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门监者：我的1976
我的 1976
－－作者：夷门监者
我系统的完整的人生记忆始于 1976 年。
我是 1969 年末来到这世界的。 1976 年以前的事其实还是记得一些，比如在乡下当知青的爸爸把我带回老家，要走进家门时，街对面的王幺姑嬢就喊着我的名字大声问道：乡坝头又没得饭吃喽不？弄得我很是不好意思。在老家第一次看到了电灯，发现门边有拉线，不自觉的一拉，哎约，灯亮了！不晓得咋个关上，一声不吭的偷偷走了。小我两三岁的表弟过来看到：咦？大白天哪个把灯打开呢？随手一拉，灯应声而灭。旁边的我看来眼中，喜在心里：原来关灯开灯是一样的。诸如此类童年趣事还是记得若干，可是因为缺乏坐标系，都显得模糊而且碎片化。
下面讲述的这些儿时琐忆因为有大政治人物去世和唐山大地震等宏大叙事作为背景、作为坐标系，所以印象比较深刻，也清楚的说得出发生的具体时间了。
首先是那年冬的某天，我和妹妹在家对面的小学校门口瞎逛，父母在哪里不晓得，回想起来应该是出工－－指生产队员下田劳作－－去了。小学里面传出的声音有些特别，循声望去，师生们忙忙碌碌似在集会。平常我们几乎没有进过这个学校，好像也没有搞过什么集会，所以觉得稀奇。我们自然而然的往里面走想去看看稀奇，刚到大门口，学校老师－－和我父母一起下乡的知青，我们喊她张嬢嬢的－－很是忙乱的挡住我们：周总理逝世了，我们悼念总理。你，她指着我妹妹说，怎么还穿花衣裳？回去换了来！我们自然不懂为何穿着花衣裳（其实妹妹穿的那件衣服只有一点不显眼的碎花）就不能看热闹。很是丧气。
现在当然知道了，这是 1976 年 1 月中旬的事，可能是为周举行国葬的那一天，那么，就是 1976 年的 1 月 15 日。
这年夏天，我的父母都被生产队派到本县山中修建黄漕沟电站，他们安顿下来后把我也接到山里寄居在舅舅工作的铁厂。在那里，我第一次吃到了鲜笋，不过印象似乎不好，有点臭烘烘的？渐渐地皮子踩热烘了，四处乱转，看到几个人在一间比较大的房子里面扎白纸花，其中一个面色凝重低声对我说：朱总司令逝世了。记忆中铁厂没有为总司令举行过追悼会，这印象和后来揭发的四人帮故意降低朱总司令身后事规格一致？
不晓得是因为唐山大地震，还是四川本就是地震可能发生的地区，山里面也采取了防震措施：在厂区中央不大的空坝里搭了防震棚。对于小娃娃而言，当然新鲜有趣仿佛过家家。晚上，我睡在地震棚中的一个椅子上面，盖满了被盖衣服，舒服得很。尿床的我半夜被母亲唤起来小便，我昏头昏脑走到伙食团旁边，对着十多米深的山沟撒尿，撒完不晓得咋走进了灯火通明的伙食团，这天全厂打牙祭－－吃回锅肉。师傅们忙完了，坐下来犒劳自己，现在想来也就是晚上九点过钟左右。看我走进去，师傅们慷慨地夹肉给我吃，我在迷迷糊糊中既欢喜又尴尬：因为我妈怕我尿床让我光着屁股睡觉。在众人面前一丝不挂，总有点不自然。
这边厢，母亲见我半天不回来，担心我跌下山崖，到处寻找。最后在伙食团找到我。说老实话，这时我都还是昏昏沉沉。怪不得要乱尿哦。
这一年，我六岁多了，到了该读小学的年纪。离铁厂不远有个山沟，有天晚饭后跟着爸爸散步走到里面一个据说是学校的地方，爸爸说：你二天就在这里读书。我没有同意与不同意的权利，只是觉得这里太差劲了。现在看来这应该是爸爸信口之词，因为不久我被送回老家准备读书了。老家也在防震，小镇街背后田野里搭满了防震棚，几乎家家都备了炒面作为干粮，当然，各家因经济条件不同炒面也不同－－条件好的和有白糖，加上开水拌点猪油发出又香又甜气味。我和大伯伯一起住在他们单位－－街道办的餐馆－－搭建的防震棚里面。天一擦黑，我抱着铺盖独自先去棚里睡觉，经过生产队的晒坝时，高音喇叭中传来对农村广播栏目开始时旋律。几十年过去，那场景仿佛还在眼前。
地震是有的，不过是在唐山；川西坝子也会遭遇，不过是在 30 多年后。我家隔壁太婆儿子在唐山，大地震消息传来，太婆在门口坐着哀嚎：我的儿啊我的儿。那时通讯不发达，其实她的儿子并未罹难。
一晃到了 9 月，我背着新书包进了学堂。
学校就在我家那条街，离家还不到一百米。我大姑的小女儿和我同年，我喊她四姐，我们一起报名排队。整队时，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这些口令我是第一次听到，因为我没有读过幼儿园，不会跟着口令做动作。我只是发现口令时其他同学目光似乎有点奇怪，就跟着学，后来才知道整队时目光、足、头部都要配合口令。整队完了，四姐和她幼儿园的同学在操场中玩耍，我除了认得她，再不认得其他人，央她陪我回去，她玩的欢，不乐意。我一个人回家了。午饭后来到学校走进教室，觉得第一排安逸，于是选了第一排正中位置坐下。不一会有人来了，喊我让开，说那是他的位置。我想：坐不到第一排，第二排也可以，于是退后一排。哪晓得屁股还没坐热，又有人来说那是他的位置，要我让开，就这样，我从第一排挨着挨着的被撵到最后一排。原来上午我回家那会老师就编排好了坐位。我的同桌是一个流着鼻涕胖胖的刘姓男生，父母就在本镇上班，对我这个乡下来的瘦小娃娃很是不客气，我只有让着他。后来我小姑在街上遇到我老师，告诉老师王某某是她的侄儿，关照一下，老师这才给我调了一个条件好点的座位。
