每个人都投入，在战斗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我是越斗就越“立场不稳”，整天摇摇晃晃的，但坚决不下火线。
市委指示这次先攻吴晗，然后攻三家村，不要作自我检查 ( 那会削弱火力 ) ，在攻的过程中，自然会提高认识。老爷的随笔当然要检查的，但不是目前的事。明天上午在家写攻吴文章，下午盟中央讨论。
66 年 4 月 24 日 林洙
你的担子可真不轻，这真正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市委说得对，在斗争中自然会得到提高，同时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彻底暴露自己。祝你成功，相信你一定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66 年 4 月 26 日 梁思成
这几天，就忙一件事：写批判吴晗的文章。有两个晚上都搞到一点钟才上床，但是，晕头转向的现象并不见显著增加。今天中午，已经完全脱稿并誊抄复写了三份，正好下午大人常委会，带进城上交了。……这是过几天民盟中央即将召开的斗吴晗的一篇发言稿，再过几天肯定将在报上发表。这篇稿中所揭露的吴晗，将像一个重磅炸弹，千千万万工农兵的怒火将会冲天万丈地烧起来。等着看热闹吧！”
今晚接 W( 民盟中央的一个高级干部 ) 电话，说：“梁老你的文章真好，充满了战斗性，即将转中央统战部审阅。”
66 年 5 月 1 日 林洙
每天都等着报纸来拜读你的大作，可是还没有等到。……我这儿虽是后期工作，但斗争还是尖锐复杂，下来蹲了几个月，的确对农村中两条道路问题，阶级斗争的问题有个更深的体会。
66 年 5 月 2 日 梁思成
好多天没写信了，无非忙两件事： 1 ，外宾， 2 ，备战－－民盟内部对批判吴晗做准备工作的提法。
“备战”工作，中央统战部抓得紧，一定要准备好。火力要猛，要打得准，打得狠。所以要以高水平要求这些文章……我的那篇稿子经过几次讨论已有所提高。林洛也看了，给我提供了一条非常好的意见，加强了“火力”，准备充分后，就要上‘战场’了。”
“五一”上午我没有去游园，晚上上天安门。
今天下午又“备战”，晚上法国人请我们吃饭。 ( 法国建筑师和工程师的访问团 )
66 年 5 月 3 日 梁思成
昨天虽仍是假日，但我却忙了一整天，下午进城“备战”，接着法国人的宴会。
想不到 L 突然出现，他说你担子很重，工作得很好。我听了很高兴，希望你站稳立场，牢牢记住用阶级观点观察和分析一切事物。
“备战”十分紧张，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开的“兵工厂”，“子弹”总是那样软弱无力，总是那样文质彬彬，真不好办，我说的“软弱无力”是指缺乏阶级感情，这也不是能一下子培养起来的，我这“厂长”怕当不好，真急死人！
明天下午在家同本系留学生见面，真麻烦，因为这个见面，原定在下午的民盟的“备战”小会也改在晚上了。
66 年 5 月 20 日 林洙
( 谈自己四清工作中的问题 )
彭真为什么好久不露面了，是否有问题？
66 年 5 月 22 日 梁思成
这星期是非常平静的一周，我一次也没有进城，全部时间在家改发言稿。虽然平静，却很紧张。形势发展得太快，思想简直跟不上，所以稿子改了又改，现在总算改到一个阶段，也誊了一遍，明天准备送进城，再审查。
你们在农村四清中，对于这次文化大革命有什么行动吗？自从 Y,Z 的文章出来，更可以看出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革命，已经不是一个吴晗或一个三家村的问题，也不只是几个编辑部的问题，问题要大得多，复杂得多。在这整个大革命的战斗中，吴晗仅仅是前哨战中的一个小堡垒。整个战略部署中，下一步怎么打，当然不是由民盟中央决定了。我这篇稿子至多是一颗手榴弹，这几天来的加工，觉得把它的“爆炸力”提高了许多。现在就是枕戈待命，冲锋号一响，我这老兵 ( 年老之老也 ) 就上阵，把它丢出去。
66 年 5 月 24 日 梁思成
昨天下午又到盟中央区碰了一下头，反正我们就是做好一切准备，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你信中问道的某人 (20 日林洙问的彭真 ) ，我只能回答，不知道。
66 年 5 月 30 日 梁思成
这一个星期，事情也多也不多。……总而言之，这次文革时一次及其深刻的革命，全国人民都已经投入这一场伟大的斗争中。目前像在看一轴很长的“手卷”，由去年十一月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一段一段地卷过来，将来还会有所揭露。你就注意看报吧。
总之，在目前文化革命中，到处是一片批判声，借这次东风，在斗争实践中，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又将大大提高一步。党的队伍将进一步纯洁，团结，巩固。比 57 年反右的意义更伟大，深刻。真是一片大好形势！
66 年 6 月 2 日 梁思成
这次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真是一次无比广阔无比深刻的大革命，这是对文化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一次大揭露。今天报上又揪出了 L,S,P ，每一次揭露都是那么怵目惊心。这是一次对“一切害人虫”的大扫除。一步步挖，总要把黑线的老根挖出来的。
民盟已决定由民盟中央插手，与民盟市委一起斗吴晗，不久就要开火。
66 年 6 月 4 日 梁思成
听到广播了吧？上次你问的问题得到答案了吧？其实我答复你“不知道”时，我是已经知道了的。但中央未公布，我就只能说不知道。学校中也只有极少数人，土建系仅 L,S,Y,W, 我五人。今天《人民日报》社论，已明确指出，黑线的根究是北京市委。其实《红旗》第 7 期《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发表后，再加上彭真久不露面的现象，事实上已经摆的明明白白，已经可以得出应得的结论了。需要认识的是：这还不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是“第一幕”或“第一场”而已，还有一些牛鬼蛇神未被揪出来呢。
