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知青口述:人性之殇

1989-06-04 作者: 女知青口述 原文 #这样走过 的其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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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知青口述:人性之殇

--作者:沉钟整理

从记事起,直到中年,我都没见过自己的生身父亲。可他却如影随形如鬼附体般死死地困扰了我大半生!尤其是在下乡插队那些年,最怕人问起的一句话就是“你父亲怎样?”我无法回答,一回答就仿佛坐实了我是“贼的女儿”似的。

生父成了我的原罪,成了我背负的沉重的十字架。

小时候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母亲每每把我带到几户亲戚家一放,借口上厕所什么的就从后门溜走了,待我醒过神来,心就像剜了似的,总要嚎哭一场。后来才明白,当时母亲刚当上小学教员,急着回去参加“思想改造”,不得不把我托咐给亲戚照管。

可那时的父亲呢?他在哪?他干吗去了?他为什么不照顾我?

后来,才从母亲隐隐约约的言词中得知:父亲跑到台湾去了。

父亲是 1951 年走的。正在镇压反革命的风头上,他的家族里有两个长辈被枪毙了,他原来在国民党县政府管过粮库,此时在杭州一家单位当会计,大概有所感觉,便赶快溜了。走之前,曾把我母亲叫到杭州,要她跟他一道走。母亲说:这怎么行啊,一点准备都没有,女儿也没带来。他走后,风声越来越紧,母亲为了保住小学教员这个饭碗,就登报启事与他离婚了。

父亲先去了香港,一度曾陆续寄了些衣物食品过来,有一次母亲还让我到杭州亲戚家去领取。那年,内地遭遇大饥荒,他的弟弟即我的叔叔到学校里找我,要我提供两张照片,说是你父亲要接你去香港,办手续用的。我一听都吓得要死,生怕让老师同学听见了。母亲当然坚决不同意,尽管此时她已再婚,生了两个弟弟,但对我这个独生女儿仍有所偏爱。

在我小小年龄段,父亲是空白,母亲保留了一些老照片,唯独没有他的。能够确定自己血缘纽带的,就是小时候曾经去老家看过奶奶,当时奶奶已八十多岁,她会眯着眼看着我默默地笑,悄悄拿出一个“腰子饼”给我吃,晚上陪她睡觉,会摸摸我的小脚,但那手指有如枯枝般粗糙,总是让我感到一种陌生、疏远,甚至有一丝恐惧。

那户人家本是山里的“好人家”--即后来所说的地主。到父亲一代时,似乎已有往山外城市开化的趋向,包括父亲,有好几个子弟都到省城杭州读过中学。如果没有那场突然降临的人事突变,我会是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千金小姐。命运所赐,造化弄人,作为剥削阶级的后代,长在红旗下,我无可逃避,只能自认倒霉。所以,后来就再没有去过那个所谓的“老家”。奶奶死的时候,母亲也没带我去奔丧,因为她不再是黄家的媳妇。

最初让我铭心刻骨地感受到父亲凸兀而可怕的阴影的,就是几次失学。不让上初中,考入芜湖卫校,又遭驱逐;读农校,农校解散;脱了两年后才插班初中一年级--这一路过来,我走到哪,他跟到哪,再怎样逃避也无法摆脱,令我感到阵阵窒息,常有恶梦来袭!

下放农村期间,发生了继父自杀事件,但那个冲击对我还是间接的。从旁人投来的或同情或鄙夷的眼光中,我能分辨得出,无非因继父之死而罪加一等,但即使没有继父的事,有一个逃到台湾的生父,这辈子的罪孽注定无法洗刷,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所以,那些年,我特别不爱说话,怕在人前说话,尤其是怕惹是非,遇事能躲则躲,有理也不敢与人争。久而久之,以为自己生来嘴笨,偶而与队里个别妇女发生口角,气头上话不成声,事后则懊恨不已,怎么该说、可说的话当时一句都想不起来啊 ? 归根到底是没底气,“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经历了大半辈子,回首往事,平心而论,虽然我插队的“星火”大队向来是运动试点,干部社员难免受潮流影响,但在日常交往中,人性未泯,无端加害于人的毕竟是极少数。农民通常不敢仗义执言,为他人打抱不平,其实不过是弱者心理,怕惹祸上身罢了。后来有一天,当我见识了自己生父的卑劣,我才领悟到,原来人性的弱点,乃是一种普遍的存在,与阶级等差并无太大的关系。一些人的丑陋行为,并非其阶级属性使然,只是其性格污秽、灵魂肮脏的表现。

