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建伟：我的家族往事——升降
我的家族往事——升降
作者：奚建伟
我知道一点爷爷，他在我 7 岁的时候故去，我却不清楚曾祖父，平时父亲很少提及，偶尔说起，也只说他以前在镇上开过当店，奚家在焦溪算是大户人家之一，祖上出过一名进士叫奚寅，到我爷爷这代开始衰落，原因是奶奶死得早，父亲 9 岁时夭亡的，没女人管和照料的男人加上身上有少爷的习性，自然难免吃喝抽嫖赌，五毒俱全，而这在“旧社会”民风不很淳朴的当地是男人的本事，大家似乎都能接受，但如果早点有强大力量反对、逼迫，也许不至于糟糕到逐渐败光家产，到父亲少年时只能开“老虎灶”勉强维持了。
父亲后来当兵去了，他说是去混口饭吃，因为家中姐妹多，日子相当艰难。他当兵缘自姐姐，也就是我姑妈。姑妈家中最大，读过私塾，民国抗日期间就在焦溪新学堂做老师，大概 1941 年时，有支忠义救国军的部队来焦溪驻扎、休整，姑妈组织学生去参加慰问，认识一名年轻军官，他姓赵，是山东济宁望族，省立师范毕业，抗战期间父母被日本飞机炸死，于是立誓报仇，参加抗日救国。两个有缘人很快走到一起，部队转移前结婚了，然后我姑妈随军，觉得大弟弟也就是我父亲大了，该出去寻生活，征求过爷爷的意见之后，父亲跟着姐姐姐夫当兵了，去了皖南的泾县一带驻扎，士兵都没当，仗着姐夫的牌头直接当了准尉军需官。
对于那段历史，父亲以前很少提及，当是心病。我读初中时，无意发现平时很少开启的抽屉里藏着一卷手稿，标题是“检查书”，钢笔写的，有很多页数，内容讲的全是父亲自己如何去当中救军，以及后来抗战胜利，部队改编为交警大队，他们分别驻防了哪些城市，他后来去了台湾，怎么回来的，等等等等。从这段文字，我总算了解了一点父亲“从军”的经历，对我纠正过去受洗脑教育产生的偏见，起到决定性作用。文革期间，他经常被揪斗，挂的牌子是“特务”，有时在街上斗，我上学放学经过那里，都不敢上前去看，感到这是一种耻辱，对自己摊上这样一个父亲一直心怀怨怼。偷看到他以前的“检查书”之后，就觉得父亲真不容易，这不是他的错，不是他自己要的，是命运捉弄。
父亲后来驻扎在上海，那段时间他跟姐姐他们分开了，姐姐一家去了重庆。上海解放前夕，他随部队撤离，借着交警部队看管轮船码头优势顺利登上军舰，但那时都不晓得开到台湾，到了基隆港才知道他们这是已经到台湾了。那时他才二十几岁，还没结婚，很快去找到招商局的表兄打听姐姐他们下落，没他们他好像心境不着落。得悉还没有过来，就呆不住了，要折回去同他们会合。表兄劝他安心留下来，可以在招商局帮他谋个差，况且如果折回去，风险很大，万一被宪兵查出，可能会枪毙。但他坚持要走。躲在基隆开广州的货船舱内，到了广州，再赶往重庆，在中美合作所同姐姐一家久别重逢，住了一个来月，成都解放了，准备撤退去台湾，姐姐他们说不去，因为国民党很腐败，我们留下来回去哪怕种田也比这要强，然后他们趁着乱哄哄跑去成都投诚，军官委给开了路条，各自回到自己的故乡，姑妈自然跟姑父去了济宁。
回到焦溪之后，几个发小一起商量去投靠苏南公学，那已经是 1950 年了，父亲也被录取，在会计班学习了一年不到点时间，被分配到镇江人民银行当出纳员，行政 24 级。到了 54 年开始肃反，银行领导找他谈话，说你有政历问题不适合在机关工作了，不容置辩，一家伙把他下放回老家。父亲回到焦溪，成为无业游民，靠打零工、修补自行车为生，这个时候，经街坊撮合，跟我母亲走到了一起。
母亲家姓吴，江阴南闸大户，外公以前开粮行，年轻时嫁给焦溪徐姓大人家，解放那年，丈夫得了伤寒而亡，母亲二十几岁守寡，还带着两个孩子，一个 6 岁，一个 3 岁，依靠街上一爿小杂货店维持生计，平常娘家也经常送米拿菜，给予支持。母亲本来决意不再再嫁，无奈有个小叔子脑子有问题，时常纠缠不休，闹得鸡犬不宁，孩子都没个安全感了。有次小叔子又来纠缠，丫头聪明，立马登脚赶去西街找我父亲求救，他去教训了那家伙，母亲认为他有义，所以不管他现在一无所有，决定跟他，然后分别生下我和弟弟。