刚读几天一册班书，爸爸回老家办完事马上转身回乡下，年少的我和其他小朋友一样，缠着不要爸爸走或者希望和他一起走，哭嚎着追撵着抱住他的腿不放，爸爸气急败坏怒斥我。两爷子在狭巷中闹得不可开交。这时，巷子中另一户人的门打开了，一个十五六岁的男生探出头来呵斥：闹啥子闹？ M 主席都死了！闻言我大惊，骇的不知所措，爸爸乘机走了。后来综合信息，我晓得了，这是 1976 年 9 月 9 日下午四点过一点，广播电台刚刚播送了中 G 中央、中央 J 委、 GW 院致全国人民书。这一刻，戴了十八年右派帽子的流沙河正在老家金堂城厢镇 “ 拼命钉箱。当天下午四点，社内大喇叭播送讣告。我暂停手中的钉锤，侧耳倾听。听毕，只有一个想法－－他从此失去改正错误的可能性了，永远地。 ” 也是这一刻， 23 岁的陈丹青，以知青身份被西藏自治区美术摄影办公室文革期间全省唯一的美术机构借去画画，接到通知下午不外出，在拉萨幸福东路 12 号二楼和另外两人刻意扯些别的话题，闪避目光，不敢对视，抑制嘴角的痉挛，只怕猝不及防， * 出来。三十二年后，陈丹青斗胆写出当年的真实，就是：我们口口最高领袖逝世的这一天，口很久了。多年以后，我和爸爸谈起那个下午的那一刻： “ 你当时咋想的呢？ ” 爸爸笑了笑说： “ 我一听，心想－－你口口口了！ ”
眨眼之间，小镇遍地撒满白纸屑，满树挂满白纸条－－都是镇上印刷厂边角余料－－真有点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味道。我所在的那条街也在街道企业皮蛋组的作坊布置了一个灵堂： M 像、白烛、大白纸花、柏树枝等物一应俱全， M 像旁边还有人轮流肃立默哀，似为老 M 站岗。某日放学，看见与我同住一条街有点来往的某大哥肃立在旁，我不知轻重的对他说：背时，该你了。他大急：我要告你！说我给 M 主席站岗是背时！我吓坏了，一溜烟跑远，惴惴不安很久，等着 ZF 来抓捕我。不晓得是那个大哥懒得告发还是上级太忙，最终没人来找我麻烦。
过了几天，大伯娘带我和小老表去镇政府哀悼 M 主席，现在想来应该是为 M 开追悼会的前一日。大家列队肃立低头致哀，有人嚎啕，有人抽泣。顽皮的小老表好奇地在人群中东跑西跑仰头看别人的面部表情，我不敢像他那样，也和其他人一样肃立低头致哀，不懂事的我缺乏对伟大领袖的感情，哭不出来更掉不出眼泪，只得不断地装出抽泣的声音，掩饰自己的不悲痛。侧目看看大伯娘，抽泣声很大却没有眼泪，似乎有鼻涕在滴下来，我印象中她平时也有鼻涕不自觉的滴落。 1949 年以后，大伯娘的娘家和婆家都遭遇了不一般的变故、经历了不一般的艰难，这些都是这个死者带来的，当时大伯娘心中该是百感交集吧。
老 M 的葬礼完后不久就是国庆节，学校为了应景按惯例在这时候要发展一批红小兵。对我们一年级的新生而言，这是第一批红小兵，选择标准应该是很严的：听话而且成绩不错。这两点我显然一样也不占－－一个 6 岁多的男孩子，正是贪玩淘气的时候，不可能是老师眼中的乖孩子。之前没有上过幼儿园、没有启过蒙，成绩一塌糊涂。自然不可能成为第一批红小兵，这本没有什么。可笑的是我不知出于何种心理，回家和大伯闲聊时，随口撒了一个谎：我要当红小兵了。不料大伯闻言大欢喜，搓着双手不知所措喃喃道：哎呀！我们丁丁当红小兵了！哎，我不是要出红领巾的钱了？大伯终究不太相信我，得空去后院问四姐，四姐一听，非常鄙夷的说：他？咋可能当红小兵嘛？！这大概是我人生中撒的第一个大谎。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大伯听到我当红小兵的消息为何那样激动：我家 49 年以后在政治上就处于一种极其危险的境地，成分虽是工商业者，但时不时有人指控我们是漏划地主，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上，我爷爷更是在鼎革之际的混乱中被镇压的。我作为大伯身边第一个读小学的侄辈（大伯无嗣）能够当红小兵，这于我家而言无疑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大伯当然高兴了。只可惜是我无心的一个玩笑，让他老人家空欢喜了一场。
我的 1976 就这样过去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不是一个平常的年份，这是新旧时代的交汇点。 1976 年 9 月 9 日，七十年代提前结束了。
转自《苍山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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