我终于起念寻找生父,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其时,丈夫已步入仕途,儿子正读中学,我还当了商店副经理 ( 那可不算干部哦,和职工同样干活,只是多了份责任 ) ,虽然经济尚不宽裕,家境、心情各方面大有改善。于是想,人到中年,没见过生父长怎样,毕竟有点遗憾。就与母亲商量,母亲起初颇有点不悦,说:这辈子吃尽他的苦,还去找他干吗?我说:你们这代人的恩恩怨怨,是时代造成的。我不是非得认他不可,只想在他有生之年见个面,看看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你不是说我某些性格像他吗?如果你不同意,也就算了。她犹豫再三,几天后,给了我一个香港舅舅的地址,说他们之间有联系,可以问舅舅。

提起我这位亲舅舅,令我不敢恭维,实在不可思议。据说当年他是随父亲一同出去的,从老家骑一辆自行车赶到杭州,把自行车往路边一撂就走了,与家人都不道一声别。去了以后便石沉大海,音讯全无,对家中的老婆和一对儿女一概不管。后来与母亲通过几封信,得知他成了一个富商的金龟婿,对那边瞒过了老家有妻有小的情节,与这边就狠心断绝了一切联系。他老婆顶着地主婆的帽子,拖着一双儿女,没法活,改嫁到山里,后夫是个无赖,经常打她骂她,拿她女儿出气 ( 对儿子稍好,因他自己没生儿子,指望为他养老 ) 。我那表妹的处境远不如我,从小到大不知父母之爱为何物。

86 年,恰好有一位前辈朱先生去香港探亲,就托他帮助打听,数月后,他回来,居然带来了父亲的亲笔信,信中倾诉了他多年来对女儿的思念之情,一片衷肠,令我看了泪眼模糊,心潮滚滚!朱先生古道热肠,为我寻父颇费心力:原来他按母亲给的地址并未找到舅舅,却凑巧遇到了老乡庞先生,而庞先生与我父亲恰好是朋友,于是先由庞先生打过电话去问:你在大陆是否有个女儿?不料对方一口否认,当时就让庞先生犯了嘀咕,转告朱先生,朱先生不信:世上岂有冒名女儿的不成?他又不是什么富豪。两人正在猜疑,晚间对方忽然主动回了电话,承认他确实有个女儿在大陆,白天说话不方便 ( 他老婆在旁,说明他也一直瞒着曾经有过妻女 ) ,他请朱先生稍候,替他带封信回去。

就这样,我与数十年未曾谋面的父亲接上了头,此后鸿雁传书,互诉衷肠,他的每一封信都让我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父爱。他一再表示要弥补对女儿的亏欠,我则反复嘱他不必寄钱过来,好好照顾自己,我需要的不是钱,能回归平常人的父女之情足矣。他先后给我寄来 1 万多元港币,并把他退休时所在部门赠予的一支金项链和两块金牌托庞先生的儿子带给我,以示他对女儿的挚爱。正是他传递的这份深情,让我产生了恢复父姓 ( ) 的想法,和母亲一说,自然又触到她的痛处,她说你就是想他的钱,我把他写来的信给她看,她一时无语,过后才说“随你吧。”

似乎一切都回到了正常轨道。孰料到了 91 年初,突然收到他一封信,信中完全变了一种语气,简直凶神恶煞一般,泼口大骂母亲,什么难听的话都有,又说我不是他生的,他没有我这个女儿……我顿时懵了,气郁在胸,不明白心目中的慈父怎么突然变了一个人,努力抑制着情绪给他回信,请他说明事情原委,哪怕是法律处死人,也要让他死个明白,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啊,你和母亲背后有什么纠结,你跟母亲说去,干吗拿我出气?之后他接连又写来几封信,仍然一味骂骂咧咧,却始终不肯说出事实和理由。我不再回信,想等他冷静下来再说。

当年夏天,儿子正准备高考,他突然带着老婆和嘉兴的妹夫、外甥,包乘了一辆夏利面包车,赶到我和丈夫的工作所在地临海来了。那天,统战部和台办转达丈夫,约定双方晚上见个面。我想,也许见了面把话说开,有些误解会消除的。便与丈夫应约而往。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这位似曾相识又若有若无的父亲。他瘦小,清癯,面相看去还文气, 70 岁的人了,身体蛮好。他比婆比他年轻得多,大概比我大不了 10 岁。统战部长亲自为我们主持见面会,让我先说。我看他一眼,噙着泪,强作笑容,缓缓诉说起前半生的经历,我想,即便他真不是我的生父,知道我因他而受的苦,应该也有点恻隐之心吧。说着说着,喉头哽咽住了,停顿一会,欲待启齿,却听他劈头一句:“你这些话不用跟我说,要说,跟毛泽东去说!”