后来我才晓得，母亲跟父亲结婚，遇到阻力相当之大，精神压力更是不可想象。首先，父亲家穷，有兄弟 3 个，一个大叔在上海工作，结婚后婶婶留在焦溪祖宅，带几个孩子，只有一间半屋子，没有他一席容身之地。其次父亲没有工作，收入不稳定，可能成为一个家庭负担。再有，毕竟过去当过国军，又曾去过台湾，身份问题十分敏感，经历过改造后的寻常百姓在心理上还不具备这种强大的承受能力。她父母姐弟都反对，而原来的婆家更是阻挠不休，但她本人坚持不改初衷，理由很简单：一个寡妇带两个孩子如果不嫁人就没依靠，没依靠就会有欺负，况且人家还是未婚过的青年，他不嫌弃咱，就算不错的了。
父亲等于入赘，当然我们兄弟都姓奚，婚姻性质没变，只是他住进了母亲家而已。母亲开店有个狭小的店面房，还有就是从徐家继承来的一个侧厢房。土改后，徐家大宅院被拆分了，三四进院子里，住进了不少户外来人家，我们进自己家前后都要穿过别人家客厅。公私合营之后，母亲的小店并入焦溪乡合作社，她成为社员，就是集体所有制职员。父亲因为会计出身，打得一手好算盘，分别做过茧行、肥管所和猪行会计，但都是临时工，熟人看见他，都喊“奚会计”，一直喊到文革过后。
我读书的时候，正是家道最不幸之际，三年困难时期中我出生，听母亲说，居民户有定量供应，但不够吃，好在家中还有点存货，她曾几次拿了许多银元到黑市上去换点米的。我吃的奶粉，则都是她妹妹从北京寄来。解放初，齐齐哈尔一大纺织企业来此地招工，阿姨想去，家中都不同意，只有我母亲一直支持，偷偷走的时候，也是母亲暗中配合准备细软的，所以姐妹关系非常亲密，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后来阿姨找了姨夫在北京工作，调到北京去了，知道那时老家十分困难，姐姐又有 4 个孩子，阿姨就经常寄点副食品回来，还时有贴补。
1970 年，我 10 岁，全家下放到焦溪锁石农村，那里很穷，是焦溪的西北利亚。商业合作社要设立一个下伸店，母亲要带孩子，单位就同意父亲代替，这样，父亲就一直在下伸店工作，因为下放了，不拿工资，以工分取代，一年忙到头，也就 365 个工，一工相当于 5 毛钱，年终分配些大米菜油之类，而如果没有自留地摸摸，根本不够一家吃喝。
本来既然下放了，全家都要离开街镇，迁徙下去，生产队为了给安家，拟把原来的仓库腾出，母亲被领去一看，当时就吧嗒吧嗒掉眼泪，说这个地方是猪圈，咋可以住人。我记得仓库门前有两个野茅坑，很大很深，里面有不少青蛙，还有蛇在游，不加盖的。后来听父亲说，那里淹死了个酒鬼，那夜醉醺醺的掉下去了。母亲坚持留在街镇是对的。我们依旧在镇上读书，只在农忙时节去乡下帮忙劳动，我主要是去自留地帮父亲割麦子、收黄豆和芝麻，然后是撒猪灰种山芋。母亲在家除了料理我们吃喝拉撒洗，买了台脚踏头绳车，依靠帮人家加工头绳补贴家用，还做过蒲包，粘过纸袋，扎过鞋底，经常手上磨出血泡，变成老茧。
在我印象之中，父母感情不怎么好，以前时常吵架，甚至父亲还实施过家暴。两人脾气都不好，都爱较真。记得那一年，父亲从下伸店回来，不是先进自己家门，而是去了弟弟家，有人告诉母亲，他拿去了一袋山芋。回来之后两人便大吵大闹起来。母亲的意思是，送东西去那边可以，但必须先进自己的家，并跟自己通个气儿。而父亲则不是这样看，他认为这是母亲故意找茬，因为从来她们妯娌之间互不来往，一直存在着严重芥蒂。我从没见过母亲去找婶婶说话，她也从不迈进我们家一步，是个事实，但我始终不清楚宿怨是如何结成的。
大概 70 年代后期，我山东姑妈回来过一趟，这也是她人生的最后一趟回乡之旅。她戴着副眼镜，胸口别着金属的毛祖头像，乡音没改。总是教导我们，要紧跟共产党，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做一个对社会主义有用的接班人啥的……活像马列主义老太太的格式。这个时候，听父亲说姑妈是济宁政协委员了，大表哥在济宁钢厂，大表姐在济南某医院，小表姐她们也各自有自己的家庭生活还好。而关于姑父，他们谁都不谈。我还是很迟才知道，姑父从重庆回来以后，隐姓埋名，在山东一乡村做了个教师，肃反第一波运动就被抓了，不明不白死在监狱。在父亲的检查书中我看到，他后来还读了重庆高级军官学校，军衔是上校，姑妈少校，好多年是在中美合作所工作的。他们利用自己职务关系，救过几批要枪毙的地下党。他们为人正派，手上没有一丝血案，所以感觉堂堂正正做新社会的人应该不会有问题。后来，说是有被救出的共党要员当上山东大官，通过了解得知他们回山东了，但等找到他们家时姑父早不在人世了，然后给出证明，姑妈得以平反，吃上一点官粮。姑妈大概是被整怕了，所以才对少年的我也喋喋不休大讲那些大道理。现在想来，觉得很不可思议。