这几天北大清华热闹极了，大字报贴满了全校墙壁。昨天 ( 星五 ) 我去看了一次。又晒，又热，又挤，大字报又多，挂得又高，字迹也潦草，我看了约半小时就头昏目眩起来，只好到系里休息一阵子才回家。
我正在看的时候，正好第一次广播中央的决定，全校欢声雷动，掌声雷鸣。不久，有些单位敲锣打鼓送来大红纸大字报，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
话说回来，民盟批判吴晗的会还未开，等到开成的时候，真要成马后炮了。
66 年 6 月 9 日 梁思成
批判吴晗的会，拖来拖去，又不开了。……中央统战部指示，准备的文章可以作为大字报在本单位贴出，也可以送报上发表……指示要重在揭发。我的稿子随同形势的发展已改了八次，向党委请示后，来决定用什么方式发表。
清华大字报太多，但是我差不多没有条件去看，苦恼极了。
摘录部分结束
《城记》的作者王军还是很善良的，他笔下的梁思成，对写批判吴晗的文章充满了无奈，但上面引文中的记录显然不是这样。 55 年之前的梁思成，堪称大师，令人敬佩。但如果全面地了解梁思成在 60 年代的作为，实在无法得出他完全无辜的结论。当然，梁思成爱国，有着赤子之心，不是因为私利私欲，但是，昏庸总是肯定的。种因得果，林洙对梁思成的影响，绝对不是正面的照顾生活这么单纯，因为再婚带来的声名损耗，更因为后妻的“革命性”推动，梁思成在紧跟形势的奔跑中最终站错队，引来的那些大字报，难道林洙没有丝毫责任？
也许，林洙可以辩称，那些短视，那些革命化，是当年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是的，大家本来也没揪着她不放，更没要求她忏悔之类的，原本都不约而同轻轻翻过那不堪的一页了，但是，偏偏她自己不肯消停，非要一遍遍诉说文革，说梁思成的惨淡冤屈，说她自己的坚贞伟大，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啊，文革过去还不到 60 年，怎么能堂而皇之地睁眼说瞎话？
就算在时代裹挟下，无数事例表明，个体还是能做出不同选择的。而梁思成的悲剧，其中有多少林洙的因素，她自己心里最清楚。林洙现在以文革中对梁思成的照顾“居功至伟”，但是，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让我们分析一下梁思成跟林洙的结合，带给梁的，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
梁思成因为再婚，声名的损耗就不说了，直接触底，被认识不认识的人调侃闲话，以至于梁从诫坐公交车，都可以听到边上乘客对自己父亲再婚一事毫无顾忌的评论，儿子觉得非常苦恼难堪，心想，这毕竟是我父亲啊，真的希望别人不要再那么说了。
好吧，情感的私人话题不说，那么在正事领域，梁思成再婚后做了什么？从上面摘录的书信可以看到：一对“积极要求上进”的夫妻，在 60 年代中期的背景下，相互督促，共同“进步”，只是，庸常如他们，不要说高瞻远瞩，连起码的评判标准都丧失了。在势利短视的林二夫人的推波助澜下，梁思成一头扎进乱世的政治漩涡，完全不是无奈地写批判文章，而是非常积极主动地参与了。
可悲的是，梁思成和林洙的“积极”最后证明只是虚无，时间给出了结局，如今我们都看到了。
梁思成在对吴晗积极批判的时候，肯定料不到不久之后，他自己也会被贴上的“反对学术权威”的标签，如此的黑色幽默，令人再次想到 MartinNiemoller 那段话：
They came first for the Communist,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Commun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Jew.
T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trade unionist.
Thee they came for the Catholic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 a Protestant.
Then they came for me,
and by that time no one wa left to speak up.
回到梁思成与林洙的婚姻，如果说以前还只是猜测，那通过这些信，完全可以证实了，为什么梁思成在文革会如此作为。
天才诸葛亮，一千多年前就说过了：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在龚澎的坚决下，乔冠华抵制了上面的要求，没有写批判材料。
梁家客厅聚会中的那些老朋友，个个在文革中全身而过，其中的周培源，吴有训，张奚若，有记录显示他们都接到了类似任务，但都坚决抵制了。
所以，周培源的身后评价，其中有一段：为人正直无私，刚直不阿，作风正派，从不阿谀奉承，投机取巧。这段评价，梁思成得不到。
就在北京民盟组织的那个批判吴晗的小组里，金岳霖也名列其中。金岳霖和梁家数十年走得很近，但 62 年梁思成再婚后，因为对人选的不认可，之前的老朋友从此与梁思成断了来往。到了 65 年，同为民盟批判吴晗的小组成员，梁思成因为批判吴晗的文章后来引起自身的被批判，而金岳霖，却没有走这个路径。这个事实可以证明前面说的：哪怕在时代裹挟下，有事例表明，个体还是能做出不同选择的。
反之，乔冠华再婚找了章含之，依附于四人帮，没多久随着文革结束就被隔离审查。
梁思成再婚找了林洙，之前的精英圈老朋友绝迹，在林洙的监督帮助下，紧跟形势，最终让自己也被批判。
以上，林洙到底是梁思成晚年生活的光，还是命定逃不开的劫？ 是困惑灵魂的守护者，还是把梁思成引向悲剧深渊的的催化剂？
章含之对于乔冠华后期的负面影响力，评论界都已认可；北大校长蒋梦麟的二婚妻子陶曾谷，对蒋梦麟的负面影响力，评论界也已认可；为什么，同样给梁思成带来负面影响的林洙，反而成了善良坚贞的正面形象？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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