我的心被猛烈地撞击了一下,我的“父亲”竟是这样一个冷血动物?不假思索,立刻反唇相讥:“你说我不是你生的,可你走的时候,我都三四岁了,难道在那之前你不知道?之后你为什么还要来认我?你说是听别人所讲,这种夫妻间的私密,难道别人躲在你床底下?……”我想不到自己会在“父亲”面前说出这种大不敬的话来,才发觉自己的嘴巴这些年来变得厉害起来了,当然与环境、地位的变化有关,过去我是棵草,任人践踏,现在我是个人,我不犯人,但也容不得别人再来犯我!……然而,想不到这一次加害于我的不是别人,更不是当年星火大队的农民,却是我曾经朝思暮想的“父亲”,我感到的岂止是愤恨,还有一阵阵彻骨的悲凉!

他大概也没料到我的反应会如此强烈,盯着我,一时对不上话来。

丈夫似有意缓颊,“黄先生……”刚开口,却被他打断:“这里没你说话的资格!”

“我怎么没资格,我是她丈夫!”

“某某,我知道你今非昔比,步步高升,是地头蛇……”

我心如刀绞:我怎么会摊上这样一个无赖父亲 ?

“黄先生,你放尊重些!”丈夫自然也不是好惹的:“你要讲理,我们继续讲,不想讲理,请便!”

“某某,你别说了!”统战部长压着丈夫,居中转寰:“黄先生,你再仔细看看,亚雯是不是你女儿?我看你们很像哩!”

“像有什么用?能证明什么?”他老婆看上去模样还算端正,说出话来却没有一丝母性的温情。事后猜测,或许她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据说他们结婚后并无生育,领养了一个女儿,她是怕我去争家产吧?

部长转头问他那两位内地生长背景的妹夫、外甥,请他们谈谈看法,那老头吱吱唔唔,王顾而言它,别指望他会说一句公道话,他那外甥一看就是个小市侩,不知此行跟随而来抱有何种目的。

局面僵持,双方已经无话可说,我重复了在信中的意见:“做亲子鉴定吧。做了,不是他生的,桥归桥、路归路;是他生的,从此父女之情也一刀两断,天涯陌路,两不相干!”

当晚回到家里,我坐着久久发愣,继而恸哭一场。

丈夫凌晨给母亲打了电话,再次询问:“妈,你只说一句,亚雯到底是否他所亲生?”母亲没好气地说:“你们说不是就不是!”

丈夫心也凉了,随即去电统战部长:“请转告他们,这些年来他寄来的钱物,一分不少,如数奉还,让他们走!”

部长有意拖了三天,才把那些钱物和他给我的信件交到他手上,请他仔细清点,他那外甥看着项链、金牌眼都发亮了,惊呼“好沉啊!”显然这些东西都是瞒着老婆给我的,他有些慌张,看也不看就收下了,一边说:“我并不是要她归还这些的啊……”

“黄先生,我告诉你,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重钱不重人的,亚雯夫妇视金钱如粪土!请你切记,做人,有比金钱更可宝贵的东西!”部长替我们夫妇伸张了正义。

随后,我让丈夫起草了一份“断绝父女关系”启事,分别寄发给其本人以及为我寻父提供帮助的几位老先生,枉费了他们一片好意和苦心,实在对不住了。

最令我不屑的是“老家”那几位亲戚,起初闻说此事,都为我忿忿不平,待他回乡,每人塞了点钱、给了枚金戒指,信里的口气就变得吞吞吐吐了。可笑的是,这些人也不讨好,自那次见面后,他回到台湾就再也没有来过老家,和唯一的弟弟都断了联系。人家背后又骂他,说他吝啬,怕穷亲戚向他要钱。而据我分析,他应该不是这个理由。统战部长后来告诉我们,那晚闹翻后,他又曾找部长请求,希望再安排见面谈一次,无奈我们这边已经把门关死。

割舍了这段“孽缘”,从此天各一方,再不去想他。

时光一晃过去了 20 余年。某日,母亲忽然提起:他已经死了。有山里亲戚到台湾旅游,去看他,才知他已于去年病故。活到 93 岁,也够长寿了。

母亲也 93 岁了,生活尚能完全自理。看到了他死于自己之前,她觉得出了口恶气。“我一直记着他那句话,说我‘晚景凄凉’;我就说他‘断子绝孙’!”