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有时候真的很微妙，因为历史真能改变许多想法和亲情关系。虽说父亲跟姑姑最亲近，从小跟着他们出去当兵，一直受到照顾和庇佑，但是当他经历过被辞退公职、到处打临工、批斗、下放、上来以后仍然没有落实基本生计等，以他有限的文化和智慧，所看到的因果关系总是浅显，认为造成这一切之害就是姑妈引错了路。所以到了晚年，姐弟之间由于远隔千里，来往几乎是没有，偶尔有封信来去，也都是不痛不痒的寒暄问候，很少表达真情实感，内心真实的想法。甚至，我姑妈 80 年代初故去时，我父亲都没赶去济宁参加丧葬，尽管他有严重支气管炎可以作为借口，可是在侄儿辈们心目中会有哪些想法，可以想象得见。我不敢肯定是否得报，他那年去世时侄儿辈们一个也没从山东来，应该是个应。
他还怨恨以前的银行，因为在 80 年代中后，到处落实政策的时候他也去跑过几趟，早已经物是人非，谁也管不了这个了，所以无果而返。总之，在他晚年，总在怨恨自己走错了路，不然的话可以享受离休待遇的了。后来我学习了关于命理学方面的知识，告诉他这就是命，别再抱怨了，而你相比那些半路死掉的，还算幸运的。
怨恨还不止是他有，远不止这些，我的同母异父的姐姐哥哥也怨恨他来着。当年他们都知青下放，姐姐依靠努力当上了民办教师，但据说要转正的当口，总是因为继父的历史污点被残酷刷下。她好容易熬到知青回城，被安排在一家县属印染企业当工人，要不是找了个退伍军人丈夫，便不会离开企业调去省城，因此认为婚姻改变了一点命运，但要是没有像这样的继父，肯定还要有更好的人生机会。哥哥青年时迫于生计早早学了泥瓦匠，也是因为继父问题难得一次进电厂的机会泡汤，后来找个农村女孩成家，生两个孩子，早期生活非常拮据， 90 年代幸亏妻子能干做起服装小生意，才逐渐脱贫，还在城里买了几处房子。
在怨恨目标这一点上，他们姐弟完全高度一致，所以后来偶尔回老家来看母亲，基本把继父当是空气。而父亲也很怨恨，他一直愤愤然说，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跟你母亲结婚时，他们才几岁，要不是自己出力帮助，难道自己能安好成长。简直是不孝不义的么！母亲健在的时候，心里很清楚这种家庭格局大家不可能一条心，他们也不可能对继父好，所以只是尽量压着各自的情绪，企图维持脆弱的家和。但母亲死了之后，那积怨就如火山爆发，谁都不顾面子了，记得刚办完丧事，姐弟俩就开始在桌上七嘴八舌“讨伐”父亲。大致是这些词：如果没有你，我们家会过得很好，娘也不会没有什么积蓄；当年你是怎么勾引我娘的，听说你一直给她写求爱信；你对这个家毫无贡献不说，还带来了太大的灾难，你简直就是灾星……气得父亲当时是恐怕死的心都有。
所以母亲不在以后，他们对继父始终只当空气，从不给买一个苹果，更不要说给点零花钱了。父亲前年故去，算是回来送终，但表情显得异常轻松愉快……
他们兄弟仨，最小的弟弟也老早出去了，在江阴剧团画布景，到 40 来岁才结婚生子，晚年定居无锡，因早年患过吸血虫病做过大手术，身体一直不算很好，早在 2 千年初就故去了。焦溪鹤山公墓，兄弟仨生不能一直住在一起，死则让墓葬毗陵，二叔去年也忽然走了，兄弟仨总算在鹤山公墓灵魂团聚。而家族本来是有家族墓地的，它坐落在江阴芦岐村的北山凹里，小时候我跟随父亲曾多次去清明祭扫，他告诉我哪个是奶奶的，哪个是爷爷的，哪个是大爷爷的……若干年后，据说当地为了开山造田，将许多过去传下来的家族墓地给铲了，哪儿变成了一块斜坡地，种上了经济林木。而不是我们这一支的奚家弄里，至今仍然保存着一个焦溪最大的私家宅院，奚寅进士厅也当然被列为文保单位重点保护了起来，城里文人有慕名而至的，看了以后感叹过去曾经的家族辉煌，其中认识的朋友还跟我说，你们奚家真的了不起啊！这对我来说，好比说你祖上很有钱一样，实在毫无现实意义，一丝一毫也没有的。
随着大户人家的灭失，再过 N 多年，家族这个名词还会有吗？恐怕只有在历史书上回味了。于是我想到一个词：文化断层。但又有什么东西，不是随着年代跨度深远而被沉降的呢 ?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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