原来,就在我为他不断来信搔扰而惶惶不安之际,他们两个之间正爆发了一场唇枪舌剑式的骂战,处在夹缝中的我竟被蒙在鼓里全然不知!他们为何而骂?为何而战?现在想来,母亲一方肯定是担心失去女儿;但他呢,难道他的本意也是为了争夺女儿?

“妈,现在他已死了,你真心对我说说,我到底是不是他生的?”那天,我想和母亲再谈谈。

“你们一定要逼我说不是,我还有什么好说的?……你们怎么就不替我想想,他让我受了一辈子苦,还要来侮辱我,做什么亲子鉴定……”

母亲余气未消。母女俩一天未说话。第二天,我平心静气重拾话头:“你不想说就别说了。人都死了,我想弄清自己真正的出身,也是为了反省自己,我的性格、身上的缺点究竟从何而来,有没有遗传基因的作用?以后自己可以注意,对后人也有个交代。”

她也平静下来,说:“你这样讲也有道理。其实,我跟他结婚才一年半就有了你,那时候思想保守,根本不可能有外遇。我和他夫妻感情虽然谈不上有多好,但他当时对我还是不错的,凡事都顺着我,讲起来,他这人其实也不坏……”

“那为什么到老了还要吵个不休?”

“他就是怨我登报启事离婚,但那时候我不跟他离还能怎样?”

哦,我终于弄清了自己的真实出身!比之母亲在人生落幕之际的说明,还有什么更真实更有力的证据?母亲性格刚强,洁身自好, 47 岁独身到老,再没有动过改嫁的念头。文革中那样批她斗她,唯一的罪名就是错嫁了两个丈夫。果真要有绯闻,小镇巴掌大的地方,早就翻箱倒柜抖个底朝天了。

而我此时对那位父亲已经没有爱也没有恨。“父亲”于我只是一个陌生的符号。不知他临终前是否还想到过我这个女儿?他心里绝对清楚,为了侮辱我母亲,却坐失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他为此可曾有过忏悔?母亲咒他“断子绝孙”,肯定也包含了这层讥嘲的意思--看,亲生女儿给了你,都留不住,你还配做父亲!

相较于生父带给我的心理创痕,这辈子所受的其它伤害,实在不值一提。在星火大队那些年,阶级斗争的魔棒搅得底层大众人人自危,群殴不息,但细想起来,也只是表象,各种政治运动影响所及,除了一些口号、标语、流行词外,真正触发心理、行为变态的,无非是些“流氓无产者”之流,即俗语所称的“破脚骨”、“拖鞋片”。有些则纯属底层百姓之间的利益挤压、碰撞,“穷人欺穷人,叫化子欺难民”,自古而然,不足为怪。目不识丁的农民,受政治运动裹挟,做出些愚鲁之事,情有可原。

客观的阶级存在本是多元互融的,因为脱离不了人性的基础,通常人性比阶级性更具普遍的约束力。当然了,统治者人为设定阶级的界限和畛域,并加以固化,必然也会加剧社会冲突,压抑和扭屈正常的人性,甚至把潜藏在人心深处的恶之本能激发出来,导致整体道德水准的沦落。这是灾难,但毕竟是特殊年代的荒诞现象。

今天,丈夫与我完全从局外人的角度,探讨父亲、舅舅这类人的人格,丈夫一番话,令我有同感:

可以想见的是,在那个风雨苍黄天地翻覆的时代,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色人等为政治大潮所裹挟,如萍踪浮影,倏忽东西,很难自我把控。一些人背井离乡,家破人亡,承受了过于沉重的社会悲剧,其情可悯,却与其本人的道德品行无涉,更不表明他因此就占据了道德优势。龙应台在《大江大海 1949 》书末写道:“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如此说来,那些大时代的弃儿也真是不幸。或许,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出于迫不得已,身不由己。即如一些政治大人物,处于当时的情境,也无从选择,遑论底层的芸芸众生。然而,具体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性格决定命运”,由人性、个性的差异所致的后果仍大相径庭。“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作为个体,人不可以完全用外部环境的理由来涂抹自己的丑行,填补内心的空虚,更不该以此来掩饰自身对亲人或他人造成的伤害。--君不见,一些人在漠视他人痛苦及自身谬误的同时,何尝不是同样在制造着自身的悲剧 ?

是为人性之殇!

但愿我和我的后人,不要重蹈我那位父亲的悲剧。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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